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反省更深遠：「所以我選擇了我想要生活的地方，我也選擇了我想要說話的語言。」有人會反駁她：作家，儘管是自由人，難道他不是他的語言的捍衛者？難道作家的使命不正是如此？薇拉·林哈托瓦說：「經常有人聲稱（儘管不是每個人都這麼說），作家的行動並不自由，因為他和他的語言之間還是有牢不可破的緊密關係。我想，這隻是給一些過度謹慎的人作為借口的神話之一……」因為：「作家並非單一語九-九-藏-書言的囚徒。」多麼解放的名言。只是生命的短暫，使得作家無法從這自由的邀約得出一切結論。

二十世紀下半葉的歷史讓世人對於被祖國放逐的流亡者的命運極其敏感。如此充滿同情的敏感給流亡的問題罩上了催人熱淚的道學濃霧，也遮蔽了流亡生活的具體特質，而依照薇拉·林哈托瓦的說法，流亡生活經常可以將放逐變成一次解放的開始，「走向他方，走向就定義而言陌生的他方，httｐｓ://ｒｅaｄ•9９csｗ•com走向對一切可能性開放的他方」。確實如此，她說得非常有道理！若非如此，我們如何理解如此令人不快的事實——共產主義政權之後，幾乎沒有任何一位移居國外的偉大藝術家迫不及待地返國？共產主義的終結竟然沒有激勵他們返鄉慶祝偉大的回歸？而且，在公眾的失望之下，就算回歸併非他們所欲，難道這不該是他們的道德義務嗎？薇拉·林哈托瓦說：「作家首先是一個自由人，他九*九*藏*書有義務不讓任何限制破壞自身的獨立，這樣的義務高過其他任何考量。我此刻說的不是一個濫權的政府試圖強加在人們身上的那些荒謬限制，而是以人們對於國家的責任感為後盾的一些約束——正因為這些約束是出自善意的，我們反而更難將之擊退。」事實上，人們反覆將人權掛在嘴邊，同時也持續地將個人視為國家的財產。

薇拉·林哈托瓦說：「我認同的對象是游牧民族，我感覺不到靈魂可以定居於一地。所以我也有九-九-藏-書權利說，我自己的流亡是要滿足我長久以來最珍貴的願望：在他方生活。」薇拉·林哈托瓦以法文寫作的時候，她還是捷克作家嗎？不是。她成了法國作家嗎？也不是。她在他方。他方，一如從前的肖邦，他方，一如後來，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方式，納博科夫、貝克特、斯特拉文斯基、貢布羅維奇。當然，每個人經歷流亡的方式都是無法模仿的，而薇拉·林哈托瓦的經驗也是一個個例。儘管如此，在她這篇通透清明的文字之後，人們再ｈｔtｐｓ://reａd•９９ｃsｗ•ｃom也不能像從前那樣談論流亡了。

薇拉·林哈托瓦是一九六〇年代捷克斯洛伐克最受尊崇的作家之一，這位女詩人寫著玄思冥想無法歸類的散文，她於一九六八年離開故鄉，前往巴黎，後來她開始以法文寫作並且出版這些作品。這位以生性孤傲著稱的作家，於一九九〇年代初期做出了一個令所有朋友驚訝的決定，她接受了布拉格法國協會的邀請，在一場以流亡為主題的研討會上宣讀了一篇報告。關於這個主題，這是我讀過的最不流俗、最清明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