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這場仗在哪兒打呢？英法兩國已經放下武器，中東僅有的危險之處就是阿拉伯和以色列在加沙地帶和亞喀巴灣上的爭端了。歷經兩個月的討論，參議院以72票對19票通過決議。亞當斯後來寫道：「在接下來的一年時間里，約旦、敘利亞和黎巴嫩都發生了一系列爆炸性|事件，並且都直接或間接涉及艾森豪威爾主義的應用。」事實上，該主義並不適用於這些事。約旦引起的麻煩屬於典型的中東式麻煩：反對以色列的阿拉伯人使整個阿曼驚慌不安，迫使年輕國王海珊的首相辭職。於是海珊向艾森豪威爾求助，宣稱這場危機是「國際共產主義和其追隨者的責任」。杜勒斯認同了，總統便派遣第6艦隊到地中海東部進行了一次開炮示威。在大炮的庇護下，海珊選擇了一個忠於他的政府。暴民被驅散了，新首相幸免於難。誰也不知道，沒有那示威的軍艦相助，結果會有什麼不同。

利馬和加拉加斯之行對副總統而言既是一種考驗，也是一種鍛煉，而那次事件對尼克鬆的名望產生的影響雖然巨大，卻也十分短暫。1958年6月，該事件之後的一個月，蓋洛普民意測驗顯示，他的支持率首次超過艾德萊·史蒂文森，和肯尼迪不相上下。這是20世紀50年代他最受歡迎的時候。但到那年秋末，這便成為一段記憶。共和黨遇到了麻煩，他作為領導人也難逃困境。

就在這時，小組委員會發現了他的一句謊言。他在開場陳述中曾清楚地說道：「我的工廠首次在聯邦貿易委員會碰到麻煩是在1953年……11月。在那之前，我和公司其他工作人員從未因此類事件和聯邦貿易委員會有過交集。」這意思是說，只有當聯邦貿易委員會於1953年11月控告他虛標商品成分時，他感到十分困惑，才需要舍曼·亞當斯解釋到底是怎麼回事，這一點對於他的案件和亞當斯的可信度都十分重要。現在委員會調查人員拿出證據表明，戈德法因曾在1942年以及之後的每年都受到了聯邦貿易委員會對他虛標成分以誇大自己衣服的質量的指控。在聽證會上，戈德法因無力地答道，這是文書方面出了問題，並表示由於這些都是「小問題」，所以他不太可能會知道。小組委員們並未對此進行反駁，因為他們知道下面還藏著別的事。

後來，亞當斯在交代他與戈德法因的關係時寫道：「我對他生意上的事根本不了解。直到立法監督委員會在聽證會上揭穿他時，我才知道他逃稅。我也不知道他的東波士頓公司在資金運營上的問題。」當然，沒人說他應該知道這些事，問題在於他的判斷力，因此無法避免的結論是：艾森豪威爾的得力幹將受了騙，有損於總統職位的榮譽，因此，他必須辭職。這既是公眾，也是個人的悲劇。亞當斯是白宮難得一見的人才，但令人費解的是，他怎麼會與一個騙子維持了這麼長時間的社會關係。戈德法因卻對於自己的行為被揭露漠不關心，這不免讓人大吃一驚。甚至後來亞當斯為他和聯邦貿易委員會主席安排見面時，他仍然滿不在乎。到後來，他的三家公司因虛標成分受到「勒令停業」處分。他理解的友誼似乎一直都是一種單方面有利的交易。他送的地毯、大衣和3000多美元的酒店賬單最終使亞當斯名譽掃地。戈德法因的一個朋友這樣評價他：「他就是個打著別人名號做事而且嗜酒如命的人，他的一大缺點就是說話太多、到處招惹各種人，還送了太多禮。」如今，他挑起的一系列事件只能以亞當斯被從白宮花名冊中除名而落下帷幕。

現在，總統為亞當斯對其朋友兼施惠者的伯納德·戈德法因的信任做了擔保。現在就全看他交友不慎的那個朋友的態度了。結果，接下來的事毀了亞當斯。之後在國會山舉行的聽證會簡直成了一場滑稽歌舞雜劇。當戈德法因大步走進眾議院小組委員會聽證會時，他手裡拿著一份長達25頁的發言稿。就在上午7點，也就是他被安排出庭的三個小時前，他已將發言稿全文公布給媒體，這一舉動惹惱了整個小組委員會。在聽證會上，他穿著一套深藍色西裝，系著一條印有「B·G」（伯·戈）字樣的藍色綢緞領帶，泰然自若地坐在椅子上念起發言稿來。接著，他摘掉那塊金錶遞給小組委員會成員（並說，「希望我能要回來」），然後解釋道：「我現在戴的這隻表背面寫有『致伯·戈』，意思是伯納德·戈德法因；『自舍·亞』，那就是州長舍曼·亞當斯；日期是『1953.1.20』，我們都知道那一天，那是艾森豪威爾總統就職典禮的日子。」這時坐在觀眾席上的雷切爾·亞當斯開始哆嗦起來。她那時才明白，他們的這位朋友這些年一直是如何將自己引薦給陌生人的，其中還包括一些聯邦政府官員。

此時，華盛頓方面已發出命令，要執行一場非常救援任務。由於對尼克鬆方面的情況不甚了解，又被告知可能會出現最糟糕的情況，艾森豪威爾總統便向委內瑞拉派出6艘驅逐艦、一艘導彈巡洋艦和一艘通過直升機輸送海軍陸戰隊的航空母艦。1000名海軍陸戰隊隊員和傘兵已在關塔那摩灣和波多黎各準備就緒，空軍戰鬥機和轟炸機也整裝待命。然而，尼克鬆對此一無所知。杜勒斯之前曾向尼克鬆發去電報告知消息，然而這些電報就像那天其他信息一樣根本沒到達目的地。尼克鬆夫婦當時正在大使館的私人房間里吃飯，大使衝進房間。他通過新聞報道才知道，事情有了轟動性的新發展。五角大樓已於下午6點5分在公報中宣布：「部隊調動正在進行中，以便委內瑞拉政府任何時候請求援助，這些部隊都會隨時準備與之協作。」

他與亞當斯關係密切。法院調閱的電話記錄顯示，戈德法因在6個多月的時間里給亞當斯撥打了43個長途電話，大約每4天一次。亞當斯也曾給他或為了他的事情打過無數次電話。1953年12月30日，這位總統辦公廳主任打電話給聯邦貿易委員會主席愛德華·F·豪雷（他就是靠亞當斯才當上主席的），詢問他控告戈德法因虛標紡織品原料從何而起。1955年4月14日，當這位製造商因同一控告再次接受調查時，亞當斯利用其勢力安排戈德法因與豪雷見面。在此期間，戈德法因公然拿他朋友的名字狐假虎威。「請讓我和舍曼·亞當斯通話，」他向一位秘書命令道，聲音大得足以傳到隔壁辦公室。接著，他對電話那頭講道：「舍曼，我現在在聯邦貿易委員會，這裏招待得很周到。」

無論觀看者有怎樣下流的想法，美國的這個新玩意兒在其他地方依舊風靡。在德國，職業拳擊手馬克斯·施梅林和妻子安妮·奧德拉引發了呼啦圈熱。沒有孩子的德國人沒有什麼好借口買玩具，為避免尷尬，他們便叫商店將玩具打包好，在夜間送至家中。比利時一支前往南極的探險隊表示，他們的行李中有20個呼啦圈，這筆花銷被列入文娛費用的開支。在一些國家，呼啦圈嚴重脫銷。在約翰內斯堡，呼啦圈的零售價為65美分，記者在那裡報道稱，只有白人才買得起，但當地人也不免眼熱，最後慈善機構便開始派發免費呼啦圈。阿姆斯特丹的《自由人民報》上指出，荷蘭需要塑料管的工廠已缺料停工。在華沙，一家專為青年人創辦的周報說：「如果輕工業部和手工業局還不開始生產呼啦圈，那麼我們在呼啦圈市場上就會嚴重落後，尤其是在國際範圍內。」但這兩個部門仍舊不慌不忙，因此呼啦圈就通過民主德國走私過來。

在全球發生的40次主要暴亂中，美國大使館、美國新聞處圖書館以及文化中心都是攻擊的主要目標。自發地襲擊美國國旗已成了家常便飯，大部分時候都是由於因種種原因而產生的反美情緒在示威者心中長期積壓，最終爆發。僅在印度尼西亞，就發生過5次類似的騷亂。這類事件絕不局限於那些領導人對美國不滿的國家。遊行示威還發生在一些中立國的首都，例如阿爾及爾、開羅以及喀土穆，有的甚至發生在美國盟國的首都，例如里約熱內盧、雅典、西貢和巴拿馬城。

1958年的第一次民意測驗於9月8日舉行，當時緬因州正在投票。民主黨的標語是「緬因佩恩，終將失敗」。如果這是事實，將十分重要，因為競選結果將被當作投票者對戈德法因道德觀的反應。這位緬因州議員6年前曾從戈德法因那裡得到3500美元，對於這筆錢的來龍去脈，他從未給出令人信服的解釋。他的競選對手，44歲的艾德蒙·S·馬斯基州長卻咬著這事不放。最後結果讓整個白宮大吃一驚。共和黨登記的2萬名選民居然沒有參与投票，馬斯基不僅成為緬因州第一位因深受歡迎而被選出來的民主黨議員，而且得到的領先票比他自己預料的還要多出一倍。就這樣，共和黨候選人隨著佩恩一同跌下競選舞台。民主黨贏得了州長職位、緬因州三個國會議員中的兩個席位和12個州議會的席位。參議員瑪格麗特·蔡斯·史密斯表示：「我們被徹底擊敗了。」哈格蒂說：「我和總統的看法一致，我們慘敗。」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米德·奧爾康表示，這個結果應該「使每個共和黨人都警覺起來，全身心為11月4日做準備」。

就在情勢迅速惡化之際，美國人發現了意想不到的盟友：機場上的30名機械工人。當其他人都在噓聲不斷時，這些工人卻一直對尼克鬆歡呼，這一舉動讓他們很是扎眼，以至於迅速吸引了人群的目光。這讓美國人抓住機會逃離了航站樓。從大樓出來后，尼克鬆和夫人剛走到觀景台下，樂隊指揮竟再次奏響了委內瑞拉國歌。尼克鬆夫婦只好又獃獃地站在那裡。尼克鬆之後回憶說：「當時的感覺就是天上下起了雨。」後來，他才意識到那都是唾沫星子。頭頂上那些人正吐著唾沫，有些人還嚼著煙草。尼克鬆夫人專為此次行程準備的紅色新裝因而沾上了不少棕色污點，一個橡膠吹笛直接打在了尼克鬆臉上。國歌結束了，尼克鬆挽著夫人帕特的手臂，緊跟在特工人員和美國大使館工作人員組成的楔形隊伍後面，擠進擁擠的人群，朝車隊走去。

在書中，對於共和黨競選活動的性質和在最後兩星期總統激|情高漲地加入其中的環節都省略了。尼克鬆的進攻策略有些狹隘，而且頗具黨派色彩。他警告道，對「社會主義」和「『左』翼極端分子」而言，民主黨就是避難所。他還指控民主黨「採取撤退和姑息」的方式，嘲笑「艾奇遜外交政策導致了戰爭」，而為共和黨政府的「軍事實力和穩定外交」感到高興。總統一開始感到十分驚駭，對白宮記者表示他對「此類事件」深表遺憾。這激起保守派的抗議，他就突然來了個180度大轉彎，公開稱讚起他那好鬥的副總統：「沒人能比你在這件事情上做得更好。」10月底，艾克和尼克鬆的心情已完全一樣了。他發誓「只要我還是總統，就絕不會姑息共產黨的侵略行為」。他還聲稱「所謂的導彈差距正在快速縮小」，並把民主黨人稱為「無法控制亂花錢（你們的錢）的衝動」的「政治激進分子」和「自以為是的自由主義者」。

這時，車隊仍然朝著英雄公墓廣場駛去。在到達廣場前的最後一個路口，尼克鬆告訴司機將車開進一個巷道，並朝反方向行駛。外交部長盧廷喊道：「我們不能沒有警衛！」尼克鬆說：「如果是那樣的警衛來保護我們，還不如不要。」當他們安全到達另一條大道，脫離了險境時，尼克鬆命令司機停車，以便和帕特談論一下，並看看情況。領隊的車已經破破爛爛：所有車窗都被打破，擋泥板也已被砸毀，車上的每個人不是被刮傷就是被刺傷，但大家的傷勢都不嚴重。兩位夫人沒有受傷。前方的道路也暢通無阻。於是，他們驅車直接到達美國大使館的住宅區，該地位於加拉加斯高級住宅區一個陡峭、易守的山頂上。在其12年的執政生涯中，尼克鬆第一次睡了午覺，完全是因為疲勞過度。其他人則忙著將這座小山弄成一個堡壘。除大使館原有的海軍陸戰隊和特工人員外，還增加了60名擔任委內瑞拉武裝部隊教官的美軍士兵。進入大使館的所有電報、包裹和信件都要接受安保人員的檢查。第二天下午3點，尼克鬆被安排提前9小時秘密離開加拉加斯，與此同時，邁克蒂亞機場的安保人員也做好準備，保護尼克鬆所乘坐的飛機免受可能遇到的襲擊。

民主黨的憤怒幾乎成了一種形式，艾德萊·史蒂文森說：「我已經厭倦了舍曼·九*九*藏*書亞當斯那偽善的說教。」但共和黨的責難則讓艾森豪威爾和亞當斯感到十分詫異，他們其實對此早該料到。那年是選舉年。為競選加利福尼亞州州長拚死一搏的諾蘭建議總統「應該仔細斟酌，亞當斯的作用是否已受損害而變得有害無利」。猶他州的阿瑟·沃特金斯說話更直接。他說：「根據以往的經驗，以總統和亞當斯先生設立的高道德標準衡量此事，似乎只能得出一個結論：即使亞當斯先生的作用並未完全消失，也已嚴重削弱。」

大家越來越傾向於將這10年與20世紀20年代做比較。20世紀50年代雖然也很荒唐，但直到1958年還沒有任何可以與彈尤可里里或坐在旗杆上相比的事情。這時，兩名來自加利福尼亞州加布里埃爾的年輕玩具商出色地彌補了這一遺憾，他們合夥創立了惠姆-奧玩具製造公司，這兩個人的名字分別是理查德·科內爾和阿瑟·梅林。「二戰」后，他們以不到1000美元的資金開始製造彈弓。1957年，他們靠製造飛盤賺得了人生第一桶金。飛盤是一種很輕的塑料碟子，一個人將其拋向空中，它會緩慢地掠過天空並由另一人接住。在1958年紐約舉行的一次玩具展覽上，一個陌生人告訴他們，有一種大木圈已在澳大利亞迅速流行，孩子們將這種圈套在臀部轉著玩。回到公司后，兩人便開始製作這種大木圈。然而，製作了20個以後，他們停了下來，因為他們不喜歡木頭，想用塑料試試。5月，他們做出了自己希望得到的東西：色彩亮麗的聚乙烯管製成的直徑三英尺的圈，每個圈能在市場上賣到93美分，得到16%的毛利。惠姆-奧玩具製造公司給這個新玩具取名為「呼啦圈」。

接下來，一位名叫米爾德麗德·佩珀曼的崇拜者為這位萬眾矚目的百萬富翁助陣，以羅傑·羅布為首的律師團隊也來了，此人曾在法庭上不停盤問羅伯特·奧本海默。前來幫忙的還有曼哈頓的一位報界聯絡員特克斯·麥克拉里，他服務於一個位於華盛頓希爾頓-卡爾頓飯店的報界聯絡機構，其以魚子醬為特色並免費供應威士忌酒。「新聞接待員」貝亞·迪普雷也在那裡，她是一名波士頓美女，最惹人注意的舉動就是讓記者別搞錯她的三圍（35-22-35英寸）。此外，還有一位名叫傑克·洛托的宣傳員，他稱自己是「前國際新聞社首席記者」，卻在自己發布的新聞稿中將委託人的名字寫成「伯納德·戈德芬因」。一天夜晚，洛托抓住兩個在隔壁房間竊聽他辦公室的密探。其中一個是叫巴倫·伊格內修斯·薩克雷特的私人偵探，他一直在為眾議院小組委員會工作，事情敗露后便立刻遭到解僱；另一個則是德魯·皮爾遜的採訪助手傑克·安德森，皮爾森拒絕解僱安德森，並表示：「我需要他。」

在歐洲，英法外交部將蘇伊士運河災難歸咎於杜勒斯，在華盛頓，艾森豪威爾政府里的一群工作人員也同意他們的說法。但考慮到蘇伊士運河事件發生后中東的局勢，對於華盛頓下一步應採取怎樣的行動，大家持相同看法。根據冷戰信條，世界上任何一個值得爭奪的地方要麼屬於共產主義世界，要麼屬於自由世界。舍曼·亞當斯於1961年寫道：

之後，呼啦圈熱潮開始急速消退，正如其來勢洶洶一樣。1959年夏，廢棄的呼啦圈開始塞滿城市垃圾場，但呼啦圈的風行闡明了一點：即使是美國大眾文化中的瑣碎之事，也會給全球其他地方帶來巨大影響。

這裏又發現一條便道，於是車隊便沿著這條路緊張沉默地行駛。直到快到加拉加斯市中心，也就是他們的目的地時，車隊又被精心設置的路障擋住了去路。公共汽車、卡車和小汽車在路中心排成三行，直接擋住了尼克鬆的車隊。司機根本無法越過中央島，因為那裡是和車隊反方向的單行道，而且路上幾乎圍得水泄不通。幾秒鐘過去了，什麼事情都沒發生，寂靜得令人害怕。接著，特工傑克·謝爾伍德低聲說道：「他們來了。」

要給呼啦圈申請專利不太可能，因此，十幾家公司便在勞動節時以其他商標名仿製呼啦圈。惠姆-奧玩具製造公司到9月初共售出200萬個呼啦圈，凈利潤超過30萬美元。接著，成年人也開始用呼啦圈鍛煉身體。這樣一來，惠姆-奧玩具製造公司的記賬員都無法記錄下產品銷售數字了，公司忙得不可開交，工人開始實行三班倒的工作制。若將美國國內外銷售的呼啦圈仿製品包括在內，那麼這年秋天，其銷售量估計有幾千萬個。由於呼啦圈的廣泛使用，歐洲一些醫學雜誌警告不要過度使用呼啦圈，以免造成傷害。這方面的事例舉不勝舉。在荷蘭萊登市，一名婦女被推進手術室接受闌尾切除術。醫生髮現，真正的病因在於她太過使勁地轉動呼啦圈，從而導致腹肌受到損傷。在英國，呼啦圈銷售量已達25萬個，英國醫學會發出警告：「心臟病患者嚴禁使用呼啦圈，平常缺乏鍛煉的人也不宜劇烈轉動呼啦圈。」在日本，急診室里到處都是因玩呼啦圈而導致腰椎間盤突出或骨頭脫臼的人。自一名孩童在追逐滾到馬路上的呼啦圈而遭遇車禍后，日本便禁止在街上玩呼啦圈了。儘管如此，日本呼啦圈的銷售量還是超過了300萬個。許多日本人排隊購買呼啦圈，在銀座，隊伍排到了幾個街口之外。岸信介首相在62歲生日時，還收到一個呼啦圈。

前往加拉加斯之行真可謂驚心動魄。他們的車隊由一輛警衛車和一輛新聞車開道，一路上以每小時40英里的速度行駛在現代化的雙車道高速路上，示威者則騎著摩托車和小型摩托車在車隊中穿梭，對第一輛車叫喊著、吐唾沫、扔爛水果。車窗不得不一直關著。由於車內沒有空調，空氣變得令人窒息。一到市區，尼克鬆便注意到人行道上行人稀少，商店全都上了鎖，還安裝了窗板。就在他想說這可是不祥之兆時，一聲沉悶的重擊聲傳入他的耳朵。他的第一反應是司機把車開進了坑裡。然後，他又接連聽到兩聲重擊，原來是車被飛來的大石塊擊中了。這時司機猛地將車剎住，滑行一段后停了下來。他們已到達市區，並遭遇了首次埋伏。一大群衣衫襤褸的男女老少突然從附近一個昏暗的巷道涌到街上，用力向他們投擲大石塊。由於這裏還設著路障，司機便從旁邊繞了過去，但幾分鐘后，他又剎住了車。車停在一個斜坡上，公路由此拐向市中心，往上連著蘇克雷大街。該街道由一個中央分隔帶分開形成6車道，穿過加拉加斯最貧窮的居民區，第二個埋伏點就在這裏。一輛大型翻斗車和若干輛公共汽車以及小汽車停在街心，車內空無一人。另外一群衣衫破爛的人舉著標語牌和棍棒跑出來，向停留在此的車隊大喊大叫。這裏也有人扔石頭，一些目露凶光的示威者直接向尼克鬆那輛車沖了過來。

在6月那個罕見的下午，當第一批揭露亞當斯-戈德法因的資料被歸入眾議院立法監督特別小組時，亞當斯正在新罕布希爾州霍爾德內斯男子學校畢業典禮上發表講話，主題是「《聖經》告訴我們在審判日會被問到的問題」。亞當斯一直對罪人在審判日會遭遇什麼十分感興趣。民主黨人知道，他作為一個曾公開反對裘皮大衣、電冰箱和杜魯門在位期間濫用職權的嚴厲道德主義者，曾在1952年1月的一次令人難忘的演講中將政府稱為「奧吉亞斯的牛圈」，並保證艾森豪威爾將結束此類腐敗事件。他以前說過：「這就是終結腐敗的人，看看他周圍的那些人就足以證明這一點。」

利馬的暴徒雖然兇猛，但後來副總統一行還是有了幾天喘息的機會。厄瓜多和哥倫比亞的4天之行讓他們得以重整旗鼓，準備迎接即將到達的最後一站，也是最危險的一站：加拉加斯。委內瑞拉局勢十分緊張，街上的氣氛充滿敵意，掌權不到4個月的軍人政府並未採取必要的積極鎮壓措施。這個新政府不願承認自己的無能，因此對於美國大使館不時提出的疑慮，新政府一再保證，副總統不會遇到危險事件，萬一有危險的話，他們也做好了萬全的準備。

根據美國國稅局的規定，如果戈德法因的業務確實從這些消費中得到「正常且必要」的利益或優勢，那這些從稅款中扣除的花銷便是允許的。事情就是這樣，他也可以證明。

到第二屆艾森豪威爾政府中期，大量海外人士都已聽過這種論點，因為艾森豪威爾非常喜歡派遣尼克鬆夫婦進行國外訪問。為建立國際友好關係，副總統先後訪問了印度尼西亞、阿富汗以及衣索比亞，在途中一直忍受腹瀉之苦，在緬甸又遭受圍堵，在卡薩布蘭卡遭遇羞辱，之後還在墨西哥城一個出現故障的電梯中被困了一小時，全身大汗淋漓。

此次危機發生后的兩個星期後（這其實已經構成一次危機了），總統和亞當斯都相信事情終於過去了。於是，總統讓哈格蒂鄭重地宣布：「州長已回到辦公桌前處理白宮事務。」換言之，亞當斯保住了職位。

總統告訴國會領袖：「我只是不相信，我們會在中東留下真空。」他在一次國會兩院聯席會議上請求獲准在中東地區使用美國軍隊，以「確保那些為抵抗受國際共產主義控制之國家所發動的外來武裝侵略而要求援助的國家的……領土完整、政治完整和政治獨立」。這就是艾森豪威爾主義。就像羅斯福於1940～1941年不宣而戰、杜魯門在決定派遣美國士兵前往朝鮮時未徵求國會意見，以及1955年關於中國台灣的決議一樣，艾森豪威爾主義朝著能夠動用總統權力將美國武裝力量派到任何地方的方向又邁進了一大步。

很少有比這件事更令人開心的了，那就是發現一個正人君子正做著他極力反對別人做的事，雖然這樣的事情少之又少，但就在尼克鬆從委內瑞拉回國后的那個月發生了，真是讓人驚訝萬分。伴隨這一醜聞出現的象徵物和20世紀40年代出現的以權謀私中的象徵物一樣讓人無法忘記。1958年不僅出現了呼啦圈和大型電視測驗節目，還有亞力克·吉尼斯在住宅區附近的電影院向日本人展示如何在桂河上修建大橋。那年也流行駱馬絨大衣。那年夏天以前，恐怕沒幾個美國人能告訴你駱馬是一種急速奔跑的四蹄哺乳類小動物，它們生活在厄瓜多到玻利維亞之間的安第斯山脈，由於它們光澤細軟的絨毛可以被做成衣服，所以成為狩獵者的目標。到那年7月4日，幾乎每個納稅人都已知道男人穿上駱馬絨大衣就和女人穿上貂皮大衣一樣，不僅暖和、優美、時髦，還是身份的象徵。如果不是因為其他原因，那麼納稅人之所以知道它，就是由於每個參選的民主黨人都在談論駱馬絨大衣的事情。

在華盛頓國際機場，當尼克鬆走下飛機的舷梯時，1.5萬人朝他熱情歡呼，艾森豪威爾和全體內閣成員也都趕來了。尼克鬆做了簡短講話，說出國最開心的時候就是回家了，還表示他在南美遇到的大多數人都很友好。

總統曾和哈格蒂討論過這段話，哈格蒂對此表示贊同，並相信這能使亞當斯擺脫當前的壓力。豈料事後，總統這位新聞秘書從報紙上看到這幾個破壞性字眼：我需要他。這樣一來，總統就讓那些批評家有機可乘，趁機把他描述成一個離開得力幹將就無法處理事務的糟老頭。另外，對於他在白宮立下的任何牽涉不正當行為的員工都將被開除的規定，也開了口子。

在聽證會進行的過程中，戈德法因在旁聽席觀眾面前大演特演，並且愈演愈烈，還咆哮著回答問題。他試圖爭辯，自己的違法行為都是微不足道的，還表示他是拘泥於法律條條框框的受害者。比如他有一次忘記給佛蒙特州州長秘書發送一份年報，還有一次未履行作為一個公司負責人應盡的法律責任。儘管在大多數金融詐騙中，犯罪途徑很難跟進，但戈德法因的大量詐騙案卻很容易理解。他藉助擔任公司財務主管和董事會要職的秘書之手，多次騙取股東們的大量錢財，而借口可謂花樣百出。有時說是一筆借款，有時說是銷售傭金，有時還說是為了一筆根本不存在的花銷還款（例如當地一家房地產公司的25475美元），有時甚至連借口都沒有，錢就這樣沒了。無論是他，還是佩珀曼，都無法解釋20世紀40年代末支出的那筆8.9萬美元的款項。對此，佩珀曼沉穩地說「銀行過去常常把賬弄錯，這可能是他們的過失」，而由於她和老闆每天都要處理幾十萬美元的流動資產，因此很難把所有賬目都記清楚。然而，有一點對戈德法因很不利：這些細節無關緊要。無論發生過什麼，他對政府欠下的稅款，都比他報稅時說的要多得多。九九藏書

後來，沒人能清楚地記得何時那吟唱的歌聲變成「muera nixon」（殺死尼克鬆）了。在訪問的第5天，他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被人起鬨，第6天在亞松森被喝倒彩，但總體上人們都還友善。玻利維亞人向他拋彩紙，他沒有在那裡看到危險的跡象。事實上，他已經很幸運了。一些身上綁著炸藥帶的遊行者在一個礦區聚集起來，後來由於只是炸毀鐵道斷絕這個地區的交通，尼克鬆才幸免於難。在其他地區，警察一直保持警惕，驅散了那些原本準備展開暴亂的人們。然而，尼克鬆不可能一帆風順，事實上也不是一帆風順。5月7日星期三，訪問第7天，他們第一次隱約感覺到在秘魯首都利馬，可能正有危險等著他們。

11月4日，共和黨人的天塌了。他們失去了12個參議院席位，失去了48個眾議院席位，競選州長的21人中有13人敗下陣來。諾蘭落選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俄亥俄州的約翰·布里克也慘遭失敗，甚至連堅定支持共和黨人的佛蒙特州也沒守住。這是106年以來，第一次將由民主黨人代表佛蒙特州參加國會。尼克鬆對全國參選結果總結道：「對於操控著白宮的共和黨而言，這是本黨在歷史上所遭受的最大失敗。」

美國領導人也未曾想到這一層。在準備出國訪問時，副總統尼克鬆記下了一些圖表和數據，用以展示比起那些不怎麼幸運的人民，美國人的生活有多麼好。在結束其中一個訪問后，他描述在與東道主國家討論時，他如何急切地等待開口機會來說明他的論點：

這件事是如何發生的呢？正如他82歲的父親所說的，亞當斯的一生「就像美元一樣可靠，像磚塊一樣方正」。他的妻子雷切爾充滿愛意地稱他「鐵面無私」。在白宮，他會一絲不苟地支付用在私人信件上的郵票錢，還堅持自己應該為私人電話付費。直到最近，他仍然在使用抬頭為「舍曼，新罕布希爾州州長」的信箋，只是在「州長」前面加上「前」字。他總是早上7點30分就坐在辦公桌前，任何在辦公室開門后才來的員工都會被他大聲呵斥：「今早你遲到了！」他在新罕布希爾州任職期間也是如此，眾所周知，無論颳風下雨他都會準時上班。他打電話從來都省略了「你好」或「再見」，因為他覺得這是在浪費時間。對方一拿起電話，他便開始講話，當他說完自己要說的便掛斷電話，別人的話可能剛說到一半就被切斷了。他比任何人都受到總統信任。進到艾森豪威爾辦公室的每份文件、每位訪客、每個決議他都會一一審查，同時給出明確的建議，例如他會在一張小清單上寫上有資格當選內閣成員的人。總統在一次記者發布會上曾表示：「無論我要做什麼，他在一定程度上也同樣要做。」亞當斯也從未辜負總統的深切信任。然而，他怎麼會和戈德法因糾纏不清呢？

戈德法因拒絕回答有關銀行本票和支票的問題，他表示，這與本案毫無關聯。委員會律師反駁道，由於其中30張兌現票據給了國會山的立法工作人員，因此不能說毫無關聯。那些與約翰·麥科馬克和斯泰勒斯·布里奇斯關係甚密的人員的名字便出現在了會議記錄上。戈德法因回答：「這些支票都是在聖誕節期間我們分多次發給那些節假日仍在上班的可憐員工的。如果這也算壞事，那麼我希望有人指出來。」

有三個人的競選引起了全美國的注意。在馬薩諸塞州，約翰·F·肯尼迪比競爭對手的票數領先874608票，這一差額比該州任何職位競選時的票數差額都大，而且比1958年任何一個參議員獲得的領先票差都大。巴里·戈德華特在亞利桑那州與民主黨人士競選，卻以決定性優勢再度當選。更使人印象深刻的是，洛克菲勒在選舉中以壓倒性的50萬票領先票勝出。一家電視的評論員評論道：「這次競選的最大贏家就是納爾遜·洛克菲勒，而最大的輸家則是理查德·尼克鬆。」11月9日，紐約州新任州長洛克菲勒飛往南方，到其位於委內瑞拉的莊園休假。在邁克蒂亞機場，也就是6個月前尼克鬆夫婦受到加拉加斯唾沫飛濺的地方，記者向洛克菲勒問起了尼克鬆。他答道「No tengo nada que ver con Nixon」，這句話的意思是「我和尼克鬆沒有任何關係」。

然而，這些花銷並不總是那麼明智、得體。要是有一個歐洲人和丘吉爾說的一樣：「我喜歡美國人。他們出手都是如此大方。」那麼就會有一個或者更多歐洲人像讓-保羅·薩特一樣輕蔑地說道：「那些美國人從來不懂什麼是存在主義。」歐洲大陸以及亞洲古老文化的擁護者已感覺到美國化蔓延所帶來的威脅。他們對於美國青少年文化，尤其是音樂對全世界青年的吸引感到不安。幾乎在世界各個角落都能聽到爵士樂。年輕的泰國國王正在為百老匯的歌舞劇《西洋鏡》寫歌詞，柬埔寨的國王則在自學熱情如火的薩克斯管。接著就是美國的無酒精飲料。在曼谷，總理是可口可樂的代銷商，警察局局長則擁有百事可樂的特許經銷權。艾德萊·史蒂文森將他們之間的競爭稱作「冷冰冰的冷戰」。無論是在泰國還是其他任何地方，可口可樂都處於領先地位，真是堪稱「日不落」。在美國之外，可口可樂每日銷量驚人，足夠使一艘輕型巡洋艦漂浮起來。

1958年春，在南美進行的長達18天的訪問才是最煎熬的時候。尼克鬆先後到訪烏拉圭、哥倫比亞、阿根廷、巴拉圭、玻利維亞、厄瓜多、秘魯和委內瑞拉等國。這些出訪意在顯示睦鄰友好，因此尼克鬆料到此行會有多麼無聊。事後，他寫道：「我作為副總統到訪過許多國家，而我最不想去的就是1958年的南美之行。這並非因為我認為那次訪問太過困難，而是因為與我當時在華盛頓的工作相比，這個任務相對次要且枯燥乏味。」中央情報局向他保證，這次訪問一定平安無事。對於那些是否隨尼克鬆出訪而猶豫不決的新聞人士而言，他說，即使他們待在家裡，可能也不會錯過什麼大事。

如今，全球都有他們的影子。「第四點計劃」、非洲經濟委員會和各種技術援助計劃已延展到非洲和亞洲。美國國會已批准為非發達國家成立發展貸款基金、富布賴特獎學金，以及為42個未包含在富布賴特獎學金里的國家提供史密斯·蒙特留學生交換項目。出國旅遊的美國人每年增加12%，20世紀50年代後期，超過200萬美國人去遙遠的國度旅遊，他們每年在那裡的花費超過20億美元。

麥克拉里在戈德法因發言稿的第一頁用印刷體寫著：「你一定會成功！」事實上，戈德法因把事情弄得一團糟。麥克拉里還在需要強調的字詞下面劃了線。戈德法因在念到標記處時過於強調，還大聲喊了出來。麥克拉里還不時地在稿子上寫下「此處可用玻璃杯喝一杯水」。不幸的是，他忘記查看整個會議室的情況。那裡根本沒有玻璃杯，只有紙杯，結果他的當事人不時四下張望，一片茫然。但無論是麥克拉里還是其他任何人都不該為戈德法因所造成的糟糕印象負責。他自己看上去就像一個下流、卑鄙、兩面三刀的騙子，因為實際上他就是這樣一個人。

當時，來自新罕布希爾州的參議員諾里斯·科頓將戈德法因引薦給亞當斯時，說戈德法因是具有公德心的百萬富翁，他拒絕像其他紡織業製造商那樣，為獲取廉價勞動力和低稅率而搬到南部。亞當斯向別人打聽后發現，戈德法因的確是個可靠的商人，在業界享有很好的聲譽。他給員工的待遇很好，給他們支付較高薪水，也從未和紡織工會有過任何紛爭。他還曾組織勞工代表和經理代表舉行了一次聯誼會，緬因州、新罕布希爾州、佛蒙特州和馬薩諸塞州的州長都來了。他的朋友和為其說好話的人不計其數，其中包括科頓、緬因州參議員弗雷德里克·佩恩、眾議院議長約翰·麥科馬克、波士頓市市長約翰·海因斯以及杜魯門政府的約翰·斯蒂爾曼和莫里斯·托賓。

那天的可疑人物還包括機場軍樂隊隊長，因為他知道無論何時奏響美國或委內瑞拉國歌，副總統都不得不立正站好。負責保護車隊安全的機構也很可疑，這些人都是最玩忽職守的。他們告訴負責副總統安全的美國警衛人員，在尼克鬆到達前一個小時，交通就已被管制。但這並非事實，路上一直車來車往。此外，三批伏擊人員和相關物資已大量集中在埋伏地點，任何人隨便一看便會發現他們。如果說委內瑞拉軍人政府也參与此次陰謀是難以置信的，但要製造出有報道價值的新聞還是很有可能的。拉丁美洲的報刊編輯曾寫道，發生在黎巴嫩和其他地方的騷亂已將美國人的注意力和援助都吸引了。如果驚動一下副總統能夠打壓美國對其南方鄰國的囂張氣焰，在他們看來，這也不完全是壞事。後來，尼克鬆發現這個解釋對於那次安保工作的糟糕頗具說服力。他以值得稱道的克制態度指出，那些相關負責人也不可能知道那些暴民太多的情況。

與此同時，亞當斯發現，即使是遠得渺無人煙的米拉米奇鄉村，也不是安身之所，因為加拿大的記者一直追問他何時辭職。這似乎是人們關心的唯一問題。據亞當斯回憶，格里·摩根從白宮打來電話說：「他認為我應該返回白宮，因為尼克鬆和奧爾康……想和我談談。」他知道他們要他回去的原因，便答道：「我這就回去。」第二天早晨8點，他坐在辦公桌前，準備好迎接（死囚的）蒙眼罩和最後一支雪茄煙。

亞當斯已成為眾人的眼中釘，他自己也知道這一點。由於不堪重負，他請了幾天假，和雷切爾、傑麗和艾麗絲·珀森斯去了加拿大東南部釣魚散心。當壞消息傳到亞當斯的耳朵里時，他們正在美麗的米拉米奇山谷里。

亞當斯並未立刻被除名。因為總統的這位行政官員太重要了，總統不想不做任何努力就這樣放棄他。白宮的另一位工作人員解釋道：「亞當斯自1952年以來就一直為總統效力，他比任何人都了解總統的想法。總統和他談論政策問題比其他任何人都多，總統做過的所有決定、被擱置一旁等待恰當時機再被處理的政策問題以及遭到拒絕的所有問題都全數記在這位前州長的腦海中。任何新人要達到亞當斯那樣的程度是不可能的。而且，任何新人也不可能積累到亞當斯所擁有的知識。」

但他並未發現豪華車隊。他朝著車隊應該停放的位置望去，卻發現紅色地毯一直鋪到航站樓，並穿過大樓直達另一端。他遠遠看到那些車正閃著光。在通向那裡的路上，憤怒的青年排成隊列，揮舞著腐爛的水果和其他亂七八糟的垃圾。儀仗隊的刺刀可九-九-藏-書能在這時還會派上用場，但他們的指揮官卻不見蹤影了。

接下來就發生了戈德法因那出鬧劇。當眾議院於8月13日表決確認，亞當斯的朋友犯有藐視國會的罪名時，亞當斯便完蛋了。一大群社論作者和漫畫家，在兩次總統選舉中都支持艾森豪威爾的人的帶領下，全面攻擊亞當斯。夏天一過，情況愈演愈烈。這對亞當斯而言雖然非常吵鬧，卻是次要的，問題的核心是政治性的。

然而，官方的不負責任遠不止如此，其中一些方面讓人感到疑惑不解。報道副總統之行的美國記者比尼克鬆率先著陸，發現500名反尼克鬆的青年已經乘車到達機場，並排列在機場出口的觀景台上。很顯然，他們是來鬧事的。之前他們就朝著尼克鬆乘坐的飛機揮舞拳頭，大聲辱罵。但當美國特工人員要求委內瑞拉治安負責人將鬧事者驅散時，他卻表示拒絕，並說：「他們不會鬧事。他們有權進行示威。」接著，他又命令車隊不像通常那樣停在機場固定的地方，而是在遠離機場出口的街上列隊停好。這就意味著尼克鬆夫婦還必須穿過示威人群，步行100多碼。那個負責人後來解釋說光彩照人的豪華車隊會使儀仗隊失去光彩，簡直是荒謬可笑。

20世紀30年代，美國兩邊的海洋曾讓孤立派高枕無憂，而它現在已變成能夠涉水而過的小溪。1958年8月，那些談論放射性塵埃危險性的科學家認為，從某種程度上講，地球上任何核爆炸都會對所有美國人身體里的每根骨頭造成影響。1959年7月10日，兩名美國軍事顧問在距離西貢（今越南胡志明市）20英里的邊和市遭到殺害，還有一名負傷，這使得遙遠的中南半島變得不再那樣遙遠。這三名軍官當時正在一家餐廳用一部家庭投影機觀看珍妮·克雷恩的電影《襤褸衣衫》。恐怖分子就在這時將該餐廳包圍，趁一名中士開燈換片時，向他們開了槍。

尼克鬆告訴他，大多數共和黨候選人和政界領導為求自保，一定會否定和他的關係，如此他的職位也將不保。奧爾康講了一個小時，大部分內容都是關於共和黨捐款枯竭，以及全國委員會內部潛在的造反之勢。亞當斯面無表情地坐在他的皮沙發上，仰著頭，眼睛盯著天花板，輕咬著眼鏡的一支腿架。接著，他疲倦地點了點頭，同意離開白宮。

尼克鬆從飛機舷梯上走下來，便開始像往常那樣打量人群，想看看自己可能會受到何種待遇。正如他後來所說的，他朝那些尖叫的年輕人看了一眼便知道，「我們將在這裏遇到和之前所有到訪地完全不同的情況」。譯員對他說：「副總統先生，那些人很不友好。」尼克鬆不需要懂西班牙語也能明白這一情況，喧鬧聲震耳欲聾，以至於他幾乎無法聽見國歌和為他鳴放的19響禮炮聲。在105發禮炮放完之前，他就決定免去在機場舉行的其他儀式，尤其是互致歡迎詞和答詞的環節。他對譯員說：「我們等會兒就不到麥克風前講話了。」又轉身對委內瑞拉外交部長奧斯卡·加西亞·盧廷說：「讓我們免除一些慣例上的講話，直接上車吧。在這伙暴徒的吵鬧聲中沒人聽得見我們講話。」

聚集在各個街頭的年輕人舉著標語，稱美國副總統是「種族主義者」、「帝國主義者」和「狗娘養的」。有一張標語牌上寫著讓尼克鬆「滾回美國那片讓你享受對黑人處以私刑並屠殺印第安人的地方」。作為一個直爽的政治家，尼克鬆盡一切可能解釋他並非種族主義者，也不是帝國主義者，更不是狗娘養的，並表示他並不贊成實施私刑或屠殺他人。事實上，他也從未參与過這些事情。不過，這樣的事情發生的並不多。在他出訪初期，的確有一些圍堵，但範圍之小讓他根本沒注意到。因為在每個惡意標語出現的地方，也會有人以擁抱來歡迎他的到來。他聽到一些學生詠唱著「Fuera nixon」。翻譯人員告訴他這是「尼克鬆滾回家」的意思。他卻笑著說自己還不願回去，因為這裏的人們更加友好。

這時，美國電話電報公司投入使用的電話已達1億部，佔全世界電話總數的一半。1951年11月10日，長途直接撥號設備引入新澤西州恩格爾伍德，並逐漸擴展到海外通話。海底電話、無線電話、越地平無線電，以及不久將加入的電訊通信衛星（貝爾系統第一個實驗性通信衛星）把美國與海外190個國家及地區連接在一起。當mark Cross鱷魚皮手提包製造商宣布，向祖魯蘭（南非地區）捐助一筆資金用於鱷魚繁殖時，便展示出當代美國商業的全球性。與此同時，縮短的貿易航線使美國汽車商遭遇海外新的競爭力。在美國，外國汽車銷售量所佔比例為10%，領頭者有來自德國的大眾汽車（1958年售出102035輛）、來自法國的雷諾汽車（售出47567輛）、來自義大利的菲亞特汽車（售出23000輛）以及來自英國的希爾曼汽車（售出18663輛）。日本、瑞典以及荷蘭都計劃將其小型汽車打入美國市場。最終，底特律面對現實，準備製造美國自己的小型汽車。為了和海外小型汽車相區別，將其取名為「便捷車」。

對委內瑞拉那些指揮暴民的極端分子而言，這簡直就是意想不到的宣傳禮物。雖然他們之前受到普遍譴責，但美國現在派來的軍隊使整個拉丁美洲人民都處於對北美帝國主義的極度恐慌中，以至於他們在抵抗美國軍隊的同時幾乎將那些極端分子拋在了腦後。尼克鬆和大使趕緊發布了一項聯合聲明，向華盛頓解釋說，這裏每個人都很安全，無須外部援助。第二天早晨，當通信恢復正常后，總統和尼克鬆通了電話，尼克鬆再次向他表示一切安好。

塞爾旺·施賴貝爾寫道：「我們如今所面臨的不是由征服欲驅使的老式帝國主義，而是由美國和世界其他國家之間『壓力』不均所導致的剩餘力量。」美國工業已投資575億美元到海外工廠，年總產值約為1000億美元。塞爾旺警告：「美國公司正陸續在歐洲西部建立總部，以協調他們在那裡的各項活動。」

對於所有目的和利益來講，艾森豪威爾主義就此結束。4個月後，夏蒙的位置由持中立主義的新總統和首相接替，在他們的要求下，駐紮在黎巴嫩的美國海軍陸戰隊撤退。亞當斯總結說，這個插曲「對艾森豪威爾而言就是一次令人沮喪且不愉快的經歷」。當時這件事所蘊含的意義比他們認為的還要深遠。總統曾對參眾兩院發出警告，表明他可能會冒險在中東發動戰爭，而不會事先和國會商量。「在那種情況下，」他說，「如果要對這次行動進行公開辯論，那麼採取行動便無意義。」因此，這是進一步同意擴大總統發動戰爭的權力的先例。

這大部分都是一種猜測。但毫無疑問的是，在秘魯和委內瑞拉與他作對的勢力中有共產黨人。共產黨的《人民論壇》周刊頭版將尼克鬆畫成一個尖嘴獠牙、表情瘋癲的人，顯然在大眾的心裏起到了煽動作用。但以此推斷出所有在他此次行程中抗議的拉丁美洲示威者均受到共產黨情報特務的操控和指揮，說得婉轉些，也未免太荒唐了。那些年，中央情報局遠遠達不到無所不知的程度（中央情報局對當時發生的伊拉克政變就毫不知情），但它居然會錯失如此重大的事情，簡直讓人難以置信。一個比較合理的解釋是，那些認為自己遭遇不公的窮人看到了一個可以宣洩自己對有錢人的仇恨的機會，他們自然會抓住不放，這是可以理解的。共產黨人和持其他信仰的極端分子便趁機在本來燃燒旺盛的反美怒火上添油加薪。

共和黨保守派也十分憎惡亞當斯。他們還記得亞當斯曾指控塔夫脫在得克薩斯州竊取共和黨代表的選票。他還用手指著他們喊：「你們不該偷竊。」對他們而言，亞當斯曾經對空軍部長哈羅德·塔爾博特做出了一個很不禮貌的評價，就因為哈羅德曾為自己的辦公設備公司拉過空軍公函信箋的生意。關於戈德法因案件的一件最具諷刺意味的事情是，白宮秘書全都接受過戈德法因的紅包，從35～150美元，而且有一位秘書的辦公桌離艾森豪威爾的辦公桌還不到75英尺。若是在以前，這已足夠讓艾森豪威爾的這位辦公室主任立即將所有人撤職了。亞當斯之前就警告過他們不要接受任何不正當的請求。現在，他想要訓斥他們也不太現實了。在白宮西翼，總統辦公室的所有工作人員都輕手輕腳、輕言細語，活似總統家裡有人罹患重病。

利馬機場的接待十分禮貌，但當汽車隊伍進城時，尼克鬆觀察到街上行人不多，其中大多數也「似乎並未意識到」他是誰。與他同車的秘魯官員解釋說，為避免「出事故」，在這之前車隊路線並未公開。尼克鬆回憶道：「這多少有些令人不安，因為我之前從未料到在友好的秘魯會出什麼事。」

現在第一屆艾森豪威爾政府已成過往雲煙，那些社會名流也隨之一同消失。1957年3月2日，參議員喬·麥卡錫死於酗酒。（喬治·索科爾斯基寫道：「他十分沮喪，認為自己遭到了背叛。他尤其覺得是被自己曾經深信不疑的副總統尼克鬆出賣了。」）其遺孀瓊·克爾·麥卡錫繼續生活在華盛頓，4年後，她嫁給了民用航空委員會的一名委員。弗蘭克·勞埃德·賴特89歲時去世，留下一個勢將引起爭論的定時炸彈：紐約市耗資300萬美元修建的所羅門·古根海姆博物館。娛樂界去世的名人包括埃洛爾·弗林、馬里奧·蘭扎、馬克斯韋爾·安德森以及盧·科斯特洛。約翰·劉易斯辭去了礦工聯合會主席一職。貨運司機工會的戴夫·貝克進了監獄，留下其繼承者吉米·霍法繼續與參議院調查委員會的約翰·肯尼迪和該委員會首席顧問羅伯特·肯尼迪鬥爭不休。35歲的瑪麗亞·卡拉斯離開義大利百萬富翁喬瓦尼·梅內吉尼，轉而投向船業大亨亞里士多德·蘇格拉底·奧納西斯的懷抱。有一些閑言碎語說，53歲的奧納西斯對她而言太老了。

約旦的扎伊奈太后從歐洲旅遊回國時，其行李箱里也裝了一個呼啦圈。這本應該能證明呼啦圈是個體面的玩具，但一些玩具商還是緊張起來。轉呼啦圈之所以吸引成人觀看，是因為人們玩呼啦圈時扭動臀部表現出的挑逗性。那年秋天，橄欖球比賽帶給人們一些意想不到的愉悅，那就是觀看啦啦隊隊長狂野地扭動腰部，成千上萬的觀眾為此歡呼。一位名叫雅克·德·聖-法貝的法國呼啦圈製造商擔心這可能會引起教會的注意和反對。在呼啦圈問世之前，雅克一直靠為醫院和實驗室製造塑料管為生。為保護自己的名譽，他說服法國名流帶上呼啦圈拍照。在芬蘭，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是舉行馬拉松比賽，參賽者必須同時用脖子、臀部以及膝蓋轉動呼啦圈。

美國人困惑萬分。正如利昂·凱澤林所寫的，他們以為自己對外國援助項目十分慷慨，卻未意識到美國用於國際經濟合作與援助的資金在其國民生產總值中所佔的真實比例「小得讓人提起來就臉紅」。走在街上的普通美國人總是懷疑，那些暴徒是被煽動分子所誤導。他認為，如果這些人明白自由企業的益處，也會對其十分渴求。然而，在美國人天真的想法中，忽略了促使美國走向成功的許多其他因素，比如自然資源和溫和的氣候等。美國人認為，如果其他地方的人知道美國是多麼繁榮富強，便會對星條旗歡呼，而不會玷污它。但美國人從未想過，宣揚自己的國家有多麼繁榮富強，或將被視為一種令人無法忍受的自大。

隨著美國巨頭日益壯大，歐洲人、亞洲人以及非洲人對於美國人的生活質量越發感到好奇。然而，他們聽到的所有事情並非都那麼準確、可靠。仰慕蘇聯和新中國的人對於種族歧視十分痛恨，將蒙哥馬利市公共汽車抵制事件和小石城事件描述為種族暴動。有關美國社會的大多數描述都在強調生活水平高，這正在成為痛苦的來源。美國與世界上其他國家生活水平的差距，尤其是與新興國家的差距正在不斷擴大。1950年，巴基斯坦總理利雅卡特·阿里·汗在訪問美國時說道：「我一考慮此事，就突然覺得美國像一個小島——一個繁榮至極的小島。而在這小島周圍，我看到了充滿絕望、貧窮以及骯髒的可怕海洋，在那裡，數百萬人正掙扎著露出水面。此時此刻，我為這個偉大的國家感到擔憂，正如為好朋友擔心一樣。」

1958年5月13日中午12點45分，就在這個時刻，理查德·尼克鬆知道自己逃生的機會比想象中的還要微小。在4個街區以外的玻利瓦爾墓碑處，包括一名特工、駐外使館武官和副總統行政秘書在九九藏書內的一批美國偵查人員早早地就在那裡，以便了解獻花圈儀式的安排。然而，他們被眼前的景象嚇得目瞪口呆——6000～8000名憤怒的人圍堵在那裡。正如在機場一樣，這裏的警衛早已消失不見。正等在蘇克雷大街至關重要的角落的不是警衛，而是憤怒的示威者。他們對美國人的敵意顯而易見。示威者向身著制服的武官拳打腳踢、口吐唾沫，甚至還與其廝打起來，使館一輛旅遊車的一扇車窗被打碎了。這些先遣人員全都驚慌失措，通過預先安置在加拉加斯警察局的無線電設備分別發出了三個警報密電。

在許多問題上，戈德法因和佩珀曼都以沒有存檔為由而閉口不議。其中就有一筆776879.16美元的款項，是1941年銀行開出的支票和本票，可直到1958年5月8日都無人領取。一般進行黑市交易的人都喜歡這種支票，除其他好處外，主要是因為它沒有時限。此外，支票上只有銀行職員的名字，沒有付款人的名字。最後還有一點，由於害怕被發現而不敢將支票兌現的政府官員，可以將其作為借款的抵押物。

盧廷外長几乎歇斯底里地哭喊道：「這實在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尼克鬆則轉向後窗。據他後來回憶，他當時看到帕特正和外交部長夫人聊天，「好像這次事件不過是和某天下午在好萊塢高速路上遇到交通堵塞差不多」，便放下心來。帕特的司機也鎮定自若，將車子前的保險桿緊頂住前面那輛車，這樣暴徒就無法通過後窗靠近副總統了。尼克鬆看到，那些示威者對帕特所乘坐的車並不感興趣。無論如何，那是僅有的一絲安慰。暴力在此處已持續了12分鐘，現在看來，似乎該事件只有一種結果。

尼克鬆在他的《六次危機》中回憶1958年的選舉是如何「在民眾的心中清除我在加拉加斯取得的成就，卻建立起和我名字相聯繫的失敗形象的」。朋友們曾勸他不要參加那次競選，因為共和黨鐵定失敗。杜威說：「你為共和黨候選人做的事情已經足夠多了。」但艾森豪威爾告訴他：「如果我們能在參議院或眾議院獲勝，我願拿出自己一年的薪水。」尼克鬆寫道，「無論是從個人立場還是政治傾向上考慮」，總統都不想陷入足以摧毀他與國會積極合作的政治鬥爭中。因此，「如果要有一個人為這次全國性的政治活動扛下主要重擔，那麼我就是那個人」。

6月7日，也就是亞當斯和戈德法因之間的關係被揭露整整一個星期後，亞當斯在小組委員會面前只承認他曾「不夠謹慎」。他表示：「如果……我的所作所為引起了任何質疑，那麼我只能說錯誤在於某種判斷力，而絕非源於某種意圖。」問題在於是否他這種坦白就足夠了。他之所以這樣做，是由於他已經發現坐在白宮裡面並做出聲明以回擊那些控告他的「毫無根據且完全不公的指控」已派不上什麼大用場了。1956年5月4日，報紙編輯以其一貫的對待政府官員道德問題的謹慎態度提醒讀者，艾森豪威爾總統曾說過：

1958年，作為自電視問世以來電影界最具票房號召力的電影，邁克爾·托德的《環遊世界80天》已值播出的第三個年頭。這部電影吸引人的部分原因在於20世紀50年代末正如儒勒·凡爾納所處的19世紀70年代一樣，交通運輸是特大新聞。當時，全世界正在明顯地逐漸縮小，這並不完全是因為人造地球衛星的問世。1958年10月4日，英國海外航空公司將噴氣式客機用於跨越大西洋的航線。兩個月後，也就是12月10日，美國噴氣式客機也開始在全國航空公司進行其首次國內飛行，從紐約飛往邁阿密。聖勞倫斯河的內河深水航道於1959年4月25日通航。在瑪米·艾森豪威爾給第一艘核動力商船「薩凡納」命名后，當時作為美國海軍最後一艘戰艦的「威斯康星」號便被封存起來。核潛艇已超越了凡爾納在書中描述的潛入海底兩萬里的最大胆的幻想，可以在水下繞地球一圈並在北冰洋的冰層下穿過北極。1959年6月，耗資1.1億美元的世界最大潛艇「喬治·華盛頓」號首次悄無聲息地潛入康涅狄格州格羅頓的泰晤士河，並攜帶16枚裝有固體燃料的北極星導彈，這是蘇聯無法以洲際彈道導彈偷襲美國核基地的保證。

在第三個路障處，尼克鬆的車隊就散了。後面每輛車的司機只要能找到出路，就都調轉車頭向小道駛去，拋下受到圍攻的副總統和他的警衛，讓他們自生自滅。當時情況十分混亂，尼克鬆是如何逃脫那次危險的，至今仍是一個謎。據尼克鬆回憶，當時載著記者的那輛卡車的司機「想盡辦法插入迎面而來的車流中，就像在橄欖球場上掩護帶球人員一樣給我們開闢了一條道路。我們這輛車的司機跟著把車開到馬路另一邊去，尼克鬆夫人的車緊隨其後」。《先驅者論壇報》的梅佐當時就在那輛卡車上，他記得恰好就在暴力似乎要到達兇殘的高潮時，「一些委內瑞拉士兵出現了。他們在交通阻塞處開闢了一條狹窄的通道」。

20世紀30年代的孤立主義開始調轉方向，偏向干涉主義。不管怎樣說，都不能說美國的安全受到了威脅。在第6艦隊的70艘軍艦和420架戰鬥機的掩護下，9000名美國海軍陸戰隊士兵登陸黎巴嫩，可謂美國武裝部隊在和平時期最大的一次集結。接著，總統發表一項聲明解釋道：「這些武裝力量的任務是保護美國人，因為約有2500名美國人在黎巴嫩。」然而，沒有絲毫證據表明當時有任何美國人（甚至黎巴嫩人）處於危險之中。而且，總統這樣說，實際上是承認這與艾森豪威爾主義毫不相干。杜勒斯試圖說服國會領袖，這其實與艾森豪威爾主義有關。如果美國不按夏蒙的要求出兵，國務卿警告道：「我們的聲望將蕩然無存，沒人會再相信我們所說的話——永遠沒有。只有我們率先到達那裡，才可能不會出現共產黨干涉。」他又說，如果不採取行動，自由世界失去的將不僅僅是中東地區和自由世界在那裡近3/4的石油資源，還有非洲和非共產黨統治的亞洲。這段對話後來被冷戰分子一再引用，以證明在任何國際危機中，包括越南問題在內，使用武力都是正當之舉。1954年，艾森豪威爾對此表示抵制。這次，抵制的力量來自國會的領袖們。他們坦白地表明，不想為黎巴嫩行動分擔任何責任。

他用粗啞的聲音和蠻橫的口氣談起，他是如何一步步在新英格蘭地區那弱肉強食的紡織業和房地產業世界立足的。那是個艾森豪威爾和亞當斯都知之甚少的世界。當他們想到商人時，只會想到喬治·漢弗萊。戈德法因則是另外一種商人，他揮舞著手錶，並將福克斯稱為誹謗他人的能手。當委員會的律師質問他違反聯邦企業管理機構的規定時，他便極力推翻之前說過的話。不，他說自己沒什麼記錄：「我又不負責文書工作。」他說這要問他的秘書：「畢竟我不是記錄員，她才是。」忠誠的佩珀曼小姐就坐在不遠處，她剛要開口解釋為何沒有記錄，羅布卻向她咆哮道：「安靜，安靜，安靜！」戈德法因向國會議員請求諒解，並解釋說亞當斯只是指引他如何去找那些「龐大的聯邦機構，因為如果沒有朋友的些許指引，一個小人物很容易在那裡迷路」。

很奇怪的是，竟然沒人解釋駱馬絨大衣里究竟含有多少駱馬毛，儘管這是政府曾傳喚製造商伯納德·戈德法因的原因之一：他一直在衣服的標籤上寫著「羊毛90%，駱馬毛10%」，但事實上其中還摻有一些尼龍。這一點和其他方面隨後都暗淡失色，是因為有人指控白宮曾替戈德法因解圍，而他出於感謝，設法將一件質量最好、價值500美元的大衣送給了美國總統助理，也就是新罕布希爾州前州長舍曼·亞當斯，現在這件大衣就掛在這位助理的衣櫃里。此外，戈德法因還送給亞當斯一條從梅西百貨買來的價值2400美元的東方地毯。在1955～1958年5月，亞當斯一家在波士頓一家豪華的喜來登廣場飯店共消費3096.56美元，戈德法因則為他付了21次賬。他還為亞當斯支付了其在曼哈頓華爾道夫-阿斯托里亞酒店下榻時的賬單。戈德法因之後稱，在交稅時，所有這些高額消費都作為業務開支扣除了。

只有在加拉加斯，共產黨反對尼克鬆的陰謀還可能是一個因素。南美共產黨人對他們的組織能力備感驕傲，迎接尼克鬆的委內瑞拉暴徒也已準備就緒。5月13日星期二早上，當副總統所乘的飛機在邁克蒂亞機場上空準備降落時，5批人已佔據各戰略要地。一批在飛機場的出口，另外三批在位於機場至加拉加斯中心的英雄公墓廣場之間長20英里的路上等候尼克鬆的車隊，因為尼克鬆預先安排前往英雄公墓廣場的西蒙·玻利瓦爾墓前敬獻花圈。

總統助理之所以不能理解其他人對他和戈德法因關係可能做出的解釋，部分原因在於他不能以其他人看待他的方式看待自己。亞當斯知道自己是誠實的，這就是事實；他認為自己的朋友也同樣誠實，這也是毋庸置疑的。那些與這位前州長關係密切的人認為，他一定是被那個追隨霍雷肖·阿爾傑發家之路的立陶宛移民那巧舌如簧的追捧把腦袋弄糊塗了。亞當斯在新英格蘭地區長大，他在那裡所受的教育培養了他謹慎用錢的習慣，但他卻無法抵擋一個花錢大手大腳的人對他慷慨。就這樣，他在毫無察覺中泥足深陷。

有人問美國人到達月球時，會在上面發現什麼，愛德華·泰勒冷酷地答道：「蘇聯人。」1959年1月初，蘇聯人發射了月球衛星1號。這顆重達3245磅（約1471.91千克）的令人嘆為觀止的衛星，到達了距離月球僅5000英里的地方。儘管美國開始採取首步措施迎頭追趕，但蘇聯已在空間探索上領先一步，並且繼續迅猛發展。卡納維拉爾角的工作人員最終用陸軍的丘比特C型火箭將一顆美國衛星送入軌道。1958年頒布的國防教育法要求聯邦政府提供資金，提高在科學、數學和外語上的教育。1958年，國會創立了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為了測驗人類在外太空的忍耐性，空軍上尉喬·基廷格創下史上距地面最高的跳傘紀錄：從76400英尺的高空跳下。在空中降落63360英尺后，他打開降落傘上的氣壓裝置，最後在新墨西哥州沙漠安全著陸。1959年4月10日，各報頭版向全美國介紹了一批新式名流——「水星計劃」宇航員，皆為32～37歲的試飛駕駛老兵。他們是艾倫·謝潑德、沃爾特·斯基拉、弗吉爾·格里索姆、斯科特·卡彭特、小約翰·格倫、戈登·庫伯和唐納德·斯萊頓。他們都是白人，都有孩子，都來自美國小鎮，並且都是新教徒。這7個人中有6個人留著平頭。

第二年，亞當斯還讓白宮特別顧問傑拉爾德·摩根向證券交易委員會律師索要其調查戈德法因東波士頓公司的機密信息，這完全違反了委員會的規章制度。後來，《波士頓郵報》發行人約翰·福克斯成為他致命的證人。福克斯做證稱，戈德法因將他與亞當斯的友誼視為促成交易的通行證。但他的話也不能全信，福克斯說道：「戈德法因曾告訴我，只要有舍曼這張王牌在手，他就可以那樣做。」福克斯進一步說：「我曾問過戈德法因先生到底……遇到了什麼麻煩，他告訴我，有些人控告他虛標商品成色。」後來「完全出於好奇」，福克斯問他，亞當斯是否插手聯邦貿易委員會那邊的事情，戈德法因說「他已過問了」。

1958年7月14日早晨，華盛頓一覺醒來，意識到中東的周期性痙攣又發作了。前一天夜間，伊拉克親納賽爾的阿拉伯民族主義者們佔領了巴格達廣播電台、郵局、電報局以及底格里斯河上的橋樑。他們向王宮進攻，殺死了國王和王儲。首相努里·賽義德試圖化裝成一名婦女悄悄逃走，仍被抓住並處死。這樣一來，杜勒斯的巴格達條約剛簽訂不到半年，其主要人物便垮台了。這也使黎巴嫩總統卡米勒·夏蒙驚慌不已。不久前，夏蒙還控告他的政體中混跡著大九*九*藏*書量阿拉伯共產主義人士。聯合國秘書長哈馬舍爾德曾親自帶領聯合國觀察小組對此指控展開調查。然而，他們並未找出證據證實夏蒙所擔心的事情。現在，由於夏蒙相信自己是納賽爾下一個要對付的目標，便正式要求美軍派遣部隊到貝魯特。艾森豪威爾予以批准。

尼克鬆去拜訪了艾克，並從所有參加國會競選的共和黨人那裡帶來一個令人難過的消息：他們都認為，亞當斯就是把大家都拖下大海的鐵錨。總統因此承諾會重新考慮這一要求。接著奧爾康報道稱，該黨的捐助者表示在「亞當斯這個污漬」被徹底清理掉以前，拒絕捐錢。這時，芝加哥正在召開共和黨全國委員會。艾森豪威爾要求奧爾康再對黨內意見做個評估。賓夕法尼亞州的理查德·辛普森威脅說，如果亞當斯再待上一星期，他就會帶頭鬧事。當這位主席垂頭喪氣回來時，總統屈服了。他把這稱為他任職以來「最痛苦、最艱難、最心碎的決定」，但他拒絕親自下令將他開除。他告訴奧爾康：「你去搞定這件事。這是你的工作，是我給你的最不討好的工作。」

這支楔形隊伍突然猛地一衝，將尼克鬆擠進了第一輛車，夫人帕特則坐上第二輛車。特工人員和譯員緊隨其後。就在他們迅速搖上車窗並擦掉臉上和衣服上的唾沫時，男主人和女主人也分別趕上車來。外交部長盧廷與尼克鬆同車，盧廷夫人則和帕特同車。外交部長夫婦都備感難堪。盧廷文雅、溫和，他想擦去尼克鬆衣服上噁心的唾沫，尼克鬆則尖刻地回應道：「不用麻煩了，我一脫下這些衣服就會將它們燒掉。」外交部長則極力解釋：「委內瑞拉人民由於長久得不到自由才會表達得如此強烈，做出出格的事。在新政府的統治下，我們不想做出任何可能被曲解為壓制人民自由的事情。」尼克鬆答道：「倘若你們新政府沒有勇氣也沒有能力控制住剛才在機場的那種暴徒，那麼不久，委內瑞拉的任何人都沒有自由可言了。」

敘利亞爆炸案隨之而來，這次事件充滿了滑稽歌劇的味道。杜勒斯渴望在大馬士革打響自己的旗號，但敘利亞人民並不買賬。敘利亞政府傾向蘇聯，反對派成員是反美官員，都希望相互獨立。沙烏地阿拉伯國王沙特向艾森豪威爾保證，這裏的長期不和與意識形態無關，沒有一個真正的阿拉伯人會加入共產黨。總統回復說，他曾經聽過這些話，戴高樂也曾告訴他：「沒有一個真正的法國人會成為共產黨人。」「很顯然，這場動亂是共產黨煽動的。」亞當斯寫道，「但與約旦局勢不同，敘利亞政府並不想向西方尋求任何幫助，因此艾森豪威爾在此不可能大做文章。這就是艾森豪威爾主義存在弱點的一個明證。」

主要答案在於，事實上有兩個伯納德·戈德法因。其中一個戈德法因是個卑鄙、狡猾的操縱者，總是和政府麻煩不斷，而且善於利用任何可利用的關係，這就是那個引起眾議院委員會注意的戈德法因。亞當斯從未見過這個人。亞當斯自「二戰」以來熟識的那個戈德法因則是一個白手起家、彬彬有禮、討人喜歡的移民，還熱心於慈善事業。用亞當斯的話說，他是一個「正直、誠實的公民，既值得信賴，又真實可信」，關於他暗中進行不正當交易的猜測簡直荒謬之極。他根本不需要做不正當交易，因為他已經十分富有了。戈德法因的產業包括分別位於緬因州、佛蒙特州、新罕布希爾州和馬薩諸塞州的6家紡織工廠和兩家名為東波士頓公司和波士頓港口發展公司的房地產公司。每年他都會為慈善機構捐出5萬美元。他和妻子、4個孩子住在波士頓栗子山郊區的一棟豪宅。

在訪問之初，的確相安無事。在蒙得維的亞、布宜諾斯艾利斯、亞松森和拉巴斯迎接尼克鬆夫婦的南美的一些領導人，對於北美決策者不把他們當一回事兒已習以為常。在一直為杜勒斯關注拉丁美洲動向的助理國務卿亨利·霍蘭的領導下，國務院一直不遺餘力地為那裡的國家提供貸款，目的是以防自由派一旦掌權，便可能試圖控制商人，以打壓商業士氣。尼克鬆訪問的第一批國家的掌權者都了解並重視這一情況，因此均無意打亂現狀。

誰也不知道策劃這次事件以及之後發生在委內瑞拉的事件的主導者是誰。他們模糊不清，而在尼克鬆後來堅持認為他所遇到的所有麻煩都要歸咎於統一指揮的共產黨的陰謀后，就更讓人搞不清了。他後來寫道，在到達利馬宏偉壯麗的玻利瓦爾大飯店時，他已對陰謀有所察覺：「顯而易見，由於共產黨人企圖在我去烏拉圭、阿根廷和玻利維亞的途中製造混亂，但最終未果，他們便決定竭力使我和美國在聖馬科斯大學難堪，因為該大學在整個拉丁美洲都很有名，這裏無論發生什麼事情都將成為各地頭條新聞。」他一邊看著那些示威者，一邊想：「他們如何能夠把人們煽動到這種程度呢？接著我開始意識到，發生在這裏的正是敵人隨時在向我們施展的殘暴、決心和瘋狂。這就是我在那些暴徒臉上所看到的。這正是真正的共產主義。」他還寫道：「看著人群中的年輕人，對那些驅使孩童置身於這場荒謬境地的粗暴共產主義煽動者，我感到無比憎恨。」

事到如今，已過去兩年零55天，艾森豪威爾在印第安人條約廳面對257名新聞記者反覆強調「任何了解舍曼的人都不會懷疑他的正直和誠實，也沒人相信他會被收買」。亞當斯已因行為不慎遭到起訴，他也用過這個詞描述自己。總統接著說：「現在，白宮上下任何人都必須絕對謹慎……一定要避免粗心大意。」然而，不能這樣就失去一個如此珍貴的總統助理，總統尤其在這些場合說過：

後來估計，那次暴民有200～500人。示威者們飛奔而來，一邊吐著唾沫，一邊揮舞著斧頭、棍子和鐵管。《紐約先驅論壇報》的厄爾·梅佐在車隊前面那輛新聞車上看著這一切，覺得它就像「法國大革命時的一個場景」。這是一夥少有的狂亂暴徒，簡直都快殺人了。擋風玻璃上的唾沫橫流，司機不得不打開雨刷器。肇事頭目騎在別人肩上，一邊發號施令，一邊帶領大家喊著：「殺死尼克鬆！殺死尼克鬆！」他們的目的顯然就是將車窗弄開，如果車窗打不開，他們就將玻璃打碎，橫豎要把尼克鬆拖出來。一塊大石頭擊中了一面車窗並卡在了這塊特製玻璃上，飛濺的玻璃碎片打在盧廷臉上。他哭喊著：「飛到我眼睛里去了！我的眼睛！」陪同翻譯員身邊的窗戶則被一根鐵管擊中，儘管玻璃沒有全碎，但一部分卻濺到了譯員的嘴上。舍伍德被擊中后開始流血。一些玻璃碎片也打在尼克鬆臉上。另一根鐵管刺進車窗，朝尼克鬆晃動著。

小組委員會便明確告訴他，通過挂名組織或冒用公司名義隨意進入或退出公司是不當之舉，除此之外，貸款轉款、違反保護公眾利益的聯邦及州政府條款、送錢給政要人員以便使他們欠他人情以及招致無數訴訟案（僅在波士頓就有89件）都是不當之舉。對於竊取自己公司的財產而欺騙其他股東的行為不僅十分不當，而且還觸犯法律，但這樣的事卻屢有發生。

亞當斯指出了艾森豪威爾主義中的一個弱點。他寫道：「美國在試圖阻止海外共產主義擴張時都將遇到的一個困難在於，如何設法證明以國家主義鬥爭形式出現的內部動亂確實是在莫斯科的指導下產生的。」支持該主義的決議很快便在眾議院通過，但在參議院卻遇到些麻煩。正如在中國台灣決議的爭論上一樣，持反對意見的參議院內部出現了分歧。一些人認為白宮正嘗試分擔本應由行政部門做出決定的責任，另外一些人則認為，艾森豪威爾是想獲得發動戰爭的權力。喬治亞州的理查德·拉塞爾和阿肯色州的富布賴特對此感到十分憂慮。拉塞爾告訴杜勒斯：「這是要我們不顧後果地承擔義務。」杜勒斯回答說，這是考驗忠誠。他對拉塞爾說：「如果我們對每一件事情都較真，如果國會不願意相信總統……那我們就不可能打贏這場仗。」

白宮記者追問哈格蒂：「這是否意味著政府在處理高官受賄事件上的態度有所轉變呢？」哈格蒂迴避說：「我不知道你到底指的是什麼……如果這是你正在談論的事情，那他就是個私人朋友。」記者們卻毫不留情地追問他：「對私人朋友這樣做就正確嗎？」他再次迴避道：「我以州長發來的那封信為準。事實也正如信上所說。」

最後一批，也是人數最多的一批集中在廣場，身上都帶著燃燒瓶。在任何有埋伏的地方，他們的頭目都希望尼克鬆能被炸得粉碎、燒成灰燼。在委內瑞拉，這可能被看成最恥辱的死法。1月，一些警察為保護即將垮台的政府而終結了生命，那些倖存下來的警察對那次事件仍然記憶猶新，因此不願挺身保護尼克鬆。

他們在車裡聽到騎在別人身上的頭目發出了一個命令，車子便開始晃動起來。對於那些了解暴徒做事方式的人而言，他們都知道，這是最可怕的階段。無法進入車內的暴徒開始拚命搖晃車子，試圖將車掀翻，把車燒毀，將車裡的人都燒死。這時，尼克鬆邊上的窗戶打開了。坐在前排的舍伍德和另一名特工掏出了手槍。

就國會對戈德法因拉攏官員事件的調查，揭露出他們之中的一些友誼也存在不光彩之處。比如科頓住的房子的產權歸戈德法因所有；佩恩的房子是靠戈德法因借的3500美元無息預購房款買下的，而且始終沒還給他錢；戈德法因之前向《波士頓郵報》提供40萬美元貸款，以換取他們對保羅·A·德弗競選連任馬薩諸塞州州長的社論支持，之後他便和福克斯有所往來。最近，戈德法因和福克斯的關係開始惡化，這也許就是福克斯做證揭發他的原因。

對美國而言，對世界另一端實施炮艦外交實屬新鮮。這意味著一個帝國的出現，正如《歐洲市場上的美國》的作者賴納·赫爾曼和《美國的挑戰》的作者賽爾旺·施賴貝爾一類的歐洲人所認為的那樣，他們看見其西邊的地平線上有東西正冉冉上升。戰前，對歐洲人而言，美國是一個土地富饒、喜歡自吹自擂的國家，在那裡，人人都看上去像賈萊·古柏和琴逑·羅傑斯，他們的孩子則像米基·魯尼和安·拉瑟福德。美國就是個充滿理想、天真純潔、猶如仙境並且令人羡慕的地方。美國人除了在遭遇自然災害時樂善好施，其他時候都不怎麼參与世界事務。

這主要是激起了他們更加堅決的鬥志，要求艾森豪威爾撤銷亞當斯的職務。華盛頓記者團預言：「緬因州一且失手，亞當斯也該走了。」奧爾康的電話響個不停。戈德華特表示他擔心「危害已經造成了」。諾蘭直到這時才對民意測驗發表意見，聲稱總統助手應該「立即」辭職。正參選參議員的紐約州國會議員肯尼思·基廷補充道，「國家的利益」要求他這麼做。

戈德法因和亞當斯自結交以來就一直關係穩定，來往也十分密切。雷切爾·亞當斯和夏洛特·戈德法因也很要好，他們4人經常周末聚在一起，在亞當斯的回憶錄中，他描述戈德法因是一個「很有趣的人」。當年輕的所羅門·戈德法因在達特茅斯學院跟不上學業的時候，是「舍曼大叔」對他進行嚴厲的教導並把他拉回正軌。在這種情況下，送些禮物就變得更易理解了。他倆是禮尚往來：雷切爾送給戈德法因一幅油畫，戈德法因戴的一塊古爾特金手錶上則刻有「致伯·戈，自舍·亞，1953.1.20」的字樣。亞當斯在聽說戈德法因將他旅館的住宿費從納稅申報單中扣除時頗感驚訝。他以為那些房間是戈德法因旗下一家公司長期租用的，如果他不住，那些房間也就閑置了。他表示，至於他自己曾給戈德法因的幫助則並無不妥之處。他沒有給他出過主意，也不知道自己將消息提供給朋友就違反聯邦貿易委員會的規定。無論如何，他也只能為朋友做到這裏了。對於任何一個被華盛頓官僚機構弄得手足無措的商人，他都同樣會施以援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