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美國變得越發兩極化，鷹派也變得更激進。俄勒岡州的莫爾斯（「美國正將人類引入第三次世界大戰，而這場戰爭將不會帶來勝利。」）和阿拉斯加州的格里寧（稱新戰爭協調法案為「預示戰爭無止境升級的空頭支票」）各自發表了反戰演講。為了應對這些接連而來的反戰演講，路易斯安那州的拉塞爾·朗拉起國旗抨擊那些「鼓勵共產黨延長戰爭」的人。朗說：「當我看到美國國旗在國會山上飄揚時，我滿懷自豪……我祈禱著這裏永遠不會升起投降的白旗。」埃弗里特·德克森預測稱，如果越南淪陷，美國的「整個太平洋海岸線」就會「完全暴露」。曼哈頓的鷹派人士發起了感恩節行動，在巴特里公園舉辦為期兩天的守夜活動。同時，支持戰爭的人被要求開著車燈行駛——突然間，每一條高速路上都生動展現出人民之中的分裂是如此之深。

「黑人權力！」

國防部調研團向麥克納馬拉報告說，面對轟炸，越共游擊隊向南滲入的軍隊「並未減少」，而且「石油襲擊」對河內在北緯17度以南地區的作戰能力「並無明顯的直接影響」。國防部長親自飛到越南查看情況，那是他的第8次實地考察。回國后，他告訴總統：「和平形勢，若有所變化，那就是變得更不可能實現。」他還說，空中轟炸「既沒有效阻止敵軍的滲透，也沒能瓦解河內方面的士氣」。他建議對轟炸計劃進行重新評估。參謀長聯席會議堅決反對任何有關撤銷石油打擊計劃的主張。在遞交給總統的一份備忘錄中，他們辯解說，軍事形勢「在過去一年出現了實質性改善」，還將轟炸計劃描述成「王牌策略」。威斯特摩蘭將軍飛回美國參加議會聯席會議時報告說：「在越南的4年裡，我從未像此時一樣深受鼓舞……我們已邁入即將看到終點的重要時刻。」

「你們想要什麼？」

於是劍橋發生了暴亂，那所學校被燒毀。阿格紐發出逮捕布朗的命令，指控他煽動暴亂和縱火。這位州長說：「他這種人，盤算著毀掉整個城市后溜走，留下這些窮人承擔他的惡行帶來的後果，我們絕不能讓他再踏進州內。」兩天後，布朗在弗吉尼亞州的亞歷山德里亞被捕。之後，他又被指控在起訴期間攜帶武器穿越州界。同時，州長阿格紐在處理此次事件上的果斷堅決，引起了共和黨國內領導層的注意，贏得了包括理查德·尼克鬆在內的政界人士的讚賞。

這算是最高層的領導提出的反對意見。參議員中的鴿派議員也許反對約翰遜在中南半島的政策，但他們卻投票支持撥款使戰爭得以繼續，而且他們的言辭溫和有禮。他們中最直言不諱的富布賴特也談吐得體。威斯特摩蘭在紐約講話時說，他「看到國內最近的一些不愛國行為，感到很失望」，並指控一些邪惡之人向敵人提供物資和心理援助。富布賴特只回應說，威斯特摩蘭此次訪問是政府事先安排好的，目的是「為戰爭升級鋪平道路」。這話確實沒錯。馬丁·路德·金做出更尖銳的回應，稱美國為「當今世界最大的暴力事件承辦商」，還將美國在越南使用新式武器殺害平民的試驗比作納粹「在歐洲集中營進行的新葯和新酷刑」的試驗。在約翰遜夫人舉辦的白宮午餐會上，埃爾莎·基特用幾乎同樣的言辭抨擊了越南戰爭。斯波克醫生同樣告訴和平主義者們，「林登·約翰遜是敵人」。民謠歌唱家皮特·西格也這樣認為，他在自己的一首名叫《深陷泥潭》的歌曲中將總統的越南戰爭政策貶得一文不值，歌中這樣唱道：「那個老糊塗還在高喊『堅持下去』。」這首歌隨後被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禁止播放。霍華德·布雷特·利維上尉是布魯克林的一位內科醫生，他拒絕訓練陸軍特種部隊——綠色貝雷帽的醫護人員，因為根據紐倫堡審判所制定的法規，他如果接受這項任務就會被判為戰爭的從犯。利維醫生於1967年6月被指控其在庭審材料上將越南戰爭形容為「殘暴的惡行」而被捕入獄，被判刑3年。

范恩·伍德沃德在1965年寫道，「就聯邦法律能夠處理」種族隔離和不公平現象而言，「國會只是剛剛能勝任。」此類立法的關鍵在於當年的選舉法案。馬丁·路德·金於1月召開記者招待會，指出美國南方500萬黑人適齡選民中有300萬人未進行選民登記。他宣布要發動一次全面登記選民的活動。這一活動將在亞拉巴馬州的塞爾馬開始，在當地1.5萬名可以登記的黑人選民中，只有325人登記了，而1.4萬名白人選民中進行登記的卻達到9300人。金博士帶著首批黑人入住塞爾馬艾伯特旅社，這裏過去只為白人提供住宿，因此在辦理登記手續時金遭到一個白人種族分子的拳打腳踢。毆打他的那個人被處以100美元罰款和60天監禁，在金看來，這是提醒人們尊重法律的一個良好開端。可是選民登記運動很快就停下了。其中的原因再簡單不過，塞爾馬的黑人大多對選舉權不感興趣。只有某種反響強烈的事件才能喚起他們的重視。這類事件（也是頗為典型的事件）最終發生了：在附近的佩里縣，一個準備進行選民登記的黑人被一夥白人農夫殺害了。當地的民權運動領袖們希望利用這件事、縣警長吉姆·克拉克的暴躁脾氣以及華萊士州長賣弄權力的作風，來使他們的運動復興。

然而還是有人感到不安，他們以奚落的，甚至是輕蔑的態度看待約翰遜。在許多大城市的創造性團體和大學教職工中，反對約翰遜的人不在少數。英國記者亨利·費爾利1965年訪美時寫道：「我發現，美國知識分子以辱罵約翰遜總統為樂，沒有什麼比這更讓人覺得怪異和憎惡。」費爾利指出這些指責全是針對「人身方面的」，反映了一種「對這個人的苛求和蔑視……」「有人告訴我說，約翰遜是一個笨蛋……其他人或許說得沒有這麼直截了當，但大抵也是這個意思。」

在那個星期三下午7點45分，加利福尼亞公路巡警米尼庫斯逮捕了黑人青年弗賴伊，這一舉動立刻使他惹禍上身。警車閃爍的紅燈引來了很多人圍觀，弗賴伊的母親也在其中。她先是訓斥自己的兒子，接著開始教訓起這位警官。她的情緒很激動，圍觀群眾也對這位巡警指指點點，米尼庫斯一時緊張，就開啟無線電對講機請求增援。接著他又犯了兩個錯誤：他試圖強行將弗賴伊押上警車，並轉過身無視弗賴伊的母親，於是弗賴伊的母親憤怒地向他的背部撲去，矛盾進一步激化。當增援的巡警趕到后，弗賴伊的母親才被拉開，圍觀群眾不滿情緒加劇，但因為忌憚巡警手中的手槍而不敢有所動作。米尼庫斯與他的同伴隨即離去，但代價實在太高了。由於使用了武力，人們在敘述這件事時難免會誇大和歪曲事實，隨著時間的流逝，事件本身也不斷地被誇大，最後衍生出了兩個版本：一個是巡警用警棍猛擊一位孕婦的腹部，另一個則是一名巡警把一名婦女猛地推倒在警車上並試圖掐死她。隨著事態不斷升級，憤怒的圍觀群眾向警察投擲石塊和玻璃瓶，到晚上10點時，圍觀者已經徹底變成了暴徒，他們攻擊無辜的過往民眾，掀翻警車，砸碎商店櫥窗。暴亂在傳統套路下不斷升級，到晚上11點時，警察封鎖了附近的8個街區。兩個小時后，2000名暴亂者衝破防線，在瓦茲街區橫行霸道，毆打外來者，砸爛一切能砸爛的東西，並洗劫商店。

直到凌晨3點，暴亂才有所消停——暴亂者們也需要休息，警察在貧民區巡邏，一切看起來似乎恢復了秩序。早上，被砸店家向保險公司索求賠償，工人們也開始清理暴亂后的殘局。這些人對暴亂一無所知，認為它已經結束了。但在弗賴伊被捕24小時后，也就是星期四晚上7點45分，他們的幻想破滅了。起初這次暴亂只是上次的翻版：年輕人們襲擊來往車輛，向警察投擲磚頭，砸破商店櫥窗，直到凌晨4點，情況發生了變化。在昨天的這個時候，暴亂者們已經偃旗息鼓，貧民區恢復了平靜，而此時另一幫年紀稍大且更加凶暴的暴亂者持武器湧上街頭，迪克·格雷戈裡帶著擴音器在瓦茲區來回走動，呼籲恢復秩序，結果腿上挨了一槍。貧民區人們的暴力行徑已接近叛亂的程度，但當局的高層卻並未認識到這一點。在瓦茲區，一隊警察在完成對漆黑街道上的民眾的疏散工作后就宣稱他們已經控制了局勢。

與此同時，國會已明確了對約翰遜戰爭策略的反對態度。但照後來的標準看，這種反對的態度並不明顯。16個反對政府戰爭行為的參議院議員警告河內方面，他們對政府的反抗是有限度的，他們「堅決反對美國軍隊任何單方面的撤兵行為」。然而，國會變得越來越固守自己的想法。受總統的委派，5名參議員在邁克·曼斯菲爾德的帶領下，去越南進行了為期35天的考察。他們做出的報告讓約翰遜總統很是失望，因為他們發現美國一年來的軍事行動並未改變戰爭的局勢，美國正越來越深地陷入一場「無盡頭的」戰爭中：「戰爭長短取決於北越及其支持者以增兵應對增兵的意願和能力。」參議員羅伯特·肯尼迪指責政府已經「偏離了」他哥哥制定的政策，導致現在「我們正在殺害無辜的人民……因為越南共產黨就在距我們1.2萬英里的地方，他們現在可能離我們只有1.1萬英里了」。

與此同時，黑人種族主義者越來越肆無忌憚。黑豹黨在一些富裕的城市自由主義者中，日益被冠上湯姆·沃爾夫口中的「激進弄潮兒」之名。過去臭名昭著的罪犯只出現在警局的卷宗里，現在卻被認為是對人類困境持新穎看法的觀察者，進而被認真討論。他們全部出身於貧民窟，其中一些人的發跡還可以直接追溯到最近的騷亂事件。羅恩·卡倫加來自瓦茲地區的底層，儘管他否認他所屬的黑人民族組織參与暴亂，但該組織已有4個成員被控犯下這一罪名。卡倫加的威望得益於瓦茲動亂。該次動亂的全部損失，漸趨明了，但仍不可計算。其中一些重大損失有可能會隱藏多年。這次暴亂的遺產之一是55Sa型8發22毫米口徑的艾弗-約翰遜短槍管左輪手槍。1965年8月末暴亂初期，一個擔心自己人身安全的洛杉磯人用31.95美元買了這把手槍用以防身。之後他把槍交給他的女兒，她又把槍給了帕薩迪納的一個鄰居，鄰居把槍賣給納什百貨商店的一名叫穆尼爾·「喬」·西爾漢的員工。最後，喬把槍交給自己的弟弟西爾漢——比沙拉·「索爾」·西爾漢，也就是在瓦茲事件后的第三年，西爾漢用這把槍在洛杉磯刺殺了羅伯特·肯尼迪。

1966年5月17日，約翰遜對於戰爭反對者的真實想法暴露無遺。在芝加哥舉辦的一個民主黨募捐晚宴上，他訓斥那些「會背叛其領袖、國家和己方鬥士」的人，稱他們是「膽小鬼」。到那個夏季末，他一直在逃避使用「偉大社會」這個短語。他喜歡跟政治保守派打交道，對「自由派瘋子」則嗤之以鼻，因為他們完全是些「麻煩鬼，會把政治家逼成右派」。在白宮的隱秘場所，他坦言，參加反戰運動的美國人對國家不忠誠，他還指責俄國人一直「在後面搞鬼」。他向下屬透露，聯邦調查局和中情局一直在向他報告事件的「真實情況」。他表示，參議院的鴿派和蘇聯代理人有過接觸，他們一起用午餐，還參加了俄羅斯大使館舉辦的聚會，甚至鼓勵他們助手的孩子去和蘇聯駐華盛頓和聯合國的外交官約會。他斷言：「俄羅斯人借參議員之口表達自己的想法。通常他們的講話內容我事先就已得知。」1966年6月，一名總統獎學金的獲得者是個天資聰穎的17歲女孩，她的父母是戰爭的反對者。隨後學校老師收到命令，這名女孩的獲獎資格要被剝奪。埃里克·戈德曼對此表示抗議，於是命令被撤回；但是，戈德曼被告知，以後的總統獎學金候選人及其家庭背景都必須經過聯邦調查局的審查。

6月5日，詹姆斯·梅雷迪思宣布他將從孟菲斯出發，步行225英里到達密西西比州位於傑克遜的州議會。他的動機是想證明美國黑人無懼艱難的精神。麥基西克和卡邁克爾都認為這個辦法不切實際，就是空想。一位運動領袖稱它是自己「所聽過的最愚蠢的主意」，他們決定採取不理睬的態度。梅雷迪思並沒有因此退縮。就像他在《在密西西比的三年》（敘述了他在密西西比大學校園中經受過的嚴峻考驗）一書中說的那樣，他被一種「神聖的職責感」驅使，他相信命運正在他的故鄉等待著他，他的直覺是對的。一個中年失業的密西西比白人奧布里·詹姆斯·諾維爾代表了他的命運。就在徒步旅行的第二天下午4點15分，梅雷迪思在聯邦調查局特工的護送下正沿著密西西比州赫南多正南的美國第51號公路行進，諾維爾突然從路旁的草叢中竄了出來。「詹姆斯·梅雷迪思！」他大喊道，「詹姆斯·梅雷迪思！我只要詹姆斯·梅雷迪思！」他朝著梅雷迪思連開三槍。孟菲斯一家醫院的醫生稱，梅雷迪思全身被射滿小號鉛彈。

當年秋天，來自越南的戰報稱，美國一些知名戰鬥部隊在越南戰場一敗塗地。其中有9月在安溪慘敗的美軍第101空降旅，10月在波來梅慘敗的綠色貝雷帽突擊隊，11月在德浪河谷慘敗的美軍第一騎兵師。德浪河谷遭遇戰發生在華盛頓「停止轟炸」遊行的前一周，具有特別的意義；像去年春季越共發動的攻勢和1968年初的新年攻勢一樣，該次戰役也是越南戰爭重要轉折點之一。第一騎兵師的空降兵在波來梅戰役后追擊敵軍殘部，在德浪河谷遭到敵人的頑強抵抗，這裏靠近朱邦山，距柬埔寨邊境7英里，地處西貢以北200英里的越南中部高原。這次美軍面對的不是越共游擊隊，而是北越第66團。

喬治·鮑爾為此大傷腦筋。他知道，根據已有情報得出的結論與總統所言完全相反。約翰·麥科恩報道說，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結論是，轟炸既沒有使河內癱瘓，也沒有嚇倒它。相反，空襲增強了河內強硬分子的力量。據偵察，第一個團的北越軍隊已進入南越境內，他們的第二個團正在邊界集結待命。麥科恩上報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說，美國軍隊的增加只會導致更多北越軍隊的滲入；甚至在那些增派的士兵被運達前，運送他們的運輸機在西貢所起的作用就會被抵消。國防部答覆說，空軍準備將原先設計用來攜帶核武器的8引擎的B-52戰鬥機投入使用，沒有人能抵擋B-52、幽靈以及F-111戰鬥機的威力。

在黑人居住的貧民區共有205名警察，其中僅有5名是黑人。1965年，每月仍有1000名黑人為尋找其實根本不存在的工作崗位而湧入這裏。這些務工者的後代常常禁不住毒品和酒精的誘惑，而他們一旦失足，「那個人」就會把他們帶走。在這個當地人稱作瓦茲的地方，真正有罪的並不是當地居民，而是那些誘人犯罪的陷阱。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麥克納馬拉和國防部比白宮更現實。參謀長聯席會議要求總統提高稅收。他們的理由跟經濟學原理毫無聯繫。他們想要美國進入全民備戰的狀態，為應對民眾的漠然，他們從教科書中學來的解決辦法就是增稅。實際上，當局的經濟學家都由衷地支持這一做法。約翰遜的經濟顧問委員會的領頭人，密歇根大學經濟學教授加德納·阿克利對總統說，除非採取增稅的辦法，否則政府就無法完成以下三件事——進行戰爭、繼續實施「偉大社會」計劃，以及規避通貨膨脹。

在羅克斯伯里騷亂一周后國內是平靜而又危機暗藏的，在過去兩個夏天裡發生的事件中，並沒有什麼可以使人放鬆警惕。城市居民正保持高度警惕，注視著新澤西州紐瓦克市的動態。即便是在平靜時期，紐瓦克市也會被認為是暗潮湧動的。為獲得「模範城市」的補貼，這個城市的政府坦率地將它描述成「一個為窮人提供基本訓練的營地」。紐瓦克市擁擠骯髒，空氣中充斥著當地大量工廠排出的刺鼻臭味。它還是美國性病患者比率最高的城市；其犯罪率、危房比率均為美國第一。在過去的100年裡，紐瓦克市相繼迎來了新教徒、愛爾蘭人、義大利人以及猶太人到此定居；到那時為止，紐瓦克市是僅次於華盛頓市的一個黑人占多數的大城市。1960年，紐瓦克市的人口中有62%是白人。現在，52%的人口是黑人，10%是波多黎各人。20.8萬名黑人中的大多數居住在破爛的城市中心區。那裡的失業率是全國水平的兩倍，而當地黑人的失業率又是該市總體水平的兩倍。在華盛頓，對於住房和城市發展部關注這些問題的工作人員來說，紐瓦克是他們的一塊心病。在他們看來，紐瓦克只需一次警察衝突事件便會讓整座城市爆發。這個預言在7月12日星期三應驗了。

2月5日晚上，邦迪正在西貢接受宴請，而來自加利福尼亞州馬里納的特種部隊第5分隊的傑西·派爾正在波來古的美軍基地外面的掩體內放哨，波來古是越南中部高原的一個山區小鎮。凌晨2點時他仍未換崗，他看見矮樹叢中有一群黑色影子正朝自己移動。他鳴槍示警；越共游擊隊用密集的手榴彈回擊；附近據點里的美軍驚醒過來后也加入戰鬥。波來古戰役激烈持續了15分鐘。越共游擊隊最終摧毀了美軍的16架直升機以及4架飛機。包括派爾在內的8名美國士兵死亡，另有126人受傷。

卡岑巴赫說，參議院准許美國參与地區防禦條約，例如這裏的東南亞條約組織，這就夠了。他暗示，在未徵詢國會的情況下，總統也可以使用美國軍事力量做他想做的事。在說到這一點時，委員會中的一名成員起身，憤然離席向外面走去，口中還咕噥道：「我們唯一能做的是——告訴所有人。」這名參議員就是明尼蘇達州的尤金·麥卡錫。

約翰遜打算繼承肯尼迪的事業。他從「新邊疆」政策中繼承了四大法案：民權法案、減稅提議、醫療補貼和聯邦政府教育援助。前兩項法案得到了優先通過，而在他的斡旋下議會最終通過了所有法案。資深議員出身的總統和美國醫療協會強大的國會遊說團體在對醫療補貼法案的討論中上演了一場精彩絕倫的對決。早在1945年，杜魯門總統就曾親自出席過一次國會的聯席議會，他號召建立一個綜合醫療保險體系，然而此提議被美國醫療協會狠狠地扼殺了，他因此一直耿耿於懷。這次，在經歷了5個總統任期和16屆國會後，美國醫療協會的醫生們提出由私人保險負責代理的醫保方案，該方案名為「更優醫療」，是患者自願參加的。然而這根本無法滿足需要，因為從杜魯門當政到現在，65歲以上美國人口數至少翻了一番。

最初，要求住房平等的遊行由馬丁·路德·金領導，活動在西塞羅的馬凱特公園進行。他被一塊石頭擊中，跪倒在地，只好宣布取消遊行。爭取種族平等大會芝加哥分會主席羅伯特·盧卡斯不服，發起了新的遊行，理由是「爭取種族平等大會想保持壓力」。盧卡斯是新好戰分子中的一員，1966年也是這些人得勢的一年。弗洛伊德·麥基西克代替更溫和的詹姆斯·法默成為爭取種族平等大會的領軍人物，斯托克利·卡邁克爾接替約翰·劉易斯成為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的主席。然而運動的發展並不如他們想象的那般順利。卡邁克爾上任剛一個月，就發生了一個民權運動領袖們未加重視的事件，而該事件卻透露出其領導層內部的嚴重分歧。

約翰遜於1966年初決定放棄增稅，這對當年的正常財政秩序造成了巨大的打擊。當年的聯邦財政赤字達98九*九*藏*書億美元。未來還將面臨更嚴重的赤字，因為到那時越南戰爭每月的花費將高達20億～30億美元。白宮的預算是每月8億美元，企業委員會的拉爾夫·拉扎勒斯認為政府的預算太低，於是他在電話上被阿貝·福塔斯怒斥一通，稱他的估計有錯且總統對此很不高興。事實上，拉扎勒斯在這件事情上是對的。那一年越南戰爭的花費為270億美元，赤字高達230億美元。約翰遜的矇騙使美國開始出現了惡性通貨膨脹。

「你們想要什麼？再說一遍！」

「黑人權力！」

菲利普·倫道夫對貧困黑人和警察之間的暴力對抗感到震驚，他於9月表示，「街頭遊行和示威活動的氣數已盡，該結束了。」他提出了一個新方案，要「從街頭轉向談判桌」。10月，他聯合威爾金斯、揚、拉斯廷以及另外3名民權運動的資深人士，簽署了一個抵制暴力、騷亂、煽動行為的聲明，聲明結尾處講道：「我們不僅歡迎，而且要求美國白人的全面合作。」馬丁·路德·金雖表示在原則上支持，但拒絕簽字，因為他不想讓人誤解他承認黑人權力的代言人「肯定地不可挽回地犯了錯」。

德懷特·麥克唐納是這些批評者中最刻薄的一位。他筆下的林登·約翰遜「毫無品味，粗魯無禮」，他還自創了一個詞語「中庸崇拜」來諷刺約翰遜總統的平庸品味。麥克唐納和那些與他類似的批評者們嘲笑約翰遜夫人，因為她最愛看的電視節目是《荒野大鏢客》。他們鄙視約翰遜的理由多種多樣：約翰遜喜歡聽「新克里斯蒂演唱團」的歌曲，常要求攝影師「照自己的左側臉」，不喜歡彼得·赫德為他畫的肖像，有一個從「lucy」改名為「luci」的女兒，把嚴肅藝術家的作品稱作「藝術化的」等。他們的不滿蔓延到更多美國人當中，而這些人原本只隱約對約翰遜的「欺騙行為」有些討厭。另外還有數百萬美國人因為深敬約翰·肯尼迪，至今仍懷戀著他而懷疑約翰遜，毫無道理地將約翰遜視為篡位者。此外，面對大城市黑人貧民窟里日益升級的暴力事件以及大學校園內逐漸惡化的騷亂，大批美國民眾覺得困惑不解，又因感到人身安全遭受威脅，最終也站到了約翰遜的對立面。約翰遜總統堅持要攬下一切，這必然會使自己成為大家攻擊的對象，因此他遭到輿論的猛烈抨擊。

反對示威的美國納粹黨則手持汽油桶，舉著「免費為對和平諂媚的人提供汽油」的標語。跟過去一樣，他們並沒有得到人們的支持。大多數反對示威活動的口號在語調上都比較溫和。紐約的一個小女孩拿著一塊寫有「我希望我有一張徵兵卡」的標語牌。那些鄭重其事的遊行則是由「美國青年自由組織」「美國退伍軍人協會」以及「海外戰爭退伍軍人協會」等團體組織的。他們的標語中體現出的最有好戰情緒的是「轟炸河內」。在佛羅里達州的一次極具代表性的遊行中，有這樣一些標語：「我們愛美國」「熱愛我們的國家」「我們的國家——是對是錯」「我們難道要讓他們將美國引入絕路嗎？」以及「古老榮光已不再」等。鮑勃·霍普告訴其中一位聽眾說：「如果我們讓共產黨贏得勝利，我們就會面臨終生戰鬥以及失去上百萬孩子的巨大危險。」這的確是一個過分誇張的陳述，但是這與指責總統謀殺孩子的行為完全不是同一類。

約翰遜力克戈德華特取得壓倒性勝利，這樣的勝利可能會誘使別的總統對國會採取強硬的態度。約翰遜卻不是這樣，他清楚地記得，羅斯福在1936年的大選中獲勝后，由於其最高法院重組計劃遭遇失敗而威信嚴重受損。約翰遜在1964年大選后說：「我和國會打交道已有40多年，其間我幾進幾齣，從一個青澀的毛頭小子變得成熟起來。我經歷過的所有國會中，還沒有哪屆議員最終不考慮他們所面對的總統的實力的。」他表示，追求為新官上任造勢的100天變革不可取，他寧願等國會議員們做好準備時再將法案送過去。對此，他的解釋是，「這就像一瓶波旁威士忌酒，一次只喝一杯的話，完全沒事。如果一個晚上全喝完，那就有麻煩了。我打算一次只小酌一口，盡興就好。」

塞爾馬事件發生的當天晚上就發生了三起謀殺案，其中第一起事件讓金不得不改變策略。這三起案件的受害者均為對民權運動抱有同情心的白人。波士頓唯一的一位神教派教士詹姆士·裡布在離開一家黑人飯店后被一幫鄉野暴徒圍毆致死，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的詹姆斯·福曼和他的500個追隨者威脅金採取更大胆的措施，不然他們就會引發暴亂。另有1500名憤怒的黑人在蒙哥馬利市以色列浸禮會教堂前集結，因為他們聽說金有好消息告訴他們。蒙哥馬利市聯邦法官小法蘭克·約翰遜允許他們在從賽爾馬到蒙哥馬利的範圍內進行遊行示威，雖然這樣的遊行在他的裁決下「已到憲法允許的最大限度」，但示威者的暴行顯然已經超出了「憲法所能允許的最大限度」。

戰爭批評者對南越同盟知道得越多，他們持保留意見的態度就越強烈。他們了解到，半數美國軍隊補給被賣給了西貢黑市。出身越南富裕家庭的青少年花錢就可以免於服兵役。南越軍隊中逃兵所佔比例達到15%。西貢的政治家們似乎在選擇壞時機上有些天賦。似乎每到戰鬥的關鍵期，無論當時掌權的是哪個政府，最後都會被新政權推翻取代。約翰遜對此非常生氣，對其手下說，他不想再見到「類似的政變醜聞」；儘管如此，他還是得到了同樣的結果。1965年2月21日，南越軍隊司令阮慶中將被驅逐，由醫師潘輝括接任。潘輝括的後台是擔任軍政府秘書長一職的阮文紹少將，此後他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人物。潘輝括政權維持了整整111天又被推翻。這是繼總統吳庭艷被刺殺后的第9次政變，新任總理是喜歡標新立異的越南空軍司令阮高祺，副總理是阮文紹。

1965年10月15日，22歲的救助站志願者戴維·米勒在紐約爬上一輛宣傳車宣布：「我原本打算演講，現在想讓行動替自己發言。」他用火柴燒掉了徵兵卡，此舉讓遊行示威有了新方式。幾周后米勒被捕，儘管在8月31日國會將對這種損害聯邦尊嚴的行為處以1萬美元或者5年監禁的懲罰，但這種燒毀徵兵卡的行為卻帶來了短期的效仿熱潮。自殺式的抗議成為一種終極的抗議形式，一名教友會教徒在五角大樓外、一名天主教救助站的工作人員在聯合國大樓外自焚抗議。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羅伊·威爾金斯對此並無疑問，「『黑人權力』指的是反對白人的權力……它必然有獨自戰鬥的意思，必然是隔離主義。而這與我們全國有色人種促進會的倡議全不相符。」威爾金斯把該術語稱作「仇恨之父和暴力之母」。馬丁·路德·金最初也表達了類似的看法，但在後來目睹了民權團體在該事件上逐漸產生的分歧后，他改換了言辭，將該術語解釋為「對種族自豪感的號召，號召黑人不再因為黑人身份而自慚形穢，號召改變黑人軟弱卑微的現狀，爭取獲得積極而有建設性的權力」。麥基西克認為這是在號召聯合行動：「除非我們能聯合黑人力量，否則我們將會陷入糟糕的境地。」但全國有色人種促進會在密西西比州的領袖人物查爾斯·埃弗斯，即已殉職的梅德加·埃弗斯的兄弟，警告說「如果我們繼續走黑人至上的道路，那必然會失敗」；菲利普·倫道夫哀嘆這種煽動戰爭的行為是「對種族和平與繁榮的威脅」，他表示，「任何一個為民權鬥爭的黑人都不會支持黑人權力，因為這與民權和族群融合相悖。」

約翰遜非常憤怒，「他們難道不知道只能得到我這樣的總統嗎？」有時他還會說：「他們難道不知道美國正在打仗嗎？」

第66團是北越軍隊中的精英部隊，此次美軍面臨一場嚴峻考驗。美軍第一騎兵師是其軍隊歷史上的一種新型部隊，是一支具有最優火力配備的直升機空降師。對善於發明創造的美國人設計的戰爭武器，越共軍非常了解。他們採取和步兵近身作戰的戰術，如果可能的話，直接肉搏，但必須是在34碼的距離以內，這樣美國的武器和空中戰術支持就無法發揮作用。

每次暴亂髮生后都會有一個專家團對其進行調查，這是美國20世紀60年代的特點。布朗州長挑選知名人士組成調查組，讓他們在約翰·麥科恩的領導下對瓦茲暴亂進行調查，隨後發表了題為《城市的暴亂：開始還是結束？》的報告。至此，所有人都明白了瓦茲事件不過是個開始，而尋找解決方案可以有多種方式。麥科恩報告著重強調了法律秩序的必要性。黑人激進分子抗議稱，瓦茲事件的本質是對壓迫黑人的法律的反抗。貝亞德·拉斯廷稱它是「黑人首次不再逆來順受轉而進行大規模的反抗運動」。白修德認為電視和廣播報道也應承擔一定責任。白修德稱當「超出了報道範圍，本身也就成為一個因素」。他還問道：「能否對電子媒體的報道加以控制，使其符合讓國家安定的最高利益？」馬丁·路德·金在巡視瓦茲的廢墟時，並沒有得到一致的歡迎。他漸漸習慣了這一切。黑人運動的火炬已經傳到了新一代黑人領袖手中，它已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火炬了。

布朗大學的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的內部刊物——《新聞信札》在8月14日那期中，刊文譴責猶太復國主義，攻擊美國猶太人，指責以色列「通過恐嚇、暴力和屠殺」欺壓阿拉伯人。這造成了該組織內部諸如哈里·戈爾登和西奧多·比凱爾之類的自由主義人士的離開，還點燃了布內·布里茨反誹謗聯盟的怒火。但這些激進分子並未因此有所忌憚。很顯然，白人同情者已經收到自己不受歡迎的信息，爭取種族平等大會抹掉了會員章程裏面的「多種族」一詞。爭取種族平等大會的代言人——弗洛伊德·麥基西克，發表了一份黑人宣言，宣稱靜坐、抵制以及和平示威活動都已成為過去。他說：「民權時期的戰略和哲學已經不再能指導我們在爭取完全平等的道路上前進。我們必須尋找新的方式，一個新的時代必會到來。」他表示，這個狂亂動蕩、酷熱漫長的夏季，未來也許會被當作「黑人革命的新開端」而載入史冊。

然而，時間還是有利於經濟機會局的，正如過去對於羅斯福的「公共事業振興署」那樣。在5年內，對抗貧窮計劃將會發揮重要作用，使1300萬美國人脫貧。約翰遜任期內的經濟繁榮也起到了一定作用。「偉大社會」計劃正在一步步實現，美國人似乎對此都表示認同。就在約翰遜就任的第二年年末，民意測驗顯示，約翰遜受到了全美人民的有力支持，這在30年來的民意測驗中尚屬首次。

接下來的那個星期日，警察查封了底特律第12街上的一家黑人夜總會，因為該夜總會在法定歇業時間凌晨兩點以後仍在營業售酒。底特律因此炸開了鍋。人群到處遊逛，傳播殘忍的謠言——這次有人稱一個戴手銬的男孩被從樓梯上踢了下去，人群在被警察驅散后，拉幫結夥地在街上遊盪，開始洗劫沿街的商店。此次暴動在某些方面顯得非同尋常。底特律市不同於紐瓦克市，一直以來它並不是麻煩的潛伏區。現任市長深受黑人的擁戴，推行包括鼓勵汽車產業發展在內的各項措施，這推動了大批黑人中產階級的形成。然而這也是麻煩產生的部分原因。未能成為中產階級的黑人就是此次騷亂的主要力量，他們憎恨白人和中產階級黑人。還有一個不同在於，在底特律市黑人和白人共同參与搶劫，他們一起沿街洗劫商店。縱火案的發生頻率幾乎讓人難以置信——11天共發生了1600起縱火事件。然而，底特律暴亂最突出的特點還在於其規模。亨利·福特稱它是「美國南北戰爭以來最嚴重的內部騷亂」。有43人死於騷亂，超過7000人被捕。第12街上的18個街區以及大運河大道上3英里以內的地區被燒成一片灰燼。航拍圖顯示暴亂后的城市類似1945年柏林被轟炸后的景象。5000人流離失所，許多人卻像瘋子一樣高興。底特律的一名暴徒說：「這些房子燒起來真好看。」他還說：「我就坐在那裡，看著這些房子被火吞沒。那些白鬼子除了奮力救火外，什麼也做不了。」當然，他所描述的是黑人的房子。

遊行本身即是一次勝利。民權運動的老手能藉此巧妙地為電視台記者提供豐富多彩的素材。走在隊伍前列的有金博士、拉爾夫·本奇、一個漂亮的女大學生、一個穿著連體工作服的佃農、一個猶太教教士、一位基督教牧師、一個修女和一個拄著拐杖的只有一條腿的人。（沿路站著的亞拉巴馬白人居民對修女做出下流的手勢，在遊行者們唱聖歌時起鬨，而且還對著那個只有一條腿的人打拍子，喊著：「左，左，左。」全然不顧他們「高等」公民的美好形象。）儘管亞拉巴馬當局對此感到憤怒，並一致譴責「有證據表明在遊行者聚集地通姦事件頻發」，但一路上大家和平有序，對於有如此多人參與的活動來說，這實屬一項偉大成就。3月21日從塞爾馬出發時，遊行隊伍只有3200人，而4天後到達蒙哥馬利時已增至25000人。金博士在州首府廣場上對人群發表講話，一個世紀前這裡是南北戰爭時「南部同盟」的首都所在。他在講話結尾時4次高呼「光榮與上帝同在！」隊伍解散后，大批汽車從80號公路把他們拉回塞爾馬。一夥臉色陰鬱的三K黨徒盯著他們離去。隨著汽車洪流的逐漸平靜，這伙三K黨徒要動手進行第二次謀殺了。

受害者名為薇奧拉·格雷格·柳佐，是一位紅頭髮的底特律家庭主婦，也是有5個孩子的母親。她的丈夫是卡車司機工會的代表，柳佐太太曾對他說：「我一定得為這次活動做點什麼。」在州議會大樓外面草地上舉行的集會勝利結束后，她志願運送亞拉巴馬的遊行者回家。最後一趟，她載著唯一的乘客——一名19歲的黑人理髮師，他們倆一起唱著「我們定會勝利」。經過一個寂靜的路段時，一輛滿載三K黨徒的汽車逼近他們與之并行。這群白人暴徒中的一個汽車機工，用38口徑手槍朝她的頭部開了一槍。她立刻倒在一旁，鮮血從她的太陽穴噴涌而出，汽車也栽進路旁的溝渠中。年輕的理髮師嚇壞了，隨後搭便車到塞爾馬報了警。

其中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一次在霍利布希舉辦的約翰遜總統與蘇聯總理阿列克謝·柯西金的高級會議。霍利布希是新澤西州葛拉斯堡羅州立大學校長的塔形石砌住宅。之所以選擇葛拉斯堡羅，是因為它正好位於從華盛頓到紐約聯合國總部（柯西金當時所在地）的路途中間。雙方領導人都不願意去拜會對方，選擇葛拉斯堡羅州立大學無疑是個折中方案。兩位領導人既沒有確定的會議日程，更沒有需要討論的具體事項。約翰遜後來回憶道：「這有助於我們在一起談談理論，也正是因為如此，我們去了霍利布希。相互講講道理就是霍利布希之精神。」會談中除了「這次交換意見更加暴露出美蘇兩國間越發明顯的巨大差異外」，能供討論的其他話題真的很少。儘管如此，約翰遜總統的威望仍舊只增不減。僅憑兩個擁有核力量的大國的元首坐在一起對話這個事實，人們似乎就能安心。

然而，這些進步被大城市黑人區里爆發的夏季騷亂所掩蓋，騷亂將兩年前瓦茲黑人暴動事件推向了高潮。就騷亂的瘋狂和破壞程度來看，暴亂區簡直像經歷了一場戰爭，的確有人相信這正如每到晚餐時間起居室里的電視上播放的報道，像越南暴力事件的一種映象。在卡邁克爾之前擔任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主席的約翰·劉易斯說：「政府的做法很矛盾，一方面讓受壓迫的黑人不要在街上實施暴行，同時又在越南製造可怕的屠殺事件，還把本應用來改善國內種族狀況的錢用來支持越南戰爭。」

麥克納馬拉並沒有因此受到鼓舞。迄今為止，他已見過太多轉瞬即逝的樂觀估計。在西貢，他與同在那裡的一位下屬度過了一段愁雲慘霧的時期，這名下屬告訴他，官方表現出的樂觀情緒是騙人的，路的盡頭看不到希望的曙光。說這話的人是丹尼爾·埃爾斯伯格。實際上，威斯特摩蘭回到華盛頓不是為了報告勝利，而是為請求增兵。1966年年終時，他手下共有37.5萬士兵。1967年4月又增加到48萬人，比朝鮮戰爭頂峰時期還要多。他想要在1968年6月前將軍隊人數增至68萬，或者人數至少達到56.5萬。他告訴約翰遜，只要有足夠多的軍隊，他就能在兩年之內結束戰爭；如果軍隊人數較少，則三年才能結束戰爭。總統不悅地指出，南越境內的共產黨軍隊已經達到驚人的數量。他問威斯特摩蘭：「當我們擴充部隊時，難道敵人不會擴充嗎？這樣的話，戰爭什麼時候才到頭？」威斯特摩蘭回答說，如果武元甲的滲透速度過快，他的軍隊補給將會是個麻煩的問題。無論如何，美國步兵會在敵方新兵源補充進來之前迅速殺光北越軍。約翰遜又問道，如果武元甲求助中國志願軍，會發生什麼情況。威斯特摩蘭將軍回答說：「那的確是個問題。」

德浪河谷戰鬥的意義註定是偉大的。7月戴維營會議召開時，南越境內只發現兩個北越團。到現在，美國駐越南援軍司令部已確認有6個北越團在南越出現，也許另外還有兩個或者更多的軍隊潛伏在南越境內。南越其他部隊正在進軍南越的途中，胡志明的總司令武元甲將軍繼續將部隊拆成排和連迅速沿小道滲入，行軍之迅速令美軍無法及時調兵圍堵。

新老兩代領袖的公開決裂已無法避免。6月23日，在靠近梅雷迪思遊行終點的地方——坎頓，事情終於發生了。當時，警察不準遊行人群在另一所學校的操場上搭帳篷。2500名黑人拒絕解散，堅持不肯讓步。卡邁克爾說：「逃跑的時期已經過去。」然而事實並非如此，當警察用警棍和催淚彈驅趕人群時，他們四下散開。當金不贊成他們一定要搭帳篷的提議時，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的領導層決定不再考慮金的看法。其中一人說：「從現在起我們將自己獨立完成要做的事。」接著，這些領袖提議，禁止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參与在傑克遜市舉行的大型集會，理由是該協進會對遊行的支持並不積極。對於這一決議，金和在遊行過程中提供醫療服務的一個醫護人員志願組織表示反對。但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爭取種族平等大會以及代表年輕黑人的其他兩個團體以多數票通過了該決議。查爾斯·埃弗斯說：「沒關係。他們都不在時，我仍會守在這裏。」他嘲諷地說，遊行對黑人選民登記完全沒有幫助。當遊行隊伍伴著樂隊演奏的《當聖徒們開始進軍時》抵達位於傑克遜市的州議會大廈廣場時，其他民權運動的資深參与者們發現，多年前曾跟隨金一起遊行的那些白人已經不在隊伍中了。

林登·約翰遜常常是嘴上說一套，實際相信的卻正好相反。1966年6月約翰遜戴著那頂白帽子說：「每個美國人，無論年長年幼，都不可否認自己享有反對的權利。任何少數群體都享有發言的權利。意見和抗議是民主制度維持生命力的呼吸——即使呼吸起來並不那麼順暢。」而他內心的想法卻是，那些不贊成他戰爭行動的人都不是美國人，他有責任拿起手邊的任何武器與他們戰鬥。總統的公開宣傳收到了成效，他多次在關島、火奴魯魯九九藏書、馬尼拉、墨爾本與他的亞洲盟友會談，為了將反戰事件趕出新聞頭版，他特意把出國旅行和反戰活動安排在同一時間。在澳大利亞，他發現並非只有美國大學生能夠發動反戰示威遊行。在墨爾本，他的激進反對者們向他的汽車扔出兩個裝滿顏料的塑料氣球，他的車身被染成了代表越共的紅綠兩種顏色。

這並不全是無私的理想主義行動。大學生正處於最容易被征入伍的年齡階段，1965年的平均每月徵兵人數為5000人，1966年的人數幾乎在此基礎上增加了9倍，學生中可以緩期服役的情況越來越少。抵觸徵兵令的情緒在海報、徽章以及汽車保險杠貼紙上隨處可見。1967年最流行的歌曲阿洛·格思里的《艾麗斯飯店》的主題便是躲避徵兵令。事實上，每個本科生的宿舍都有一大摞小冊子，上面寫著怎樣在徵兵局體檢中成功被拒的竅門。（「到場時裝出吸毒后極其興奮的樣子，如果想表現出毒癮發作的逼真情況，請提前幾個星期用普通大頭針扎手臂。」）作為還擊，赫爾希將軍向美國4088個徵兵局下達命令，要他們把抗議的大學生重新歸為一等合格。國會議員反對這一做法，認為赫爾希沒有權利這樣做。美國公民自由聯盟稱，用徵兵令懲罰異己無異於「暴力行徑」，但赫爾希並沒有放棄。結果是，越來越多的美國大學生為逃避徵兵而移民加拿大，造成多達1萬的美國年輕人流亡在外，他們在多倫多和平行動學生聯盟等團體的幫助下開始了新生活。

12月，麥克納馬拉請求約翰遜暫停轟炸。臘斯克表示反對，他現在是鷹派中最強硬的成員之一，但是總統叫停了B-52戰機的轟炸計劃，並向世界上重要國家的首都派遣外交人員，散布消息稱美國有意進行和平談判。兩名義大利專家抵達河內打探胡志明的態度。剛開始，談判似乎有可能，但正當越共有和解意向的消息傳到臘斯克那裡時，河內方面卻斷然譴責這是「徹頭徹尾毫無根據的謠傳」。美國人大驚失色。在德浪河谷戰役后，美國人認為胡志明應該很清楚自己的戰敗處境。海軍陸戰隊的士兵想起了一個老笑話的結尾部分：「總有哪個渾蛋沒有得到消息。」

1966年選舉中出現的反作用投票是對要求黑人權力的一個回應。參議員埃弗里特·德克森等敏感政治家立場的轉變則是另一反應。德克森曾對1964年和1965年的民權立法表示支持，稱其為「一個時機成熟的想法」，但由於1966年法案中的第四條（「住房平等」條款），他斥責該法案是「一袋隱患」，因此該法案未能通過。令人驚奇的是，對新激進分子展開極力批判的，竟然是一家英國期刊——倫敦的《經濟學人》。《經濟學人》稱：「這些所謂的領袖中許多都具有可怕的法西斯主義傾向。」報道嘲笑那些「開明知識分子」，稱他們「帶有侮辱性地互相轉告，美國黑人中普遍存在的反白人情緒正如1943年法國人仇恨德國的情感」。報道還表示「搶劫和侮辱白人女性的事件」被這些積極分子解釋為「等同於黑人革命的一種高尚行為」。報道還預測：「美國人民對泛濫的暴力事件的暫時和非同尋常地忍耐必將導致白人激烈的反抗行為。」

接著是選舉權法案，這是對日益高漲的民權運動的回應。該法案在8月6日就已準備就緒，只等總統簽署生效。到此時，有關「偉大社會」的法案如雪花般湧向國會——僅教育方面就通過了40多個提案，包括24億美元的大學援助計劃，這比之前美國制定的教育法的總數還要多。約翰遜提出的計劃還有：治療心臟病、中風、癌症，防治水污染、大氣污染，建立公路廣告牌以及廢棄車輛回收場的計劃。國會建立了住房和城市發展部、國家藝術和人文基金組織以及一個老年事務局等機構。高速地面交通法案則開闢了研究公共交通問題的渠道。移民局也進行了改革。大幅削減消費稅的法案（47億美元）得以通過。農場法案以及公共事業和經濟發展法的通過，使聯邦政府在改變土地面貌的工作中能夠發揮巨大作用。這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還是首次。

肯尼迪總統的就職演講整篇都在談外交事務，而約翰遜總統4000字的就職演說則完全忽略了國外發生的事件。並且約翰遜演說語速緩慢，用詞講究，像是有意為之。一位觀察家說，總統像是在針對石匠演講。他的第二次國情咨文內容也是如此，提到越南戰爭的部分僅有131個詞。鑒於即將發生的事情，一味強調經濟會顯得不合時宜。［「去年我們通過減少國家政府的浪費，節約了近35億美元。（掌聲，今年我打算再接再厲。（掌聲更熱烈）」］約翰遜表示想成為人們心目中「關注教育和健康的總統」。他立志完成「新政」和「公平施政」兩項未竟事業。

一名上了年紀的白人婦女解釋說，此舉不過是對美國新政治大會這個「社會晴雨表」的一次考驗，這個13點決議最後以3:1的票數通過。代表們還站起來為自己鼓掌祝賀。可是接著他們又吃了一驚。黑人核心小組對這個結果仍然不滿意。黑人核心小組不僅想要分給自己的那5000票，還想把所有代表的28498票收入囊中——以實現對會議的絕對掌控。黑人發言人在講台上解釋說，這完全是一個信任的問題，白人要想證明對黑人的信任就必須採納此方案。一名白人代表事後描述：「發生了一件不同尋常的事情，帕爾默酒店的牆壁都開始滲出愧疚的水滴。」會議以2:1的票數通過了此方案。此後，會議上每個決議的命運都交由一個年輕黑人決定，他坐在黑人核心小組的最前排，手中握著代表28498張選票的一張粉色大卡片。事實上，大會的成果很有限。不少白人曾希望選出總統候選人，由馬丁·路德·金和斯波克醫生分別競選總統和副總統。但該計劃還未提出便夭折了，黑人核心小組認為金博士是黑人白鬼子，而斯波克醫生行事保守，仍然在使用「黑鬼」這個詞語。

約翰遜對自己公眾形象的估計是對的。直到1967年，他的形象還是很糟糕。特工處透露，自達拉斯事件后，因揚言要刺殺總統而被捕的人增加了5倍多。越來越多的人認為，林登·約翰遜應該為約翰·肯尼迪遇害負責。據《時尚先生》雜誌預計，到1967年5月，民間流傳的達拉斯悲劇始末有60個版本。那年年初，新奧爾良州地區檢察官吉姆·加里森告訴記者：「我和我的屬下幾個星期前就查明了這樁謀殺案的真相。」後來發生的事件表明，加里森實際上來自瘋人院，而並非法院中人。當年5月，哈里斯一個民意測驗站的數據表示，對沃倫報告持懷疑態度的美國人從44%上升至66%。許多人相信加里森掌握了一定證據，另外一些人開始懷疑與約翰遜有關的一切事物，包括他入主白宮的方式。

黑人不斷遭受不平等對待，使他們情緒上繼續發生轉變。他們分裂成各種小團體，互相敵對仇視。1965年2月21日，馬爾科姆·艾克斯在他即將掌握黑人運動領袖權時，在上曼哈頓區的奧杜邦舞廳被他的黑人同胞殺害，這反映出黑人激進分子內部的深刻分歧。黑人絕望情緒的一個象徵是越來越多的團體號召黑人「回歸故土」——「回到非洲故鄉」。50個黑人社區紛紛建立起防衛執事團以對抗三K黨的襲擊。還有一部分人聽從里·約·瓊斯的佈道，他宣稱「大多數美國白人都是邪惡的」；或者相信詹姆斯·福曼的話，他發表了一個黑人宣言，要求白人教會和猶太教堂（諷刺的是，這些擁有許多白人成員的團體，卻也是民權運動最狂熱的支持者。）支付黑人5億美元作為「補償費」。

他越來越留意他的下屬和內閣成員的舉動，警惕著可能的變節行為。那些有意留任白宮、想要晉陞或謀求仕途發展的人，都感覺要表現出異常的熱情和對他的忠貞不渝，才能實現這些理想。休伯特·漢弗萊因此變成了一個鷹派極端分子。拉里·奧布賴恩為表示對越南戰爭的支持，抬出死人來為徵兵造勢。他在弗吉尼亞州列剋星敦講話時說，如果喬治·馬歇爾將軍還活著，他將「毫無疑問」地支持約翰遜越南戰爭政策的每一點，時任司法部長尼克·卡岑巴赫在1967年8月17日的參議院對外關係委員會上作證：三年前通過東京灣決議時，國會曾授權總統「運用一切必要手段採取軍事行動」，這一承諾足以保證總統在包括印尼在內的地區使用武力，甚至可以轟炸靠近中國國境線的軍事目標。當時對話如下：

提倡種族隔離的團體中最有名的是穆斯林，1966年奧克蘭出現了第一小批「黑豹」黨黨徒。1965年11月，丹尼爾·帕特里克·莫伊尼漢提出了莫伊尼漢報告，這份報告論證充分，認為解決黑人社區內部問題的現實方式在於首先根除奴隸制的遺留問題：黑人依靠福利生活、離婚率比白人高40%、私生子的數量驚人（4個黑人中就有一個是私生子）。莫伊尼漢報告的真實性不容置疑，但1966年正值黑人滿腔怒火的一年，一些事件嚴重損害了黑人的自尊，以至於他們無法面對這些事實。他們的領導人於是將該報告貼上了為種族主義造勢的標籤，並斥責報告的作者是法西斯分子。

約翰遜的支持率一路下滑，到1968年3月，蓋洛普數據顯示：僅有36%的美國人認同他擔任總統期間採取的行動。正如5年後的理查德·尼克鬆一樣，約翰遜採取了自我孤立的應對辦法。3年前他與戈德華特競選總統時，高興地朝人群中走去，這使特工們非常擔心。如今只有可靠的聽眾才能在公開場合見到他，他會見企業領袖或住在軍事基地的軍人家屬，只有在這些場合，他才能相信聽眾對他是尊敬的。白宮變得戒備森嚴。要通過白宮的各道大門變得更加困難，必須出示你的身份證明，公文包也要被嚴格檢查。總統的顧問們催促他走出去親近民眾。即便人群並不友善，國人也會對他的勇氣表示同情和讚許。任何方式都比像現在這樣自我隔離更好。特工處認為國內充斥著一種仇恨情緒，他們不贊成這樣做，認為總統貿然在未經審查的人群中露面十分危險，這次約翰遜聽從了他們的意見。

然而這不是一個能被普遍接受的觀點。約翰遜向國會提出追加7億美元撥款以支持戰爭升級的需求，眾議院在24小時內以408票比7票通過，參議院在另一個24小時里以88:3的票數通過。在大眾傳媒那裡，反對美國加入越南戰爭的觀點總是被貼上污名的標籤。多數黨領袖麥克·曼斯菲爾德憂傷地對參議院說，戰爭可能會持續「4年、5年甚至10年」，美國聯合通訊社的一名記者認為這是一種「極端的看法」。（越南戰爭最終打了8年。）就連最中立公正的媒體——美聯社也在當年的年度新聞盤點中稱，反對戰爭等同於向美國的敵人提供經濟和心理援助。參議員富布賴特4月份召開越南戰爭聽證會，為諸如喬治·凱南和詹姆斯·加文上將等政府政策的批評者們提供了發言平台，全國廣播公司的24個電視台拒絕對其進行轉播報道，而哥倫比亞電視台則對其徹底封殺。

在這一點上，約翰遜犯下了致命的錯誤。他欺騙自己，以為如果能以廉價換取勝利，一切問題都會順利解決。那種情況有可能發生；河內與越共游擊隊也有可能會垮台。這樣看來，美國國防部的報告是高估了形勢。這個願望進一步轉換成了決策的思想基礎，因而當阿克利及其同事仍然堅持將稅率提高3%～4%時，總統以一個不同尋常的字謎作為回復。他把主要的參議員和企業主管請到白宮，徵求他們對增稅案的看法。他們反過來詢問了戰爭的花費。約翰遜告訴了他們虛假的數字。因此他們否決了增稅提議。於是約翰遜對經濟顧問委員會說，增稅不可能了，他無法在國會通過這項提議。後來，《紐約時報》經濟記者小埃德溫·戴爾將其稱作他在華盛頓采寫新聞15年來，總統做出的最不負責任的行為。

1967年是黑人暴力運動的第三年，也是衝突最激烈的一年。這年5月，斯托克利·卡邁克爾辭去了名不副實的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主席一職，飛赴古巴和北越旅行。「你們會為我的回歸而感到高興，」他說，並把其繼任者拉普·布朗稱作「一個壞人」。布朗的高陞，代表了激進分子的勝利，這些人執意要抵制融合統一，拒絕白人自由主義者的加入。7月26日，他說：「如果你給我一把槍，我很有可能當即射殺約翰遜夫人。」他還告訴底特律的黑人：「白鬼是你們的敵人。」

戴維·懷斯那篇滿是疑慮的文章寫于這次講話后，當時有關總統和平主張的許多漏洞也已暴露。畢竟，他對於休戰談判的提議有一個前提條件——得排除越共的參与，而這必然會引起河內方面的抵制。此後，再沒有聽到關於美國10億美元投資或美國餘糧供應亞洲的消息，要找美國知名人士組成特別小組也從未選派。一個月之內，原本看似是解決東南亞問題的創新方式卻變成了一種公關手腕。總統不僅沒能貫徹實施該決議中的任何部分，而且他展示出的真正亞洲政策是通過不斷升級戰爭來使其轉變成一場美國主導的戰爭。

儘管布朗和麥基西克能言善辯，還是無法改變中產階級黑人不斷增加的事實。後來的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到20世紀60年代，年收入在1萬美元以上的黑人家庭比例從11%升至28%。這條路對於有能力的黑人來說意味著美好未來。1965年，小本傑明·戴維斯成為空軍中將。住宅和城市發展事務部長羅伯特·韋弗、參議員愛德華·布魯克、天主教的羅伯特·佩里主教、聯邦法院的法官康斯坦絲·貝克爾·莫特利，都在1966年擔任了重要公職。兩家私人機構的一項調查表明，有1469名黑人擔任公職。1967年，瑟古德·馬歇爾擔任最高法院法官。空軍少校羅伯特·勞倫斯於6月30日成為第一個黑人宇航員（12月，他喪生於一次試飛訓練）；伊麗莎白·孔茨被推舉為美國教育協會主席；迪安·臘斯克的女兒嫁給了一位叫蓋伊·吉布森·史密斯的黑人；克利夫蘭市和加里市都由黑人擔任市長；沃爾特·華盛頓被任命為哥倫比亞特區行政長官。溫和派的黑人因黑人激進分子的過激行為得以坐收漁利。1967年，詹姆斯·梅雷迪思又開始了他的密西西比進軍，這一舉動只引來一些慕名而來的白人要和他合影簽名。

這要求很合理，但其他地方示威者的言辭，如同戰爭本身一樣，越來越充滿仇恨。感恩節后的那個星期六，在華盛頓的2萬人最先發聲，他們喊道：「喂！約翰遜！你今天又殺死了多少孩子？」「五二運動」（以1964年5月2日他們首次上街抗議美國捲入戰爭的日子命名）的成員包圍了白宮，手中揮舞著越共的紅旗，大肆宣傳旨在給北越士兵收集血液的「獻血」活動。在伯克利，「自由言論運動」由「越南日協會」接替，後者曾兩次試圖通過搶佔運輸車和在軌道上靜坐的方式阻止軍用列車通過。

2月11日，越共再次對歸仁發動襲擊。這次約翰遜在48小時內一直按兵不動。但是，一旦他有所舉動，勢必會推動戰爭升級。從此以後，美國的空襲報復就不再只是以牙還牙。約翰遜下令對北越進行持續轟炸，而無論對方是否有挑釁行為。該行動的代號為「滾雷」。行動的原因在一本64頁的《來自北方的侵略》的白皮書中有所說明。美國國務院稱，該書說明「毫無疑問，北越正在實施侵略南越的周密計劃」。為保衛順化東南方向50英里的峴港空軍基地（「滾雷計劃」的始發地），美軍總司令威斯特摩蘭從海軍陸戰隊調來兩個營。這3500名海軍陸戰隊士兵是地面部隊中首批加入戰鬥的。3月8日，在當天陰沉灰暗的天空下，他們在距離峴港3英里的南窩海灘登陸上岸。10個手拿鮮花、面帶微笑的越南女孩在那裡迎接他們的到來。

西貢的每個動蕩徵兆都推動了美國鴿派陣營的壯大，他們正迅速成長為繼共和黨之後林登·約翰遜最有力的政治對手。前陸軍部長塞勒斯·萬斯認為，國內對越南戰爭的疑惑正「使美國面臨分裂的威脅」，參議員中最早的鴿派人物之一，愛達荷州參議員弗蘭克·丘奇警告說：「在幫助任何政府鎮壓共產黨起義的事情上，我們能做的十分有限。如果人民自己都不支持當權政府，我們也束手無策……西貢政權正在輸掉這場戰爭，其原因並非武器裝備匱乏，而是缺乏一切內部凝聚力。」

困難在於選擇哪種解決方式。這個新對手不按常理出牌，常規軍事手段對其的打擊作用不大。面對敵人「打了就跑」的游擊戰術，即便是有著強大建制的美國軍隊也無能為力。肯尼迪總統已派遣過一支400人的特種部隊到越南，這些人全是對付游擊戰的專家，然而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對這些強壯魁梧的精英們並不熱情。曾經有一個時期，美國軍事援助越南司令部有100多位將領，卻沒有一人參加過在北卡羅來納州布拉格堡進行的反暴動軍事訓練。而他們之中，沒有人比駐越南援軍司令部的新任指揮官威廉·蔡爾茲·威斯特摩蘭更像一名傳統軍人。

劍橋的暴動值得特別注意。它成為應驗了非美活動委員會的懷疑的少數事件之一，還對美國國家政治產生了意想不到的影響。影響馬里蘭州1966年州長選舉的一個主要因素是反衝作用。一名種族主義者在民主黨初選中獲勝，黑人則支持共和黨候選人——溫和派的斯皮羅·阿格紐。但阿格紐對法律和秩序的感情，遠超過他在種族問題上的熱情。雖然如此，當拉普·布朗這個外來煽動者（如果真有這樣的說法的話），告訴在東岸集會的黑人說：「是引爆劍橋的時候了。」阿格紐還是被激怒了。布朗把一所黑人學校稱作「早該被燒毀的」無用建築。他力勸集會人群「自己弄些槍支」，把暴亂稱作「革命前的一次帶妝綵排」，還說，「在美國，暴力跟櫻桃派一樣再平常不過。」

他們不可能不知道。這就是這個謎語的另一半答案。

實際上，事實正好相反。儘管個別反戰鬥士的語言和行為都頗具煽動性，但每一次遊行似乎都比前一次更受人尊崇。甚至連中產階級保守派的家庭主婦以及現役軍人也加入了示威活動。這樣一來，越來越多的各界名人都站到跟鮑勃·霍普完全對立的一面。11月27日，在萬里無雲的華盛頓舉行的「停止轟炸」示威遊行的隊伍中，除了諾曼·托馬斯和詹姆斯·法默外，還有許多之前從不問政事的名人，例如醫生本傑明·斯波克、漫畫家朱爾斯·菲弗、小說家索爾·貝洛、雕塑家亞歷山大·考爾德以及作家邁克爾·哈靈頓等。

華盛頓時間2點38分，關於波來古戰鬥的第一手報告送抵總統。在召開了4個小時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后，約翰遜下令美軍三艘航空母艦上的戰鬥轟炸機對越共位於洞海（北緯17度以北40英里）的集結區進行轟炸。他宣稱，美軍是否升級在越南戰爭中的參与度「取決於北越的侵略者」。麥克納馬拉說：「我認為很顯然這是對意志力的一次考驗。」然而，波來古戰役最出人意料的結果是其對美國國家安全顧問產生的影響。作為現場見證者，他去看望ｈｔｔpｓ://rｅad•9９ｃsｗ.coｍ了傷員，回來后深受觸動。他回國時已經變成一個鷹派。總統對他說道：「他們還真讓你相信了，不是嗎？一點兒炮火就能做到。」

威斯特摩蘭的發言人常常只發表每天的「屍體清點」信息，這是用來描述越共傷亡情況的一個殘酷無情的用語。在記者尼爾·希恩看來，越南戰爭的特點之一就是不加區分地進行炮轟和空襲，造成大量無辜平民死傷。希恩問威斯特摩蘭，這是否會困擾到他，他回答：「會，但那樣會減少敵人的數量，不是嗎？」

在黑色星期日這一天，金博士在亞特蘭大佈道時，突然丟下手頭所有事務直飛塞爾馬，宣布他將領導星期二的第二次遊行示威，並呼籲黑人和白人牧師都來參加。300多位白人神父、牧師和教士響應了他，在北部各大城市都進行了同情遊行示威。黑人參與者在司法部和白宮外靜坐抗議，對此約翰遜總統發表了一篇聲明譴責亞拉巴馬州官員「對一些黑人公民施加的暴行」，同時他還派遣約翰·多爾和佛羅里達前州長勒羅伊·柯林斯去塞爾馬，他們組織了一場形式上的遊行，就是在橋上來回走了一會兒。儘管有諸多不滿，克拉克警長和金還是勉強同意了，但金的不滿情有可原。為此，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中激進的黑人青年們指責他是「對湯姆大叔搖尾乞憐」。在金離開那座橋時，他們唱起了民權歌曲來嘲諷他：「任何人都不能使我回頭。」

塞爾馬事件推動了選舉法案的制定——約翰遜在3月15日要求國會通過此法時如是說，國人將此功勞全部歸於金博士。事實證明他達到了個人聲望的頂峰。前幾年在密西西比州發生的事件，開始引起人們對非暴力運動的疑慮，亞拉巴馬的謀殺事件證實了新一代黑人積極分子的懷疑。這些懷疑論者認定金已不再能給予他們幫助，於是離開了塞爾馬。然而廣大黑人並不這樣認為，隨後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進行的不記名民意測驗表明，只有4%的黑人表示會積極支持斯托克利·卡邁克爾，2%的人支持更激進的拉普·布朗，三者中最為激進的羅恩·卡倫加的支持率僅為1%，而有40%的黑人支持金博士的觀點。儘管如此，那些積極分子卻也覺察出這種情緒的變化。大多數人渴望和平——大多數人總是想要和平的，但是美國正邁入一個新階段，其中最突出的特點之一便是對暴力的推崇。現在回想起來，肯尼迪總統被刺殺以及兇手被滅口，看來似乎都是預兆。宇宙中的某個地方再次出現變動。1965年同一時期，在越南出現了追而殲之的方針，正是新萌生的那種情緒的體現，塞爾馬的一系列謀殺事件是其另一表現。在之後的歲月里，由於黑人被壓抑了100年的憤怒和失望現已爆發，更多的表徵必將接踵而至。

1965年約翰遜在國會立法審議中獲得一連串前所未有的成功后，他住進貝塞斯達海軍醫院，接受了膽囊結石切除手術。在恢復期間，他思索著那些詆毀他的報紙和嘲笑他的人攻擊他的理由。「那裡的那些人，」惱怒之中他脫口說道，「他們要什麼，他們到底想要什麼？我帶給他們的是繁榮的時代，我提出的惠民法案數量無人能及，而他們呢，只是一味攻擊和嘲笑！富蘭克林·羅斯福能做到這樣嗎？有人能做得比我更好嗎？他們到底要什麼？」

上午10點，發生了首起白天暴力事件，兩名白人售貨員遭到襲擊，這時當局官員才明白是怎麼回事。到11點，一名警察打傷了一個黑人搶劫者。埃德蒙·布朗州長本來在希臘度假，看到動亂越加惡化的報告，急忙飛回國內。他的副州長批准了洛杉磯警察局長要求調派國民警衛隊的請求。第一批警衛隊員于星期五下午抵達瓦茲。當他們還在一所小學里聽情況介紹時，那個居民區的局勢已有新的發展，他們所聽到的都已過時。在一個有150個街區的區域內，5000多名暴徒橫行霸道，用自製燃燒彈點燃房屋，襲擊聽到警報趕來救火的消防員。晚上9點40分，瓦茲出現第一起死亡事件，一名副警長腹部受傷致死。緊接著又有三人喪生。國民警衛隊持裝有刺刀的步槍進入該區，隨處可見的大火照亮了道路，他們看見搶奪者從黑人區的商店搶走槍支、日用品、酒、珠寶等一切值錢的東西。這些商店外面都有用粗體寫的諸如「黑人兄弟」「親兄弟」「黑人開的店」「兄弟開的店」等字跡，儘管如此，其中有些商店還是未能逃過劫難。有一伙人還試圖放火焚燒橡樹公園社區醫院，那裡擠滿了在暴亂中受傷的黑人。《洛杉磯時報》的一名黑人記者羅伯特·理查森寫道：「那些暴徒現在正在燒毀他們自己的城市，就像瘋子有時會自殘一樣。」

這當然並不代表自由主義者不再參与黑人爭取公平權利的運動。已經開始實施的爭取黑人進步計劃也並未因此受到阻礙。同月，密西西比州費耶特縣長達6個月的抵制白人企業的運動宣告結束，達成了包括費耶特的商店開始僱用黑人店員，關閉在加油站設立的有色人種專用廁所，接納黑人擔任警察和副警長在內的多項決議。朱利安·邦德在12個月內3次當選喬治亞州議員，最終他接受了美國最高法院的任命。在塞爾馬，吉姆·克拉克警長默默地摘下那枚寫著「決不」的徽章，因為他的職位取決於民眾的選票。這樣做仍是枉然。當黑人選民根據他曾反對的選舉法登記投票時，他註定會失敗。

「黑人權力！」

這是自由派的漂亮空話，但在那時這似乎是頗為值得懷疑的預言。5月17日正好是美國最高法院處理布朗訴教育局一案11周年的日子，而種族主義問題卻比之前更加嚴重。耶魯大學斯特林講座教授、歷史學專家范恩·伍德沃德也說：「比起他們的上一代，如今的黑人孩子在學校與白人孩子的交流更少了。」從1964年中期到1965年中期，三K黨的成員也增加到有史以來的最多人數，即使在美國南北戰爭后的重建時期，該組織的人數也不及這一時期。1965年10月，據報道，伯明翰的一位黑人因失血過多而死，原因是開救護車的白人司機拒絕送他去醫院。一位亞拉巴馬商人在談及民權運動時，對《紐約時報》的記者信口開河：「當這件事結束后再找黑鬼們算賬，在這兒他們不會有好日子。」消除種族歧視在北方城市也不容樂觀，馬丁·路德·金在芝加哥湖南部的馬凱特公園發表演講時說：「無論在密西西比還是在亞拉巴馬，我從未見過這般恨意，但在芝加哥，我真的見識到了。」千百萬白人的仇視態度似乎都在達拉斯縣警長小詹姆斯·克拉克在塞爾馬事件中佩戴的一個小小徽章上得以體現，那個徽章上就兩個字：「決不。」這兩個字意味著不管是在南方還是北方，像克拉克這樣的人決不會平等對待黑人。

為了核實對西貢附近的一次戰鬥的報道，美聯社記者彼得·阿內特驅車離開西貢，途中看到了三種顏色的信號彈煙雲，該信號表示南越軍正在戰鬥，然而附近並沒有敵人。南越軍隊解釋說，士兵們是在為美國新聞署拍一部彩色|電|影，「以展示這裏的真實情況」。有關這件事真相的爭論在各地炸開了鍋，連美國本土也在討論此事。林登·約翰遜有時的講話像是在回應胡志明向他個人發出的挑戰，兩人像電影《正午》中二人對峙的場景那樣站立著。西貢的真實情況似乎更接近於不間斷的恐怖襲擊，暴力事件層出不窮。12月4日凌晨，另一輛滿載250磅炸藥的卡車爆炸，這次事件發生在美國軍人入住的大都市酒店外面，造成8人死亡，137人受傷。

那年的4月8日，第一批火炬被點燃。當天晚上，納什維爾的警察把一個黑人趕出費斯克大學的一個飯館。接踵而至的是持續兩天的騷亂；到下一個月，克利夫蘭、華盛頓、路易斯維爾、蒙哥馬利和奧馬哈也爆發了騷亂。到了5月和6月，自製燃燒瓶、搶劫者的棍棒、狙擊手的來複槍出現得更頻繁。包括紐約、明尼阿波利斯、坦帕、亞特蘭大、伯明翰、辛辛那提、舊金山、布法羅、代頓、威奇托在內的大城市都受到影響。接著到了7月的第一個星期，發生了1967年黑人居住區第一場真正的災難。

在西塞羅，黑人組織了一次要求住房不受歧視的遊行，進而和反對遊行隊伍中充滿敵意的白人發生了衝突。白人三番五次地試著衝破警察阻攔去傷害黑人。有12人受傷，6名警察被投擲物擊中，32名白人被捕。西塞羅事件受到特別關注，是因為它表明警察並未挑起動亂，而是經常去維繫脆弱的和平狀態。黑人經常攻擊他們，是由於警察代表著政府權威，往往是黑人們能見到的唯一的白人群體。在工人階級集中的社區里，白人與黑人的憤怒往往不相上下，甚至會更強烈。兩邊都能感受到種族間劍拔弩張的氛圍。在1966年，這種衝突終於爆發。

正是在這一時期，林登·約翰遜狡詐遮掩的作風開始動搖人民對他的信任。5月23日，《紐約先驅論壇報》的一位編輯提到了這一點，他在該報駐白宮記者戴維·懷斯發表的一篇報道的標題中使用了「信任鴻溝」一詞。接著，《華盛頓郵報》的默里·馬德撰寫了一篇分析華盛頓的人們普遍覺得有時總統沒有認真看待事實的文章，他寫道：「該問題可以稱為信任鴻溝。」人們回想起約翰遜在1964年總統大選中為吸引選票而誇口許下的和平承諾，並將這和他現在的好戰立場作了對比。馬德指出：「華盛頓政府發布的公告越來越多地受到質疑和譏諷。」媒體記者更是持懷疑態度。參議員戈德華特曾因為提出某項政策而遭到約翰遜總統的公開指責，而現在總統實行的就是該項政策，因此新聞界對白宮伸出的橄欖枝更加懷疑。

這是個不可能實現的計劃。塞爾馬運動是在黑人統一領導下提倡非暴力反抗的產物。現在，金的批評者，尤其是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的積極分子，紛紛站了出來。梅雷迪思遇襲的第二天，卡邁克爾對孟菲斯的集會人群說：「現在黑人要從白人手中奪回他們本應得到的一切。」金為這種煽動言辭深感痛心，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的羅伊·威爾金斯和城市同盟的小惠特尼·揚卻表示支持。而這些年輕激進分子的言辭變得更加有挑釁性。在1964年密西西比州的費城舉辦的「自由之夏」運動中，有三名參与者死亡——其中兩人為白人，一個密西西比白人在黑夜裡遭到槍擊受傷，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的拉爾夫·費瑟斯通對該事件並不感到遺憾，而是欣慰地看到黑人已告別軟弱，表示「他們的行動會是以牙還牙」。卡邁克爾說話時完全是黑豹黨的腔調。在亞祖城，年輕的黑人們歡唱：「哎嗨！哎嗨！你知道！白人必須走開——必須走開！」而就在那天夜裡，在亞祖城的遊樂場，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成員，23歲的威利·里克斯（因其福音派風格而被稱為「教士」）登上一輛平板卡車，發表了一番讓老一代黑人領袖顫抖的充滿仇恨的演講。他講到要讓白人付出血的代價，並且反覆用「黑人權力」這幾個爆炸性字眼來描述他的目標。

戰爭支持者對反戰者最嚴厲的指控，是說他們對國家不忠誠。西弗吉尼亞州查爾斯頓的警察局長這樣說道：「我們不會像那些叛徒一樣，舉著蠟燭在黑暗裡鬼鬼祟祟地前進，我們會在正午的陽光之下進軍，讓自由的人民加入我們，跟著我們齊步走。」一些關於1965年和平運動的新聞報道，大都暗指共產党參與其中。美國聯邦調查局與霍普一樣，正試圖擺脫其無黨派傾向的名聲，暗示這些遊行示威的背後推手是克里姆林宮。政府的一份報告稱：「反越南戰爭運動的控制權，已從一度成功控制住局面的溫和分子手中轉移至共產黨和極端主義分子的手中，他們公開對越共表示同情，對美國讎視。」

7月20～23日這個周末，白人被禁止參加在新澤西州紐瓦克市召開的黑人權力全國大會。代表團選擇黑人領袖馬爾科姆·艾克斯「非暴力抵抗已成為過去」的口號作為大會的主題。大會贊成的舉措包括，號召組建一個「黑人民兵組織」，召開「一次全國性會議，討論將美國變成由黑人和白人分立統治的兩個國家的可行性」以及承認「黑人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有權在其認為必要時進行反抗」。種族融合已絕無可能，將近1000名黑人代表宣布：種族的絕對隔絕是新目標。

對於身在越南的美國人來說，戰爭變得更加激烈了。3月30日，一名越南司機將一輛黑色雪鐵龍汽車停在西貢美國大使館前面，隨後乘坐同伴的摩托車飛奔離去。汽車中裝著250磅炸藥，在上午10點55分爆炸，大使館大樓的側面被炸開一個大洞，17名使館工作人員因此喪生。次日，美國飛機轟炸了6個北越雷達站。這是自波來古戰役以來雙方第15次發動穿越南北越分界線的襲擊。越共軍隊以製造更多的爆炸還擊美軍。一天晚上，一輛滿載硝酸甘油的自行車被停在西貢河岸邊一家很受外國人歡迎的水上美景餐館旁。爆炸總共造成44人死亡，其中有12名美國人。美國繼續增加駐越軍隊人數。年初時美國駐越士兵人數還只有2.5萬左右，到了當年春末則已達到年初的三倍。

他們宣佈於3月7日進行抗議示威遊行。黑人和白人同情者會從塞爾馬出發，沿著傑斐遜-戴維斯高速路的80號公路中段向南步行54英里，到達州府蒙哥馬利。華萊士立即以遊行對當地商業活動和公共安全造成威脅為由下令禁止，並派出100名州警衛支援克拉克警長，克拉克為表示他對傳統的尊崇，還組織了一個騎兵警衛團。3月7日——這一天或許將成為亞拉巴馬州歷史和民間傳說中的「黑色星期日」，600名黑人和一些同情黑人運動的白人不顧禁令，從非洲人衛理公會主教派布朗教堂出發到達橫跨亞拉巴馬河的埃德蒙-佩特斯橋。在那裡，他們遭遇了克拉克的騎兵隊和戴著防毒面罩的警衛團。示威者不理睬在兩分鐘內散開的警告，於是警衛揮舞著警棍和濕皮鞭沖向人群。催淚瓦斯從警衛團那邊噴射出來，形成一團團黃色煙霧。黑人在嗆人的煙霧中踉蹌，艱難爬回教堂。他們的旁邊跟著電視攝像人員，他們拍攝的畫面可以讓塞爾馬遊行一夜之間成為鎮壓的象徵。

人群叫喊道：「對！」他又回到主題：「我們——要求——黑人權力！我們——要求——黑人——權力！我們要黑人權力！我們要黑人權力！就是這樣——這就是我們想要的……從現在開始，他們問你們想要什麼時，你們就知道答案了。你們想要什麼？」

各高等院校依舊是抗議活動的中心。美國中央情報局、陶氏化學公司（凝固汽油的製造商）和為武裝部隊招募成員的工作者遭到了粗暴對待，有時還會被趕出大學校園。1967年聖瓦倫丁節，有人揭露說，代表了300多所大學學生會的，全國學生聯合會，每年從中情局獲取20萬美元的津貼，僅是這點就足以讓全國學生聯合會癱瘓。1967年10月，大學生髮起了「停止徵兵周」活動，組織了55000多名示威者到五角大樓的階梯前示威，他們掀起了反對徵兵令的許多新奇的、有時甚至是令人震驚的抗議活動，包括在美國駐倫敦大使館門上貼了8張徵兵卡，試圖阻擋從徵兵站運送新兵前往軍事基地的大巴車，與奧克蘭警察發生了長達5天的對抗。為了使反戰運動吸引人們的關注，學生們佔領了芝加哥大學的行政大樓長達3天。

華萊士州長在電視轉播的亞拉巴馬州兩院聯席會議上，譴責即將發生的遊行好比共產黨的「街巷戰爭」，正是它使得「古巴國家分裂、越南總統吳庭艷垮台——把世界文明和現有體制撕成血淋淋的碎片」。他還表示，州政府無法給所有這些外來的煽動者提供保護；他說已發電報給白宮，要求聯邦政府執行聯邦法官的決定。這正是林登·約翰遜一直以來希望達成的目標。總統收到華萊士提出的保護示威人群的書面請求，他派遣了1863名聯邦國民警衛、250名執法官與聯邦調查局特工、2個正規軍憲兵營以及爆破專家，提前對遊行路線上的街道和橋樑進行搜查，並安排直升機進行空中巡邏。除此之外，政府還為遊行人群準備了過夜的大帳篷、一輛容載量為600加侖的飲水車、一些移動廁所、救護車、垃圾車以及供事先建立營地用的先行車。約翰遜的做法似乎有點過了。

林登·約翰遜向國會兩院聯席會議申請頒布1965年選舉權法時，在其演講結尾說了一句話，這句話因為新一代美國黑人為社會正義奮鬥而付出的血淚顯得尤為神聖。他認為他們的事業「也必須是我們的事業。因為不只是黑人，事實上我們所有人都必須克服在傳統法律體系中因偏執和不公正所造成的缺陷，我們也一定能做到這一點」。

約翰遜總統派伊利諾伊州州長奧托·克納領導的調查委員會研究暴亂問題，以找出避免發生更多類似事件的對策。參議院的調查小組委員會和眾議院的非美活動委員會已計劃舉行聽證會——後者認為顛覆分子應對暴動負責。那個夏季黑人區爆發的騷亂並未就此平息。暴徒一共席捲了32個州的114個城市。總的死亡人數可能永遠不得而知，但至少有88人死亡，超過4000人受傷，1.2萬人被捕。其中，威爾明頓、托萊多、南本德、大急流城、龐蒂亞克、密爾沃基、紐黑文、普羅維登斯、薩吉諾、弗林特、俄勒岡州的波特蘭和馬里蘭州的劍橋堪稱衝突最激烈的騷亂區。

鷹派紛紛效仿約翰遜的做法，用不忠誠之名來攻擊反戰人士。1966年，哥倫比亞電視台播出了「吉波隊」（海軍陸戰隊）中的隊員放火燒農舍的畫面，五角大樓指責電視播報員對國家不忠。麥克納馬拉在蒙特利爾演講中提及反對轟炸河內時，指出美國每周在北越投放的炸彈噸數已經超過了「二戰」時德國投放的炸彈總數，他自己對戰爭支持的立場也因此被懷疑。1967年11月他決定辭職，而約翰遜的親信顧問中還有馬克·邦迪、喬治·鮑爾、傑克·瓦倫蒂、喬治·里迪、理查德·古德溫以及霍勒斯·巴斯比也離開了華盛頓。比爾·莫耶斯的離開對總統打擊最大，但莫耶斯的離開正是由於總統模稜兩可的態度，這讓他很難發揮新聞秘書的作用。賴斯頓寫道，莫耶斯被信任鴻溝所傷害，莫耶斯本人則說，這個鴻溝太深了，「以至於我們連自己透露出去的東西都不相信。」總統為莫耶斯的離開感到痛心，但指責九*九*藏*書莫耶斯討好肯尼迪家族，並利用白宮，以犧牲政府利益來牟取私利。約翰遜看到簡報后暴跳如雷，但他並不愚蠢，他了解正在發生的事情。約翰遜的公眾形象越來越糟，而這位新聞秘書則在新聞界獲得了好評。

4月7日，總統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講話中宣布，美國準備進行「無條件和談」，以實現和平談判。講話內容通過美國新聞署向世界各地傳播，其中許多細節聽起來新穎且激動人心。他提議包括北越在內的東南亞國家加入一個臨時的馬歇爾計劃。他說：「對於美國，一旦該計劃開始實行，我會請國會批准投入10億美元，以推動該項計劃的實施。」美國農業生產的餘糧將被送給飢餓的亞洲人。他會「迅速組建一個由優秀的、愛國知名人士組成的特別小組」來引導美國完成所有這些使命。結束越南戰爭無疑是「獲得最終勝利的必要條件。但我們不能，也不可能等到和平到來才開始這項工作」。所有這一切都在情理之中，還會讓人覺得亞洲聽上去就像美國中部的得克薩斯州。

並非約翰遜的所有顧問都認為轟炸可行。鮑爾和加爾布雷思就不贊成此做法，而且並不只有他們二人這麼想。早在1964年，美國國務院政策計劃委員會就對轟炸問題進行了詳細的調研。調研結果顯示，轟炸北越的效果並不理想，甚至都不能起到鼓舞南越士氣的作用。接替約翰·理查森擔任美國中央情報局西貢站負責人的皮爾·德席爾瓦認為轟炸對戰局毫無幫助；威斯特摩蘭也這樣認為。兩人都是西點軍校的畢業生，他們深知如果要使用飛機，就需要派部隊保護機場——決定開始轟炸就意味著美國將會被全面捲入戰爭。早在1965年，在西貢的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分析人員就同一問題做了兩份報告。報告的大意是說，隨意的轟炸只會有適得其反的效果；很有可能還會引發反滲透的情況，造成北越軍隊沿著「胡志明小道」大規模滲入。

在越南的曆法中，12年為一個循環，蛇年（1965年）之後是馬年（1966年），接下來是羊年（1967年）。馬被認為代表好運，在吉祥的寓意上僅次於龍年，但就在1966年馬年的頭10個星期里，美國駐越軍隊損失了將近一半的兵力——就在那10周的時間里，2559人倒在了越共的槍炮下；實際上，這還只是個開始。那一年有4800名美國士兵在軍事行動中喪生。第二年5月，美軍死亡人數超過1萬人；隨著戰爭繼續，傷亡人數還在不斷上升。羊年每星期平均傷亡率比馬年高出33%。1967年的死亡人數，超過之前任何一年。同時期平民的死亡人數為53000人，這使美國深陷輿論的漩渦之中。

第三起謀殺的受害者是一個新罕布希爾州的主教派教會神學院學生，他在雜貨店慘遭槍殺。兇手是一位兼職副警長，他聲稱開槍是出於自衛。儘管在被害人身上並沒有找到武器，目擊者也稱那個學生沒有使用武器，最後由12名亞拉巴馬州的白人組成的陪審團仍宣判該副警長無罪。三名涉案嫌疑人在裡布教士被害一案發生幾小時后就被逮捕了，而陪審團只用了95分鐘進行審訊，隨後便將他們無罪釋放。三起案件中最耐人尋味的是柳佐夫人被害案，當時在兇手駕駛的車上的三K黨徒中有一個人是聯邦調查局的卧底，他指認了他的同夥，包括他們使用的武器以及他們的所作所為。在第一次審訊中，家中祖孫三代皆是三K黨徒的小馬特·墨菲為他們自己辯護，而他的總結陳詞充斥著種族主義：「當白人和黑人糾纏不清的時候，那些白人就成了白人表皮之下的黑鬼……上帝不願意我們與黑鬼們攪在一起，我也不在乎林登·貝恩斯·約翰遜怎麼說。」據墨菲所言，那位探員違背了他加入三K黨時的誓言：「如一條奸詐的響尾蛇一般……自己標榜自己是白人，其實還不如披著白皮的黑鬼。」陪審團將此案擱置（以10票對2票的結果認為被告犯有誤殺罪），但這是墨菲最後的發言，在等待第二次審理期間，他遇車禍身亡。有偏見的法官本欲宣判此案的被告無罪，但此時聯邦政府插手了這起案件，宣判這些三K黨徒侵犯了柳佐夫人的人權。這條令人費解的法令曾使密西西比州「自由之夏」的三K黨徒鋃鐺入獄，也將在喬治亞州殺害一名黑人陸軍軍官的兇手繩之以法。在這起案件中它又大顯神威，在由12名南方人組成的陪審團的審理下，這名法官判處被告最高刑期10年的有期徒刑。

雙方都爭相向河谷派兵支援，儘管美軍第一騎兵師派去的一個營遭到伏擊傷亡慘重，戰鬥結束后，威斯特摩蘭和他的副手威廉·德普伊將軍仍聲稱獲得了勝利。統計數字似乎也支持他們的說法，敵人如同「二戰」中的日本士兵那樣採取波浪戰術，用英語喊道：「殺死美國兵！」他們損失了1200人，而美軍僅死了200人。但是其他一些觀察家，其中包括以平民身份回到越南的約翰·保羅·范恩，則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結論。越共已準備好接受這些不確定的損失。（一名越共士兵在日記中寫道：「為國捐軀是我們這代人的責任。」）儘管美國在德浪河谷戰鬥中的傷亡比敵軍要少得多，但這還是創下了威斯特摩蘭部隊的新紀錄；它使美軍在越南戰爭中的傷亡人數升至1335人死亡，6131人受傷。美國駐越援軍司令部相信，威斯特摩蘭已掌握取勝的戰略秘訣，迫不及待地籌備著更多類似德浪河谷的戰役，武元甲完全認同范恩的看法。這位北越將領相信——後來的事件也證明如此，美國人民不會接受如此巨大的傷亡，更不會允許美國繼續承擔這永無盡頭的義務。武元甲把戰爭的這一新階段看成是他的人力和威斯特摩蘭的技術裝備上的對決，充當比賽裁判的是美國的公眾輿論。

當天下午9點45分，一個黑人計程車司機因違反交通法規而被捕，他被帶到中心區的第4警局管轄區。他和兩名警官發生了激烈爭論，並開始互毆。外界傳言稱，計程車司機已被活活打死。圍觀人群聚集在一起，但並沒有發生什麼大事。人群散去后，警官向市區報告稱他們不過是「一群無所事事的孩子」。次日黃昏時分，一群黑人聚集起來，舉著標語遊行，但他們明顯沒有仇恨情緒。然後，有人率先扔出了第一個瓶子和第一塊磚頭。警察拿著警棍將人群驅散。黑人分成三兩個人一組，開始洗劫商店。到晚間11點，大規模的搶奪行動拉開序幕，狙擊手在樓頂上不斷射擊，到處都是熊熊火焰。紐瓦克市的1400名警察無法掌控局面。到破曉時，2600名國民警衛隊士兵以及300名國防警衛趕到支援，此時太陽照耀著理查德·休斯州長所說的這座「公開反叛的城市」。紐瓦克市24平方英里的街區，有半數都被暴亂者佔領；直到7月17日星期一，城市秩序最終才得到恢復。有77人在暴亂中喪生，損失達1000萬美元，這是繼瓦茲事件后最嚴重的一次暴亂。

對於在越南的美國人來說，空襲已不再是唯一的大事件，甚至連主要事件都算不上。美國軍隊在越南的作用有了微妙的轉變。如今，美國軍隊的目標已經不只限於保護飛機場。步兵將對越共游擊隊進行威嚇，讓他們知道山姆大叔不是在鬧著玩。國內對這一切並不知曉。這也就是為什麼詹姆斯·賴斯頓後來評論說，總統秘密下令升級戰爭。戴維·哈伯斯塔姆多年後寫道，在約翰遜總統的領導下，華盛頓的政策制定者們「慢慢地越過了盧比孔河，卻不敢承認」，而他們的新聞官們的任務則變成了「矇騙大眾，而非據實以告」。

第五大道爭取越南和平遊行委員會宣稱：

聯邦政府撥款9億多美元用於幫助美國最古老的鄉村貧民窟「阿巴拉契亞」。在和平工作隊的首任負責人薩金特·施賴弗的強力領導下，新的「經濟機會局」向貧窮宣戰。經濟機會局的工作項目包括：為長期失業人員提供專業就業幫助的「企業工作機會計劃」；以貧窮家庭的學前兒童為受助對象的「啟蒙教育計劃」，該計劃實行首年就為130萬學前兒童帶來了擁有光明前途的希望；美國志願者服務組織，實際上就是國內和平衛隊；「鄰里青年團」為青少年提供了50萬個兼職工作崗位；「躍進項目」招收大學預科生到大學上課；「社區行動計劃」旨在協調社區的衛生、住房和就業計劃，免費為窮人提供法律諮詢；收養無家可歸的兒童的「撫育孤兒」計劃；以及建立旨在安置印第安人、各地移民和季節工的機構等。

8月的那天傍晚，加利福尼亞州公路巡警李·米尼庫斯要求檢查一位名叫馬凱特·弗賴伊的黑人青年的身份證。正當他打算以酒駕的罪名拘留這名青年時，一群人一擁而上，圍著米尼庫斯和弗賴伊鬧事。雖然這看起來似乎無關緊要，但緊張情緒卻在平靜的表面下逐漸積累。此時洛杉磯已經歷了連續4天的高溫酷暑，人們都在戶外乘涼，於是很快就聚集起來圍觀這起事件。最終，弗賴伊在阿瓦隆大道連接皇家公路的拐角處被捕，這裡是洛杉磯繁忙的交通要道之一，白人駕駛的豪車川流不息。最不幸的是，這裏的居民98%都是黑人，人口分布密度為每英畝27.3人（整個洛杉磯則是7.4人），自20世紀40年代起就有大批黑人移民來到這裏，每個月平均有2000人進入軍工產業。洛杉磯如今共有城市居民273.1萬人，其中42萬是黑人。

「滾雷計劃」的頭6周行動是一次徹頭徹尾的失敗。轟炸並沒有使敵人屈服，逼迫他們來到談判桌前，甚至沒有像約翰遜政府所預想的那樣使其清醒。越共還是一如既往地藐視美國國旗。總統決定再次增加賭注。4月的第3周，約翰遜飛到火奴魯魯與阮高祺和阮文紹進行了長達兩天的會談。隨後麥克納馬拉宣布，美國1965年對西貢的援助將從2.07億美元增至3.3億美元。另有4萬名美國士兵（他們自稱「怨氣軍團」）被派遣到越南。參議員格里寧問約翰遜多久能贏得戰爭，總統回答說6個月。他說，空襲下的河內撐不過6個月，越共必定會在聖誕節前向美國駐越南援軍司令部求和。

最終的結果讓人大跌眼鏡。10月23日，在第89屆國會第一次會議休會時，有89個行政法案獲批通過，只有2個法案被否決：哥倫比亞特區的自治法案以及廢除塔夫脫-哈特萊法案第14（b）款，此條款規定允許各州禁止簽訂要求工人在指定期限內加入工會的合同。如此看來，國會完全不了解總統想修正塔夫脫-哈特萊法案的迫切想法。他完全可以就此罷手。但他不以為意，仍帶著對這個結果的不滿，不斷嘗試引導新聞走向，以扭轉外界對他的看法。

1965年8月11日星期三，這種新的城市情緒在洛杉磯的一個破爛的黑人區初露端倪。這個黑人區位於洛杉磯國際機場入口的南面，房子低矮，牆麵灰泥剝落，讓人想到波多黎各的一些貧民窟。那裡的垃圾似乎從未被清理過。到處都是破爛——碎玻璃、生鏽的罐頭盒、腐爛的雞骨頭以及空酒瓶等。當地隨處可見被稱作「那傢伙」的白人警察，他們隨便就可以叫住一名黑人公民，提出「我要檢查你的身份證」的要求，那裡黑人的生活質量因此變得更加糟糕。

6月9日，白宮宣布授權威斯特摩蘭，「在沒有其他有效辦法可供選擇，以及在他認為總體軍事形勢急需的情況下」，總司令有權派遣美國士兵和海軍陸戰隊參加戰鬥。4天之後，威斯特摩蘭認為，東帥市（距西貢北部60英里的一個地區首府）的形勢符合美軍進行干預的前提條件。經過晚上的一次交火后，美軍第173空降旅的1200名傘兵連同1600名越南士兵和澳大利亞士兵對越共游擊隊展開了追擊。威斯特摩蘭稱該行動為「搜尋殲滅」任務，即找出並全殲潛伏的游擊隊員，該行動在幾個月的時間里發展成為一種策略，此後該名稱也就被用來描述這種戰略。然而尋找越共游擊隊經常是一個耗時耗力、令人沮喪的過程。在東帥市的混戰便是越南戰爭中的代表性戰役之一；等戰爭的硝煙散去后，我們仍不能判斷哪一方在戰鬥中更佔上風。美軍173空降旅的指揮官唯一知道的是自己損失了19名隊員。正處於春季防守階段第二個月的越共游擊隊更是傷亡慘重，傷亡名單不斷增長。很久以後，威斯特摩蘭才承認這次戰鬥輸給了敵人。然而真實情況在當時卻無人知曉。就在同月，威斯特摩蘭向華盛頓申請增調44個營以及適時使用這些兵力的授權，但即便如此他也不能保證這樣做會幫助美軍扭轉潰敗的局勢。

梅雷迪思身上並沒有致命傷。諾維爾帶來的真正影響，是使人們轉變了輕視梅雷迪思徒步旅行的觀點。槍擊事件立即發展成一場運動，民權運動中的每個參与者都想加入進來。迪克·格雷戈里飛赴孟菲斯去追尋梅雷迪思的腳步，麥基西克、卡邁克爾以及馬丁·路德·金紛紛從梅雷迪思倒下的地方向南步行前進。金博士籌款2000美元用來支持「梅雷迪思自由行運動」，還要求南方基督教領導人會議為下一次塞爾馬運動去動員各方力量。

這本該讓白宮再仔細考量一番。最起碼總統應該認真聽取謹慎的顧問們給出的意見。但當美國國內反對越南戰爭升級的人越來越被人們所熟悉，這些鴿派正發生著神秘的變化。美國高層領導人中，鴿派人士越來越少。1964年10月，當喬治·鮑爾提交第一份抗議美國進一步捲入越南戰爭的備忘錄給國務院時，他身邊有許多支持者。隨後，他的夥伴們一個個被調離或者失去了原來的重要職位。到約翰遜就職時，羅傑·希爾斯曼、埃夫里爾·哈里曼、邁克爾·福里斯特爾、保羅·卡滕伯格、威廉·特魯哈特全都已離職。鮑爾在白宮孤掌難鳴。曾經在轟炸越南問題上跟鮑爾站在同一邊的馬克斯韋爾·泰勒仍是領導核心的一員。但現在泰勒改變了看法，想給空軍轟炸計劃開綠燈放行。泰勒認為美國在越南投入的兵力應受到控制，10萬人足以應戰。

7月，華盛頓決定再次大幅增加美軍駐越南援軍司令部所承擔的義務。麥克納馬拉結束他的第6次越南實地考察回到美國，上報說戰事惡化，建議政府增加對軍隊和經費的支持。7月17日的那個周末，約翰遜把將軍和顧問們召集到戴維營，想達成一致意見，儘管在他看來談話已經失去了本來意義；因為對他而言，這不過是走走過場，實際上是使其他人同意他早已做出的決定——將美國駐越軍隊人數提高到5萬。參謀長聯席會議勉強表示同意。因為他們原本想要更多，因為他們最害怕參与局部戰爭。在戴維營，一些人並未隨波逐流。克拉克·克利福德頗有預見地評論共產黨說，「無論我們做什麼，他們都會追趕上來。」麥克·曼斯菲爾德也表示反對，他告訴總統他認為戰爭會使國家分裂，所以他反對增派軍隊。其他人則認同總統的判斷，認為多米諾骨牌效應、共同安全、抑制作用以及慕尼黑事件的教訓仍然遠比他們的疑慮重要。

有些白人似乎有些受虐傾向，他們常常以自虐為樂。最形象的例子也許是於1967年的勞動節周末在芝加哥召開的美國新政治大會。共有3000名代表出席了此次會議，這些人代表了抱有不同政治目標的200多個團體，他們的目標包括呼籲結束越南戰爭、改善窮人的待遇以及為美國黑人謀求公平權利等。每個代表可代表的選票數量取決於該代表所在組織在當地的活躍成員人數。例如，婦女罷工和平組織擁有1000票，越南卡姆登公民和平組織有31票。黑人團體佔5000票。他們還想要更多。麥基西克說：「黑人不能只當別人平台上的墊板，他們必須自己搭建平台。」黑人代表組成了一個黑人領導核心，提出了一個有13點要求的最終提案。其中包括：要求所有委員會中黑人代表的比例要達到50%，譴責「猶太復國主義帝國戰爭」以及承認在紐瓦克會議上達成的所有決議有效。他們要求，所有這些必須在星期六當天下午1點之前一字不改地全部被接受。《堡壘》雜誌的一位編輯建議對提案中的語言加以修改，之後不得不收回這個建議，因為一名黑人核心組織成員斥責他：「一個白人有什麼權力修改黑人的決議？」

現在白宮主要的特別助理中只剩一位仍未表態。他就是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麥喬治·邦迪。1965年1月27日，邦迪提議自己作為總統的耳目去越南視察。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也表示同意，於是約翰遜的安全顧問團於2月的第一個星期飛赴亞洲。亞洲之旅關係重大。邦迪雖機警聰明、閱歷豐富，但缺乏實戰經驗。他對戰爭的所有認識均來自於與戰爭相關的文件、報告或電影。真實戰爭中的污穢和惡臭是他不曾見過的，每每看到這些，他就覺得噁心反感。最重要也最具決定性的是他無法忍受戰場上的血腥場面。

曾經，少數黑人的成就使所有黑人都感到心滿意足，整個種族都為這少數人感到驕傲。現在卻不同了，卡邁克爾引用一名黑人婦女在那年9月講過的一句話說道：「拉爾夫·本奇吃的那些食物，完全不能滿足我的胃口。」電梯操作員和收入為一天3美元的棉花採摘工人也想要他們應得的那份。這是人之常情，是自然而然的想法，但激進分子實現這一想法的方式並不可行。黑人在美國人口中僅佔11%。發動黑人革命的想法——1966年出現了很多類似的例子，是不理智的，而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號召黑人抵制種族融合的主張實屬荒謬。

死亡人數並沒有阻止美國國防部提出更強勢、更具侵略性的政策。參謀長聯席會議不斷給麥克納馬拉施加壓力，要求他向總統建議轟炸北越境內的汽油和潤滑油供給設施（被稱為「石油襲擊」計劃）。美國太平洋艦隊海軍上將格蘭特·夏普預測說，此舉會「迫使敵人同意談判或者就此止戈」。儘管美國中央情報局預言稱，石油打擊將不能阻止北越軍隊和補給的滲透，麥克納馬拉還是於1966年3月同意了該提議。中央情報局的預言應驗了。雖然北越軍隊在戰場上損失了不少兵力，但沿著1000英里長的胡志明小道滲入的北越軍人數，從每月1500人增至3500人，接著又增至4000人。截至那一年年末，武元甲平均每月輸送8800名北越士兵進入南越。不久，其全年兵員替換數達到了10萬人。

鮑爾仍然反對轟炸。副總統休伯特·漢弗萊也不贊成，他的立場非常堅決，以至約翰遜將他的這些疑慮視為懦弱的表現，將他從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中除名。美國進入了決策的關鍵階段。麥克納馬拉後來坦承，美國在越南所犯的錯誤不少——都是在1965年春末犯下的；在這之後，美國已深陷越南戰爭泥潭無法脫身，在華盛頓方面看來，越共似乎一意孤行地挑釁白宮，使其大規模介入越南戰爭。波來古戰役結束還不到三天，身著黑衣的游擊隊員又炸了越南歸九*九*藏*書仁海港的作為美軍軍營的越南匡恩飯店，爆炸造成23人死亡、21人受傷。盛怒之下的約翰遜下令對北越的兩個軍事據點正和與執禮進行三小時的轟炸。

1965年美國國內的反越南戰爭遊行在美國大部分地區仍然是件怪事。很少有人願意支持美國立刻從中南半島無條件撤軍。即便在1967年，大學教師這個最堅定擁護和平的群體，仍舊在撤兵問題上分成了勢均力敵的兩派。儘管如此，和平運動已展露出巨大的發展勢頭。10月15～16日那個周末，約1.4萬名群眾參加了在曼哈頓第五大道舉行的遊行示威活動。同時，另有1萬人向奧克蘭陸軍基地進軍——他們被警察攔在了市區邊界內，還有2000人參與了伯克利遊行。在這次名為「和平示威周末」的活動中，美國其他州也舉行了各種示威活動，其中威斯康星大學的50名學生試圖以「戰爭犯」的罪名逮捕杜亞士空軍基地的指揮官，抗議者在密歇根州安阿伯的徵兵局辦公室前進行躺卧示威。

確定自己的決定得到支持后，約翰遜開始變得遮遮掩掩。他不想再和人們討論這個決定。麥克納馬拉提議徵召一個23.5萬人的預備役。總統沒有聽從他的建議，而是直接發布行政命令將徵召人數翻了一倍，從每月1.7萬人增至3.5萬人。這樣做比一次性徵召更不會引人注意。他還決定不向國會申請更多的撥款，新花費可以隱藏在國防部的龐大預算中。他說他並不想讓任何人感到恐慌，他甚至一度考慮只向外界透露在越南增兵的部分而非全部消息。《紐約先驅論壇報》的道格拉斯·凱克向他問起關於增加駐越軍隊的傳聞，約翰遜十分肯定地告訴他那是不實報道，他只是在補充軍隊的缺額而已，駐越美軍會大肆追捕越共成員的報道也與事實不符。7月28日，約翰遜突然改變主意，決定將全部數字和盤托出，並將美國駐越南援軍司令部新出台的強制性任務公之於眾，因此得罪了凱克，同時也加深了與外界的信任鴻溝。總統在午間的一個電視節目中對大約2800萬美國人說：「把守大門並非我們的選擇，但又沒有別人做這件事。」

《紐約時報》在全國範圍內進行的一項調查表明，密西西比州部分民權領袖的不和導致了這次運動的公眾支持率下降。一次民意測驗發現，77%的白人認為黑人權力的主張正在損害黑人爭取的權利。正在紐約療養的詹姆斯·梅雷迪思同意這個看法。他說：「這裏似乎存在不少作秀行為。」等到身體徹底恢復后，梅雷迪思又重新加入遊行隊伍，受到了金和其他人的熱烈歡迎。儘管如此，他還是持懷疑態度。他說：「我覺得情況有些不對。」他還表示，「一些人在製造鬧劇，我討厭這種做法。」

此次登陸在國際上引發了爭議。在莫斯科，2000多名示威者朝美國大使館扔石頭和磚塊；兩名西方的外國記者在那裡遭到毆打。在美國國內，大學師生討論政府政策的座談會隨處可見；在華盛頓，邦迪同意在100多個大學播放的廣播節目中同他的批評者們展開辯論，這更是掀起了一波高潮。（在最後一分鐘時他不得不退出，因為總統急需他去處理在多明尼加發生的另一場外交危機。）政府當局派了一個「真相小組」去各大學宣傳，並就鴿派教師的指責做出回應。迪安·臘斯克尖酸地告訴美國國際法學會說：「我有時會驚訝于受過教育的人的輕信態度，以及一些人忽視事實的頑固態度，而這些人卻被託付去幫助國家教育年輕人，尤其還是要教會他們怎樣思考。」

東京灣事件發生后，美國暫停在越南的軍事行動，直到1964年11月1日美軍在西貢市以北20英里的邊和市的空軍基地遭到越共的迫擊炮襲擊之後，美軍才有所動作。這次襲擊造成5名軍事顧問死亡，76人受傷。聖誕節前夜，游擊隊再次發動襲擊，引爆了在西貢市布林克斯酒店安放的一枚炸彈。2名美國士兵在爆炸中喪生，共58人受傷，林登·約翰遜的愛國熱情因此被激發。他在白宮裡面踱著步子說，絕對不會讓他們殺害我們在那兒的小夥子們。他們這是蓄意挑釁，他要讓他們知道自己並不是「拿著雨傘的張伯倫式的人物」。顯然，北越人犯下了「侵略罪」。（「侵略就是一國不讓另一國安寧。當這種情況發生時，所有人都再清楚不過。」）指望聯合國採取行動將會是個錯誤。（「如果都是些事後的決議，能有什麼用。」）約翰遜不想以一個領導越南戰爭失利的總統形象被載入史冊。美國完全有能力教訓那些個子矮小、衣衫襤褸的共產黨人。東京灣決議賦予了約翰遜使用武力的權力，如果越共不撤退，他必定會那樣做。

卡邁克爾一度採取折中的路線，將黑人權力重新定義為：「黑人凝聚形成一股政治力量，他們選舉代表，或逼迫他們的代表為他們的需求代言……對他們說：『你看，夥伴，除非你為我們提供這些學校、醫院、操場和工作，否則我們不會投票給你。』」這種路線並沒有堅持多久。很快他就告訴聽眾：「如果我們得不到公平權利，我們就要把這個國家搞得四分五裂。」他還號召黑人「通過必要的手段為自由戰鬥」。在亞拉巴馬州的普拉特維爾，他說：「我們來這裏，是為了攪亂這個城市，我們一定要把它攪得天翻地覆。」他嘲笑約翰遜總統是「莽漢」「小丑」和「騙子」。他發現自己越來越認同黑豹黨的主張，認為其「權力交予人民」的口號意味著讓黑人獨享權力。接著，就像羅伯斯庇爾接替了丹東的職務一樣，一個更暴力的種族主義分子拉普·布朗代替了卡邁克爾擔任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的主席。當辛辛那提市區多地被自製燃燒瓶點燃，列火一直燃燒了5天5夜時，布朗告訴記者，「除非那些野蠻的白鬼子警察滾出去」，否則不會有和平局面。接著他宣布：「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已經宣戰。」

不信任是約翰遜在那個夏季埋下的一顆不幸的種子，另一顆則是在約翰遜召集來商討意見的人中最終產生的誤解。參謀長聯席會議以為他把數字控制在很低的水平，是為了讓自己有機會說服大眾相信他必須增加現有軍隊的數量；他們期望的最終數字是100萬。威斯特摩蘭看著河內軍隊以令人難以想象的速度不斷增援，便向白宮報告了此事。在他的計劃下最終能有64萬～64.8萬的軍隊供他指揮，而且他信心滿滿地認為白宮會對他有求必應。他的參謀還籌謀了一個應急計劃，打算使美國駐越南援軍司令部的兵力達到75萬，該數字被認為合情合理。但是國防部長的猜想讓人匪夷所思。多年後，仍只有少數了解羅伯特·麥克納馬拉的人才能理解他的想法。這意味著要明白麥克納馬拉是個極具條理性思維、有條理清晰的大腦來適應雜亂無章事件的人。麥克納馬拉在1965年斷定，越南戰爭將會在1967年6月30日（也是當年財政年度的末尾）前結束。對他來說那將會是個完美時機，因為他的預算可以實現平衡。儘管威斯特摩蘭告訴他那根本不可能，他還是堅持這一看法。

為了和約翰遜抗衡，美國醫協僱用了23名專職人員對國會議員進行遊說，每日花費高達5000美元。總統則以親自打電話問候和邀請那些議員到訪白宮的方式作為回擊。他絞盡腦汁想讓法案通過。就在約翰遜要求制定醫保法案的204天後，1965年7月30日，他在杜魯門的故鄉獨立城簽署了該法案，81歲高齡的哈里·杜魯門在一旁笑容滿面。1966年7月1日，美國16萬老年病人被納入醫保補貼計劃。新澤西州的一位叫作尤金·施奈德的65歲的刺繡工人，在那個星期五的12點1分到紐約綜合醫院治眼睛，費用便是由社會保障部承擔的，他和伊利諾伊州內皮爾維爾縣的羅伯特·埃弗里夫人因此成為全美第一批享受醫療補貼的病人。美聯社的調查顯示，該計劃使得醫院的住院率增加了3%，每星期大約有10萬名新病人入院。

而強烈反應在其他地方持續帶來猛烈打擊。在波士頓，一位44歲的祖母路易絲·戴·希克斯因為堅決反對解決學校種族不平等的方案，而成為名人，後來還當選為國會議員。在底特律的阿爾及爾汽車旅館，一位黑人青年在警察問訊的過程中被殺害。槍殺他的那名警官稱自己是出於自衛，而一個全由白人組成的陪審團判他無罪。這表明此類情況並不只限於美國最南部的保守地區。亞當·克萊頓·鮑威爾被剝奪了他在國會中的席位。他的確行為不端，這一點毋庸置疑，但有人指出，托馬斯·托德則只是遭到了參議院的斥責。詹姆斯·格羅皮神父在密爾沃基開展的開放（種族融合）住房運動宣告失敗。萊斯特·馬多克斯宣誓就任喬治亞州州長，密西西比州州長競選的獲勝者是另一名種族主義者——約翰·貝爾·威廉斯。

星期六，屋頂上的狙擊手開始專挑士兵和警察作為射殺目標。消防員配備了防彈背心。警衛隊人數從1萬增加到1.4萬。星期六對40平方英里的地區實行戒嚴，星期日則擴大到46平方英里。不間斷的槍擊一直持續到8月18日星期三的凌晨，在一間黑色穆斯林教堂與暴徒們交火后，警察抓捕了35名黑人。至此，暴亂終於結束。在長達6天的暴力衝突中，共有34人死亡，898人受傷，4000多人被捕。損失預計達到4500萬美元。瓦茲騷亂造成的破壞使其成為自1943年底特律事件以來美國最嚴重的一次種族暴動，但事實上它獨具特色。儘管在這兩次事件中的死亡人數相當，但底特律事件的損失還不到100萬美元。美國其他地方也發生了騷亂。和瓦茲暴亂同期，芝加哥西岸發生了暴動。8月12日，一輛趕往西加菲爾德公園救火的消防車撞死了一名黑人婦女。黑人同警察以及200名警衛展開了兩夜的激戰，他們大肆搶劫，用酒瓶攻擊白人。暴亂造成超過100名黑人被捕，67人受傷。在馬薩諸塞州的斯普林菲爾德（並非大城市中的黑人居住區），18名黑人在一家夜店外面被捕，於是黑人們群情激奮地指責那7名警察的殘忍行徑。黑人用自製燃燒彈炸毀了許多白人開的商店，因此導致大規模的抓捕，國民警衛隊再次被調過來穩定局勢。斯普林菲爾德的4000名黑人舉行遊行示威，遊行隊伍最終到達市政廳。在那裡爭取種族平等大會的全國大會副理事長喬治·威利對他們說，「北方爭取民權的鬥爭」會比南方「更持久、更血腥、更艱苦」。

1965年夏季的種族騷亂狂熱而短暫。直到8月的第二周爆發瓦茲騷亂之前，美國仍有希望不爆發重大騷亂事件。第二年卻完全是另一個樣子。洛杉磯又一次響起警鐘，但這次是在3月，一群黑人學生朝一名白人教師的汽車扔石塊，襲擊其他白人，後來開始搶奪財物。洛杉磯警察在前一年學到了很多經驗，一夜間便成功鎮壓了新的威脅，只有兩人死亡。但就算洛杉磯以微小的代價躲過這次暴亂，美國其他地方也不可能全都免於災禍。幾乎美國的每個黑人居住區都發生了反社會的暴力事件。在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黑人於4月開始騷動。到5月，加利福尼亞州的三個城市已進入臨戰狀態。克利夫蘭也於6月末爆發了類似的騷亂，兩周后奧馬哈、得梅因和芝加哥也加入其中。接著是布魯克林、巴爾的摩、珀斯安博伊、普羅維登斯、明尼阿波利斯、密爾沃基、底特律、代頓、亞特蘭大、舊金山、聖路易斯，還有佛羅里達州的龐帕諾比奇、喬治亞州的科迪爾、伊利諾伊州的西塞羅和密歇根州的蘭辛、馬斯基根、本頓港和傑克遜。等到夏末，共有7人死亡，超過400人受傷，大約3000人被捕，因破壞、搶劫和縱火造成的損失超過500萬美元。截至1966年年底，美國當年一共遭受了43起種族騷亂的破壞。

關於越南戰爭的方方面面，最難以理解的也許是缺乏真正意義上的規劃。戴維·哈伯斯塔姆後來就發現「無論是對作戰任務還是軍隊人數，那些官員從未有過明確規定。回想起來雖難以置信，但事實就是如此。在戰爭策略方面，從未有過一個明確的數據或者對其進行過清晰的闡述」。唯一確定的是1965年美國投入越南戰爭的人數越來越多。8月，美軍如潮水般湧向越南，而到9月，軍隊人數顯然將突破20萬。

參議員尤金·麥卡錫在使約翰遜失去國會的一致支持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他曾表示約翰遜是那種有點弄錯了時代的總統，在美國實行羅斯福式的新政政策——社會福利法案，而美國的問題癥結並非在此。麥卡錫的這個說法只給出了謎語的一半答案。這個觀點還需推敲，比如說，20世紀60年代美國面臨的最嚴峻的挑戰是富裕而非貧窮。麥卡錫稱約翰遜完全誤解了美國自由知識分子的脾性：「他總是對他們談起他主持通過的一系列法案——流水賬一般無聊，卻不知道他們對此已不感興趣。」

美國捲入越南戰爭中的時間已經遠遠超出了「二戰」和朝鮮戰爭。這場衝突看起來更像是白人和亞洲人之間的鬥爭。駐越南軍事援助司令部用多彩的名字來給這些戰鬥命名，它們讓人聯想起叢林中的苦難生活以及國內日益產生分歧的人民心中越發強烈的痛苦。其中有阿特爾伯勒行動、海軍陸戰隊廣場行動以及馬希爾行動、雙鷹行動和白翼行動。然後還有達多行動、881高地北坡行動、祿寧行動、瘋馬行動、霍索恩行動和德浪河谷戰役之後損失最大的一次行動——黑斯廷斯行動。接著是881高地南坡行動、溪山行動、康天的3個紅色高地行動，以及阿速坡行動。一個位於西貢河與西貢以北20英里的13號鐵路之間，由廢棄的橡膠種植園和熱帶雨林組成的三角形區域——鐵三角，被越共佔據長達20年。在1967年1月的雪松瀑布行動中，3萬名步兵對鐵三角地區發動襲擊，這是美國參戰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戰鬥。但一個月後的章克申城行動的規模更大。45000名美國士兵向接近柬埔寨邊境的C地區逼近，企圖徹底摧毀越共軍事基地。他們的確做到了，但之後又不得不讓敵人重新奪回，因為越南共和國軍隊即便充當防守部隊也無法堅守住陣地。

在45英裡外的格林伍德，卡邁克爾被關押7個小時后被釋放。在一定程度上，他的困境是他的激進態度造成的結果。白人自由主義者對此感到很失望，他們的貢獻遠不及過去在塞爾馬事件上那樣慷慨。食物和住所都是問題，卡邁克爾被捕就是因為他在一所黑人學校操場上搭建帳篷。正當他爬上另一輛平板卡車對在格林伍德聚集的人群講演時，他聽說了有關里克斯演講的消息。他使用民權運動領袖從黑人牧師那兒成功借鑒來的重複和問答的技巧，提醒他的聽眾：他那次就是在一所黑人學校的操場上被警察逮捕。「所有人都可以佔有我們的社區，除了我們自己之外……現在我們要奪回來，奪回那些具有代表性的東西。我們才不會擔心這些東西是不是歸白人所有——也許是黑人的。不要覺得羞愧。我們——要求——黑人——權力！」

聯合參謀部的長官們想對北越進行大轟炸。他們告訴總統，這樣才會讓敵人屈服，而後逼迫他們來到談判桌前。顯然，轟炸戰略對約翰遜政府具有強大吸引力。其中的原因並不清楚。兩位有影響力的民主黨人喬治·鮑爾和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思都在「二戰」后參加過美國的戰略轟炸調查。該調查發現盟軍的轟炸不僅沒能打亂德國的戰爭生產計劃，反而鼓舞了德國人的士氣，而且德國是一個工業化程度較高的國家。如果空軍都不能給德國以沉重打擊，那麼面對經濟落後的亞洲國家越南，其成功機會則會更加渺茫。

按照慣例，衝突的起因又是和警察的衝突。星期五下午晚些時候，警車受命前往羅克斯伯里（波士頓東南部的一個黑人聚居區）的格羅夫大樓福利辦事處集合。一群接受救助金的婦女正在舉行抗議福利政策的遊行示威。她們想要更多的救助金，還要求得到更禮貌的對待。當時已經過了福利機構的開放時間，這些婦女仍不肯離去。她們手挽手攔在門口，不準工作人員離開。警察破窗而入。一群黑人聚集起來，朝他們扔瓶子和石頭。更多戴頭盔、持警棍的警察趕來，他們迅速衝進已亂作一團的人群中。人群四處逃散，這個行動卻是個錯誤。黑人暴徒組成小隊，他們砸玻璃、搶劫掠奪、放火燒屋、襲擊白人，在羅克斯伯里橫衝直撞。在黎明前，1000名警察與同樣數量的黑人對抗。到星期日晚上，暴亂才漸漸平息，有70人受傷，連接波士頓市區和郊區的主幹道藍山大道上的15個街區變成了一大片垃圾場。

約翰遜提交醫療補貼法案5天後，又向國會遞交了另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構想——「實現全民受教育機會」計劃，此計劃要求為公立大學和教會學校撥款10億美元。為天主教教會學校提供聯邦資金支持的做法與過去全然不同，這必然會在眾議院引起一場激烈辯論。然而約翰遜深知，在美國的4000萬學童中，約有600萬孩子在擁擠不堪的教會學校念書，若教會將他們置之不管，那麼他們勢必得依靠公共撥款的支持。另外，排斥他們會得罪國會中的天主教議員，導致他們為報復而投反對票阻止為公立學校提供聯邦撥款。因此，約翰遜決定將所有學校都納入他的教育法案中，他還對外表示，自己拒絕任何修正案，他的提案連一個逗號都不能改。在被稱為「靜電複印國會」（戈德華特最先開始使用這一稱呼）的第89屆國會，約翰遜呼風喚雨，各種事務都得心應手。教育法案僅用87天就在國會兩院獲批通過，總統稱其為「我所簽署的最重要的法案」。簽署儀式定在得克薩斯州的一個只有一間教室的學校里舉辦——約翰遜小時候曾在這裏上過學。一同出席儀式的還有約翰遜當年的老師，現在他72歲，已經退休。

經濟機會局在華盛頓租用的7層辦公大樓被批評者稱作「貧窮宮殿」。共和黨明尼蘇達州的眾議員艾伯特·奎伊說：「經濟機會局做的事不僅會給國家帶來恥辱，更會帶來一場全國性的災難。」施賴弗甚至承認，經濟機會局的項目中最成功的「啟蒙教育計劃」在密西西比州的實施一團糟，像裙帶關係、利益衝突、對政府公車的挪用以及把補助款給不在本州的人這一類的事情阻礙了該計劃的順利進行。

然而，此時約翰遜正處於提交大量社會立法案給國會的階段。他擔心，如果戰爭的實際花費被外界知道，立法程序會驟然中斷。約翰遜對身邊的人說：「我對經濟學了解不多，但我卻很了解國會。」他們之中有人後來認為應該把這個剖白刻在他的墓碑上。「我現在就可以把『偉大社會』計劃付諸實踐——這是一個黃金時期。我們有稱職負責的國會，我又是個合格的總統，能夠讓國會通過法案。但如果我談到戰爭的開銷問題，『偉大社會』計劃就無法通過，增稅法案也無法通過。老威爾伯·米爾斯會坐在那兒，友好地對我表示感謝，退還我『偉大社會』的法案，然後他告訴我，他們會很高興花掉戰爭所需的一切經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