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夫的妻子阿德里亞娜·貝爾杜戈心不在焉地坐在老式搖柄縫紉機旁，沒留意到媽媽站在她面前。媽媽輕輕地叫她一聲：
那幾天，爸爸接到正式任命，要去里奧阿查電報所就職。媽媽擔心又要分開，便向當年的堂區神父佩德羅·埃斯佩霍大人求助，希望能不經父母允許，和爸爸結為夫婦。神父大人德高望重，被許多教民奉為神靈。有些教民去望彌撒，只想眼見為實，看他在舉揚聖餅時，是否真能騰空幾厘米。媽媽求助於他時，他再次表現出神職人員的智慧。外公外婆注重隱私，家務事不容外人插手。神父另闢蹊徑，通過教會悄悄打聽爸爸的家世。辛塞的堂區神父與人為善，絕口不提艾爾赫米拉·加西亞的自由主義作風，只說「家庭正派，略欠虔誠」。於是，神父大人找來這對苦命鴛鴦，先一起談，又分別談，談完修書一封，動情地向尼古拉斯和特蘭基利娜保證：加夫列爾·埃利希奧和路易薩·聖地亞加情比金堅，至死不渝。神職人員發話，外公外婆只好從命。他們願意結束這段傷心事，授權胡安·德迪奧斯在聖馬爾塔為二人舉辦婚禮。他們沒有到場，只派弗蘭西斯卡·西莫多塞婭去當教母。
「公牛！公牛！公牛來了！」
隔著走廊，那兩間房的對面是大廚房，有原本石砌的小灶和外婆后砌的大灶。外婆是專業麵包師加甜點師，小動物形狀的糖果大清早香氣撲鼻。廚房是女人們的地盤，她們在這兒幹活，也在這兒生活。外婆的活兒頭緒多，大家邊唱邊忙。了不起的洛倫索是外曾祖父母留下的鸚鵡，恐怕有一百歲了，會喊反抗西班牙的那些口號，唱獨立戰爭時的歌曲。它瞎得厲害，掉進過湯鍋里，幸好水剛開始燒，這才讓它撿回了一條小命。某年的七月二十日，下午三點，它凄厲的叫聲差點兒把房頂掀翻：
對加夫列爾·埃利希奧的譴責聲中，有人說他是私生子，他母親十四歲就和學校老師好上了，生下了他，但一直單身。他母親名叫艾爾赫米拉·加西亞·帕特尼娜，是白人，身材苗條，思想開放，既不結婚，也不同居，和三個男人生了五個兒子、兩個女兒。她住在故鄉辛塞鎮，咬著牙把兒女們拉扯大，她那種獨立、愉快的精神正是我們孫輩在聖枝主日上所需要的。加夫列爾·埃利希奧完美地繼承了家族裡的窮光蛋氣質，十七歲起，他結識過五位少女情人。這是新婚之夜，他們在里奧阿查海面遭遇風暴、被困在一艘風雨飄搖的小船上時，爸爸親口跟媽媽說的。他說自己十八歲在阿奇鎮做電報員，有個兒子，叫阿維拉多，快三歲了；二十歲在阿亞佩爾鎮做電報員，有個女兒，叫卡門·羅薩，剛幾個月，還沒見過。他答應過會回去跟女兒母親結婚，原本想說話算話，誰知愛上了路易薩·聖地亞加，走上了另一條人生路。他帶兒子做過公證，以後也會帶女兒去做公證。不過，這些只是走形式，沒有任何法律效力。令人驚奇的是，爸爸的行為不端居然會讓馬爾克斯上校在道德上有所憂慮，要知道，除了三個婚生子，上校婚前婚後還有九個私生子，是和不同女人生的，但外婆一律視同己出。
上午九點，火車會停靠在謝納加車站，捎上從汽艇和雪山上下來的人，一刻鐘后，接著往香蕉種植園腹地行駛。媽媽和我八點多趕到車站，不過火車晚點了，而且我們是僅有的乘客。她走進空蕩蕩的車廂，開心地叫道：
「我保證。」我說，頭一回從她的語氣里聽出了著急。
媽媽不懂外婆的葫蘆里究竟賣的什麼葯，又不敢跟她對著干。她發現離巴蘭卡斯越近，外婆越期待，脾氣越好。家裡人誰都會把心裡話告訴瓊，可她從瓊那兒也沒打聽出任何消息。媽媽想弄個明白，跟外婆說要在巴蘭卡斯住下。外婆猶豫了一會兒，什麼也沒說。媽媽感覺謎底就要揭曉，心裏七上八下的，上街隨便摸了幾張紙牌，找吉卜賽女人算命。吉卜賽女人沒說她會在巴蘭卡斯如何，只說遠方有個她剛認識的男人會愛她一生一世，她會長命百歲，跟他幸福一生。據描述，那個男人，特別是他的行為舉止酷似她的心上人，這讓她吃了顆定心丸。吉卜賽女人最後還斷言：她會和他生六個孩子。「我嚇壞了。」媽媽第一次提起這件事時說。她萬萬沒想到，還會再多生五個。這次算命，讓他們倆津津樂道，來往電文不再沉湎於空想，而是變為辦法和實事。二人電報來往頻繁，遠勝從前。兩人定日子，定策略，說好重逢后，無須任何人同意，無論何地，無論如何，結為夫婦。
媽媽讀書很用功，除了學鋼琴。鋼琴是外婆逼她學的，在外婆心中，彈不好鋼琴，就做不成淑女。路易薩·聖地亞加乖乖學了三年，在熱浪滾滾、昏昏欲睡的中午練琴，日日如此。一天，她煩透了，果斷放棄。阿拉卡塔卡的電報員年輕傲慢，芳齡二十的媽媽與他墜人情網，不能自拔。正是憑藉倔強的個性，她才頂住了來自家人的壓力。
媽媽應該也在想大沼澤的那片海。剛從馬車左邊看到海，她便感慨道：
「你爸爸說，那是一回事兒。」她說。
眼前的世界變了。種植園大道分佈在鐵軌兩側，平行地蔓延開去，供運送青香蕉的牛車通行。突然，在不宜播種的土地上出現了紅磚營地、掛著粗麻布窗帘和吊扇的辦公室以及孤零零地矗立在虞美人田野上的醫院。每條河邊都有一座村莊，火車怪叫著駛過鐵橋，在冰冷的河水中洗澡的女孩們如鯡魚般跳了起來，乳|房一閃，讓乘客們有些不知所措。
「反正今年年內也沒法兒跟大學交涉。」我說。
大夫像老傢具般疲憊不堪地從吊床上坐了起來，總算像個人了，他跟我們快速握了握手，他的手很燙。他注意到我的反應，告訴我說：「一年來，我一直在發燒，原發性的。」緊接著，他從吊床上下來，坐到床上，氣息奄奄地對我們說：
幾家阿魯阿科族印第安人在里奧福利奧車站上車，帶了滿滿幾包雪山種植、全哥倫比亞最美味的鱷梨。他們怯生生地在車廂里走來走去，找位子坐。可是，等車再次開動時，只剩兩個帶著一個嬰孩的白種女人和一位年輕的神父。孩子一路哭聲不斷；神父穿著靴子，戴著頭盔，像探險家，粗布長袍上打著好些四方形補丁，像船帆。孩子哭個不停，他說個不停，彷彿站在佈道壇上，主題是分析香蕉公司能否回來。公司撤走後，這片地區就再沒別的話題了。觀點分兩派，有人希望公司回來，有人不希望公司回來，誰都把握十足，信心滿滿。神父屬於反對派，他的論調太過自以為是：「香蕉公司所到之處，無不一片荒蕪。」女人們認為他在胡說八道。
她變了，乍一看，都認不出來。媽媽四十五歲，將近十年懷胎，至少十年哺乳，生養了十一個兒女，早早地便已是滿頭銀絲。她剛戴上老花鏡，眼睛看上去大了一圈，眼神更顯訝異。她身著重孝，為她的母親服喪，儘管如此，她仍保持著婚紗照上的古典美，又添了成熟|女人的韻致。擁抱前，她用她一貫鄭重其事的口吻對我說：「我想請你陪我去賣房子。」
辦完婚禮兩個月後，爸爸發電報給胡安·德迪奧斯，告訴他路易薩·聖地亞加有喜了。消息傳到阿拉卡塔卡，家裡差點兒地震，還沒從痛苦中走出來的米娜和上校決定既往不咎，歡迎新婚夫婦搬回家住。此事談何容易。爸爸據理力爭了好幾個月，才答應讓媽媽回娘家生產。
爸爸做過許多傻事，最不符合他個性的是買了支槍，以備不時之需，用來對付退伍軍人馬爾克斯上校。他買的是一支萬人景仰的史密斯威森點三八口徑的長筒左輪手槍，轉手無數次，奪命無數條。唯一能肯定的是，無論是出於好奇還是防身，爸爸都從沒開過一槍。多年以後，我們幾個大孩子在雜物櫃里發現了這支槍，五顆原裝子彈一顆不少，和拉小夜曲的小提琴放在一塊兒。
就瑪利亞·孔蘇埃格拉將小偷擊斃這件事，鎮上有頭有臉的人紛紛上門對她表示慰問。那晚，我和「老爹」也去了。她坐在一把碩大的馬尼拉孔雀藤椅上，被熱情的朋友們簇擁著，把那個故事講了上千次。她說因為怕才開槍，所有人都點頭稱是。外公問她，槍響后，有沒有聽到其他聲音。她說，開始很靜很靜，後來金屬撬鎖工具「哐當」一聲掉在水泥地上，緊接著是虛弱而極度痛苦的聲音：「哎喲，我的媽！」看來，外公問起，她才意識到那是令人心碎的呻|吟，那時她才失聲痛哭。
不知媽媽是謹慎起見，迴避話題，還是怕聽插話的那人擺事實講道理，兩人竟大肆懷舊起來，感慨起我這一代人的不可預料，說到最後，挖出了許多共同的熟人，與科特斯和伊瓜蘭家族沾親帶故。當年在加勒比海岸，這種事常有，而媽媽總是大驚小怪，認為這是值得慶祝的事件。
神父說的話只有這句不算老套，他卻解釋不清。最後，抱孩子的女人說上帝不會支持他，讓他感到很挫敗。
拐彎。塵土滲進涼鞋，十分燙腳。無助感壓抑著我。這時，我看見了自己，看見了媽媽，就像兒時看見一個小偷的媽媽和妹妹。在我看見她們前一周，小偷想撬開瑪利亞·孔蘇埃格拉家的門鎖，被她一槍擊斃。
他和她備受煎熬，這些辦法好歹是個安慰。結果有一天，加夫列爾·埃利希奧收到一封使他驚恐的信，來自路易薩·聖地亞加，逼他做出決斷。信是匆匆忙忙寫在衛生紙上的，跟他說了一個壞消息：父母決定帶她去巴蘭卡斯，遍游各鎮，用非常手段治好她的相思病。這不是在里奧阿查坐船夜遇暴風雨，而是在內華達山脈那樣的蠻荒之地騎騾、坐木輪馬車，在遼闊的帕迪亞省境內顛簸勞頓，絕不是一次普普通通的旅行。
「我沒有放棄學業，」我說，「只是轉了行。」
火車駛過水泥橋，溝里的水渾濁不堪，美國佬給河流改道，引水進種植園。
然而，最令人難忘的是委內瑞拉人。兩名少年學生曾經前來度假，住在一戶委內瑞拉人家裡，大清早往頭上澆涼水洗澡。他們是羅慕洛·貝坦科爾特和勞爾·萊昂尼，半個世紀后，先後就任該國總統。委內瑞拉人中，接生婆胡安娜·德弗雷特斯太太跟我們走得最近。她氣色很好，講故事水平高超。我正兒八經聽過的第一個故事《布拉班特的格諾費瓦》就是她給我講的。她把許多世界名著改編成兒童故事，像《奧德賽》、《憤怒的奧蘭多》、《堂吉訶德》、《基督山伯爵》、《聖經》等的片段。
媽媽在這片髒兮兮的土地上長大成人，斑疹傷寒帶走瑪格麗塔·馬里亞·米尼亞塔后，她集全家人的寵愛於一身。媽媽原本體弱多病，童年過得心驚膽戰，三天兩頭間日熱，退完最後一次燒，病好了，徹底好了。她九十七歲高壽，膝下有十一個子女，外加爸爸另外四個私生子、六十五個孫子、八十八個曾孫和十四個玄孫（不知道的還未統計在內），於二〇〇二年六月九日晚八點半無疾而終。當時，我們已經在打算為她慶祝人生的第一個一百年。她去世那天，幾乎在同一時辰，我寫下了這本回憶錄初稿里的最後一個句號。
門大開。一個骨瘦如柴、面容蒼白、身穿喪服的女人好似從另一個世界看著我們。客廳盡頭，有個老人坐在輪椅上晃來晃去。作為這裏多年的房客，他們提議把房子買下來。可他們不像能買得起房子，而房子也沒什麼賣相。媽媽收到電報，房客說願意先付一半現金，她開收條，餘款等年內辦完手續再付。但他們誰也不記得安排了這次會面。說了半天，等於雞同鴨講，唯一弄明白的是，不存在任何協議。媽媽說暈了，也熱暈了，汗如雨下，環顧四周，不禁嘆了口氣。
「請讓我單獨和小姐待片刻，」他對錶姑姥姥說，「我有重要的事要對她說。」
巴蘭卡斯人對媽媽一家並無半點怨恨。相反，自悲劇發生過了十七年後，梅達多·帕切科的親戚們原諒並忘懷過去，他們既往不咎，盛情款待。媽媽甚至動了這樣的念頭：既然阿拉卡塔卡又臟又熱，周末血腥，亡靈飄蕩，全家人不妨搬回山區過太平日子。她還暗示爸爸，只要他能調到里奧阿查，就這麼辦。爸爸對此表示同意。可就在那幾天，大家總算明白了搬家的事有多不靠譜，除了米娜，沒人願意。米娜的兒子胡安·德迪奧斯寫信給她，說梅達多·帕切科死了不到二十年，搬回去讓他害怕。她回信說，那好，不搬。胡安·德迪奧斯對瓜希拉當地的宿命論深信不疑。半個世紀后，他的兒子愛德華多要加入巴蘭卡斯的公共醫療服務隊，他也反對。
「因為你放棄了學業。」
「你怎麼知道？」
那天下午餘下的時間里，在火車到站之前，我們以懷舊之情回憶起有關那座充滿鬼魂的宅子的點點滴滴。整棟宅子都是我們的，但只有臨街出租的部分還能住人，外公曾在那兒辦公。其餘牆面千瘡百孔，鋅皮屋頂銹跡斑斑，蜥蜴爬來爬去。媽媽站在門檻旁，目瞪口呆，十分堅決地叫道：
「就照大夫的話說。」我答。
他們的確是異鄉客，但混在從世界各地乘火車趕來的人群里，倒也沒那麼顯眼。帶著和外公外婆家同樣的想法，菲爾庫森、杜蘭、貝拉卡薩、達孔特、克萊亞紛紛舉家前來，希望能過上更好的日子。紛至沓來的還有義大利人、迦納利人和敘利亞人（我們稱之為土耳其人），他們越過省界，前來追尋自由和在故土丟失了的生活方式。芸芸眾生，形形色|色。有些是魔鬼島——法屬蓋亞那監獄——的逃犯，他們並沒有作惡，只是持有異見。其中一個叫雷內·貝爾文諾伊特，法國記者，政治犯，他逃到香蕉種植園來撰寫大作，披露監獄生活的種種不堪。阿拉卡塔卡魚龍混雜，從一開始就是個沒有邊境的地區。
最令人擔心的事終於發生了。短短三天，全線告急。就在媽媽向爸爸確認米娜不想搬回巴蘭卡斯的那個周二，爸爸接到通知，里奧阿查的電報員突然身亡，他要的職位有了。第二天，米娜在食品儲藏室里翻箱倒櫃找剪刀，偶然打開了一個英國餅乾盒，裏面藏著女兒的電報情書。她氣急敗壞，罵出氣急敗壞時才會說的一句老話：「天主寬恕一切，但不聽話，不可恕。」母女倆周末趕往裡奧阿查，周日乘船去聖馬爾塔。沒想到二月狂風大作，那一夜驚心動魄。外婆萬念俱灰，媽媽既害怕又幸福。
「足夠！」阿德里亞娜說，「如今連火車什麼時候來都沒準兒。」
大夫脾氣不好，在隔板那邊用粗重的聲音索然無味地問了一句：
「大妹子。」
「一點點體面。」她說，語氣很快舒緩下來，「愛你才這麼說。」
「是比塔。」
新家沒有給他們帶來平靜，貽害無窮的自責情緒甚至會傳染給某個誤入迷途的玄孫。外婆米娜眼睛瞎了，腦子也有些糊塗，時常激動地回憶往事，我們這才弄清楚事情的來龍去脈。當年，謠言滿天飛、大禍臨頭時，只有她是事後才得知決鬥這回事。
我要麼之前不知道，要麼就是忘記了。而我睡到四歲的那張嬰兒床在下一間卧室里，外婆一直留著。我原本把它忘了，但一見到它，我就回想起自己穿著簇新的藍色碎花連衫褲、大哭大鬧叫人來換裝滿屎的尿布的場景。當時，我只能勉強抓著那張嬰兒床的圍欄站立。床又小又不結實，像嬰兒睡籃。親戚朋友們老笑話我，說我這個小屁孩著急起來的樣子像個大人。我說，那麼著急，不是因為大便噁心，而是怕弄髒簇新的連衫褲。換言之，不是愛乾淨，而是愛漂亮。這件事一直縈繞在我的腦海里，是身為作家的我最初的記憶。
他是我的噩夢。一個人走，我會繞很遠的路，為的是不從他家門口過。跟大人走，我也ｈｔtps://ｒｅａd.９９ｃsw.ｃｏｍ只敢偷偷地往藥店瞟一眼：阿德里亞娜永遠坐在櫃檯後面，縫紉機邊，彷彿在服一種無期徒刑；隔著卧室窗戶，只見大夫躺在吊床上晃來晃去，晃得很高，看一眼，就足以讓我起一身雞皮疙瘩。
「這就是海。」他告訴我。
順著她的指頭看過去，我看見了車站：樹皮脫落的木屋，雙坡鋅皮屋頂，長廊形陽台，正對著一個光禿禿的、最多能容納兩百人的小廣場。媽媽說，那裡就是一九二八年軍隊屠殺香蕉工人的地方，死亡人數一直沒有定論。從記事起，我聽外公說過無數次，當年的場景幾乎像我親身經歷過一樣歷歷在目：一名軍人宣讀法令，宣布罷工者均為不法之徒，限五分鐘內離開廣場。毒辣的日頭下，三千名男女老少一動不動。軍官下令開火，機槍嗒嗒嗒吐出灼|熱的子彈，驚恐的人群就在這一成不變的嗒嗒聲中，被慾壑難填的機槍一點點吞噬。
媽媽說，他們是在給一個孩子守靈時初次見面的。到底是哪個孩子，兩人均語焉不詳。媽媽和女孩們在院子里唱歌，按風俗，要給夭折的孩子唱九夜的情歌。突然，有男聲混入合唱。她們回頭一看，全呆了：小夥子真帥！「我們要嫁給他。」她們打著拍子唱出副歌。媽媽對他印象不深，只說：「又是個異鄉客。」沒錯。他來自卡塔赫納，初來乍到，本是醫藥專業學生，沒錢，只好輟學，不久前當上電報員，在附近幾個鎮子收發電報，過著普通的日子。看當年照片，他就是一窮小子：四排扣緊身時尚深色塔夫綢外套、漿領、寬領帶、有檐窄邊草帽，時髦的細架圓框眼鏡的鏡片是純天然玻璃的。認識他的人都以為他夜不歸宿、放蕩不羈、四處留情。其實他煙酒不沾，活到長壽。
媽媽的口氣不由得威嚴起來：
事情發生在巴蘭卡斯。它坐落在內華達山脈的支脈上，是個太平繁榮的小鎮。上校在這裏跟他的父親和祖父學會了金匠手藝，簽署停戰條約后，他回歸故里。對手是個大個子，比他小十六歲，跟他一樣，是個死心塌地的自由黨人，天主教徒，農民。大個子家境貧寒，結婚不久，有兩個孩子，聽名字就是個好人：梅達多·帕切科。最讓上校痛心的是，與戰場上遭遇的無數不知名姓的敵人不同，他們是老朋友、黨內同志兼「千日戰爭」戰友。太平年代，兩人卻要生死相搏。
那是媽媽第一次見他，他卻早在前一個周日八點的彌撒上就見過媽媽，弗蘭西斯卡·西莫多塞婭表姑姥姥陪著去的（媽媽放學后，她始終不離左右）。周二，他又見到她們倆在門前的巴旦杏樹下做針線活。守靈當晚，他已經得知媽媽是尼古拉斯·馬爾克斯上校的女兒，而他手裡有好幾封致上校的推薦信。在那之後，媽媽也得知他單身多情，口才不凡，出口成章，舞技高超，小提琴拉得凄婉動人。媽媽說，清晨聽他拉琴，總會潸然淚下。他的小夜曲保留曲目是浪漫至極的華爾茲舞曲《當舞會結束》，這也是他的社交名片。多才多藝加上平易近人幫他敲開了外公外婆家的門，他成了午餐桌上的常客。弗蘭西斯卡表姑姥姥來自卡門–德玻利瓦爾，而他出生在附近的辛塞。表姑姥姥聽了，與他一見如故。媽媽雖在社交聚會上和他玩得開心，卻沒想到他另有所求。他們倆之所以走得近，甚至是因為他和媽媽的同學偷偷約會，媽媽負責打掩護，還答應在他們的婚禮上做教母。後來，他叫她教母，她叫他教子。在一場晚間舞會上，膽大包天的電報員從扣眼上摘下玫瑰，對她說：「玫瑰和我的生命，獻給您。」媽媽有多驚訝，可想而知。
第一間是會客室兼外公的私人辦公室。屋裡有開合式書桌、沙發轉椅、電風扇。空蕩蕩的書櫃里，只有一本碩大無比的綻了線的書：一部西班牙語詞典。緊鄰的是外公的金銀作坊，他在那兒製作身子會動、鑲著綠寶石眼睛的小金魚，不為糊口，只憑興緻，度過了最美好的時光。他在那兒接待過大人物（特別是政治家）、丟了飯碗的公務員和退伍老兵。兩位歷史人物也在其中，拉斐爾·烏里韋·烏里韋將軍和本傑明·埃雷拉將軍分別來家裡吃過飯。烏里韋·烏里韋將軍飲食有度，讓外公終生難忘：「他吃得像小鳥一樣少。」
「說話！」
懷舊總會無視苦難，放大幸福，誰也免不了受它的侵襲。透過車窗，只見坐在自家門口的男人和沙礫河灘的洗衣婦一臉期待地目送火車經過。在他們眼裡，提著公文箱的外國人就是回來重整旗鼓的聯合果品公司代表。無論見面、串門還是寫信，這句話遲早都會被提起：「聽說公司快回來了。」誰說的？什麼時候回來？為什麼回來？沒人知道，但也沒人質疑。
看來，她不會讓步，無論如何都要讓我打退堂鼓。先前她提了好幾個辦法，都被我立刻擋了回去。我知道，她只是稍事休息，不會停戰太久。即便如此，她再次試探時，我還是嚇了一跳。或許是為了打另一場徒勞的持久戰，我用比之前稍微鎮定些的語氣回答道：
「是加西亞，那個拉小提琴的。」
「瞧，」她告訴我，「那裡曾經上演世界末日。」
「您瞧瞧，大妹夫，」她說，「他想當作家。」
心上人還沒走完第一程，加夫列爾·埃利希奧就找到了和她保持聯絡的好辦法。媽媽和外婆要經過七個鎮子才能抵達巴蘭卡斯。爸爸和這七個鎮子的電報員都說好了。媽媽也自有辦法。伊瓜蘭和科特斯家族遍布全省，家族觀念牢不可破，而親友們都向著媽媽。從巴耶杜帕爾——他們住了三個月——到近一年後旅行結束，媽媽和爸爸濃情蜜語，鴻雁傳書。她只要在經過每個鎮子的電報所時，拜託熱心親友（多為年輕女子）收發電報即可。瓊平日不言不語，作用不可低估。電報藏在她衣服里，媽媽既不擔心，也不害臊。瓊嘴巴嚴，而且不識字。
媽媽和女房客決定從頭理論，不到半小時，我們就發現，這買賣沒法兒做。有些問題根本解決不了，我們都忘了這房子做抵押貸了一筆款，好多年後才能結清，結清了才能賣。女房客又想扯出陳芝麻爛穀子的事，媽媽毅然決然地攔住了她的話頭。
媽媽繞進櫃檯。兩人沒說話，相擁而泣。我不知該如何是好，站在櫃檯外面看著，心裏很感動。我知道，這個淚眼婆娑、相對無言、長長的擁抱在我自己的人生中絕不會出現。
「我們得走了。」
媽媽十分留戀度蜜月時的住處。我們幾個大孩子可以如身臨其境一般，具體地描述出每間房。那些錯誤的印象至今依然深刻。然而，當年屆六十的我首次踏上瓜希拉半島時，卻驚訝地發現，那間電報所和我記憶中的大相徑庭。兒時心中的里奧阿查一片田園風光，可那只是外公外婆營造的幻境。街道被鹽水浸過，越到海邊，地勢越低，海水裡凈是淤泥。更糟糕的是，親眼見過又如何？心中的里奧阿查還是過去一點點想象出來的模樣。
唯一鐵板釘釘的是，他們捲走了一切：錢、十二月的清風、切麵包的餐刀、午後三點的驚雷、茉莉花香和愛。只留下灰頭土臉的巴旦杏樹、耀眼的街道、木頭房子、生鏽的鋅皮屋頂，以及被回憶擊垮、沉默寡言的人。
將近六十年後，我為第五本小說《霍亂時期的愛情》搜集素材時，舊事重提。我問爸爸：電報所之間取得聯繫，有沒有專門的行話術語。他不假思索，脫口而出：enclavijar。詞典上有這個詞，但沒有這層含義。不過，問題迎刃而解：電報所之間的聯繫本來就靠電報機操作盤上的擺針（clavija）。我沒告訴爸爸為什麼問這個詞。可是，爸爸在去世前不久接受了一次媒體採訪，記者問他想沒想過寫小說。他說想過，但在我問過他enclavijar這個詞后，就不想了，因為他意識到他想寫的就是我在寫的那本。
「不是第一句，」我說，「是唯一一句。」
幸好那晚風平浪靜。天亮前，我去船頭窗前呼吸新鮮空氣，只見漁火點點，如水面繁星，數不勝數。未見漁民們其人，只聞其聲，在沼澤上留下幽靈般的回聲。我把胳膊支在窗台上，眺望遠山，突然間，第一縷鄉愁湧上心頭。
她立馬盯著我的眼睛，好奇地問：
「父母祝福過我，我才結的婚。」她說，「我承認，是我逼他們的。但他們祝福過我。」
事情發生在一個比平時更糟的周六。一個本地人（沒有留名的良善人）牽著一個小男孩走進酒館，給孩子要了一杯水。有個獨自在吧台喝酒的外鄉人不讓孩子喝水，非要他喝甘蔗酒。孩子父親試圖阻止，但外鄉人堅持讓喝。孩子嚇壞了，不小心一巴掌把酒打翻。外鄉人想都沒想，一槍將他打死了。
「不行，那樣沒用。」她又想了一會兒，「你就別擔心了，怎麼跟他說，我自有辦法。」
餘燼猶溫，家裡人便建造了這最後的棲息地。八間房一字排開，長長的走廊，欄杆旁一溜秋海棠，女眷們趁下午涼快，坐在那裡綉繡花，聊聊天。房間式樣簡單，彼此之間也沒有什麼不同，但我一眼就看出，我一生中的那些重要時刻就隱藏在這些房間無數的細節里。
「可憐的房子就快倒了。」她說。
二十世紀初，大夫和無數委內瑞拉人逃離胡安·比森特·戈麥斯暴政，從瓜希拉省入境，來到阿拉卡塔卡鎮。兩股相反的力量讓他加入了先驅者的行列：他們國家暴君的殘暴和對我們國家「香蕉熱」的幻想。大夫來到鎮上，靠仁心仁術——當年叫臨床眼光——贏得聲譽，成為外公外婆家的常客，那時家裡常設流水席，招待乘火車來的客人。媽媽是他大兒子的教母，外公也教那孩子防身術。我在委內瑞拉先驅者的陪伴下成長，後來又在逃離內戰的西班牙流亡者的陪伴下長大。
庭院看起來好像不大，樹的種類卻不少，一個沒有屋頂的洗澡間，外帶一個水泥砌成的蓄水池用來接雨水，還有一個高高在上的平台，要爬一架三米左右、不太結實的梯子才能上去。那兒放著兩隻大桶，外公大清早搖手搖泵，將水打滿。再過去是馬廄（木板沒有上漆）和僕人房，最後是開闊的果園。家裡唯一的糞池也在那兒，印第安女傭日復一日地在這裏倒尿盆。最鬱鬱蔥蔥、熱情好客的當數那棵早已跨越時空的栗樹。上世紀打了那麼多場內戰，至少有兩位退役上校是在那棵古樹下撒尿時死去的。
午夜過後，航道裏海葵的觸鬚纏住了螺旋槳，汽艇擱淺在灘涂上，耽擱了三小時。乘客們不得不上岸，用吊床上的繩子把船拖下水。熱浪和蚊子左右夾擊，媽媽卻打起了盹兒。家裡人都知道，她說睡就睡，睡一會兒醒一會兒，邊休息邊聊天。船又開了，涼風習習，這下她徹底醒了。
「這個鎮子經歷了什麼，你們怎麼也想不到！」
「真奢侈！是專列！」
「太棒了，大姐！」他說，「老天有眼。」他轉頭問我：「寫什麼？寫詩？」
「您別擔心，」我自認沒錯，「我十二月回去跟他解釋。」
「那是你學會的第一句英語。」媽媽說。
他們花了近一年的時間見證此情不渝，個中艱辛誰也無法想象。第一程為期兩周，媽媽騎騾跟著騾隊在內華達山脈穿行。隨行的還有維內弗里達的女僕恩卡納西翁，大家都親熱地叫她瓊。從離開巴蘭卡斯起，她就一直跟我們住在一起。山路險峻，上校卻了如指掌。打仗時，他每晚換一個地方，在這兒留下了一大堆兒女。外婆坐船坐怕了，非要走她從沒走過的山路。媽媽是第一次騎騾子，或烈日當空，或大雨傾盆，山崖邊的霧氣催人入睡，她提心弔膽地趕路，這樣的經歷簡直是噩夢，而她腦子裡還裝著一個不能使她放心的未婚夫，午夜盛裝，拂曉琴音，莫非真的在做夢？第四天，媽媽實在堅持不住，威脅外婆：不回家，就從懸崖邊跳下去。米娜比她更害怕，決定回頭。可是，騾隊首領展開地圖，說前進、後退一樣遠。走到第十一天，站在最後一段山崖上，看見巴耶杜帕爾陽光普照的平原時，大家總算鬆了口氣。
「上校，別不相信，他們想把您扔進水裡。」
精神振奮的他興緻勃勃地對我們說，羅慕洛·加列戈斯在馬拉開波做講座時，他去聽過，深感他人如其文，對他仰慕之至。事實上，當時，我滿腦子都是密西西比河的家世小說，開始覺得我們的本土小說存在種種缺陷。不過，能和兒時的「大惡魔」交談甚歡，已是奇迹，索性隨了他的興緻。我跟他聊我在《先驅報》上的每日「長頸鹿專欄」，首次披露了我們即將創辦一本雜誌的意圖。我越聊越自信，不僅聊到刊物定位，還提前透露刊名為「紀事」。
「請問有何貴幹？」
我們原本計劃直接去老宅。可是，走到還差一個街區時，媽媽突然停下，在前一個路口拐彎。
「到站了！」媽媽感嘆道，「沒人等火車了，這世界變化真快。」
「這兒就是你出生的地方！」
「房子不是這個樣子的！」
那間卧室沒有祭壇，擺放著真人大小的聖徒像，比教堂里的更逼真、更陰森。外公的表妹弗蘭西斯卡·西莫多塞婭·梅希亞一直住在這兒，我們叫她「嬸嬸」。在她父母雙亡后，她儼然成了家裡的女主人。我睡在旁邊的一張吊床上，長明燈下，聖徒眨巴著眼睛，把我嚇壞了。那盞燈等到所有人都去世后才會滅掉。媽媽沒出閣前也睡在這兒，也被聖徒們嚇得夠嗆。
外公無權無勢，卻備受尊敬，連香蕉公司的地方主管也對他仰慕不已。他是自由黨老兵，多次參加內戰，簽署最後兩個條約后解甲歸田。本傑明·埃雷拉將軍起到了表率作用，每天下午，他的尼蘭迪亞莊園都傳來憂傷的華爾茲舞曲，是他用單簧管吹奏的。
媽媽一九〇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出生在巴蘭卡斯，家人剛走出戰亂，開始新生活。她全名中的第一個名字是為了紀念上校的母親路易薩·梅希亞·比達爾，那天距她去世正好過了一個月。第二個名字源於一個聖日，紀念在耶路撒冷被斬首的使徒大聖地亞哥。她覺得太男性化、太引人注目，藏了半輩子，誰知被我這個不肖子寫進小說，泄露了天機。
想到當年她如何在婚姻大事上拚命跟父母作對，我笑了：
媽媽挺直腰板，步履輕盈地往前走，喪服下微微出汗。她一言不發，蒼白的臉色和瘦削的側影暴露出她此時此刻的內心活動。走到防洪堤盡頭，我們才看見一個人。哈科沃–貝拉卡薩街拐角出現了一個瘦小的女人，看樣子很窮，端著一口白鑞小鍋，蓋子沒蓋好，一路都在響。她從我們身邊走過，媽媽沒看她，悄悄對我說：
「從這兒走！」我想知道原因，她說：「我怕。」
在我出生前十七年，外公外婆把家搬到了阿拉卡塔卡。當時，聯合果品公司壟斷全球香蕉九*九*藏*書市場的騙局剛剛上演。一同搬來的還有他們二十一歲的兒子胡安·德迪奧斯、十九歲的女兒瑪格麗塔·馬里亞·米尼亞塔·德阿拉克蓋和當時五歲的我的媽媽路易薩·聖地亞加。媽媽出生前，外婆懷過一對雙胞胎，四個月時意外流產。懷上媽媽后，她說四十二歲了，生完這個，再也不生了。過了差不多半個世紀，同樣年齡的媽媽在同樣的情況下說了同樣一番話，呱呱墜地的埃利希奧·加夫列爾是她第十一個孩子。
他頓時來了精神，問我：「讀過《芭芭拉夫人》嗎？」
「不|穿襪子更舒服。」我說，「兩件襯衫，兩條短褲，一洗一換，還要什麼？」
「因為您和我是一路人。」我說。
保險起見，「老爹」先被帶到里奧阿查，又被帶往聖馬爾塔，判了一年有期徒刑：半年監禁，半年監外執行。他剛出獄，就帶全家去謝納加玩了幾天；後來又去巴拿馬，留下了一筆風流債和一個女兒；最後他在阿拉卡塔卡落腳，在地方財政部門任收稅官，工作既危險又不受人待見。他不再持槍上街，哪怕香蕉工人暴動、時局動蕩時也沒有，只把左輪手槍壓在枕頭底下以備自衛防身。
媽媽以為自己早已不受那些幽靈的糾纏，父母死後，她和阿拉卡塔卡就斷了聯繫。可是，她的夢出賣了她。她會一邊吃早餐，一邊把最有意思的夢說給我們聽，至少，那些夢都包含著對香蕉種植園的思念。最難熬的日子她都挺過來了，沒賣房子，幻想著聯合果品公司一旦回來，房價能翻四倍，可到頭來，還是沒頂住現實生活的壓力。在火車上聽神父說公司有可能回來，她臉一沉，對我耳語道：
但大夫反倒覺得這恰恰是個人志向無法動搖的明證，只有愛情的力量可以與之媲美。尤其是藝術志向，最為神秘，讓人甘願奉獻一生、不求回報。
「說什麼？」
路易薩·聖地亞加大清早在甜蜜撩人的華爾茲舞曲《當舞會結束》中醒來，怒不可遏，第二天一早就把加夫列爾·埃利希奧的禮物全部退回。婚禮現場，她拂袖而去，他無端受辱。消息不脛而走，覆水難收。大家都以為這場夏日的愛情風暴已經平息，更何況路易薩·聖地亞加兒時常患的間日熱複發，被母親帶到位於內華達山支脈上的「人間天堂」馬納烏萊養病。兩人都說那幾個月沒有聯繫，但並不十分可信，因為當她病愈歸來時，他們倆看上去也和好如初了。爸爸說看到米娜發來回家的電報，便去車站等候。路易薩·聖地亞加跟他握手問候，他說收到了愛的信號，她說沒那回事。回憶往昔，她總是赧然。事實上，從那以後，他們倆就大大方方地在一起了。又過了一周，表姑姥姥跟她在秋海棠長廊上繡花，終於對她說：
就連那些最不可信的說法也一致認為：決鬥發生在十月的一個星期一，那天是典型的加勒比天氣，烏雲壓頂，凄風苦雨。梅達多·帕切科身著節日盛裝，剛拐進一條死胡同，就被馬爾克斯上校攔住。兩人都有武器。多年以後，外婆說胡話時，總說：「上帝給過親愛的尼古拉斯機會，讓他饒了那個可憐人的性命，可他不知道抓住機會。」外婆這麼想，恐怕是因為上校跟她說過，他突然攔住梅達多·帕切科時，看見他眼裡閃過一絲痛苦。上校還說，他碩大的身軀倒在灌木叢里，發出呻|吟，沒有言語，「像小貓落水時的慘叫」。「老爹」去向鎮長自首，套用了一句對仗工整的俗語：「榮譽之彈戰勝了權力之彈。」很有當年自由黨人的風度，但我覺得這不像是外公說的話。問題是沒有證人。外公和雙方證人的呈堂證供本該是最權威的說法，只可惜卷宗即使存在過，也已不知所蹤。我聽過無數版本，沒有任何兩種雷同。
媽媽和我坐在離床不遠的地方，聽大夫絮叨將鎮子摧毀的悲劇的種種細節，而早已被人遺忘的大夫當年在我幼小的心靈里激起的恐懼所殘留的最後一點兒痕迹，此時也消散了。在熱得透不過氣的房間里，他說得繪聲繪色，每件事情我們都彷彿親眼所見。萬惡之源當然是軍隊屠殺香蕉工人，但歷史真相如何，死了三個還是三千個，依然迷霧重重。大夫說，也許沒死那麼多，可每個人都根據自身的傷痛將數字往上加。如今，香蕉公司早已一去不復返。
剛開始聊，我就覺得自己還是那個趴在窗台上嘲弄他的孩子，所以當他用跟母親說話時那種既嚴肅又親切的口吻跟我說話時，嚇了我一跳。小時候情況不妙、心慌意亂時，我會快速、連續地眨眼。大夫一看我，我就不由自主地條件反射，快速、連續地眨眼。酷熱難當，我走了一會兒神，不禁納悶：如此和藹、戀舊的老人怎麼會是我兒時的噩夢？他沉默了好一會兒，之後，不知說到什麼無關緊要的話題，他露出祖父般的笑容望著我。
關於那段坎坷的戀情，父母單獨或一起說過無數次，讓年輕時代的我驚訝不已，二十七歲的我創作第一部小說《枯枝敗葉》時，早已對其了解得八九不離十。但我依然覺得，如何下筆，仍需學習。他們倆擅長講故事，回憶起那段甜蜜的愛情，心潮澎湃，不能自已。年過半百的我決定將它寫進《霍亂時期的愛情》，真假虛實，難以分辨。
「我也在給報紙寫文章賺錢。」我說。
「好作家很能賺錢。」那人說得一本正經，「替政府做事，賺得更多。」
神父侃侃而談那會兒，我們經過了一個小鎮，廣場上麇集著一群人，炎炎烈日下，樂隊正在演奏一支歡快的曲子。在我眼裡，所有鎮子都一個樣。「老爹」帶我去堂安東尼奧·達孔特新開的奧林匹亞影院看電影，我發現西部片里的車站和我們的車站很像。再後來，我開始讀福克納，小說里的鎮子和我們的鎮子也一樣。這不奇怪。我們原本就是把聯合果品公司當救世主，按照美國臨時營地的風格建造的鎮子。我記得所有這一切，廣場上的教堂，彷彿來自童話世界的三原色的房子；我記得一群群在傍晚高歌的黑人短工、那些坐在莊園棚屋前看貨運列車駛過的僱工，還有一大早在莊園地界旁的水溝里發現的被砍掉腦袋的收割者，他們總是在周六晚上醉酒鬧事；我記得鐵軌那邊阿拉卡塔卡和塞維利亞的美國佬駐地，圍著通電的鐵絲網，像碩大無比的雞籠，夏日涼爽的清晨，被燒焦的燕子黑壓壓一片；我記得孔雀和鵪鶉悠閑地在清冷的藍色草坪上散步，住宅的屋頂是紅色的，窗前有防護網，露台上灰撲撲的棕櫚樹和玫瑰花間，擺著就餐用的小圓桌和摺疊椅；透過鐵絲網，有時能看見戴著寬檐薄紗帽、穿著麥斯林紗裙的弱不禁風的美人拿著金剪刀在花園裡修剪花枝。
男人們都出門去參加國慶鬥牛比賽了，家裡只剩下女人，她們都以為鸚鵡老年痴獃，胡說八道。她們知道怎麼跟鸚鵡交流，但直到一頭從廣場上的牛欄里逃出來的野牛怒吼著衝進廚房，瞎撞一氣，她們才明白它在叫什麼。做麵包的家什和灶台上的鍋都遭了殃。女人們嚇破了膽，一陣風似的往外逃。我正往廚房走，被她們一把抱住，躲進了食品儲藏室。那頭失控的牛在廚房裡的怒吼聲加上走廊水泥地上急促的牛蹄聲震得房子一個勁兒地晃。突然，天窗里探進牛腦袋，它灼|熱的口氣和碩大的眼睛嚇得我手腳冰涼。長矛手趕來，把牛帶回牛欄，如火如荼的討論就此展開。咖啡一壺壺地煮，布丁一盤盤地上，戲劇性的場面一遍遍地說，持續了一個多星期，嘰嘰喳喳，有滋有味。每說一遍，劫後餘生的女人們的形象就又高大一些。
當晚信風大作，我在河港費了好大的勁兒勸媽媽上船。她不是沒有道理。汽艇是縮小版的新奧爾良蒸汽船，燃料卻是汽油，整個船身發高燒似的抖個不停。船上有個小廳，可以高高低低掛好幾層吊床；擺著幾排木椅，乘客們推推搡搡，提著大包小包的行李、貨物、雞籠甚至活豬搶佔座位；客艙沒幾間，悶得厲害，像軍隊營房，兩張上下鋪，基本永遠被下等妓|女霸佔著，她們在旅途中提供緊急服務。客艙沒空鋪，我們又沒帶吊床，媽媽和我只好佔領中間過道上的兩把鐵椅，好歹能坐一夜。
爸爸既難被看透，又難討好，比他看上去還要窮很多。他一生與貧困為敵，屢敗屢戰，屢戰屢敗。憑藉同樣的勇氣和自尊，他排除萬難，和路易薩·聖地亞加苦苦相戀。爸爸蝸居在阿拉卡塔卡電報所後面的房間里，那兒總掛著一張吊床，他一個人睡的時候用。但是在吊床旁邊還放著一張單身漢用的過了油的彈簧床，給夜晚可能來的任何人留著。他這種偷偷摸摸的獵人的生活方式一度讓我十分羡慕。後來，生活告訴我，這種方式最孤獨、最無趣。我很同情爸爸。
我們位於大沼澤，兒時的另一個傳奇之地，外公尼古拉斯·里卡多·馬爾克斯·梅希亞上校——孫輩們都叫他「老爹」——帶我從阿拉卡塔卡去巴蘭基亞看望父母時，走過幾次。「遇到沼澤，別怕，要敬畏。」他說小池塘也好，桀驁不馴的大洋也罷，只要是水，脾氣都摸不透。雨季有山裡來的暴風雨。十二月到四月本該風平浪靜，可只要北方信風呼地一吹，就會夜夜兇險。外婆特蘭基利娜·伊瓜蘭·科特斯——大家都叫她「米娜」——輕易不敢過沼澤，除非十萬火急。她受過一次驚嚇，困在里奧福利奧港等待救援，直到天明。
「他想當作家。」她說。
翻出情書後，米娜情緒失控，上岸時才冷靜下來。第二天，她獨自回到阿拉卡塔卡，把媽媽留在聖馬爾塔，託付給了兒子胡安·德迪奧斯，好讓她遠離慾海情魔。誰知適得其反，爸爸從此頻繁地離開阿拉卡塔卡，前往聖馬爾塔，抓緊一切機會去見媽媽。胡安舅舅當年和迪莉婭·卡瓦列羅戀愛時，也曾遭到父母反對，他當時就想好了：等妹妹談戀愛時，自己絕不做惡人。可事到臨頭，既要呵護小妹，又要尊敬父母，左右為難。他索性自作主張，好人做一半：可以見面但不能在他家裡，不能單獨行動，不能背著他擅自行動。舅媽雖不記仇，但往事難忘。她像當年對付公婆那樣，想出各種高招，為小姑製造各種「偶遇」。加夫列爾和路易薩先在朋友家會面，後來膽子越來越大，漸漸在人不多的公共場合會面，最後竟敢趁舅舅出門，一個在客廳，一個在街上，隔窗會面。反正沒在家裡，沒有違規。窗戶彷彿專為相愛受阻的痴男怨女設計，隔著安達盧西亞風格的落地柵欄，窗欞上爬滿了藤蔓植物，夜幕中還有淡淡的茉莉花香。迪莉婭未雨綢繆，甚至設口哨為暗語，請鄰居幫忙打掩護。可惜有天晚上出了狀況，一個警報都沒吹響。胡安·德迪奧斯面對現實，乖乖認輸。迪莉婭趁機將戀人請進客廳，窗戶大開，將戀情公之於眾。媽媽永遠也忘不了她哥哥的那聲長嘆：「總算解脫了！」
「我也沒認出您！」我說。
當外公為了喚起家人的熱情，說這兒遍地鈔票時，米娜說：「錢是魔鬼拉的屎。」對我母親來說，這裏簡直是恐怖王國，她對此地最初的記憶是蝗災。當時她年紀還小，蝗蟲把糧食全毀了。「你可以聽到蝗蟲飛過，就像颳了一場夾槍帶棒的狂風。」回去賣房子時，她說。當時，嚇壞了的居民們只能躲進屋裡，自然災害只有巫術能化解。
阿德里亞娜和媽媽哭完，只聽隔板後傳來短促劇烈的咳嗽聲。她再現了部分昔日風采，隔著木板大叫：
「那一剎那，我很幸福。」爸爸告訴我。
「我跟你爸爸到底要怎麼說？」
「那不一樣。」她當即駁回，「小提琴他只在節日聚會上拉，演奏小夜曲什麼的。他當年放棄學業，是因為沒飯吃。可他不到一個月就學會了發電報。當年這行很好，尤其是在阿拉卡塔卡。」
我時刻關注外婆神志不清時走漏的事情，趕緊追問她那人是誰。她突然回答：
下車前，她只說了這麼一句話。
阿德里亞娜沒有回答，招呼我們去店後面的小屋。兒時的恐懼突然襲來，讓我邁不開步子，嘴裏直泛苦水，但我還是跟著媽媽往裡走。這裏原本是雜亂無章的實驗室，如今改成了臨時卧室。阿爾弗雷多·巴爾沃薩大夫比陸地上和海洋中的所有人和動物都要蒼老。他沒穿鞋，裹著那件傳說中的粗棉睡衣——像懺悔服——仰面朝天，躺在那張永恆的破吊床上，直愣愣地望著屋頂。聽見有人進來，他轉過頭，黃眼珠亮晶晶的，盯著我們看。他終於認出媽媽，驚呼道：
「我感覺我像那個小偷。」我說。
「晚上更糟，能聽見死人在街上走。」
路易薩·聖地亞加求表姑姥姥讓他們單獨待一會兒，出了事，她負責。加夫列爾·埃利希奧說，只要她立下重誓，非他不嫁，就可以和父母出門，想去哪兒就去哪兒，多久都行。她欣然應允，甚至自作主張、自擔風險地加上一句：除非死，不然非他不嫁。
我覺得她內心酸楚，在強顏歡笑，因為歲月的創傷在車廂里歷歷可見。這是過去的二等座，不過柳條座椅沒了，上下開合的玻璃窗沒了，只剩下被窮苦老百姓光滑溫熱的屁股磨光了的木頭板凳。車廂和列車都成了老掉牙的古董。過去分三種座位：最窮的坐三等座，長條凳上的木條是直接從裝香蕉和屠宰牲口的木箱上拆下來的；二等座有柳條座椅、銅鑲邊；政府高官和香蕉公司高級職員坐一等座，過道鋪著地毯，包著紅色天鵝絨的扶手椅可以轉向。要是香蕉公司老總、老總的家人和貴賓乘坐，車尾會加掛一節豪華車廂，鍍金窗檐，遮陽玻璃，外加露天茶座，可以在旅途中坐在小桌邊喝茶。我認識的人里，沒人見過這節夢幻車廂的真面目。外公曾兩任鎮長，花起錢來也挺大方，可只有偕女眷出門時，才坐二等座。問他為什麼坐三等座，他說：「因為沒有四等座。」當年，火車最讓人懷念的是它的準時準點，汽笛聲和鎮上的鍾錶分秒不差。
走廊盡頭的兩間房大人們不讓我進。外間住的是胡安·德迪奧斯舅舅婚前的私生女薩拉·埃米莉亞·馬爾克斯表姐。她由外公外婆一手帶大，自小天生麗質，個性鮮明，有全套卡列哈精美童書，彩色插圖，它們勾起了我最初的文學興趣。可她怕我把書弄亂，怎麼也不讓我碰。這是身為作家的我最初的失落。
我把芒果扔到他腳下，落荒而逃。
顯然，她在找權宜之計，但我沒給她可乘之機。
「海沒有那邊。」
火車會在十一點經過馬孔多種植園，十分鐘后停靠在阿拉卡塔卡車站。陪媽媽去賣房子那天，火車晚點了一個半小時。火車加速時，我在廁所，破車窗里吹進乾熱的風，舊車廂震天響，鳴笛聲聽了魂魄散。我的心抖抖索索，胃裡翻江倒海，直犯噁心，手腳冰涼。遇到地震才會這麼害怕，我飛快地衝出廁所，見媽媽不動聲色地坐在位子上，高聲報出一個個地名。它們從窗外掠過，如同昔日不再重來。
「不能！」我斷然否決，「不能這麼說！」
散步道旁的長條椅，被陽光映紅的巴旦杏樹，我在那裡學會認字的蒙台梭利學校的公園。轉瞬間，在二月那個明媚的周日，阿拉卡塔卡鎮的全景在窗外閃亮登場。
他留我們吃午飯，沒有理由拒絕，賣房子只需簽署正式合同就行了，買主就是房客，細節都通過電報事先談妥了。時間夠不夠？
「那我還是實話實說，」她說，「免得一聽就是瞎話。」
「個人志向與生俱來，背道而行，有礙健康，」他說，伴著共濟會終身會員的爽朗笑容，「順勢而行，妙藥靈丹。」
「米娜知道了。」
火車停靠在一個沒有鎮子的車站，沒過多久，又途經路線上唯一一片香蕉園，大門上寫著名字：馬孔多。外公最初幾次帶我出門旅行時，我就被這個名字吸引，長大后才發覺，我喜歡的是它詩一般悅耳的讀音。我沒聽說過甚至也沒琢磨過它的含義；等我偶然在一本百科全書上看到解釋（熱帶植物，類似於吉貝，不開花，不結果，木質輕盈、多孔，適合做獨木舟或廚房用具）時，我已經把它當作一個虛構的鎮名，在三本書里用過了；後來我又在《大英百科全書》上見過，說坦噶尼喀有一個名叫馬孔多的種族，居無定所，四海為家。也許，這才是詞源。不過，我沒做過調查研究，也不知道馬孔多樹長什麼樣，在香蕉種植園區問過幾次，誰也說不清楚。也許，這種樹根本就不存在。https://read.99csw.com
「你說，」她問我，「要是我回去得了臟病，你爸爸會怎麼想？」
我們乘馬車趕往火車站。拉車的只有一匹馬，沒準擁有傳奇血統，全球範圍內僅此一匹。媽媽凝視著從港口沼澤鋪向天邊的貧瘠的鹽鹼地，此地與我有一段歷史淵源：三四歲時，外公牽著我的手，快步走過驕陽下的這片荒地，沒告訴我去往何處。突然，眼前出現了一大片綠色的水面，直冒泡，上面漂著一大群溺水的母雞。
那是我見過的第一個死人。早上七點，我去上學時，屍體還在人行道上，地上的血跡全乾了。死者的臉被打得稀巴爛，子彈穿過鼻子，從耳朵里出來。他穿著法蘭絨彩條水手服、普通褲子，褲帶是根龍舌蘭繩，光著腳。他身旁的地上是一整套撬鎖工具。
「我知道。」我問她，「我說，換了是您，會不會也這麼做？」
外公笑了，接著刮鬍子，並用他特有的傲慢反駁道：
「茉莉花香有時濃郁得讓人無法呼吸。」她望著炫目的天空，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可從那以後，我最懷念的是午後三點的驚雷。」
來阿拉卡塔卡兩年後，家裡的掌上明珠瑪格麗塔·馬里亞·米尼亞塔撒手人寰，全家人心碎不已。她的照片多年來掛在客廳里，名字如同眾多家族標誌一樣，代代相傳。最近那幾代年輕人應該不再會被那個身穿波浪裙、腳踏小白靴、長辮及腰的小公主所打動，他們絕對不會將如此精緻的形象跟一位外曾祖母搭上關係。但我總覺得，與悔恨和幻滅相比，神經緊張對外公外婆而言，幾乎相當於太平日子。無論在哪兒，他們都感覺像異鄉客，直到閉了眼。
「幸虧他們沒那麼做。」
怕也沒用，地獄般的時刻終於來了。媽媽總是這樣，不慌不忙地切中要害，讓人猝不及防。為了應付這場面，我明知故問：
「有人嗎？」
媽媽沒聽明白，經過瑪利亞·孔蘇埃格拉家門前時，也沒瞅上一眼。子彈打穿了門，修復的痕迹還在。多年以後，我和她回想起那次旅行，證實了她分明記得那件慘案，但她寧可忘記。經過堂埃米利奧故居時，這點更為明顯。我們都叫他「比利時人」，他是一戰老兵，在諾曼底雷區雙腿癱瘓，為了告別痛苦的回憶，獲得永遠的解脫，在一個五旬節的周日吸氰化金自殺了。那年我才六歲，但早上七點的死訊引發的混亂卻猶如昨日發生的一般歷歷在目。我們回鎮上去賣房子，媽媽才打破了長達二十年之久的沉默。
火車鳴笛，減速，一陣長長的呻|吟后，停下。首先震撼我的是寂靜，一種有形的寂靜，即使蒙上眼我也能在世上的其他所有寂靜中分辨出它來。熱浪滾滾，看什麼都像隔著一層流動玻璃。目力所及之處，無生命跡象，到處都矇著一層薄薄的、滾燙的灰塵。媽媽望著死寂的鎮子和空無一人的街道，又坐了幾分鐘，驚恐地叫道：
單憑口音，就將他大卸八塊，根本不考慮口音千差萬別，這樣做不公平。姑姥姥維內弗里達·馬爾克斯的丈夫堂拉斐爾·金特羅·奧爾特加是地道的內地佬，他之所以能活到近百歲，是因為當時外公把他關進了食品儲藏室，等事態平息后才放他出來。
舉家遷往阿拉卡塔卡，是想忘記過去。儘管奴隸制已經廢除，他們還是按一人一百比索的價錢買來了兩名瓜希拉印第安男僕阿利尼奧、阿波利納爾和一名印第安女僕梅梅。上校曾在捍衛榮譽的決鬥中殺過人，事後追悔莫及。往事不堪回首，他帶上必需品，想逃得越遠越好。多年前，他曾途經此地，當時還在打仗，他以總軍需官的身份前往謝納加，出席《尼蘭迪亞協定》的簽署儀式。
從出生到少年時代，記憶關注未來，忽視過去。因此，我那時對故鄉的記憶才會一如往昔，未被鄉愁理想化。故鄉宜居，大家彼此相識。鎮子沿河而建，湍急的河水清澈見底，河床里卵石潔白光滑宛如史前巨蛋。黃昏（尤其十二月間），雨後初霽，空氣如鑽石般晶瑩剔透，聖馬爾塔內華達山脈白雪皚皚的山頂彷彿就在河對岸的香蕉種植園裡，阿魯阿科族印第安人像一排排小螞蟻，背著姜袋，為承受生命的重擔而嚼著古柯，沿著山脊蜿蜒前行。當年，我們這些孩子幻想著能用常年積雪在酷暑的街道上打雪仗。天熱得令人難以置信，午睡時尤甚。大人們總是抱怨，彷彿高溫在每天都是件值得大驚小怪的事。自出生以來，我總聽到有人不知疲倦地嘮叨，說鐵軌是夜裡鋪的，聯合果品公司的房子也是夜裡建的，因為白天曬得滾燙的工具根本沒法兒用。
於是，我們一起吃了頓克里奧爾風味的午飯。粗茶淡飯，跟錢沒關係，大夫過日子——包括飲食——崇尚簡樸。清湯入口，沉睡的世界在記憶中醒來。兒時的味道，離開鎮子后久違的味道，又一勺勺原封不動地喝回來了，一陣陣讓我揪心。
她不爭了，不是被我辯倒，是她想上廁所，又怕不衛生。我問水手長，有沒有乾淨一點兒的地方。他說自己也用公廁，還說什麼「大海之上，人人平等」，像剛讀過康拉德一樣。媽媽只好和大家一樣將就，我很擔心。誰知，她從廁所出來后，忍不住哈哈大笑。
她沒說該是哪種樣子，兒時，關於老宅的歷史，大家各執一詞，至少有三個不同版本。聽外婆說，這裏最早是印第安人的棚屋，她的口氣很不屑。後來，外公外婆將它翻蓋成泥巴葦子牆、棕櫚葉屋頂的宅子，客廳寬敞明亮，餐廳像露台，花團錦簇，卧室有兩間，庭院里種著一棵參天栗樹，菜園精心打理過，山羊、母雞和豬在牲口圈裡和平共處。按最普遍的說法，這棟宅子在某年的七月二十日，獨立日慶典時，被落在棕櫚葉屋頂的煙火燒成了灰燼。那些年戰事頻仍，到底哪年誰也說不清。大火過後，只留下水泥地和兩間朝街的房子。「老爹」任公務員的時候，常常在那裡辦公。
「放肆！」表姑姥姥反唇相譏，「她的事沒有什麼是我不能聽的。」
那天不知怎的，火車晚點了一個半小時才開動。等它凄慘地嘎吱一聲、慢吞吞地起步時，媽媽畫了個十字，瞬間回到現實。
家人認為甘蔗酒不是用來慶祝的，而是給新生兒擦身、幫他撿回一條命用的。大救星胡安娜·德弗雷特斯太太走進產房。她多次對我說，最危險的不是臍帶，而是媽媽不正確的卧姿，她幫她及時糾正過來。救我可沒那麼容易，弗蘭西斯卡表姑姥姥慌亂之中把我扔進洗禮用的水裡。我應該叫奧萊加里奧，那天是他的聖日，可是誰也沒有聖徒祭日表。情急之下，他們給我取名叫加夫列爾·何塞·德拉康科迪亞。第一個名字是父名；第二個名字用來紀念木匠若瑟，他是阿拉卡塔卡的守護神，三月也是他的守護月；第三個名字由胡安娜·德弗雷特斯太太提議：我的出生意味著親朋好友之間的和解。可這個名字在三年後的洗禮儀式上忘了被加上。
我也認出來了。她自小在我外公外婆家的廚房裡幹活，要是她肯看我們一眼，即便我們變化再大，她也能認得出。可是她沒有：她行走在另一個世界里。直到今天，我還在問自己：是不是在那天很久以前比塔就已不在人世？
她想都沒想，把他晾在了舞池中央。她這麼做，他懂。
為了掩飾我的心慌意亂，我魂不守舍地曆數學業：在公立寄宿學校念完中學，成績優異；在法律繫念了兩年多大學，亂七八糟；做新聞，邊干邊學。媽媽一聽，想讓大夫幫腔，趕緊開口。
也是在這樣一個清晨，也是在大沼澤，「老爹」讓我在客艙睡覺，自己去了酒吧。不知幾點，生鏽電扇的嗡嗡聲和客艙鐵皮的噼啪聲后，一大群人在鬧騰，把我吵醒了。我當時不到五歲，害怕極了，但我很快鎮定下來，以為自己是在做夢。早上，在謝納加港，外公敞著門，對著門框上的鏡子刮鬍子。我記得十分真切：他沒穿襯衫，背心上永遠掛著寬寬的綠條紋鬆緊帶，邊刮鬍子，邊跟一個人聊天。那人的模樣我至今仍能一眼認出：側臉長得像烏鴉，肯定錯不了；右手有水手文身；脖子上掛著好幾條粗粗的金項鏈，兩隻手腕上戴著金手鐲和金手鏈。我剛穿好衣服，正在床上穿鞋。那人對外公說：
媽媽出生在一戶普通人家，成長於香蕉公司曇花一現的繁榮期，在聖馬爾塔聖母學校受過富家小姐般的良好教育。聖誕假期，她和女友們在繃子上繡花，在慈善義賣會上彈鋼琴，在她一位姑媽的看護下，和當地羞答答的貴族小姐們一起參加純潔無瑕的舞會。沒人見過她談戀愛，直到她不顧父母反對，嫁給了鎮上的電報員。從那時起，健康和幽默——她的兩大優點——一直陪伴她走過坎坷崎嶇的漫漫人生路。然而，最令人詫異也最令人信服的是，她能夠巧妙地掩飾個性中強硬的一面。典型的獅子座性格使她能夠樹立起母性權威，以廚房為據點，一邊用高壓鍋煮菜豆，一邊不動聲色、柔聲細語地控制整個家族，連最偏遠的親戚都能輻射到。
「那就是他們賣給我爸爸的那塊地，說地裡頭有金子。」她說。
沒過幾天，外公去火車站接他們，對他說的話足以名垂家史：「我會盡量讓您過得舒心。」外婆騰出自己的房間，整飭一新，給小兩口住。就在那一年，爸爸辭去電報員這份不錯的工作，自學成才，鑽研一門沒落學科——順勢療法。外公出於感激或悔恨，向政府申請，將我們在阿拉卡塔卡居住的街道命名為埃斯佩霍神父街，該街名沿用至今。
靠報社，沒法兒解決路費問題。每日專欄三比索，要是人手不夠，寫篇社論四比索，日子過得緊巴巴的。想去預支薪水，經理說我早已債台高築，欠了五十多比索。那個下午，我做了一件朋友們誰也做不出的事。我在書店旁的哥倫比亞咖啡館門前堵住了書店老闆，年長的加泰羅尼亞學者堂拉蒙·賓耶斯，向他借十比索。可他身上只有六比索。
這是兒時籠罩在我心頭的另一個陰影。跟「老爹」去酒館喝飲料時，他常提起。事情匪夷所思，連他都不敢相信。當時，他應該剛到阿拉卡塔卡不久，因為我母親只記得家裡的大人被嚇得夠嗆。因為只知道行兇者帶安第斯山區的做作口音，鎮里人的報復對象不僅是他，還有無數持同樣口音、同樣可惡的外鄉人。許多人舉著甘蔗砍刀，沖向昏暗的街頭，在影影綽綽的人群里隨便抓個人過來，喝道：
從巴蘭基亞到阿拉卡塔卡，只能乘坐破爛不堪的汽艇駛出殖民時期奴隸挖成的航道，穿過一大片渾濁荒涼的沼澤，來到神秘的謝納加，最後轉乘普通列車——剛投入使用那會兒，是全國最不普通的列車——前往遼闊的香蕉種植園，途中無數次停靠在塵土飛揚、熱浪滾滾的村莊和孤苦伶仃的車站。這就是一九五〇年二月十八日，星期六晚上七點——正值狂歡節前夕——媽媽和我要趕的路。老天爺莫名其妙地下起了瓢潑大雨。我們懷揣著三十二比索，要是沒法按照事先說好的條件賣掉房子，這點兒錢勉強夠我們回來。
「你爸爸很傷心。」她說。
大夫眼睛一亮。
他上上下下、仔仔細細地打量我。
「那個可憐的孩子站在客廳門口，親愛的尼古拉斯就是不讓他坐。」她真的痛心。
又是這樣，路易薩·聖地亞加的心事早已路人皆知，只有她自己不知道。我們聊過多次，他們倆都說這場死去活來的愛情有三個決定性的時刻。第一個是聖枝主日的大彌撒。媽媽和弗蘭西斯卡表姑姥姥坐在聖壇左側的長椅上，聽見磚地上傳來爸爸的弗拉門戈舞鞋聲。他從她身邊經過，暖暖的潤膚露香撲面而來。表姑姥姥裝作沒看見他，他也裝作沒看見她們。其實，他早有預謀，自她們經過電報所后，他就一直跟著。他站在靠門最近的柱子邊，他能看見她的背影，她卻看不見他。她憋了幾分鐘，沒能憋住，回頭往門邊看，差點兒氣死。他也在看她，四目相對。「正如我所料。」已至暮年的爸爸依然倍感幸福。媽媽則不厭其煩地對我說，她中了圈套，整整生了三天氣。
於是，我明白了前一天晚上為什麼那麼鬧騰。我很吃驚，居然有人想把外公扔進沼澤。
「你想當什麼，他不反對，」她說，「只要你能拿個學位。」
「男孩！是個男孩！」接著又大聲呼救，「甘蔗酒在哪兒？孩子喘不過氣來呀！」
走廊後面還有一間會客室，只在特殊場合使用。日常待客，男賓在辦公室，女賓在秋海棠長廊，一律用冰鎮啤酒招待。神奇的卧室世界從那兒開始：頭一間是外公外婆的卧室，門很大，面向花園，雕花木板上刻著落成年代：一九二五。在那裡，出乎意料地，媽媽給了我一個意想不到的驚喜。她用勝利的口吻叫道：
「還得等十個月。」她說。
這一幕在我腦海中縈繞多年，是趴在窗口的所有人共同的夢境。後來我寫了篇故事，才算解脫。問題是，直到陪媽媽去賣房子，直到自己也在午睡時分孤零零地走在同一條街道上時，我才意識到當年那對母女厄運之下，尊嚴猶在。
「沒有哪片海會像里奧阿查的海那樣！」
面對家人的反對，加夫列爾·埃利希奧和路易薩·聖地亞加沒有屈服。開始，他們倆偷偷摸摸地在朋友家見面；遭到嚴加管束后，只能偷偷摸摸地鴻雁傳書。凡是他參加的聚會，她都不許去，只能遠遠地看一眼。再後來，特蘭基利娜·伊瓜蘭大發雷霆，沒人敢跟她對著干，公共場合便再也看不到他們倆的身影。連情書也送不成了，但兩人依然奮力自救。她把賀卡藏在給他定做的生日蛋糕里，他利用一切機會給她發密碼電報，甚至用上了隱形墨水。弗蘭西斯卡表姑姥姥明目張胆地打掩護，還死不承認，這使她頭一回在家裡失去了威信，只能陪母親在巴https://read.99csw.com旦杏樹下做針線活。於是，他就去街對面的阿爾弗雷多·巴爾沃薩大夫家，站在窗前打手語，向她傳遞愛意。她手語學得好，趁表姑姥姥不注意，能比畫著跟心上人交談。阿德里亞娜·貝爾杜戈是她的教母，足智多謀，膽大包天，想出無數辦法幫她，這隻是其中一個。
「告訴他，這輩子我只想當作家，也一定能當上。」
這是香蕉公司時代最好的藥店，然而昔日的影子只剩葯櫃抽屜的燙金字母和搪瓷把手。縫紉機、天平、墨丘利節杖、依然在走的擺鐘、印著希波克拉底誓言的亞麻油氈壁毯、快散架的搖椅，兒時見過的物品都在，還在原處，只是經歷了歲月的滄桑，有些走樣。
「哎呀，大姐！」
那是現實生活中第一樁激發我創作靈感的事，讓我久久不能忘懷。自懂事起，我就發現此事對全家舉足輕重，然而，細節始終雲山霧罩。媽媽當年只有三歲，老覺得那是一場不著調的夢。大人們當著我的面閃爍其詞，說法不一，讓我永遠琢磨不透。最可信的說法是：梅達多·帕切科的母親聽說外公出言侮辱了她，便唆使兒子去報仇，替她挽回名譽。外公當眾闢謠，向母子倆做了解釋。誰知梅達多·帕切科積怒未消，出言反攻，說外公身為自由黨人，行為可恥。是何行為，我也不甚清楚。外公顏面掃地，約他擇日決一死戰。
「我能告訴你爸爸，你會答應他繼續念書嗎？」
第一次見他，我才五六歲。一天早上，我和同學溜進他家後院，去偷樹上的大芒果。院子一角有個木板搭成的廁所。突然，廁所門開了，他一邊系褲帶，一邊往外走。他穿著白大褂，在我眼裡，像外星人，蒼白，瘦削，那對黃眼睛彷彿地獄里狗的眼睛，永遠盯著我。別人都從小門跑了，只有我被他盯得愣在原地。他看看我從樹上摘下的芒果，伸出手，喝道：
「您瞧，大姐，」他最後說，「我當了醫生，手上死的病人，上帝喚走多少，我害死多少，根本說不清。」
媽媽讓我陪她去賣房子。我的家人當時住的鎮子離巴蘭基亞很遠。那天早上，她趕過來，完全不知道該怎麼找我，四處打聽。知情人指點她去世界書店或附近的咖啡館找找，我一天去那邊兩次，和作家朋友們談天說地。那人囑咐她：「千萬小心，那幫人瘋得厲害。」十二點整，她邁著輕快的腳步，從碼放著書的桌子間走過，出現在我面前，一臉壞笑地看著我，這笑讓人想起她昔日的美好時光。在她說出「我是你媽媽」之前，我都沒反應過來。
這時，我跟她說起那群溺水的母雞。她和所有大人一樣，說那是小孩子的胡思亂想，然後繼續看著沿途風景。根據她不同的沉默方式，我明白了她對每一處的感受。我們經過鐵軌另一邊的紅燈區，彩色的房子，生鏽的屋頂，年邁的帕拉馬里博鸚鵡站在屋檐邊的鐵環上用葡萄牙語招呼顧客。我們經過機車的加水站，碩大的鐵皮屋頂是候鳥和迷途海鷗的棲息地。我們環城而過，看見寬闊荒涼的街道、輝煌不再的房屋：平房，落地窗，練琴聲曾經從早到晚不絕於耳。媽媽忽然用手一指：
根據加勒比文化，女眷禁入辦公室和手工作坊，正如法律明文規定，鎮上的酒館禁止女性入內。可是後來，辦公室居然變成了病房，佩特拉姨姥姥在裏面去世，「老爹」的姐姐、久病不愈的維內弗里達·馬爾克斯臨終前幾個月也是在那兒度過的。再後來，那兒又變成女眷專用客房，許多女眷曾在那兒暫住或久住，兒時的我有幸成為唯一能在兩個世界里都得到優待的男性。
我很掃興，問他海的那邊有什麼。他毫不猶豫地回答：
「他當年也放棄了學業，去拉小提琴。」
當然，媽媽和我都沒想到，這趟短暫、單純的兩日之旅對我來講意義重大，縱使長命百歲，埋首筆耕，也無法言盡。如今，我已七十五歲出頭。我知道，那是我作家生涯，即我一生之中最重要的決定。
只這一句總結了一輩子的話，足以讓我看出，大夫還是老樣子，既孤獨又悲傷。他又高又瘦，發質好，帶金屬光澤，胡亂剪剪就成，黃眼珠炯炯有神，我小時候最怕見到他。下午放學后，我們趴在他卧室的窗台上，越怕，越想往裡看。他躺在吊床上晃來晃去，晃得很高，好讓自己涼快一些。我們就這樣死死地盯著他，直到他發覺，猛地回頭，眼裡直冒火。
「不是一回事兒。」她說，「我還以為你是個叫花子。」她盯著我那雙破涼鞋，又說：「連襪子都不|穿。」
就這樣，一九二七年三月六日，星期天上午九點，七個男孩和四個女孩中的老大在那棟宅子里出生了。當時天氣反常，大雨瓢潑，金牛座從地平線上升起。嬰兒差點兒被臍帶勒死，家裡的接生婆桑托斯·維耶羅在緊要關頭慌了手腳。弗蘭西斯卡表姑姥姥更是方寸大亂，她奔到街上，彷彿失了火似的大叫：
站在街對面，我看了老宅第一眼，跟記憶中大不一樣，哪裡還是那個讓我魂牽夢縈的宅子？門前的兩棵巴旦杏樹——多少年來，它們就是家的標誌——早已被連根拔去，孤零零的宅子暴露在風吹日晒中。烈日底下只剩區區三十米寬的門面，一半是磚坯牆外加瓦片屋頂，讓人想起玩具屋，另一半是沒有刨平的木板。門關著，媽媽先慢慢敲了幾下，後來使了點兒勁，隔著窗戶問：
爸媽於一九二六年六月十一日在聖馬爾塔教堂結婚。當天，新娘忘了日子，八點多才被人叫醒，婚禮推遲了整整四十分鐘。當晚，爸爸要前往裡奧阿查電報所就職，兩人又膽戰心驚地上船，暈暈乎乎地在海上度過了新婚之夜。
人禍甚於天災。一列玩具似的火車將來自四面八方、打定主意在此立地生根的冒險家們運送到這片灼|熱的沙土地，冒失的繁榮造成了人口增長和社會混亂。這裏距豐達西昂河上的布宜諾斯艾利斯勞改營地只有五西班牙里，犯人們經常在周末溜出來搗亂。阿拉卡塔卡一點兒也不像西部片中的新興城鎮。奇米拉人的棕櫚葉和蘆葦茅屋漸漸變成了聯合果品公司的小木屋，雙坡鋅皮屋頂、掛著粗麻布窗帘的窗戶和遮陽棚上爬著藤蔓植物，花朵上沾滿灰塵。人們在大道上支起帳篷。男人們當街更換衣服，婦女們張著雨傘，端坐在箱籠上。一頭頭的騾子被丟棄，餓死在旅店的馬廄里。在這一群陌生的面孔間，我們這些最早的居民反而成了新來的客人，成了永遠的異鄉客，外來戶。
那次，他還披露了一段差點兒就改變了命運的插曲。媽媽走了六個月，來到聖胡安–德爾塞薩爾。爸爸接到密報，說米娜此行肩負使命，是去打前站。梅達多·帕切科之死風波已平，全家打算搬回巴蘭卡斯。太荒唐了！苦日子都熬過去了，香蕉公司又將這塊福地建成了夢幻王國。不過，要是馬爾克斯·伊瓜蘭家族固執己見，寧可犧牲自己的幸福，也要讓女兒擺脫臭小子的糾纏，也情有可原。爸爸當機立斷，申請調至距巴蘭卡斯二十西班牙里的里奧阿查電報所。暫時沒有職位，但領導答應一定考慮。
路易薩·聖地亞加總說，自那晚在舞會上拂袖而去，將追求者留在舞池中央，就已將感情壓在心底，後來是因為家人的反對，感情才會決堤。那是一場鏖戰。上校本想置身事外，米娜卻認為他難辭其咎，把他罵了個狗血噴頭。在每個人看來，很顯然不能容人的是外婆，不是外公，即使實際上族規里曾經寫著，任何追求女兒者，均為闖入者。如此陳舊的觀念餘孽未消，導致女人獨身，男人偷情，滿街都是私生子。
自小我就分不清這些鎮子，二十年過去，更分不清了。車站門廊上的牌子掉了，圖庫林卡、瓜瑪奇托、尼蘭迪亞、瓜卡馬亞等田園詩般的地名隨之消失，所有鎮子都比記憶中更荒涼。上午十一點半，火車停靠在塞維利亞車站，換機車、加水，度過漫長的十五分鐘。天熱起來了。火車再次開動，只要拐彎，新換的機車就會向後甩出一股股的煤煙，吹進沒有玻璃的窗戶，弄得我們一身黑。神父和那兩個女人不知在哪站下了車，我們沒有留意。如此一來，我和母親更覺得這列幽靈般的火車上只有我們兩個乘客。媽媽坐在我對面，望著窗外，已經打了兩三個盹兒，突然醒來后，又問起那個嚇人的問題：
或許，整列火車上都只有我們兩個乘客。直到那時，還沒有發生真正讓我感興趣的事。我不停地抽煙，沉浸在《八月之光》里，時不時抬頭望一眼，認一認途經的每一處。火車長鳴，穿過鹽沼地，全速行駛在橙色石子鋪成的凹凸不平的軌道上，車廂顛簸得讓人吃不消。但十五分鐘后，火車減速，悄悄喘息著，駛進了種植園涼爽的綠蔭。空氣越來越悶，感受不到一絲海風。不用放下書，我也知道，火車進入了香蕉種植園的王國。
第二個時刻是爸爸寫給媽媽的信。她以為是這個天天偷偷摸摸為她拉小夜曲的人寫來的情書，誰知是措辭強硬的短箋。他接下來那一周要去聖馬爾塔，要她在那之前務必回復。她閉門不出，沒有回復，決意斬斷這根讓她生不如死的情絲。後來表姑姥姥勸她懸崖勒馬，乖乖就範，為了讓她回心轉意，還給她說了個故事：胡文蒂諾·特里略求愛不得，每晚七點到十點守在愛人的陽台下。愛人對他竭盡羞辱之能事，甚至從陽台潑尿下去，每晚如此，還是趕他不走。百般考驗之後，愛人被他百折不撓的忘我精神感動，答應成婚。爸爸媽媽的故事可沒這麼誇張。
我要爭取時間，好好想想：
梅達多·帕切科住在鎮外，他不會錯過那天下午紀念聖女皮拉爾的宗教遊行，我外公知道。出門前，梅達多·帕切科給妻子留下一封情深意切的短箋，告訴她錢放在哪兒，對兒女的將來也各有規劃。他把信放在兩人共用的枕頭底下，妻子睡覺時一定會看見。他沒有和任何人告別，便出門去迎接他的惡時辰。
媽媽擔心的事終於發生了。馬格達萊納河緊鄰入海口，河水有海水的氣勢，暴風雨將這艘膽大包天的汽艇吹得搖來晃去。我在河港買了一大堆最便宜的香煙，黑煙絲，煙紙差不多就是粗包裝紙。我按照當年的方式，用頭一根的煙屁股點下一根，一邊吸煙，一邊重讀威廉·福克納的《八月之光》。當年，他是我最牢靠的精神導師。媽媽死死地攥著念珠，彷彿那是能吊起拖拉機、將飛機托在空中的圓形絞盤。她一如既往地不求自身，只求十一個孩子富貴長壽。她的祈禱感動了上蒼。汽艇駛進航道，雨勢漸小，風兒柔和得只能驅趕蚊子。媽媽收起念珠，默默無言，久久地注視著周圍喧囂的人群。
乾燥的颶風隨時可能席捲而來，掀翻屋頂，摧殘剛栽不久的香蕉樹，給鎮子留下厚厚的一層灰。夏天，大旱讓牲畜奄奄一息；冬天，暴雨讓街道水流成河。美國佬工程師乘橡皮艇，在溺水的床墊和死去的母牛間穿行。聯合果品公司將河流改道，人為改造灌溉系統是河水泛濫的罪魁禍首，最嚴重的一次，洪水甚至衝出了墓地里的骸骨。
她知道我在想什麼，一本正經地避開了我的眼睛。
「路易薩·聖地亞加！」
阿德里亞娜戴著厚厚的老花鏡抬起頭。她摘下眼鏡，遲疑片刻，張開雙臂一躍而起，哀聲叫道：
就這樣折騰到半夜。船身抖得讓人無法忍受，過道里燈光昏暗，看書看累了，我便坐到媽媽身邊抽煙，希望能從約克納帕塔法縣的流沙中掙脫。去年，我在蕭伯納的鼓舞下從大學輟學（他說：「很小的時候，我不得不中斷教育，去學校上學。」），妄想無師自通，靠新聞和文學為生。我無法和任何人爭辯，隱隱覺得，我的理由只能說服我自己。
基督復臨派教師的住所像流星一般閃過，花園裡鮮花盛開，門牌上用英語寫著：陽光普照。
朋友們按年齡分成兩派，一派支持，一派反對，立場不鮮明的也迫於形勢，二選一。年輕人希望玉成此事，特別是他的朋友們。他也樂得扮演世俗偏見犧牲品的角色。上年紀的人則多半視她為千金小姐，認為外來的電報員發起追求，不為愛，只為錢。路易薩·聖地亞加原本千依百順，感情受阻，居然凶相畢露。吵得最凶那次，米娜氣瘋了，對著女兒抄起切麵包的刀。女兒面對利刃，毫無懼色。米娜突然醒悟：急火攻心，差點兒鑄成大錯。她大驚失色地叫道：「我的天啊！」然後扔下刀，把手放在爐火上，拚命懲罰自己。
我自小痛恨午睡，大人躺倒，孩子無所事事。「噓！別說話，我們在睡覺。」午睡的人在睡夢中悄聲提醒。商店、學校、公共機構十二點關門，下午快三點才開門。屋裡的空氣讓人昏昏欲睡。有些屋子裡實在太熱，人們索性在院子里掛起吊床，在巴旦杏樹的樹蔭下擺上凳子，當街坐著午睡。開門的只有車站對面的旅館（含酒館和檯球廳）和教堂後面的電報所。鎮子和記憶中一模一樣，只是小了點兒，破了點兒，被如暴風驟雨般襲來的厄運夷平：房子漸漸腐朽，鋅皮屋頂被鏽蝕出了窟窿，防洪堤上散布著花崗岩長凳的殘骸和令人傷感的巴旦杏樹。灼|熱的灰塵雖說無形，卻能扭曲視線，灼傷皮膚。鐵軌那邊，香蕉公司天堂般的私人領地沒有了通電的鐵絲網，沒有了棕櫚樹，灌木叢生，斷壁殘垣間開出了虞美人，醫院也只剩火后廢墟。每扇門、每道牆縫、每處人留下的痕迹都與我產生一種超自然的共鳴。
爸爸去世前對我說，在最難挨的日子里，一天，他和幾個朋友去上校家做客，所有人都有座位，唯獨他沒有。媽媽全家始終否認有過這回事，認為他是舊恨難平，或者至少是記錯了。誰知，近百歲的外婆突然迷糊起來，彷彿穿越時光隧道，回到了昔日。
「這列車的彈簧該上油了。」她說。
「怎麼跟你爸爸說？」她問。
「誰啊？」
「我聽說有人送你玫瑰。」
旅途艱辛，媽媽卻安之若素。我看著她，心想：她迅速接受生活貧困、坦然面對社會不公的能力在那個糟糕的夜晚得到了證明。蚊子擺出吃人的架勢；汽艇一路都在翻攪航道中的淤泥，溽熱難當，令人作嘔；乘客們心中火燒火燎，夜不能寐。此情此景是對人性的最大考驗，脾氣再好的人也會發毛。媽媽一動不動地坐在椅子上。做皮肉生意的姑娘們或女扮男裝，或濃妝艷抹，在鄰近的客艙內縱情狂歡，大賺一筆。其中一個在媽媽身邊進進出出，她的客人串花燈似的換個不停。我以為媽媽沒在意。誰知，那姑娘一小時內進出第四次還是第五次時，媽媽同情地看著她走到過道盡頭。
「大夫，」她問，「你猜誰來了？」
上校從挑戰到決鬥期間的所作所為堪稱表率。他悄無聲息地將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條。命運只有兩種安排：要麼死，要麼入獄。無論怎樣，他都要確保家人的安全。他不慌不忙地變賣了最後一次戰爭后僅剩的家產：金銀作坊和他父親留下的、他用來養山羊和種甘蔗的一小塊土地。六個月後，他把所有資金壓在箱底，靜候決鬥日的到來。日子是他定的，一九〇八年十月十二日，發現新大陸紀念日。九-九-藏-書
她談興正濃，窮追不捨。
門慢悠悠地開了一條縫，一個女人站在陰影里問道：
「為什麼？」
他們有一份維修拖欠款清單，租金能抵一部分，算來算去，我們倒欠他們錢。媽媽雖說心慈手軟，遇上生活的險阻也能迎頭而上。她據理力爭，但我沒幫腔。因為從一開始，我就發覺買家有理。電報里並未說明售房日期和售房方式，這些都有待商榷。老毛病：家裡人又在瞎蒙。我能想象出當時的場景：收到電報后，在飯桌上拍板。不算我，還有十個擁有相同權利的兄弟姐妹。最後，媽媽東拼西湊了幾個比索，收拾了一個她學生時代的書包上路，身上帶的錢只夠買一張回程票。
媽媽沒轍了。
她沒看我，假裝欣賞窗外的風景，沒心思說話。
這場困境中的第三個時刻是一場盛大的婚禮，他們倆受邀做儐相。結婚的是她的近親，她不能不去，被他料到了，他有備而來。她見他志得意滿地穿過舞池，邀她跳第一支舞，她的心幾乎跳到了嗓子眼兒。「不知是氣還是怕，血拚命往上涌。」媽媽告訴我。他看在眼裡，捅破了那層窗戶紙：「您不用說『我願意』，您的心已經告訴我了。」
「最糟的是，」她說，「我們辛辛苦苦供他上學，好端端的法律系，他居然不念了。」
不知她有何辦法，還是後來又想了別的轍，不過，爭論到此為止。鍾敲了兩下，像滴了兩滴水，媽媽一激靈。「天啊！」她說，「我把來這兒的正事給忘了。」她起身告辭：
「有本事，看著我的眼睛說。」
媽媽趕緊解釋，我想當作家，誰也沒攔著，只要能拿個學位，這輩子有個保障。大夫才不管這麼多，只談作家這個話題。他說自己當年也想成為作家，但他的父母和我母親的理由一樣，勸他當兵不成，又逼他學醫。
「早該倒幾百回了。」老頭說，「沒倒，是因為我們花錢做了維護。」
「您明知我不會讓步，還這麼堅持幹嗎？」我說。
凌晨三點，大門外有動靜，有人想撬鎖，瑪利亞·孔蘇埃格拉醒了。她摸黑起床，在衣櫥里摸到一把「千日戰爭」后就再沒人用過的老式左輪手槍。黑暗中，她找到大門，雙手握槍，估准高度，對準鎖眼，閉上眼，扣動扳機。她以前從沒開過槍，但那一槍穿過大門，正中目標。
「可惜咱們等不了，要不然房子能多賣點兒錢。」
「爽爽快快告訴我，」她頭也不抬，「怎麼跟你爸爸說？」
我明知不是事實，依然強詞奪理道：
「你保證回去？」
「寫小說和故事。」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兒。
於是我明白了自己感到噁心的原因：害怕，不僅僅是怕見到那些幽靈，而且是什麼都怕。因此，我們捨近求遠，走了另一條與老宅平行的街，無非是為了不經過老宅門口。「看房子之前，我得先找人說說話。」媽媽後來似乎這麼說過。於是，她幾乎是拖著我，未經通報就闖進了阿爾弗雷多·巴爾沃薩大夫在離我家老宅不到百步的街角開的藥店。
「當時，我寧願死，也不願走。」去賣房子那天，媽媽告訴我。她真的想死：把自己鎖在房裡，整整三天，只就著清水吃點麵包，直到外公發火，她才害怕起來。加夫列爾·埃利希奧發現局勢緊張、一觸即發，也決定採取非常手段（好在可操作）。他從巴爾沃薩大夫家裡出來，幾大步邁過街，來到巴旦杏樹下，站在兩個女人面前。媽媽和弗蘭西斯卡表姑姥姥把針線活放在膝上，心驚膽戰地等他過來。
阿德里亞娜本人也在與時間的戰鬥中敗下陣來。儘管和過去一樣穿著熱帶大花裙，但那股中年過後依然聲名遠揚的精神頭兒和精明勁兒早已蕩然無存，始終不變的只有那股讓貓聞風喪膽的纈草味兒，餘生中我時常懷著一種災禍之感想起這股味道。
路易薩·聖地亞加信守諾言。在豐塞卡，她覺得不經未婚夫同意，不便參加盛大的舞會。加急電報鈴聲大作時，加夫列爾·埃利希奧正在發四十度的高燒，躺在吊床上冒汗。發報的是豐塞卡電報所的同事。她想萬無一失，便詢問線路那頭誰在發報。未婚夫驚大於喜，發送了一句暗語：「告訴她，我是教子。」媽媽心領神會，跳舞跳到第二天早上七點，飛快地換好衣服，趕去望彌撒。
「給我！」他眼神十分輕蔑，將我上下打量，「院子里的小毛賊！」
「你這麼說，是不想讓我難過。」她說，「你的落魄，瞎子都看得見。我在書店差點兒沒認出你。」
「我是路易薩·馬爾克斯。」
不用說哪棟房子、位於何處，這世上只有一棟房子屬於我們：那座位於阿拉卡塔卡的外公外婆的老宅。我有幸在那兒出生，然而八歲起就再也沒有回去過。我念了三年大學，剛從法律系輟學，我的時間凈用在讀書（抓到什麼讀什麼）和背書（背誦絕無僅有的西班牙黃金世紀詩歌）上了，借閱的譯作已足以讓我掌握小說創作的技巧。我在報紙增刊上發表了六個短篇，贏得了好友們的讚譽和一些評論家的關注。下個月，我就滿二十三歲了。我逃過兵役，得過兩次淋病，義無反顧地每天抽六十根劣質香煙，在哥倫比亞的沿加勒比海城市巴蘭基亞和卡塔赫納遊盪，為《先驅報》撰寫每日專欄賺取聊勝於無的稿酬，天黑了，就隨便在哪兒湊合一夜。前途一抹黑，生活一團糟，我還嫌不夠，居然要跟一幫形影不離的朋友創辦一本膽大妄為、窮途末路的雜誌，阿方索·富恩馬約爾已經為此籌劃了三年。我還有什麼指望？
今天，從這邊和那邊見過無數次大海后，我依然認為，那是外公最經典的回答之一。之前思來想去，大海都不是這副寒磣樣。海灘上儘是沙礫，在腐爛的紅樹植物纏結錯雜的枝條和貝殼尖利的碎片中，寸步難行，十分可怕！
爸爸多次表示，那句話絕非隨口一說。認識所有姑娘后，他認定心上人非路易薩·聖地亞加莫屬。媽媽以為他愛獻殷勤，以為玫瑰只是個無傷大雅的玩笑，舞會結束后就把花扔了，這被他看在眼裡。媽媽被人暗戀過，那是個懷才不遇的詩人。她只當他是好友，火熱的詩句打動不了她的芳心。不知為何，加夫列爾·埃利希奧的玫瑰卻讓她輾轉反側，愁腸百結。我第一次正式跟她聊這段戀情時，她已經生了一大堆孩子。她坦言：「我氣自己居然在想他，氣得睡不著。更惱火的是，越氣越想，越想越氣。」她既想見他，又不能見他，好不容易熬過了那一周。教母教子，形同陌路。一天下午，她們又在巴旦杏樹下做針線活，表姑姥姥調皮地取笑她說：
我聽了一驚。我也記得驚醒午睡的那聲巨響，像石頭連續滾過。不過，我從未意識到雷聲只在午後三點響起。
死亡不僅源於周六發生的口角爭執。一天下午，街上有人大呼小叫，只見一個無頭人騎著騾子經過，原來，香蕉種植園之間結算賬目的過程中，他被人用大砍刀砍了，腦袋被灌溉水渠里冰涼的水流沖走了。當晚，我又聽到外婆嘀咕：「這麼可怕的事只有內地佬才幹得出。」
「說他唯一關心的話題，」她有點兒惱火，「你的學業。」
父母對我寄予了很大期望，家境貧寒卻不惜任何代價供我讀書。輟學這種傻事，甭想讓他們接受。尤其是爸爸，他幾乎什麼都能原諒，唯獨不能原諒我拿不回一張畢業證書掛到牆上，幫他圓大學夢。我不再跟他聯繫，差不多一年後，我還在想該如何當面向他解釋。這時，媽媽來了，讓我陪她去賣房子。在汽艇上，直到後半夜她才提到這事，似乎上天啟示，此乃良機。無疑，這才是她此行真正的目的。她的說話方式、她的語氣以及斟酌妥當的句子，多半是出門前在長期失眠的孤寂中思量好的。
「你文筆如何，我不知道。」他說，「不過聽你的口氣，已經是個作家了。」
我們說好，就這麼辦。不了解她的人會以為塵埃落定，但我明白，她只是暫時休兵，去喘口氣。過了一會兒，她沉沉睡去。微風吹走了蚊子，空氣清新，花香四溢，汽艇好似帆船般輕盈。
Vivir para contarla
「當然，」我回答道，「羅慕洛·加列戈斯的全部作品我幾乎都讀過。」
「可憐的『比利時人』！」她嘆息道，「就像你說的，他再也下不了象棋了。」
並非品位獨到，而是因為囊中羞澀，我領先於潮流二十年：鬍鬚如野草，頭髮似雞窩，身穿牛仔褲和花里胡哨的襯衫，腳上是一雙朝聖者的涼鞋。那時，我認識的一個女孩在黑燈瞎火的電影院里對別人說：「可憐的加比托沒救了。」她不知道我就在附近。所以，當媽媽讓我陪她去賣房子，我沒有任何理由拒絕她。她說路費不夠，我礙於面子，說我會出自己那一份。
長輩們的這些緋聞我什麼時候知道的，我不記得了，也不在意。讓我在意的是親戚們獨一無二的名字。先是媽媽這邊的：特蘭基利娜、弗蘭西斯卡·西莫多塞婭；再是爸爸那邊的：艾爾赫米拉奶奶，她的父母分別叫羅薩納和阿米納達布。或許正因為這樣，我才堅信小說人物必須名如其人，方能生動鮮活。
「這房子我們不賣了！」她說，「就當我們生在這兒，也要死在這兒！」
陪媽媽去賣房子的那個清晨，我正在欣賞第一縷陽光將雪山染成藍色，突然回想起了這個永遠說不清道不明的小插曲。在航道里耽誤了不少時間，我們有幸在日光下欣賞到大海和沼澤間那片亮晶晶的沙地。那裡分佈著好幾個漁村，海灘上曬著漁網，蓬頭垢面、瘦骨嶙峋的孩子們踢著破布做成的球。街頭景象觸目驚心，許多漁民未能及時扔出炸藥，胳膊被炸飛了。汽艇駛過，遊客們往水裡扔硬幣，孩子們便潛水去撿。
火車在時，我們沒有感到全然孤獨，但當它突然撕心裂肺地鳴著笛開走後，媽媽和我相對無言，無助地站在大太陽底下。鎮子沉甸甸的凄涼撲面而來，鋅皮頂、木結構、長廊形陽台的老車站，像挪到了熱帶的西部片場景。我們穿過無人照料的車站——車站地上墁的花磚已經被野草擠得開裂——走進在巴旦杏樹的庇蔭下沉睡的午後。
「無論如何，」她嘆了口氣，「我得替你爸爸討個說法。」
「紅燈區！男人們整夜跳昆比安巴舞，把一卷卷的鈔票當蠟燭點燃。」她說。
「那好，」我鬆了口氣，「您照實說。」
那天下午，鋅皮屋頂上噼里啪啦，如雨點在敲，嚇了我一跳，大夫這才第一次正眼瞧我。「是禿鷲，」他說，「成天在屋頂上走來走去。」他又有氣無力地指著關好的門：
「美國佬永遠不會回來了。」他下了定論。
最糟糕的是，加夫列爾·埃利希奧是保守黨積極分子——尼古拉斯·馬爾克斯上校昔日戰場上的對手。《尼蘭迪亞協定》和威斯康星條約的簽訂只換來了部分和平，因為羽翼未豐的中央集權主義依然大權在握，而保守黨和自由黨要過很久才不再劍拔弩張。加夫列爾·埃利希奧的保守黨傾向或許是受家庭影響，而非個人信仰。可別人偏偏咬住這點不放，對他聰明機警、誠實可靠等優良品質視而不見。
「不會。」她說，「這麼做是跟父母作對。」
經歷過梅達多·帕切科的噩夢，阿拉卡塔卡也遠非夢想中的樂土。這裏原本是奇米拉族印第安人農莊，位置偏遠，時運不濟，既不受上帝眷顧，也不受謝納加市法律制約，沒有在「香蕉熱」的光環下，而是在其陰影里被載入史冊。阿拉卡塔卡（Aracataca）不是鎮名，而是河流名。在奇米拉語里，阿拉（ara）的意思是「河」，卡塔卡（Cataca）是族人對首領的稱呼。因此，我們當地人不把鎮子叫阿拉卡塔卡，而是按原來的稱呼，叫它卡塔卡。
大夫居然言我所不能言，我驚呆了。媽媽恐怕也這麼想，她默默地看了我好一會兒，隨後欣然認命。
事情發生在周一。接下來那周的周二中午，大家都在午睡，我和我一生中最早結識的朋友路易斯·卡梅洛·科雷亞在玩陀螺，突然發現午睡的人們都提前醒了，趴在窗口。這時，我們在空無一人的街道上看見一個身著重孝的女人牽著一個十二歲左右的女孩。女孩抱著一束花，花枯了，用報紙包著。太陽毒，她們打著黑傘，對張望的人視而不見。她們是被擊斃的那個小偷的媽媽和妹妹，要去墳前獻花。
「那麼我就不說了，」他回答，「但我要提醒您，您要對此負責。」
「這麼說，你就是那個了不起的加比托。」他問我，「在念什麼？」
內地佬在高原地區土生土長，和旁人比，不僅萎靡不振，惡習纏身，而且自詡為「上帝的使者」，面目可憎，以至於來自內地的軍人瘋狂鎮壓香蕉工人罷工后，我們不稱軍隊里的人為士兵，而是直接叫他們內地佬。在我們眼裡，他們是政權唯一的既得利益者，而他們中的許多人表現得囂張跋扈，彷彿事實的確如此。不說這些就無法解釋傳說中「阿拉卡塔卡黑色之夜」的恐怖，那次屠殺在眾人記憶中的痕迹十分模糊，是否發生過，並無確鑿證據。
這件事讓鎮上的家家戶戶吵翻了天，連死者家人也持不同觀點。有些提議復讎，有些卻把特蘭基利娜·伊瓜蘭和她的兒女們接到自己家裡去避風頭。兒時，這件事對我觸動很大。我背著上一代人的罪過，深切自責，直到如今，落筆之時，我依然更同情死者家人，而非自家人。
快七點時，我們被困在了離謝納加不遠的臭沼澤里。好幾隊裝卸工蹚著過膝的淤泥，把我們一個個抱上岸，周圍的母雞打成一片，在泥沼里爭搶食物。我們在碼頭慢條斯理地吃了頓早餐，有美味的沼澤海魚和油炸青香蕉。就在此時，媽媽捲土重來。
「天啊！」
走廊拓寬一段，便是餐廳，女眷們坐在欄杆旁繡花。餐桌可坐十六人，客人每天中午乘火車到來，有意想之中的，也有意料之外的。媽媽重回舊地，看著殘破的秋海棠花盆、腐爛的花根和被螞蟻蛀空的茉莉花樹榦，緩過神來。
裡間是雜物間，堆著沒用的箱子和其他物品，我好奇了好多年，就是沒辦法進去尋寶。後來我才知道，當年媽媽放假約同學來玩，外公外婆專門購買的七十個便盆也放在裏面。
我很幸運。一位無禮的食客對我們激烈的談話倍感好奇，也想知道我為什麼輟學。媽媽答得很快，我有點兒被嚇著了，她一向注重隱私。
「可憐的姑娘，」她嘆了口氣，「幹什麼不比干這個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