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現象並非意外。肯尼迪就任之前，就下定決心要讓更多人支持自己。在當選後到就職前那段時間，肯尼迪閱讀了一部理查德·e·諾伊施塔特所著的學術著作《總統的權力》。作者在書中寫道，行政首腦給公眾留下的印象，「對於大多數選民來說，取決於他們對他的第一印象（這不同於他還是總統候選人的時候）」。肯尼迪決意一開始就給人民留下忠於職守，雷厲風行的良好印象。

儘管如此，總統還是擺脫不了大家的影響。他不同意派遣美國部隊，但在其他一些方面卻做出了讓步。接著，從1961年12月起，美國就開始加強在越南的武裝力量。就跟7年前的艾森豪威爾一樣，肯尼迪總統在與吳庭艷公開交換信件時肯定了這一安排。當然，這一安排也並非美國單方面的想法，並且吳庭艷也同意改革，並承認他的軍隊需要加強領導和振奮士氣。但此安排並沒有給美國規定援助的限期或者什麼時候停止援助，只是含糊地說直到平定越共，逐出北越人為止。泰勒倒沒看出這裏面有什麼玄機。他從菲律賓發電報給總統說：「經由南越而捲入亞洲戰爭，是有這樣的危險，但還不至於太嚴重。」相反，喬治·鮑爾對此卻顯得焦慮不安。他說，吳庭艷在沒有看到美國派出的步兵之前，決不會善罷甘休。讓美國派兵才是他真正的目的，這樣，在美國幫他應戰之時，他就能夠穩固自己的政權。鮑爾預測，如果美國答應派兵，就會越派越多。他對總統說道，5年內，將會有300000美國士兵被派往越南。肯尼迪大笑道：「喬治，我看你簡直是瘋了！」

理查德·尼克鬆告別華盛頓的那一周，天氣奇冷無比。在1月19日星期四過後，便是肯尼迪的就職典禮，新年的雪花紛紛揚揚地落下。黃昏時分，政府部門結束了一天的工作，雪花鋪滿了大街小巷。雪花輕柔地滑過冬天微藍的黃昏，飄灑到各處。晚上8點，當選總統肯尼迪和妻子到憲法大廳參加音樂會時，厚厚的積雪已將市區覆蓋，連堅挺的「新邊疆派」們也耷拉下了腦袋。雪卻絲毫沒有停下來的意思，簌簌地落在士兵們凍得通紅的臉上，他們正忙著用噴火器將風從波多馬克河和潮汐湖一路呼嘯而來，這凜冽的風捲來細密的雪粒。凌晨3點45分，當肯尼迪回到他在喬治敦的寓所不久后，雪漸漸停了，但市內依舊寒氣逼人。雪堆積在華盛頓東北黑人街區的巷道里，克利夫蘭公園區內的燃油鍋爐也像得了傳染病似的不能正常工作。

白修德在《總統的誕生》（1968）中寫道：「在越南的事業是美國近半個世紀的事業，這項事業讓整個世界明白……如果當今已有一個雖然還很脆弱的世界秩序，這個世界秩序也是美國在20世紀的4次戰爭中用40萬美國人的生命換來的。」約翰遜總統認為「匆忙撤出」就意味著「對整個世界宣布我們不信守約定，不支持自己的朋友」。《時代周刊》對那些不同意這一說法的人這樣解釋：

肯尼迪對賴斯頓說：「我有兩個問題：第一，弄清他為何要這樣做、為何要以如此敵對的方式；第二，弄清我們有何對策。我認為，第一個問題不難解釋：他這樣做是因為豬灣事件。我覺得他一定在想一個初出茅廬的青年是很容易對付的。任何惹了麻煩卻又沒能堅持下來的人都是缺乏膽量的。所以他毫不留情地打擊我，這樣我就面臨一個難以解決的難題：如果他堅持認為我既缺乏經驗又沒有勇氣，那麼，除非他的想法能改變，否則我們不可能和他達成任何一致。因此我們必須採取行動。」

道格拉斯·卡特認為：「總統就如法國各有千秋的高級餐館一般。」肯尼迪的形象融合了多重意味，有傑奎琳·肯尼迪那如山茶花般的美艷，有英國畫家凱特·格里納韋畫布上3歲女孩卡羅琳的可愛，有總統演講時的口若懸河，此外還有些司法部長辦公桌上的橄欖球象徵的活力，以及新的理想主義。前屆政府那一堆冠冕堂皇的說辭一去不復返——「花小錢而獲大利」「起伏式調整」「痛苦的重新估價」等。舉國上下都意識到取而代之的將是一輪充滿活力的施政行動，其中的典型就是新勞工部長就職才24小時便平息了一場罷工運動。像那個備受煎熬的參議員一樣，新內閣的成員都像患上了輕度「肯尼迪狂躁症」，每天都馬不停蹄，工作時間長達12小時。毋庸置疑，這些繁忙的景象大多只是幻覺，時間久了註定會破滅，然而不可否認的是，這種忙碌給人印象極深。據說有位部長邊標示郵件，邊接聽電話，還同時用簡略的專用語給助手傳達上級的指令。另一位部長一直訓練自己每天只睡6小時。還有一個名叫羅伯特·麥克納馬拉的內閣成員每天堅持7點半來上班，這讓五角大樓的警衛們驚愕不已。

豬灣悲喜劇終於開始上演最後一幕了。尼加拉瓜的卡貝薩斯港是古巴旅飛行員的基地，距古巴有3小時20分鐘的航程。沒有間歇的任務讓這批飛行員精疲力竭，有能力執行飛行任務的只有兩個人。4名美國顧問深信從「埃塞克斯」號起飛的噴氣式戰鬥機能保護他們的安全，於是便主動請纓，各自駕駛著其餘幾架B-26飛機展開行動。在這次一無是處的行動中，中央情報局犯下的無數愚蠢錯誤裏面，這次的錯誤最嚴重。原來尼加拉瓜和古巴位於不同的時區，而這批飛行員卻忘了調整手錶。他們相當於提前一小時飛抵吉隆灘上空，而保護他們的噴氣式戰鬥機還靜靜地停在「埃塞克斯」號的甲板上。卡斯特羅的T-33教練機蜂擁而上，沒幾個回合便將他們統統殲滅，那4個美國人全部喪生。

就這樣，肯尼迪應允了，他認為政府既然都準備讓美國軍隊去世界另一端的寮國攻打共產黨，怎麼能對佛羅里達以南不過90英里進擊的共產黨政權置若罔聞呢？但是，即便如此，他仍心存疑慮。後來施萊辛格認為，要是當時有某位高級參謀提出異議，這一計劃可能就被否定了。而那時僅有施萊辛格和參議員威廉·富布賴特提出反對意見。施萊辛格問肯尼迪：「你如何看待此次糟透了的入侵計劃？」肯尼迪無奈地回答道：「這個計劃，我能不想就不去想它。」

最匪夷所思的是，這條命令廣播的頻率好像沒調對。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全國廣播公司和佛羅里達州的幾個電台都接收到了，但沒人明白它的意思。雖然廣播一遍遍地重複，但是古巴旅、突擊隊、前方陣線、滲透小組以及古巴國內的破壞者等這些電台的真正目標聽眾都沒聽到。事實上沒聽到也並無大礙。卡斯特羅早已因為前一天的空襲而警醒，已下令在古巴全國搜捕所有對他不忠的可疑者。19歲的費利克斯·羅德里格斯正在等待起義，但是突然間，用他的話說就是：「道路被封鎖，房子被包圍，成千上萬的人被捕，我的眼淚直往下掉。」僅在哈瓦那一地就逮捕了20多萬人，有男有女。他們被關進了壘球場中、公共建築內、劇院和禮堂里。所以，地下組織的聽眾還沒來得及找到電台，就被用槍口頂著逮捕了。次日，即原定登陸日，1961年4月17日星期一，弗朗西斯科本人以叛國罪被處決。

哈伯斯塔姆後來這樣描述那次慘敗：「看似與時代如此相合的總統竟通過了一個註定要失敗的計劃，而且是一個在對當時情況一無所知的前提下提出的計劃，這實在令人匪夷所思！」後來，肯尼迪親自問特德·索倫森：「我那時怎麼會如此草率呢？我一生從不盲從專家。我簡直愚蠢到家了，怎麼會同意他們這樣做？」阿瑟·施萊辛格寫道，懊悔萬分的總統「以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頻率反覆提起豬灣事件，很難理解一個理性的、負責任的政府為什麼會捲入這次註定要失敗的大冒險」。

卡斯特羅在全古巴部署的防禦工程從這一區域的軍事部署就可以得到反映，他在這個區域隨時可發兵阻擋比現在登陸部隊兵力還多的隊伍登陸。兵源包括他的公共工程部長奧斯馬尼·西恩富戈斯指揮的一個營、裝備有3個迫擊炮連的一個營、一個步兵營、3個用於守護通往沼澤帶的道路的後備營，還有幾支武裝民兵力量。總共有2萬人狙擊從薩帕塔半島撤出的叛軍。此外，卡斯特羅還擁有自己的空軍。太陽剛剛升起，他便命令自己的6架B-26轟炸機，滿載炸彈，從洛斯巴尼奧斯的聖安東尼奧機場起飛，由戰鬥機護航，襲擊停泊在豬灣的船隻。

按肯尼迪的想法，這群年輕的古巴愛國者會神不知鬼不覺地在荒涼的海岸上登陸，但曼哈頓的一家公關公司卻讓他吃驚不小。在對白宮和包括古巴民主革命陣線在內的任何人都隻字未提的情況下，中央情報局便通過萊姆·瓊斯聯合公司發布了新聞，並打著「古巴革命委員會」的旗號。中央情報局打電話到瓊斯公司位於麥迪遜大道的辦公室，傳達了新聞的內容，隨後該公司又將新聞內容透漏給報社。一份「立等見報」的公報稱：「古巴叛亂者反對卡斯特羅的戰鬥在幾小時內將打響。今天採取的行動旨在提供援助和供給。」最後還呼籲：「共同打擊，發起反抗。」

登陸東方省，讓卡斯特羅顧此失彼，這本是他們計謀的組成部分。更重要的一部分是一個反卡斯特羅的地下組織在古巴發動的人民起義。肯尼迪總統獲悉，地下組織的運動關係到整個任務的成敗，參謀長聯席會議也這樣認為。然而，中央情報局的行動讓人啼笑皆非。地下運動屬於總戰略的一部分，工作人員一直同羅赫略·岡薩雷斯·科爾索保持聯繫。科爾索是地下運動中帶有傳奇色彩的領袖，以「弗朗西斯科」這個代稱享譽古巴。他和他的同伴們已準備妥當，只要時機成熟，他們就執行命令製造混亂；之後，流亡者的宣傳站天鵝電台就會開始進行廣播。天鵝電台通過廣播告知大眾怎樣支援古巴旅、參加他們的隊伍、炸毀發電站等。紙上談兵容易做到，但實際操作上卻涉及該計劃各部分輕重緩急的基本問題。引發暴亂與打擊卡斯特羅空軍的空襲在時間上產生了衝突，無論先進行哪個，都會引起卡斯特羅在另一件事上的戒備。當時，制空權被認為更重要，所以他們先發動了空襲，但以失敗告終。次日晚，天鵝電台用暗號和霍華德·亨特式的抒情散文作為命令，讓地下組織發動起義：

肯尼迪仍在猶豫，他的壓力也不斷增大。艾倫·杜勒斯直截了當地對他說：要麼批准此計劃，要麼愛好自由的流亡者便難以解放自己的祖國，這也就相當於鼓勵古巴在拉丁美洲範圍內破壞民主政府的根基，並會使其在1964年的總統選舉中陷入被動。因為被解散的、幻想破滅的古巴旅將在共和黨的資助下，在全美遊行，揭發肯尼迪是怎樣背叛他們並放棄反共運動的。杜勒斯問總統，他是否準備好了要告訴那些「只想獲得在自己的國家重建自由政府的機會」的「優秀年輕人」：你們「得不到美國的同情、支持和幫助」。

這是最赤|裸裸的冷戰語言。這無非暗示了美國的危險不在國內。美國唯一的敵人是堅若磐石的國際共產主義，他們的實力「無論是在古巴還是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不能低估」。肯尼迪還告誡西半球的各國政府和人民：「我們要更密切地關注，並更現實地對待共產黨從外部對古巴進行干涉和統治的威脅。」因為「比任何時候更清晰的一點是，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美國都面臨一場殘酷的鬥爭，其激烈程度比兩軍對壘甚至核軍備的衝突要強得多」。

星期二晚上，總統正在白宮參加一年一度的國會議員招待會，突然有人將他請了出來。他在自己辦公室的一幅地圖前面站定，當時他身著燕尾服，系著白領帶看起來很不協調。而臘斯克、麥克納馬拉、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兩位成員和中央情報局的理查德·比斯爾向他報告：目前要救出古巴旅，只能動用美國空軍，這樣才能讓他們免於卡斯特羅的非法審判。總統妥協了，批准離豬灣不遠、在加勒比海值勤的航空母艦「埃塞克斯」號派遣6架無標記的噴氣式飛機。星期三早晨6點半至7點半，美國飛機將確保阻止卡斯特羅的飛機飛臨海灘陣地上空，這樣，古巴旅剩下的B-26飛機就可以襲擊環形陣地周圍的政府軍了。

所有這些說法都是毫無道理的，肯尼迪政府如果並不認為有義務將古巴旅從註定要失敗的海灘戰場上撤回，那它也不欠吳庭艷什麼。而且，艾森豪威爾的信也起不到什麼作用了，因為吳庭艷已經公開藐視了採取「必要的改革」的義務。他在1956年還拒絕在越南實行全民選舉。對他而言，就算美國與他同受條約的束縛，要他按照規定履行條約也是十分荒誕可笑的，更何況根本就沒有這項條約！

「出類拔萃之輩」是後來哈伯斯塔姆對這些學者們在外交政策上的失誤的苦澀嘲諷。他是11年後才做出這一評價的，主要譴責他們在越南戰爭中扮演的角色。不可否認的是，這是他們下的最爛的一盤棋，但他們的災難不止於此。這也是回顧肯尼迪執政時期時不得不提的一個事實。新政府很早就有失誤了，而他們第一次關乎大局的失敗卻不能只由他們來承擔責任，因為他們僅是上屆政府所訂計劃的執行者。然而，他們原本應該帶有批判性地看待這些計劃的。可事實上他們沒有這樣做，這說明即使最聰明的政治家也會犯錯。他們的失誤在於沒有分清想象與實際。在回顧新政府剛掌權的日子時，羅伯特·肯尼迪頗有洞察力地說：「那些日子里，我們總聽到所有人是如何努力工作的，因此我們還以為自己正朝著勝利前進。」對自身錯誤的察覺，不得不歸功於美國歷史上最荒唐的一次冒險，即以古巴豬灣命名的豬灣事件。

1961年1月6日，為了反擊美國自由派對欠發達國家提供經濟援助以及必要時進行軍事干預的政策，赫魯曉夫列出共產主義在20世紀60年代面臨的巨大挑戰：「永遠支持為解放而鬥爭」的「正義」的民族戰爭。過了6個星期，他的剛果同盟者帕特里斯·盧蒙巴在加丹加省被殺害。於是，暴怒的赫魯曉夫就稱之為「哈馬舍爾德罪惡活動的最高殊榮」，再次要求立即撤銷他聯合國秘書長的職務。

肯尼迪決定，如果這就是赫魯曉夫對西方國家禁止在大氣層核試驗建議的唯一答覆，那他也不得不批准美國重啟核試驗計劃，但是他只批准不產生放射性微粒的地下核試驗。對於蘇聯政府的行為，肯尼迪說：「我們現在必須採取措施，再謹慎的人也會覺得這些措施很有必要。」這天是9月8日，雙方的信任危機到達了衝突一觸即發的臨界點。柏林牆完工了，一道磚石和水泥圍成的柵欄橫亘于柏林的中心地帶。8月22日後，只有一個地方可以允許盟軍通行，其他部分都被封閉了，但就算在那一處，也有東柏林的警察檢查士兵們的證件。界牆以外110碼的範圍禁止任何人靠近。巴黎、波恩和華盛頓收到通知，正式要求聯邦德國領導人不得乘飛機進入柏林。對這一點，聯邦德國的態度很強硬。9月8日，赫魯曉夫堅持聯邦德國飛機進入柏林需要受到控制的指令被聯邦德國斷然拒絕。10天後，肯尼迪準備離開海厄尼斯港回到華盛頓時，收到了一個令人悲痛的消息：達格·哈馬舍爾德在飛赴剛果途中因飛機失事身亡，原因始終不明。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以來，戰爭從沒像這次一樣讓人感覺這麼近。

前一天晚上7點45分，流亡者的特遣部隊——5艘銹跡斑斑的貨船和兩個流亡者的護航隊——抵達豬灣並安頓下來。佯攻東方省、發起破壞活動、天鵝電台下達命令、發動地下組織暴亂等輔助任務接二連三地失敗了，而這些原本都是為了支援岸上的叛軍的。而如今，此次兩棲作戰行動無異於當年的安齊奧登陸那樣收效甚微，但叛軍一無所知。像在所有戰爭中一樣，進攻部隊總是知道的越少越好。他們全副武裝，在底艙等待，偶爾才能打個盹兒。晚上11點，司令官佩佩·聖羅曼到甲板上透氣，卻看到了讓他萬分震驚的景象。之前聽說海岸上沒人，但眼前卻燈火通明。原來，那個消息中說的是3年前卡斯特羅還未取得政權時的豬灣。在卡斯特羅當政后，政府決定把這片海灘改造成公園。如今，在中央情報局原以為無法跨越的沼澤地上，其實早已有了現代化的公路；3個旅遊中心即將竣工，有一個就坐落在古巴旅的首個目標地吉隆灘；近200座建築，包括汽車旅館、快餐館和澡堂等都進入收尾階段。這裏可一次性容納1000人，初定在5月20日舉行盛大的開幕式，離現在只有不到5周時間。自1月舉辦了三王節后，每到周末，成千上萬的遊客從哈瓦那趕來這裏觀禮。這一天正是星期日，古巴旅的運兵船快登陸時，最後一批遊客才剛離開沒幾個小時。海灘上的人還是絡繹不絕。負責收尾工作的建築工人與自己的家人一起住在吉隆灘。這真像是蘇聯陰謀家策劃的一次敵前登陸，登陸地點就在美國的科尼島公園或瓊斯海灘。得知這一狀況后，肯尼迪驚訝得半晌說不出話來。他記得，策劃這一行動時艾森豪威爾還在白宮。他驚呼：「天啊！我們留下來的這群顧問都是一幫什麼人？這種人居然還能留在總統身邊，太難以置信了！」ｒｅaｄ.99cｓw.cｏｍ

星期一下午6點的《邁阿密新聞》的頭條標題赫然寫著：「古巴海軍起義，入侵力量插足」。有消息透露，此次海軍叛變使用了一個頗具想象力的代號——「獎金」。叛軍正以鉗形攻勢將卡斯特羅的軍隊分割瓦解。此外該報還引用了「各種各樣的消息」，以證明入侵者已「在古巴6省中的4個省的海灘登陸，目前尚未遭到攻擊的僅剩哈瓦那省和東部的卡馬圭省」。這些報道全是無稽之談。壓根就沒有什麼「獎金」行動，古巴的海軍仍只效忠於一人，而唯一的行動僅限於豬灣海岸，在那裡，2萬名卡斯特羅政權的保衛者使叛軍走投無路。

有一天，在肯尼迪西翼辦公室進進出出的人竟達到了100人。他曾在一次西翼會議中下達了17項指示。在宣誓就職后的兩個月內，肯尼迪便發布了32項政府咨文和立法建議（艾森豪威爾在他就任的頭兩個月中僅發布了5項），還發表了12次演講，簽署了22項行政命令和公告，給外國政要寄送了28封信函，召開了7次記者招待會。記者被他吸引：參加肯尼迪記者會的人數超過了以往的任何一位總統。華盛頓有位幽默的評論員發現，新總統看起來不光決意自己身兼國務卿一職，而且還要做自己的羅斯福夫人呢。他注重一切細節。在早前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有一個問題涉及美國從古巴進口1200萬美元糖漿的計劃，他做了很專業的回答，而這個計劃在4天前相關部門給出的報告中不過在結尾處一筆帶過。他注意到陸軍特種部隊不再使用綠色貝雷帽，便下令恢復。他和將軍們討論東南亞戰略時，不忘親自測試將運往越南的卡賓槍。他任職后的第一個春天將要來臨，他居然注意到白宮日漸變綠的草坪上冒出了雜草，於是讓園丁馬上除掉這些雜草。

實際上，本次戰鬥的真實性質與總統認為的自己批准的那項計劃相差甚遠。根據軍方的保證，總統以為古巴旅是精銳部隊，是由1400名受過游擊戰訓練的精英組成的。他與古巴旅的士兵都被告知這支部隊在豬灣的目標是偏遠的戈壁荒灘，在那裡，唯一有人居住跡象的便是廢棄的用以避暑的房子。彙報者解釋說，如果部隊在夜裡登陸，卡斯特羅將無從知曉。而中央情報局的情報進一步向總統保證，古巴獨裁者至少在72小時內無力反擊。即便到了那個節骨眼上，這位獨裁者也會被搞得暈頭轉向。因為為了分散他的注意力，古巴旅的168名突擊隊員將登陸位於300多英里以外的東方省海岸以牽制他。

在艾森豪威爾任期的後幾年，越南還相對較為和平穩定。每年美國派遣800名軍事顧問，並且提供30億美元的軍事援助，足以維持越南當時的局勢。到了1960年12月，也就是肯尼迪總統宣誓就職前的一個月，吳庭艷的對手宣布建立民族解放戰線。在獨立宮，他們將民族解放戰線命名為「越共」。起初，吳庭艷並不擔憂，在上一年秋天，他輕易阻止了一場試圖謀反的政變，當時約翰遜副總統問他想不想要美國軍隊增援，他回答不需要。但儘管那時他說陸軍部隊沒必要支援，還是承認需要其他一些援助，於是肯尼迪總統同意派遣一支400人的特種部隊（綠色貝雷帽）接受訓練任務。美國承諾派兵支援越南軍隊，這還是第一次。

當然這些都是后話。開始時，那個計劃看來並不輕率。當選總統肯尼迪在1960年11月29日第一次聽艾倫·杜勒斯說起這個計劃。總統就職后兩天，杜勒斯和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萊曼·蘭尼茲爾將軍向新政府的主要成員做了彙報，即臘斯克、麥克納馬拉及羅伯特·肯尼迪。1961年1月28日，總統召開第一次白宮會議，討論古巴旅的前途問題。施萊辛格注意到肯尼迪是「謹慎而有所保留」的。中央情報局的官員告訴這位新總統無須擔憂，他們向他保證會萬無一失，該注意的地方都已注意到了。

在就職遊行中，肯尼迪發現海岸警衛隊中沒有黑人士兵，當即下令展開官方調查。第二天早上，肯尼迪很早就到了自己還空蕩蕩的辦公室，見證自己的內閣宣誓就職。肯尼迪緊緊握住哈里·杜魯門（這是杜魯門自白宮離任后首次回來）的手，並下達了第一號行政命令，為400萬貧困美國人供給了雙倍的糧食。接下來的幾個星期，新任總統幹勁兒不減。人們總能見到他一邊在走廊快步通過，一邊飛快地下達命令，一會兒站著閱讀文件，一會兒又邁著輕快矯健的步伐跑出去散散步，隨後又急忙飛奔回來，還不忘把指節弄出響聲。詹姆斯·賴斯頓這樣描述肯尼迪執政早期的典型狀態：「除了沒爬上華盛頓紀念碑外，他任何事都沒落下。」

肯尼迪在即將飛往奧地利的前夕在巴黎得到哈里曼的這個建議。巴黎站的行程對新上任的第一夫人來說彷彿初戰告捷。11年前，她只是巴黎大學的一名學生。如今卻滿載著兩卡車行李，全身珠光寶氣，隨從簇擁著她（還包括歐洲頂級理髮師），故地重遊。戴高樂幾乎目不轉睛地盯著她。法國報紙描繪她是那麼「美貌」「迷人」「閉月羞花」。在進入一個記者招待會的會場時，美國總統說：「我認為應該自我介紹一下。我是陪傑奎琳·肯尼迪到巴黎來的那位男士。」

肯尼迪當時上任才一個星期。他需要更多時間仔細理清此事，但中央情報局說時間緊迫，對古巴旅來說，更是機不可失。卡斯特羅即將收到幾箱從蘇聯發來的米格戰鬥機。6月1日，他們就能裝配足夠數量的戰機編入現役戰隊，駕駛員都是古巴飛行員，他們都在捷克斯洛伐克接受過訓練，將在海灘上殲滅古巴旅。並且，瓜地馬拉總統伊迪戈拉斯說過，受訓的人到4月後便不許留在當地了。因為那時將進入雨季，馬德雷山脈會即刻變為一片沼澤，繼續在那兒訓練是不可能的。中央情報局報告稱，古巴旅已一切就緒，力求一戰。古巴的解放只等總統的一聲令下了。

雙方的領導人都感到壓力驟然增加。為了安撫在柏林的德國人，讓他們覺得不會被拋棄，肯尼迪總統派了副總統和「空運英雄」克萊將軍一起出訪德國。赫魯曉夫向全世界發出警告稱，蘇聯現在已經能夠造出威力為1億噸TNT（三硝基甲苯）當量的原子彈，而且已經有了能夠運載原子彈的火箭。為了證明這一點，一位蘇聯宇航員已經被送上了太空軌道。美國國內的緊張氣氛日盛，肯尼迪催促人民修建防空洞。與此同時，柏林一片騷亂。7月，30444名難民湧入這個城市的西部。8月的前10天，又有16500人越界而來。12日一天，就足足過來了4000人，其中大部分是醫生、技術人員和熟練工，這些人正是民主德國共產黨第一書記瓦爾特·烏布利希實施5年計劃所需要的人。

兩周后，赫魯曉夫開始從戰爭的邊緣往回退。他對正在訪問蘇聯的比利時外交官保羅-亨利·斯巴克說：「我原以為西方國家會在和平協定上簽字，可後來發現正好相反……我不想將你們置於不堪忍受的境地；我非常明白，你們也不會讓自己被踩在腳下。」這樣的話，卡在喉嚨里的那根骨頭也不再那麼難以忍受。「你知道」，他繼續對比利時的客人說，「對我來說，柏林不是什麼大問題。對10億共產黨人來說，200萬人又算得了什麼！」而且現在事情也沒那麼急了。他之前給肯尼迪下的最後通牒中的時間是「今年年底」，但他又對斯巴克說：「我不受最後期限的限制。」柏林牆已經建好，現在他似乎在盡量取得西方的某些妥協，以挽回一些自己的面子。他做了一些緩解緊張局面的舉動，包括大方地誇讚肯尼迪的成熟穩重和睿智。但他發現他的這些舉動沒有得到任何反饋，只得草草收場。10月17日，在蘇共代表大會上，他又一次宣布：「西方國家對現在的情形已有所了解，正在尋找解決德國問題和西柏林爭端的辦法。」他總結說：「如果是這樣，我們就不必堅持要在1961年12月31日前簽訂和平協議了。」

入侵者喜不自禁。他們所有的困難只有他們的領導者知情，而這些領導者們始終滿懷希望，因為中央情報局人員一直在通過逃散的運兵船上發出的無線電廣播鼓舞著他們。（「你好，佩佩！我要告訴你，我們絕不會拋棄你們，一旦那裡情勢緊急，我們會帶你們撤離的。」）後來，對於當時的對話內容一時間眾說紛紜。毫無疑問的是，這些話激勵海灘上的叛軍延長了他們的抵抗時間，從而也增加了傷亡。批評中央情報局的人普遍相信中央情報局戰略家們的統一思路：無論肯尼迪之前有怎樣的立場，此次入侵卻是只許勝不許敗。一旦察覺美國的威望受損，他就會動用美國的力量進行干預。在這件事情上，像其他情形一樣，他們又錯了。總統的想法一直未變。「何為威望？」當天，他在白宮問他周圍的人，「是虛幻的力量還是真實的力量？我們要為真實的力量努力。無疑，在今後幾星期里，會有人覺得我們一無是處，但這是小問題。」

這些信念根深蒂固。也許這是最後一次出現這樣的看法：自由主義派認為人類能夠解決自己的問題。20世紀60年代早期的理想主義青年用那時的時髦話語來描述這一點就是充滿了實用主義。拉爾夫·納德是70年代自由主義派的典範人物，這時還未顯山露水。自由主義派人士在肯尼迪執政期間和富蘭克林·羅斯福執政時期都認為，根除社會弊端的途徑是擴張政府機構、增強總統職權。隨後，他們在這個問題上的覺醒將會動搖整個共和政體的根基。

杜勒斯、理查德·比斯爾（中央情報局計劃的主要設計者）以及包括小霍華德·亨特在內的顧問們，都非常確信對卡斯特羅不抱希望的古巴人比比皆是，這就確保了此次登陸的萬無一失。他們宣稱有2500名古巴人參與各種反抗組織，還有2萬人對反抗活動表示同情和理解，而總人口裡至少有25％的人準備積極支持登陸的起義軍。有一個原則至關重要，也是肯尼迪在私下和公開場合再三強調過的：美國軍隊堅決不可對卡斯特羅發起進攻，這一點是他不可動搖的原則。在4月12日舉行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他強調：「無論如何，美國部隊都堅決不可插足古巴事務。政府將全力以赴，我也相信政府能盡職盡責地確保一件事：任何美國人都不會幹預古巴境內的任何軍事行動……古巴的主要問題不是與美國之間的問題，而是古巴人內部的問題。」

白宮也知道，克里姆林宮肯定是如此看待美國的大潰敗的。主要是因為經過豬灣事件后，華盛頓的信心已所剩無幾，又氣餒又驚慌。肯尼迪與赫魯曉夫原定於6月在維也納進行會談，這在2月本來已安排好了。赫魯曉夫在5月12日還寫信說，邀請仍有效。肯尼迪想往後推，但又覺得這樣會被視為懦弱。他說：寧登高峰，勿近邊界。所以他並未鬆懈，加倍努力地準備著維也納會談。他被告知蘇聯主席覺得之前艾森豪威爾在和他進行兩次最高級別會談時都準備不足，所以對他也很不以為然。艾克一遇到難題總要求助他的助手。所以肯尼迪決定，所有重要會談只有他們兩人和一名譯員參加。

然而他卻大錯特錯了。中央情報局的做法完全相反。自1960年11月4日後，由不到300人組成的古巴旅再沒接受過游擊戰訓練。絕大多數新兵根本不適應艱苦的叢林作戰方式。全旅能稱之為士兵的僅有135人，其餘的則是職員、律師、銀行家、內科醫生、地質學家、教師、牧場主人、新聞記者、音樂家、繪圖員、工程師、藝術家、技工等，外加三名天主教神父和一名新教牧師。實際上，由20歲左右的青年組成的部隊才能稱為精銳部隊，而這些人的平均年齡是29歲，有的已經年過六旬，最新加入的人連步槍都不會用。

古巴旅的首次挫敗來自空軍，這是致命的一擊。中央情報局對古巴的空軍表示輕蔑，估計其戰鬥力幾乎「沒有任何威脅」，臆想其飛機「大部分是老掉牙的，沒用的」，而其總指揮部則是「一團糟」。卡斯特羅共有15架B-26轟炸機、10架「海上怒濤」式戰鬥機和4架T-33型快速噴氣式教練機。為了殲滅它們，中央情報局計劃在4月15日（星期六），即登陸前兩天，空襲古巴的各大機場。8名流亡者先駕駛「二戰」時的螺旋槳B-26轟炸機，隨後派8人中的兩人在邁阿密宣稱自己是古巴空軍的叛軍。但這一著棋沒走好，畢竟卡斯特羅深知究竟是否有人叛逃。很不湊巧的是，一名真正的逃兵在傑克遜維爾登陸，這令美國人更慌亂了。笨拙的B-26轟炸機又慢又難操作，並深受引擎故障所累。星期六晚，弗蘭克read.99csw.com·本德給佩雷斯·聖羅曼送去消息，說轟炸任務取得成功，幾乎卡斯特羅的所有飛機都被摧毀了，有12架在古巴的聖地亞哥機場，有6～8架在自由城，有8～10架是在聖安東尼奧。若此言為真，則是振奮人心的消息，但這不是真的。古巴空軍還有6架B-26、兩架「海上怒濤」式、4架戰鬥機，壓軸的要數那2架T-33噴氣式飛機。不可思議的是，中央情報局和參謀長聯席會議都輕視了T-33，因為他們認為那不過是教練機。但它畢竟是噴氣式飛機，能繞著叛軍的B-26機飛行。再者，T-33還備有50毫米口徑的機關炮，可以對B-26尾部進行掃射，而B-26轟炸機的軟肋就在尾部。「二戰」期間，B-26原本還配備了尾炮，但中央情報局卻以備用油箱替換了尾炮，確保飛行員在古巴飛行的時間能夠久一些。這為流亡者飛行員的失敗埋下了伏筆。制空權因此便屬於卡斯特羅了，而制空權在兩棲作戰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中央情報局犯下的另一個錯誤，更加深了失敗的可能性：自始至終都沒人做出解釋，中央情報局為何竟下令將彈藥、汽油、食物、醫療設備等這頭10天戰鬥的供給統統裝在同一艘船上。

星期二剛破曉，古巴旅僅存的6架B-26飛機按預定計劃去炸毀洛斯巴尼奧斯的聖安東尼奧機場的古巴空軍的飛機。卡斯特羅交了好運，機場上空烏雲密布，飛機因此毫髮無損。在吉隆灘，T-34坦克整齊地排成一列，同時朝海灘開炮。在日益狹小的海灘陣地上，所有的預兆看起來都不吉利。叛軍失利是因空中掩護力量單薄，而現在連掩護都沒了，連撤退都無法實現了。

實際上，美國並未採取這樣的措施。美國中央情報局的說辭也越來越漏洞百出，只留下一個羞愧難當的史蒂文森在盡自己所能地擺脫謊言造成的混亂局勢，以自圓其說。正如羅伯特·肯尼迪後來所說：「事情已開始真相大白。」到了星期一晚上，最糟糕的事情也被揭露了。連肯尼迪的國外崇拜者對此都感到非常沮喪。「有一天，」米蘭的《晚郵報》表示，「與艾森豪威爾從政8年因膽怯懦弱、缺乏果斷的領導力導致其在美國威望下降的情況相比，這一次肯尼迪更是跌落谷底了。」《法蘭克福新聞》宣稱：「大家認為肯尼迪在政治上和道德上都吃了敗仗。」在聯合國大會上，亞非國家的外交家們還記得約翰·福斯特·杜勒斯指責中立主義不道德，現在他們卻難以抑制欣喜之情，一致認為中立主義終於大有用武之地了。史蒂文森難為情地說，他不能確定誰襲擊了古巴，但他知道誰正在攻擊美國。

這條笨重的船叫「里奧·埃斯孔迪托」號，是「二戰」時期的運兵船之一，這次共動用了5艘。和它們一起的還有兩艘護航艦，為迷惑敵人，它們都被稱為加西亞輪船隊。在某種程度上，這條船算得上是整個行動的象徵：沒有噴漆、銹跡斑斑、發動機總出故障，而底艙更是臭氣衝天，與又破又舊的「非洲皇后」號不相上下。流亡者們對此感到十分驚恐。其中有位對航海常識知曉一二的迫擊炮手，恩里克·魯伊斯-威廉斯，更是被嚇得不輕。據他回憶，當時真是「腿如灌鉛」。而埃爾內多·奧利瓦「一到船上就覺得我們上當受騙了。太出乎意料了，這根本不是我們夢寐以求的東西」。荒唐透頂的是這樣的船竟然被選中去執行偷襲任務。船上的起重機和絞盤一動便吱吱作響，噪音更大的是那些通體生鏽的裝卸機。「里奧」號的故障並非一天兩天的事。在順著密西西比河直下，抵達墨西哥灣時，有一片螺旋槳撞到了木頭。潛水員檢查了之後才發現這片螺旋槳整個被打彎了，所以它的運轉受到影響，此後只好拖著搖搖晃晃的船身與敵方空軍決一死戰了。

就這樣，一場對抗終於結束了。當時看起來是美國勝利了，但真正付出的代價，以後才看得出來。莫斯科的表態、柏林爭端以及重啟核試驗這幾件事之後，施萊辛格寫道：「總統無疑已經感覺到了，一旦美國撤出亞洲，世界局勢就會失衡。」肯尼迪認為，他應該進一步向他的對手證明他的無所畏懼和堅定毅力。他對詹姆斯·賴斯頓說，共產黨敢於向西方開戰的唯一地點就是中南半島，「現在我們的問題是如何證明我們力量的強大，看起來越南是解決這個問題的好地方」。

哈金斯到任之後，第一階段的反共戰鬥被稱為「日出行動」，此比喻也還較為恰當。哈金斯告訴記者，他打算建立一系列堅固的「戰略村」，但這隻能由國內軍事組織來操控防守。他的戰略合作人是越南總統吳庭艷的弟弟吳廷瑈。接著，美國得知這項戰略防禦計劃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因為超過1/3的農村人都生活在戰略村，看來戰局會日趨好轉。目前來自西貢的所有報道都是好消息。對哈金斯表示懷疑的人可以從瑙爾汀的評價那裡得到證實，因為他認為當地情形是令人放心的。

華盛頓政府的內部人員開始懷疑是不是有人在故意搗亂，因為有關他們的事簡直被弄得一團糟。他們分批用於襲擊的登陸船隻都是小船，長約14英尺，而且沒有護甲。船上50毫米口徑的機關炮沒安裝好，槍口的朝向也不對。這批船的動力來自外舷的發動機，在後來交戰的高峰，有位入侵者從自己的船上往外跳，碰巧撞到了舵手，把他碰翻到水裡，沒了舵手的船便開始失去方向並搖晃起來。這樣的小事故遠不止這些：有三個人正在使用50毫米口徑的機關炮在「大西洋」號船上練習打靶，不料槍身忽然從座架上滑落，開始向四面掃射，導致一名同伴中彈身亡，還有兩人被射傷。一個更不祥的兆頭是：有支突擊隊原計劃佯攻東方省，聲東擊西地轉移卡斯特羅對豬灣的注意力，這支隊伍卻一直未能在海岸邊露面。他們兩次爬上登陸船，卻兩次都退回了「拉普拉亞」號。與他們一起的中央情報局人員回報，佯攻計劃「由於指揮不力，故以失敗告終」。但那些指揮官卻是中央情報局挑選出來的。

而赫魯曉夫是否一言九鼎將盡人皆知，這個他自己也心知肚明。一到莫斯科，他就下令公開發表兩份有關核試驗和柏林問題的備忘錄，而且在會上已經交給了肯尼迪。國務院的明眼人一看便知，對柏林問題，他並沒有設定什麼期限，但這個現在已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了蘇聯的最後通牒。自此，赫魯曉夫將蘇聯的軍事預算提高了31.44億盧布，除此之外，他還發表了一系列顯露著沙文主義意味的演講。

美國對西貢的承諾始於1954年，1957年又重申了一次。日內瓦協議簽訂后，在給吳庭艷的信中，艾森豪威爾總統保證美國「會幫助越南政府成為一個強大而又自食其力的國家，能夠抵禦軍事顛覆和侵略」。艾克給這項承諾帶上了一個附加條件，即「越南也要採取相應的改革措施」。他的目的就是「以防任何人將他國的意識形態強加于貴國自由人民的身上」。

在華盛頓，人們不斷要求白宮方面不要插手有關越南官員違法行為的事務。副總統約翰遜說服肯尼迪總統，將「殲滅越共」視為「真正的終極目標」。參謀長聯席會也向總統保證，僅需4萬地面部隊就可以將越共反政府組織「全殲」。另外再派出128000名士兵，便足以擊退來自北越的侵擾。國防部長羅斯維爾·W·吉爾帕特里克建議與吳庭艷當局就建立「可行性防禦安全聯盟」展開對話。五角大樓官員威廉·P·邦迪也呼籲，美國應「儘早強勢進入」越南，並對敵方進行猛烈打擊。他認為此次進攻有70%的勝算。

1961年5月初，新任美國駐越大使小弗雷德里克·e·瑙爾汀抵達西貢。前任駐越大使曾試圖說服吳庭艷，可依舊無功而返，他自己還變成了不受歡迎的人。瑙爾汀決定吸取教訓，不想重蹈覆轍。現如今，越南民族解放陣線（越共）的破壞活動已經很猖狂了，連那位愛裝腔作勢的總統都不得不對其俯首稱臣。當時，鄉村的環境還在不斷惡化，而越共游擊隊正四處活動，伺機暗殺鄉村首領。據美國中央情報局估計，戰爭的關鍵時刻即將到來。與此同時，他們還警告，西貢當局實施的獨裁政策和縱容貪污腐敗的錯誤舉措，勢必會引發人們對吳庭艷政府執政能力的質疑。

得知副總統的心結后，肯尼迪開始想盡辦法表示對約翰遜的尊重，為他創造出國訪問的機會，其中有些事情的影響還很大。諷刺的是，有兩件起初在他看來毫不起眼的事情，回想起來卻變得無比重要。第一件是柏林之行。在去柏林之前，約翰遜心情很差，但他的演講很成功，而且還趕上了參加美國第一批增援柏林部隊的入城歡迎儀式。東道主認為他的到來是這座遭到圍困的城市的命運轉折點，因此，他回國時的情緒也深受感染。

政府當中的一些內閣成員及其他成員，如切斯特·鮑爾斯、喬治·鮑爾、艾弗里爾·哈里曼，也對泰勒這份聲明中的信息大為震驚。然而，只有肯尼迪總統一人有資格對此提出質疑。他拒絕在電視機前對民眾講述有關事宜，因為在他看來，這將把越南問題和柏林問題相提並論。他還明確指出，泰勒和羅斯托不像其他的參謀長聯席會成員，對美國干涉越南所帶來的積極影響持正面態度，他們只想要北越不再滲入南越，只是他們沒能提出具體可實施的措施。其實最令他傷心的是有關派遣軍人的這一提議。索倫森寫道：「越南戰爭的主要倡導者都支持這個行動，稱之為測試美國美好信念的『試金石』，標志著美國已下定決心出兵。」但總統一人投了反對票，而且也只有他的票才最終起決定作用。肯尼迪說：「他們想要一支美國軍隊。這對於恢復自信心和保持軍隊士氣是必要的。但這就像是我們在柏林所做的一樣：大批軍隊持續進駐，樂隊仍要繼續演奏下去，而4天過後，民眾就會忘了一切，然後，我們又被告知，還得派更多軍隊去。這樣就像喝酒一樣，這次酒勁過了，下次還想再喝。」

除了這個來自憲法的煩惱外，還有另一個煩惱。在實際政治生活中，為了「平衡」總統競選選票，正、副總統候選人必須來自不同地區，而他們在不同選區的號召力不同，性格也可能完全對立。也就是說，那位丈夫可能要選一個與他長相不同、衣著不同、談吐不同且價值觀也不同的人替代自己。富蘭克林·羅斯福和哈里·杜魯門彼此就大不相同。艾森豪威爾與尼克鬆、肯尼迪和約翰遜也是如此。在肯尼迪看來，約翰遜就是一個非凡的並且很滑稽的怪才，他的自我膨脹無恥而放肆。出國訪問時，他每天打電話到他在華盛頓的辦公室詢問美國報紙如何報道他的活動。他總是在為競選作秀，一位在巴基斯坦工作的美國醫生驚呼：「天哪，他在和一位麻風病人握手！」他決定讓卡拉奇的一名趕駱駝的人充當親善大使，這讓巴基斯坦舉國歡呼。他告訴那位受驚的趕駝人巴希爾·艾哈邁德：「我們已看過了你和你的駱駝，我們的總統也想看看。他打算幫你改善生活。」事實上，總統根本就沒有這打算，似乎這個險招要壞事，結果卻沒有。艾哈邁德的美國之行獲得了巨大的成功。肯尼迪很是滿意，他說：「如果是我，我會擔心駱駝在白宮草坪上拉屎。」

潛水員竭盡所能地想在珊瑚礁中開闢航道，以方便車輛人員登陸艇以及寬一些的登陸艇（裝載坦克）通行，而某些地方是不可能通過的。士兵離開海岸150碼后便無路可走了，於是不得不攜帶武器和無線電設備蹚水登陸，但無線電設備一被海水浸泡就報廢了。暗礁還撞掉了部分船隻的推進器。有些急躁的士兵往深水裡徑直一跳，但因為裝備超重，人便如石塊般直往下沉，同伴們還得將他們救上來。大家渴望著天明，甚至祈求天明，但是一個越來越明顯的事實是：天明只能讓他們的處境更糟。意識到這一點的是埃爾內多·奧利瓦指揮官。他後來做證稱，他夜裡兩點半時上了岸。首先映入眼帘的建築是一間小木屋，屋頂上露出微波無線電台的天線。他迅速佔領了小屋，但正像他後面說的：「能看出他們剛在那裡發出了電報。」清晨6點，在吉隆灘上又發現了兩處微波無線電台，發報機還是熱的。整個行動中，中央情報局的情報員事前對此隻字未提，這不得不說是巨大的疏漏之一。通過這些電台，卡斯特羅得知他們到了這裏。現在他就要行動了。

船隻逃逸后，入侵者陷入絕境，但他們仍然英勇奮戰。傘兵雖然降錯了地方，卻逼退了民兵。雖然與敵方數量對比達到1:13甚至差距更大，又面對著有重炮和空軍支援的敵人，古巴旅仍然守住了所有據點，第一天的損失只有不到100人。奧利瓦手下只有370人，卻擊退了2100名卡斯特羅的士兵和20輛坦克的進攻，他們的傷亡不到百人，但政府軍的陣亡人數達500人，受傷人數達1000多人。這些數字是卡斯特羅的一名醫生透露的。

認真研讀古巴問題報道的人裡頭也有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這位部長會議主席對那些冷戰言辭並不在意，因為那些也是他自己常說的話。讓他感興趣的倒是這位新總統，他年輕而缺乏經驗，這次可真是狠狠地摔了一跤。肯尼迪似乎還有點兒迷糊，這正是對他狠狠打擊的良機。

維也納的氛圍卻截然不同。肯尼迪夫人也曾調侃赫魯曉夫：「哦，主席大人，別拿數字來煩我。」但當時的氛圍過於凝重，不是她用這種玩笑就能緩和的。當赫魯曉夫的俄產黑色海鷗牌汽車穿過鐵絲網，駛入美國駐奧大使館那座用石頭砌成，包裹著水泥和灰泥的巨大建築時，那裡的氣氛便一下子如當時的天氣般糟透了。肯尼迪對助理說，他的對手是「外表詼諧幽默、內心狂暴」的人。在兩天的會談中，他的狂暴也顯露在外了。在最後一次磋商后，詹姆斯·賴斯頓請求拜會總統。那天，肯尼迪戴了頂帽子，他走進屋子，賴斯頓正在那裡等他。總統讓整個身體都陷進沙發里，把帽子壓到眉梢，發出一聲長嘆。賴斯頓感到他似乎有些震驚。他問總統：「局面很棘手吧？」肯尼迪回答：「這是我生平遇到的最棘手的事。」

林登·約翰遜在白宮的幾年裡，每次提到越南時都會說：「艾克做出過的承諾，我就必須遵守。」可事實上他沒有，這畢竟不是一項正式的協議，參議院沒有參与，該協議甚至缺乏合法性。然而，約翰遜和肯尼迪都覺得受到這項承諾的束縛，認為必須遵守不可。西奧多·C·索倫森寫道，撤銷美國對越南的支持會讓「整個世界對美國承諾的可信度產生懷疑」。阿瑟·施萊辛格進一步寫道：

對林登·約翰遜來說，這些日子可不那麼愉快。一年前，他還是美國參議院權力很大的多數黨領袖，現在他成了副總統——美國政府中最沒有實權、最令人窩火的職位。每天，他都從各方面體會到自己的無足輕重。在白宮，他只有一個停車位，只有一部與白宮連通的分機電話（而司法部長羅伯特·肯尼迪有3部）。他的妻子從來沒有坐過總統的專機。他自己曾上去過，但不是受邀請上去的。肯尼迪的助手有三次發現約翰遜單獨在機艙里四處張望。他們是因為正好當時九-九-藏-書總統要使用飛機才進去的，因此不得不請他下來。每次遇到這種情況都令約翰遜很尷尬，但他還是一次次回來，總統專機這一實際權力的象徵讓他很是痴迷。

現在只剩最後的痛苦了。吉隆灘上呼籲援兵、坦克和彈藥的聲音越來越弱。電報都非常簡短：「海灘戰鬥繼續。速派飛機，多多益善。」「已退至海里。彈藥告罄。敵軍將至。救援一小時內速到。」最後的抵抗是在星期二深夜，到處都是卡斯特羅的大炮和坦克。被重重包圍的叛軍將領在星期三清晨4點32分發出了最後一份電報：「正在銷毀一切裝備和通信器材。坦克近在咫尺。無武器與之決鬥。我方將向叢林撤退。不能再候。」

肯尼迪也不甘示弱。6月25日，他向美國人民發表電視演講：「若戰爭爆發，那一定是從莫斯科而不是自柏林發動的……只有蘇聯政府才會利用柏林邊界問題，並把它當成發動戰爭的幌子。」他要求國會批准給五角大樓撥款32.47億美元，徵集預備役，將徵兵限額擴大到原來的兩倍，上調戰鬥部隊的上限，重啟、檢修已封存的飛機和船艦。迪安·艾奇遜請他宣布美國進入戒備狀態，副總統林登·約翰遜也有此主張。可肯尼迪仍主張並不排斥談判的方式。他不能貿然利用核武器進行威脅，因為蘇聯可能真會逼他攤牌。他對《紐約郵報》的一位編輯說，他主要擔心的是那位主席是「存心要整整我」，要真是這樣，那可就「全完了」。

肯尼迪的人將約翰遜的人都看作外人。除了沃爾特·詹金斯之外，副總統的下屬們對那些聲名顯赫的總統顧問而言完全是陌生人。他們中的有些人甚至沒有白宮的出入證，只是作為參觀者進過白宮。這種被當作不存在一般的處境甚至連約翰遜的特工人員也不例外。從職位上講，他們的地位與總統的警衛人員一樣，但實際上，他們被排除在白宮警衛隊之外，他們不能使用白宮的車、辦公室，不能參加一些社交活動。他們中很多人對此並不在意，因為他們知道得到這種待遇並不是自己的原因。之所以被精英們排斥，主要是由於他們要護衛的人無足輕重——再也找不出其他詞來形容了。

總統對此做出了相關回應。在派往西貢的高級軍事顧問中，包括兩名他最信任的人員，分別是馬克斯韋爾·泰勒將軍和沃爾特·W·羅斯托。在這樣的關鍵時刻，相關的國家文職官員和軍事人員就可以充當總統在越南這一戰略要地的眼睛和耳朵。對於羅斯托而言，自始至終他都是永不妥協的鷹派代表人物。值得注意的是，調查組裡絕無高級外交人士。正如索倫森隨後撰文寫道：「國務院不能和五角大樓相抗衡，因為它沒有這個能力。」該報告還進一步反映出以政治上的不良影響為代價達成軍事目標的相關行為。

凌晨3點15分，哈瓦那的那位大鬍子被叫醒並告知敵軍已在吉隆灘登陸，逼近附近的長灘。為了提防其中有詐，他詢問了具體的細節。微波電台的接線員報告稱，那些地方遭受到來自海上的50毫米機關炮、火箭筒和無後坐力炮的襲擊。隨後電訊信號中斷，很明顯是電台被占，一個灘頭陣地已建立起來了。臨時政府隨時可能上台，美國會承認這個政府，造成政治問題。於是，卡斯特羅決意要讓叛軍葬身大海。

起初，來自古巴的不同消息相互矛盾，在華盛頓的人似乎並沒放在心上，然而，那天上午古巴仍舊佔據著新聞頭條。卡斯特羅的外交部長勞爾·羅亞向聯合國提出控訴，指控在星期六駕駛B-26戰機的反叛飛行員發起的空襲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情報人員策劃的。阿德萊·史蒂文森惶惶不安，打電話質問哈倫·克利夫蘭。哈倫·克利夫蘭打電話詢問了美洲事務局，美洲事務局又問了美國中央情報局，後者鄭重否認了此次控訴，由此蒙蔽了美國最德高望重的外交事務發言人。據此，史蒂文森告知聯合國，總統已明確宣誓「保證美國人絕不參加對抗古巴的軍事活動」。隨後，史蒂文森讀到一份假聲明，該聲明是由邁阿密的一個冒牌逃兵發出的，而史蒂文森卻信以為真：「這些飛行員和其他一些新成員很明顯是逃離了卡斯特羅的暴力統治。」他又補充道：「沒有美國人參與其中。美國飛機也沒有參与，而這兩架飛機，據我們所了解，應該都是卡斯特羅的空軍飛機，如飛行員所言，這兩架飛機是從卡斯特羅當地機場起飛的。」

但叢林也只能躲避一時。因為並未制訂撤退計劃，叛軍最後全部束手就擒。卡斯特羅大獲全勝，不到72小時便摧毀了入侵計劃。用海恩斯·約翰遜在自己有關這場戰爭的著名研究報告中描述這次戰鬥的話來說，入侵成為「自輕騎兵旅在巴拉克拉瓦港陷入死亡的無底深淵以來，這次失敗當數那麼多漏洞百出、魯莽行事的襲擊中最被極力渲染的一次」。古巴旅的倖存者還得受盡凌|辱，在哈瓦那體育宮公開受審，且被長期監禁。直到1962年聖誕節，因羅伯特·肯尼迪和詹姆斯·多諾萬發起贖救運動，他們才得以恢復自由。

瑙爾汀和哈金斯一致認為吳庭艷是解決所有問題的關鍵，沒有他我們將無計可施。然而對他執政能力的批評只會激怒他，那時我們所有的想法都將會消失殆盡，灰飛煙滅。霍默在《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中稱，這將成為美國政府與吳庭艷的生死相搏，他們的命運共生，不進則退。吳庭艷很快也意識到了這一點，他明白，此刻無論他怎麼利用這兩個美國佬都沒問題，他可以肆意妄為，對著這兩個美國佬指手畫腳。

應肯尼迪的要求，他們進行了最後一次私人會談。肯尼迪總統極力想說服赫魯曉夫不要採取如此魯莽的行動，但赫魯曉夫斷然拒絕了，「我要的是和平，但如果你要的是戰爭，那是你的問題」。他簽訂和約的決定已不可逆轉，12月就是簽訂和約的時候。在他們道別時，肯尼迪說：「今年的冬天會很冷。」

肯尼迪那個星期四在斯塔特勒－希爾頓酒店的演講，在艾森豪威爾執政時期就可能出現，甚至約翰·福斯特·杜勒斯也可能會這樣說。他們雖然風格迥異，但講話的本質類似。肯尼迪和其他冷戰時期的人物沒什麼差別，到演講的末尾還提到了慕尼黑會議。他提醒聽眾，慕尼黑會議的作用是：民主國家若不能抵抗集權主義的獨裁者，終將滅亡，而且敵人「不費一彈也不用越境，我們自會一步步地、一個國家接著一個國家地失去安寧」。於是他決心「吸取經驗教訓」。他總結道：「歷史將記錄下來，這一艱苦卓絕的鬥爭將在20世紀50年代後期到60年代初期達到高潮。作為美國總統，我要明確表態，即便前方危險重重、代價慘重，我都決意一定要堅守美國的制度。」

有人告訴他，一旦這些流亡者無法在豬灣奪取並堅守灘頭陣地，他們的行動將即刻結束，而後會「遁入山林」。這樣一來，總統就認為沒有任何顧慮了。他堅信通過這樣一個分散敵方注意力的做法，就能讓原本宏大的兩棲作戰計劃變成低調的滲透活動了。所以他覺得任何危及美國信譽和威望的可能性已經統統被扼殺在搖籃里了。

看來大多數美國人能理解並表示同情，20世紀60年代後期那些造成他們分裂的埋怨之聲此時尚未到來，而美國也還沒有分裂成各個相互仇視的陣營。正如羅伯特·肯尼迪後來在《13天》中提到的：「豬灣事件時，我們的意見基本一致。」《哈潑斯》月刊編輯約翰·費希爾在該刊發表的觀點傳達了大眾的心聲，他說：「每位總統都需要大約一整年的時間讓自己的班子變得井然有序，在巨大而危險的官僚體制中摸索著前行……當（肯尼迪）正試著往屋裡搬傢具時，卻發現屋頂掉了下來，門也被砸爛了。」蓋洛普民意測驗顯示，有82％的美國人贊同他的工作作風。肯尼迪苦悶地說：「我的作風很像艾森豪威爾，幹得越糟糕，反而越受歡迎。」

後來，賴斯頓寫道：

肯尼迪問他，計劃的成功概率有多大。杜勒斯提醒他，1954年6月，中央情報局推翻了瓜地馬拉政府。他說：「我當時就站在艾克的辦公桌旁，對他說我確信瓜地馬拉行動必定會成功。而此刻，總統閣下，眼前這一計劃的前景比那個更加美好。」參謀長聯席會議對此亦無異議。2月底，肯尼迪再一次在參謀長聯席會議上徵求大家的看法。他們向瓜地馬拉基地派出了一個調查隊。蘭尼茲爾將軍閱讀了報告並研究了古巴旅的作戰計劃，再次誇下海口說此戰必勝。海軍作戰處處長阿利·伯克海軍上將對此也很贊同。肯尼迪又將一名軍功卓著的海軍陸戰隊上校派往瓜地馬拉，去做調查，廣泛徵詢意見。以下便是這位上校的評估：

情況雖然已糟透了，但仍然沒到最糟。如果說在過去20年裡美國軍隊在戰術上有什麼絕招，那就是兩棲登陸作戰。從北非到諾曼底，從瓜達爾卡納爾到仁川，部隊都能有條不紊地將士兵送至岸上。潮汐漲落、水下障礙、暗流、激浪、裂流交匯——所有艱難險阻，只要藉助高明的航海術、特製的登陸艇及巧妙的兩棲登陸戰術，都能迎刃而解。現任中央情報局的戰略專家都是那時歷經兩棲登陸作戰的退伍軍人。如果他們對那場戰爭還有記憶，他們一定會記得，之前所有戰鬥中的美國指揮官都不會輕率地在夜間登陸，因為這樣只會增加失敗的概率。然而，這次他們的確讓古巴流亡者在夜間登陸了。同時，他們還忽視了豬灣的一個至關重要的特徵：灣區的每個登陸點都被鋒利的珊瑚礁包圍著。

他展示出一張B-26飛機的照片說道：「機尾有卡斯特羅空軍的標誌，證據確鑿，毋庸置疑。古巴的紅星和F·a·r（革命空軍）這幾個縮寫字母也清晰可見。」但羅亞回答說，任何人都能畫出這樣的標誌，這當然也正是所發生的事實了。美國大使向他保證：「我們已採取措施，扣押了古巴的飛機，不允許他們飛回古巴。」

談話中，肯尼迪告訴賴斯頓：赫魯曉夫極為粗暴、兇狠，有時像要向對方撲過來一般。只在一件事上他還是理智的：他認為寮國問題是微不足道的。除此之外，討論其他任何問題時，他的態度都很惡毒，帶著嘲笑的意味。他堅持要求撤換哈馬舍爾德，改用「三駕馬車」代替他。同時，要通過代表世界三大政治陣營的三方委員來監督美蘇之間的所有裁軍協議。肯尼迪辯駁任何一方行使否決權就會導致該設想失靈（「即便是俄國的三駕馬車，也只會有一個駕車的」），但這於事無補。對柏林一事，赫魯曉夫下了最後通牒，他聲稱堅決要從蘇聯的喉嚨中去掉這根骨頭。無論美國人是否同意，他都一定會在今年年底前同民主德國簽訂和約。如果美國想因此而挑起戰爭，那他也無能為力。對於凡事都喜歡訴諸戰爭的瘋子，就只能給他穿緊身衣了。

實際上，卡斯特羅並未真的投入戰鬥，因為無此必要。其手下控制了豬灣局勢，他只需靜觀其變，看他們如何讓叛軍一寸寸地失去灘頭陣地。古巴政府軍使用的那些武器是拉丁美洲人從未見過的。星期一早上，配有蘇制122毫米榴彈炮的4個炮兵連開始炮轟海灘，榴彈所到之處，叛軍都被炸得辨不清方向。叛軍坦克指揮官英勇善戰，但與蘇制T-34坦克的火力相比，還是顯得不堪一擊。堅持到晚上，叛軍已彈盡糧絕。「夜幕降臨，我們希望船快點來」，佩佩·聖羅曼後來告訴海恩斯·約翰遜，「每個人都面朝大海，等著船來。我們都知道，沒船的話，我們就沒救了。」但直到午夜，船還是不見蹤影。絕望之極的佩佩與無線電發報員上了敞篷船，滑行了6英里，滿心希望能用無線電與中央情報局的船聯繫上。隨後，他返回指揮部，派遣了一名軍官去海上，試圖找到一位船長，這位船長現在因船員叛變而身處困境。在好幾個小時里，這隻敞篷船一遍又一遍地發出這樣的電訊：「多洛雷絲，我是海灘。多洛雷絲，我是海灘。我一直在找你。我們需要你。我們需要你。」

那天早晨，灘頭陣地一片混亂，部分原因是地上的叛軍搞錯了方向，朝己方的飛機開了火。當卡斯特羅的飛行員抵達海灘時，叛軍最不堪一擊的部分當數古巴旅的重炮營了。潛水員在上午6點已繪製出通過珊瑚礁的路線，6點25分，士兵們帶著這些重型武器開始登陸。搬運進程異常緩慢，當敵人從上空突襲時，他們不得不全部停下來。有一段短暫時間內的戰鬥幾乎完全是在空中進行的，因為空中也有古巴旅的飛機，但T-33噴氣式教練機最終還是成功驅逐了叛軍飛機。於是，卡斯特羅的轟炸機瞄準了生鏽的貨船。首先被炸沉的是「休斯敦」號，它滿載著彈藥和汽油，26名船員在爆炸中喪生。接著被擊沉的是「里奧」號，它裝載著10天的補給。一架「海上怒濤」式飛機向「里奧」號發射了一枚火箭，「里奧」號霎時化為一團火焰。此時，特遣隊的指揮官就很被動了。他的船員大多是古巴人，在政治上沒多大忠誠度，很有可能叛變。於是他知會佩佩·聖羅曼，雖然古巴旅的軍火只卸了不到10％，但他和倖存的船只得馬上快速撤離。他承諾當晚再來。

然而不可否認的是，意見沒那麼容易達成一致。理查德·尼克鬆是右翼的強硬派，他在1964年第11期的《讀者文摘》上透露自己曾建議肯尼迪「找一個得體的借口，然後……直接介入」。這在意料之中，但出人意料的是，此時，一幫蠻橫激進的新左派卻活躍起來了。施萊辛格稱：「出人意料的是，左派中的許多人現在找到了之前質疑肯尼迪當選的理由。」他們的標語牌上寫著「公平對待古巴」。他們同示威者一起塞滿了曼哈頓聯合廣場，諾曼·梅勒也參与其中。白宮外的一位高個子女詩人身上掛著標語牌，內容是斥責第一夫人：「文學藝術家不會再支持你了，傑奎琳。」而「公平對待古巴」運動得到了許多大學的聲援，尤其是在人文科學學院和社會科學學院。斯圖爾特·休斯執教於哈佛大學歷史系，是新左派的早期人物，他帶領70名大學教師聯名給總統寫了封公開信，要求政府「扭轉目前的趨勢，不要對古巴進行軍事干涉」。社會學家小巴林頓·穆爾預測將出現「軍國主義的反動政府，用自由主義的修辭粉飾自己的重大政策」。《權勢集團》一書的作者賴特·米爾斯在醫院病床上還不忘發電報給加利福尼亞州的一次「平等對待大會」：

令蘇聯右派力量不滿的遠不止這些，作為發言人，赫魯曉夫也將這些不滿統統表達出來。之前眼看就要加入他們陣營的寮國，現在卻逐漸走向中立路線。蘇聯紅軍中有強硬派極力想恢復甦聯核試驗，而核試驗1958年秋季就已暫停了。現在他們已擁有2000萬噸級、3000萬噸級、5000萬噸級和1億噸級的武器，正急於試驗。每天，這些冷戰的癥狀不斷刺|激著人們，讓外交氣候處於寒冷之中，但是又不會就此導致世界危機。另外，對他們而言，還有一個更重大的問題，赫魯曉夫稱之為「卡在喉嚨里的骨頭」，有時也稱之為「需要割除的毒瘤」，或者「薩拉熱窩」，暗示此事有可能導九-九-藏-書致第三次世界大戰。他指的便是柏林的分裂。

這個舉動讓西方國家驚詫不已。肯尼迪當時不在華盛頓。美國國務院花了4天時間向莫斯科提出正式抗議。9月1日，赫魯曉夫又將螺絲擰得更緊。美國的地震儀通過監測搜集了確切的證據證明蘇聯又在進行核試驗了。肯尼迪和麥克米倫呼籲蘇聯領導人停止試驗，他們指出這種新的放射性微塵的擴散程度和毒性，但赫魯曉夫對他們的呼籲置之不理。隨後，偵探設備又檢測到蘇聯進行了第二次、第三次核試驗。在接下來的一個月里，蘇聯進行了30次核試驗，並且幾乎都是在大氣層之內進行的。這一系列核爆炸過後，蘇聯向空氣中排放的放射性有毒物質比英、美、法排放量的總和還要多。在蘇共第22次代表大會開始前的一次演講中，蘇聯領導人宣布很快將爆炸一枚5000萬噸級的原子彈，這枚原子彈的威力是投放在廣島的那顆原子彈的2500倍，相當於戰爭史上投放過的烈性炸藥總和的5倍。在第二次會議上，他對代表們說，爆炸結果「證明該原子彈的威力比科學家們計算的5000萬噸級還要大」，但科學家們當然不會因這個「錯誤」而受到懲罰，他的這番話引起了代表們的一片笑聲。

20世紀60年代美國人自由主義的轉向那時還沒露出跡象。而這個轉向一旦開始，美國的威脅就都可看作是源自本國內部的了，如種族主義、軍國主義、環境污染、技術問題、官僚機構、人口|爆炸、「權勢集團」等。在肯尼迪執政期間，這些問題並未凸顯。自由主義的時代英雄，在20世紀30年代是憤怒的青年工人，40年代自然是美國大兵，而50年代是不被母親理解的青年，到60年代初，就轉而變為利用和平與飢餓、疾病以及共產主義進行鬥爭的和平隊士兵們。作為那時美國的自由主義派，肯尼迪相信貧窮和愚昧是造成發展中國家爆發革命的根本原因，而共產黨則利用這一點獲取一己私利。他確信，如果在執行「第四點計劃」時讓發展中國家的貧困狀況有所改善，那麼共產主義的號召力將變得微不足道。世人歡迎爭取進步聯盟的原因也在於此。總的來說，在追求進步時，拉美地區若和美國聯盟，那麼共產國際就很難拉攏它們了。

華盛頓的其他人只得拚命跟上他的步調。新任勞工部長阿瑟·戈德堡說，肯尼迪在任期間，「截止日期永遠都在前天」。查爾斯·e·波倫說：「我從未見過如此事必躬親的總統。」政府有些成員被這位新領導逼得太緊，以致都難以進行日常工作了。國會一個委員會的主席抱怨道：「這位新領導人一天有26個小時，可是我卻只有24個小時。」駐蘇大使盧埃林·湯普森和艾森豪威爾單獨在一起的時間很少超過10分鐘，但是他和肯尼迪之間長達兩小時的會談就已有4次了，而談話內容也絕非瑣碎之事。一個參議員曾說：「與總統會面后，必須一溜煙跑上車，風馳電掣般地駛回國會，你得搶先一步，要在他對你的彙報做出評論之前到達國會。」

另一個越南之謎是：為什麼這麼多美國人，包括4位美國總統（兩位共和黨總統和兩位民主黨總統）都認為美國有義務拯救西貢政府。而這個國家在亞洲，距美國7000英里，是位於遙遠的中南半島的原始土地，到處是稻田和茂密的叢林。10多年來，華盛頓的歷屆政府力排眾議，甚至不顧國內的局勢也要保證那些飽受爭議的人物執掌越南。然而，美國在越南所做的努力，一開始就註定要失敗。肯尼迪應該早就知道這一點，他是少數幾個從一開始就看出這個麻煩的人。1951年，他以眾議員的身份訪問越南。回國后，他在《與媒體見面》節目中說道：「沒有當地人民的支持，美國就不可能在東南亞的任何一個國家取勝。」後來，他也受到冷戰派言論的影響。冷戰派認為，美國已經「失掉」了中國，現在再不能「失掉」中南半島了。

8月13日午夜過後半小時，黑暗空寂的街道上，警笛轟鳴，由T-34和T-35型蹲式坦克保駕護航，滿載民主德國軍隊的卡車穿越分隔東西柏林、長達25英里的邊界線。頭戴鋼盔的民主德國人民警察佔領了主要的通道。大量的木馬、鐵絲網、水泥樁柱、石塊、鎬頭、鐵鍬從卡車上被卸了下來。過了4小時，太陽出來了，一道初具規模的圍牆也建了起來。4天後，這道牆竣工了，留在東柏林的人們就這樣被圈禁了起來。

第二件事就是那年5月出訪西貢（現胡志明市）。剛開始此事的重要性並不明顯，後來其意義之深遠才被覺察。這是一次南亞之旅。人們期望副總統此行能為非共產主義政權鼓勁兒。但這次並不像在柏林時那樣，副總統此行並不是表示美國願意同他們並肩作戰。那時候，美國在越南還沒有承擔這樣的使命。儘管如此，約翰遜仍然對西貢信誓旦旦。他也表示十分欣賞吳庭艷，稱他是「南亞的溫斯頓·丘吉爾」。訪問團離開越南后，《星期六晚郵報》的斯坦·卡諾問約翰遜是否真是那樣想的。副總統回答說：「呸，老兄，他是我們在那兒唯一的人！」

1961年4月10日，星期一，古巴旅被卡車運送到尼加拉瓜的卡貝薩斯港，這兒是上船地點。星期四，所有人員登船就緒。星期五，中央情報局的領導傳達了此次行動的目標：在豬灣佔領3個灘頭陣地，古巴旅傘兵部隊要奪取古巴本島與大海之間的薩帕塔大沼澤地上的幾個主要據點。星期日中午，遠征隊便只能背水一戰了。這支隊伍已投入戰鬥，他們的無敵艦隊以及規模微乎其微的空軍也參与其中。

為了鼓舞叛軍的士氣，中央情報局的人絞盡腦汁，還許下根本不可能兌現的諾言。如弗蘭克·本德對他們說：「你們會很強大，將有更多的人與你們並肩作戰，所以你們甚至不需要我們。你們將勢如破竹，伸出雙手，向左轉，直入哈瓦那。」中央情報局還向流亡者保證，如果他們敗退，美國人一定會趕去救援。事後很久，流亡者頭目何塞·佩雷斯·聖羅曼才獲悉原來有一個備選計劃，就是可以逃進山裡，他不禁疾呼上當：「我們從沒聽說過這個計劃，我們只聽到『如果你們失敗了，我們馬上趕過去』這樣的話。」在邁阿密，民主革命陣線的曼努埃爾·拉伊一直以為，美國部隊將緊隨古巴旅登陸。他後來說：「我們事前被告知，此次登陸將得到一切必需的支援。他們甚至還欺騙我們，一支1萬～1.5萬人的部隊已準備就緒。」

美國後來加速對越南戰爭的干預（這也證明了鮑爾和一些人的觀點是正確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在西貢駐守的美國決策人的性格。從1962年年初到肯尼迪執政的頭1000天末，有兩個人物很關鍵，一個是瑙爾汀大使，另一個是2月抵達越南的美國軍事援助顧問團新任團長保羅·d·哈金斯將軍。對這兩人的任用本身就是一個悲劇。因為瑙爾汀出身於弗吉尼亞望族，傳統守舊，對亞洲一無所知。他的任命得益於國務院強硬反共派的力薦。無論身處何種危機，他都會支持吳庭艷，而當肯尼迪真正需要他的時候，他卻跑到愛琴海逍遙度長假去了。哈金斯比他更糟糕。他是波士頓的一個世家浪子，高中沒讀完就退了學。他之所以能在軍隊得到晉陞，只因為他精通馬術，是個出色的馬球隊員。在喬治·S·巴頓想要放鬆時，他又可以充當一個好夥伴。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哈金斯擔任巴頓的副參謀長，那時別人給他起了一個綽號叫「推彈桿」，因為他執行巴頓的命令時雷厲風行。但和巴頓一樣，他有時也並不那麼服從命令。這一點在他接到指示，要他如實向總統報告越南戰況時，顯露無遺。肯尼迪曾明確指出，一切越南戰況，不管是好消息還是壞消息，他都想知道。可哈金斯卻不喜歡上報壞消息，他認為這會影響自己的事業前程。相反，他所做的是讓人感覺他所報告的情況表面上聽起來都還不錯。他一到西貢，就告訴美國記者，他是一個樂觀主義者，也希望周圍的人都很樂觀，而且，他還透露，給華盛頓的每日情況彙報暫且可稱為「進展報告」。他想讓人們充分相信，在他的帶領下，打擊越共的戰爭將進行得十分順利。

如果發生新年攻勢或爆發越共的游擊活動，或許哈金斯的「新聞傳播」在一開始就會被拆穿，然而，事實是，游擊隊的活動恰好有所減少，這也是所有新聞人想要的。他們宣布「日出行動」帶來了戰場上方的蔚藍天空。他們欣喜若狂，這種喜悅也感染了華盛頓的其他人。馬克斯韋爾·泰勒說道，他感受到越南將出現一場全國性的盛大運動，用以粉碎共產黨。麥克納馬拉說：「所有統計數據表明，我們就要贏得這場戰爭了。」肯尼迪總統異常驚喜，批准增加對西貢的軍隊支援，駐軍人數從2000人增加到16000人。美國軍事援助顧問組也升級為越南軍事司令部。

15年來，蘇聯始終覺得西方插足前德意志首都是一件令人無法忍受的事。斯大林在1948年曾試圖趕走同盟國軍隊，卻受到了大規模空運的阻撓。當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提高了蘇聯的國際地位時，赫魯曉夫乘著這趟「順風車」，要求將柏林變為非軍事化的「自由城市」。斯大林隨後給了盟國6個月的期限，後來艾森豪威爾將延長期限作為邀請赫魯曉夫訪美的條件，他才推遲了期限。艾克也做出適當的讓步。他對柏林的態度是「反常」地表示認同。艾克曾提出可以協商關於西方駐軍的規模以及民主德國能多大限度地利用該市作為其宣傳和情報活動基地等問題。

同肯尼迪一樣，赫魯曉夫也受到國內強硬路線派斯大林主義者的壓力，他們認為，只能使用強索豪奪等手段才能從對方手中得到想要的東西。赫魯曉夫本人就很擅長於此，斯大林對其很欣賞。他也因此好像具備一種天生的力量。前年秋天的聯合國大會上就有他令人印象深刻的表演。這些年來，很多地緣政治學家因為剛果問題而名譽大損。還有U-2事件、同艾森豪威爾舉行日內瓦最高會議未能成行、美蘇關係緩和希望不大等因素，早就讓赫魯曉夫感到不滿。加之在加丹加省新受的恥辱，他更是氣不打一處來。一開始，他一直埋怨達格·哈馬舍爾德，罵他是殖民國家的工具。他要求廢除聯合國秘書長，提議用三人組成的執行機構取而代之，這三個人分別代表西方國家、共產主義國家和中立國家三個集團。根據蘇聯人用三匹馬並排拉馬車的習慣，把這種安排叫作「三駕馬車」。赫魯曉夫脫下鞋子，在桌上有節奏地敲了幾下，以示強調，這讓聯合國大會上的人們吃驚不小。為了恢復秩序，愛爾蘭的主持人幾乎敲斷木槌。製造此類混亂讓這位蘇聯主席眉飛色舞，一到莫斯科，他就揚揚自得地說：「聯合國真是沒用，它就要消失了。」

星期五中午，氣溫約20華氏度（約零下六七攝氏度），寒風刺骨。凍得發抖的人群等待了20分鐘才盼來了新一任總統，他們歡呼雀躍，想聽聽他即將發表的演講。不過，還得多等一會兒。樞機主教理查德·庫欣在大喇叭里的祝禱似乎沒完沒了，大家還要挨一陣子凍。像肯尼迪生命中的很多其他篇章一樣，這次就職演講也在一片混亂中拉開序幕。樞機主教祝禱剛結束，講台下面的電線突然短路了，一股黑煙騰起。特工處長頓時滿臉驚恐，以為整個演講台要爆炸起火。他三次想讓大家躲開，但都忍住了。最後不再冒煙了，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羅伯特·弗羅斯特站起來朗誦一首詩，感覺雪地的反光很刺眼，因此，他不得不脫稿，憑著記憶開始背誦。終於到了12點51分，首席大法官沃倫開始主持宣誓儀式。儀式開始后，現場的狀況大為改觀。宣誓時，總統既沒戴帽子也沒穿大衣，天氣很冷，他的聲音有點發抖，但能立刻聽出是波士頓口音。這位朝氣蓬勃的總統為新政府定下了基調：

進去的少了，出來的也不多。在情報方面尤其如此。有關越南戰爭的兩大謎團之一是：為什麼這裏讓許多西方專家聲譽掃地，缺乏有力的證據就是主要原因之一。歷史上很少有這麼多著名人物在這樣一個重大事件上犯下如此荒唐的錯誤。直到1972年10月，亨利·基辛格由於提前宣布解決越南問題的辦法而丟了臉，許多士兵和政客也錯誤判斷了這場戰爭的性質和可能的發展趨勢。1954年4月6日，新英格蘭的一位參議員為了給他的同事們釋放一下壓力，引述了一些早期人們對越南戰爭的議論：「軍事情形看起來對我們越來越有利」（迪安·艾奇遜，1952年）、「我們認為，中南半島的形勢正在好轉」（助理國務卿沃爾特·羅伯森，1953年）、法國打勝仗的「可能性很大」（國防部長查爾斯·e·威爾遜，1954年），以及「法國就要勝利啦」（海軍上將雷德福，1954年）。可是法國敗了，7年裡犧牲了19000名法國人。這些言論似乎證明了那位新英格蘭參議員的懷疑是正確的，這位議員不是別人，正是約翰·肯尼迪。肯尼迪自己後來也受困其中。在白宮，他對越南的政策也是根據1960年參議員委員會報告中劉易斯·卡羅爾估計的情形做出的：「根據軍事援越使團團長的保證……美國軍隊……在不久的將來就會分批撤出越南。」1961年年初，肯尼迪批准了一項援助計劃，前提條件是戰爭會在18個月內取得勝利。

肯尼迪當局經過進一步調查，同意增派685名美國軍事顧問前往西貢支援，同時還為吳庭艷政府的2萬多名越南軍人提供武器來擴充和武裝南越軍隊，自此越南部隊總人數達到了15萬。像艾克一樣，肯尼迪希望幫助南越進行內部改革，調動一切資源反對越共，並以此作為美國採取行動的前提條件，但他並未著重強調這一切。此時，他正忙於有關柏林進行核試驗的事務，無法快速抽身。據此，美國外交史學家小施萊辛格曾撰文質疑肯尼迪是否對越南真正關注過。剛剛適應冷戰節奏的觀察家們又開始對美國政府捲入越南戰爭的行為大為不解。白修德在1961年8月的一篇文章中這樣寫道：「國內形勢似乎一周比一周糟糕。」他還發現：「越南遊擊隊似乎已經陸續控制了越南南部的大部分地區，因此，我幾乎看不到在不經軍事人員的護送下，美國人敢於開著自己的轎車把我送出西貢市。」他還報道了當時越南政治垮台所產生的驚人影響力：「最令我疑惑不解的是越南共產黨總是能在他們的陣營里，找到前赴後繼的不畏死亡的民眾，可以為了共產黨的利益而犧牲自己。」這種強烈的革命精神令那些沒有這些經歷的人深為不解。

這僅僅是肯尼迪錯誤的開始。實際上，叛軍如何在山上行進的問題從未測試過，因為毫無疑問，最近的山脈是埃斯坎布雷山區，而那裡離海岸線約80英里，和豬灣中間隔著一片茫茫無際的沼澤。作為古巴人，這些流亡者可能之前就已指出過這一狀況。問題是，部隊分散滲透到那個山區其他地方的可能性，從未有人告訴過他們。中央情報局未徵求總統同意，也未徵求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意見，便擅自隱瞞叛軍的這一備選計劃。其理由是，如果流亡者知道了，他們的戰鬥意志可能會被削弱，在仍有取勝機會時就想要放棄沙灘陣地。

薩姆·雷伯恩後來說：「他那次演說比林肯的更精彩。」但這多半只是誇張的場面rｅad•９9ｃｓw•ｃｏm話。若說艾森豪威爾統治時期是美國的休養生息階段，那麼現在就將進入一個繼富蘭克林·羅斯福當政期之後的第二個革新時代了。同樣的，年輕人仍是這個時代的主宰者。新的第一夫人恰逢股市大崩潰時出生，她有著驚世的美貌。她丈夫在國會山發表演講時，她就陪在他身旁，溫柔地拍著他的臉輕聲說：「啊，多美好的一天啊，傑克！」

特種部隊的綠色貝雷帽重返營地，這反映出肯尼迪追求完美的執念。後來，記者戴維·哈伯斯塔姆在寫到肯尼迪執政初期時說，他的下屬「具有讓人興奮的美國精英主義的感覺」。「精英主義」在那時並非一個帶貶損意味的詞，而是形容「五湖四海最優秀的人才濟濟一堂，共同實現一種理想的感覺。這種理想就是建構新的美國民族主義，併為美國在國際事務中的歷史作用帶來一種嶄新有力且主動進取的精神」。這種例子不勝枚舉，最典型的是政府聘用大量著名學者，這些學者絕大多數都來自馬薩諸塞州的劍橋。當時的流行語對「失敗」的定義是：耶魯大學畢業，開著一輛貼有「尼克鬆」標籤的福特埃德塞爾汽車。有人問奧維爾·弗雷曼，他是如何被選為農業部長的，他說：「我也搞不懂，但我覺得這可能是因為哈佛大學沒有農學院吧。」弗雷曼並非哈佛大學畢業生，但本屆政府看中的是他以優異成績從明尼蘇達大學畢業，還有美國優秀大學生榮譽學會會員的背景。優秀大學生榮譽學會在莫爾丁的漫畫中被描繪成開啟首都之門的新鑰匙。8年前華盛頓盛行的風氣是輕視知識分子，甚至對其不屑一顧，如今這種風氣已蕩然無存。為增強這種氛圍，「新邊疆派」盡量避免談論一些不和諧的事兒，比如他們的總統喜歡打高爾夫以及他最鍾情的那兩首歌曲（《比爾·貝利》《我心之心》）也並非古典歌曲。然而，將其描繪為出身名門卻是相當合適的。杜魯門扶植將軍，艾森豪威爾偏愛企業大亨，肯尼迪卻對學者們青眼有加。肯尼迪的顧問裏面，由國務卿領銜，有15位羅德獎學金得主、4位歷史專家。國防部長、國稅局局長、文官委員會主席以及駐印度、日本和南斯拉夫的大使都曾在大學執教。總統在黃金儲備方面的顧問也是一名教授，就連其軍事顧問馬克斯韋爾·泰勒將軍也是來自林肯表演藝術中心的。更史無前例的是，白宮第一次聘請了文化顧問。

這一預測是對未來歷史走勢所做的最不聰明的預測。那次演說是肯尼迪對豬灣事件的公開回應。他返回白宮后又採取了另一個更有象徵性的行動。作為國家安全顧問的麥喬治·邦迪突然被破格提升。他的辦公室也從西行政大道對面相對簡陋的行政大樓搬到了白宮的西翼，與總統的橢圓形辦公室僅咫尺之遙。每天早晨，邦迪都要主持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例會，其管轄權還擴大到了掛著大幅地圖、配有各色電話的白宮作戰室。白宮準備好了，邦迪準備好了，作戰室當然也準備好了。熱線已經開通，侵略者必將得到刻骨銘心的教訓。

現在赫魯曉夫又讓肯尼迪陷入同樣的爭端中。在他有關「解放戰爭」的演講中，赫魯曉夫公開表示了對柏林的強硬態度。他說，如果「帝國主義者」拒絕「考慮實際情況」，那麼蘇聯將可能「採取堅定不移的措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簽訂和約」。這樣，肯尼迪便又要面對艾森豪威爾曾驅除了的惡魔了。赫魯曉夫明確表示，這一協議將包含以下保證：任何對聯邦德國邊界的「侵犯」都將被視為對華沙條約所有成員國的「挑釁行為」，就是說西方要麼放棄柏林，要麼準備投入戰爭。這是他的真正意圖嗎？夏爾·戴高樂對此持懷疑態度。他敦促總統堅決抵抗（「要能忍受得了」）。他說，如果肯尼迪堅決抵制並部署新一輪空運，那位主席就可能會有所動搖。一心期盼維也納會議能解決問題的埃夫里爾·哈里曼同意戴高樂將軍的提議，但他也建議改換一種策略。他預言赫魯曉夫一定會反應激烈，肆無忌憚地恐嚇這位新總統。對此最佳的回應方式就是置之不理，卻又不失禮節。肯尼迪也不必過度高估對手實力。在哈里曼看來，赫魯曉夫本人也肯定很緊張。這位主席唯一的一次西方之行以失敗告終。再者，美國和克里姆林宮的專家們也一致認為赫魯曉夫從未忘記自己出身卑微。但難以避免的是，維也納會議的氣氛可能會有些緊張。這位蘇聯主席可能會恣意挑釁，因為他只會這一招。哈里曼建議，總統那時應超然處之，一笑了事。

他打算向外拓展自己首要的執政基礎。他所需要的人民正在密切注視著他，他也想確保人民能夠對他放心。不戴帽子、不|穿大衣會顯得充滿活力，這種形象為他加分不少，美國人讚賞主動的人。記者在報道中稱新總統很有掌控力，這也會大有裨益。有效的方式還有，比如總統限定迪安·艾奇遜用4天時間做一份關於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詳細報告。當然，同白宮記者團在電視節目中的頭幾次會見也很重要，其中第三次節目面向2150萬電視用戶播出，約6500萬人觀看，而此類節目均為現場直播。肯尼迪不僅得是他自己的羅斯福夫人，而且得充當他自己的羅伯特·蒙哥馬利。他確實如此。麥克盧漢稱其為表演能手。諾伊施塔特對總統的評價很到位，這也在民意測驗調查員的研究中有所反映。肯尼迪一出場就改變了許多選民的傾向。這些選民曾支持尼克鬆，如今卻改變主意，反而認為自己自始至終都是支持肯尼迪的。這不得不說是一個政治奇迹：這位新任總統牢固的民眾基礎能和艾克比肩了。

肯尼迪完全沒注意到這一點。像大多數總統一樣，對於地位僅次於他的副總統，肯尼迪選擇了敬而遠之。或許是根深蒂固的歷史原因，或許是出於人的天性，美國選舉出來的第一號和第二號人物之間的關係向來不和睦。一些早年和行政首腦關係密切的人在當選為副總統后，會發現他們曾經的情誼被冷冰冰的社交禮節所取代，他們因此備感受傷。他們忘記了，對總統而言，副總統的存在就等於每天提醒他好像隨時都會死去。也許還不止這些。雖然有些人也能坦然面對死亡，但他們並不想讓接替他職位的人如影隨形。那些希望總統們能夠詳細向副總統介紹情況的人很少考慮到其中的深層含義。要理解其中的深意，必須清楚總統這一職位的意義，以及第二號人物所繼承的會是什麼。一家之主可以毫不畏縮地寫下遺囑，可要是他知道死後，隔壁鄰居會成為他孩子的父親、他妻子的丈夫，他肯定會面無血色。

投票支持約翰·菲茨傑拉德·肯尼迪的有34221463人，佔總投票者的49.7％。1963年11月他去世后，美國民意測驗顯示，被調查者中有65％的人回憶說當初選的是他。這就是說，有1000多萬選民的看法與其在選舉那天的看法不同。其實，在他去達拉斯之前，選民們就開始改變了。而1963年6月的一次民意測驗表明，只有59％的人認為三年前投的是民主黨的票。

潛水員是先鋒，成為第一批登陸者，這些潛水員曾是古巴海軍軍官，他們的任務是設置登陸指示燈（儘管肯尼迪不允許這樣做，因為應當是美國人做引導）。暗礁的出現讓他們意識到需要標記出一條航道。午夜時分，潛水員安上了第一盞指示燈，這盞燈安在混凝土墩旁，用於指引即將上岸的部隊登陸。但他們剛一打開指示燈，海灘上就亮起了吉普車的前燈。吉普車上恰好是民兵巡邏隊。吉普車調過頭停了下來，車燈一下就照亮了潛水員，潛水員在慌亂中朝車子開火。隨後，一輛滿載武裝民兵的卡車迅速趕來支援吉普車，好在運兵船「布拉加爾」號上的炮手及時解除了危機。其實這絕非幸事。首批流亡者甚至還未下船，構成突襲的要素——夜間登陸的唯一理由——就已消失了。

這位南亞的溫斯頓·丘吉爾又黑又胖，是個煙不離手的單身漢，最大的特點就是永遠有說不完的話。從他那棟巨大的黃色的以灰泥建造的獨立宮（現稱「統一宮」）走出來的人，都要聽他六七個小時甚至長達12個小時的獨白，而且中間不停頓。除了這點他倒沒什麼別的缺點。60歲的他，仍然行事果斷、目標堅定、富有獻身精神，是一個典型的鐵腕當權者。他的頭銜是總統，卻不怎麼關心民主，完全是一個暴君，或像高高在上的官僚，堅信人民的職責就是尊重他、服從他。反對他的人都被送進了集中營。在他的統治下，沒有自由的媒體，也沒有真正的改革。政府官員候選人都是軍官，挑選時看中的不是能力而是忠誠。雖然吳庭艷本人很廉潔，但他的宮殿里到處都是貪官污吏和野心勃勃之人。他嚴厲而又固執，認為天主教徒就該享受特權，只因為他自己是天主教徒。他的專政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沒有他的允許，部隊的連隊指揮官都無權調動自己的部下；到他快要下台時，沒有他本人親筆簽名的護照一律無效。月復一月，他的專斷統治越來越嚴苛，他只同少數幾個親信以及他的親人商量，尤其是他那個囂張跋扈的弟弟吳廷瑈以及吳廷瑈漂亮而狠毒的妻子，美國駐外記者所說的「龍夫人」。吳廷瑈夫人曾經解釋過吳家的統治哲學：「如果我們打開窗戶，進來的不僅僅是陽光，還會飛進來許多壞東西。」

如此的撤退所帶來的後果是無法想象的。為了支持派遣部隊趕赴越南，羅伯特·麥克納馬拉與參謀長聯席會議直率聲明，稱如果不這麼做，那麼在世界的另一端，情況將會嚴重惡化。萊曼·l·蘭尼茲爾將軍在代表參謀長聯席會議講話時預言，一旦越南共產黨取得勝利，「我們將會失去包括新加坡在內的亞洲地區」。而馬克斯韋爾·泰勒將軍則自信地認為一定能在與游擊隊的對抗中取得勝利，正如他所說的，「北越連常規轟炸都禁不起」，他告訴肯尼迪總統，派遣「一支美國的軍事特遣部隊」是「至關重要的」。

在接下來的一個月里，游擊隊佔領了越南的一個省，並處死了該省的一名總督。而此刻吳庭艷的軍隊則是節節敗退。儘管很不情願，他還是與瑙爾汀協商，與他簽訂了雙邊共同防禦協約。華盛頓方面對此做出積極回應。夏季以來，所有擴張計劃都驅使林登·約翰遜總統派兵前往東南亞。副總統支持傳統的古典自由主義觀點，他在歸國途中如是寫道：越南真正的敵人「是飢餓，是無知，是貧窮，是疾病」。他相信美國人無論採用何種先進的策略，都必須將這些敵人作為其攻擊目標，充分利用我們先進的科技實力。

使華盛頓無法拋棄西貢的真正壓力是來自國內政治的。麥肯錫已經死了，但是民主黨和共和黨都非常擔心吳庭艷會成為第二個蔣介石。而尤其諷刺的是，美國竟然犯了與當初給蔣介石出謀劃策時同樣的錯誤，儘管這是個政治問題，但他們仍給予了軍事上的援助。犯這種錯誤的一個原因是國會山那些權威人士的態度。這些人物對參謀長聯席會議抱有很大信心，卻不相信國務院亞洲司的政治官員。另一個解釋是內閣成員性格特徵的差異導致了這個結果。在20世紀60年代早期，他們都曾在越南問題上向白宮諫言。麥克納馬拉做事果斷、雷厲風行，而臘斯克則膽小懦弱、敷衍了事。所以，美國國防部獲得發言權必然是更有說服力的。

事實上，戰略村是一次失敗的實驗。除了身居高位的人，其他什麼也沒能改變。他們依舊通過發布公共新聞來發動戰爭。從戰地發來的報道被哈金斯重新改寫，他刪掉了流露出悲觀主義情緒的語句和令人悲傷的壞信息，用完全虛構的內容取而代之。那些對此持反對意見的上校和少校都被調配到那些沒人願意去的崗位上，其中最知名的莫過於中校約翰·保羅·范恩。而且，他們的檔案里還被寫了一些評語，這些評語可能會終結他們的軍事生涯。一次，當另一位比哈金斯低一個級別的將軍在前線巡視時，發現實際情況與美國軍事援助顧問組在電報里所描述的大不相同，於是他給哈金斯寫了份報告，講述了戰爭的實情。哈金斯在空白頁邊上草草寫道：「謊言，謊言，又是謊言。」然後，他將其扔在文件櫃後面。真實的謊言就是他自己，但能夠反駁他的唯一信息源就是美國報紙上駐越南記者發回的報道信息。哈金斯稱記者為製造轟動的商販，或者，更糟糕的是，甚至罵他們是叛徒，以此遮掩事實，自我開脫。哈金斯偶爾也承認自己受挫，那是因為他有不可告人的企圖。他希望藉此弄到更多的人、更多的槍支，以及更多的直升機。他還警告說，如果無法提供這些東西，就意味著民眾對軍隊已失去信心，任何記得以前中國的情形的人都會知道這意味著會有什麼後果。

泰勒——羅斯托的報告成為越南戰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為了抑制吳庭艷政府的衰敗之勢，報告要求肯尼迪派駐一批美國軍事顧問；更為重要的是還要派遣一個美國的步兵團，初期有8000人，之後會依據實際需要不斷增加。泰勒作為這支部隊的絕對領導者，希望總統能夠以越南問題為主題發表一次電視講話。然而他對關於進入越南的有些觀點讓人匪夷所思。比如，就此次遠征來說，他竟將越南與朝鮮相比，「美國軍隊無須過多準備就可以輕鬆適應越南的生活和工作」。而事實上，越南和朝鮮是大不相同的。第一點就是常規戰。敵人盤踞在邊境線附近，美國軍人就可以在這些固定區域進行他們的常規作戰部署，這對於他們來講，再熟悉不過。而越南的環境卻不是這樣。第二點是，這次是在濃密的熱帶雨林里進行的非常規軍事戰爭。此外，還有一點不可忽視，也是最重要的，韓國人民希望美國士兵能夠在當地保護他們，而越南人民根本不是這樣想的。他們認為美國的軍隊不過是其原屬殖民宗主國法國的繼任者，他們都想佔有越南，而唯有越共民族統一戰線的軍隊才是他們心中真正的英雄。

隨後的幾個星期同樣是閃亮的。隨後，瓊·斯沃洛·賴特在描寫搖滾世代的回憶錄中，談到肯尼迪當政時期時寫道：「他是『我們的』總統，是出生於我們這個世紀的第一個總統，是有史以來最年輕的總統，而且我們可以肯定地說他將是最好的一個。」對於「新邊疆派」而言，這種信念堅不可摧：沒有人能像他那樣被寄予厚望地當選和就任。

20世紀60年代中期的歷史學家們有種傾向，他們認為從長遠來看，豬灣事件或許轉變成了一件好事。經過這件事，肯尼迪不再相信專家，18個月後，在處理古巴導彈危機時，他的應對更得當。到了20世紀70年代，人們討論美軍在吉隆灘的丟盔棄甲及他對此事的反應時，又有了不同的結論。在那個星期的星期四，即入侵失敗的第二天，在華盛頓斯塔特勒-希爾頓酒店，肯尼迪總統在美國報紙編輯協會演講時顯得鬥志昂揚，說他決定這次放過卡斯特羅，但是他提前放話，「我們的容忍不是無限度的」，美國已準備採取行動，「倘若必要，就得單獨行動」，以「保衛美國的安寧」。他還警告莫斯科：「真要到了節骨眼上，對於那些已因布達佩斯血染的街頭而臭名昭著之人所謂『對外干涉』的言辭，我們都會充耳不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