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修斯則不同。他同布恩、耐德一道離家出走後，接觸了真實的生活，看到了世界的本來面目，認識到人性中的善與惡。在那幾天的冒險經歷中，他既體會到人們的善良、正直、相互同情、幫助和關心，同時也看到了貪婪、狡詐、卑鄙和墮落。他們剛出傑弗生不久就被一個利用路上的泥坑賺錢的人狠敲了一筆。在孟菲斯，一個警官為了達到自己的卑鄙目的而擅用職權，而一個叫奧蒂斯的小孩竟然為了收費而讓人從牆板洞往裡偷看自己的姑姑（即科麗小姐）賣淫。但重要的是，盧修斯沒有因為接觸到這些罪孽而墮落，也沒有因為自己從小所受到的傳統教育而像昆丁等人那樣逃避現實。相反，他正是在真實的生活中，特別是在與惡的衝突中成長起來。

同盧修斯的祖父一樣，福克納的祖父也是銀行家，福克納的父親也開了一家馬房，同盧修斯一樣他也是四個孩子中的老大，他小時候也在馬房幫工，一九○五年時，他八歲，只比盧修斯小三歲。當然最重要的是，同老年的盧修斯一樣，老作家創作這部小說也像一個慈愛的老爺爺對自己的孫子們以充滿懷舊的心情講述自己的童年。所以這部書出版時，他把它獻給了他的五個孫輩的孩子（他女兒吉爾有三個，他的養子和養女各有一個）。

但他仍然是一個勤奮的作家。在他的朋友們相繼去世，他知道自己時日不多的時候，他一邊安排後事，一邊不顧自己體弱多病，繼續刻苦創作。特別令人欽佩的是，與許多文學家相反，隨著年齡的增長以及對世界和人類的認識加深，他對作家的使命和人類的未來愈加具有信心。就在海明威自殺前不久，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年裡，他又開始寫一部溫馨而且充滿希望的小說。

《掠奪者》就是這樣「一個支柱，一根棟樑」。它雖然不如《喧嘩與騷動》、《八月之光》、《押沙龍，押沙龍！》、《去吧，摩西》等傑作那樣聲名卓著，其藝術成就也沒有那麼高，但它在福克納的文學創作中卻佔有特殊的地位，因為它不僅是福克納的思想發展和藝術追求的符合邏輯的成果，而且它更能「振奮人心」。不僅如此，它還為那總的來說比較陰鬱的約克納帕塔法世界帶來一個溫馨而圓滿的結局。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福克納能看到自己的最後一部小說順利出版。從他出版第一部詩集《大理石牧神》（1924年）、第一部長篇《軍餉》（1926年）和第一部約克納帕塔法小說《沙多里斯》（1929年）以來，三十多年過去了。在這三十多年中，他在他故鄉那片「郵票般大小的土地上」默默耕耘，為人類的文學殿堂奉獻了一部又一部飲譽世界的藝術瑰寶。他創作的約克納帕塔法系列小說不僅追溯了美國南方的變遷史，而且深刻探索了當今西方世界的歷史性變革和處在這種變革中的西方九_九_藏_書人的精神危機。為了準確表現他眼中那個傳統價值觀念處於解體中的世界，他窮畢生精力孜孜不倦地探索和實驗小說形式和寫作手法，取得了不朽的成就。他為此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成了世界級的文化名人。

也就是說，德行不能自動成為德行，它必須經過惡的考驗，而且只有經過惡的考驗的德行才能真正成為人生道路上的引導。福克納的這種觀點同彌爾頓的看法完全一樣。彌爾頓在談到惡的「磨練使我們純潔時」說：「我們不能讚頌逃避現實躲藏不出的美德，它沒有實行過也沒有生命，從而不敢出擊和面對自己的敵手。」這樣的「美德」自然並非真正的美德，它「將腐爛在臭水潭裡」。

一九六二年六月四日，也就是在他逝世前一個月零二天，威廉·福克納出版了他最後一部，也是他的第十九部長篇小說：《掠奪者》。這部小說輕鬆幽默，情節引人入勝，同時寓意深遠，它再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展示了作家傑出的藝術才能。

福克納是一個傳統主義者，他厭惡惟利是圖的資本主義工商文明，對南方傳統的淪喪感到痛心疾首。他的前期作品，如同大多數歐美現代主義文學家的作品一樣，主要是在描繪他眼中那處於傳統價值觀念解體后的精神「荒原」。但他同時也在探索傳統價值觀念的重建。即使在《喧嘩與騷動》、《聖殿》、《八月之光》和《押沙龍，押沙龍！》這樣一些總的來說被籠罩在陰鬱、悲觀甚至黑暗之中的小說里，我們也能看到作者重建傳統價值觀念的努力和一線希望之光。到了三十年代後期，他創作中的這一傾向得到進一步加強，而在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也就是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前後，他思想上發生了重大變化，重建傳統價值觀念成了他後期創作中的主旋律，而他也從一個比較悲觀的作家變成一個對人、對生活都持更為肯定、更為積極的態度的人。不論是在《墳墓的闖入者》、《修女安魂曲》還是在斯諾普斯三部曲里，我們最終看到的都是善對惡的勝利，而《寓言》更無疑是福克納利用耶穌精神在「荒原」上重建傳統價值觀念的一個「現代寓言」。他的封筆九*九*藏*書之作《掠奪者》正是他的這種思想和創作傾向的進一步發展。

很明顯，福克納在生命的最後日子里創作這部小說，是為了向「孫子們」傳授他所珍惜的傳統價值觀念，向他們展示他稱之為「昔日的榮耀」的那些人身上的美好品質和一個人的成長道路。或者說，正如他在他為這部小說所寫的廣告詞所講的，他要傳達「一個極為重要的信息」，要獻給人們一部能使他們在工商社會裡像一個具有自由意志的人一樣生活的《聖經》。他堅信這是一個作家的神聖使命或者「特殊的光榮」。他在諾貝爾獎的領獎台上宣布：詩人的特殊的光榮就是振奮人心，提醒人們記住勇氣、榮譽、希望、自豪、同情、憐憫之心和犧牲精神，這些是人類昔日的榮耀。為此，人類將永垂不朽。詩人的聲音不必僅僅是人的記錄，它可以是一個支柱，一根棟樑，使人永垂不朽，流芳於世。

正如小說的副標題所表明的，書中的故事是對「往事的回憶」。往事的回憶者是盧修斯·普利斯特，他在一九六一年向孫子講述他童年時代的事情。他講的故事由他孫子記錄下來，所以小說的第一句話是「祖父講述道」。他講的故事發生在一九○五年，他當時11歲。

盧修斯能在幾天之內獲得精神上的飛躍，迅速成長起來，是因為他直接投身到生活中，接受了生活的挑戰，經歷並經受住了生活中所固有的善與惡的衝突。福克納歷來認為，一個人要在精神上和道德上成為一個真正的人，就必須面對現實，必須投身於生活。他前期作品中的白亞德·沙多里斯（《沙多里斯》，1929）、昆丁·康普生（《喧嘩與騷動》，1929）、賀拉斯·本波（《沙多里斯》和《聖殿》，1931）、希陶爾（《八月之光》，1932）、艾克·麥卡斯林（《去吧，摩西》，1942）等主要人物之所以感到那麼空虛和絕望，之所以在生活中失敗乃至毀滅，歸根結底就是因為這些理想主義者逃避現實，逃避生活。他們不敢也不能在現實中生活。他們要麼生活在過去，要麼生活在荒野，要麼生活在他們自己虛構的幻覺之中。嚴格地說，他們從未真實地生活過，從未成為一個希望並努力去掌握自己的前途和命運的真正的人。

很遺憾德行不像——也許不能像——非德行那樣照管自己。或許是德行無能為力：對那些畢生奉獻給德行的人德行提供的回報只是冷冰冰而又無聲無臭的德行：相比之下罪惡與玩樂的回報豐富多彩更不用說那時刻警惕經久不衰無所不在的技能——那令人九*九*藏*書難以置信絕無僅有的發明與想象的能力——有了這種能力即使是蹣跚學步的稚兒也能被堅穩地引上錦繡之路。（p.43）

五十六年前，資本主義工業文明剛剛來到傑弗生（福克納虛構的約克納帕塔法縣的縣城）這個還沉浸在對過去時代的回憶中的南方小鎮。盧修斯的祖父是傑弗生的銀行家，他是鎮上第一個買汽車的人。坐汽車兜風或旅行成了那時最富刺|激性的誘惑。當祖父和家裡人有一天到外地去參加盧修斯的外祖父的葬禮時，盧修斯同他祖父的司機布恩·霍根貝克，一個帶有印第安血統的白人，偷著把汽車開到孟菲斯去。在路上，他們發現黑人耐德躲在車裡，只好也帶他一道去。到了孟菲斯，他們住進瑞芭小姐開的妓院，因為布恩來此地的真正目的就是來找一個叫科麗的姑娘。然而，他們剛安頓下來，耐德已用汽車去換了一匹同樣是偷來的跑馬。耐德是想用這匹馬去參加馬賽，贏一筆錢，而且還要贏回汽車。後來經過各種艱難曲折，他們終於如願以償，贏得了馬賽，也贏回了汽車。離家4天之後，他們回到了傑弗生。科麗和布恩結了婚，生下一個男孩，取名為盧修斯。當然故事里最重要的是，盧修斯經歷了生活中的種種善與惡，在精神和道德上成熟起來。

當然這決不是說，一個人只要接觸到惡，只要經歷了內心衝突，就會在精神和道德上成長起來。昆丁、賀拉斯、艾克以及其他許多福克納前期作品中的人物都深刻地看到了普遍存在於人性、社會、歷史和他們家族中的令他們震驚的罪惡並幾乎是無時無刻不處在使他們難以忍受的內心衝突之中，然而他們中沒有一個人能解決折磨著他們的問題而成長起來。福克納幾乎所有重要作品都是家庭小說，而他在所有家庭小說中都在致力於探索家庭對孩子們的決定性影響。這些小說中的所有重要人物的命運，他們的成功與失敗，他們性格中的優點與弱點，都能在他們的童年經歷中找到根源。昆丁等人的根本問題就在於他們從未得到過家庭溫暖，從未得到過母親的愛，也從未得到過父親在精神上的正確指導。所以他們既沒有健康的心理也沒有堅定的信念，既不知如何與人相處也不能正確對待自己，既不能生活在現實之中也不能隨歷史變革而前進。其實他們的不幸就在於他們的家庭本身就處於解體之中，而他們的家庭的解體實際上是美國南方乃至歐美的傳統生活方式和傳統價值觀念的解體的縮影。

由於生活中不可能沒有惡，所以沒有惡的生活並非真正的生活。同樣，沒有經歷過惡的考驗的德行也並非真正的德行。《掠奪者》正是通過盧修斯的成長過程來表現這一點。已是老爺爺的盧修斯五十六年後對自己的孫兒評價自己早年的這段經歷時說：

他的確寫得很順利，到八月二十一日，就完成了全書的https://read.99csw.com打字稿，也就是說，在不到3個星期的時間內，他寫出了全書的三分之二。對於一個體弱多病的老人來說，這是很了不起的。他在九月十九日的信中通知他的編輯朋友，書的名字改為The Reivers（《掠奪者》），但副標題仍然是「往事的回憶」。他後來對人解釋說，reiver是蘇格蘭高地（福克納認為蘇格蘭是他的祖籍）的一個古字，是robber（即劫掠者、盜賊）的意思。小說出版后，得到了讀者和評論界的好評，被評選為當月最優秀的書（the book of the month）。對此，老作家「甚感欣慰」。

其實這部小說在他心中已醞釀很久了。早在一九四○年五月，他在給出版社的一封長信中講，他想寫一部關於一個「十二或十三歲的普通男孩」的成長、「有點像《哈克貝里·芬歷險記》」那樣的書。他還在信中簡略地談到小說的情節和主題思想：那個小孩同一個白人、一個黑人和一個妓|女一起偷了一匹跑馬，在躲避警察的幾個星期里，行程上千里，經歷了不少的事，他因此「學到了勇敢、榮譽、慷慨、自豪和同情」並「成長為一個人，一個好人」。然而當他終於動手寫這部小說時，已是二十一年後的事了。小說先取名為《盜馬賊：往事的回憶》（The Horse Stealers: A Reminiscence）。一九六一年七月初，他已寫出三章。八月二日，他在信中告訴出版社，寫作「很順利，已完成大約三分之一」，他還為書的封面寫了一段意味深長的廣告詞：「一個極為重要的信息……它無可質疑地將成為西方世界自由意志和私有企業的《聖經》。」

在《掠奪者》里，我們看到一個與沙多里斯、康普生、斯特潘等家庭大為不同的家庭。普利斯特家的孩子們生活在溫暖之中並得到了父母和祖父母精神上的關懷和教誨，因而從小就樹立起了堅定的是非觀念。這些觀念不是抽象的道德原則（如像在昆丁那裡那樣），而是生活的基本準則，是實實在在的信念，是對自己所熱愛和敬重的親人的慎重承諾。正是因為盧修斯對親人，特別是對他母親做出了慎重承諾，所以他總為自己的過失深感悔恨。也正是因為他樹立起了堅定的信念，他才能在內心衝突hｔｔｐｓ://reａd.９９cｓw•ｃｏｍ中成熟起來，也才能在罪惡面前挺身而出。這是他同昆丁等人最大的區別。當他聽到奧蒂斯津津有味地給他講述其「傑作」時，他奮不顧身地撲了過去，甚至抓在刀刃上也渾然不知。他不是在同一個小孩打架，而是在同邪惡鬥爭。科麗小姐知道了他打架的原因之後，感動得哭了起來，因為這是她一生中第一次有人為她打架。她向盧修斯發誓再也不像那樣生活。盧修斯以自己的信念和勇敢挽救了她，使她最終獲得了新生。在小說的結尾，她和布恩的兒子出世，起名為盧修斯。這是一個充滿希望並極富象徵意義的結尾。

盧修斯·普利斯特把自己童年時代的這段重要經歷講給自己的孫子聽，正如當年他祖父教育他一樣，是為了將傳統價值觀念傳授給孩子。他認為，這「一切都太寶貴了」。所以他一邊講述過去的故事，一邊又進行評論或者把祖父對他的教誨講給孩子聽。其實，在很大程度上，盧修斯就是作家自己。

但惡的「磨練」總是痛苦的。老年的盧修斯反覆向自己的孫子講述了在整個經歷中他的內心矛盾。當他越來越深地同罪孽糾纏在一起的時候，他感到彷徨和痛苦，越來越想回到自己熟悉而溫暖的家。他特別為自己參与了偷車並說假話和違背自己的諾言而悔恨，他認為自己是在「出賣靈魂」，「是讓靈魂下地獄」。他還意識到，一個人沾染上惡就很可能在惡的道路上一直滑下去。他說：「這事無休無止。你根本就歇不下來。沒完沒了。」所以他宣布：「我再也不說謊了」（p.48）。這樣的內心衝突是盧修斯成長的必經之路，也是人性中善與惡的永恆鬥爭的體現。福克納在不同場合反覆對人講，人的內心衝突是最可寶貴、最值得寫的。在他那篇著名的諾貝爾獎演說中，他說：「唯有此種內心衝突才能孕育出佳作來，因為只有這種衝突才值得寫，才值得為之痛苦和煩惱。」所以在他大多數作品中，他都在使用各種手法來深入探索和表現人物的內心衝突。

雖然這部小說最初的醞釀和實際創作之間相隔二十一年，而且故事情節也有很大變動，但小說的主題和基本構思卻沒有變。它仍然是一部關於一個小孩成長的、「有點像《哈克貝里·芬歷險記》」那樣的小說，它的主要人物仍然是一個小孩，一個成年白人（身上帶有四分之一的印第安血統）和一個機智精明的黑人。不過被偷的不僅是一匹馬，而且還有一部汽車，這也是作者為什麼把書名從《盜馬賊》改為《掠奪者》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