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 終嘗惡果（1961～1968年）
第三十二章 走投無路
剛到夜晚時，東北電網覆蓋區僅有的亮光來自於蠟燭、手電筒、汽車燈以及一輪明月。之後，電力供應開始一個地區接一個地區地恢復。佛蒙特州和新罕布希爾州南部，在停電后30分鐘到2小時之間恢復了供電。康涅狄格州在5點30分斷電，雖然恢復供電較慢，但是到了11點30分，除了12個城鎮之外該地區已經全部燈火通明。紐約市恢復得最慢。布魯克林到星期三下午2點才恢復供電，那裡成千上萬沉睡的居民得知這一消息的方式同其他地方的居民一樣：他們睡覺前都沒有關掉牆面和燈上的開關，所以當他們的卧室被突然恢復的燈光照亮時，他們便驚醒了。皇後區恢復供電是在凌晨4點20分，曼哈頓和韋斯切斯特是在早上6點58分，布朗克斯則是在早上7點。個別地區仍舊沒有恢復供電。韋斯切斯特縣富人聚居的佩勒姆莊園直到星期四才恢復供電。事後，一位佩勒姆莊園的女住戶說她「點了很多蠟燭」，「維持著爐火」，而且「一直在回想在以前沒有電的時候，佩勒姆莊園的人們是怎麼過日子的」。
如果一代之後，農場主的兒子仍然生活在這個農場里，那他的世界將會完全不同。民間資源保護隊種植的樹保持了水土，帶狀播種和循等高線開溝將使產量提高。150億美元的農業機械投入終止了汗水和勞苦對農耕者的統治，過去用於種植動物飼料的6500萬英畝土地現已用作農業生產。雜交玉米的出現，使得在不擴大種植面積的情況下，美國玉米產量提高了20%。在30年代棉桃象鼻蟲的威脅下，南部農民被迫放棄種植棉花，學習種植其他農作物——因此收入比原先多了2倍。新一代的農場主現在生活在繁榮的新農村，每天開車沿著碎石小路去市場。農場主的妻子則在掛滿各種鋥亮用具的廚房裡忙碌，腌肉木桶被寬敞的冷藏庫取代，家裡的食物也更美味。下午，她還有時間親自去鎮里一趟。她可以定時去美髮，和城市裡的女人一樣穿合成纖維做成的衣服，而不是像她媽媽一樣穿方格花布裙子和棉布長襪。
1967年「愛之夏」運動中，有人靠販賣DMT（二甲基色胺，合成迷|幻|葯的一種）、墨斯卡靈、梅太德林、LSD以及更受歡迎的（也更安全的）大麻發了財，這些毒品被賣給那些感到幻滅的中上層階級人們的子女，那些人離開讓自己深感窒息的呆板生活，「去干他們自己的事」，因而湧向嬉皮士的群居地去。火鍋、噓聲、瑪麗簡、草葉、瑪麗·沃納——各種大麻的別名人們耳熟能詳，在墨西哥以每千克（2.2磅）35美元的價格出售。走私到美國境內后，1千克從150美元漲到200美元。再分裝成34盎司一袋來包裝，算下來每盎司價格達25美元，摺合1千克850美元。合成大麻——大麻香煙，以每支1美元的價格在街上出售。海洛因毒品更賺錢。馬賽的地下藥劑師用1千克的嗎啡製成海洛因就可以獲利700美元。曼哈頓的毒販用1萬美元購進1千克的海洛因，然後分裝在塑料袋裡在街頭出售，每袋中只含5%的海洛因，摻著白糖或奎寧粉。用這樣的販賣方式，最初的2.2磅原料可以賺到2萬元。這項買賣的市場正在迅速擴張。據聯邦麻醉品和危險藥品管理局估計，僅一年內美國就有68000人吸毒上癮。
據說，嬉皮士最偉大的一年可能開始於1967年3月26日復活節禮拜日，當天有1萬名青年男女聚集在紐約中央公園的牧羊草地上向愛情致敬。他們放風箏、扔飛盤、手拉手組成「友愛之圈」，在彼此的臉上畫畫，齊聲喊道：「香蕉！香蕉！」這是由於當時流傳的一種荒謬說法，說香蕉皮碎片具有讓人產生幻覺的功效。同一個星期日，在美國的另一邊，有15000名青少年在舊金山歡呼，積極響應利里博士花衣吹笛人似的號召：「關注現場，聽從當前發生的一切，離開高中、大學和小學……跟我走，這是條艱苦的道路。」
其實這一假象早就引起了經濟學家的注意。他們通常認為這種雙面性並無害處，因此沒有必要提及。雖然有欺騙，但在這種與真實脫節的現象中，大多數時候還是會講究政治倫理的。然而，專家階層的欺騙性比表面情況看起來更嚴重。隨著約翰遜政權走到末期，而越南戰爭又得不到妥善解決，美國商人震驚地發現，示威人群開始把矛頭對準他們，指責他們生產凝固汽油彈之類的產品是犯下了重罪。他們對此無法理解，難道這些憤怒的人群不知道企業和政府天生就是死對頭，不可能成為同謀嗎？他們堅信這一點，而且以為所有人都很清楚。但是情況顯然不是這樣。真實情況是，60年代初讓艾森豪威爾擔憂的軍事-工業綜合體，到60年代後期一直在不斷發展，以至美國形成了（沒有其他名稱來形容）計劃經濟。
電視轉播的體育節目本身就不令人滿意。它使得那些本應（即便只為自己的健康著想）在戶外運動的千百萬人成為整天喝著啤酒、挺著脹氣的肚子、看著年輕的運動員在華麗的運動場上歡樂地蹦跳奔跑的觀眾。運動場中最華麗的要屬休斯敦耗資3200萬美元建造的裝有空調的透明圓頂體育館。該體育館設有46000個軟座和3萬個停車位。鋼架圓頂的設計，使比賽能在雨天正常舉行。這個超級體育館的設計者一心想讓場館在惡劣的天氣狀況下照常使用，反而忽視了另一種可能性：陽光可能會晃眼。當那種情況真的發生時，他們驚恐地發現，在圓頂場館耀眼的陽光照射下，棒球外場手沒法接飛球。起初棒球比賽只能在陰天舉行，即便是這樣，外場手仍需戴上擊球頭盔。後來圓頂天窗被塗成了灰色——意味著不論天氣好壞，比賽都得使用燈光。
20世紀中葉，化學療法在初期的發展是良性的。20世紀30年代後期出現了磺胺類藥物。接著有了盤尼西林（1943）、鏈黴素（1945）、可的松（1946）、促腎上腺皮質激素（1949）、土霉素和金黴素（1950）、索爾克氏疫苗（1955）、脊髓灰質炎疫苗（1960）以及鎮靜劑，這些葯連同眠爾通和利眠寧一起把精神疾病平均的治愈時間縮短了一半。所有這些藥物第一次面世就被人們被稱作「靈藥」。由於這些新藥物的使用，一直以來困擾人們的疾病得到了有效控制，有些病甚至被根治。1959年，醫院開出了超過579噸的鎮靜劑，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社會對這種藥物的需求量。就在20世紀60年代初，夏季的那幾個月里，小兒麻痹症嚇壞了患兒的父母；1952年發現了57000個病例。現在一切都成為了歷史。
毋庸置疑，越來越多的女孩四處尋找機會，她們成雙結對地在街上遊盪，或在周末跑到大學校園裡。單身漢去芝加哥拉什街的約會酒吧——「監獄」「庫房」以及「76酒精」——喝酒，很快就會有女人上來搭訕和陪喝，女人擺出種種新姿勢和男人調情。紐約大學的女生中，有1/3坦承曾和完全陌生的人有過一|夜|情。根據60年代的調查數據，全美有過婚前性行為的女孩人數翻了不止一倍，5年間，該數字又增加到了65%。在歐洲，調查員發現，會自願描述性經驗的女孩是男孩的兩倍之多；在美國則剛好相反。坦承曾撫摸過男性生殖器的女大學生人數激增。高中女生試圖營造一种放盪不羈的氛圍。《17歲》雜誌調查發現，為實現這一目的，40年代後期，該雜誌10個訂閱客戶中就有9人使用睫毛膏，而過去的訂閱客戶中只有1/5的人使用。魯迪·根賴希說，20年前，女孩喜歡甜美天真的打扮；現在「她們雖未滿17歲，卻練就出一种放縱和刻意淫|盪的神情」。端莊嫻靜的女孩完全消失。低俗語言不再使她們感到震驚；她們自己也會使用。如果她們想要發生性關係，她們會直言相告。在電影《所有相愛的情侶》中，疲倦的妻子等著發生性關係，用焦急的聲音說道，「我們什麼時候上床？」
對於那些對新繁榮持懷疑態度的人來說，透明圓頂體育館是代表庸俗和過度消費的神殿。它設有53個私人包廂，5年為一個租期，每個賽季租金從15000～34000美元不等。在下面的球場看球看煩了的人，還可以去私人俱樂部。裏面設有酒吧和電視，室內裝修全是以「塔西提島的假日」或「法國式遊獵」為主題。根據館內員工不同的工作性質，共設計了50多種制服（地勤人員穿航天服）；每個工作人員都被送到學校接受了3周培訓，學習如何正確展示該體育館的形象。場館內最壯觀的景象出現在一次由本館棒球隊的主場比賽中。球迷們永遠不會忘記那一幕，有些圍觀的投手更是久久無法平靜，當時，電子記分板瘋狂地計算著分數。火箭升空，炸彈爆炸，角上掛著美國國旗和得克薩斯州旗的電牛橫衝直撞，電動牛仔對著它們射出電子子彈，管弦樂隊同時激|情四射地演奏著《得克薩斯之眼》。
此後，凡是滿腹牢騷反對使用代工機器的人一直被稱為盧德派。在約翰遜擔任總統期間，那些批評美國越來越被技術奴役的人，常被指摘為盧德主義的擁護者。在學生騷亂事件中，這樣的說法有時講得通。教授的講義被撕毀，設備被破壞，劍橋的一台電腦上貼著一張紙條，上面的內容是抨擊通過使用技術來增加利潤是犧牲了美國工人的利益。這同內德極其無效的行動一樣可笑，但是反對技術統治的事例並不完全荒謬。有想法的人們厭倦了許多事：收到被穿孔機打孔的郵件，乘坐有自動按鈕的電梯，在收銀台前排隊，閱讀用死亡人數來描述的戰爭報道，在電話上聽錄音消息，以及在政治選舉中被當作民意測驗的百分數。尼古拉·馮·霍夫曼指出，遊行的學生抗議的是「用計算機錄取、測試以及考核」他們的做法。某航天公司的一位前主管在洛杉磯成立了一家婚介服務公司，共有6000名客戶，這個「人類倉儲公司」聽起來不免讓人有些寒心。每個人都有自己關於計算機的恐怖經歷，有些還非常特別。奧爾巴尼一家醫院給一名婦女寄去了一張「包皮手術」賬單。1966年波士頓市長約翰·科林斯原本處於可以連任的優勢地位，但在初選的前3天，市政府的計算機自動做好準備，計算好並寄出了3萬份下水道稅費拖欠賬單。這位市長因此落選。
警察不會同意這一說法。在過去的10年裡，青少年被捕人數猛增了86%。僅在「從加利福尼亞州到緬因州的一些中學」里發生暴力事件一個星期後，《時代周刊》的一個標題便稱「青少年作亂了」。魯思·肖恩勒·卡萬教授出版了第一本關於上層階級和中產階級青少年犯罪的社會學教科書，其中論述了包括她所說的「酒精-汽車-性行為」的各類犯罪。在一些過去安寧的社區，現在重罪案件已屢見不鮮。聯邦調查局表示，美國因兇殺、強|奸、搶劫、故意傷害、入室行竊、汽車偷盜等罪行而被捕的人中，18歲以下的青少年幾乎佔到了半數——而在郊區則佔到一半以上。從1960年開始，許多郊區開始制定青少年行為準則，但這些條款並不具有法律約束力，全憑自覺遵守；它們的主要價值在於證明父母的權威已破產。《酗酒少年》連環畫中的警察說，「在孩子們看來，社會什麼也不是，事實也經常如此。蓋洛普民意測驗報告稱，父母和子女的價值觀有著驚人的不同。3/4的青少年說他們知道考試作弊再平常不過。他們對此不以為然。」
由於工業革命而失業的英國手工業工人於1811年發誓與剪毛機和動力織布機勢不兩立，他們以在他們父輩那個年代的一個糊裡糊塗地破壞機器的工人的名字為他們的組織命名，並退居到舍伍德森林深處，提出了一個不容商議的要求：
簽署者：申訴軍總司令
多虧有晶體管收音機，人們仍然能夠收到無線電廣播，不過，這對困惑不解的聽眾很難說有什麼大的幫助。評論員上氣不接下氣地說道：「加拿大現在陷入了一片黑暗……原因不明……這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一次停電……約翰遜總統召集了應急計劃小組……立刻調查……就怕是有人蓄意破壞。」也有人暗示說是戰爭和核災難，直到科羅拉多州的斯普林斯戰略空軍指揮部說「一切順利」，謠言才不攻自破，一切恢復正常。局部地區仍舊爆發騷亂——馬薩諸塞州的斯普林菲爾德市發生了搶劫，沃爾波爾的馬薩諸塞州監獄發生了大規模的暴亂，釀成了幾起慘劇。紐約的一名男子被發現陳屍于飯店的電梯井底部，手裡還握著一支熄滅的蠟燭。
紐約市在5點27分斷電。內利斯正準備推動8個按鈕，以切斷這座大都市電力系統和總電網的連接，但為時已晚。這個錯誤可以原諒，因為自愛迪生在1879年發明第一盞實用白熾燈以來，電流就一直以光速傳輸，這是關於電力消耗的知識中少數仍未改變的一個事實。但後果仍舊讓人目瞪口呆。除了斯塔滕島和布魯克林的一個街區外，紐約全城停電——一切地方都斷電了：照明、電器設備、地鐵，所有工作都沒法繼續下去。在未受停電影響的新澤西蒙特克萊爾，一個婦女正從畫框式的窗戶向外望，欣賞著曼哈頓萬家燈火的美妙夜景，她想叫她十幾歲的兒子也來看看。可當她再次回到窗前時，城市早已消失不見。加拿大航空公司的羅恩·喬治機長駕駛的飛機正在肯尼迪國際機場上空準備降落。他朝下看了看跑道，又讀了讀儀錶上的數據，再回頭時——只看見冥河般的黑暗。飛機場也隨之消失在黑暗中。
「我願意引導你去探索一切，得到你對我愛的回報。」
人類健康面臨的最大威脅當然是毒品。嬉皮士完全不知道他們購買的毒品的成分；路易斯·拉薩格納醫生髮現很多人拿到的是獸醫用的麻醉劑，有些甚至純粹是尿液。在那個夏季，很多人都在試用STP，這種新合成物來源於「地獄天使」牌摩托車使用的一種燃料添加劑。5000～10000粒STP膠囊被分發出去。這種膠囊深受嬉皮士少年的喜愛，他們稱之為「精神擴張的魚子醬」。醫生髮現該葯極具危害性，如果將其和LSD的解藥氯普馬嗪一起服用，STP就會變成致命毒藥。被其他嬉皮士稱為「來得快」或「冰毒鬼」的人也在使用梅太德林；當他們嗑藥變得高度興奮時，他們幾乎可以做任何事。同時，布法羅的邁蒙·科恩醫生宣布，對LSD和氯普馬嗪的初步研究表明，兩者混合會引發染色體破損，造成自發性流產或者產生畸形嬰兒。
或者
為什麼我們不能？為什麼我們不能？
美國最早的商用計算機發明者約翰·莫奇利曾預言說：「只有四五家大公司能夠有效運用這些機器。」他低估了他的天才發明。1955年美國有1000台計算機。1960年，據政府工程師估計，5年內計算機的使用量可能會達到15000台。5年之後，實際投入使用的計算機有25000台。到1967年，又增加到4萬台——僅聯邦政府就有大約2000台。
但是LSD的服用者——他們稱之為酸劑，將幻游描述成一次喜悅歡脫的旅行。《紐約時代雜誌》的一位供稿人寫道：「當你坐在公共道路邊的石頭上，扔一粒藥片進嘴裏，你就可以聽見腦中響起的各種美妙音樂，且能一直持續幾小時，誰還需要爵士樂或者啤酒呢？一瓶蓋的酸劑只要5美元，這樣你就可以聽見宇宙交響樂，裏面有上帝的獨自吟唱以及聖靈的鼓聲。」
披頭士樂隊唱的那首《黃色潛水艇》，其實是幻游的委婉說法，還有另外一首帶有LSD含義的歌曲叫作《草莓田》。小學生們回家時跟著《雅克兄弟》的曲調唱著歌，令他們的媽媽驚訝不已。歌詞是：
父母們否認他們自己過度享樂和縱容子女，不贊成示威遊行的父母則認為遊行抗議是少數人的行為。蓋洛普民意測驗報告顯示，有72%的學生沒有參与任何示威活動；《財富》雜誌的民意測驗結果表明，只有12.5%的大學生持「革命的」或「激進的反政府」觀點；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只招募了7%的大學生入會。但是格勞喬·馬克斯的講話代表了千百萬老一輩美國人的觀點，他說：「將你在報上讀到的學生稱為少數是沒有用的。他們並不佔少數，因為他們有可能全是你的家人；並且你得等到汽車回家后才能確認你的女兒未曾懷孕或染上麻風病。」
一個長笛手抗議說：「我們嬉皮士是愛眾人的，我們顯然不是頑固的人。」令他們驚奇的是，少數民族群認為這片地區是「他們的地盤」。他們的確是這樣想的。一個黑人抱怨說嬉皮士少年佔領了湯普金斯廣場公園。這個公園一直以來是他和他的族群所有，他們擁有的東西並不多，至少公園是他們的。而現在，這些年輕的不速之客堅持要同他們分享這個地方，於是不可避免的事情發生了。暴力一直是少數民族群居住區的一大威脅，毫無防備的嬉皮士成為暴力襲擊的對象。在那一年的陣亡將士紀念日，少數民族裔的少年們襲擊了一名29歲的嬉皮士女孩，剝光了她的衣服。在中央公園，一群黑人襲擊了一名15歲的女孩和她17歲的情人（典型的例子，她並不知道他的名字，對她而言，他只是「那個詩人」）；女孩遭到強|奸，男孩被打得不省人事。在加利福尼亞州，一個毒品販子被殺害，右前臂被人砍了下來。沒過幾天，另一個毒販也被殺死，屍體被塞進一個睡袋裡，掛在懸崖峭壁上。
20世紀60年代里反覆被報道的新聞事件，除了黑人社區的騷亂、達拉斯年度慶典、戰爭暫時停火外，還有紐波特爵士音樂節和勞德代爾堡青少年因飲酒而引發的騷亂。然而，青少年酗酒的普遍程度並不應這般讓人驚訝。在某種程度上，他們是在展示自己的社會角色。他們富裕、缺乏真正的責任感、處於失業人群之外的位置，這些使他們具有休閑階層的所有屬性。
技術向來是美國的國家優勢所在，但它也是奇迹和憂慮產生的根源。1985年，一份叫《合眾國評論》的期刊預測說，在50年內，「機器將會承擔所有的工作——自動化裝置會發號施令。」這使人們可以有空「去相愛、學習和玩樂」。但
九_九_藏_書當60年代大學校園搖擺在暴亂的邊緣時，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思卻不這麼樂觀。他感覺到一種「我們的教育制度過度為經濟目標服務的危險」。埃里希·弗羅姆警告說：「一個幽靈潛伏在我們中間……這是一個新的幽靈：一個完全機械化的社會……由計算機主導著，在這個社會進程中，人類自己也被轉化成了整個機器中的一個部件。」到了60年代後期，數百萬美國人的錢包里裝著多到20個的各種號碼，有些證明他們的不同身份，有些是日常事務中必需的，所有這些幾乎要把他們變成雜亂無章的微粒——郵政編碼、區域代碼、血型號碼、駕駛證號、汽車牌照號、社會保險號碼、入伍編號、賒購賬戶以及支票戶頭號，以及讀書會員證、人壽保險單、護照、出生證和結婚證、財產抵押書以及退伍軍人證的編號。《商業野獸》一書的作者推薦了一個名為「計算機卡片輪盤賭博」的遊戲，即用膠帶遮住卡片上的小孔，然後用刀片新開一些小孔，再把代碼數字通過電磁輻射顯示出來。一個加利福尼亞州的看門人收到他兩個星期的薪水——一張5000美元的支票后，除了氣體彈性研究員、慣性系統工程師和超導體研究專家以及數字電路設計專家外，每個人都為他高興。總之，這是屬於他們的偉大時代。
實際上，在當時，黑人、激進分子、女權主義者以及其他所有感到一直被有組織的社會所欺騙的人，都習慣稱這個社會及其一切功能為「制度」。這個單詞經常被隨意使用，以至於變得毫無意義——盜竊商店的行為被稱作對制度的打擊，電視節目安排不佳也是制度的錯。但該詞在有些情況下的使用則展現了人們對這個社會系統運轉的一種深刻直覺。1965年11月9日那個令人難忘的星期二夜晚最能說明這一點，那一晚社會主要的公共服務設施之一——供電系統竟出現嚴重故障，這不僅讓那些反制度的人覺得自己一語成讖，更使其他人感到驚慌。
有時，受邀前來的客人更糟糕。他們會相互比賽，看誰能給主人家帶來更大破壞。人們仍然記得那個在長島南安普頓，為了慶祝金髮女郎費爾南達·沃納梅克初次進入上流社會社交圈，在她繼父母的有30間房間的別墅中舉辦的一次聚會。當時《時尚》雜誌評選出的800多位「漂亮小孩」全部受邀參加這次聚會。在樂隊離開后，他們中的127位開始破壞別墅，砸毀窗戶，撕碎窗帘，在吊頂燈飾上打鞦韆，拆掉電話，打碎燈具，帶走用具，還把大多數傢具都扔到海灘上。他們的惡作劇造成的損失，估計在3000～10000美元之間。
1967年，讓-雅克·塞爾旺-施賴伯的直言不諱使美國讀者大跌眼鏡，他聲稱：「自戰爭結束以後，聯邦政府一直同美國企業合作開發先進技術。」他還說，「幾乎美國所有的大企業都受到聯邦的大量補助。」這些說法看似毫無可信度。羅斯福的繼任者仍盤踞在華盛頓，斥責經濟保守派和貨幣兌換商；而美國製造商協會中的董事長們譴責華盛頓方面的家長作風；美國商會發言人繼續解釋說，政府從來不參加任何生產活動，本質上它是寄生性的，而經濟發展主要依靠為盈利而不惜承擔資金風險的企業家。
那裡並不是一個好地方。旁邊有一個蒼蠅成群的廢品回收站和一個昏暗的酒肉鋪。鍋爐房裡散發出狗屎和垃圾腐爛的臭味。一盞沒燈罩的日光燈照著剝落了油漆、斑駁的牆面，爬滿蟑螂的白色牆磚以及一張骯髒的床墊。琳達跟著一個叫作「帥氣的」詹姆斯·哈欽森的文身流浪者來到這個散發惡臭的幽會地。偵探和警察拼湊出整個故事經過：琳達脫|光衣服趴在床墊上，就在這時，琳達和哈欽森發現還有其他人在。這間屋子經常被當作毒品交易的接頭地點，當時4名吸過「來得快」正處於幻游狀態的人也在這間屋子裡，他們執意要和哈欽森分享他的女朋友。女孩拒絕了他們的要求。哈欽森想去保護她，他的臉被人用磚頭砸扁了。琳達被強|奸4次后，臉也被打爛了。兩具屍體仍保持著臉朝上的姿態，她的蕾絲內褲被發現丟在一旁的角落裡。
上面這話是在1967年說的。加爾布雷思沒有想到在4年的時間里，他關於所有接線員都應是女性的論斷會引起爭論。昨天還不言自明的道理到今天卻成了邪說。這也許就是科學技術對美國最突出的影響。這種變化是翻天覆地，無法阻擋的。60年代美國社會生活出現不和諧狀況的原因之一就在於此。職業技能很快就會過時，導致年輕人做職業規劃非常困難，有時幾乎不可能。例如，在1967年，對化學工業所做的統計中，其半數營業額都來自於對那些10年前根本不存在的產品的售賣。其中一種產品是避孕藥，它對美國女性未來的巨大改變起著決定性的作用。那時，白人女性的平均壽命正在接近80歲（白人男性是75歲）。科學技術正不斷改變著未來的形態。1968年，赫爾曼·卡恩和他所在的哈得遜研究所發表了一份1000頁的研究報告，描述了在2000年美國的未來生活。他們預計，到那時美國的人均年收入會達到7500美元。研究所表示，一個星期工作4天、每天7小時的工作制將會是大勢所趨；除此之外，人們每年還有13個星期的假期。那時，人們會把享樂而非成就當成人生目標。人存在的理由，甚至存在本身都將以現在人們難以想象的方式發生改變。
新「左」派對社會的看法是認為社會本質上充滿陰謀。他們認為社會被制度掌控，而這一既成體制又由企業家、軍事領袖以及企業巨頭組成的一個權力精英群體操控。他們秘密談論著發動革命，而一場真正意義上的革命是以國家實力的增強為開端——而這正好是他們極力反對的。同一切運動類似，他們的革命也有許多特殊用語：「對話」「創造性緊張」「不可協商的要求」「非暴力的」以及其他語彙。但這些用語的含義通常模糊不清。例如，「不可協商的要求」本身是可以協商達成的，朝警察扔石頭和瓶子被認為是非暴力的。
美國文化深受性|愛的侵染，這無疑是美國人婚前和婚外性行為大量增加的根源。性|愛場面隨處可見——在廉價雜誌架上、電視熒屏上，在廣告、雜誌、流行歌曲、戲劇、音樂劇以及日常對話中。貝蒂·弗里登引用一個心理學研究的內容說，20世紀60年代，大眾傳媒中提到與性相關的內容增加了至少250%。《紐約時報書評》指出，描寫動物和人類之間「情」事的書很受讀者歡迎。美國郵局收到的反對色情刊物的抗議信在6年的時間里翻了一倍，1965年更是增至13萬封。
要展望未來，不一定非要理解技術革命對美國的既有影響。僅僅是對過去的一次回望就足以讓人震撼。在30年代初期，那些現在已頭髮花白、開始謝頂的屬於搖擺世代的中年人才剛十幾歲，而當時美國還沒有被技術影響的最大群體是農業人口——人數超過3000萬。在那個年代，農民甚至缺乏涵養水土的基本知識，這也就是後來造成毀滅性沙塵暴的原因之一。由於農村沒有通電，農民閱讀時只能使用油燈。由於沒有電，尋常農婦每年需從井或泉中汲取28噸水。她的黃油攪拌器是手動的。她在白鐵皮盆子中洗衣服，用木桶和鹽腌制鹹肉。她丈夫的勞作更為艱辛。早上他給奶牛擠完奶后，要花兩個小時照料馬匹，然後才能動身去做計劃白天要做的事。馬和騾子是他的主要交通工具——當時美國共有2000多萬頭，他去鎮上走的是土路。後來，他的生活會得到不了解農場生活的現代人的同情。曾經有人就農場的一日三餐寫過一些荒謬至極的廢話，實際上就像克萊德·布里翁·戴維斯在《輕率的時代》里指出的那樣，「大多數烹飪方式都是用油煎——甚至可以說是低溫油炸。傳統的美國農民形象就是細脖子、平胸，再加上因為消化不良所引起的腸胃脹氣而導致的大肚子。」
參与反文化運動的青少年人數究竟是多少，這個問題的答案完全取決於不同的定義。如果把吸食大麻的人包括進去，那將會是一個巨大的數字。美國醫學會毒癮調查會主席亨利·布里爾醫生預計，20世紀60年代初美國只有幾十萬人抽大麻，而到60年代末卻增至800萬人，且其中大多數是十幾歲的少年。這是迄今為止最為保守的估計；美國公共衛生署給出的數據是2000萬。《花|花|公|子》雜誌的調查報告顯示，47%的美國大學生承認吸過大麻，儘管只有13%的人說自己經常吸。家庭收入高的孩子最常吸大麻。僅有2%的大學生承認直接把梅太德林或「來得快」（液態安非他命）注入血管，而只有1%的人服用其他毒品成癮。
城市裡的勞動方式也發生了改變。無產階級正逐漸消失。諾伯特·威納在《控制論：關於在動物和機器中控制和通信的科學》（1948）一書中說道，「拿再低工資的工人也比不過蒸汽挖掘機和電鏟。」早在20世紀上半葉，自動化就使普通勞工人數從1100萬銳減至600萬。在接下來的13年裡，美國的勞動力增加了600萬——達到7060萬人，但是，勞工人數持續減少。藍領高級技術工人成為人數不斷縮減的少數。在艾森豪威爾的年代里，雖然汽車產業的生產工人減少了172000人，但汽車的年產量卻增加了50萬輛。曾經強大無比的工會勢力衰微，因為機器不會罷工。工會領袖變得保守，對進步遲疑不前，有時甚至和自己的宿敵——企業主——結成同盟。同時，市場對男性壯勞力的需求減少，為女性進入職業市場開闢了新的工作領域；並且隨著工作目標的改變，這一趨勢將更加明顯。工人不再只從事商品生產，而是進入了更加廣闊的服務、娛樂以及休閑行業。在這個「大眾消費的新社會」，喬治·莫里寫道，「人面對材料並用它製造出新東西的舊公式，已變成人面對人並勸說他採取行動的新公式。」
不過，他們在某些方面的手段可謂高明。他們的遊行往往是做給電視新聞攝像師看的，他們深諳在媒體上營造戲劇效果之道。1964年學生們為支持密西西比自由黨，設置糾察線包圍民主黨全國大會會場就是例證；1967年10月他們向五角大樓進軍是又一個例證。他們似乎經常以引起全美國轟動效果為目的來製造駭人事件。1965年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取消不許共產黨員和伯奇協會會員加入該組織的禁令。新「左」派大肆鼓吹他們神聖的三巨頭：馬克思、毛澤東和赫伯特·馬爾庫塞，他們熱烈擁護馬爾庫塞的「有差別寬容」理論，也就是打壓對他們不利或對他們有威脅的觀點。他們反對後備軍官訓練營，反對徵兵和凝固汽油彈的運動是合情合理的，在畢業典禮上高調離開也是正當抗議，但馬爾庫塞本人反對他們提倡炸毀公共建築的做法。幾乎所有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學生領導人都醉心於暴力，在談及沙倫·塔特謀殺案時，該組織的成員伯納丁·多恩說道：「你聽好了，首先要殺掉那些豬玀，然後讓他們與那些噁心的屍體同屋吃飯，吃飯時用叉子戳進那些死者的肚子里！那太瘋狂了！」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對數以萬計的父母親來說簡直是噩夢。對於20世紀60年代的父母來說，大蕭條時期的童年記憶仍歷歷在目，他們不知道美國已非常富裕，有能力解決流浪漢的生活問題，更不知道自己的孩子竟想成為流浪漢。聯合報社報道稱：「這些孩子看起來像流浪漢，行為舉止也跟流浪漢無異，但他們並非普通的流浪漢。他們中的大多數都在中產階級家庭環境中長大，讀過高中，通常實現了美國夢——大學畢業。」而現在，他們的父母提供的照片掛在警察局的公告板上，旁邊是哀求人們提供信息的尋人啟事。照片並不能起到多少作用。因為照片拍攝時這些孩子還沒有不規矩的表現，因此並不能提供與他們現在的新生活有關的線索。
「不要相信任何30歲以上的人！」最狂妄的人舉著的條幅和徽章上這樣寫道，這是個殘酷的事實；很多30歲以上的美國人都想要再找回年輕，想分享青年們追逐和熱衷的東西。他們也放著唱片，大跳瓦圖西舞、滑行舞和村舍乳酪舞，蹦跳著玩擲飛盤遊戲，冒著生命危險去騎摩托車，嘲笑《畢業生》這部電影，甚至還玩巨型球。披頭士樂隊引領了長發風潮，青少年們效仿，不久，中年人也加入其中。為了讓自己看起來更年輕，男人女人都戴假髮。嬉皮士通常引領著成年人中的流行。「我留意這些少年的裝束打扮」，魯迪·根萊西說，「對這種風格進行定型，然後再加入自己的想法，這就是新的流行樣式。」年齡大一點的美國人對迪斯科非常著迷，向少年們打聽哪裡可以跳這種舞；一些自作聰明的年輕人告訴他們到「文森特·梵·高-高」或「很久以前，以前」去。婦女們則去找整容外科醫生做眼皮手術（350美元）、隆鼻手術（500美元）、皺紋去除手術（600美元）、面部磨皮手術（500美元）、皮膚祛疤手術（275美元）、隆胸手術（165美元）、腹部緊緻手術（500美元）和大腿緊緻手術（650美元）。《生活》雜誌在有關60年代的專刊上說，「年輕就是好，正如人們曾經都想有錢一樣，現在人人都想變年輕或顯得年輕。流行服飾、電影、書籍、音樂，甚至政治，都以青年的口味為主導。」
顯然，那個夏季發生了許多駭人聽聞的事情。騙子和小偷也在跟蹤這些年輕的嬉皮士。在《家庭》雜誌中，桑德斯把嬉皮士比作「被受傷豺狼圍困在山谷中的肥美兔子」。他寫道：「幾乎只有住在這裏，才能理解1967年春夏席捲舊金山梣樹嶺地區的這股狂熱。要尋找愛情和嬉皮士就去舊金山的說法在美國散播開來。」但是在梣樹嶺，等待著他們的卻不止這些。「梣樹嶺地區招來了留著長發的邪惡罪犯。騎車的人想用粗暴而殘酷的手段奪取LSD市場。滿臉粉刺的梅太德林癮君子出售著劣等的麻|醉|葯。有撒旦崇拜者和撒旦-強|奸犯雙重身份的嗜殺成性的人紛亂湧入人們的臨時住所。開始出現有人在公園裡遭到搶劫的情況。種族衝突也不斷發生。在這之中，有一個留鬍子的小個子精神病患者經常去阿弗朗舞廳看「感恩而死」樂隊的演唱會，而且喜歡在舞台正中蜷縮成嬰兒的模樣。這個瘋子有著隱秘的野心，他勸誘女孩與狗媾和，還會把漂亮女演員的眼睛挖出來后粘在牆上。不久，他的名字，查爾斯·曼森，傳遍了梣樹嶺。
60年代後期，人工流產變得更容易，女孩們因此感到更安全。更加先進的節育措施並不是濫交增加的原因。早在這些技術發展之前，濫交就已出現。40～60年代，非婚生嬰兒翻了一番，其中40%的母親還是十幾歲的少女。赫金傑報告發現，在一些環境複雜的社區，女孩被認為應當在她16歲生日那天和她的固定男朋友發生性關係；如果她不這樣做，就會被人瞧不起。在奧克蘭的一所高中，女孩懷孕很常見，她們甚至可以生完孩子再來上課。紐約東部富人居住區的一家醫院報道稱：未婚母親的人數在6年間增加了271%，《紐約時報》援引瑪格麗特·麥科馬克博士對懷孕的看法，說「曾經只有大學才會面臨的問題，現在卻發生在高中甚至初中。」她說，紐約一所中學一年內有240人懷孕。1961～1962年，避孕藥大量被使用；到1967年，中學女生的非婚生育率持續下滑。但從未有人表示人們不再喜歡性|愛。
穿著白大褂的科學家拿著秒錶和其他測量工具，通過在實驗室的觀察獲取大量性知識。其中最有名的當屬威廉·馬斯特斯博士和弗吉尼婭·約翰遜博士，最終兩人結為夫妻。他們在聖路易斯繁殖生物學研究基金會資助下的研究發現非常寶貴，挑剔的評論人士為他們所做的男女性|交過程的測量和拍攝感到震撼；後來他們不得不轉向木炭過濾器和活動翻蓋盒。馬斯特斯和約翰遜使用的設備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根塑料電動陽|具，它自帶微型照相機和冷光照明，可以觀察和記錄陰|道中發生的變化。這根人造陽|具的大小還可以調整，使用它的女人可以控制它的深入長度和推動速度。該發明無可避免成為某些小說的靈感來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羅伯特·凱爾的《窺視下的維納斯》（1968）。故事最後，失望的女主人公回到了性實驗室，企圖毀掉塑料陽|具卻因電擊身亡。
內德·盧德執事
高中生吸食它；
在講究文明禮儀的高檔建築的男洗手間里，通常在小便池上方會懸挂標示：離開洗手間前請檢查衣著。教養好的男孩不需要任何提醒；他們從小被教導永遠不要在公開場合系褲子的紐扣。因此，當看到1966年的電影《諜追諜》中弗朗索瓦茲·多萊亞克從洗手間出來，在合演的男明星戴維·尼文在場的情況下，伸手到褲襠處平靜地拉上褲子拉鏈，觀眾們感到震驚。正是這些時刻讓人想起兩性間的脆弱平衡已被改變，而且很有可能永遠地改變了。女性正在進入一些過去由男性主導的職業領域：電話接線員、礦業工程師、下水道工人、卡車司機、秘密情報特工。她們中越來越多的人也染上了男人的壞毛病：醉酒、青少年犯罪、襲擊和鬥毆。婦女解放組織領袖泰-格雷絲·阿特金森把婚姻稱作「奴役」「合法強|奸」和「無償勞動」，她反對「由依賴感建立起來」的兩性之愛。婦女解放運動並不局限於美國，1970年，貝爾納黛特·德夫林被她的崇拜者推選為愛爾蘭年度人物，挪威那1162名在出海時懷孕的女水手，要求政府補貼的申請得到了批准。但60年代末期，婦女大規模上街遊行卻仍是在美國發生：芝加哥3000人，印第安納波利斯2000人，波士頓2000人，在曼哈頓，5萬人沿著第五大道遊行，她們昂首挺胸，在擺脫胸罩束縛后，胸部的抖動明顯可見。
哈維·斯瓦多斯談到60年代初的大專院校時說，人們「害怕被指責為激進分子、『左』派分子、顛覆分子的心理似乎已經完全消失」。許多人甚至很歡迎此類稱號。進入大學校園的學生通常來自中產階級自由派家庭，他們的父母在麥卡錫時代飽受摧殘——在某些方面受了最沉重的打擊。這些孩子決心不再忍受威脅和壓迫。他們加入了諸如學九*九*藏*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瓊·貝茲爭取非暴力學會、杜波依斯俱樂部和青年社會主義聯盟等組織的分會。他們懷著滿腔誠摯，卻不懂政治。在60年代結束之前，新「左」派的戰略方針將會激怒其幾乎所有的潛在同盟者，其中就有他們的父母——這一點在某些人看來可能是問題的關鍵。
汽車方面的情況已經夠糟了——一些善於思考的美國人已開始意識到底特律對環境產生的影響，普遍富裕逐漸被認為是一個不好的社會狀態，而知識分子的擔憂遠不止於這些。美國上下自動販賣機的貪婪似乎很難填滿。從艾森豪威爾時代到今天，國民的個人可支配收入幾乎翻了一番。但在30年代人們抱著特彆強烈的信念，說人只要有錢就會理智地進行消費，這種說法已成為破碎的夢。埃德蒙·威爾遜諷刺地寫著那些「沒有營養的食物，不能滅菌的殺菌劑」，以及「對皮膚有害的化妝品，腐蝕汽車的潤滑油」，還有「毒害樹木的殺蟲劑」。繁榮的60年代，正是這些「名牌」的繁榮發展期。至少在大蕭條時期，你不至於被迫在自己的起居室里看到這些東西。電視廣告商現在正以庸俗不堪的方式以及令人厭惡的色彩大肆推銷這些東西，這不禁讓人聯想到美國會怎樣處理這批垃圾。在1969年美國職業棒球聯賽決賽之際，莫比爾石油公司的一份新奇的廣告提出了解決方法。顧客只需購買3美元的汽油，就能獲得一個足以裝下「22磅，4立方英尺」垃圾的塑料袋。廣告詞中提到，「你一定會高興地把它扔掉。」事實的確如此。
參与這次運動的女性不|穿胸罩是時尚界諸多變化中的一種。當米婭·法羅把頭髮剪得極短后，女孩們全都湧向理髮店換髮型，以使她們看起來像男孩。她們把陸海軍商店圍得水泄不通，購買水手粗呢上裝、海軍軍士襯衫和喇叭褲。平底笨重的方頭鞋在她們中流行起來，許多女生把男人剃鬚後用的乳液當作香水用，《福布斯》雜誌因此抱怨說男女開始變得氣味相同。1966年，倫敦東區的模特崔姬的體重只有91磅，女人們紛紛節食效仿，身材凹凸有致竟被認為是反女性的。她們想看起來強勢，於是閃亮的尼龍材質衣物開始流行，堅硬的金屬織物也大行其道。長褲套裝出現了——並不是那種可愛的褲裝，而是男性化的、經過特殊剪裁的褲子。拉鏈和紐扣不在褲子兩側，而是跑到了褲子前面，像弗朗索瓦茲·多萊亞克穿的那樣。而且據說有些女孩子的褲子前後都可以拉開，以便她們可以站著小便。巴巴拉·塔奇曼抗議說，越來越多的女人開始像洛麗塔或者馴獅人了。婦女解放組織領袖稱塔奇曼為「湯姆大嬸」。
LSD，LSD；
我們永遠不會放棄使用武器，（直到）下議院通過法案，取締一切對百姓有害的機器，並撤銷對搗毀剪毛機的人實行絞刑的裁定……我們不會再請願——那沒用——必須戰鬥才行。
美國人口中的其他人都以此為榮——教育幾乎已成為一種世俗的宗教，成為包治一切社會問題的良藥，然而，大學生變得越加對社會不滿並且情緒焦躁。他們的未來籠罩著太多的越南戰爭陰雲，越南戰爭變得日益可怕和讓人沮喪。大學生們對這種解決衝突的方式表示不滿，此舉得到全美15萬終身教授中上萬人的支持，他們不受外界紀律的約束，只有死亡和私人醜聞才會使他們離開教授職位。最後，許多學生認識到社會對高等教育的熱情來自於教育的市場價值，他們因此感到困擾。就像聯邦資助計劃通過資助發明微電路來提高美國的技術水平，政府對教育的補貼也有助於學校給美國培養未來的技術專家、管理人員以及消費者。大學生們發現讀大學的最大收穫就是他們樹立了一種恰當合宜的懷疑態度，而現在他們卻被要求扼殺這種懷疑態度，進而成為企業和政治官僚制度中的齒輪。數百萬的父母並未覺察出這有什麼不對；然而，他們的子女卻開始產生另一種想法。他們互相轉告說：「這樣的扼殺是在玩弄我們，是在殘害我們。我們再也不能忍受了。我們將要推翻它。」
大麻，大麻；
那種認為美國納稅人在企業與政府的合作過程中受到欺騙的看法是錯誤的。政府有義務發展航天事業；電子計算機已成為國家戰略機器必不可少的部分；交通方式的改進符合大眾利益的要求；國家威望的提升也從中獲益。塞爾旺-施賴伯就曾對美國人的聰慧羡慕不已，稱讚說：「他們近期的發明大都有聯邦基金庫的支持，政府用資金資助了人們所能實現的最賺錢的產業。」單是宇宙空間研究的衍生產品就使我們了解了真空作業時所需要的耐熔金屬和設備，這本身就是一筆巨大而珍貴的財富。在聯邦保證支付大筆資金的前提下，五角大樓、國家宇航局、原子能委員會和聯邦航空署才有可能創造奇迹；如果不是這樣，這些奇迹可能還得再等一代人的時間。從攝影技術的發明到照相機的生產，其間經歷了112年（從1727年到1839年）。電話發明的間隔是56年，收音機則為35年。華盛頓通過支付技術研發費用和保證最終產品的市場份額，將原子彈最終製造成功的間隔縮短至6年，晶體管縮短至5年，集成電路縮短至3年。也有案例是不符合這個過程的，但那是對進步的阻礙。許多美國人都覺得這些很有說服力，但真實情況未必如此。
發生這一連鎖反應的部分原因，毫無疑問，在於現代通信手段的便捷和系統性。「世界社區」這一概念正逐漸變成現實。每塊大陸在一定程度上都知道其他大陸發生了什麼。被賦予新含義的「制度」一詞，被翻譯成每個工業國家的語言。正如暴動表現出的那樣，學生激進分子並沒怎麼使用這個詞語。而這種感覺卻是全球性的，無論是在亞洲和東歐，還是在老瓦巴什大學的榆樹下，人們的反感都一樣強烈。
大學生製造它，
富裕家庭的青少年在家中裝有鑲板的娛樂室里聚眾吸毒十分常見。1960年，韋斯切斯特縣的警察緝捕隊最早發現了這一現象。家長在感到震驚之餘，感嘆說還好不是在酗酒。接著，加利福尼亞州南部旅遊勝地聖卡塔利納島的警察宣布說，富裕家庭中十三四歲的孩子酗酒再平常不過，還稱將來會向醉酒小孩的父母徵收每小時2.5美元的看管費，直到父母來認領他們。美國有50%～66%的青少年有定期喝酒的習慣。在紐約的揚克斯，高中各年級學生中有58%的人有喝酒習慣，其中64%的人說他們開著家裡的車出去喝酒。玫瑰谷的居民稱，在費城的一個郊區，青少年被允許帶酒參加聚會。他們的父親則擔任酒保的工作。這讓人不禁想知道克拉倫斯·戴的父親會怎麼想。
要討好十幾歲青少年的廣告商，把他們叫作「當下的一代」「新興人類」「百事可樂的一代」以及「到處去、舉止隨便的一代」。約翰·布魯克斯指出，他們是約翰遜繁榮時代最明顯的受益者：「美國青少年和其他人一樣變得更富有，而且更引人注目。國民財富日益增長，加上對青年的縱容已成為美國人的一種習慣，使青少年手中的現金空前增多。」要使他們收支相抵並不總是很容易。1964年，哈佛大學完全算不上貧窮的1939屆畢業的學生表示，他們中有78%的人覺得給子女錢花成了他們為人父母的主要問題。只有6%的人認為向子女灌輸道德觀念也很困難。這些孩子並不那麼遵守道德規範。一個男孩只要花12.5美元就可以給女孩買一隻代表「關係穩定」的指環，指環看來跟結婚戒指一樣——當然汽車旅館的老闆也無法辨別真假。如果隔天他們有負罪感，他們可以到一些專門為年輕人開設的教堂去懺悔。俄勒岡州波特蘭的伊曼紐爾醫院甚至專門開設青少年住院部。弗蘭克·泰勒在《星期六晚郵報》上發表了一篇名為「如何在醫院度過歡樂時光」的文章，描寫了這類住院部的真實情況。病人們享受著「無限量供應的點心，爵士樂即興演奏會和輪椅競速賽」。古板的營養學家遠遠地站著，聽任那些年輕人「每天的午飯和晚飯都吃熱狗和漢堡」。
60年代的青少年們在無聊或喝醉時，經常變得極具破壞性。密蘇里州漢尼拔的一條簡短新聞傳遞出美國人鍾愛的傳說已被改變的傷感事實。在漢尼拔卡迪夫山腳下，樹立著湯姆·索亞和哈克貝利·費恩光著腳拿魚竿的雕像；一塊牌子解釋說，這是湯姆和哈克「恣意玩耍打鬧」的地方。但在60年代末期，任何想在天黑以後模仿他們做法的男孩，都會面臨被逮捕的危險。由於青少年破壞行為的泛濫，10點以後，在卡迪夫山——以及漢尼拔的所有地方，都不準青少年閑逛。
新澤西州神經與精神病研究所的漢弗萊·奧斯蒙德醫生為LSD起了一個新名字。他將其稱為「迷幻劑」，意思是「精神擴張」。60年代開始時，外界並不知道這種無色、無氣味、無味道的葯。後來哈佛大學的兩位心理學家，蒂莫西·利里和理查德·阿爾珀特開始在他們的同事、一些作家、藝術家、教士和志願囚犯身上做實驗。利里和阿爾珀特於1963年被哈佛大學開除，但到那時，LSD已經小有名氣。經歷一次幻游或慾望被喚起，成為大學校園裡的身份標誌。食品及藥物管理局對此深感不安，於是警告大學校長說，服用這種藥物是一項「有害的和危險的行為」。桑道茲製藥廠停止生產這種藥物。密歇根州、新澤西州、內華達州和加利福尼亞州都通過了相關法令，禁止生產任何形式的此類藥物。但是禁令完全沒用；服用該葯的人仍然持續增加。
學生的第二個缺陷在於他們高估了自己的力量。1966年，他們信心滿滿地反對羅納德·里根競選州長。結果卻出乎意料，里根以大約100萬票的優勢獲勝。同一天，共和黨在國會新增了50個席位。「1966年選舉中最明顯的意外之一」，亨特·湯普森指出，「是新『左』派對自己影響力的錯誤估計。激進派和嬉皮士聯盟原來指望選民拋棄國會中的『右派分子、戰爭販子』，但結果卻是『自由派』民主黨人遭受打擊。」此外，分析家得出結論，在加利福尼亞州，新「左」派反對里根，實際上卻造成他選票的增加。面對這樣一個大眾關心的問題，里根儘力加以利用。他以對反叛學生的處理過度寬大為理由，迫使科爾辭職，而任命強硬派的塞繆爾·早川擔任舊金山州立大學校長。對搞政治的學生持敵對態度的地區並不限於加利福尼亞州。中西部一個州的議會將州立大學預算削減了3800多萬美元，並提高了學費標準。在其他州，議會大多也都提出旨在壓制學生中異見分子的法案，其中有8項得到通過。俄勒岡州長湯姆·麥考爾在談到示威者時說，「美國人已經感到再也無法忍受。」盧·哈里斯報道稱，有62%的學生家長認為，在大學維持紀律比激發求知慾更為重要。《生活》雜誌評論說，「簡單說來，不同輩的人對於最根本問題的看法不同，這個問題就是：『教育的目的是什麼？』」
達拉斯地區檢察官亨利·韋德說：「若在科頓圓形競技場中看到色情雜技表演，我並不會覺得太吃驚。」在曼哈頓42號街第7大道和第8大道間的街區，巡邏的一位警察說：「如果一位小老太太想買《紐約時報》，她要爬過三排《Screw》色情雜誌才能買到。」《Screw》《Suck》《desire》《Gay and Coq》——所有這些低俗雜誌都爭相展示模特更多裸|露和下流的姿勢，以期在發行量上把對手比下去。在邁阿密，經驗豐富的模特邦尼·達尼亞說，她剛當模特時，攝影師會給她看打排球或者游泳者的裸體照。「而現在，你必須得有交換妻子、性|虐待以及女孩和女孩進行性|交的場面。拍照於是搬到了室內進行。」
「如果有人喜歡你，毫無意義，除非她喜歡你到永遠」
北達科他州大學一直是美國最平靜、表現最好的大學之一，直到該校校報《學生》提議在附近的扎普鎮舉辦歡樂周末活動，情況才有了變化。扎普鎮鎮長諾曼·富克斯很高興，他寫信給附近的各大學，承諾供應「特殊風味的札普漢堡」和大量「健康、純潔、吃飽喝足、笑得肚子疼、流眼淚的歡樂」。他還弄了一件印有「北達科他州札普鎮——歡鬧之地」字樣的圓領汗衫，並且宣布這次盛會叫作「札普集會」。人們談論說，扎普會成為北方的勞德代爾堡。鎮長完全不了解這一切的隱含意義。他治下的城鎮有300人。1969年5月9日星期五晚上，接近1000名學生（90%是男生）從5個州趕到扎普。鎮上的3個旅館全都客滿。當溫度降至零度以下時，學生被凍僵了，於是他們在街上燃起了篝火，而木柴則是從酒館里的桌子和座位上拆下來的。接著，他們開始闖入商店和住宅。第一起衝突事件接踵而來。一輛消防車趕到，他們控制了車子並將其拆卸。在500名國民警衛隊士兵到來前，遊客已經造成了總計達1萬美元的損失。
顯露藥物革命陰暗面的第一個跡象出現在1962年，8000名歐洲婦女服用一種叫「沙利度胺」的新型鎮靜劑后，生下四肢殘缺的嬰兒。多虧食品藥物監管局的弗朗西斯·奧爾德姆·凱爾西博士，沙利度胺並未獲得在美國廣泛使用的許可。儘管如此，一些在調查目的名頭下被誤導服用這種藍色藥片的孕婦，還是生出了畸形嬰兒。如果藥物可以導致這個問題，那麼任何事情都有可能。美國人葯櫃裏面的藥品數量空前增加。醫生現在每年開出價值約為20億美元的處方葯，其中包括新研發的巴比妥酸鹽、安非他命、催眠葯和抗抑鬱葯。除此之外，黑市規模巨大，日趨興盛。每年安非他命，或者說是興奮劑的生產量為80億粒，其中一半都用於非法銷售。外行常稱此類興奮藥物和巴比妥酸鹽為「軟」毒品，把海洛因，嗎啡和可卡因稱為「硬」毒品。但實際上恰恰相反，藥物學家認為老式毒品含有鎮靜劑相對確定，而新型毒品因其不確定性而更具危險性。一些毒品已成為美國文化的一部分，為大眾熟悉並且有了流行的別名，像是「藍堅鳥」（阿米妥鈉）、「紅鳥」（速可眠）、「大黃蜂」（戊巴比妥鈉）和「興奮丸」（加安非他命的巴比妥酸鹽）。
就在那時，《舊金山紀事報》的一名記者已經稱這些新一代的放浪之人為「嬉皮士」，隨後這個運動席捲美國，繼而成為一種國際現象。嬉皮士群居地在紐約、波士頓、芝加哥、洛杉磯和亞特蘭大興起，嬉皮士在墨西哥、加拿大、倫敦、羅馬、東京——甚至在寮國，都建立了營地。到這時，許多嬉皮運動的領袖先後離開，因為他們對那些在接受報社記者和電視評論員採訪時作秀表演的人十分反感。採訪該運動的著名記者亨特·湯普森說：「1965年是做嬉皮士最好的一年，但那時並沒有太多可以寫的素材，因為並未發生許多公共事件，私下發生的大多數事情又是非法的。而對嬉皮士真正有意義的一年是1966年，儘管當年還缺乏宣傳，但等到1967年，美國鋪天蓋地而來的都是對嬉皮士運動的報道。」
所有這一切都使得美國人文主義者非常不安。這些人在政治上屬於自由主義者，而在社會態度上卻越來越保守。40年代末，《1984》一書為他們敲響了警鐘。在艾森豪威爾時代，一種文化貶值的風氣在他們之中流行起來，因為隨著技術進步浪潮而形成的拜物風潮讓他們非常不安。在他們看來，美國正逐漸被有意操縱消費者喜好的人所奴役。在通過新興計算機得出的數據中，有對操縱大眾的行為如何影響消費者負債情況的分析。消費者負債率從1956年到1967年間增加了133個百分點，達到991億美元。單是購車的負債率就增加了117個百分點，達到312億美元。這樣看來，威爾·羅傑斯一直沒錯；這個國家正坐著汽車奔向貧民收容所。
而現在，這個女人正在熒幕上和另一個女人的丈夫發生性關係。電影一旦受到限制，就可以著手探索性行為的所有視覺可能。傑克·瓦倫蒂離開白宮后成為美國動畫影業協會的主席，在他的帶領下，1968年好萊塢開始採用電影分級制度。G類電影可以供所有家庭成員一起觀看，另外還有m類（建議成年人觀看）、r類（要求16歲或以上人群在父母或監護人的陪伴下觀看）和X類（禁止16歲以下的兒童觀看）。
性在一些奇怪的場合也成為熱議的話題。教皇保羅花了5年的時間在避孕問題上尋找答案，最終在1969年7月29日發布了一篇7500字，題為《論人類生活》的通諭，通諭中反對避孕。成百萬的美國天主教信徒勃然大怒。舊金山大學（基督教會學校）城市生活學院的調查表明，70%的美國人支持節育。絕大多數年輕牧師也持同一看法（儘管90%的老一輩牧師持反對意見）。在華盛頓，一些反叛牧師發起靜坐示威，另有142名牧師向他們轄區內的大主教帕特里克·奧博伊爾遞交了表達抗議的信函。當大主教在聖馬修教堂開始佈道宣揚順從神意時，200名教眾起身離開座位向外走去。布法羅7名牧師因散播分裂言論而被神學院開除。反抗仍在繼續。第二年，聖保羅-明尼阿波利斯教區的前任輔理主教娶了一名紐約的離異婦女。很快，關於牧師結婚的事——尤其是牧師同逾規越矩的修女結婚的故事，就失去了新奇性。
無論數據以什麼方式表現出來都具有欺騙性。極端主義者總是能吸引少數人。1861年，美國北方只有少數人是廢奴主義者；1776年，真正渴望領地獨立的殖民主義者也只佔少數。社會群體情緒的最好風向標，是它得到的同情，而不是參加人數的多少；但若如此，學生暴動就完全是另一種情況。蓋洛普民意測驗表明，有81%的大學生對高等院校的行政當局不滿。另一民意測驗報告顯示，超過九-九-藏-書50%的大學生對美國的對外和對內政策持保留意見。
在一段時間里，這一情況可能只和極少數美國人有關，這樣引起的關注就更少了。美國社會所有階層都享受著約翰遜時代的繁榮生活。除非是在重大危機時期，否則美國極少會遇到抗議者湧上街頭、批評政府的麻煩。大多數人和現行體制都有著利害關係，歷史上那些激進運動在美國尋求聲勢壯大的過程中總是會遭受挫敗。然而，約翰遜的時代里卻迎來了一個重大變革。自「二戰」以來，美國學生人數大幅增加。珍珠港事件時期，美國適齡大學生中大約有15%上了大學。到1965年秋，適齡者中有40%在念大學——即有超過500萬年齡在18～21歲的大學生。4年的時間里，該數字將會增至670萬。現在，美國每年頒發的學士學位超過50萬個。政府每年在正規教育上的投入多達300億美元。事實上，上學已成為美國最大的產業，學生變成美國最大的單一利益集團。
60年代初，美國總人口中有一半在30歲以下。不久，半數在27歲以下，接著是25歲以下，其中17歲及其以下的人佔40%，而18歲以下的人口增速是其他部分人口增速的4倍。即便如此，許多人對青年人所謂的「以迪士尼樂園為代表的流行文化」仍持嚴肅態度。青年辯解者提醒他們蘇格拉底曾說過：「我們的年輕人喜歡縱情享樂。他們特立獨行，藐視權威，不尊重長者。現在的孩子很霸道。」此話的言外之意在於，既然古希臘人很久以前就被青年問題所困擾，當今的擔憂者不過是大驚小怪。格雷斯·赫金傑和弗雷德·赫金傑反駁說，真正的問題應該是：「希臘後來怎樣了？羅馬後來又怎樣了？或者，任何由自我約束轉變成自我放縱的文化後來都怎樣了？」
當時，包括內利斯在內的所有人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儘管聯合愛迪生公司的高級工程師此前曾多次討論過大規模斷電的可能性。他們的預測很准，聲稱可能會發生所謂的「級聯效應」，即由於電網中某個組成部分的電力需求過大、超出預期，它便會吸光電網中其他部分的電力供應。如果情況真是如此，那麼電網，也就是俗稱「東北電力網」內的每一個發電機，都會自動切斷電源以防止設備損壞。結果是，8萬多平方英里的地區便會即刻陷入黑暗。
然而，美國在這一風潮中扮演的角色很特殊。動亂的發源地是美國，這個世界上最富有和擁有最明顯青年亞文化的國家。外國的大學生對美國大學校園內發生的事情非常留意（「哥倫比亞大學正發生什麼事？」1968年巴黎大學的示威者問美國駐外記者），而美國大學生大多對國外學生的狂熱毫不關心。此外，在美國可能會找出導致年輕人躁動不安的狂熱氛圍。正如托克維爾所說，美國總是對青年持一種與眾不同的、近乎盧梭式的看法，因而他們自然會用教育來解決一切問題，無論問題是個人的還是有普遍代表性的。
這條規定雖然殘酷，但卻十分有必要；在密蘇里州和其他地方，財產被損毀的確是個現實問題。1968年2月的一個星期，30名紐黑文高中的學生因在自助餐廳暴亂中砸毀餐具而被捕，芝加哥郊外的梅伍德地區，500名男孩聚集在一起抗議返校節上的選美女王，因此和警察發生衝突，芝加哥鄧巴中學有接近3000名學生離開教室，向汽車扔石頭。在一次典型的郊區事件中，弗吉尼亞州亞歷山德里亞的一夥暴徒——一群政府官員的孩子，用棒球棍擊碎汽車的擋風玻璃，造成了7000～8000美元的損失。當他們被捕時，他們說自己那樣做是「為了好玩」。另一種流行的暴力事件是闖入聚會。有一段時間，每到周末，韋斯切斯特、費爾菲爾德、羅克蘭以及巴克斯郡——紐約周圍的一些富人聚居區，都會發生一連串此類事件。七八個青少年「不速之客」會在聚會高潮時闖入，打開大人們的酒櫃，砸毀玻璃器皿和傢具。
為歌頌自由企業，報紙刊登整版的大篇幅廣告——但孩子要擺攤做買賣必須要有父母的資助，這一點報紙卻沒有說明。報紙上的此番言論不適用於那些早在20世紀60年代時資產就佔到美國工業生產量2/3的500家大企業。蘭德公司的所有預算都由美國空軍承包，它哪裡還有風險可言？有五角大樓提供的資金做後盾，IBm（國際商用機器公司）又哪裡用得著發愁投資50億美元改進它所生產的第三代電腦的集成電路呢？國際電報電話公司立足於電子裝置的微型化工作，而美國宇航局也很清楚沒有這些儀器，載人飛行器就不可能到達月球，這又算得上什麼風險呢？隨著技術的不斷複雜化以及新發明投產時間被拉長，被委託進行技術突破的企業要求與政府建立長期的合作關係。企業經理和政府官員建立同一目標，一起制定預算並做出決議。如果新產品可以在市場上銷售，誰也無法阻擋經理們通過清空庫存來獲利，他們經常這樣做。集成電路就是一個例子，它能代替一連串相互連接的電子元件：晶體管、電阻、電容器、電子管等。沒有集成電路，巨大的航天火箭無法從發射台升空。有了它，北極星導彈和折翼式F-11戰鬥機的研製才能進行。波音超音速運輸機、歐洲的協和式超音速噴氣式客機原型樣機也離不開它。歐洲政府之間素來鮮有合作，但當需要製造微型電路時，他們便團結起來與僅有的三家美國製造商協商，這三家製造商分別是：費爾柴爾德公司、得克薩斯儀器公司和摩托羅拉公司。此時，他們才發現這些裝置造價昂貴。
《代達羅斯》季刊的另一位哈佛大學撰稿人亨利·穆瑞指出另一個出人意料的結果。他說，大多數青少年集團都是「因反權威、反父權的共同訴求而凝聚在一起」。強硬的人才能在家裡受到尊崇。社會視其正在籌劃反對父親的陰謀。最大的不敬便是來自於電視。電視中父親的角色都是些可憐蟲。《給爸爸騰個地兒》中說話毫無分量的爸爸，僅因為他妻子講話聲音最大，只得讓她佔了上風。《單身漢爸爸》中的本特利舅舅，受到他的外甥女和僕人的種種羞辱。還有被諷刺地稱作《爸爸最懂》的系列節目中，非傳統主角安德森先生在面對他的孩子的種種古怪行為時，他的反應永遠是：「我們先不管，看看結果會怎樣。」
嬉皮士少年面臨的最直接威脅並非來自於父母、警察、遊客或者新「左」派。他們搬去的居住地的低社會階層民族群體才是最直接的威脅。梣樹嶺是工人階級居住的社區；紐約東村的居民是義大利人、黑人、猶太人、波多黎各人以及烏克蘭人，所有這些人都在嘗試進入中產階級的下層。遊盪的青少年輕視自己的階級地位；而當地居民則希望他們的孩子能獲得這種地位，但苦於無法實現，他們因此感到憤憤不平。美聯社引用一位剛失業的20歲的搬運工的話說：「這些人想要退出。但想想那些努力進入的人，他們會是什麼樣的感受？」
青少年爭辯說，如果中年人可以換妻，那麼他們先試試有什麼不行？一些社區被這個問題所困擾，也非常清楚問題背後的誘惑，於是他們試圖通過制定社區規範來防止發生大範圍的濫交現象。一段時期內，公共海灘上婦女穿的比基尼被要求覆蓋到臀部以下兩英寸。不久，肯尼迪總統的遺孀被拍到穿三點式比基尼，這一規定因此被打破。無論是穿衣服還是裸體，只要有防晒乳，年輕人就可以在公共場合撫摸對方95%的身體。他們就這樣挑起了彼此的慾望，一旁的收音機里還傳出意味深長的歌詞：
在婦女解放運動高潮期，出現了許多同性戀和雙性戀的現象；凱特·米利特說她有時和女人上床，瓊·貝茲稱自己有過一段同性戀情。該運動中的女性非常反感被當作「性玩物」；女人們討厭男人向她們吹口哨，或是拍攝專為挑逗男性的廣告。在運動中大多數女性仍舊喜歡男人，儘管如此，異性戀解放組織領袖格洛利亞·斯泰納姆說：「男人們認為一旦女人得到解放，男人就不再會有性生活了。但他們並未認識到，如果女人獲得解放，意味著性生活的增多和品質的改善。」貝蒂·弗里登表示「美國女人的性渴望越發強烈」，戴維·里斯曼指出「數以百萬計的女人」成為「自覺的性消費者」和「同男人一起探索性領域的開拓者」。老一輩的美國人認為性開放的女人「放蕩」「淫|賤」，他們無法理解正在發生的一切。1967年，艾森豪威爾將軍參加孫女的畢業典禮，發表了對迷你裙的看法：「女孩們的腳踝幾乎總是乾淨好看的，但膝蓋就不總是那樣了。」當然，女人們非常清楚，令男人們感興趣的東西在膝蓋以上。
但是現在青年本身已成為一個問題，還是一個主要的問題。一個人們憂慮的來源是新的政治戰鬥環境。一個保守的教育工作者斷言校園將成為「毛澤東主義者、托洛茨基主義者、斯大林主義者、格瓦拉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烏托邦主義者和虛無主義者之間的鬆散聯盟」的藏身之所。斯皮羅·阿格紐在這個問題上發表了一些令人難忘的言論。在聖路易斯，他把示威的大學生稱作「不滿現狀者、激進分子、煽動者、溫和的和不溫和的叛逆主義者」，並說，「我願用這批該死的畜生交換我在越南看到的一個排的美國人。」在另一個場合，他稱大學是「那些特權過多、缺乏管教和責任心的孩子的馬戲帳篷和精神病院。因為他們的父母富裕、耽於享樂又對孩子縱容」。
耶魯大學學生因為一位很受歡迎的哲學講師想續約卻被拒絕而進行示威。舊金山州立大學舉行了一次反後備軍官訓練團的大會之後，有5個人進了醫院。在費爾菲爾德大學——一個由康涅狄格州耶穌會開辦的教會學校，學生們衝進一個上了鎖的書庫，將裏面收藏的禁書拿出來放在公共書架上供眾人閱讀。布魯克林大學的學生們將他們的校長從演講台上哄了下來，而在美國最大的天主教大學——紐約聖約翰大學里，學生們要求廢止出版物審查制度。密歇根大學的學生們進行遊行示威，反對抬高電影票價。斯坦福大學的三名系主任辭職抗議在課堂上朗讀色情詩歌，新澤西州費爾利·迪金森大學的學生組織了糾察隊，目的是為「表達廣大學生的不滿」。在1966～1967年，騷亂時有發生，較大的暴亂髮生在聖何塞州立學院，威斯康星大學、愛荷華大學、科內爾大學、長灘州立大學，並再度發生在舊金山州立大學。然而，所有這一切，僅僅是在給1968年這個極度動蕩的年份積蓄力量。亨特學院的校長說：「昨日的象牙塔已變成今天的散兵坑。」
3名黑人很快被捕，但大眾更關注的是那個女孩，而非這些害死她的人。顯然琳達過著兩種生活。在格林威治，她是有家庭教養的上流社會的孩子。跟她的父母一樣，她也是一名聖公會教徒；她最愛的放鬆方式是在高級的「圓山馬廄」紅葉道上騎馬。她的父親回憶起就在之前的8月份，他還表示過對嬉皮士的厭惡，而琳達的看法「跟我差不多」。她的母親回憶說，「琳達從沒有瘋狂迷戀過男孩。她很害羞。」勞動節周末后，她告訴母親她不想回奧德菲爾茲——位於馬里蘭州的一所昂貴的寄宿學校去上學。她想留在紐約生活和畫畫。她的母親後來說：「琳達視藝術為生命。她熱切希望自己能在藝術界做出點成績。」她告訴父母，自己在高雅的格林威治村酒店定了一個房間，她的室友，據她的描述，是一名家庭條件優渥的22歲的叫作寶拉·布希的接待員，於是她的父母同意了她的安排。
所有這一切對愛德華·內利斯而言都是老套路。他是一個精瘦、微禿的62歲老人，為紐約聯合愛迪生公司兢兢業業工作了41年。在靠近65街的曼哈頓西區大道128號的聯合愛迪生公司的電力控制中心是整個公司電子系統的樞紐，而內利斯此時就坐在控制中心控制員的座位上。該中心位於靠近65街的曼哈頓西區大道的128號，是這個公司電子控制系統的中心——房間內的天花板很高，異常整潔，略帶奧威爾風格，房間里擺放的各種儀錶盤和開關沐浴在耀眼的熒光燈的光下，所有這一切都在內利斯的視線當中。他警覺地瀏覽著儀錶上顯示的數據，以確保聯合愛迪生公司完成為本市供電的任務，而且因為該公司同時作為安大略省、紐約州和新英格蘭電力供應網的主要組成部分，還得確保公司正常為那8萬平方英里地區以及3000萬居民供電。不管怎樣，理論上就應如此。大約下午5點16分，內利斯從椅子上跳了起來，因為他看見所有儀錶盤上的指針開始劇烈擺動，控制中心也對此進行了激烈討論。
那年的一條廣告標語說，「如果有疑慮，那就買驗證后的商品」。但是懷疑派沒有絲毫猶豫。他們對所有大規模生產的商品都敬而遠之。在他們看來，市場是罪惡之源。他們年輕時所學的經濟學課程也失去了意義。埃里克·戈德曼寫道，「大眾最根本的問題已經有所改變，不再是有關溫飽住宿的問題，而是怎樣在令人不安的奇怪富裕環境中生活的問題。」戈德曼描述了「一種絕大部分人不再接受的一種分配不均的現象」。顯然，這部分人的聲音異常響亮。任何一家書店裡都有他們反對分配不均現象的論戰文集。這些著作有一個共同主題，那就是大眾文化必然導致軍隊-監獄國家的產生。
警察盡其所能幫助父母尋找孩子。救世軍在東村開設了一間叫作「回應」的咖啡館，在這裏，十幾歲的嬉皮士少年被規勸回家去。教會辦的「美洲越橘」收容所會幫助流浪到梣樹嶺的逃亡少年安頓下來，然後同他們的父母取得聯繫。一個醫生在舊金山為嬉皮士設立了一家免費診所。幾乎在一瞬間，他便迎來了大量的孕婦、性病患者和因不潔注射器感染上肝炎的患者。基本上梣樹嶺所有的嬉皮士都患有感冒或流感。有些嬉皮士想在金門公園過夜，卻並沒有意識到公園內隱藏的自動噴洒系統會在每天黎明時分開始工作。
那個夏季，旅遊車會被安排從梣樹嶺經過，以便遊客能看一眼那裡的奇怪景象。（有時會有一名嬉皮士握著一面鏡子同汽車賽跑。）在那裡和東村，還有一些兼職嬉皮士少年或「變形人」——他們是來體驗嬉皮士生活的老實人，周末是嬉皮士，星期一早上又穿回保守服裝、打扮一新回去工作。新「左」派人士對嬉皮士少年的看法同樣莫衷一是。最初，當利里接替馬里奧·薩維奧成為青少年的崇拜偶像時，新「左」派作家稱讚嬉皮士的率真和自發性。里根在總統大選中大獲全勝后，形勢有所變化。許多希望破滅的激進分子變得萎靡不振，放棄了希望，一段時間里他們靠吸毒來混日子。他們認為嬉皮士權力沒有政治效用。受到刺|激的新「左」派分子反駁說，嬉皮士缺乏「穩定性」和「活力」，說他們「精神上軟弱」，他們對於愛情的看法「如此寬泛和籠統，以至於沒有任何意義」，是真正的「虛無主義者」。嬉皮士對此回應：這是他們的事，他們打算這樣去做，你們管好你們自己的事情。
有些頗具洞察力的作者指出，知識分子的觀點並不總是符合邏輯。小威廉·懷特評論說，這是「一種倒退的觀點」，沒有認識到低級趣味盛行是「使更多民眾得以分享我們文明成果的結果」。卡羅琳·伯德指出，「一貫敏銳的人，有時卻認識不到正是60年代的充分就業造成了他們現在所體會到的道德、能力、禮貌、精力和紀律各方面的退步。」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思提醒自由人文主義者，他們不能對技術上的各種進步挑剔苛責。如果他們想要其中的一些，那就得忍受其餘部分。他們也不能只接受應用科學創造的奇迹，而否認使這一切成為可能的國家和企業之間的特殊關係：「每一個生來自由的人都有權厭惡這種妥協。但他的抨擊應當指向事情的根源。他不能期望將噴氣式飛機、核工廠和像今天這樣大量生產的現代汽車交由無固定價格和不能把握市場需求的公司去掌控。他唯一能做的是要求停止生產這些東西。」加爾布雷思仍然是高品質生活的堅定倡導者，但是他告訴評論界同行的卻是，在全面否定數字社會之前，他們應該反思的正是這種社會曾帶來許多現代人認為是理所當然的快樂，例如，「電話如果沒有自動接通裝置，依照目前的通話量來看，大概需要動用美國所有的女性勞動力資源才能處理妥當。」
20世紀60年代後期，每個電影季的限制級電影都比以往走得更遠。即便是報紙上的電影宣傳廣告，也成為少兒不宜的東西。《我很好奇（黃色）》播出時激起了軒然大|波，片中有裸|露和性|交場面，而新的電影很快就廢棄了這種做法。電影《調皮姑娘》的宣傳片說，本片「使《我很好奇（黃色）》黯然失色」，的確是這樣。接著福克斯電影公司展現了女同性戀人熱吻和女人面對全身鏡自|慰的鏡頭。《魔鬼聖嬰》中有動物和女人交媾的鏡頭。《兩對鴛鴦一張床》是一部關於交換妻子的喜劇電影。《放大》中展示女孩陰|毛的畫面一閃而過；這在當時是很大胆的做法。但現在，巧妙的特寫鏡頭展示男性生殖器以奇特的角度和女人性|交的場景——有時是從下面開始，女演員撫摸男演員讓其達到高潮。當時最驚人的色|情|電|影《深喉》因片中有大量舔|陰和口|交場面成為當時的大熱影片。電影結尾處，女主角為男人口|交，一直到陰|莖根部，這項奇特的技藝被《紐約客》雜誌比作民間的吞劍術。攝影機就在離演員幾英尺的地方，當男人達到性高潮時，女孩也是如此。電影使用彩色技術，使女孩全身閃著紅暈。
「惡作劇者」一邊聽著嘈雜激烈的迷幻搖滾樂，一邊用燈光和顏色做試驗，穿各種奇特的衣服，最後這演變成了一種為美國各個社區甚至許多外國地區所熟知的生活方式。當時這種生活方式並不流行。「飛機」和「死者」樂隊的表演很少有人來看。大多數消費者還是喜歡查理·帕克爵士樂隊。這些新興音樂家用海報展示LSD幻游的視覺效果。然而，很少有人欣賞這些海報。剛開始，他們將這些精神擴張藝術的早期代表作品免費分發，隨後又以每張1美元的價錢出售。《壁壘》雜誌的編輯說這些印刷品「大多無法識別」，但等到1967年，這些原版海報中的一部分在舊金山最好的藝術畫廊拍出了2000美元的價格。
那天下午4點44分，美國東部地區正是太陽落山時，電力需求開始朝著每日的頂峰攀升。家裡和辦公室的照明ｒｅａd.９９ｃｓｗ.ｃｏｍ設備被打開。霓虹燈的標誌也亮了。隨著工作人員相繼下班，商業區的電梯也開始投入其最大承載力的使用中。地鐵為從工作地下班回家的人增開列車；在遠離城市的鄉村，農場主將奶牛套上擠奶器，燈塔也開始閃爍光芒。玩耍歸來的孩子跑進家門，打開電視機，而他們的母親開始準備晚餐。此時正值秋季，氣溫是46華氏度（約合7.8攝氏度），自動調溫器啟動了數百萬人家的暖氣爐。溫室供暖系統被激活；為了不讓毒蛇和鱷魚死亡，動物園的爬行館里進行額外供暖。酒吧里，製冰機開始製作冰塊，供人們下班回家前來喝酒時使用。林蔭大道和公路兩旁的電動加油站，正往行駛在歸途的汽車油箱里加足汽油。
南部的勞德代爾堡從未遭遇過完全一樣的問題，5月里從未出現過嚴寒天氣的記錄。但是佛羅里達州同樣受到一群青少年縱火犯的攪擾。在15個月的時間里，佛羅里達州立大學的蓋恩斯維爾校區內發生了多起起因不明的縱火事件，數量多得驚人。消防隊長認為整個校園都有可能被燒成平地。休姆樓的寄宿學生承認縱火案是他們做的，危機最終得以解決。宿舍樓東西兩翼的學生舉行比賽，看誰能招來最多的消防車。事故中最引人注意的地方是過去的幾代人無法想像的。休姆樓竟是一座女生宿舍樓。
在百貨商店裡，店員用手電筒照明把顧客帶出店門，或者將他們安置在商店內的傢具區休息。農場主又重新學起了徒手擠奶的技巧。兒童沒有電視可以看，開始學著自己玩耍。動物飼養員用毛毯幫動物們保暖，使哺乳動物能活下去，又用攜帶型丙烷取暖爐為爬行類動物的活動室加溫。然而，那些需要用電動加油泵來補充燃料的機動車司機，以及面對冷灶的家庭主婦，對停電仍舊是束手無策。許多人突然間變得無所事事，於是就給親戚朋友打打電話。電話還能用，當晚市內的通話次數增加了8倍。一些人正忙著做其他的事。9個月後，所有醫院都報告稱這段時間的出生率大幅攀升。
服用者描述自己吃藥後感到沮喪，甚至想殺人，講述自己又怎麼變成了烏鴉或耶穌或是只有6英寸高的小人。深受此葯困擾的父母們描述發生在他們孩子身上的事情：「我的兒子吸毒時，說他去了聖路易斯，因為那裡是宇宙的中心。他遇到了希特勒和林肯。」又說：「我的兒子在聖誕節回來了。他看起來糟透了。他赤腳在雪中騎妹妹的自行車。鄰居把小孩都叫到屋裡去了。周圍的人都很怕他。」
來自富裕家庭的孩子通常是最具破壞力的，但是，混亂在任何地方都有可能發生。獨立日當天，在愛荷華州的阿諾德斯公園，500名喝醉的青少年朝警察扔石頭、啤酒瓶和混凝土塊，其中一人對警察局長叫囂：「嘿，廢物，我們打算接管這裏。」騷亂一觸即發。芝加哥的一場免費搖滾音樂會——由州長官組織、意在和青少年建立友情，不得不取消。在第一場演出中，聽眾中有人揮舞著輪胎防滑鏈和棍棒衝出來，135人因此受傷，其中包括65名警察。
在某些方面，60年代的學生大暴動現在看來比當時的意義更重大。如同1848年席捲西歐的革命浪潮，這些暴動也許永遠不可能被完全理解。他們衝破了長久以來前代人不敢逾越的國家禁令和文化壁壘。海洋無法阻擋他們，鐵窗監牢不能嚇退他們；當哥倫比亞大學發生暴動，伯克利也開始騷動時，英國、義大利、德國、荷蘭、瑞典、西班牙、比利時、日本、中國台灣地區、波蘭、匈牙利、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的大學校園也開始有學生運動如火山爆發一樣發生。當時美國人只關心國內的騷動，但當時至少有兩個外國首都——布拉格和華沙，其造成的破壞遠比美國的任何一次暴動都要嚴重。
如同《紐約時報》的記者所承認的那樣，這一切不過是幻覺。最後一切還是會「重新被禁錮，乖乖地被帶回現代科技的監獄式農場里去」。蠟燭和轉筆刀在幾個小時的斷電時間中的確很美好，但時間再長一點，它們就不會再顯得那般奇妙了。他們不能運送上下班的人群，不能為房間供暖，不能為閱讀提供照明，也不能為依賴現代科技生活的人提供各種服務和生活必需品。早年沒通電的佩勒姆莊園生活方式對他們來說是個殘忍的打擊。許多人也許根本沒法生活下去。有人把《紐約時報》撰稿人所謂的「電插頭社會」看作是監獄式農場，對此還有更刻薄的說法，但是真正對計算機極度反感，準備砸毀這些龐然大物的人並不多。不過，還是有少數人想這樣做。
《我曾是一個少年弗蘭肯斯坦》是青少年電影市場中比較令人難忘的影片之一。《青少年》雜誌的主編查爾斯·勞弗說，「音樂市場有史以來首次處於青少年掌控之中。」他們是有史以來最有音樂意識的一代，他們對音樂的品位有時無可挑剔。搖擺世代很難擺脫披頭士樂隊、瓊·貝茲、鮑勃·迪倫和44歲的B·B·金的影響。當後來20世紀60年代的年輕人發現金時，他已被他自己同時代的人遺忘了21年。不幸的是，在這些年輕人所崇拜的其他偶像中，包括以色情下流著稱的普雷斯利，他們的審美趣味與安迪·沃霍爾的布利洛假髮和金寶濃湯罐頭式的音樂如出一轍，充斥著虛假與低俗。普雷斯利的嗓音和外形至少還獨樹一幟。而大多數搖滾歌星並不像他那樣。歌星們的相似程度十分驚人，幾乎一模一樣——身材矮小，眼看著要發胖，這些人靠嚴格節食、鼻子整容手術、隱形眼鏡、華麗髮型來包裝自己以娛樂大眾。他們其實並不會唱歌，大多數人的聲音甚至在劇院後排都聽不到。他們的聲音在混響室里被放大，進行刪減拼接，抹掉走音，然後製成錄音帶。他們在現場表演時，通常會做出唱歌的口型，同時用擴音器播放唱片。他們邊扭屁股，邊用手指打節奏，臉上總有抹不掉的憂愁，一些好歌因此被他們糟蹋，例如《我曾經默默愛過你、愛過你、愛過你》以及《是的！雨水主要留在平原上》。
詹尼斯·喬普林因飲用過量威士忌和吸食毒品身亡，她死前不久曾說：「我對於孩子們來說，意味著他們可以做真實的自己，卻仍能獲得勝利。」披頭士樂隊成員約翰·列儂感嘆道：「我們現在比耶穌還有名。」他們的聽眾也許早就對此話感到厭煩。畢竟他們已聽慣了那些毫無意義的話——一位作家在《喇蛄》雜誌上寫道「要學會忘記」，這句話對這本搖滾雜誌的讀者來說是一句警句。普渡大學向2000多名年輕人發起民意調查，問他們認為美國青年面臨的最嚴重問題是什麼，1/3的人回答是粉刺。
新合成藥物中最常被人們討論的是LSD（麥角酸二乙基酰胺）——一種非法的強力致幻藥物。瑞士巴塞爾的桑道茲製藥廠的艾伯特·霍夫曼於1938年最先發明了這種藥物，但在當時該葯並未獲得人們的認可，在實驗室里一躺就是5年，它的藥性還等待著人們去發現。1943年4月，人們最終發現了它的價值。霍夫曼通過手指皮膚吸收了一些迷|幻|葯，他開始產生幻覺。他的科學探索興趣受到激發，於是特意服用了250毫克——相當於一粒鹽大小的量。在日記中，他記錄了藥物帶來的效果：「我閉上眼睛，看見很多顏色，世界不斷地扭曲變形，各種奇幻的景象目不暇接……聲音轉化成了視覺感受，每一個聲調和聲音都會觸發一幅與之相匹配的彩色圖畫，形態和顏色如同萬花筒般變化多端。」簡而言之，霍夫曼經歷了一段奇幻之旅。
廣告商小心翼翼，生怕惹到年輕人，因為美國十幾歲的年輕人一年花費250億美元。諷刺的是，激進的學生雖如此強烈地反對實用主義，他們這一代卻是歷史上佔有意識最強的一代。里斯曼在《孤獨的人群》中寫道，在美國「作為消費對象的兒童的年齡日趨降低，中產階級家庭的孩子從四五歲起就開始有自己的零花錢」。而這些零用錢「是打算花掉的，而前些年的零用錢是用來提倡節儉的」。
美國人小像：卡爾·赫斯三世
非此即彼
正如卡爾·赫斯所認為的那樣，每個認真的人面對這樣或那樣的極端時都應採取堅定不移的立場。
他要麼是一個民兵，要麼是「地下氣象員」組織的成員；要麼是立場堅定，寧死不信仰共產主義的極端保守分子，要麼是新左派激進人士；要麼是三K黨黨徒，要麼是黑豹黨黨徒；要麼是一個反猶太主義者，要麼是共和解放軍的戰士。如果你不同意戰略空軍司令部轟炸克里姆林宮的男洗手間，那你就必須贊成炸掉泛美航空公司的大樓。這裏沒有中間地帶，只有一個信念和反對這種信念的敵人，拯救世界之法和毀滅世界之法都是唯一的。社會不是什麼不可思議的複雜東西，實際上它極其簡單。一個人只需在一個極端與另一個極端之間，即黑與白、善與惡之間做出選擇。
1954年，他作為極端保守右派中享受優厚待遇的圓滑發言人，在《美國信使》雜誌中寫道：
如果美國不出現那種人們突然厭倦空話而伸手去取牆上的來複槍自己使用，或者交給需要的受壓迫者的情景，那就不是真正的美國。
1970年，他鬍子拉碴，衣衫襤褸，作為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和黑豹黨的聖賢，他驕傲地宣布將親臨得克薩斯大學校園：
學生會發言人委員會（就是為他引見阿比·霍夫曼的人）介紹主講人：卡爾·赫斯，他是激進的怪才、鬥士、共產黨員、無政府主義者、精神反常者！現任《壁壘》雜誌的副主編。
他從未認識到兩極實為一個整體。表面上看，他從一個極端轉向了另一個極端。實際上，他並未移動分毫。最後他仍舊站在起始點上——距離政治中心最遠的地方。
他於1923年出生在一個菲律賓大莊園中，父親是一個愛炫耀的百萬富翁，母親以前是華盛頓的一個打工員。對他的成長產生深遠影響的並不是父親，而是母親。當意志堅強的特爾瑪·赫斯發現自己的丈夫是一個花|花|公|子時，她毅然離開了他，帶著小卡爾回到華盛頓生活。她寧願靠電話接線員的工作養家，也不願接受贍養費。她訂下了一個規矩：她的小寶貝要想有一件玩具，就必須先讀完一本書。等他進入幼兒園時，他已經讀完了h·G·韋爾斯的《世界史綱》。
等到年輕壯實的赫斯到青春期時，他讀過的書已經比他的老師都多，這些老師讓他覺得非常無趣。在他看來，教育體系是一個有組織的官僚體制。14歲的他已經認定體系就是他的敵人。他在兩家高中註冊入學，在其中一所學校填寫從另一所學校轉學的手續，以此與體制鬥爭。他隱瞞了自己的真實年齡——因為他看起來比他的真實年齡要大，在共同廣播網得到了一份工作。當他負責撰寫新聞欄目期間，有一天他借用了他老闆的車。一名警察給他開了罰單，他的真實年齡因此被發現，於是他被辭退。體系成為最後的勝者。一直以來結果都是如此，但他卻永不放棄鬥爭。
接著，他在《亞歷山大報》編輯部當稿件傳送員，他開始對政治產生濃厚興趣，那也許成為他的終生愛好。民主黨拒絕接收他。由於頑固保守派主張個人自由，他因此成為一名右翼共和黨人。無論他的看法是否為高見，他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他20歲生日時，已經是《華盛頓每日新聞》報的一顆冉冉升起的明星。而後編輯打電話告訴他羅斯福總統去世的消息，安排他負責該新聞的報道。赫斯回答說，羅斯福的葬禮不值得他起床，於是他被報社開除。
後來，他成為《宇航周報》的新聞編輯，還寫了一本自然科學的兒童讀物，后又擔任了《漁民雜誌》的編輯，1950～1955年又擔任《新聞周報》的出版編輯。如果他能夠擺脫意識形態上的束縛，他可能會成為一名出色的記者。實際上，他卻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到右翼的理論主張上，其間為保守派周報《尋路者》撰寫一個反共專欄，還擔任《反攻》和h·l·亨特的《事實論壇》的編輯工作，聯合小威廉·巴克利等人創辦《全國評論》。與此同時，他還定期向《美國信使》供稿。在該雜誌中，他譴責羅伯特·奧本海默和聯合國，反駁對美國來複槍協會的批評言論，因為自己是該協會的終身會員。（「如果在拉丁美洲每人有一把手槍的話，他們早就建立了民主制度。」）他宣稱，全國警衛是使美國不受聯邦政府獨裁侵害的最大保障。他主張確立秩序、贊成軍隊下級對上級的服從以及「由對服從權威的尊敬而產生的紀律」。
到1960年，赫斯對頑強的個人主義詩歌般的讚美為他帶來了報酬頗豐的美差，他被任命為俄亥俄州冠軍造紙和纖維公司的董事長助理。他帶著妻子以及兩個孩子住進了昂貴的郊區住宅，公司還專門為他定製了17套西服。他在冠軍公司的工作是說服氣勢洶洶的工會組織者，在員工中灌輸忠於公司的思想。公司時常把他借調給右翼智囊團。他因此得以為眾議員梅爾文·萊爾德編纂《保守派文獻》。1960年，他為理查德·尼克鬆撰寫政府文件。1964年，作為巴里·戈德華特的首席顧問，他匆忙地寫出了戈德華特接受黨內任命時講話用的稿子。他說，戈德華特提供的「是一個選擇，而非一個回應」。
接著，事情突然有了轉變。林登·約翰遜不僅贏得了選舉，而且他的勝利離不開（正好是赫斯的偶像）某個商業巨頭的幫助。赫斯發現在他主筆的右翼出版物中，有一本刊物的背後金主是依靠聯邦農業補貼致富的。最糟糕的是，戈德華特的慘敗使赫斯成為「老大黨」圈子內受人鄙夷的對象。一般說來，儘管你效力的總統競選失敗，但只要你之前工作稱職，還是有機會在執政黨中其他在職成員的手下工作。在國會山，他每間屋子挨個詢問，希望能在共和黨下屬的某個機構謀得一席職位，但一無所獲。沒有人想要聘用他做任何工作。等到接下來的一個春天，他破產了，絕望之下，他決定去國會山做一名電梯操作員。但就算是這個工作崗位最後也將他拒之門外。他最後只能在華盛頓機器商店值夜班，做給推土機焊接零件的工作。
那一年正趕上約翰遜政府第一次向越南大規模增兵。赫斯十分震驚，認為這就是體制失控的結果。他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並總結道：「我的敵人並不是某個特定的國家，既不是古巴，也不是北越，而是國家本身。」在他看來，極端主義分子的反共產主義熱潮將他們帶入了悲劇性的歧途。他們相信聯邦的力量，但這反倒讓官僚主義嘗到了勝利的甜頭。他的新偶像是「地下氣象員」組織成員和黑豹黨人，因為他們為人民的權利而吶喊，他認為「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正逐漸提出政治性問題，為此警察不斷地打壓他們」。他開始閱讀有關無政府主義的文章，宣揚反對權威——蔑視法律、抵制徵兵、藏匿政治犯，如果政府強行徵收房產，一定要堅決拒絕。
他的生活方式逐漸開始改變。他拋棄了妻子，留起鬍鬚。定製的西裝留在了衣櫃里；他現在戴著一頂卡斯特羅帽，赤腳穿網球鞋，身上套著一件破爛的軍裝外套和一條褪色的綠色斜紋褲。由於他拒絕繳稅，政府不允許他保有任何財產。他住在安那卡斯提亞河邊的一艘船上，船是他的一位女朋友所有。他告訴記者說：「我拼接繩索，給甲板上漆，謀划著反政府行動。」然而，他的打算不過是在大學校園內演講，在黑豹黨集會上鼓動群眾，以及給《壁壘》和《艱難時世》雜誌撰寫文章，但這一切都在聯邦調查局的密切監視下進行。
他的一些目前在尼克鬆政府中任職的老朋友，聽說他的事情后十分驚訝。在政府大樓的走道角落裡，他們散播著各種有關他的謠言。說他在聯邦屬地上偷獵，說他參加摩托車競速賽時摔斷了腿。有人看見他背著包和一些臭名昭著的罪犯在華盛頓特區閑逛。他曾經鼓吹沒收所有公共財產以及企業財產，隨身攜帶一張世界工人黨的黨員證，曾經在一次反戰暴亂中被捕，曾經在一次向迪克斯堡進軍的行動中遭到瓦斯彈襲擊，曾經在一次激進分子的集會上在豎立著一面高揚的大黑旗的講台上講演，還曾經以一篇對意志自由論的頌歌，獲得《花|花|公|子》雜誌當年最佳非小說類文章獎。
在他的船房「平靜」號內，聲音溫柔、面龐英俊的赫斯繼續著他的規劃。立在船頭的是他最愛的來複槍，代表了他認為一個人享有保護自己不受任何官僚奴役的權利這個永恆不變的信念。他的周圍堆積著各種文稿：演講稿、對自傳的批註、宣傳小冊子以及一些揭露資本主義國家罪惡的書稿。他哀嘆「戈德華特現在的立場同制度一致」，認為這無疑是「可悲的、非常可悲的」事實。他聽說戈德華特議員拒絕談起他，但他對此表示理解。他若有所思地說道：「就算巴里認為我瘋了，我也不會感到驚訝。」
「做好準備！」一張童子軍招募宣傳海報上這樣寫道，海報上一位身著童子軍制服的大肚子的懷孕女孩燦爛地笑著。童子軍要求賠償其聲譽損失，法庭拒絕受理該案。一個家庭教育規劃的廣告說：「採取避孕措施，無懼太親近。」曼哈頓最大的飯店——紐約希爾頓酒店推出小時房出租服務。垂頭喪氣的人們（夫妻）在《星期六評論》報紙或地鐵特供報紙上的私人欄目搜尋廣告，尋找新的伴侶。人人都知道夫妻交換會的幾個主要聚會地點；男人們把房間鑰匙扔到桌上，妻子們隨機拿起一把，然後各自跟所拿到的鑰匙的主人上床。
在青少年文學中，在威廉·門寧格寫的一本名為「如何成為傑出青年」的書中，有一章叫「如何與父母相處」，裏面詳細介紹了應對父母發號施令的技巧：「最好方法之一是維持家庭和睦，保證合作順利進行。定期就重大事務召開家庭會議是不錯的方法。」另外，還有很多其他給青少年提供建議的期刊。《芝加哥每日新聞》開設了一個青少年漫談專欄《優秀的青少年》；《婦女家庭雜誌》上設有《青年寫照》專版。供青少年閱讀的廉價期刊包括《不為人知的青少年愛情故事》《青少年時代》《好萊塢的青少年》《16歲九*九*藏*書雜誌》《青少年世界》《青少年大軍》《現代青少年》《青少年電影》等。他們閱讀的雜誌則有《天真姑娘》《向姑娘們召喚》和《17歲》，《17歲》在1961年迎來創刊第17年，在為此刊登的一篇令人驚愕的社論《這是我們的生日》中作者寫道，「《17歲》已經17歲了……大家不都是嗎？」
所有這一切對年輕人來說都是一個巨大的束縛。以前的那幾代人受社會保守觀念束縛不能過早地進行性活動，他們害怕道德失范、染上性病或是導致懷孕——這對於女性來說是個災難。現在社會風氣發生了很大的改變，社會對婚前性行為非常寬容。性病的傳染極少發生。（這個時代的後期，由於新出現的濫交現象，性病重新成為一種美國流行病。）「如果感覺很棒，我會做的，」在大學生中很受歡迎的一幅招貼畫上這樣寫道。性|交讓他們感覺很好，因此他們經常做，她們藉助藥物、避孕套以及子宮環和子宮帽等避孕用具來預防懷孕。
當然，他們也會在其他問題上產生分歧。遊行是美國60年代青年亞文化最顯眼的表現之一，但青年亞文化不僅局限於此。整個10年間，社會評論員談論的大多是交通、性和毒品等方面的「革命」。青年人積极參与這些「革命」，而這些「革命」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他們。這也可能是因為他們認為選舉結果正如亨特·湯普森所說的「以自身的條件挑戰現有體制根本毫無作用，要承認這一點似乎有些殘酷」。不同輩之間無法跨越的鴻溝已經形成。
有一個男性佔主導位置的空間沒發生變化，那就是經理的套間辦公室。哈得遜研究所並不寄希望于企業行政人員到2000年時工作量會減少，假期增多。他們不可能閑下來，太多事情要靠他們處理。這同羅斯福年代的情況正好相反。1941年，詹姆斯·伯納姆在他的一本廣受好評的書《管理革命》中，就已預言了管理者在企業中的突出作用；但大蕭條時期的民間故事普遍蔑視老闆，所以關於大蕭條的小說和劇本通常將老闆刻畫成流氓和愚蠢的人。（電影觀眾可能還記得飾演這類角色最成功的類型演員，他就是愛德華·阿諾德。）直到60年代，這些老闆都還是高高在上的。可以確定的是，他們和過去的海盜式企業家完全不同。《財富》雜誌說，「巨頭已經不再有了」。《時代周刊》將這些新企業家描述為「職業經理人，即接受過工程師式訓練的技術專家，他們掌控著龐大的產業機構。普通老闆，即股東，只能行使理論上的控制權」。通常這些人並不通過個人或者依靠命令來進行管理，而是將事情交由委員會處理。這些委員會負責收集信息和專業知識，而且它們的名字各不相同，有管理小組、特別工作隊、突擊小組，以及按時髦的平等主義精神叫作「工作組」的委員會。在《新工業國》一書中，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思把那些分享權力的人稱為「專家階層」。
尼古拉斯·馮·霍夫曼說，洛杉磯對外銷售公司發明了一種遊戲，提供「使兩三對夫婦裸|露、喝醉、失去理智並性|欲大發的一種安全、組織有序的方式」。玩這種大冒險遊戲時，需要點一根蠟燭（遊戲包中附有）。玩家繞著一個類似大富翁遊戲中人們所使用的那種木板移動，抽取「湯姆貓」和「小野貓」的牌。抽到這些牌的人要麼「喝一杯」，要麼「脫掉一件衣物」，或者接受其他的懲罰。遊戲玩到最後，女孩通常最先脫|光衣服並且喝醉。隨後的遊戲便是決定誰跟誰醉醺醺地去卧室。
密歇根大學的一位女學生說：「沒有人會說『不』。」有如此多的人願意發生性關係，而大學本科女生中仍有1/3是處|女，這讓人感到驚奇。在某些事例中，實際上，父母對子女性經驗的缺乏感到憂慮。在正常情況下，他們當然希望自己的女兒婚前仍舊是處|女。但是在這代人中，任何事情都有反常的一面。一個缺乏正常性|欲的少女可能會落入青少年的一個新圈套中，奮力掙扎卻不得脫身。她可能是——在許多社區極有可能是，一個毒癮深重的癮君子。
兒童被告知自己和父母一切平等，認為家庭里的所有決定都應當經投票表決通過。這叫作「民主式生活」，實際上卻常常意味著混亂生活。戴維·里斯曼在《代達羅斯》季刊上談到這些事情對一個陌生人的影響時說：「正如窮苦農民與山羊、雞和其他牲畜共住一室一樣，這裏的客人可能會遭到兒童的騷擾。這些兒童被當作寵物，有客人來時也沒有人負責帶開他們。」
就像垮掉主義一樣，嬉皮士運動會以這樣或那樣的形式繼續下去——放蕩不羈的風氣給美國帶來了廣泛深遠的影響，但是在那年當這次運動開始被人知道時，它也就註定會結束，所缺少的只是一個最終的落幕。1967年10月8日星期六晚上，嬉皮士運動終於宣告落幕。一代人以前，1932年6月8日那天，一個有著極具詩意名字的紐約女孩斯塔爾·費思富爾死去，這象徵著那個即將結束的年代的詭譎和墮落；約翰·奧哈拉的《巴特菲爾德8號》就是以該事件為藍本寫成。現在，同樣有一名上流社會的女孩在曼哈頓被殘忍殺害，因此結束了1967年的嬉皮士之夏。她的名字叫琳達·蕾·菲茨帕特里克，是一名18歲的金髮女郎。她父親非常有錢，是做調料和茶葉進口生意的。她登記的住宅是她父母位於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的一座別墅，但在10月9日星期日，她的屍體被發現赤|裸地躺在紐約下東區169B大道一座褐色沙石建築公寓的鍋爐房裡。
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看起來正進入年青一代統治時期。在赫金傑夫婦筆下，青春「儼然已成為一種被崇拜的現象，人們之前從未如此享受青春，並試圖延長青春，就連商業活動也對此百般迎合」。尤其是在新發展的城市郊區成長起來的年輕人，他們從小就受到及時行樂思想的影響。雖然阿格紐、葛培理、阿爾·卡普歪曲了這個問題，但這個問題確實存在，而且頗具爭議。這種縱容的說法會產生，部分是由於「自我表現」和「以孩子為中心」的想法作祟。在學校，這種思潮一般會導致一種「選擇」制，這種制度對小學生而言還太早了，因為他們年齡太小不知道自己應該選什麼。老師對學生而言也不該是一種高人一等的存在，而應是與他們平等的朋友。小學老師授課所用的單詞十分有限，有時就是在反覆使用那二十幾個詞。（一位老師出了車禍，車撞在樹上，她用了這幾個詞來概括這起事故，它們後來成為經典名言：「瞧瞧瞧，哇哇哇，糟糟糟。」）
但是，要說企業還保有獨立決策權——它還能反對華盛頓的決定，已沒有可能。政府每年對企業研發的投入高達150億美元，來自企業自身和私人機構的投資只有60億美元，因此政府難免要佔據支配地位。1929年，聯邦政府、各州政府以及市政府承擔了全美經濟活動中8%的投資。到60年代，該數字增至20%～25%之間，遠遠超過印度。據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估計，聯邦基金援助在以下領域的研究中都佔有一定比重：占航空航天研究費用的90%，電力和電子設備研究的65%，科學儀器的42%，機械的31%，合金的28%，汽車的24%以及化工的20%。華盛頓掌握著這些大企業的生存機會使其像人質一樣。但其實還沒有發展到那一步，也沒有人如此粗暴，也從未有人談到過這個問題。儘管如此，大企業還是被迫交出了很大一部分自治權。
的確有幾十個城市建立了共享會、共在會和共愛會。同10年前的「垮掉的一代」的情況類似，舊金山是這次運動的中心。核心地下報紙《讖語》就在舊金山當地出版，也是在那兒，第一撥「挖掘者」——因17世紀為窮人在未開墾土地上種植糧食的英國兄弟會而得名——為了給貧困的嬉皮士提供食物而破產變成乞丐。食物分發工作在一個叫作「乞討公園」的地方進行；這種做法也被稱為「白給政治」。
這些激進的大學生雖然滿腔熱忱，但實際成就卻很少。學生原本就是過客；一旦老生畢業就會有新的學生到來，沒法保證新來的學生會採取相同的路線——正如這次運動中新學生實際上做的那樣。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內部問題很多，在60年代末期更是分裂成兩派：革命青年運動甲派，又稱「氣象員派」，以及譴責「氣象員派」是「冒險主義者」的革命青年運動乙派。學生們還面臨其他困難。他們抗議的基本前提之一非常荒謬。「荒謬之處」，本傑明·德莫特寫道，在於「如果你要發泄對越南、種族主義、貧窮或者普通人生活水平的不滿，只需把大學這座橋樑炸毀就行了」。
「寶拉·布希？」酒店接待員驚訝地說，「琳達，我當然記得，但並沒有寶拉·布希這個人。只有一個保羅·布希。」她的家人打聽到，她在東村結交了很多男性友人，她用父母從格林威治寄來的錢去給他們和自己買毒品。9月末，她以為自己懷孕了，她向另一名女孩透露自己擔心LSD對孩子會產生不良影響。星期六晚上，也就是在她死亡前的3個小時，她告訴一個朋友說她注射了「來得快」，正享受著幻游的快|感。後來最殘忍的是，她父母發現女兒在東村的熟人對她的死漠不關心。一個嬉皮士女孩說儘管他們悼念哈欽森，但「這小妞兒對我們來說什麼也不是」。
同一個星期，在舊金山金門公園，嬉皮士們燒掉了一個寫著「愛之夏」字樣的灰色棺材。棺材裏面裝著橘子皮、孔雀毛、護身符、旗子、十字架和一塊大麻口味的餅乾。儀式被稱為「嬉皮之死」。悼念者望著火焰，唱著《天佑美國》和《克利須那神頌歌》，之後他們喊道，「嬉皮士已死！現在自由的人們將會獲得成功！」暴力衝突幾乎使這次運動中斷，商業主義也是如此。遊客在梣樹嶺和東村的工藝品店裡擠作一團。想掙點錢的嬉皮士參加了《印第安給予者》的演出，《印第安給予者》是一部大型西部迷幻劇。其中扮演警長的不是別人，正是蒂莫西·利里博士本人。舊金山迷幻劑銷售商店老闆羅恩·特林哀嘆「嬉皮士精神已一去不復返」，隨後他的店就關門停業了。「集體形象」組織的元老羅傑·里科也感嘆「情況大不如前了，嬉皮士們都去哪兒了？」
1964年，年輕激進分子的特立獨行在伯克利就已初露端倪，其表現為對傳統職業、衣著和政治的蔑視。第二年春季，這個大學的校園又開始騷動時，科爾校長說：「學校和伯克利校園再也禁不起這樣的對抗了。」實際上，接著就發生了長達4年之久的暴亂。伯克利不過是眾多動蕩校園中的一個。1965年，伯克利事件先是引發了堪薩斯大學的強烈反響，114名學生因為在校長辦公室靜坐示威，抗議大學生聯誼會有男女之分而被捕。之後，在幾天的時間里，東西海岸的大專院校全都蓄勢待發。
專家階層的人雖然很聰明、受過良好教育、積極性高，但諷刺的是，他們過於關注公共關係，卻在上面栽了跟頭。問題出在制度上，因而難以解決。美國企業對於自身的真實情況總是自欺欺人。很多人一旦當上經理，就立刻宣稱自己信奉赫伯特·斯賓塞的理論，就像獲得了高管人員專用盥洗室的鑰匙或者成為共和黨一員一樣。高管人員堅稱利潤動機是有效的，儘管他們自己的親身經歷都證明了該說法的虛假；他們一如既往地努力工作，儘管自己薪金的很大一部分都要用來繳稅。每次聽到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的名字，他們就會習慣性地發出噓聲反對；儘管如此，他們還是背棄了全力批判凱恩斯的巴里·戈德華特。他們鼓勵股東把企業想成是自己所有，然而，企業投資人的影響從來都不大，到了60年代更是日漸減弱。參加過股東年度大會的人，都能迅速辨明個人股東做出的決策，這都依靠專家階層選擇並提供給他們的資料。
1965年11月15日，電力故障發生6天後的第一個星期一，電機工程師追查到了電力故障處是在貝克電廠。加拿大人感到顏面掃地，因為他們一直堅稱問題不可能出在他們的國境內。美國公共事業部的發言人認為這證明了美國方面沒有錯。但大多數人並不細究誰對誰錯，他們誰都怪罪，不管是加拿大人還是美國人。同時，人們在停電期間的冒險和奇遇在經過轉述后變得更加精彩。最後，許多人都忘記斷電時的焦急不安，反而開心地回憶起那晚逃離慣常生活的自由。《紐約時報》的一組記者寫道：
全城停電后，人們最開始的反應各不相同，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們各自內心的隱憂。「中國人來了！」曼哈頓東區的一個婦女這樣想。「有外太空人的襲擊！」住在東河邊上一所公寓20樓的一個小男孩叫道。兩名報社記者的想法不謀而合——反戰運動還真辦了件大事。其他人都忙於應對各種意想不到的麻煩，顧不上去追究誰應對此事負責。醫院里的醫生一邊在應急發電所需的90秒轉換的時間里等待，一邊藉著手電筒的光繼續進行手術。施拉夫特公司正擔心他們價值約20萬美元的冰激凌如何處理（結果全化了）。洛克菲勒州長正爬著15層的樓梯回到公寓。有80多萬人被困在突然停運的地鐵中。其中有60人在第60號街道隧道里的阿斯托里亞線的東河下面的一輛從布魯克林開往曼哈頓的列車上度過了噩夢般的一夜。在他們上方的威廉斯堡大橋上，1700多名乘客滯留在4列火車裡，5個小時后他們才被安全帶離。
有時，整個一代人都似乎在消費毒品。實際上，由自發服用藥物和毒品引發的嬉皮士運動或反文化運動，最初的規模並不像後來看起來的那樣聲勢浩大。它其實是20世紀50年代「垮掉的一代」的延續。60年代初，「垮掉的一代」中的代表人物搬到舊金山梣樹嶺。當時，一個名為「傑斐遜飛機」的樂團正在一個叫作「矩陣」的隱秘夜店表演迷幻搖滾樂。他們一伙人和「感恩而死」組合在拉翁達受到肯·凱西和他那幫「快活的惡作劇者」的熱情款待。凱西的豪宅位於舊金山以南50英裡外的森林里，這裡是凱西和他的「惡作劇者」接待客人的地方，他請來賓們飲用摻有LSD的苦艾酒。也是在這裏，凱西創作出了《有人飛過杜鵑窩》（1962）和《偶爾有個好想法》（1964）等歌曲。
西區大道128號機器上擺動的指針就是發生了級聯效應的結果。問題出在曼哈頓以北315英里、尼亞加拉瀑布以西4英里的一個叫亞當·貝克爵士二號站的加拿大水力發電設備。那是一個大小還不及家用麵包機的繼電器裝置，其用電量是按照1963年的標準設定的，雖然此後用電量不斷穩步增長，儀錶的設定量卻從未再調整過。當天下午5點，供給多倫多的電正經由亞當·貝克電站的6條線路向北輸送。後來儀錶數據顯示，在5點16分11秒的時候，電力負荷略微增加了一點——正好超出那個設置有誤的繼電器出現故障的臨界點。這樣，又一個斷路器啟動了，6條線路中的一條因此而停止供電。這條線路的負荷立刻轉到了其餘5條線路上，它們也負擔不了。由於負荷過大，5條線路都被各自的繼電器切斷。這使得幾乎同時發生兩起災難。本應送往多倫多，實際卻未能通過失效的亞當·貝克電站的約160萬千瓦的電力，經過電網的超級電路向南湧入紐約州北部和新英格蘭地區，一路上所經過的發電站都相繼失去作用。由此產生一個電力真空。受到影響的地區向曼哈頓要電，然而曼哈頓的供電量根本無法滿足這些需求。緊接著第二個大災難降臨。東北電網的所有保護裝置都被激活。這種級聯效應，即有些人所說的「多米諾骨牌」效應，自動切斷了對各個地區的供電渠道。到下午5點38分，東北電網停止了對所有供電區的供電，佛蒙特州和新罕布希爾州南部也已和南部各州一樣停了電。除了自備發電機的醫院和其他機構，從尼亞加拉湖到哈得孫河之間幾乎看不見一盞亮著的燈。大面積停電就這樣開始了。
在舞台上，一名叫作吉姆·莫里森的表演者描述了他最近的新奇性體驗；他在舞台簾幕拉開前講述了5分鐘。情|色舞台劇《加爾各答風情畫》被贊為「優雅的情|色作品」；其故事的主題多樣化，包括交換妻子和強|暴等。《切·格瓦拉傳》中有長達100多分鐘的虛假性|交場景。喜歡真實場面的人可以去紐約礦山電影院，或者去舊金山的脫衣舞俱樂部，那裡也有類似的表演，這些地方都有一種被謔稱為「愛戀之事」的活動。其中的一些色|情|表|演場景連最有克制力的觀眾也不免產生生理反應。一個記者講述說，自己在舞台後面看見合唱團的女生們赤|裸著身體，朝自己膝蓋後面注射海洛因，而她們還是嬰孩的私生子就在一旁。
在1967年出版的《新工業國》一書中，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思指出「近年來一個有趣且被廣泛討論的現象」，一種「尤其是在學生和知識分子中普遍存在的、對公認的各種社會思想形態表現出的隱約不滿」。這些思想形態，加爾布雷思寫道，「無論被自由主義者還是保守主義者推崇，都被認為是某種被建構出來的制度。」
每個人內心深處都埋藏著對機器的反抗情緒。我們都因為重新發現不需要電源插頭就能使用的東西而高興不已，這些東西幾乎已經從我們的記憶中淡去，尤其是那無比奇妙的蠟燭。當得知那些我們真心不喜歡，並且懷疑那些也不喜歡我們的大型計算機大量閑置無用時，而古老的轉筆刀卻能照舊使用，有那麼一刻我們感到一種勝利的喜悅。
到1966年，LSD已經是家喻戶曉的毒品。即使是如隱士般與世隔絕的人也知道什麼叫幻覺、神遊和意識混亂。牧師和神父特意開會討論如何將LSD用於宗教活動。迪斯科舞廳，還有美術館和博物館，這些場所放映的影片中的幻燈片和五光十色的閃爍燈光都很像服用LSD后產生的效果。雖然有些是編造的，但那些恐怖故事也可以用來嚇唬那些意圖體驗幻游感覺的年輕人。據說有一個年輕人服用了過量的LSD后以燕式跳水的姿勢突然跳到以時速70英里行駛的卡車前面。據說服食LSD的青少年會躺在地上，眼睛直視太陽，最後導致雙目失明。這種說法最後被證明純屬無稽之談。美聯社證實，有一個年輕人到警局自首，說自己連續三天吸食LSD，並問警察；「我殺了我妻子嗎？我強|奸了誰嗎？」隨後他由於涉嫌謀殺了他的岳母而被起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