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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犧牲與變化(1941~1950年) 第十六章 疑慮重重的時代

第二部分 犧牲與變化(1941~1950年)

第十六章 疑慮重重的時代

希斯:我沒有……
就是在布萊爾國賓館里,「公平施政」誕生了。在杜魯門總統任職的前三年中,他把自己當作羅斯福政治遺願的執行者。但此時,美國已有1/3的人民脫離了貧困。正如卡貝爾·菲利普斯所言,瞬息萬變的經濟呼籲新自由主義的誕生。甚至在這次奇迹般的選舉勝利之前,杜魯門的一群得力助手就已經在好幾個星期一的晚上開會討論計劃。他們開會的地點是聯邦社會保險局局長奧斯卡·尤因位於華德曼公園的公寓。尤因主張制訂一個全國醫療計劃,不久后他就因此成為使美國醫學會頭痛的人物。(除尤因外,參加者還有克利福德、查爾斯·墨菲、吉拉德·戴維森、戴維·莫爾斯和利昂·凱塞林。)他們最初想出的一系列計劃的雛形,都由總統在「蕪菁節會議」期間向國會提出的建議中提及。現在加以完善後,內容包括民權、住房、失業補助、農業補助和通貨膨脹控制方面的新措施:對低收入者削減32億美元的所得稅、聯邦政府向學校提供資助,以及廢除《塔夫脫-哈特萊法》。這些項目,再加上尤因的醫療計劃,後來成為肯尼迪新邊疆政策和約翰遜偉大社會政策的核心。
在華盛頓的雞尾酒派對和宴會上,談話的主題與美國其他城市並無多大區別,只有一樣不同,就是議論政治問題時滿口專業術語。住在波林賓館或栗山賓館的客人逐漸領略到報銷賬單的好處。更多人意識到道·瓊斯工業指數已突破225的大關,而今年通用汽車公司要繳納444377889美元的稅款。在華盛頓的麥科姆街或卡洛拉馬廣場上,男人們能對國會各個委員會中議案的審議情況了解得更細緻,而女人們則更可能狂熱地議論年輕的特爾福德·泰勒在紐倫堡法庭幹得極其出色的那些工作。但直到20世紀40年代即將結束的時候,受過教育的華盛頓人才開始追捧其他城市富裕階層所熱衷的事物。例如羅素·林內斯在1949年2月的《哈潑斯》雜誌上別出心裁地把美國人按照文化修養分為高、中、低三等,這本來是茶餘飯後隨便說著玩的,後來社會學家卻較真地對其進行了研究。一位挪威人類學家坐著木筏在海上漂流了101天,成功橫渡太平洋,使那些喝著馬提尼酒的男人們驚嘆不已,也激起了他們的冒險精神。在薩頓酒店或達拉斯高地公園裡可以看到穿著同樣裙子的女士,裙子長度都在小腿肚附近,她們可能在那裡對黃金單身漢評頭論足,千萬富翁身兼國會議員的約翰·肯尼迪名列前茅。(傑奎琳·布維爾暫時出國了,她一年前離開瓦薩學院去了巴黎索邦大學學習。)
金賽分析說,在對婚姻問題產生初步看法之前,他必須閱讀大量有關人類配偶之間生理互動的資料。他去了印第安納大學圖書館,在那裡,他大為震驚——無論在印第安納大學還是其他地方,都找不到任何相關資料。令人驚訝的是,男女對彼此的了解還遠不及他們對癭蜂的了解。人類甚至對自己同一性別的性行為都一無所知,更別提判斷自己的行為是否正常。對於一個追求真理的人來說,這種情況是無法容忍的。他決心扭轉這一情況,就是這種決心支持著他熬過了耗盡精力的長期研究,在他內心熊熊燃燒直至生命盡頭。大概就是描述這段時間,金賽夫人說:「他開始研究性行為以後,我就幾乎沒有再在晚上見到他。」
事情還沒完。8月底,當社論作者們還在消化白皮書的內容,最後一批勇氣可嘉的國民黨人坐著舢板從大陸港口出發去台灣時,一架B-29轟炸機從亞洲執行飛行任務歸來,所拍攝的照片讓人惶恐不安。B-29轟炸機的任務本來是搜集氣壓路線,它所拍攝的照片應該只能引起低級技術人員的興趣。可是,照片沖洗出來以後,卻顯示出清晰的放射性物質的跡象。解釋只可能有一種,蘇聯某地發生過原子彈爆炸。這個發現掀起了軒然大|波。美國人一直對自己說,即使蘇聯能製造出核武器,至少也要到20世紀50年代後期了。杜魯門總統得知這一消息后,一再搖頭表示不願意相信,他問道:「你們肯定嗎?你們肯定嗎?」得到證實后,他沉重地說:「這意味著我們沒有時間了。」
波特:是在發誓后採證的嗎?
自此之後,關於交換配偶的文學作品層出不窮,美國人對其已審美疲勞。聖路易斯市的馬斯特斯和約翰遜性學實驗室也激不起他們的興趣——在那裡,護士和醫生們的妻子以科學的名義自願和素不相識的陌生人性|交。人們發現,要想恢復到金賽的報告發布以前的那種性無知狀態已經不可能了。在那之前,剛進入青春期的十三四歲的少年會和年長些的年輕人低聲談論性,但也不過是互相傳播愚昧而天真的信息。成年人只會和其配偶談論這個問題,但也不過是以訛傳訛。金賽訪問了數千對聲稱婚後沒有性生活的夫妻,在對那些婦女進行婦科檢查后,證明她們所說屬實。金賽團隊的一個調查人員發現,有1000個已婚婦女還是處|女,而她們卻對自己婚後為什麼一直沒有子女困惑不解。(她們的丈夫也同樣無知。)對於情況和他們一樣的其他數百萬人來說,有關生命的真相就像尚未有人踏足的巴西內陸一樣,神秘莫測而難以捉摸。
當時,杜魯門政府也為反共運動提供了最大支持:動用1940年頒布的《史密斯法》,審判了美國共產黨的11位領導人。但這些恐怖的真實情況甚至不足以讓媒體做出反應,因為在當時看來,這些都再普通不過,就像1932年的普遍性失業。除此之外,9835號行政命令還鼓勵美國人窺探自己的同事、朋友、鄰居甚至是親屬的私事。而忠誠調查也是一種極端惡劣的政治打壓手段。1947年5月22日,聯邦調查局開始著手對200萬名聯邦僱員進行「逐個核查」,從郵遞員到內閣成員一個也不放過,以追蹤「不忠誠分子與破壞分子」。另外,聯邦調查局還負起調查每年申請進入政府部門工作的50萬人的責任。任何具有「不良信息」記錄的人都會被全面調查,包括他的過去(有時甚至回溯至童年時期),聯邦探員會詢問認識或者被以為認識當事人的所有相關人員,問詢內容包括當事人的生活習慣、社交生活以及政治信仰等。所搜集到的數據交由地區忠誠牢查委員會審議,要麼撤銷控訴,要麼舉行聽證會,做出裁定。而國家忠誠審查委員會仍可做出完全相反的決定,它的裁決才是最終定論。
但他很聰明……他這樣對我說:
美國反應遲鈍。自從1931年9月以來,中國一直在打仗。戰勝日本后,美國的報紙經常登載中國的局勢,說共產黨步步緊逼,而國民黨蔣介石則節節敗退。但是中國幅員遼闊,美國對中國的地理狀況比較陌生,當地的軍隊又因為尚未機械化而行動緩慢,所以美國人對這樣遙遠的戰爭並不感興趣。當然,他們都認識蔣介石,報紙也不時登載毛澤東的照片——相貌端正,眉頭緊鎖,總是不停地抽煙。但對於普通讀者來說,那邊的戰事錯綜複雜又遠在天邊。他們認為,如果有重要情況出現,政府便會通知他們。
選舉結束以後,杜魯門在基韋斯特休養了一星期,接著就埋頭準備國情咨文。後來,這篇咨文確實改變了歷史。然而,在那些於1948年最後幾星期里湧現出的創新之舉中,被認為和杜魯門的名字聯繫最為緊密的一個,並不是在1月5日的國情咨文中提出的,而是出現在兩個星期後的總統就職演說上。據克拉克·克利福德後來回憶:「12月末,我們在起草總統就職演說稿時確實很為難,不知道該怎麼組織語言。我們的總統在選舉中獲得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壓倒性的巨大勝利。所以他和我們都認為,在1月20日他宣誓就職時,應該向全國提出一些宏偉、新奇、具有挑戰性的內容。」既然給國會的國情咨文里詳細論述了國內問題,那麼就職演說就應著眼於國外問題。難點在於杜魯門對外政策的重大方面已經在希臘、土耳其、柏林和歐洲復興計劃上有所體現。那時克利福德想起了「幾星期或幾個月以前,國務院遞交給我一份備忘錄。當時在拉丁美洲已經開始試行一個小型的技術援助計劃,而這份備忘錄提出了一個我記得前景並不被看好的問題:能不能在遠東地區開展這個計劃,就像歐洲復興計劃一樣」。於是,克利福德向總統提出這個計劃,總統考慮片刻以後說:「看來可行。我們就採用它吧。具體的執行細節我們以後再商量。」杜魯門已決定向來參加就職典禮的群眾闡明,在和別國打交道時,美國將始終堅持建立聯合國、開展馬歇爾計劃和成立新的北大西洋聯盟。除這三點外,他現在又加上了一點,即對落後國家提供技術援助。在演說詞的最終稿中,這一點是這樣說的:
拉塞爾:請坐下,希斯先生!
1948年年初,另一名眾議院議員要求查看國家標準局局長愛德華·康登博士的檔案。杜魯門知道康登成為政治誹謗運動的受害者后,便宣稱自己受夠了共和黨的審前盤問。3月13日,他命令所有政府官員將人事檔案收歸密存,拒絕國會的一切請求或傳訊。抽取的檔案中,抽取段落完全脫離語境,歪曲上下文的意思,讓政府無從辯白——這使總統的處境非常尷尬,而他的指令又解決不了任何問題。既然沒有官方的材料加以否定,反共分子便更加肆無忌憚,做事也越來越不顧忌後果。比如,加利福尼亞州共和黨眾議員尼克鬆斷然指責民主黨,稱民主黨應該為「美國境內共產黨日益猖狂的陰謀」負責。民主黨領袖極力否認,但其內部的一些後座議員已經與反對派一唱一和。2月21日,馬薩諸塞州眾議員約翰·肯尼迪稱,在雅爾塔會議上,「病怏怏的」杜魯門聽從馬歇爾將軍和其他參謀長的建議,將千島群島和其他戰略要地「拱手讓給」蘇聯;美國政府還曾迫使蔣介石與毛澤東聯合,而杜魯門對蔣介石夫人的態度即使不算「輕蔑」,也「很冷淡」;美國國務院聽信了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歐文·拉蒂摩爾這種政治顧問的意見,白白浪費了美國的軍用物資。肯尼迪因此得出結論:「這就是關於中國的悲傷故事。」
現在政府別無選擇。杜魯門總統在媒體見面會上說,關於間諜的討論與競選毫不相干,只是為了轉移目標。但是他的司法部門仍在動手搶奪還在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手裡的文件。在紐約,政府重新召集大陪審團,給他們展示了一些放大的微縮膠片。希斯、錢伯斯和希斯夫人都被傳喚了。12月15日,希斯被控告兩次做偽證。他的初審始於1949年5月31日,於7月8日結束,陪審團因意見不一而陷入僵局:8人認為希斯有罪,另外4人與之意見相左。這樣的結果讓法官很是不快。在希斯案子的整個過程中,他都很熱心:推翻控方、支持被告以及拒絕那些能讓陪審團解開迷惑的證人出庭。那些希望判決希斯有罪的人對他都感到很失望。
委員會委員:另一個人說,他第一次注意你是在1936年前後,那時你是哥倫比亞特區一個共產黨「秘密組織」的成員。
在什麼樣的情況下,一個善良又盡職的郵遞員會面臨解僱呢?犯有叛國罪、參与間諜活動、鼓動暴力推翻政府(《哈奇法案》已明令禁止)、揭露官員隱私,或被司法部長定義為屬於破壞分子組織的人都會收到解僱信。至於他是否參与了以上任意一項,並不需要確鑿的證據,只要「有充分理由相信」就行。只有當用人單位認為「不會影響安全」,在解僱信中才會「明確、完整」地寫明原因。否則,被告可能連何時、何地犯了罪都不知。如果當事人仍有傳統的權利與原告當面對質,本來也可能知道真相,但如今這樣的權利也沒有了。因為根據聯邦調查局的政策,公布檢舉人的身份可能會阻礙將來的調查,危害國家安全。司法部長宣布的聯邦調查局名單上的機構是進行調查后得出的結論,不容置疑。被判有罪的這些機構不許辯駁,而隸屬於其中任何一個機構的公務員,或者認識這些機構工作人員的人,都會被解僱。也就是說就算與人交往,也會受株連獲罪。
阿爾傑·希斯:律師,1904年11月11日生於馬里蘭州巴爾的摩市,查爾斯·阿爾傑·希斯和瑪麗·希斯(原姓休斯)之子。1926年獲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文學學士;1929年獲哈佛大學法學學士。1929年12月11日和普麗西拉·范斯勒·霍布森結婚;孩子有蒂莫西·霍布森(繼子)和安東尼;馬薩諸塞州、紐約市和美國最高法院律師。1929~1930年任最高法院法官秘書兼律師,1933~1935年任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農業調整署總法律顧問助理,後任副總法律顧問;1934~1935年任參議院軍需工業調查特別委員會法律助理;1935~1936年任美國司法部特別檢察官……自1947年2月1日至今任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主席;1944年任敦巴頓橡樹園會議執行秘書;1945年2月陪同羅斯福總統參加雅爾塔會議;1945年于舊金山任聯合國國際組織會議秘書長;1946年1~2月任聯合國大會美國代表團首席顧問。美國Beta Kappa兄弟會成員、alpha delta兄弟會成員、學會會員、大都會成員。家住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第7區,西北P街3210號。辦公室在紐約州紐約市第18區第五大道522號。
1949年4月4日,在迪安·艾奇遜的欣然主持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各成員國在美國國務院新建成的禮堂里簽字結盟。當天,一位名叫朱德的共產黨將軍,把毛澤東麾下久經沙場的百萬大軍集結于長江北岸,對岸是少數幾個南方省份仍忠於蔣介石的國民黨,而長江是他們之間最後的天然屏障。4月24日,朱德手下身經百戰的士兵們強渡長江,只遇到象徵性的抵抗——蔣介石已把他最信任的30萬部隊撤走,在上海周圍組成了最後防線。5月的第一周,朱德還在向上海發起猛攻,蔣介石已經渡過海峽逃到台灣地區,帶走了儘可能多的國民黨人。至此,可以說中國政權已經不屬於他了。剩下的一切只是形式:6月26日,國民黨炮艇開始封鎖中國大陸的諸多港口;9月21日,毛澤東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同一天,聯邦德國也宣布成為主權國家);12月8日,蔣介石宣告在中國台灣組成新政府。富蘭克林·羅斯福指望蔣介石建立一個沒有共產主義的東方大國的想法隨之化為泡影。
1月7日,威斯康星州那位後座參議員和一個天主教牧師、一位政治學教授和一個華盛頓律師在華盛頓康涅狄格大道的殖民地飯店(位於白宮和杜邦廣場之間)就餐。他告訴他們,他急需建議。過去的一年裡,約瑟夫·R·麥卡錫遇到的都是壞事。他把兩黨有名望的參議員都得罪了,在自己的州里也遇到了問題。1949年,威斯康星州律師事務管理局差點因為其違背職業規範,而取消他的律師資格。因為他在司法機關供職的同時,還參選參議員,但局裡只是給了麥卡錫一個警告。如他自己所解釋的:「那是違法的——喬(約瑟夫的昵稱)很任性(每個人都會犯錯),但我們相信他不會再犯。」
希斯:你知道是誰挑起的。
在數千名受訪者中,2094名單身女性報告了總計46萬次性|交行為,其中476名曾懷孕,而令金賽吃驚的是,80%的未婚媽媽都說她們並不後悔。
有時候,個別事情可以說明整個時代。多蘿西·貝利的上訴案就足以證明。貝利小姐畢業於布爾茅爾學院和明尼蘇達大學,1948年春天她41歲。她在美國就業服務中心工作長達14年,一直是模範員工。她唯一一次公共活動是加入美國公務員聯合會,而這個組織並未被納入司法部長的指控名單。貝利小姐是當地美國食品加工工人聯合會的主席,因此遭人妒忌,但她並不清楚自己究竟得罪了什麼人。她被押往哥倫比亞地區忠誠審查委員會,但控方找不出合理證據,也沒有證人。貝利小姐矢口否認有罪,並請出幾位品德信譽較好的見證人,但還是被解僱了。
對薩莉來說,在那些日子里可謂窮途末路。她在密爾沃基市跳脫衣舞時,被女警長傑拉爾丁·桑普森拘留的次數數都數不清了。桑普森警長做證,被告在嘉年華的穿插表演中連內褲都沒穿,「簡直是赤身裸體」。薩莉憤怒地抗議,她身無分文,買不起褲子。由於沒有一個保護公民權利的律師為她辯護,她被判有罪而進了牢房。警察剝奪了她的一切,包括女性隱瞞年齡的權利。她表示抗議:「抱歉,我不會說的。」但警察們還是千方百計地從她嘴裏套出來了,於是美國的報紙爆料:她已經46歲。只怪她生不逢時。在西海岸,有個比她年輕的愛好出賣色相的女人,在1946年自己的把名字從諾瑪·瓊·貝克改為瑪麗蓮·夢露。1948年9月,她出演了自己首個電影角色后,被哥倫比亞電影公司解僱。(製片公司對她的評價包括「不會演戲」、「聲音像尖叫」、「完全沒有自信」和「甚至不能遮醜」。)但擁有自由身的諾瑪·瓊·貝克改名為瑪麗蓮·夢露后,依靠拍攝裸體照片也能勉強維持生計。她最具挑逗性的一幅照片還以鮮艷色彩被印在了安全套前端(當然沒登在《紐約時報》上)。但對薩莉來說,這條路走不通了,在這個用錢就能買到性的世界中,她已年老色衰。可是,金賽卻看不出薩莉和瑪麗蓮有什麼區別,這是他的典型態度。對他來說,她們不過又是兩個輸入布魯明頓那台計算機中的數字而已。
麥克道爾:那麼,你確定他是喬治·克羅斯利?
直到20世紀30年代後期,阿爾弗雷德·C·金賽的職業生涯還和他成千上萬的同僚近乎一模一樣——哈佛大學畢業、讀研究生、擔任教師多年、榮升終身教授、研究那些癭蜂等。在印第安納大學布魯明頓校區里,他的形象已為人們熟知:身材高大、結實粗壯、一頭淺黃色的頭髮和一副專心致志的神情。他的學生們都對他的耐心和自製深感欽佩。他有教授們該有的所有愛好:園藝、遠足、陶器、古典音樂等。他從未傳出任何醜聞,甚至沒有和任何麻煩沾過邊,人們想背後議論他都找不到理由。總之,他就是那種小心謹慎的教務長想找人開設婚姻問題課程時尤其偏愛的人選。毫無疑問,印第安納大學教務長從來沒有想過他會惹出問題,並引起軒然大|波,還使這所大學成為色情作品收藏家的聖地。
他成立了一個委員會調查這件事,終於查出了原因。在競選的最後一周,工程師有一個駭人的發現:1814年被英國燒毀的房梁還沒來得及換掉,就要斷了。繪滿壁畫的天花板每平方英尺重達70磅,已經下垂了6英寸。總統一家打算去獨立城,他們前腳剛出家門,那些建築工人就急急忙忙地帶著工具和腳手架從另一個門進了白宮。白宮的翻修預計花費540萬美元。也許重建一棟大樓反倒更便宜,但人們絕不可能把白宮拆掉。修好后,白宮的下一任主人會擁有空調、防火裝置和多頻道有線電視。維修期間,杜魯門總統一家暫住在白宮對面,位於賓夕法尼亞大道的布萊爾國賓館1648號。
貝利小姐:首先,我以前不知道、現在也不知道有這樣一個「秘密組織」。我根本沒聽過這個詞。我可以發誓,我從未加入什麼共產黨。
拉塞爾:我希望不受打擾。
電影這種娛樂方式依然最具話題性。在它最後那段光輝的歲月里,銀幕上展現了一些出類拔萃的影片:約瑟夫·L·曼凱維奇的《彗星美人》(演員有貝蒂·戴維斯、喬治·桑德斯和安妮·巴克斯特)、喬治·庫克的《絳帳海堂春》(演員有朱迪·霍利德和布羅德里克·克勞福德)、卡羅爾·里德的《黑獄亡魂》(演員有奧森·韋爾斯、約瑟夫·科頓和特雷弗·霍華德)、《晴空血戰史》(格里高利·派克主演)、《日落大道》(葛洛麗亞·斯旺森主演)、《岳父大人》(斯賓塞·屈塞和伊麗莎白·泰勒主演)、米高梅電影公司投資320萬美元的音樂片《飛燕金槍》(貝蒂·赫頓主演)以及羅伯托·羅西里尼的《火山邊緣之戀》(由於他和該片的女主角英格麗·褒曼有個私生子,而且兩人毫無悔意,於是該片遭到天主教團體的抵制)。九_九_藏_書
再難找到比他更具吸引力的「羅斯福式」的人物了。用起訴他的人的話說,他是個「典範」。他清瘦、皮膚黝黑、穿著講究,是一個很有修養的理想主義者——既是人民公僕,又是喬特律師事務所的一員,以民主黨改良派的身份列入華盛頓《社交名人錄》。他就讀於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時,曾是辯手、賽跑名將和班上「最擅長交際的人」。他的聲譽毫無瑕疵,伊利諾伊州州長艾德萊·史蒂文森可以證明這一點,兩名美國最高法官和美國前首席檢察官,約翰·戴維斯(曾是美國總統候選人)和約翰·福斯特·杜勒斯也可以證明。希斯的出場令人印象深刻,他帶著哈佛口音,笑容滿面,如同羅斯福最有魅力的時候。他步伐優雅,彷彿是在他經常出現的巴爾的摩跳交誼舞或是在吉布森觀看網球比賽。審判時,他看起來更像是尊貴的聽眾而不是被告。說這樣一個人是共產黨,就如同叫他「騙子」一樣讓人難以置信。
1950年1月那個人聲鼎沸的星期六,陪審團完成了判決,尼克鬆議員收到了無數賀電,有一封來自赫伯特·胡佛:「阿爾傑·希斯能夠定罪,都歸功於你的耐心和毅力。政府存在的這股叛國風,最終以大家都深信不疑的方式被揭露了出來。」胡佛很少激動,但是揚揚得意之情在這幾行字中表露無遺。很容易想象出來他那個周末的心情。一開始,他就對新政派有所防備,現在,整個國家的人終於看到他是多麼正確了。
眼神有點羞怯和悲哀。
他的頸前鬆鬆地系著一根橙紅色的絲質圍巾。他那一頭茂密的金黃色捲髮,看上去好像在美容院打理了4個小時。他閃亮登場,鼻孔朝天地對著那些幹活的僕人們。他慢條斯理地把頭上的喬治式髮夾(閃閃發亮的鍍金小髮夾)拿下來,把它們擲給人群。接著他就甩甩頭髮,像一條高貴的西班牙獵犬。
委員會委員:證人是位值得尊敬的人物,他為哥倫比亞特區的共產黨活動調查提供了很多信息。
現在,美國政府要為前一年競選總統的行為付出代價。那時候,共和黨提名的正人君子被另外一名「強棒」擊敗。11月2日,共和黨人研究著城裡小報上的消息,都是杜魯門所經過的小鎮上的,直到這時,他們才真正了解杜魯門這個人是多麼的陰險狡詐。現在他們要儘可能地譴責當局,而這個亞洲危機以及美國失去核壟斷的地位都是應該譴責的核心問題。有人從參議院共和黨那邊聽說,是美國「失掉了」中國——蔣介石的失敗應歸咎於華盛頓,因為有叛徒與共產黨密謀,幫助毛澤東上台。這純粹是個「紅色陰謀」,當羅斯福前往雅爾塔時,密謀就開始了。
貝利小姐的上訴被駁回了。被告指出委員會流程是對憲法保障的公然蔑視,而理查森卻以「政府服務是一種特殊情況,不涉及權利」這樣毫無意義的陳詞濫調推卸責任。然後,他看看日程表,開始鑽研另一批未處理的控訴,與同事商議。這就是反共分子主持下的司法。
錢伯斯於1938年洗手不幹之前,整理出3卷微縮膠片和84份文件(其中43份文件是在普麗西拉的打字機上打出來的,還有41份備忘錄是希斯手寫的)。錢伯斯把這些東西都裝在一個大牛皮紙信封里,交給了妻侄內森·萊文——布魯克林的一位律師,讓他把信封藏在安全的地方。在10年以後的1948年11月14日,錢伯斯找到萊文,要回信封。信封一直被放在雜物櫃頂上,布滿灰塵,萊文站在浴缸上才能夠得著。錢伯斯在廚房拍了拍灰塵,帶著列印件和書寫的備忘錄,來到巴爾的摩的審前聽證會。這些文件的出現讓希斯驚慌失措,但他仍故作鎮定,立刻讓律師將文件呈給司法部門。這一招很漂亮。如果杜魯門政府宣布這是機密文件,錢伯斯就會被禁止提及此事。此外,錢伯斯還面臨著另一個危機:其所出示的文件揭露出他是密件接收者。尼克鬆的工作人員黔驢技窮了,擔心會是錢伯斯入獄。但並不只有希斯聰明,錢伯斯沒有把所有東西都帶去,他把微縮膠片藏在自己馬里蘭州農場的一個挖空的南瓜里。12月2日晚,當眾議院調查員問他還有其他什麼證據時,他領著他們去了農場。眾議院的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要求對南瓜里的文件實行24小時監控,兩天後報紙上刊登了這則新聞。
男子摔跤節目之後就是女子摔跤。如果還有比男摔跤運動員更糟糕的人物的話,那就是她們了。她們個個肥得像體形龐大的母狗,兩個乳|房像裝滿一半的麻袋,陰|毛從大腿根部垂下,身上總有剃毛時刮破的傷口。她們的惡趣味之一是跨坐在裁判員身上,直到他尖叫討饒為止,觀眾很喜歡這種場面。等到電視台的製片主任也感到噁心之後,這些女人就被打發走了,從哪兒來的就回哪兒去。而棒球賽和拳擊賽之間的節目則變成了利奧·塞爾澤的輪滑比賽。這種比賽簡直難以形容。參加比賽的女孩子身材苗條,個性粗魯,穿著曲棍球隊的制服、防撞頭盔和四輪溜冰鞋。她們圍成圈子,不停旋轉,你撞我,我抓你,罵罵咧咧,負傷挂彩,大聲叫喊。哦,還有,她們把裁判按在地上,用她們的鋼質溜冰鞋狠狠踢他。觀眾認為這樣很有趣,一家人都圍在電視機前百看不厭。其中一個名叫格里·默里的輪滑運動員有很多粉絲,幾乎可以媲美「華麗喬治」。可是體育記者們太挑剔了,對兩個人都不喜歡。1949年,喬治正處在事業巔峰,年收入高達7萬美元,「紅髮佬」史密斯卻在《紐約先驅論壇報》上猛烈抨擊他,說他「臉孔不如格勞喬·馬克斯漂亮,演技不如索尼·塔夫茨高超,摔跤技術不如康尼·麥克嫻熟,而普林斯頓的三角俱樂部則有比他強得多的女演員」。看完格里和她那群女伴扭作一團之後,約翰·拉德納寫道:「輪滑是一種體育運動。中古時代末期的波希米亞民眾喜歡把人拋出窗外,對他們來說,那也是一種體育運動。」
50%的已婚男性有過通姦行為。
這些叛徒罪惡滔天,英美反間諜網又漏洞百出,讓他們得以逃脫。當時的輿論完全可以要求唐寧街10號和賓夕法尼亞大道1600號易主,但這樣的惡性|事件當時並未發生。對選民而言,整個事情可能不過是上帝的旨意。保密工作雖然差得令人哀嘆,但兩個國家都沒有繼續在實驗室尋找替罪羊。一般人缺乏足夠的科學素養,無法正確看待所發生的事情。因此,氣體擴散過程不太可能引發選舉爭端。而且在這些罪犯中,除了共產黨,無法證明他們與其他政黨有什麼關係。而共和黨想要的就是在這伙將美國的秘密泄露給蘇聯的人里,找出一群新政支持者,或至少其中之一是新政派。
當問到為什麼還保持著處|女之身時,22%的人坦承「是因為缺少機會」。
95%男性的性活躍期開始於15歲之前,在十六七歲時達到高峰。
這方面的情況也和其他方面一樣顯示出杜魯門時代和尼克鬆時代似乎相距不止一代人的時間。1972年,未婚女性必須在有人陪同的情況下才能出席社交場合的慣例,或者男子在接近年輕女性時輕觸帽檐以示禮貌的行為,都被認為不合時宜,就像1948年在社區電影院的銀幕上看見迷你超短裙和髒話一樣。奇怪的是,諾曼·梅勒出版《裸者與死者》那年,他要表達士兵的髒話時,只能自己製造新動詞。1949年,約瑟夫·甘農是決定《紐約時報》廣告欄內容的負責人,他一共修改、刪節和退回了1456份廣告稿,主要原因是他認為裡面包含淫穢信息。甘農在遣詞造句方面天賦異能,總能對那些不合適的用詞進行刪改。一則宣傳性感內衣的廣告說,這種內衣「不雅,但非常漂亮」,被改成「巴黎風情,但精美絕倫」。一所夜總會的廣告主打詞是「50位豐乳肥臀的人間尤|物」,經過甘農的手,就變成「50位魅力四射的天仙」。那些穿著婦女緊身胸衣而曲線盡顯的模特兒被他塗成不男不女的怪模樣,使人質疑究竟為什麼要買這些胸衣。《紐約時報》還給薩莉·蘭德的相片畫上了衣服,從鎖骨到股骨都裹得嚴嚴實實的。
大選以後,許多亟待解決的國外問題都壓在了杜魯門身上。馬歇爾將軍在沃爾特·里德陸軍醫院摘除了一個腎臟,因而他只能留任至總統宣誓就職。杜魯門為繼任人選絞盡腦汁,他不能選一個他的好朋友、一個無名官員或一個路易斯·約翰遜那樣花錢大手大腳的競選贊助人(他將在3月代替詹姆斯·福萊斯特出任國防部長)。馬歇爾的繼任者必須是位被各位態度友好的大使欽佩、受到莫斯科尊重並在國會裡享有盛譽的人物。
在結婚那天以前,新郎已經平均經歷了1500次性高潮。
當年,彼得·阿諾畫了一幅漫畫,畫中一個被報告震驚了的女人放下報告(《人類男性的性行為》,共有804頁,售價6.5美元,1948年賣出27.5萬多冊),抬頭問她的丈夫:「金賽有太太嗎?」事實是,他有,而且他們還有三個孩子,都是在他從事這項重要工作之前孕育的。但這並不是說之前他就賦閑在家。其實,他早在新澤西州南奧蘭治上學的時候就非常熱愛分類學,當時他寫了一篇記錄鳥類雨中行為的文章,並在一本自然雜誌上發表了。從那時起,他就喜歡搜集、記錄各種詳細資料。在他對印第安納大學學生的某些課外活動發生興趣之前,該大學的動物學同事們認為他會因對癭蜂的大量研究而名垂青史。癭蜂是一種在中美洲東部發現的無害昆蟲,為了搜集標本,他曾跋涉8萬多英里,對350萬個標本進行測量、分類和保存,以展示它們的個體差異。通過顯微鏡,他記下了每種癭蜂的28種不同的測量數據,《下午報》稱之為「昆蟲學史上的里程碑」。作為一個科學家,他自然是客觀中立的,對他來說,這個癭蜂和那個癭蜂都是一樣的,他不會對它們的行為做出任何評價。後來事實證明,這種態度對他的用處還不止如此,它將使美國為之驚奇。
在杜魯門總統離開米勒巴赫酒店回到華盛頓之前,有人建議他不要入住白宮。那裡雖然沒有政變,卻潛存危險。這座美國最著名的建築正面臨著倒塌的危險,杜魯門卻不以為然。據美國國家檔案館記錄:「杜魯門總統感覺到書房的地板有明顯震動,他感到很擔憂。」四面無風,周遭卻叮噹作響。總統將醫生的聽診器放在牆上,甚至能聽到嘎吱聲。

美國人小像:愛德華·羅斯科·默羅

有時,當風吹得恰是時候,倫敦的夜晚就會勾起人們的記憶,彷彿能聽見高射炮響,以及納粹德國空軍機群在頭頂的嗡嗡聲,喧鬧嘈雜。稍加想象,你還能看見探照燈射向空中。然後,幻想一位孤獨而勇敢的美國青年,他不怕犧牲,穿過短波的靜電干擾和噼啪聲,告訴自己的同胞,我們必須知道:

這——就是倫敦……

我站在屋頂,俯瞰整個倫敦……我想我們也許馬上就會聽到周圍傳來的一陣陣炮聲了。現在,探照燈在同一方向來回照射。你將聽見兩起爆炸。聽,它們響了!我想,幾分鐘內,周圍應該會有彈片飛來。近了,更近了。

飛機仍然在高空盤旋。今晚早些時候我們聽到的頭頂傳來的爆炸聲又響了。那時候,我們聽見許多炸彈從空中落下來,落在附近幾個街區。此刻,頭頂傳來了高射炮彈的爆炸聲。然而,附近的槍聲似乎已經停止。現在,你能感受到探照燈就在你頭頂正上方。一會兒,在離你更近的地方又會傳來兩聲爆炸。它們又響了,那冷酷無情的聲響。

默羅站在英國廣播公司大廈的頂樓。這座大廈是德國的主要目標,十分危險,所以廣播之前還需要獲得溫斯頓·丘吉爾的批准。夜復一夜,默羅登上頂樓或者其他地方,向觀眾們描述發生在聖保羅大教堂、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和特拉法加廣場的大浩劫。高樓大廈在他身邊倒塌,他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辦公室也被毀了三次,然而他仍然用平靜沉鬱的聲音報道他的見聞,將英國的戰況及生存情況更真實地帶給美國家庭。他的播報從不裝腔作勢,輕描淡寫造就了其工作的有效性。在播報最後,他會以當前倫敦的流行語作為結束:「再見——祝你好運。」

雖然很少有人意識到——尤其當他後來與喬·麥卡錫抗爭時,默羅本質上是個保守主義者。他相信愛國主義、個人榮譽和西方文明價值觀。在華盛頓州立大學時,這位極富雄心壯志的窮小子奮力前進,成為美國預備役軍官訓練營的軍官候補生。他之所以選擇華盛頓州立大學,是因為那裡最早開設大學無線電廣播課程。他沉著冷靜,知道自己未來的事業。他喜歡將自己形容為報道準確、客觀、傳統的新聞記者(「我試圖成為一名記者,評論員有點神聖,我從來不敢確信自己是正確的」),但事實上,他更像傳統的傳教士。在他從倫敦寫給父母的一封信中,這樣說道:「我記得,你們曾經想讓我成為一名傳教士,但是我沒有信仰,除了相信自己。現在我正在一個影響力極大的講壇上傳教。我經常出錯,但是我試圖像傳教士那樣說話。一個人不必非得當上牧師才會說真話。」

默羅在學生團體和教育機構工作了5年後,於1935年加入哥倫比亞廣播公司。1937年,29歲的默羅乘船前往英格蘭,接管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歐洲分公司。那裡並沒有太多工作,且大部分都十分無聊:安排演講、音樂會、文化廣播等。1938年,當希特勒佔領奧地利時,默羅正在波蘭組建哥倫比亞廣播學校。默羅當下包機飛往維也納,及時報道了納粹軍隊入侵的情況。接著,他僱用威廉·夏伊勒組建了一支最優秀的戰事報道記者隊伍,繼續報道慕尼黑會議、捷克斯洛伐克陷落、倫敦閃電戰和「二戰」期間歐洲的其他主要戰役。

1945年,哥倫比亞廣播公司任命默羅為該公司副總經理,但由於默羅不懂預算,也不願開除員工,兩年後便主動辭去了職務。他憑藉一檔以莫爾斯電碼拼出n-e-W-S的夜間新聞,重回廣播電台。倫敦成就了默羅,他將那些年人們耳熟能詳的流行語稍加改動,以「這——就是新聞」開頭和「晚安——祝你好運」結尾。1948年,默羅與弗雷德·W·弗蘭德利一起製作了他們的第一張專輯《現在請聽》,該專輯記錄了他們那個時代的歷史聲音。很快,默羅與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記者一同撰寫了年終新聞綜述,它在聖誕節中的角色就像萊昂納爾·巴里摩爾《聖誕頌歌》中的吝嗇鬼斯克魯奇一樣,舉足輕重。

默羅起初不願離開廣播站去電視台工作,但是這一轉變是必然的。默羅已成為美國最著名的新聞播音員,正如《提示》雜誌中寫到的:默羅帥氣瀟洒,甚至足以擔任電影中戰地記者一角。數百萬人雖然與默羅素未謀面,但在書上讀到他「世界末日的樣子」或者讀過厄尼·派爾描述默羅在戰爭中的樣子:他用手比畫著、時不時點點頭、滿頭大汗、看一看時間,老是在口袋裡掏香煙。從1951年起,隨著《現在請看》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電視廣播節目的首播,美國觀眾可以在客廳電視上看到默羅播新聞了。由於他那時正處於巔峰,且堅持完全獨立,所以美國觀眾也看到了大眾傳媒歷史上一些最為精彩的新聞報道。

1952年12月28日,默羅帶上相機,前往朝鮮戰場前線,向美國展示散兵坑中的聖誕節是怎樣過的。哥倫比亞廣播電台稱,對於《現在請看》和其姐妹節目《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報道》來說,沒有什麼是可以因困難或擔心引起爭議而不做的。他就對麥克阿瑟的看法問題採訪了杜魯門,又請麥克阿瑟談談杜魯門,還在克里姆林宮採訪了赫魯曉夫。他調查了亨利·德克斯特·懷特、安妮·李·莫斯、J·羅伯特·奧本海默、歐文·佩雷斯和海軍上尉米洛·拉杜洛維奇等案件。《現在請看》是第一個討論吸煙與肺癌的關係的電視節目——這個話題除了默羅,其他評論員想都不敢想。《現在請看》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期是1954年3月9日那晚,默羅膽量過人地質疑當時最有權勢的參議員麥卡錫是騙子。

他最後說:「對反對參議員麥卡錫那套做法的人們來說,現在不是保持沉默的時候。我們可以不顧我們的傳統和美國的歷史,但對於後果,不能迴避責任。一個合眾國的公民是不能放棄自己的責任的。」

默羅在這次節目中所表現出的勇氣和引起的敵意,怎麼說都不算誇張。晚間11點的新聞播音員唐·霍倫貝克,僅僅在節目結尾時說了句「我支持愛德華·默羅說的每一句話」就引發赫斯特報系對他的報復,最後以結束自己的生命告終。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那時正要職員們宣誓效忠,請了前聯邦調查局成員對他們進行審查。公司被默羅的事嚇呆了。(默羅在當時已任哥倫比亞廣播網董事,他說在接下來的那次董事會議中,同事們對他節目的反應是:「好節目,只是你這樣做讓我們感到惋惜。」)麥卡錫本人則輕蔑地說,他並沒有看報道:「我從來不聽也不看廣播電台和電視里極『左』分子和自由分子的那些東西。」他甚至不屑回應,所以哥倫比亞廣播電台將廣播時間交給尼克鬆副總統。尼克鬆副總統則藉此機會請求麥卡錫與共和黨建立統一戰線。

如果作為一名冷戰分子,默羅的熱情沒有被充分認識到,那麼這僅僅是因為美國公民無論在公共生活還是私人生活中都同樣有這份熱情。與其他同胞一樣,默羅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熱心支持者,支持希臘和土耳其的杜魯門主義,贊成美國加大軍備開支,認同美國應在歐洲有更強大的駐軍,支持總統有權無須國會批准就可以派遣美國軍隊到國外。默羅支持朝鮮戰爭——「我們劃了一道線,」他讚許地說,「沒有跨過半島,但是跨越了世界」,並預言在越南採取「進行某種形式的干預是不可避免的了」。

但是,默羅也贊同威爾遜式自決的自由觀點。珍珠港事件之後,他說美國國務院「錯誤判斷了戰爭的本質,它既是一次世界性的革命,也是一場世界性的戰爭」。這一切都足以使新任美國總統肯尼迪在1960年考慮邀請默羅擔任美國新聞署署長了。

默羅欣然接受,一方面報答肯尼迪的知遇之恩,另一方面也適逢默羅對大眾電視現狀大失所望。隨著情景喜劇、智力競賽節目以及單調乏味的西部片的出現,電視年獲利總計10億美元。默羅激烈反對電視的「頹廢、逃避現實和與我們生活的世界隔絕」,但新聞行業巨頭對此充耳不聞。哥倫比亞廣播電台將《現在請看》這檔周播節目砍掉,改為臨時特約節目。新聞人戲稱新廣播為「時不時請看」。

愛德華·默羅的晚年並不如意。他本來就不適應官場,再加上約翰遜政府決議將美國新聞署作為越南戰爭的宣傳工具,因而導致該機構的良好聲譽一落千丈。他的「世界末日的樣子」預言中最為嚴峻的情況即將發生,示威遊行將要上演,而記者們的露面更加劇了城市的騷亂。過度追求廣告利益使電視網越來越沒有底線。為了插入更多商業廣告,「插播時間」竟從32秒延長至42秒。《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報道》是默羅最後一個得意之作,但最終也難免被另一檔節目代替,節目內容有關一匹會說話的馬。默羅於1965年春去世,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當天就發布了他的死訊,而緊接著這條新聞簡報的,就是香煙廣告。

默羅的骨灰被灑在他在紐約的波靈農場上,但這並不代表默羅已經徹底離開了這個世界,因為就在農場土地之下6英尺處,埋藏著全新的電視電纜。只要這根電視電纜永存,只要通訊的社會影響力永在,默羅的精神就會永存。

這——就是默羅。

九-九-藏-書
尼克鬆:根據你的證詞是這樣的。
然而,錢伯斯倒是兩個人中對問題的一個方面看得最清楚的:「有史以來,希斯這個案子最能說明普通男女和那些假裝代表他們行動、思考和說話的人們之間,有多方面的裂痕。這些裂痕與其說是這個案件造成的,不如說是這個案件暴露出來的。這一點比案件中的其他特點更為明顯,也更讓人不安。一般說來,擁護阿爾傑·希斯、準備不惜一切保護他、為他辯護的,多是些『優秀人物』,當然也並不總是如此。」當然,這隻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兩黨都認為阿爾傑·希斯很快成了一種象徵:民主黨自由派將他視為新政各項成就的代表,現在正受到攻擊;而對於保守的共和黨人來說,他代表了讓他們厭惡的東部精英。自由主義者首先表態,他們堅定地認為希斯是無辜的,並勸說持異議的人也相信這一點。保守黨在這方面動作慢了點兒。起初,他們不認為錢伯斯會贏,但理查德·尼克鬆給他們指明了道路。早在知曉錢伯斯和希斯之間爭鬥的真正意義之前,即叛國行為被定罪之前,雙方就舉起旗幟,擺開陣勢,準備開戰了。此後,雙方漸漸喪失理智,案件盲目升級,到處都是憤怒。悲劇的是,民主黨自由派的推斷是錯誤的。理查德·尼克鬆和他的政黨勝利了,錢伯斯不僅是對的,而且還持有證據。
你在馬薩諸塞州威廉姆斯鎮的威廉姆斯學院受雇期間曾發表言論,認為相比共產黨的影響,在華盛頓特區舉行的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聽證會對公民自由造成的威脅更大,因為它妨礙了言論自由。
偶爾國會山裡也會傳來理性的聲音,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國會聯合委員會考慮提名戴維·利連撒爾這位傑出的公務員出任原子能委員會主席。民主黨反共分子、田納西州參議員肯尼斯·麥凱勒硬要說利連撒爾曾將共產黨員藏匿於田納西河流域管理局。麥凱勒質問利連撒爾其頭腦里是否有張蘇聯革命的藍圖,以下是證人的部分回答:
有幸知道自己為何被解僱的受害者們會收到這樣一份通知,開頭寫著「證據顯示……」緊接著羅列罪狀(以下是從當時的指控文件援引的內容):
證據顯示,1943年以來,你一直與某某有往來。他曾對共產黨的宗旨和政策表現出極大的關注和同情。
至40歲時,超過1/4(26%或700萬)的已婚婦女承認有過至少一次通姦行為(由於人們會隱瞞自己的不忠誠行為,所以金賽認為實際數字會更高),而結婚的時間越長,通姦的可能性就越高。
以下這些證據確鑿。11月7日,希斯夫人從賬戶里取出400美元。4天後錢伯斯就買到了他的汽車。銀行存摺和汽車商的發票都可呈上作為證據。希斯夫人辯解說,她取錢是為了裝飾他們的新房子。但她沒有任何收據可以證明這一點,而且她幾乎取出了他們所有的存款。由於只剩下14.69美元(存款太少了),希斯不得不從銀行借300美元支付自己汽車的月供。20世紀30年代正處於「大蕭條」時期,沒有家庭會為一位不太熟且信用不好的人做如此大的犧牲。對於希斯夫人的說法,控方問陪審團:「如果你們有支票賬戶,又可以在商店賒購,並且還未遷入新居,你們會這樣做嗎?你們會一次性取出400美元嗎?你們會出去買裝飾品,先支付現金,讓他們以後把東西送來嗎?」兩名女陪審員笑了。她們當然不會這樣做。普麗西拉·希斯也不會這樣做。
理查森主席:當然,這無濟於事。如果這些證據是真實的,就不是謠言或是中傷了。我們很難公開這份證據。
那天晚上,艾奇遜給他的女兒瑪麗寫信:
參議員,我腦袋裡確實有那份藍圖……民主制度的其中一條原則……是極力反對任何人偷走別人最珍貴的東西,包括他的良好聲譽,無論是影射還是間接諷刺都不行。尤其不能以民主的名義給他冠上莫須有的罪名。我深信,這樣的行為會導致國家的分裂,如果發展下去,甚至會摧毀整個國家。我深信不疑。
委員會委員:還有一位也指控你是共產黨員,他知道你與已知的共產黨員來往了七八年之久。這是我們找到的部分證據。
他們根本就不了解這個人。遇到危機時,他什麼事都幹得出來。而現在,他已經遇到了這樣的轉折點。由於為一些納粹戰犯辯護,他在華盛頓已經引起了公眾的注意。華盛頓一項民意測驗顯示,他被選為美國最差的參議員。而他則提醒在殖民地飯店的顧客們,過兩年他準備再次競選。
除了教育行業外,受打擊最大的恐怕要數娛樂行業了。紐約的三名前聯邦調查局探員,在美國無線電藝術家協會反共分子的慫恿下,出版了《反擊》一書,其中列出151名演員、導演和作家的名字,都是曾出現在國會各個委員會檔案中的人物。《反擊》在各家廣播公司的高級管理層中被廣為閱讀,外界督促他們解僱榜上有名的人,並在僱用新人前認真對其調查。接著這三人又出版了《紅色渠道》,該書羅列了更多的有可疑親友或關係的播音員和演員。《反擊》稱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是「共產黨員最認可的廣播公司」,震撼了整個娛樂業,副總經理們只好將《紅色渠道》保存在書桌底部的抽屜里。在美國廣告業中心麥迪遜大道以及整個好萊塢,這本書都被稱為「黑名單」。
貝利小姐在賽斯·理查森的國家忠誠審查委員會出庭時,她的律師保羅·波特便暗示她可能會成為長期積怨的犧牲品。委員會主席回答道:「聯邦調查局提供了五六份真實可靠的報告。」雖然波特向理查森施壓,但理查森仍拒絕說出檢舉人的身份。他還補充,就算他想這麼做也不可能,因為「我壓根不知道他們是誰,從事過什麼活動」。理查森的委員會某委員提到了檔案里的一項指控,對話如下:
麥克道爾:你確定這是他嗎?
但是這時,金賽卻對美國人透露了有關他們自己的如下事實:
那些積極配合防衛工作的企業日子也不好過。有一家公司花了300萬美元重新添置保險箱、保險柜,用來存放政府交託的機密文件;各大學既要對國家忠誠,又要保障學術自由,不免左右為難。一個接一個的立法機構要求教師們宣誓效忠,僅僅在加利福尼大學,就有1.1萬人;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解僱了175名拒絕宣誓的教授。各地教師的忠誠宣誓由學校董事會主席、家長教師協會會長以及警察局局長監督執行。在很多地區,退伍軍人協會或是海外退伍軍人協會還負責查看教學課本中是否有煽動性內容。
希斯:主席要求我,我會坐下,拉塞爾先生,主席要求我坐下……
1948年,艾倫·金斯伯格因在哥倫比亞大學宿舍的窗戶上塗寫反猶太人的下流言詞而被大學開除。不可一世的美國國家橄欖球聯盟宣布和全美橄欖球聯合會合併,震驚體育界。弗蘭克·辛納屈的咽喉大量出血,時髦女郎們於是轉投佩里·科莫和弗蘭基·萊恩的懷抱。在Down Beat(歷史最悠久的權威爵士音樂雜誌)的評選中,斯坦·肯頓比伍迪·赫爾曼略勝一籌,領銜全美最好的爵士樂隊,雖然有些評論家開始懷疑即興音樂創作是否會像「搖擺世代」那樣,似曾相識。瑪麗·麥卡錫參觀格林尼治村后,狠狠地批評「那些穿著雙排扣大衣的中年爵士音樂家在酒酣耳熱之餘,為那些同樣穿著雙排扣大衣的中年爵士迷胡亂吹奏」。
若不是渥太華的古琴科叛變,雅科夫列夫的間諜組織絕對不會暴露。即便如此,解開這個複雜的間諜網,加拿大騎警、蘇格蘭場和美國聯邦調查局三方聯合調查了4年才完成。福克斯是破案的關鍵人物,他向蘇格蘭場在哈韋爾的一位督察坦白,供出了紐約的哈里·戈爾德。聯邦調查局的特工們在戈爾德的公寓里搜出了一張新墨西哥州地圖,標出他與福克斯和戴維·格林格拉斯的會面地點。這一發現讓戈爾德崩潰了,無法再否認。朱利葉斯·羅森堡從《紐約先驅論壇報》得知戈爾德被捕的消息后,拿著報紙去找露絲·格林格拉斯。他說,她和戴維必須離開美國,因為戴維很可能會牽連他們所有人,包括他的親姐姐艾瑟爾·羅森堡。露絲說:「我們哪兒也不能去,我們還有個剛剛10天大的嬰兒呢!」羅森堡答道:「孩子不會死。每天都有小孩在海上或是火車上出生,我的醫生告訴我,只要帶上足夠的罐裝奶,把水燒開,孩子就不會有事。」
指控他既是共產黨又是間諜的惠特克·錢伯斯卻承認自己是流氓惡棍。加入《時代周刊》前,他還沒有脫離共產黨,卻無數次發假誓說已經與其沒有關係。少年時,錢伯斯和兄弟迪克簽過一份自殺協議,結果迪克自殺,錢伯斯卻食言了。17歲時,他與一個名叫「獨眼安妮」的妓|女在新奧爾良的一家廉價旅館同居。後來,他帶了一名女流浪者與母親同住在長島——母親之所以同意他這樣做,據他說是「因為她已經失去了一個兒子,不想再失去第二個」。他曾因為寫了褻瀆神明的劇本而被趕出哥倫比亞大學,也曾做過小偷。他曾起誓為美國公共事業振興署效力,卻很輕易地就退出了。他漫不經心地承認,自己各個方面都違背了自己的誓言。現在,1948年,人到中年,滿身贅肉,滿臉憂鬱,面帶愁容,眼皮浮腫。
單身男性平均每星期會經歷3~4次性高潮。
你的名字被署在一封國家憲法自由同盟的公開信內,時間是1941年12月28日,其內容是要求迅速將武器運往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經司法部長認定,國家憲法自由同盟是共產黨組織。
這確實讓人暗自發笑,但這恐怕是民主黨自由派在這件事情上的最後一笑了。其他文件被解密后,顯然有一些對莫斯科具有極大價值,新聞記者手裡的一些文件被政府扣押了,因為國務院判定這些文件極度機密,就算現在(1948年)公開,也可能對國家安全造成威脅。而且文件的內容並不重要。就算它們只是天氣預報或交通事故,但出現在前共產黨情報人員手裡也讓人震驚,因為所有文件都是以密碼d(國務院最高機密文件密碼)傳遞的。這意味著代碼已被破譯,美國外交高級機密已受到威脅,其他政府機構能夠隨時竊聽、獲取各盟國外交部長之間的談話內容、機密線人的姓名、軍隊調動以及總統指令等很多方面的情報。的確,國務院前副國務卿薩姆納·威爾斯確認「南瓜文件」的巨大規模時,認為如果這些文件在1938年被其他政府獲得,尤其是密碼d丟失的話,將是「對美國利益最大的威脅」。
顯然,錢伯斯對希斯的了解是基於他們親密無間的友誼。8月25日,尼克鬆在紐約康默德酒店400號房間開始了他的審問。這是案件的轉折點。尼克鬆的質問和錢伯斯對他的了解讓希斯慌了神,他指認錢伯斯原名叫喬治·克羅斯利,是他在20世紀30年代認識的一個遊手好閒的自由作家。尼克鬆步步緊逼,要求希斯另找三個證人證明錢伯斯就是克羅斯利。這顯然令希斯心煩意亂。他答道:「有可能的話,我會的。為什麼要問我這個問題?我想想看。事情發生在1935年,我唯一能夠想到肯定知道他是喬治·克羅斯利的人,應該就是我在奈的委員會(軍需工業調查特別委員會)結交的人。」尼克鬆和希斯又進行了一次激烈的交鋒。談話是在那兩位重要人物議員尼克鬆、麥克道爾,以及委員會調查員路易斯·拉塞爾之間展開的。
波特:那是片面之詞,我認為不能用作證據。
2/3的單身女性有過某種形式的婚前性行為。
1949年6月,現在任職最高法院的前司法部長克拉克評論說,聯邦政府的風紀從未像現在這樣好,「感謝忠誠法令」。很難想象他為何會有這樣的想法。美國的每一位律師都知道,這次調查讓正當的法定訴訟程序形同虛設。湯姆·佩因還曾驕傲地吹噓新大陸已成為「歐洲各地受到迫害的熱愛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的人的避風港」,這還真是對他的嘲弄。當時在華盛頓風靡一時的書是伯特·安德魯斯的《華盛頓政治迫害》,由《紐約先驅論壇報》華盛頓分社的一位德高望重的主編負責編輯,回顧了忠誠調查中那些臭名昭著的不公正案件。約翰·羅德·奧布賴恩在1948年4月出版的《哈佛法律評論》中指出:「有罪定論所造成的影響相當於刑事犯罪的後果:失業、持續的恥辱、謀生能力的不斷削弱等。」忠誠調查已經花費了1200萬美元,其中有個最有趣的案子等著上訴,其罪名是因為在「一戰」期間拋棄了自己的隊伍而被解僱,而當時他才9歲。
在官僚政治的漫長歷史上很少出現這樣浪費時間和紙張的現象。即使是在理查森私設的法庭上,像貝利小姐的案子這樣,所有證據都對被告不利而被判罪也極為少見。實施忠誠調查的5年裡,聯邦調查局共調查了300萬名美國人,並進行了1萬起全面調查。初步控告案有9077起,其中有2961起案件在地區忠誠審查委員會審理,且有378人被解僱。一位國會委員要求理查森總結調查結果時,他說:「還未發現哪個案件或是證據直接指明當事人是間諜。在聯邦調查局找到的證據中,還未說明任何一個案件涉及間諜。」
在有如下這些材料的情況下,美國政府與阿爾傑·希斯的對決像是一個謎:伍德斯托克牌印表機、藍翅黃森鶯、嵌金希區柯克椅、沃爾塔廣場的房子牆上貼著的桑葚圖案、「希利」和「普羅斯」的昵稱、手寫便條以及400美元的「借款」等。從某種意義上說,借款是其中最有說服力的。1937年秋,錢伯斯需要一輛新汽車。將舊車折價后,他還缺400美元。他跑到希斯夫婦那裡借錢,得到了那筆借款。
近70%的男性在35歲之前招過妓|女。
其實塔夫脫是知道的。錢當然只能來自國會。但許多靠總統入選國會的民主黨人卻是忘恩負義之輩,共和黨和南部的民主黨又一次聯合起來反對政府。18個手握重權的參議院委員會的主席都來自南方各州,而參議院臨時議長、眾議院議長和兩黨黨鞭都隸屬這個聯盟。直到1950年6月5日,國會才通過了「第四點計劃」,並同意撥給它杯水車薪的4500萬美元,直到那時,杜魯門才有權簽字執行。但隨之而來的還有很多限制性條文,正如卡貝爾·菲利普斯所說的那樣,它大大降低了這一計劃在「杜魯門最初提出時所具有的巨大宣傳價值」。
要倒塌的不只是白宮。波士頓的布林克斯金庫久負盛名,是為其他銀行借貸的銀行,但被戴著萬聖節面具的暴徒搶走了100萬美元后,聲譽大跌。在澤西市的一次選舉中,弗蘭克·黑格的強大政府機器被一份改革計劃搞得支離破碎。新罕布希爾州一名醫生被指控對一個飽受痛苦又毫無生機的病人實施了「安樂死」,使得整個醫療行業蒙羞。(他後來被無罪釋放。)白人至上主義者開始覺得前景不妙:在杜魯門的總統就職典禮上,當斯特羅姆·瑟蒙德州長所乘坐的豪華轎車快要經過檢閱台時,總統覺得有必要轉過身去和別人談話,以示對他的冷淡;華盛頓的賓館想在總統就職典禮期間和黑鬼死磕到底,卻接到該區住房委員會的通知,毫不客氣地要它們取消隔離,否則就要被處罰,結果它們取消了隔離,這可不會被登在《紐約時報》上;在俄克拉何馬州,法院下令州立大學招收一名黑人女學生,接著就有幾千例類似的事情;美國外交官拉爾夫·本奇居中斡旋而使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簽訂停戰協議,因此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當南部的白人鄉巴佬聽到本奇是個黑人時,他們只能喝瓶黑達科爾酒解解氣。
巴爾的摩一下子就湧現出不少於16個新郊區住宅區。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洛克·雷文村,家長教師協會主席是一名第10裝甲師的退伍軍人斯皮羅·阿格紐。從各方面來說,阿格紐都是這種一條龍服務式社區房產業主的典型代表。儘管他當過軍官,卻是個狂熱的平等主義者(「叫我特德吧」),還是海外退伍軍人協會和吉瓦尼斯俱樂部的活躍分子。阿格紐持有律師執照,但沒有從業。他明顯對擔任公職非常有興趣,政治風格則是新式的。當時巴爾的摩市市長小托馬斯·亞歷山德羅還住在小義大利區的房子里,以彰顯他美籍義大利人的身份。阿格紐也出身於市中心的外裔聚居區,卻竭力擺脫這種背景:他到美國聖公會教堂做禮拜,最喜愛的音樂家是勞倫斯·衛爾克。他的休閑娛樂都具有中產階級特色:在電視上觀看巴爾的摩小馬隊的比賽,收聽曼陀凡尼的音樂和閱讀《讀者文摘》喜歡刊載的那種精簡版散文。他喜歡一切事情都井井有條,墨守成規幾乎到了強迫症的地步。每逢星期六早晨,他和洛克·雷文村的其他男人一起給汽車清潔、上蠟,當時的車型有1948雪佛蘭Fleetline、1949別克特別和奧茲莫比爾88款。而每到星期一,他就穿上一套雙排扣服裝(每排有兩粒扣子,後來變成三粒),把呢帽方方正正地戴在頭上,8點45分準時到達他在施賴伯食品商店的辦公室。9點以後到的人都是這樣聽說的:阿格紐經理非常推崇行動要準時、做事要及時、幹活要勤快。
1/3的男性和1/7的女性在青少年時期有過同性性經歷。
那年8月,李伯齡無休無止地開本特利小姐的玩笑。於他而言,本特利小姐是「肉豆蔻」瑪塔·哈麗,而在《紐約世界read•99csw•com電訊報》不再稱她為「紅色間諜女王」而是用「迷人」、「金髮女郎」(她兩者都稱不上)形容她后,這位《紐約客》批評家就戲稱她為「金髮的紅色間諜女王」。他後來的評論變得更加尖酸刻薄。笑話歸笑話,這個女人的確敗壞了正派人的名聲。他寫道,這種審訊「讓人聯想到一群低能兒在玩偵探遊戲」。李伯齡認為:「編輯們對於本特利小姐的秘密資料,如果嗅不到合成橡膠燃燒的氣味,那一定是對消息極不敏感。」如果認為他這是想貶低證詞就錯了,那完全不是他的風格,並且違反了他篤定的信念。然而,當傻裡傻氣的南達科他州眾議員卡爾·蒙特說「證據太過模糊,還不足以輕信」時,李伯齡評價道:「我覺得報界忽視了審訊滑稽的一面。」
對於金賽的報告,沒有人能保持中立。整袋整袋的郵件被送到布魯明頓古老的動物學大樓二樓這位教授的辦公室里。金賽躋身第一批一夜成名的人物,他的照片之類的東西登上了《時代周刊》的封面。而使他害怕的是,有些素未謀面的人找到他,向他吐露他們曾閉口不言的性生活隱秘。對他們來說,這固然是一直秘而不宣的,但對金賽來講,卻不過是重敘千百萬人做過的老一套事情而已。20世紀40年代後期,青少年性俱樂部的狂熱席捲美國。女孩子要想成為會員,就必須攜帶男伴在團體面前亮相,並承諾之後每星期至少參加一次性|交大會。當這股浪潮抵達印第安納州時,一個記者請金賽對此發表評論。這位動物學家實事求是地指出(對那些認為性|交是神聖行為的人來說,這種態度最使他們惱火),根據他的研究結果,在印第安納州每星期有45萬次通姦行為。金賽說:「正是因為如此,當看到報紙報道三四個青少年有這種經歷的時候,我絲毫不覺得驚訝。」1948年12月31日,《紐約時報》報道,有人冒充金賽的調查人員打電話騷擾一些受人尊敬的夫人。在金賽的統計數據發表一年以後,人們開始懷疑,體面正派究竟為何。當《紐約時報》的總機老是接到紐約市女性的電話,要求和真正的調查人員取得聯繫時,這個問題就更讓人難以回答了。
隨著夏季慢慢過去,一切變得沒那麼可笑了。宣誓后,本特利小姐和惠特克·錢伯斯指證37位前政府僱員參与了蘇聯間諜活動,其中有17位拒絕發誓表示自己是否是共產黨或間諜。他們用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來保護自己,他們的名字像保羅·羅伯遜的老唱片《泥炭沼澤士兵》或《四位起議將軍》那樣,不怎麼被人記起了。1948年以前,他們並不為公眾所知,但他們全都是掌握實權且有決定權的人。還有6個人沒被傳喚。其餘的人中,哈羅德·韋爾已在1935年去世;李·普雷斯曼和約翰·阿布特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員,但不是間諜;在美國國務院服務14年的老兵勞倫斯·達根在兩個證人證實他是共產黨員后,從曼哈頓一棟樓的16層窗戶跳下或是摔下死了;前國務卿助理哈里·德克斯特·懷特在不利證據的壓迫下死於心臟病;另外還有12人發誓,所有對自己的指控都是誣告。但其中有兩人被指控做偽證,一個是威廉·雷明頓,被判決有罪,隨後在監獄被謀殺;另一個是阿爾傑·希斯。
他的朋友倒是見過他,不過不是私下裡,而是在實驗中。作為一名客觀的研究人員,工作時他就不把他們當作朋友,而是看作實驗樣本之一,對他們進行測量並按差異分類。在他們的配合下,他制訂了一套長達兩個半小時的基本訪談提綱,包括300~500個問題,覆蓋性生活的各個方面:自|慰、夢遺、性幻想、愛撫、婚前和婚後的性|交史、通姦、換位、射|精頻率、口|交、肛|交、獸|交以及獨特的性癖好。交談后,他的朋友們是否離他而去不得而知,但在布魯明頓校區和其他地方謠言四起,說他正在其他任何人都不敢接近的雷區掘地三尺。沒有哪一方面會被遺漏,他用特殊儀器測量嬰兒們之後發現,他們在四五個月大時就會經歷性高潮;大齡單身女性吐露,穿制服的男士會讓她們達到性高潮;某個青春期的孩子在一天內經歷了26次高潮;一位博學老練的律師則在30多年裡每星期平均射|精30多次。
4%(260萬)的男性「在青春期開始后只喜歡同性,終其一生都不會改變性向」。
85%的已婚男性有過婚前性行為。
起初,錢伯斯看起來並不正確。希斯演得太好了。其他人都躲在第五修正案的庇護下,或找其他借口逃避,而他沒有。1948年8月4日,希斯得知錢伯斯第二天要在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面前指認自己是共產黨,他就先給委員會發電報,要求有發誓否認控告的權利。第二天,希斯來到委員會辦公室,顯得義憤填膺。他回答了所有問題,並否認錢伯斯的所有指控。最後,蒙特主席對希斯的「配合態度」和「坦率直言」表示感謝。約翰·蘭金走過來與希斯握手。每個人都面帶微笑,只有尼克鬆緊緊盯著希斯的臉。這個月還沒過完,就證實了這位年輕的加利福尼亞州議員似乎有先見之明——事實上,他的推斷是建立在可靠的情報來源上的。聯邦調查局之前已經開始調查希斯。該局一個名叫艾德·赫默的特工每天給一個名叫約翰·克羅寧的牧師打電話,告訴他調查的進展,再由克羅寧牧師轉達給尼克鬆。儘管如此,在8月的第一周還是沒多大進展,不得不說尼克鬆極具毅力和洞察力。他提議讓錢伯斯和希斯當面對質。
迪安·艾奇遜則是另一種心情。這位國務卿在希斯剛從哈佛大學法學院畢業時,就認識這位年輕人了。他在聯合國做聯絡工作時,希斯曾在他手下工作。1947年,艾奇遜辭去副國務卿的職位,暫時重操律師舊業,他的親近同事們用銀盤托著一個可裝冰水的保溫玻璃水瓶送給他。刻在上面的名字,有奇普·波倫、洛伊·亨德森、迪安·臘斯克和阿爾傑·希斯。定罪后的那個星期三,希斯被判在劉易斯堡聯邦監獄服刑5年。同一天,艾奇遜召開記者招待會。《紐約先驅論壇報》的記者霍默·比加特問了一個不可避免的問題:「國務卿大人,你對阿爾傑·希斯的案子有何看法?」人們對審訊的其他方面已經記不清了,但是對這個問題的回答還記得:「我想清楚地告訴你,無論希斯和他的律師會受到怎樣的懲罰,我都不會對阿爾傑·希斯置之不理。」他解釋說,每個人都應該按自己的原則做事,而他的原則是什麼,也是毋庸置疑的:「我認為這些原則很早之前就為我們定好了。它們在橄欖山上宣布,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可以在《馬太福音》第25章34節的開頭找到。」
他需要一個競選議題。他們有什麼好主意嗎?
據艾奇遜回憶,他當時驚訝得「無言以對」。總統建議他回去和妻子商量。艾奇遜夫人無異議,於是她的丈夫便接受了。1月21日,艾奇遜宣誓就職,成為美國第52任國務卿。可能除了西華德以外,艾奇遜是美國最具爭議的國務卿了。
在「猜疑時代」早期,自由主義者和知識分子都試圖對這個紅色妖怪付諸一笑。10年來,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一直敗壞羅斯福新政的名聲,以造成國家恐慌。要說有什麼重要的事情會在現在出現,似乎難以想象。伊麗莎白·本特利在參議院行政部門經費委員會下的一個小組委員會做證時,《紐約客》記者李伯齡肆意嘲弄本特利道:「在希拉夫特糖的包裝下,本特利小姐將利用廢物製造合成橡膠的秘方(那時候還沒發明出來)交給了艾爾,也可能是告訴了他大規模進攻開始的大約日期(其實是多此一舉,因為盟軍參謀長一確定就會傳達給蘇聯的同事)。我忘記她得到信息的地點了,但她確定那個傳給她信息的男人說,是從羅斯福總統前行政助理勞克林·柯里那裡得到的情報,但柯里發誓他對於破譯蘇聯代碼一事一無所知。」
1946年7月4日,菲律賓成為主權國家。英國也撤出了印度和緬甸。1949年,荷蘭人不情願地承認印度尼西亞獨立。殖民主義戰前的政治體制正在走向消亡。美國對此持贊成態度——從美國立國的角度來看,它不可能採取其他態度。但是,對於那些因循守舊的老一代美國人,他們還是為又少了一個熟悉的標準而感到不安。布萊爾國賓館和克里姆林宮之間的緊張關係已經夠使人焦慮了,而除此之外的外國事務,要麼令人困惑不解,要麼使人心煩意亂。關於納粹罪行的大量報道已經使人提不起興趣。回到美國國內問題,一群波多黎各的狂熱分子密謀在布萊爾國賓館暗殺總統。然而,哈里·杜魯門為了全面把握外界情況而東奔西走,這個陰謀沒有得逞。後來,人們也放下心來,大家意識到在無可匹敵的美國美國特勤局的管控下,沒有人能殺害總統。
麥克道爾:休庭一兩分鐘,等我回來再繼續。
10%的男性在16~55歲有至少三年的時間幾乎只喜歡同性。
8天後,希斯和錢伯斯在華盛頓又一次進行對質,並且是公開審理。這次,希斯明顯沒那麼強勢了。他帶了律師,而且在回答問題前都以「如果我沒記錯的話」為開頭。即使是問他是否是應法院傳喚參加聽證會時,他的回答也是:「從某種程度上說,我收到傳票后就自願來到這兒了,這也說明我會接受這種說法。」錢伯斯告訴國會議員,希斯曾給過他一輛1929年a型福特汽車,以便共產黨需要時使用,這可以在機動車登記記錄里查到。希斯無力地答道,那是輛舊車,丟在大街上任其慢慢鏽蝕,「幾乎沒什麼經濟價值」,所以他就讓克羅斯利開走了,或是以為他開走了。想了一會兒,他說:「我給了克羅斯利,如果我沒記錯的話……」他剛開始要說,尼克鬆打斷他:「等等,我並不想打斷你的那句『如果我沒記錯的話』,但就你是否給了克羅斯利一輛車,你完全可以回答『是』或『不是』。你一生中送出了幾輛車,希斯先生?」台下發出了不友好的鬨笑聲,希斯堅持說完他的開場白,並堅稱自己將唯一一件「最好的收藏品」給了克羅斯利,「因為我能把自己的住所都讓給他住……」這時,鬨笑變成了一片沉寂——委員會所有人的想法一致:若明知那個人是遊手好閒之徒,你就不會把自己的房子和汽車給他。希斯給出的三個證人的名字也是無用的——一個已過世,一個找不到,還有一個對克羅斯利絲毫沒有印象。
1/6生活在農場里的男性有過獸|交行為。
1938年4月,錢伯斯與共產黨決裂,但從1937年五六月至那時,阿爾傑·希斯曾將手裡所有的機密文件、電報、報表和急件都給了他。他們的傳送方式有三種:有些是原件,錢伯斯就用微縮相機拍下來,然後把原件還給希斯;有些是希斯整理后自己手寫下來的;其餘的則由普麗西拉帶回家,用伍德斯托克牌打字機打出來,然後她丈夫又悄悄把文件歸還國務院檔案室。做這個事情的不只他一個。亨利·朱利安·沃德利,國務院貿易協定處主任、美國某世家後裔是錢伯斯的另一個接頭人。現在沃德利已經承認此事,多虧訴訟時效已過,他沒有被起訴。可是,希斯曾經對這些矢口否認——他已經走過頭了。由於做了偽證,他已被套牢,再也走不出來了。
在大西洋沿岸城市裡,電視觀眾(或是門肯所說的「獃子」)在每千個居民中所佔的比例在哥倫比亞特區最低,大概是因為那裡正在上演許多別的事情。華盛頓已展現出符合其權力中心的新形象。喬治鎮已經修復一新,克利夫蘭公園也舊貌換新顏。在馬薩諸塞大道或不遠處的各國大使館里,從愚昧無知的歐洲來到這裏的廚師們開始樹立起自己的名聲。在弗吉尼亞州和馬里蘭州的亞歷山德里亞、阿靈頓、貝塞斯達和切維蔡斯這些郊區,星期五的雞尾酒派對成了成年人的主要消遣。人們很少見到共和黨人,在處理較重大的問題時,都是由堅持自由主義的民主黨定調子,如同過去16年的情形一樣。
中國內戰的結局並不如人意,但這不是美國政府所能控制的。這是一件不幸的事,但也是不可避免的。美國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已做的和可做的一切都無法改變這個結局……這是中國內部各種力量對抗后的結果,美國曾設法對其施加影響,但毫無成效。
這種情況當然很少發生,它除了能鼓舞那些善良的人以外,毫無作用。美國的利連撒爾們估計錯誤,內部顛覆的恐慌並不能通過證據和理性得以解決。首先,根本就不存在所謂的危機,反共恐慌也是病態的。在那段狂熱結束之前,一切都只能順其自然。但同時,如果它落入別有用心的人的手裡,就會變成一股可怕的力量。參議員塔夫脫明白這一點,他清楚地知道他和他的共和黨在幹什麼,也知道為什麼要這麼干。反共分子的一次口頭攻擊(「克里姆林宮有史以來最有利的一個條件就是,在美國國務院內隱藏著一個親共集團,他們一有機會就促進中國共產主義事業。」)正中塔夫脫下懷,他告訴記者:「要肅清國務院內部的共產黨,唯一的方法就是更換國家領導人。」換句話說,他其實是在為1952年的總統選舉熱身。那時美國人民將選舉新一屆總統,而羅伯特·塔夫脫則很有希望當選。威斯康星州的共和黨領袖湯姆·科爾曼是塔夫脫的支持者,他說得更直白:「成敗在此一舉,我們會贏得選舉嗎?」
「什麼也不做」的第80屆國會的作風已經嚴重影響到民主黨,其影響遠超外界想象。共和黨掌管國會山後,策劃了不下35起忠誠度調查案件。《美亞》雜誌事件被吵得沸沸揚揚,杜魯門便於1946年任命了一個調查重大忠誠案件的委員會,專門調查美國國內可能存在的安全隱患。1947年3月21日,經該委員會建議,杜魯門頒布了9835號行政命令,並制訂「聯邦僱員忠誠計劃」。但喧囂仍然不止。於是,國務院極不情願地批准國會調查員行動,負責檢查人事檔案。調查隊由名叫羅伯特·E·李的共和黨人、反共分子帶領。李帶走了國務院108名僱員的檔案。這些檔案全部未經審查,其中包括沒有證據的指控、待確認的報告、惡意謠言以及後來被證實是錯誤的數據。某些來源甚至還未註明,其他材料也只代表了李的團隊的偏見。美國公民自由聯盟被列為共產黨的前方陣營,一位勞工領袖受到一位製造商的指控(因為他曾經帶領這位製造商的工廠工人罷工),被打為共產黨員。過了很長一段時間,另一隊國會議員組成的隊伍要求更新李的名單。國務院回答道,最初調查的108名僱員中,現在僅有57人在職。這樣一來,那些所謂的名單及其相關文件又被束之高閣。但57這個數字,之後還會再次出現。
來看看之後那些事件的全景。20世紀40年代的最後那幾個月里,《南太平洋》登上大屏幕,然後連續4年未下線,共放映了1694場。埃塞爾·默爾曼在紐黑文市開始學著演唱《風流貴婦》。T·S·艾略特的《雞尾酒會》、卡森·麥卡勒斯的《婚禮的成員》和威廉·英奇的《回來吧,小希巴》票房喜人。吉安·卡洛·梅諾蒂的《領事》是當年最優秀的音樂劇。文學評論家們都對歐內斯特·海明威的《過河入林》搖頭否定,有人甚至用諧音打趣說,它是「過肋入膝」。而海明威本人很快成為說話惡毒的《紐約客》作家莉蓮·羅斯筆下的受害者。在倫敦,喬治·奧威爾已病入膏肓。前一年,他的《1984》終於使他一舉成名。現在,崇拜他的人正陸續找出他的早期作品:《巴黎倫敦落魄記》、《緬甸歲月》和《上來透口氣》。奧威爾這位20世紀40年代名噪一時的人物,就要在20世紀50年代的第一個月里咽下最後一口氣了。
在全體女性中,3/4的非處|女表示不後悔有過性行為,其中毫無悔意的是那些生活最混亂的,而最感到懊悔的則是那些性經歷最少的。
沒有人會質疑第一種解釋。蘇聯間諜確實會對美國的國家安全造成威脅。在這方面,美國人是團結一致的,任何模糊的釋義只會激勵他們更加團結。而對於極端保守主義來講,對共產主義的模糊解釋則成為他們賴以生存的條件。對他們而言,任何想要改變他們年輕時代所熟知的世界的嘗試都是可疑的。如果他們能將一位新政支持者打上「紅色」標籤,那麼就能全部否定中間偏「左」的事物。
希斯:是的,在我看來是這樣的,有他自己的供詞為證。
「所有的標準都是胡搞亂來,」馬克·沙利文讀了金賽的報告后抱怨道,「無論是孩子們管家還是美國總統在全國各地巡迴演講,都顛覆了穩妥可靠的傳統生活方式。」他是哈佛大學1900屆畢業生,對新政尚難接受,更不用說杜魯門的「公平施政」了。對他這樣的人來說,戰後的日子特別不好過——這個時代和過去斷然決裂,日新月異,改弦易轍毫不留情。
那些在結婚當天已經不是處|女的女性婚後通姦的概率比其他女性高一倍。
事情愈演愈烈。國會山的民主黨人認為反對派在1949年12月已經探底,因為那時國會兩院的共和黨人做出決議,認為國務卿失去了美國人對他的信心,並且不可能重獲信任,所以堅持要總統將他免職。最終,這份決定到了哈里·杜魯門的桌子上,他立即將其撕成兩半。但這還不算到底,甚至連底兒都沒有見呢。
杜魯門聽完后,也和其他人一樣,懷疑其真實性,但加拿大事件的確使他有所動搖。在那年秋季的中期選舉中,大老黨(美國共和黨的別稱)的幾名國會議員候選人舊事重提,搬出《美亞》雜誌事件的後果,再次質疑杜魯門政府。作為回應,12月4日,美國司法部長湯姆·克拉克公布了一份包含90個組織的名單,宣布司法部認為這些組織都疑似共產黨前方陣營。那一年,名單上的數目不斷增加,截至1948年5月27日,又增加了32個組織。如反法西斯難民委員會,雖然其當初的目的只限於為美國的盟友蘇聯提供食物和藥品,但曾經任職於該機構的每個人都成為被懷疑的對象。那些曾經按蘇聯政治路線辦事的政府公務員也被解僱,用當時的話來講,他們是「嚴重威脅國家安全」的嫌疑分子。
跟在身後叫囂的人就包括尼克鬆,他告訴記者,他認為國務卿的評https://read.99csw•com論「令人噁心」。還有明尼蘇達州眾議員周以德,他說杜魯門應該拋棄艾奇遜。那個月,國會對「橄欖山的消息」並不感興趣,它需要的是戰利品。「二戰」結束還不到5年,世界已經開始解體。中國離美國而去,斯大林有了原子彈,國務院內藏有間諜——還有更糟糕的事情呢!艾奇遜的記者招待會過後6天,總統宣布已經開始研製殺傷力極大的氫彈。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向全美人民潑冷水,他在電視里警告人們:「放射性物質會毒害大氣層,地球上所有的生命都有可能因此滅絕……全部滅絕近在眼前。」4天後,倫敦警察廳逮捕了福克斯,理由是他將美國原子彈信息泄露給了蘇聯。「我們還要怎麼容忍?」霍默·凱普哈特在參議院大喊。「福克斯、艾奇遜、希斯以及國外氫彈威脅我們,新政也在慢慢吞噬美國。老天,難道美國就只能這樣束手無策嗎?」
當時有兩部正在排練中的戲劇後來都大受歡迎,令人記憶深刻。有意思的是,它們都是關於女巫的,一部是克里斯托弗·弗賴伊的《不該燒死她》,另一部是約翰·范·德魯滕的《奪情記》,因為美國就要展開史上最大規模的獵殺女巫行動了。這樣具有諷刺意味的事絕不限出現於百老匯。1949年,叮砰巷製作了一首名為「我想乘上一艘慢船到中國去」的歌曲,曲調朗朗上口,極具傳播性。它剛取代胡迪·萊德貝特的《晚安,艾琳》,成為廣播電台最新流行歌曲,亞洲的局勢就發生了變化。美國人發現,由於亞洲大陸發生了一些事,他們在未來的很長一段時間里都不能到中國去了。不客氣地講,美國遭遇了兩個世紀以來最大的外交失敗。和首都的其他人一樣,華盛頓的女主人們也早就知道,災難即將來臨。雖然她們根本沒有想到會出現後來追究責任時火花四濺的互相指責,但是,在杜魯門第二屆任期的頭一年裡,華盛頓的重要社交宴會的氣氛就已經很明顯將一點就著了。要發生什麼大事,空氣里都是躁動不安的情緒,想躲也無處藏身。不久,重重疑慮就要籠罩全城。
並不能因此說希斯是國際政治的受害者,只能說國際政治讓他陷入困境。通覽兩次審判的記錄,儘管法官有所偏袒,但當人們看到第一次審判結束時,竟然有4位陪審員投票認為希斯無罪,的確感到很奇怪,因為單是那些文件就足以定他的罪。希斯承認備忘錄是他的筆跡,但他辯解說這隻是習慣,因為常常為上司弗朗西斯·B·塞爾總結長文件時進行摘錄。塞爾及其秘書都否認了這一點,國務院也沒人聽說過有這樣的傳統。審判時,希斯被問到錢伯斯是怎樣得到這些摘要的,他表示不知道,他認為也許是有人仔細搜尋了他的廢紙簍,把這些文件保留了下來。然後控方毫不留情地追問,為什麼它們是摺疊好而不是被揉成一團,希斯認為那無從知曉。
就在一批工人修繕白宮的同時,還有很多工人正在圍繞著大城市的郊區小鎮幹得熱火朝天。拔地而起的新郊區包括希倫戴爾、加登維爾、諾斯伍德、帕克維爾、詩德伯翰、蓋恩斯維爾、德魯姆卡斯爾、安妮斯利、威爾頓代爾、鄧巴頓和塞達克羅夫特。而萊維頓已成為美國的住宅區樣板,模仿者數以千計。而在芝加哥市外,一群商人又在破土動工,試驗開發另一種名為「森林公園」的住宅區。他們意識到退伍軍人的家庭都小有積蓄,且工作穩定,為了滿足這些人對住房的迫切需要,他們率先修建出圍繞著購物中心的「花園公寓」用於出租。租客的存款增加后,他們又設計出錯層式別墅,由租客自己出資修建。結果是公寓里的租客來了又走,走了又來,居民人數一直保持在3萬。這些人都要到購物中心的商店裡採購日用品,而這些商店也由這些商人所擁有。住在那裡的人都知道他們受房東剝削,但大家仍然樂在其中。連那裡的建築工人也很眼紅,都迫不及待地想搬入這些新郊區城鎮。
民主黨憤怒了。這些「南瓜文件」看起來似乎是錢伯斯這出鬧劇最滑稽的部分。文件的內容由媒體披露后,24小時監控看起來是如此荒誕可笑。就像A·J·李伯齡在《紐約客》里所寫的,它們是一些「雞毛蒜皮的瑣事」。即使在1938年,這些事情都沒多大意義,在1948年更是如此。其中一個文件里說日本想在哥斯大黎加某個島購買錳,可是那裡根本就不出產錳。另一份文件鄭重其事地提醒大家注意,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要交換參謀。還有一份文件記錄納粹準備馬上奪取奧地利,可是那時全世界都知道了。裏面記錄了美國駐維也納總領事的觀點:「希特勒很可能正準備犧牲奧地利,換得外交政治的勝利。」
錢伯斯:確定是他。
20世紀中葉,美國政治最主要的特點就是找到他們想要的。也許這並不正確,但只要足夠接近他們想要的結果,就可以分裂國家,讓許多人斃命。如果那些「政府中的共產黨」沒有泄露原子彈計劃,也只是因為他們一點兒也不知道這種計劃。實驗室里的間諜都是一路貨——他們聰明、敏感、理性、生於世紀之交后不久,而且對「一戰」都留有恐怖記憶。他們見證了股市大崩盤后的經濟危機,接著又看到西班牙、衣索比亞、中國、中歐遭受侵略以及慕尼黑事件的恥辱。歐洲的民主讓他們感到絕望,於是他們投入共產主義的懷抱,相信共產主義能夠重建世界。為了這一事業,他們可以做任何事情。他們大多數人得不到物理學家們的黃金機遇,但認為所有人都能盡一份力。在行政機構的人可以竊取國家機密,如果是內閣以下級別,則會建議採取蘇聯的辦法,例如擊潰德國的魯爾區。即使是個普通人,也可以做通訊員。哈里·戈爾德就是其中一個通訊員,惠特克·錢伯斯也是一個。
作為費城民眾集會的贊助商之一,你的名字出現在1946年4月4日的《約克公報》上……該集會由國家爭取和平委員會贊助。經司法部長認定,該委員會為共產黨組織。
但民主黨人也希望獲勝。哈里·杜魯門很清楚,現在不但質疑聲四起,而且還有更多問題等著他。共和黨很會蠱惑人心,但蘇聯內務人民委員會的確也從莫斯科派出了間諜,美國的最高領導人有責任維護國內安全。1945年9月的一天晚上,杜魯門首次懷疑蘇聯內務人民委員會的間諜遍布北美地區。當時,蘇聯駐渥太華大使館武官部的一名蘇聯編碼員伊戈爾·古琴科抱起一摞罪案文件,踉踉蹌蹌地在夜裡出逃並要求政治避難。加拿大成立了一個委員會調查古琴科的文件,他們發現了一個分佈很廣的地下組織,英國和加拿大都有公民牽涉其中,最後,兩位從事「最高機密」工作的英國物理學家也被卷進來,他們分別是艾倫·納恩·梅博士和克勞斯·福克斯博士。這個組織的成員都是忠心耿耿的共產黨員,參与的是華盛頓與其加拿大盟友共享的原子能計劃以及其他國防機密,大多都能成功。
貝利小姐:我很擔心,如果我在這裏認罪,會不會就讓這位證人真的成了可靠證人。但這絕不可能,因為這些指控根本不成立,這裏所說的一切都不能增加這些指控的可靠性。
朱利葉斯給了格林格拉斯夫婦1000美元,並在地圖上畫了一條複雜的逃亡路線:從墨西哥城出發先到瑞典,再到捷克斯洛伐克,最後抵達莫斯科。他說,當地共產黨會和他們會合,為他們引導每一段路程。格林格拉斯夫婦拿著準備好的護照照片,又一次遲疑了。露絲病了。朱利葉斯急瘋了,又給了他們4000美元,但夫婦倆卻告訴他,他們要留下面對懲罰。11天後,聯邦調查局逮捕了戴維。他必須在妻子和姐姐之間做出選擇,他選擇了妻子露絲。於是在一個初夏的晚上,羅森堡夫婦正在收聽《孤膽騎警》時,聯邦調查局的人闖了進來。當時只帶走了朱利葉斯,艾瑟爾則留下照顧兩個兒子。後來她也進了監獄,不得不為兩個兒子另作安排。他們在戰時背叛了國家,等待他們的是在紐約新新監獄接受電刑。
戰爭結束前的那幾個月里,美國興起了關於忠誠問題的討論。如同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處理的其他事件一樣,知名學術雜誌《美亞》事件,也被搞得一團混亂。1945年年初,美國戰略情報局的一位研究分析員在翻看1月26日那期《美亞》雜誌時,發現其中一篇文章的部分內容竟然有戰略情報局的保密情報,其中一部分還逐字引用了原文。其實這並沒有多大影響。和許多政府機構一樣,戰略情報局通常會給所有文件蓋上「保密」印章,而《美亞》雜誌所公布的內容是美國國務院之前交給駐中國的美方記者的一份無關緊要的文件,也蓋著「保密」印章。戰略情報局行事粗暴的官員隨即突擊搜查了《美亞》雜誌的辦公室,又發現了其他「保密」材料,都是些有關部分省份的水稻產量、地下水位或者牲畜數量的報告。戰略情報局提出訴訟,但陪審團拒絕控訴任何人,因此司法部門並沒有立案。但這些人依然不肯罷休。他們指控《美亞》雜誌叛國,這組分類數據又與中國有關,此後,事情便一發不可收拾。
回顧20世紀前半葉,布魯斯·布利文發現「美國的道德風氣有所改變,過去過分樂觀,而現在瀕於絕望」。他指出:「在20世紀的前40年,人們漸漸不再認同教會所守護的那些信仰」。但布利文看錯了。上帝也好,其他神也好,都已經走出教堂四處佈道去了。1949年,人們確信上帝出現在洛杉磯市一個巨大的帳篷附近。這個帳篷是葛培理搭起的,他三十齣頭,是來自北卡羅來納州的福音傳道者,信徒們叫他「比利」。那年,比利吸引了30多萬加利福尼亞州人來到他的帳篷「神殿」,並使6000人改變了信仰,其中包括一個低音歌手、一個牛仔、一個騙子和一個職業運動員。
單身女性和已婚婦女在結婚前「不是處|女」的比例達50%。
所有這一切都基於一個假設:那些受過良好教育的男孩會把自己「留給」那些仍然保持「純潔」(因此,新娘穿著白色婚紗)的有教養的女孩,而婚後,他們都會對彼此忠貞不貳,白頭偕老。男性同性戀者通常被認為是妖怪或變態,人們認為他們精神失常、泯滅人性。即使在閱歷豐富的人眼中,雞|奸、口|交、舔|陰以及獸|交也只存在於幻想中或不過是在更衣室的笑話。
錢伯斯並不顫顫巍巍。他確信11月17日第二次審判時,新法官的公正以及希斯新換的律師會使其比第一次審判少些戲劇性,自己能夠勝訴。當時還有一點對被告不利——凡是政治大案,必須與所處的時代背景結合起來考慮。從1949年到1950年1月,即第二次審判結束后,冷戰的氣氛正緩緩上升。兩次審判期間,蔣介石在與中國共產黨的戰爭中節節敗退,到第二次審判時,蔣介石已經全盤皆輸。在東歐,蘇聯影響日益擴大。於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聯合起來,防止西歐也受影響。同時,蘇聯研製的第一顆原子彈爆炸了。在美國國內,司法部長手裡的危險組織逐月增加,間諜告發事件已經失去了新鮮感,人們不再認為其難以置信。聯邦調查局逮捕了朱迪絲·科普朗,指控其從事間諜活動。《史密斯法》的被告們與希斯在同一棟大樓受審,審判過程中安靜的時候,你可以聽到在弗利廣場上共產黨遊行示威的聲音。1948年8月,錢伯斯和希斯在分開10年後在康默德酒店的房間里當面對質時,亨利·華萊士的推斷還有可能是對的。17個月後,陪審團第二次離場商議時,美國人反對蘇聯和反對崇拜蘇聯的態度變得更加強硬。在這種情況下,陪審員一致通過,判定希斯這兩條罪狀成立。
波特:雖然我們知道我們的要求會被駁回,但我們仍要求讓被告或她的辯護律師知道這些惡意中傷來自哪裡。
麥克道爾:請坐!
第四,我們必須開展一個大胆的新計劃,使我們科學進步與工業發展的成就可以用於改善和發展不發達地區……
(這時,希斯站起來,向錢伯斯走去。)
當選三個星期之後,總統派人請來了卸任后從事私人律師的迪安·艾奇遜。據艾奇遜回憶,走過白宮時,他看到這棟大廈只剩下外牆還矗立在那裡,而這是為了「照顧民眾的感情」。接著他就在工作人員的帶領下,走進了布萊爾國賓館里總統的「小型辦公室」。總統請他坐下,然後笑著說:
大多數美國人是從收音機里聽到這些消息的。聽說過電視機的人雖然很多,但真正看過的人還是相對較少。但有些流行的廣播節目,如《鮑斯少校的業餘廣播》和《空中市政會議》,已經轉為電視節目了——電視當然需要這些節目。電視機的7英寸小屏幕已由12英寸甚至14英寸的屏幕替代,「雪花」次數也少了很多。但電視節目實在沒有觀看價值。先說說那些摔跤運動員,尤其是「華麗喬治」。在他上台之前,他的僕人會先出場。僕人是個身材矮小的男人,穿燕尾服,端著一個銀盤,上面放著一條綉有喬治的姓名首字母縮寫的毛巾、一條跪下做祈禱時用的毯子以及各種各樣的噴霧式香水,以使他的主人不至於受到對手汗臭的侵擾。比賽開始前,總要故意停頓一會兒,讓觀眾猜測喬治那晚要穿什麼衣服。(「女士們先生們,他今晚要穿黃綠色!不對,是鮮紅色!」)喬治有88套緞子做的服裝,又抵抗不了貂皮底褲的誘惑。於是,漢尼巴爾·孔斯在1949年為《體育》雜誌報道喬治上場時的情況說:
所謂的「第四點計劃」轟動了世界。1949年3月4日,由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授權,該計劃重燃了人們的希望。利用美國的技術改革原始農業技術,由此提高亞洲和非洲人民的生活水平,並可以設立多個類似田納西河流域管理局的機構,治理當地水患。「儘管有人批評總統先打擊后問理,」詹姆斯·賴斯頓在華盛頓寫道,「但人們普遍贊同他的殖民地開發項目。」《基督科學箴言報》報道:「杜魯門總統把美國技術資源貢獻給世界,夢想改善那些不幸者的生活狀況,他的舉動激發了英國和西歐地區文人志士的思想大變革。」不難想象,從一開始,國會中就有人反對,迪安·艾奇遜把這些人稱為「老頑固」。參議員肯尼思·惠里和喬·馬丁抱怨連連,印第安納州的詹納認為這都是厄爾·白勞德一手策劃的,而塔夫特想弄清楚錢該從何而來。
「你最好還是坐著聽我接下來要說的話,」杜魯門剛開場,接著馬上說,「我希望你回來接任國務卿,你願意嗎?」
兩天後,錢伯斯出現在《與媒體見面》(當時的一個廣播節目)上,接受希斯的要求進行公開辯論。他說:「希斯過去是共產黨員,沒準兒現在還是。」人們等著希斯把錢伯斯告上法庭。等啊等啊,9月27日,希斯終於在巴爾的摩控告錢伯斯誹謗。案件還未來得及進一步發展,全國大選就開始了。對於希斯來說,這正是退出的好時機,而事實也證明,這是他最後的機會。最終杜魯門獲勝,弄得共和黨人手忙腳亂。他們不但失去了眾議院的控制權,也失去了眾議院的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另外,委員會中的兩名共和黨人在改選時也落選了。但是事情的發展遠遠超出了國會議員的預料。11月7日星期三,錢伯斯作為被告,在巴爾的摩的審前聽證會現身。屆時,他向希斯的律師提供早期與原告有聯繫的證據,如果有的話。走投無路之際,錢伯斯只好說出震驚整個國家的真相:原來早在10年前,阿爾傑·希斯、他的妻子普麗西拉和錢伯斯都是蘇聯間諜網成員,向蘇聯泄露美國國家機密。
從前有個男孩,一個非常與眾不同、神情陶醉的男孩……
瓊·繆爾的經歷就是典型例子。前一天她還主演美國全國廣播公司最受歡迎的情景喜劇《奧爾德里奇的家》,第二天她的名字就上了《紅色渠道》,當天下午,美國全國廣播公司終止了她的合同,把她趕了出去。美國全國廣播公司對媒體的解釋讓原本就墮落的時代更加陷落,其他公司也開始效仿它的做法。美國全國廣播公司的發言人圓滑地說,繆爾當然不是共產黨員,她一直都忠於自己的國家。但可惜她成了有爭議的人物,而爭議會讓贊助商感到驚慌,也會激起民憤,從而影響公司。簡言之,解僱她的原因是有人在背後中傷她。從那時起,「有爭議的」幾乎便成了「不忠誠」的代名詞,同樣能讓一個人的前途盡毀。漸漸地,大多數人開始質疑那份「黑名單」。但如果有人打抱不平,周圍總會有人搖搖頭,令人惱火地說:「無風不起浪。」
那些相信國家忠誠審查委員會會公正處事的人,只是想抓住最後一根救命稻草。根據杜魯門的回憶錄,他認為委員會主席賽斯·理查森是「共和黨內傑出的保守主義者」,與司法部有密切接觸。毫無疑問,理查森的上任只是一種政治手腕,因為他是哈丁和柯立芝的門生,但說到公正處事,並不盡人意。這位主席年近70歲,在華盛頓擔任美國醫學會和普爾曼集團的法律顧問。他是美國退伍軍人協會成員,同時也是麋鹿會、大都會、火樹俱樂部和切維·切斯俱樂部的會員,他正是那種消極定義「忠誠」的國教教徒,如同一位非美人士,總是把正統與愛國主義混為一談。
文件中會包括一封正式的解僱通知:「上述信息表明,你是共產黨的一員,或與之具有特殊關聯,或是對其表示同情。」這位不幸的僱員收到法院(《韋氏詞典》稱之為星法院)的解僱信,僅僅是「基於謠言」。而公開的全面調查足以讓一個人抬不起頭,讓家人蒙羞。從對他進行忠誠調查起,他就成了疑犯,在證明他清白之前,所有人都會覺得他有罪。他的鄰居會突然在街上被安全局的官員攔住問詢,不能接受他妻子的宴請,甚至不能讓自己的孩子與他的孩子玩耍。而被懷疑者的兒子不能加入童子軍,他本人也不能拜訪在政府部門工作的朋友,以免給他們帶來麻煩。最後,他只能靠自己的積蓄生活(如果他還有積蓄的話),和家人相依為命。
對受過教育的美國人來說,他們缺乏正確的指導,僅有的研究是哈夫洛克·埃利斯那令人半信半疑的調查,1/3的受訪者都說自己是在父母家中被異性僕人誘|奸的,這就說明他的調查對象的社會基礎並不廣泛。而對於其他人來說,則根本沒受過任何指導。結婚手冊早在1世紀的基督教時代就出現了,即奧維德的作品,但是謬誤百出。因為缺乏知識,所以迷信肆虐:男孩們相信手|淫是墮落的行為,女孩們則被告知「深吻」或「濕吻」會導致懷孕和性病。但是性衝動比恐懼更加強烈,男孩女孩們時不時地通過愛撫和中斷性|交的行為防止受精,事後卻又羞愧不已。也許最令人難理解的是,社會上具有廣泛影響力的機構都堅信,宣傳這種隱秘的恐懼心理是它們的神聖職責。教會和世俗的領導者都認為,只有把孩子嚇到呆若木雞的程度,才有可能指望他們在來到教堂舉行婚禮時還是純潔的。(至於他們怎樣在新婚之夜克服那非理性的恐懼就沒有提及了,而且這和其餘的問題一樣,也是難以啟齒的。)除了父親對兒子和母親對女兒那倉促而毫無實質的交代之外,成人生活在他們心中完全就是噩夢和鬼怪。他們普遍的感受就像由秘密社團的前輩傳授的經驗那樣:他們那時如墜雲霧中,而他們的子孫們自然也該如此。
參与研究的有銀行家、流浪漢、罪犯、作家、外交官、詩人、皮條客、編輯、牛仔、教師、計程車司機、文學經紀人、醫院護理員以及閑https://read.99csw.com散的貴族。他們的回答都用密碼記下,編檔保存,然後輸入IBm計算機。當有效樣本量達到幾千個時,金賽請了幾位助手。除了大學提供的研究基金外,他還得到了美國國家科學研究委員會和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資助。到動筆撰寫有關人類男性性行為的第一卷著作時,金賽和他的三個主要助手已完成40個工年的工作量,彙編了1.2萬個個人案例。之後,他們又開始分析、研究女性相關的資料數據。第一卷著作定於1948年1月上市銷售。
起初,總統並不明白渥太華間諜組織如此事關重大。到了2月,杜魯門收到了埃德加·胡佛提交的一份供詞,這是紐約義大利情報圖書館前僱員伊麗莎白·本特利和惠特克·錢伯斯的供詞。這個案件的破獲很難說是聯邦調查局的功勞。7年前,錢伯斯打算在美國政府找一個人,重視他所反映的情況;而本特利小姐本想向聯邦調查局紐黑文市分局自首,卻沒人理會她,直到聯邦調查員在路旁監視她,發現一名蘇聯間諜塞給她2000美元時,他們才真的相信她的話。她和錢伯斯彼此並不相識,卻有一個共同點:他們的陳述都非常驚人,以至於讓人懷疑他們是否神經錯亂。本特利小姐是瓦薩學院的畢業生,已經人到中年,她說5年來自己一直是蘇聯間諜,負責在華盛頓搜集高度機密文件,然後轉送到紐約的蘇聯聯絡人手中。在她指控犯有叛國罪的政府前僱員的30餘人中,有勞克林·柯里,他曾在1939~1945年任羅斯福總統行政助理,並兩次率領代表團前往中國,現為派克大道上某進出口公司的負責人;另一名是財政部前副部長哈里·德克斯特·懷特,現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執行理事;以及商務部的後起之秀,達特茅斯學院畢業的英俊小生威廉·雷明頓。錢伯斯又指認羅斯福政府的9名官員為共產黨員,其中最著名的是阿爾傑·希斯,當時他即將離開國務院,出任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主席。
就在這時,理查德·尼克鬆開始引起自由派選民的關注,並大大地冒犯了他們。民主黨人提心弔膽地追蹤著審判,希望大量間接證據能夠以某種方式解釋清楚整個案件,僵局也讓他們很失望。竟然有8個陪審員相信錢伯斯,這讓他們很受打擊,而且他們也沒心思和一個愛爭論的年輕共和黨議員產生不快。但尼克鬆卻咄咄逼人。他指責「杜魯門政府十分害怕希斯先生會被判無罪」,甚至說法庭「顯而易見地偏袒被告」,這也是事實,但要求調查法官就不明智了。而觸怒那些簡單相信正義,宣稱「普通美國民眾希望放棄案子里所有技術性細節」的人更不明智。沒有技術性細節的審判就像動用私刑。A·J·李伯齡相信希斯但又無計可施,他注意到「若不能給尼克鬆議員不喜歡的人定罪,就是『非美』」,另一句評論更加激烈,認為尼克鬆就像「受困的銀行出納員,把畢生的積蓄押在一匹走路都顫顫巍巍的老馬上」。
1/6的女性在青春期前就有過性高潮,還有1/4則會在15歲時經歷。
「你將知道世間最美妙的事,就是彼此相愛。」
1948~1949年版的《美國名人錄》記載了他的生平:
1848年,馬克思和恩格斯曾寫過:「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徘徊。」如今《共產黨宣言》問世100周年,同樣的幽靈降臨美國——這當然是無稽之談。理查森曾向國會議員吹噓:沒有發現間諜,肯定是搜查人員把他們嚇跑了。這種顛倒是非的邏輯不僅讓聯邦僱員遭殃。伊雷娜·約里奧-居里來紐約參加科學研討會時,就被拘禁在埃利斯島上一夜,因為幾個匿名電話說她可能是敵人派來的姦細。帕內爾·托馬斯在《自由》報發表了一篇文章《原子彈工廠里的紅色分子》,暗指所有科學家都將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而之後的一段時間里,政府都無法聘請到年輕的核物理學家。訂閱《蘇聯醫學評論》(由美蘇醫學學會出版的專業雜誌)的醫生們,只好要求該雜誌用白紙包起來郵寄。
委員會其他成員決定再次傳喚錢伯斯,他們認為希斯可能是無辜受害者,是錢伯斯認錯了人。第二次非公開審理(希斯也不在場)時,錢伯斯開始顯露自己對希斯以及希斯的妻子和家庭的全面了解。他記得,他們夫婦親切地稱對方為「希利」和「普羅斯」,寵愛自己的寵物狗可卡犬,他們在沃爾塔廣場的房子里配有嵌金希區柯克椅,一面鑲金邊的鏡子頂端有一隻鷹,牆壁上半段是桑葚圖案的壁紙,下半部分是鑲嵌板。錢伯斯知道的還不只這些,但這已經足夠證實他與希斯夫婦的關係確實不一般——關於他們家的孩子、僕人、傢具和愛好的事情,總能說出個一二。希斯的一個愛好就是賞鳥。錢伯斯描述了希斯在波多馬克河看到藍翅黃森鶯的那種興奮勁兒。碰巧,委員會中的一名委員約翰·麥克道爾也是個業餘鳥類學者。當希斯再次被召回委員會時,麥克道爾問他是否看到過藍翅黃森鶯時,希斯眼前一亮,高興地回答道:「看過,就在波多馬克河。你知道那地方嗎?」過了一會兒,他又接著說:「它們飛回來,在那些沼澤地築巢。頭很漂亮,真是很美的鳥兒。」這隻是一個小插曲,卻令委員會印象深刻,這是希斯沒想到的。
這是非常複雜的。時至今日,有些人儘管信仰不同,但都如此堅定,即使供狀俱在,或者鐵證如山,他們還是矢口否認;迪安·艾奇遜至死還相信哈里·德克斯特·懷特是無辜的,而「希斯事件」仍是一個謎。要理解1948年夏天發生的奇怪現象,你可以想象在一個大家庭里,孩子們都堅持認為被魔鬼跟蹤,家裡的其他人則一再安慰他們說沒有魔鬼。大家一遍遍地搜查房子,什麼也沒找到。孩子們堅持認為他們聽上去荒謬的故事是真的,其他人卻置之不理。直到一天晚上,全家人聚在一起,一個小孩子注意到小房間的門是半開的,他猛地將門打開——一個真正的魔鬼走了出來,身高10英尺,滿嘴獠牙。在加拿大的伊戈爾·古琴科就是這樣一個孩子,三年後,美國叛逃者在華盛頓提供了這樣的證據。不同之處在於,他們的門不是開在小房間里,而是通向主卧室。
要是他曾邂逅小威廉·H·懷特,肯定會引起懷特的職業興趣。懷特比他大一歲,曾任海軍陸戰隊軍官,當時是《財富》雜誌的特約撰稿人。他把阿格紐這類人稱為「組織人」:他們可能會認為工作單調乏味或競爭激烈而無意義,但他們是屬於公司的,或者說屬於他們的職業賴以存在的任何一個組織。因為在住在這些新郊區的各種人物中,小經理們不過是其中一種類型罷了。此外,還有那些正在內科住院部實習而準備合夥開診所的年輕醫生、牙科實習醫生、聯邦調查局的特工人員、在久負盛名的律師事務所工作而僅拿月薪的年輕律師、在參謀學院進修的前程似錦的陸軍少校、在大公司的車間里進行研究的物理學家、在藥物實驗室工作的博士生、普拉特·惠特尼公司的見習工程師,甚至還有最終能混到一個主教職位的教區牧師。大多數人都清楚地意識到他們是彼此聯繫的,正如有些人常說的那樣,他們「坐在同一條船上」。至於這條船駛向何方,他們卻很少發問。不出25年,到了他們嶄露頭角的時候,他們就會和其他與他們一樣的人一起,成為美國的中流砥柱,被《時代周刊》後來稱為「指揮的一代」。到那時,他們就會忙得團團轉。至於現在,他們還在盡情享受天倫之樂,和同輩們聚會、喝喝小酒,在郊區的活動中心娛樂放鬆——玩玩凱納斯特紙牌、打打乒乓球、下下中國象棋等。還有,在他們所擁護的人競選總統失敗的那一年,悄悄地低聲議論一下印第安納大學剛發布的一份報告,也就是後來聞名世界的《金賽性學報告》。
三個星期後,杜魯門才向美國人民公布這個消息。9月23日,他授權發布了一份簡短的聲明:「我們有確鑿證據表明在蘇聯發生了一次原子彈爆炸。」在白宮參加新聞發布會的記者們一接到聲明就直奔電話而去(發稿)。他們走後,由於預計公眾的反應將會很強烈,所以總統躲了起來,他的內閣成員也都銷聲匿跡。只有一個人除外,那就是約翰遜,他因此頗為引人注目。艾奇遜本已開始懷疑國防部長路易斯·約翰遜患上了精神病,而約翰遜在星期五那天的所作所為似乎為此提供了證據。他接受了媒體採訪,與他們談論部隊的部署情況,並輕描淡寫地提到蘇聯的原子彈:「現在,讓我們冷靜下來,不要把事情誇大。」大多數有責任心的編輯因擔心社會上可能會出現歇斯底里的情緒,已經在設法降低這個聲明的爆炸性程度。但這個打擊太大了,沒有任何辦法降低其影響。在芝加哥,物理學家哈羅德·C·尤里告訴記者,他覺得這真是「晴天霹靂」。他說:「只有一種情況比一個國家擁有原子彈更加糟糕,那就是兩個國家同時擁有原子彈。」
10多年中,「黑名單」成了娛樂業的代名詞。這一次要挾正中要害,嚇壞了靠公眾輿論為生的娛樂業管理層。時間已經沖淡了這個時代的一些觸目驚心之事,但不能原諒那些公司經理,如果他們不軟弱屈服,不至於讓自己陷於遭受威逼的境地,也不至於如此不堪。通常情況下,他們知道一位明星是因遭到競爭對手妒忌才被列入黑名單的。而對於低等級的人,經理們會立即解僱一些布景工人或化妝人員,理由是這些人「不忠誠」或是「危害安全」。但如果有一位高管能真正挺直脊樑,那些所謂的反擊者也不會得逞。
政府確實發出通知了。國民黨潰敗后,艾奇遜決定對美國人民說出全部事實。1949年8月5日,美國國務院發布了一份厚達1054頁的白皮書,承認中國共產黨贏得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宣布停止對國民黨的援助,並一一說明造成這一結果的一系列事情的經過。史迪威、赫爾利和馬歇爾這三位美國將軍都曾勸說蔣介石削弱國民黨軍閥的權力,肅清國民黨軍隊內部的貪污腐敗和失敗主義,但都徒勞無功。自戰勝日本以來,美國提供給蔣介石的援助已超過20億美元。事實上,這都是在浪費彈藥——運送給國民黨的美軍武器有75%最後都被毛澤東繳獲。在白皮書的導言中,艾奇遜開門見山地說,蔣介石政權競爭力弱、貪污腐敗,並且不顧人民疾苦。他還說:
希斯:此時此刻,請允許我鄭重聲明,我想邀請惠特克·錢伯斯先生針對在委員會以外的社會領域做同樣的陳述,放棄免除因誹謗被起訴的豁免權。你敢不敢?我希望你他媽的趕快這樣做。我絕對不會碰他(對拉塞爾說),倒是你們碰到我了。
對見多識廣的華盛頓人來說,這些話是不言自明的,甚至是多餘的。但是,美國大部分民眾卻困惑不解——所有這些有關國民黨腐敗無能的說法顛覆了他們以往對其的印象。他們所知道的中國人,是像賽珍珠筆下那些在人間天堂過著美好生活的農民,一直是忠誠可靠、熱情好客的,而更重要的是,他們是親美的。整個世界大戰期間,同盟國的四大巨頭就是丘吉爾、羅斯福、斯大林和蔣介石。艾奇遜意圖遏制共產黨的戰略似乎完全破產了。他在自己撰寫的白皮書中承認,中國新政權也許會「有助於實現蘇聯的目標」。美國外交官在歐洲取得的所有成就,諸如杜魯門主義、馬歇爾計劃、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等,似乎一瞬間就被這場發生在亞洲的災難一筆勾銷了。
對於反共的中堅分子來說,陰謀愈演愈烈。政府內部的共產主義者在戰前便已存在,他們還有一大批忠實的支持者。蓋洛普的民意測驗顯示,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自成立伊始就深得民心,但其對於共產主義一事,始終沒有統一的看法。對於某些人而言,美國的共產主義者就是蘇聯的間諜;另一些人則把他們看作交黨費的美國共產黨員;而對於富蘭克林·羅斯福和他在政治上的死敵來說,共產主義只是全力擁護社會改革的一種模糊概念而已。
自由黨派把共和黨反共分子看作舞台上的反派。當然,他們中的一部分人不僅將這個角色表演得活靈活現,居然還揚揚得意起來。某個下午,好奇的觀眾也許會溜進參議院的來訪者旁聽席,聆聽政府被抨擊為「乳臭未乾的偽自由派」,他們總是「可憐兮兮地尖叫」著「共產主義者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就是他們「出賣了中國使其淪為無神論的奴隸」。最合適的詞還得留給「國務院那些按莫斯科政治路線行事的跟屁蟲」,他們四處噴撒克里姆林宮的惡毒誹謗,「紅色迪安」則一邊諂媚地向莫斯科的領導卑躬屈膝,一邊無恥地嗚咽哭泣。很多時候,記者都在質疑蘇聯政治局裡的反美言論可能還不如美國國會裡所說的這些不堪入耳。
但是太晚了,希斯已經鑄成大錯。在此之前,他的孤注一擲還有點兒作用。他是對的,1935年已經過去很久了。而他反駁錢伯斯的話、兩人聲譽的差別,都讓結果不言而喻。再者說,就算是共產黨員也不算是罪犯,而且竊取國家機密的重罪也已經過了訴訟時效。委員會幾乎已經準備放棄採用本特利和錢伯斯的證詞了。但是威脅錢伯斯讓其脫離豁免特權的庇護,並威脅以誹謗罪提起訴訟,局勢則大為不同了。現在,錢伯斯不得不出示證據。歷盡波折的整件事情將被移交法院,由法院判定誰在說謊,敗訴者將因偽證罪被判入獄。
理查森主席:那倒沒有。
理查森主席:這就是證據。
麥克道爾:錢伯斯先生,這個人是不是你在他家住過的共產黨員阿爾傑·希斯?
……今天,我舉行了記者招待會。阿爾傑的案子一直在我的腦海里,縈繞不去。我以前告訴過你,這完全是悲劇——無論可能的事實是多麼合理。我知道我肯定會被問到這個案子,這很難回答——這不是簡單的迴避還是回應的問題,那一點兒都不難。但是,要想說出一個人的心聲,不受那些在你身後叫囂的人的影響,將自己真正相信的東西恰當地表達出來,這很不容易。
其實,肯尼迪曾與反共分子合作,但這事很快就為人們所忘記,或許是因為他後來出任了總統吧。而另一些人在中國問題的爭論上,表現得更加激進。早在1947年10月,身為堅決反共分子,前駐法大使威廉·布列特在《生活》雜誌上刊登了一篇文章《中國報道》,指責華盛頓的官僚撤走美軍,讓蔣介石陷於危難。盧斯報社對此問題的討論尤其激烈。亨利·盧斯出生於中國山東,父親是一名傳教士,他是所謂「中國遊說團」的核心人物,這個遊說團的成員甚至不惜背叛美國,誓死效忠國民黨。1948年9月6日,《生活》雜誌宣稱雅爾塔會議是綏靖政策的「高潮」。之後,那些用來掩飾的花言巧語迅速消失了。共和黨開始將其在國會中的對手視為「叛國黨」,雷伯恩認為這是尼克鬆對他的詆毀,從此懷恨在心,再也沒有原諒過他。南達科他州眾議員蒙特請求總統「清查」聯邦僱員,揪出那些「有親蘇化傾向而導致我們的外交政策混亂的人」;伊利諾伊州眾議員哈羅德·維爾德宣布蘇聯的間諜如同舞毒蛾,「遍布美國各地」;賓夕法尼亞州眾議員羅伯特·里奇指責迪安·艾奇遜為斯大林辦事。印第安納州眾議員詹納認為,每一個為蔣介石獻策卻未能阻止中國紅色潮流的美國人都有罪。詹納稱馬歇爾將軍是「叛國者的代表」,是「活脫脫的謊話精」,他聯合「叛國賊和綏靖主義者,在杜魯門和艾奇遜的持續影響下,一步步出賣美國」。
的確如此,沒有風哪來的浪呢?並不是說多蘿西·貝利和瓊·繆爾有什麼罪過。她們是無知和恐懼的殉葬品,正如1692年塞勒姆村的「女巫」一樣。但令人寒心的是,真正的間諜早已把真正的秘密帶走。斯大林一造出原子彈,很少人認為世界還有和平的機會,倫敦勞埃德保險公司就不這麼認為,而蘇聯科學家能造出第一個核武器,完全歸功於蘇聯副領事安納托利·雅科夫列夫,她是聰明了得的間諜,在「二戰」期間,她組織了從紐約至洛斯阿拉莫斯的精密諜報網。
對於金賽的研究項目和人們對它的反應,可以看出一些美國人的特性。「再沒有其他人對自己如此好奇,」克萊德·克拉克洪說,「也沒有誰如此願意把自己作為科學分析的對象,或者如此饑渴地閱讀那些即使是最被嗤之以鼻和最膚淺的評論……與其他相比,金賽的研究最足以證明美國人認為知識,特別是科學知識,推動個人與社會進步,因此一直對它有一種近乎天真的信仰。」在一代人的時間里,美國人似乎把這些統計數字看作一個挑戰——如果獲得更多和更高質量的性高潮是最新的潮流,那麼美國準備走在潮流前線。1970年,兩本最暢銷的非虛構類書籍的主題都是「告訴讀者如何解讀金賽的資料,以使自己盡情縱慾」。事實是,到20世紀60年代後期和70年代初期,那些曾認為性衝動太強烈是一種罪過的孩子們反而擔心他們的性|欲還不夠強烈。路易斯·克羅嫩伯格寫道:「美國剛擺脫認為性|欲可恥的心理,就變得以缺乏性|欲為恥。」在尼克鬆時代,新女權主義的狂熱鼓吹者和他們的反對者不斷論戰,爭辯究竟女性投身事業是會使她們男性化,還是使她們得到更多的性滿足。雙方都認為金賽的統計數字是符合事實的,而更有意義的是,雙方都認為性|欲的滿足對個人甚至對社會都很重要。
在新英格蘭北部的鄉村酒館里,白人農民怨聲載道,大談社會的發展及其重要,或索性說它根本不重要。紐約正在愛德懷德修建世界上最大的飛機場——為誰?加利福尼亞州在帕洛馬山即將建成世界最大望遠鏡——為了看看月亮嗎?誰都知道做這種事情毫無前瞻眼光。社會新風尚層出不窮,人們忙著追趕潮流。歐洲的槍炮剛剛冷卻,德國人就開始出口首批塌鼻子的大眾汽車,在美國的售價為1280美元。美國女性在閱讀頁面有洞的《鑒賞》雜誌,購買1948年剛上市的汰漬洗衣粉。許多鄉村酒店的老主顧都要求將一個名叫伊登·阿貝茲的年輕人趕走,甚至贊成不惜一切代價。阿貝茲是最早的嬉皮士,也可以稱之為嬉皮士的前身。他在1948年顯露頭角:個性靦腆、溫和的素食主義者,一頭披肩長發,滿臉鬍子拉碴。他把自己的人生觀寫在一首名為「自然之子」的歌中。納特·金·科爾的演唱使它轟動一時:
這才是真正的背叛,不是那些逼著幼兒園教師和電影臨時演員忠誠宣誓的狂熱愛國者的妄想。毫無疑問,這個羅森堡-格林格拉斯-戈爾德-福克斯-納恩-梅間諜鏈是國際間諜史上最成功的案例之一。在莫斯科,他們交出圖表、公式和數百頁的秘密資料,從在橡樹嶺分離鈾235和鈾238的氣體擴散處理過程到導彈的設計藍圖都十分詳細。儘管全身心地投入核武器的製造過程,蘇聯對其了解也不過如此。美國斥資20億美元,集合了西歐和美國最優秀的科學家,動員美國工廠,花費了三年半的時間,終於在阿拉莫戈多取得巨大成功,在日本上空爆炸。那時,蘇聯情報負責人從福克斯的報告中已詳細了解了整個原子彈製造過程,而目睹了第一顆原子彈在新墨西哥州沙漠爆炸景象的福克斯在報告里還對此進行了詳細描述。這個信息可是無價之寶。當時,蘇聯的物理學家們還無法製造出原子彈。他們雖然掌握了相關的物理理論,但是20世紀40年代的蘇聯還沒有足夠的工業資源去冒這麼大的風險製造原子彈。這次叛變縮小了美蘇之間的核差距,而這些英美叛徒也讓冷戰至少提前了18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