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到高爾基。他渴望為那些可憐人和他們挫敗的革命（一九〇五年那場）做些好事，所以他寫了他最糟糕的一部小說《母親》，這部小說在許久之後（因為黨的高層的諭令）成了所謂社會主義文學的神聖典範。他的那些小說（遠比我們願意相信的更自由也更美），就這樣消失在雕像所樹https://read.99csw.com立的人格背後了。

這不盡然是件荒謬的事。因為當時小說家的特質並不符合足以代表一個國家的人的特質——通過他的思想、態度、道德典範。法蘭西學院視為理所當然，要求其院士所具有的「偉人」地位，並非小說家野心之所在；ｈｔtpｓ://reａd.99cｓw.cｏｍ小說家嚮往的地方不在那裡；基於小說藝術的天性，小說家秘密、曖昧、嘲諷（是的，嘲諷，超現實主義者的小冊子對於這一點非常了解）；而且，小說家隱匿在他的人物之後，我們很難還原出某種信念、某種態度。

我想到托馬斯·曼努力地想要讓人理解他小說九九藏書里的幽默。這是一種動人而徒勞的努力，因為在那個年代，他的祖國的名字被納粹主義玷污了，他是唯一可以以古老德國這個文化國度的繼承人身份與世界對話的人，他的處境的嚴肅性——很令人遺憾地——遮掩了他著作里迷人的微笑。

我也想到索爾仁尼琴。這位偉人是偉大的小說家嗎？我怎麼九九藏書知道？我從來不曾打開任何一本他的著作。他那引起巨大迴響的堅定立場（我為他的勇氣鼓掌）讓我相信，我已經預先認識了他所說的一切。

就算有某些小說家進入大家的共同記憶，成為「偉人」，這也只是種種歷史性的偶然遊戲造成的結果，而且，對他們的著作來說，這一向都是災難。

保羅·瓦萊里優雅地譴責了九*九*藏*書阿納托爾·法朗士的那篇演說，因為另一個理由而有了劃時代的價值：這是在法蘭西學院講壇上宣讀的第一篇關於小說家的講稿，我想說的是，這篇講稿談的是一個作家，而他的重要性幾乎完全在於他所寫的小說。事實上，在整個十九世紀——這個法國小說最偉大的世紀——小說家基本上是被法蘭西學院忽視的。這不荒謬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