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求學時，當地還有一種報紙，估計世界其他地方不太可能有。類似學校出的粉筆黑板報，中午十二點、下午五點掛在《觀察家報》報社的陽台上，用來發布最新消息。每到這兩個鐘點，街頭讀者早已迫不及待地守在陽台下，人群阻礙了交通，車輛不得不緩行。他們若是喜歡，會集體鼓掌；若是不喜歡，會噓聲一片，甚至用石頭砸黑板報泄恨。這是一種立竿見影的民主參与形式，是報社的晴雨表。因此，《觀察家報》比其他任何報紙都更能有效地摸清輿論熱點。

「蓋坦遇刺了！」我叫道。

我坐的好歹是架DC–3型客機，剛上過油、刷過漆，還能聞著味兒。客艙里沒有座位燈，也沒有標準的通風裝置，是專門用來運送部隊官兵的。座位不是普通客艙那種排成三排、相互分開的座椅，而是兩條用普通木板做成的長凳，牢牢地固定在機艙地面。我的全部行李是一隻亞麻布旅行箱，裝著兩三套臟衣服、幾本詩集和弟弟路易斯·恩里克設法挽救的文學增刊剪報。乘客們相對而坐，從駕駛艙一直坐到機尾。沒有安全帶，只拴著兩根龍舌蘭繩，相當於給每側各配備了一條長長的集體安全帶。對我來說，最殘忍的是剛點上那根留在飛行途中抽的煙，穿連體工作服的飛行員就在駕駛艙里通知大家：客艙內禁止吸煙！油箱就在腳下，只隔一層木板。那是無比漫長的三小時飛行。

他一時沒反應過來，許久才意識到：就算等到四五點，也見不到蓋坦了。門多薩·內拉臨時起意，邀蓋坦共進午餐，結果卻出了大事。

「獲得權利還是失去權利？」

「我用西班牙語給孩子施洗，免得不信上帝的人聽不明白。」

窮人從各個街角鑽出，組成一支全新的隊伍，擺明了要大幹一場。不少人剛剛洗劫過商店，偷出砍刀，揮舞著，迫不及待地要派上用場。我缺乏遠見，猜不出暗殺將有何後果，比起去抗議，我更想回去把午飯吃了。於是，我轉過身，回到膳宿公寓，三步並兩步衝上樓，堅信那些關心政治的朋友早已進入戰時狀態。我想錯了：餐廳里空無一人，住在隔壁的弟弟與何塞·帕倫西亞以及其他幾個朋友正在寢室里唱歌。

關於行兇者的人數和任務分配，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一位目擊者稱，三名行兇者輪番開槍；另一位目擊者稱，真正的行兇者趁亂混入人群，不慌不忙地上了一輛行駛中的有軌電車。門多薩拉著蓋坦的胳膊想跟他說的事，大家亂猜一氣，誰也沒猜對。他是想讓蓋坦同意建一所工會幹部學校，或如幾天前他岳父開玩笑時所說：「一所教司機哲學的學校。」他還沒來得及說出口，第一槍便迎面打來。

波哥大駐軍只保護銀行和官方機構，公共秩序無人問津。許多警署高官事發后很快就躲進第五師，大量巡警沿街撿些槍支彈藥，尾隨他們而去。有幾個人戴著起義袖章，挨著我們舉槍掃射，震得我心怦怦直跳。此後，我便堅信，槍聲也能殺人。

快到午夜時，雨停了。我們爬上屋頂平台，觀看火光餘燼中地獄般的城市景象。遠處的蒙塞拉特山和瓜達盧佩山是濃煙瀰漫的天空下兩個巨大的黑影，愁雲慘霧中我唯一能看見的還是那張巨大的垂死的臉。他爬過來，求我救他，而我卻無能為力。街頭圍捕接近尾聲，死一般的寂靜中，無數埋伏在市中心的狙擊手冷不丁放一槍，部隊則在轟轟烈烈地清掃一切武裝和非武裝抵抗的痕迹，繼而控制城市。死亡的景象讓胡安尼托舅舅震驚不已，他一聲嘆息，道出了眾人的心聲：

他在神學院期間，我和他失去了聯繫，依稀聽說他去魯汶念了三年神學。他的志向沒有改變他的學生氣質和世俗行為，追他的女孩當他是困在教士服里的電影明星。

「夫人，拜託！」

「我和他當然像，」他說，「我是他長子。」

那些天，想弄到同一個航班的五張機票飛往沿海任何地區，只能靠恩里克大顯身手。他冒險排了許多一眼望不到頭的隊，在應急機場從這頭到那頭，奔波了一天，終於弄到三個航班的五張機票，起飛時間不確定，到處都是槍林彈雨和看不見的爆炸。我和弟弟的機票得到確認，同一航班飛往巴蘭基亞。可到最後一刻，我們還是搭乘了不同的航班。從上一個周五起，波哥大一直暮靄沉沉，細雨綿綿，空氣中瀰漫著火藥味和腐屍味。從舅舅家到機場的路上，我們連續在兩個崗哨接受盤問，崗哨士兵也膽戰心驚。在第二個崗哨，一聲爆炸，緊接著是重型武器掃射。士兵們卧倒，也讓我們卧倒。後來才知道，爆炸是工業瓦斯泄漏所致。一名士兵告訴我們，他守了三天，無人換崗，也無彈藥，城裡的彈藥已經全部用盡。被攔住后，我們大氣也不敢出一下，士兵的恐懼更讓我們崩潰。驗完身份和出行目的，我們總算鬆了口氣，登機前，無須再辦其他手續，只須等。有個好心腸的人，給了我三根煙。我一邊等，一邊抽了兩根，留一根在路上，以緩解坐飛機的恐懼。

對於當年讀過、膜拜過的許多小說，我只是對其中的創作技巧感興趣，換言之，吸引我的是文字背後的「木匠活」。從初始三篇形而上學的抽象短篇到那個時期的最後三篇，我找到了對作家起步切實有用的門道，甚至沒想過去摸索其他形式。我覺得，短篇小說和長篇小說不僅是兩種截然不同的體裁，還有截然不同的結構，混為一談是件要命的事。今天，我依然這麼認為，而且比任何時候都更加堅信：短篇小說的地位高於長篇小說。

我沒有認為此事和卡米洛的終極命運有何干係，不過，幾個月後，他去軍方醫院看望一位生病的朋友，從此音訊全無，直到政府宣布他參加了哥倫比亞解放軍游擊隊。卡米洛死於一九六六年二月五日，享年三十七歲，在和軍方巡邏隊的交戰中身亡。

「相信聖靈此時降臨在孩子身上的人，請跪下。」

然而，四月九日，星期五，豪爾赫·埃利塞爾·蓋坦成為當天的新聞人物，他為被控謀殺記者歐多羅·加拉爾薩·奧薩的赫蘇斯·馬里亞·科爾特斯·波韋達上尉獲得赦免。儘管官司一直打到了下半夜，上午八點不到，他就興沖沖地來到他位於第七大道和希梅內斯–德蓋薩達大街人來人往的十字路口的律師事務所上班。在接下來的幾小時里，他有好幾個預約。可是不到一點，當普利尼奧·門多薩·內拉和六位私交或政界朋友前來道賀——官司打贏的消息尚未見報——並邀他共進午餐時，他欣然應允，其中一位是他的私人醫生兼政治幕僚佩德羅·埃利塞奧·克魯斯。

「這個國家完了！」他對我說，「蓋坦剛剛在黑貓咖啡館門前遇刺了。」

我沒有政治頭腦，雲里霧裡地暢遊在文學世界里，對眼前的現實視而不見。直到有天晚上，在回膳宿公寓的路上，我才醒過神來。凜冽的寒風從山間吹來，城市荒涼寂寥，被豪爾赫·埃列塞爾·蓋坦在市劇院發表周五演講時金屬般的嗓音和故意為之的郊區腔清掃一空。劇院里坐得滿滿當當，最多只能容納一千名觀眾，然而，演講通過無線電傳送，先用附近街道的高音喇叭，再用廣播，把音量調到最高，鞭策著這座受驚的城市，在三小時甚至四小時里，源源不斷地流向全國聽眾。

接下來發言的是以謹慎著稱的堂路易斯·卡諾，他對總統的感情近乎父愛。他表示，少數服從多數，奧斯皮納任何迅速、公正的決定，他都會全力支持。總統向他保證，絕不違憲，採取必要措施，讓國家恢復正常。他指著窗外地獄般的城市，提醒他們——不想諷刺，但沒忍住——這一切可不是政府造成的。

他指的是跟女朋友分手。他決心已定，女朋友為他高興。一個燦爛的下午過後，他莫名其妙地送給我達爾文的《物種起源》。我跟他告別時，奇怪地以為，這一別，就是永別。

「最困難的事情已經辦好了。」他對我說。

思想傳播者遇刺身亡，全國鬧得沸沸揚揚。遺體在接受防腐處理時，自由黨領導人聚集在中心診所的餐廳里，討論緊急預案。當務之急是在無預約的情況下前往總統府，和元首商議國家面臨動蕩，該如何應對。晚上九點不到，雨小了。第一批代表一腳高一腳低，好不容易走過民眾暴亂后一片狼藉的街道。狙擊手們躲在陽台和屋頂平台上亂開槍，屍體隨處可見。

「該死，打字機！」

一九四七年二月就讀於法律系時，我和「石頭與天空」依然命運相連。儘管早在錫帕基拉的卡洛斯·馬丁家裡，我就見過「石頭與天空」的重量級人物，可是，就連最容易接觸到的卡蘭薩，我都沒勇氣搭訕。一次，我在大哥倫比亞書店遇到他，他離我很近，我只是崇拜地跟他打了聲招呼，他沒認出我，也十分和藹地跟我打了聲招呼。不過，另一次，大師萊昂·德格雷夫從風車咖啡館的桌邊專門過來，跟我交談。有人告訴他，我在《觀察家報》上發表過幾個短篇，他向我保證，一定會看。可惜沒過幾周，就發生了四月九日民眾暴動，我不得不離開硝煙瀰漫的城市。再回來時，已過四年。風車咖啡館化為廢墟，大師攜家當和朋友轉至自動化咖啡館，我們在那裡成了書友和酒友。他還教過我下國際象棋，但我的棋藝實在不怎麼樣。

於是，第二天，我一氣呵成，寫了個短篇。我把稿子放在枕頭底下，睡前讀，醒來讀，一連讀了好幾天。故事如實再現了電車上的那一幕，原原本本，風格樸素，如社會版的洗禮公告。最後，我又生出新的疑慮，便決定送它去接受印刷的真火考驗，不投《觀察家報》，改投《時代報》文學增刊，這樣就不牽涉愛德華多·薩拉梅亞——他沒理由陪我冒險——或許能聽見不同的聲音。膳宿公寓里的一位同學陪我去寄稿，附上致《時代報》文學增刊新銳主編堂海梅·波薩達的一封信。可是，短篇沒見報，信也沒有回。

那晚演講的主題是控訴政府的掃蕩政策所引發的災難。政府的目的是消滅敵對的自由派，但警察在農村造成的死亡無法計數，湧入城市的難民居無定所，食不果腹。在曆數駭人聽聞的燒殺劫掠事件后，他提高聲調，字斟句酌，字字珠璣，句句直擊人心。蓋坦慷慨激昂，民眾群情激奮，最終引發了全城總爆發，並通過電波傳播到全國每個角落。

多明戈·曼努埃爾·維加是我的一名室友，學醫，我們在蘇克雷就是朋友，和我一樣，他也廢寢忘食地讀書。另一名室友是胡安·德迪奧斯舅舅的長子——表哥尼古拉斯·里卡多，讓我時刻不忘家族美德。有一晚，維加帶回剛買的三本書，和往常一樣，隨手借給我一本當枕邊書，好讓我睡個好覺。沒想到適得其反，我再也無法像過去那樣安然入睡。那本書是弗朗茨·卡夫卡的《變形記》，假傳為博爾赫斯所譯，布宜諾斯艾利斯洛薩達出版社出版，它的開篇就為我指出了全新的人生道路，如今為世界文學瑰寶：「一天早晨，格里高爾·薩姆沙從不安的睡夢中醒來，發現自己躺在床上變成了一隻巨大的甲蟲。」這些書很神秘，不但另闢蹊徑，而且往往與傳統背道而馳。事實無須證明，只要落筆，即為真實發生，靠的是無可比擬的才華和毋庸置疑的語氣。山魯佐德又回來了，不是生活在幾千年前一切皆有可能的世界，而是生活在喪失所有、無法挽回的世界。

「你真的是加夫列爾·埃利希奧的兒子？」

我寫于那個時期的短篇按照創作和刊登在《周末》上的順序歸檔，最終消失在了《觀察家報》的檔案室。一九五二年九月六日爆發了反政府暴亂，報社遇襲，檔案被付之一炬。我沒有留副本，我那些最熱心的朋友也沒有留，這讓我舒了口氣：就讓它們在遺忘中化為灰燼吧！沒想到某些省級報紙的文學增刊未經許可，擅自轉載過這些短篇，還有些刊登在不同的雜誌上，一九七二年蒙得維的亞阿爾菲出版社將它們收錄成冊，書名為其中一個短篇的名字：《納沃，讓天使們等候的黑人》。

跟隨父親前來的普利尼奧·阿普萊約·門多薩和兩個妹妹埃爾維拉、羅薩·伊內斯看見蓋坦仰面倒在站台上，一分鐘后他被送往診所。「他不像是死了，」多年以後，他對我說，「而像一尊仰面躺在站台上的宏偉塑像，旁邊只有一小攤血。他睜著眼，直愣愣的眼神里透出無盡的悲傷。」在那一刻的混亂中，兩個妹妹糊塗了，以為自己的父親也遇害了。普利尼奧·阿普萊約把她們送上駛來的第一輛有軌電車，讓她們離開兇案現場。可是，電車司機完全明白髮生了什麼事，帽子一扔，棄車而去，衝到街上，和抗議者們率先喊起了口號。幾分鐘后，他的車第一個遭殃，被瘋狂的民眾掀翻。

在場的有自由派晚報《觀察家報》的主編堂路易斯·卡諾、促成會議的普利尼奧·門多薩·內拉和其他三位更加朝氣蓬勃的自由黨領導人：卡洛斯·耶拉斯·雷斯特雷波、達里奧·埃昌迪亞和阿方索·阿勞霍。討論過程中，還有另一些傑出的自由派人士進進出出。

周日，他邀請我去他家。他和母親及兄弟姐妹們住在一起，和我家一樣，兒女成群，吵鬧不堪。長子維克多全心投身戲劇界，是知名的西語朗誦家。自從逃離爸媽的監管，我從未找到過家的感覺，直到認識了馬利亞里諾的母親佩帕·波特羅。她是波哥大封閉的貴族圈裡保持本性的安蒂奧基亞人，天資聰穎，妙語連珠，能把不雅詞彙用得恰到好處，再現塞萬提斯風格，功力深厚，無人可及。夕陽西下，喝著香噴噴的巧克力，吃著熱乎乎的乳酪餅，看著祖母綠的草地延伸到天邊，那些下午令人流連。佩帕·波特羅在日常生活中毫不掩飾，滿口的俚語作為現實生活中一種全新的說話方式，讓我受益匪淺。

當時，街上的死亡人數已經無法統計，無數狙擊手埋伏在暗處。人們痛不欲生，怒不可遏，從名店搶來名酒，喝完后發酒瘋。市中心毀於一旦，依然是一片火海。教會商店、司法部、省政府和許多古建築要麼給一把火燒了，要麼所剩無幾。在總統府這座孤島上，現實無情，步步緊逼，多人對抗一人，達成和平協議之路越來越狹窄。

我永遠也忘不了他的模樣：頭髮亂糟糟的，鬍子拉碴，面無人色，滿眼恐懼，穿著破舊的栗色豎條紋呢子西裝，口袋蓋早就被人扯壞了。這短暫的一幕在我腦海中成為永恆。擦鞋匠們揮舞著木箱，把他從警察手裡搶了過來，多少只腳猛踹過去。他剛被打翻在地，就掉了一隻鞋。

「警官，」他苦苦哀求，幾乎發不出聲來，「別讓他們殺了我。」

他窮追不捨：

「對不起，」我很不好意思，「認錯人了，我以為您是我外公。」

從第一個問題開始，貝爾塔·辛格曼就拒絕回答，戲稱全是白痴問題，壓根沒想到每個問題的背後都有一位知名作家。哥倫比亞她來過好幾回，許多作家她不僅認識，還很崇拜。埃爾維拉一向機靈，此時卻只能打落牙齒往肚裏咽，一忍再忍。正當採訪差點兒變成一起惡性|事故時，貝爾塔·辛格曼的丈夫突然出現。他既有分寸，又不失幽默，控制了局勢，挽救了報道。

這個短篇也被整版刊登在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星期六的《觀察家報》上，插圖畫家是加勒比天空一顆冉冉升起的新星恩里克·格勞。我惶恐地發現朋友們將其視為知名作家定期推出的新作，而我卻患得患失，疑慮重重，同時努力不讓心中的希望破滅。更大的衝擊幾天後不期而至。愛德華多·薩拉梅亞以慣用筆名「尤利西斯」在《觀察家報》的每日專欄上撰文，直入主題：「本報文學增刊《周末》的讀者恐怕已經注意到一位風格獨特、個性鮮明的文學天才。」接下來又說：「幻想世界無奇不有，但將其精華質樸自然地表現出來，絕無虛張聲勢，並不是每個初涉文學的二十歲青年都能做到的。」結語毫無保留地認為：「加西亞·馬爾克斯的出現，意味著一名新的、引人矚目的作家誕生了。」

大學好友中，最難忘的是卡米洛·托雷斯，他上演了我們青年時代最具戲劇性的一幕。一天，他第一次曠課。原因如燎原之火迅速傳開。他收拾東西，離家出走，打算投奔距波哥read.99csw.com大一百多公里的奇金基拉神學院。他母親在火車站將他攔下，關進了書房。我去看他，他的臉色更顯蒼白，披著白色的套頭斗篷，十分平靜，讓我第一次想到聖潔無瑕的狀態。他想去神學院，志向使然，此前一直將其藏得天衣無縫。最終，他決定聽從內心的召喚，此生不渝。

「咱們要把他培養成一名了不起的游擊隊員。」

我在哥倫比亞國立大學的日子沒那麼難挨，但大學生活沒有在記憶中留下任何痕迹，因為我一天也沒當自己是法律系學生，儘管第一年的成績——我在波哥大隻學了這一年——不這麼認為。下課了，同學們作鳥獸散，我沒時間也沒機會像在國立男子中學時那樣與他們交往。最大的驚喜是法律系秘書長居然由作家佩德羅·戈麥斯·巴爾德拉馬擔任。我拜讀過他早年在文學增刊上發表的文章；他英年早逝前，一直跟我是好友。

後來我見他的次數屈指可數。他總是來去匆忙，無事不登門，見面理由基本都和他保護政治難民的慈善事業有關。一天上午，他和一名入室盜竊犯出現在我的婚房裡。盜竊犯已經刑滿釋放，可警察就是不放過他，將他渾身上下洗劫一空。一次，我送他一雙戶外鞋，鞋底設計特別，安全耐磨。幾天後，女傭在照片上認出了那雙鞋，主人是一名街頭罪犯，葬身於路邊水溝，正是我們那位盜竊犯朋友。

市中心的咖啡館最具波哥大特色，國家大事早晚匯聚於此，政治、文學、金融等方面專業人士各得其所。那些年哥倫比亞史的一大部分都和這些咖啡館有關。人以群分，各有所好。

周日下午音樂廳不開放，我就去坐有藍色玻璃窗的有軌電車，車票五生太伏一張，從玻利瓦爾廣場到智利大街，走環線。青少年時代在有軌電車上度過的那些下午，就像拖在許多個荒廢的周日背後的一條沒完沒了的尾巴。坐電車收穫頗豐，電車一個勁兒地轉圈，我一個勁兒地讀詩，車行一個街區，我讀一段詩，直到淫雨霏霏，華燈初上。之後，我會去老城區憂鬱的咖啡館，找個人聊一聊剛讀過的詩。有時能找到人，但全是男的。我和他窩在破破爛爛的地方聊到深夜，幾支煙抽了又抽，連煙屁股也不放過。我們在聊詩，同一星球別處的人在做|愛。

很難想象當年人們如何生活在詩歌的影子里。那是一種狂熱的激|情，另一種生活方式，一隻四處亂滾的火球。翻開報紙，看經濟版或法製版也好，坐在咖啡館，注視杯里的殘渣也好，詩歌都在等著我們放飛夢想。對於我們這些外省「土著」而言，波哥大是首都，是政府所在地，更是詩人的住所。我們相信詩歌，甘願為詩歌而死，堅信——如路易斯·卡多薩–阿拉貢所言——「詩歌是人類存在的唯一實證。」

當時，我們並沒有意識到時局緊張，國家開始動蕩。上台的是溫和保守派奧斯皮納·佩雷斯，儘管他本人德高望重，黨內人士大多心知肚明，他的成功基於自由派的分裂。自由派大選失利，茫然不知所措，責怪阿爾貝托·耶拉斯立場中立，等於政治自殺。加夫列爾·圖爾瓦伊醫生大選失利后，意志消沉，莫名其妙地去了歐洲，非說那兒的心臟病學更勝一籌，一年半后，被失敗的陰影吞噬，在巴黎雅典娜廣場酒店與紙花和陳舊的哥白林掛毯相伴，寂寂而終。而豪爾赫·埃列塞爾·蓋坦則著眼于下一次大選，不但競選活動一天不中斷，還大力推進，力求重塑國家道德體系，超越保守派與自由派的歷史分歧，橫向考慮，在剝削者與被剝削者之間做出更現實的區分：政治意義上的國家與民族意義上的國家。他以歷史性的振臂一呼「沖啊！」和超人的精力竭盡煽動之能事，甚至將抵抗的種子撒到了最偏遠的角落，不到一年，他逐漸收復地盤，盼來了真正的社會變革的前夜。

還有一件巧事：爸爸的親戚卡洛斯·H．帕雷哈既是政治經濟學老師，也是大哥倫比亞書店的老闆。書店向來把名家新作擺在桌上展示，無人看管，學生特別愛去，連他自己的學生都會在傍晚乘虛而入，順手牽羊。按照校規，竊書違法，但不為罪。我並非高尚，只是膽小，在竊書行動中只能幫手腳靈活的人把把風，打打掩護，條件是我要的書，由他們一併偷出。一天下午，同夥剛偷來弗朗西斯科·路易斯·貝爾納德斯的《沒有勞拉的城市》，我的肩頭就落下一隻鐵爪，耳邊傳來一聲斷喝：

那晚，街上似乎只有我一人，除了《時代報》報社所在的那個至關重要的街角由一群荷槍實彈的警察把守——每周五都是如此。我頓時醒悟。過去，我狂妄自大，不信任蓋坦。那晚，我突然懂了：蓋坦超越了西班牙語國度，正在創造一種無障礙語言，其考究不在用詞，而在情感充沛，語調豐富。他本人在史詩般的演講中故意用慈父般的口吻勸聽眾別鬧事，回家去，可聽眾卻理解為他是對一切代表社會不公和野蠻政權的事物表示唾棄。連本應維持治安的警察都聽出了相反的意思，情緒激憤。

這時，我們才意識到國家又要墜入內戰的深淵。內戰從趕走西班牙殖民者獲得獨立起，從前輩打到曾孫。四連敗的保守黨利用自由黨分裂奪回政權，無論如何不想再失手。於是，奧斯皮納·佩雷斯政府提前實行掃蕩政策，血染國土，殃及民眾日常生活。

我這麼做實在冒昧，便稀里糊塗地報出外公的全名。他笑了，愉快地放下傘。

胡安的母親對調查人員說，她兒子也向蓋坦當面提過困難，但蓋坦沒有給他任何希望。她覺得兒子這輩子從沒開過槍，可他行刺的手法無論如何都不像新手。他用的是支殘破不堪的點三八口徑長筒左輪手槍，槍槍命中，令人嘆服。

同學一年，我就沒怎麼跟他們打過照面。再說，也沒機會。他們準時到教室，老師話音剛落，他們拔腿就走，課間只和二年級的軍校生交往，不跟別人搭訕。我不知道他們的姓名，也沒聽說過關於他們的什麼事。如今我才發覺，他們有顧慮，我也有。外公外婆說起的當年吃的敗仗和香蕉種植園慘無人道的大屠殺，在我心中留下了永遠的陰影。

當年沒有電視，只有定時播出、全面報道的電台新聞。因此，午飯前或晚飯前，人們會先去等黑板報，了解國際大事後再回家。黑板報如實報道了孔查·貝內加斯機長駕駛飛機，獨自開闢利馬和波哥大之間的航線，讓人印象深刻。報道類似新聞時，讀者會迫不及待，除了規定時間，黑板報還要多出幾期特刊。這份報紙絕無僅有，街頭讀者不會想到，這個點子的發明者和忠實的執行者名叫何塞·薩爾加，二十歲任《觀察家報》編輯，小學文化程度，後來成了一名了不起的記者。

總統身著一塵不染的西裝，坐在大會議桌桌首，似乎一點兒也不著急，只能從抽煙方式上看出他有點兒緊張。他迫不及待地抽著，一根接一根，有的抽到一半就掐了，再點一根。多年後，曾經在場的一位自由黨領導人對我說，他印象最深的是，總統不動聲色，身後火光熊熊，將他的腦袋映成鉑金色。透過總統辦公室的大玻璃窗，可以看到天在燃燒，廢墟里的殘火一直蔓延到世界盡頭。

她輕聲道歉，陷入靜默的人海。然而，讓我的眼淚奪眶而出的是，在不尋常的寂靜中，人群連走路和呼吸都小心翼翼。我來參加集會，並非出於政治信仰，純屬好奇，想見識見識靜默的場面，卻突然哽咽。在玻利瓦爾廣場，蓋坦站在市審計署的陽台上發表的演講是一篇感人至深的悼詞。連他自己的政黨都沒想到，人群沒有發出半點兒掌聲，集會口號在最苛刻的條件下得到了遵守。

我和弟弟能想到的唯一辦法是去距膳宿公寓四個街區的胡安尼托舅舅家避難。他們家住二樓：一間客廳、一間飯廳、兩間卧室，住著舅舅、舅媽和他們的孩子愛德華多、瑪格麗塔和尼古拉斯。長子尼古拉斯和我在膳宿公寓同住過一段時間。我們這麼多人，勉強住下。可是，馬爾克斯·卡瓦耶羅一家心地善良，臨時又騰出好些地方，甚至空出飯廳，不但收留了我們，還有我們的朋友和膳宿公寓的同學們：何塞·帕倫西亞、多明戈·曼努埃爾·維加和卡梅洛·馬丁內斯，他們全都來自蘇克雷，此外還有幾個我們不認識的人。

「那個短篇狗屎不如。」

最令我感到不安的是豪爾赫·阿爾瓦羅·埃斯皮諾薩的意見，他那張刀子嘴，連圈外人都敬而遠之。我很矛盾，心痒痒的，既想馬上見他，又不敢見他。他消失得無影無蹤，禮拜二才出現，對嗜書如命的人來說，這並不稀奇。他又在風車咖啡館現身了，開口先不談那個短篇，只說我吃了豹子膽。

我長期曠課，專業課學得心不在焉，第一年居然靠臨時突擊通過了難度較小的考試，靠耍小聰明、答非所問通過了難度較大的考試。說實在的，我一點兒也不開心，陷在死胡同里，不知該如何彳亍前行。法學比中學任何一門課程都更無聊，我的掌握程度也更低。我覺得我已經是大人了，能夠自己做主。神奇地耗了十六個月，什麼也沒學到，只換來一幫畢生的摯友。

他們向我示意知道了，可所有人似乎都在度假，不像遇到喪事，只顧一個勁兒地唱歌。後來，我們去冷冷清清的餐廳吃午飯，以為事態不會進一步發展，直到有人調高收音機音量，好讓我們這些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人聽到。一小時前鼓動我去抗議的卡洛斯·H．帕雷哈宣布由左翼自由派名士組成政府革命委員會，其中包括著名作家兼政治家豪爾赫·薩拉梅亞。革命委員會的第一項決議是成立執行委員會、國家警察總部和革命政府所需的各個部門。之後，其他成員又喊了些更加不著邊際的革命口號。

我鼓足勇氣，沿著希梅內斯–德蓋薩達大街發足狂奔，上氣不接下氣地跑到了幾乎位於第七大道拐角處的黑貓咖啡館。他們剛把重傷的蓋坦送往四個街區外的中心診所，他還沒有咽氣，但救活無望。一群人掏出手帕，蘸滿熱血，打算留作歷史紀念。一個披黑披肩、穿麻鞋的擺攤女人握著沾滿鮮血的手帕，憤怒地低語道：

我和一幫人沿著第八大道往國會大廈走，前排剛進玻利瓦爾廣場，就被一梭子彈撂倒。大街上突然倒下一批死者和傷員，前進的步伐戛然而止。一個滿身是血、奄奄一息的人爬出死人堆，拉著我的褲腳，哀聲求我：

午後漫漫，閑極無聊，我偶然發現國家圖書館音樂廳對公眾開放。我喜歡躲在那兒看書，想聽什麼就寫在紙上，交給熱情的女職員，用大師們的曲目做背景音樂。我們這些常來的聽眾喜好各異，互尋知音。我日後鍾愛的作曲家大多在此相識。多年來，我恨肖邦，也是因為當年有個超級音樂狂，幾乎每日必點肖邦的曲子，不管別人願不願意聽。

就這樣，我讀到了我印成鉛字的第一個短篇，報社畫家埃爾南·梅里諾配的插圖。我躲回房間，心跳不已，一口氣讀完。逐字逐句一讀，我漸漸覺察出鉛字巨大的破壞力。我投入了那麼多的愛與痛，畢恭畢敬地戲仿曠世奇才卡夫卡，如今讀來，全是晦澀難懂、支離破碎的自言自語，只有三四句差強人意。時隔近二十年，我才敢再讀一遍，而我的評判——儘管心懷同情——卻更加不寬容。

說到底，我還是不自信，不敢把稿子拿去給任何一位同學看，包括法律系同學貢薩洛·馬利亞里諾，只有他看過我在沉悶的課堂上寫下的那些抒情散文。寫完那個短篇，我讀了又讀，改了又改，改到不能再改，最後專門給愛德華多·薩拉梅亞——沒見過他本人——寫了張字條，具體內容我一個字都不記得了。我把那個短篇加字條放進信封，親自送到《觀察家報》的傳達室。門衛讓我上二樓，當面交給薩拉梅亞。我光是想想就嚇得腿軟，把信放在門衛桌上，逃之夭夭。

「別胡扯，」他用他不知悔改的加勒比方言說，「蓋坦剛剛遇刺，你還想去吃午飯？」

我懷疑跟我聊第一個短篇的人並非被故事打動——也許他們沒讀過，也肯定沒讀懂——而是因為它被大幅刊載在知名報紙上。首先，我發現自己的兩大缺點確實嚴重：文字不暢，不諳人心。這些問題在第一個短篇中尤為明顯，其中的抽象思考本就讓人疑惑，還將虛情假意大書特書。

他們當中無人能觸到吉列爾莫·巴倫西亞獲得的榮光。他是波帕揚貴族，三十歲之前就成為「百年一代」——這麼叫是因為這代人正好趕上了一九一〇年建國一百周年的盛大日子——的教皇級人物。和他同時代的愛德華多·卡斯蒂略、波菲里奧·巴爾巴·雅各雖是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卻沒有獲得公正的評價。舉國上下被巴倫西亞高貴典雅的修辭所迷惑，他傳奇般的身影擋住了整整三代人的路。最新一代誕生於一九二五年，就叫「新一代」，他們衝勁十足，傑出代表拉斐爾·瑪雅和萊昂·德格雷夫——又是他——均未得到應有的承認。巴倫西亞穩坐文壇頭把交椅，所享榮耀差點兒讓他入主共和國總統府。

另一位很棒的老師名叫迭戈·蒙塔尼亞·奎利亞爾，和洛佩斯·米切爾森是對頭，兩人暗暗較勁。洛佩斯是不安分的自由派，蒙塔尼亞·奎利亞爾是左翼激進派。課餘，我和蒙塔尼亞·奎利亞爾關係好，總覺得洛佩斯·米切爾森當我是乳臭未乾的詩人，而蒙塔尼亞·奎利亞爾當我是他壯大革命隊伍的活廣告。

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作家和政治家，包括共和國某位總統，都在十四街羅薩里奧大學對面的咖啡館里學習過。溫莎咖啡館作為知名政治家的樂園，是營業時間最長的咖啡館之一，也是大漫畫家裡卡多·倫東的庇護所。他在溫莎咖啡館里創作出天才的作品，多年後，在大街咖啡館后店用一把左輪手槍打穿了自己天才的腦袋。

我魂飛魄散地回過頭，是卡洛斯·H．帕雷哈老師，那三個偷書賊早已抱頭鼠竄。幸好，我還沒來得及道歉，就發現他抓我不是因為人贓並獲，而是因為我一個多月都沒去上課了。他例行公事般批評了我一頓，接著又問：

毋庸置疑，愛德華多·薩拉梅亞的評論給了我幸福的一擊，但同時也讓我感到不安：他沒有給自己留後路。事已至此，我必須在他的鼓勵下自覺進取，畢生前行。那篇文章還表明「尤利西斯」已經通過編輯部同事了解到我的身份；當晚，我得知是貢薩洛·岡薩雷斯透露的。他是我的一位表兄，和我家走得很近，在《觀察家報》上用筆名Gog激|情澎湃地撰寫了十五年的「問與答」專欄，辦公桌離愛德華多·薩拉梅亞的只有五米。幸好，「尤利西斯」沒來找我，我也沒去找他。我在詩人德格雷夫的桌邊見過他一次，聽過他的聲音和他刺耳的咳嗽聲——他是個不可救藥的老煙槍，還在若干次文化活動中和他近距離見過面。沒人介紹我們認識：有些人不認識我們，有些人覺得我們不可能不認識。

「無論如何，那個短篇已經成為過去。」他總結道，「如今，重要的是下一篇。」

在此之前，我只敢寫詩：聖若瑟中學校刊上的打油詩，國立男子中學唯一一份報紙上的抒情散文或以「石頭與天空」的風格描繪虛幻愛情的十四行詩。之前不久，我在錫帕基拉的死黨塞西莉亞·岡薩雷斯說服詩人兼雜文家丹尼爾·阿朗戈在《時代報》周日增刊最不起眼的角落用七號字、署筆名刊登了我寫的一首歌謠。我沒有大受鼓舞，也沒有感覺自己更像詩人了。相反，埃爾維拉的報道卻喚醒了我內心的記者志向。我抖擻精神，開始換一種方式讀報。卡米洛·托雷斯和路易斯·比利亞爾·博爾達支持我，並提醒我堂胡安·洛薩諾說過，歡迎我為《理智報》文學增刊撰稿。我膽小，只投了兩首純粹賣弄技巧的詩歌，自己也沒當回事兒。他們建議我去找《星期六》周刊的普利尼奧·阿普萊約·門多薩聊聊，我一向臉皮薄，沒好意思去，總覺得這是一門全新的行業，在沒有靈感的時候冒險去闖，未免操之過急。不過，這次自省的效果立竿見影。那些天，我總在糾結，之前寫的散文也好，詩也罷，包括學校作業，無一例外都是在覥著臉模仿「石頭與天空」。我打算從下一個短篇起痛改前非。實踐證明，總用以mente結尾的副詞是惡習，只能說明詞彙貧乏。於是，一出現這種情況，我就修改，久而久之，愈發確信這一執念是在逼自己去想更豐富、更形象的表達方式。多年以來，在我的書里，除引用外，以mente結尾的副詞一個也找不到。當然，不知譯者是否也能察覺這一點，並出於職業素養，將這種風格原汁原味地保留下來。九*九*藏*書

從典當行往回走，只見短短几分鐘內，第八大道的商鋪就被洗劫一空。這裡是全市最富麗堂皇的街道，出售名貴珠寶、英國面料和自龐德街舶來的帽子。這些原本擺在櫥窗、沿海學生可望而不可即的物品如今誰都可以去搶，守護外國銀行的士兵對此視而不見。高雅精緻的聖馬利諾咖啡廳店門大開，一片狼藉，身穿燕尾服、總是將加勒比學生拒之門外的服務生們早已逃得無影無蹤。

達里奧·埃昌迪亞也許威望最高，但話最少，調侃了總統兩句，就不知又想什麼去了。他似乎是接替奧斯皮納·佩雷斯任共和國總統的不二人選，可那天晚上，他既沒有嶄露頭角，也沒有弄巧成拙。總統原屬於溫和保守派，卻越來越不溫和。他是一個世紀以來兩位總統的孫子和侄子、一家之主、退休工程師、百萬富翁（從來都是），此外，還不聲不響地幹了些其他事，以至於有人捕風捉影，說真正當家並在總統府做主的是他有膽識、有魄力的夫人。他自嘲道，即便如此，接受夫人建議並無不妥，只不過順應民意，主持大局似乎更為妥當。

事實上，我從未想到自己會對新聞學感興趣，直到有一天，普利尼奧的妹妹埃爾維拉·門多薩緊急採訪阿根廷朗誦家貝爾塔·辛格曼，徹底顛覆了我對新聞學的偏見，挖掘出深埋在我內心的記者志向。這篇訪談不是傳統的問答式——我看完了，還是一頭霧水，現在依然如此——在國內比較新穎。很多年後，當埃爾維拉·門多薩已是國際知名記者和我的好友時，她告訴我，當年，她也是背水一戰，不得已而為之。

「敢問閣下，您那位著名的外公是何許人也？」

十年後，重返波哥大，由內而外盡顯神職人員特色的他依然保留了少年時代的優秀品質。而我已是非科班出身的記者兼作家，已婚，有一子，名叫羅德里戈，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四日出生在波哥大巴勒莫醫院。家裡決定請他給孩子施洗，教父是我們夫婦二人多年的好友普利尼奧·阿普萊約·門多薩，教母是赫爾曼·巴爾加斯——他教我如何成為一流的記者和益友——的妻子蘇珊娜·利納萊斯。卡米洛跟普利尼奧早就認識，關係更好，但他並不認可這個教父，因為普利尼奧當時和共產黨過從甚密。何況他太愛說笑，會破壞洗禮的莊嚴氣氛。蘇珊娜保證，孩子精神層面的教導由她負責。於是，卡米洛便找不到或不想找其他理由反對了。

在《觀察家報》上發表文章，除了給我帶來文學上的成就，也給我的生活製造了許多令人哭笑不得的麻煩。糊塗朋友會當街攔道，向我借救命錢，他們不相信一位文學才華盡情施展的作家沒有靠發短篇賺上大錢。我告訴他們，報社發文，不付任何稿酬，我也沒指望過，當年國內的報紙雜誌一律都是這樣，對此，沒幾個人相信。更嚴重的是，爸爸對我非常失望，他發現十一個兄弟姐妹中，有三個在念書，而我卻還不能養活自己。家裡每月供我三十比索，光寄宿費就要十八比索，早餐還不能吃雞蛋，而且我總是不得已動用這筆錢用於意外開支。不知從何時起，我養成了在報紙空白處、餐館的餐巾紙上、咖啡館的大理石桌面上信手塗鴉的習慣。我斗膽認為，那些畫是我幼時在外公金銀作坊的牆上塗鴉的衍生物，也許是排遣苦悶的好辦法。一位在風車咖啡館偶然結識的朋友不會畫畫，卻靠關係在部委當畫師，他提議，我幫他畫畫，他分我工資。這輩子，我再也沒有離腐敗那麼近過，但也沒近到讓我後悔的程度。

字正腔圓的卡斯蒂利亞語在小禮拜堂里迴響。藉著兒時在阿拉卡塔卡做侍童打下的底子，我用拉丁語跟著念。到了聖水洗禮階段，卡米洛目不斜視，故意滋事：

最狂熱的分子對他言聽計從。行兇者已是血人，他們拖著他的腳踝，高喊著反政府口號，從第七大道前往玻利瓦爾廣場，兩邊停著被堵在路上的近幾班有軌電車。人群在人行道上和陽台上鼓掌叫好。行兇者小命已喪，屍體被打得變形，在鋪石路面上留下破布和碎肉。不少人加入到隊伍中，不到六個街區，隊伍壯大到足以引發戰爭。飽受折磨的屍體上只剩下內褲和一隻鞋。

沒過幾天，一九四八年二月七日，蓋坦召開政治集會，那也是我平生第一次參加政治集會。六萬多，男男女女，黑衣重孝，揮舞著自由黨的紅旗和弔唁用的黑旗走上街頭，悼念政府暴力下的無數遇難者。口號只有一個：保持靜默。場面之壯觀肅穆，不可思議。六萬多人擠擠挨挨地沿著主幹道走過十一個街區，連站在居民樓或辦公樓陽台上觀望的人也都保持靜默。我身邊的一位女士低聲說了句禱告，近旁的一位男士吃驚地望著她說：

我在記憶中搜尋真實的場景，拿來創作第二個短篇。兒時認識的一位美女曾對我說，她想鑽進她懷中那美艷動人的貓身里。我問她為什麼，她說：「因為它比我更美。」於是，我有了第二個短篇的故事起點，以及一個奪人眼球的名字：《埃娃在貓身體裏面》。其餘的跟第一個短篇沒什麼兩樣，純屬無中生有，因此——當年我們喜歡這麼說——它們本身就埋有自我毀滅的種子。

多年後，我在墨西哥城認識了他和妻子麗雅·科斯塔克夫斯基。他們在科約阿坎區的家中有當年知名畫家的多幅真跡，記憶中那處住宅神聖而美麗。每到周日晚上，好友們齊聚一堂，在那兒度過一段親密而樸實無華的時光。卡多薩–阿拉貢自認為撿了一條命。蓋坦遇刺幾小時后，他的座駕被狙擊手命中；幾天後，暴亂平息，他又路遇醉漢。醉漢舉槍，對著他的臉開火，連續卡殼兩次。四月九日常被我們提起。歲月逝去，有憤恨，也有懷念。

回到膳宿公寓時，市中心大半已是一片火海，剩下掀翻在地的有軌電車和公共汽車殘骸充當臨時街壘。我們往箱子里塞了幾件想帶走的物品，後來才發現落下了兩三個沒能發表的短篇、外公送我的詞典（再也找不回來了）和中學畢業第一名的獎品——第歐根尼·拉爾修的那本書。

從大一起，就屬貢薩洛·馬利亞里諾·波特羅和我交往最多。他是唯一相信生命存在奇迹的人，儘管無法證明。是他向我表明法律系並沒有我想象中那麼貧乏。第一天上課，他就拉我翹了統計學和人口學的課，早上七點在大學城的咖啡館里跟我比賽背詩。太早了，城市尚未蘇醒。他背西班牙古詩，我背哥倫比亞新詩。哥倫比亞的年輕詩人們早已向上世紀的遺老遺少們開火。

傍晚，總統和戰略要地失去了聯繫，在緊閉的門后，試圖和軍方代表及部長們評估國家局勢。不到十點，自由黨領導人突然到訪，令他措手不及。他不想同時接見他們所有人，希望能兩人一組，分別接見，但他們決定：要麼不見，要麼全見。總統最終讓步，自由黨人以為他是因為氣餒。

讀完《變形記》，我不禁渴望生活在那個與眾不同的天堂。新的一天來臨時，我坐在多明戈·曼努埃爾·維加借給我的攜帶型打字機前，試著寫一些類似於卡夫卡筆下可憐的公務員變成大甲蟲的故事。之後幾天，我沒去上學，依然沉浸其中。我正忌妒得發狂，突然看到了愛德華多·薩拉梅亞·博爾達在報紙上發表的令人痛心的言論，感慨哥倫比亞新一代作家乏善可陳，後繼無人。不知為何，我將這言論視為戰書，貿然代表新一代作家應戰，撿起扔下的短篇，希望能力挽狂瀾。短篇的情節圍繞《變形記》中那具有意識的屍體展開，但沒有故作神秘，也沒有任何本體論的偏見。

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七日刊登在《觀察家報》上的《突巴耳加音煉星記》成為漏網之魚。也許是因為沒有信得過的版本，它從未被收錄在任何書中；主人公和《聖經》里發明了音樂的鐵匠同名也非人盡皆知。同系列還有另外兩篇，按創作和發表的順序讀，我覺得抽象、不連貫，有的荒唐離譜，全都缺乏真情實感。我永遠也無從知道，像愛德華多·薩拉梅亞那樣嚴格的批評家讀完它們會有何評價。但是，這些短篇對我比對任何人都重要，因為每個短篇中都有東西對應了那個時期發生在我人生中的劇變。

說到底，總統真正立下的大功不是說了什麼歷史性話語，而是用糖衣炮彈加迷魂湯把自由派領導人拖到了下半夜。增援部隊趕到，鎮壓了平民暴亂，保守派強行恢復了社會和平。四月十日上午八點，十一聲電話鈴將達里奧·埃昌迪亞從噩夢中驚醒，他被任命為戰爭部長。兩黨聯合政府成立，好歹是個安慰。勞雷亞諾·戈麥斯不滿於此處理方式，又擔心個人安危，於是舉家遷往紐約，而當時的形勢漸漸開始有利於實現他榮登總統之位的夙願。

國家處於癲狂狀態，我們目瞪口呆地關注著局勢發展。老闆娘的兒子突然大叫，說房子著火了。確實，最裡面的毛石牆有條裂縫，濃濃的黑煙開始令寢室里的空氣變得稀薄。無疑，濃煙來自於膳宿公寓隔壁的省政府，示威群眾在那兒放了把火，好在牆壁很厚，經得住。我們三步並兩步地衝下樓，只見全城處於戰時狀態。無法無天的搶劫者衝進省政府辦公室，看到什麼都往窗外扔。黑煙蔽日，空氣污濁。瘋狂的人群手持砍刀和從鐵匠鋪偷來的各式工具，在叛亂警察的幫助下放火燒搶第七大道和附近街道的商鋪。掃一眼，就知道局勢已經失控。弟弟大聲說出了我的心裡話：

多年以後，普利尼奧·門多薩·內拉耐心耗盡，流亡到加拉加斯。他十分清晰地回憶說，當時，沒有人有備而去。只有他目睹了蓋坦遇刺。他天生口才好，又是新聞記者，自然繪聲繪色，娓娓道來。總統聽得十分專註，一臉凝重，聽完請在座各位發表意見：面對重大突發事件，應如何公正處理，拯救國家。

得到「尤利西斯」的公開認可后，我所剩無幾的學習熱情幾乎喪失殆盡。有些同學開始稱我為大師，把我當作家介紹給別人。當時，我立志尋找一種既逼真又奇妙的敘事結構，可惜時運不佳。有些作品精妙卻不易模仿：如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父親遇刺，主人公展開調查，最終查出自己就是兇手；W．W．雅各布斯完美的短篇《猴爪》，凡事皆偶然；莫泊桑的羊脂球和其他那麼多偉大的「罪人」，願上帝將他們留在神聖的天國。我琢磨著這些作品，一個星期天晚上，總算遇到了值得講述的事情。我在貢薩洛·馬利亞里諾位於智利大街的家中幾乎倒了一天的苦水，抱怨當作家不易，乘最後一班有軌電車回膳宿公寓的路上，查皮內羅車站上來一位活生生的法翁。沒錯，我說的是法翁。我注意到，深更半夜，車上寥寥無幾的乘客見到他，竟無人驚訝，讓我懷疑他只是周日喬裝打扮、出沒在兒童樂園裡的小販。但事實打消了我的疑慮，他的羊角和鬍鬚如山羊般粗野，他經過時，我還聞到了羊膻味。在二十六街——這條街上有墓地——他如一位慈父般下車，消失在公園的樹叢間。

「狗娘養的，他們殺了我的蓋坦。」

在阿斯圖裡亞斯咖啡館，法律系同學卡米洛·托雷斯·雷斯特雷波和路易斯·比利亞爾·博爾達向我介紹了十六歲就發表系列抒情散文的普利尼奧·阿普萊約·門多薩。抒情散文最早流行於愛德華多·卡蘭薩主編的《時代報》文學版，後來風靡全國。普利尼奧·阿普萊約·門多薩皮膚黝黑，深栗色直發，使他的印第安人外表更顯俊美。他年紀尚輕，已經在《星期六》周刊上撰文多篇。周刊創始人是他父親普利尼奧·門多薩·內拉，當過戰爭部長的他天生是做記者的料，也許一輩子沒寫過一行新聞稿，卻教會了不少人寫稿。他不做高官，不開糟糕透頂的大公司，卻大張旗鼓地辦報。那段日子，我只見過他兒子兩三回，都是和同學一起，少年老成的他讓我印象深刻。我怎麼也沒想到，幾年後，我們會一起在報界大展拳腳，長期合作。當年，我沒想過去學什麼新聞學；從學科角度講，新聞學比法學更讓我提不起興趣。

關於那次會見，在場人士透露過一些，有的歪曲事實，有的憑空想象。詩人兼歷史學家阿圖羅·阿拉佩最大程度地拼合記憶碎片，重現了那凶兆重重的幾日。

他說得這麼有底氣，當然是因為掌握了自由派沒能掌握的信息：關於國內秩序定時定點的完整彙報。他離開辦公室好幾次，去聽詳細彙報，隨時掌握動態。波哥大駐軍不到一千，各省傳來的消息或多或少都挺嚴重，好在忠誠的武裝部隊紛紛控制了局勢。鄰省博亞卡自由主義歷史悠久，保守主義也頗為強硬，省長何塞·馬里亞·比利亞雷亞爾是鐵板釘釘的保守黨人士，不僅早早鎮壓了地方叛亂，還把裝備最精良的部隊派來增援首都。因此，總統只要跟自由派耗時間，少說話，慢條斯理地抽煙，想辦法拖住他們就行。他沒看鍾，但時間一定估算得特別准。絕對可靠的增援部隊何時趕來實施官方鎮壓，他成竹在胸。

奧斯皮納總統涵養深厚，不緊不慢，不像勞雷亞諾·戈麥斯那麼鬧騰，也不像其他那些稱得上是籌劃競選活動專家的黨內人士那麼傲氣。可是，在那個歷史性的夜晚，他表現出和別人一樣的固執。就這樣，他們一直討論到深夜，沒有得出任何結論。堂娜貝爾塔時不時進來一會兒，發布的消息越來越恐怖。

當兩位朋友正在見證哥倫比亞歷史的分水嶺事件時，我和弟弟，以及其他幾名逃難者正躲在胡安尼托舅舅家，于黑暗中倖存下來。我沒有一刻想到，自己已是一名見習作家，某天會憑藉記憶重現這段慘痛的經歷。當時，我唯一的擔心很現實：給家人報個平安——至少當時平安——同時確認爸媽和弟弟妹妹們也平安，特別是遠離家人、在外住校的兩個大妹妹瑪爾戈特和阿依達。

沒有電話，勤務兵只好騎摩托，在崗哨間傳遞航班消息和變更通知。上午八點，他們安排一群人即刻登機，飛往巴蘭基亞，不過不是我那個航班。後來，我聽說三個朋友和弟弟也在另一個崗哨登機，棄我而去。我孤身一人，只能橫下心，硬著頭皮對付我與生俱來的飛行恐懼症。登機時，烏雲密布，驚雷滾滾。舷梯被挪給另一架飛機用了，我扶著兩名士兵，爬上泥瓦匠用的梯子，成功登機。同一機場，同一時刻，菲德爾·卡斯特羅登機前往哈瓦那。多年以後，他親口告訴我，那架飛機運的是鬥牛。

大樓里的工作人員稱，案發前夕，他們在蓋坦的律師事務所所在的那層樓見過兇手。門衛十分肯定地表示，四月九日早上，羅亞和一個陌生人走樓梯上去，乘電梯下來，兩人在樓口候了好幾個小時。不過，蓋坦上樓時，樓口只有羅亞。

昔日的商業中心化為廢墟，臭氣熏天，讓人不得不捏著鼻子，許多尋親的市民被迫選擇放棄。堆得最高的一座「小山」九_九_藏_書上，有具屍體引人注意：光著腳，沒穿褲子，只穿著一件完美無瑕的長禮服。三天後，灰燼還散發著無名屍體的臭味，一具具屍體爛在了瓦礫中，或在人行道上堆成堆。

他不留餘地，命我立刻去學校，組織學生抗議。奇怪的是我居然違背本性，真的去了。我逆人流而行，沿著第七大道往北走，好奇、悲痛、憤怒的人群正在趕往兇案現場所在的拐角，開道的是國立大學校車，由激動的學生駕駛。距拐角一百米的桑坦德公園裡，職員迅速關上了全市最豪華的酒店格拉納達酒店的大門，那幾天，參加泛美大會的部分首腦和重要嘉賓就下榻於此。

我的第一反應是：壞了，一份報紙五生太伏，我沒錢買。這最能說明我的窮困潦倒。除了報紙，五生太伏能買到的生活必需品比比皆是：坐一次有軌電車、打一次公用電話、喝一杯咖啡、擦一次皮鞋。細雨還在靜靜地下著，我冒雨衝到街上，卻在附近的咖啡館里找不到能借給我幾生太伏的熟人；禮拜六下午，膳宿公寓里除了老闆娘，沒別人，可老闆娘在也沒用，我還欠她兩個月的房租，相當於五生太伏的七百二十倍。我無可奈何地回到街上，老天有眼，讓我看見一個男人拿著一份《觀察家報》走下計程車。我迎面走過去，央求他把報紙送給我。

商業電台被軍方控制，午夜前停止播音；電報和屈指可數的老式電話只為治安部隊保留；沒有其他通訊方式。電報所里人滿為患，隊伍排得一眼望不到頭。電台開啟了一項新服務，即用電波傳遞消息，聽見了幸運，聽不見自認倒霉。這辦法似乎最可靠易行，我們也用了，沒抱太大指望。

「去總統府！」穿灰西裝的男人——始終身份不明——高聲下令，「去總統府！」

在如此緊張的局勢下，我坐在不到三個街區外的膳宿公寓食堂用餐。湯還沒上，維爾弗里多·馬修就驚慌失措地出現在我面前。

「舉起手來！」

卡米洛進神學院時，我也暗下決心，不在法律系虛擲光陰，但我沒勇氣面對爸媽。我從弟弟路易斯·恩里克口中得知——他於一九四八年二月來到波哥大，找了份好工作——爸媽對我中學和大一的成績十分滿意，想給我一個驚喜，於是寄來一台市面上最輕便、最先進的打字機。那是我此生第一台也是最不幸的一台打字機，當天就被我當了十二比索，和膳宿公寓里的同學開派對，給弟弟接風洗塵。第二天，頭痛欲裂的我們去典當行探看打字機是否尚未拆封，以確保等老天爺掉錢到我們手上讓我們去贖它時，它仍完好如初。那位「畫師」朋友給我發工資時，是個贖回它的好機會。可到最後一刻，我們又往後拖。我和弟弟每次經過，總會一起或分頭行動，當街觀察，確認打字機還在原處，包著玻璃紙，系著蟬翼紗蝴蝶結，漂漂亮亮地和幾排妥善保護的家電放在一起。過了一個月，我們醉酒後打的如意算盤依然落空，好在打字機安然無恙。只要我們每個季度按時付利息，它會一直在那兒。

他的口氣一如既往的強硬，說沒時間，尚未通讀大作，恕難發表任何意見。但他又跟我解釋，即使那個短篇果真如我所說，難以卒讀，也不致讓我錯失人生中如此良機。

在高壓環境下，第九屆泛美大會於三月三十日下午四點半在波哥大開幕。大會主席勞雷亞諾·戈麥斯好排場，斥巨資將城市裝點一新。拉美各國首腦和大人物悉數到場，哥倫比亞最卓越的政治家均受邀出席，唯獨漏掉了豪爾赫·埃利塞爾·蓋坦。無疑，勞雷亞諾·戈麥斯故意將其拒之門外；一些自由派領袖見蓋坦一併攻擊兩黨寡頭政治，也對他懷恨在心。會上最耀眼的明星是美國代表喬治·馬歇爾。他是剛剛結束的二戰中的大英雄，如電影導演般令人目眩地執導了歐洲重建計劃。

我茫然不知所措，居然愚蠢到想找理由反駁，直到我發現這是我聽過的最聰明的勸告。他順著思路往下說，讓我先構思故事，再想風格，兩者相輔相成，如古典作家手中的魔杖。他又老生常談地勸我要讀通讀透古希臘作家的作品，不能僅限於荷馬——中學階段必讀，所以我讀過。我答應他一定讀，並詢問除了荷馬，還有哪些作家可以推薦。可他轉移話題，說起安德烈·紀德的《偽幣製造者》，那個周末他剛讀過。我沒敢告訴他，或許那次談話幫我解決了人生難題。當晚，我徹夜未眠，開始構思下一個短篇，第一個短篇里的漫談將不再出現。

一回事。可我天生不自信，沒敢跟他爭辯。打分時他沒扣我的分，但我認為這會成為他茶餘飯後的經典笑話之一。很多年後，我又提起，他卻忘了。當年究竟有沒有這回事，他和我自然都說不清了。

「能讓一下嗎？」

「維加醫生，我想通了，」我對他說，「現在我總算知道尼古拉斯·馬爾克斯上校為何並如何發動了戰爭。」

然而，總統的回復出人意料。他說話也像吸煙那般慢條斯理，不失時機地露出他鮮為人知的真面目。總統表示，對他和家人來說，退朝歸隱，不問政事，攜家產移居海外，其樂融融。然而，總統任職期間外逃，對國家意味著什麼，讓他惴惴不安，內戰爆發將不可避免。耶拉斯·雷斯特雷波再次請他退位時，他說自己有責任維護憲法和法律，要對得起國家，更要對得起上帝和自己的良心。據說就在此時，他說出了那句名垂青史的話——似乎他從未說過，但永遠地記在了他頭上——「對哥倫比亞的民主進程而言，死掉的總統比逃亡的總統更有價值」。

彼此矛盾的消息滿天飛，據說詩人吉列爾莫·萊昂·巴倫西亞的同名兒子被人用石頭砸死，屍體被掛在玻利瓦爾廣場上。軍隊從叛亂分子手中奪回電台後，政府才真正開始控制局勢。電台不再叫囂著開戰，改稱政府已經控制局勢，希望能穩定民心，安撫民眾。同時，自由黨高層正在和總統談判，要求共掌政權。

唯一擺脫不了的麻煩是逼婚。不知怎的，加勒比海岸流傳著這樣的說法：波哥大的姑娘會誘騙來自沿海的小夥子，騙上床，下套逼婚，不為愛情，只為找個面朝大海的住處。我可沒這麼想，誰知，此生最不愉快的經歷全都發生在波哥大郊外那些兇險的妓院里。喝得暈暈乎乎的我們會跑到這些妓院耗掉酒勁兒。在最破的那家，我差點兒丟了小命。剛和一個女人完事兒，她就赤|裸裸地跑到走廊上瞎嚷嚷，說我偷了她梳妝台抽屜里的十二比索。看家護院的兩個小混混把勉強快活后的我打倒在地，不僅搶走了我口袋裡僅剩的兩比索，還把我扒個精光，連鞋都脫了，上上下下、仔仔細細地搜身，幫她找錢。不管怎樣，他們決定不殺我，直接交警局法辦。這時，那女人才想起來，前一天她把錢挪了個地方，錢原封不動地在那兒放著。

他像天文學家那樣觀察我，打趣地問：

「這是另一本《聖經》。」

我們兩個都視文學為後花園，沉浸其中可以忘記政治，將何為「時效」拋在腦後。我們在沒完沒了的交談中發現被人遺忘的作家和令人驚訝的作品，聊到忘記出門，惹惱各自的夫人。媽媽硬說我們是親戚，的確如此。我們都愛加勒比歌謠，這比失落的血緣關係更堅實。

在緊張的等待中，好幾個同學向我描繪了去卡塔赫納完成學業的大好前景。波哥大會從廢墟中站起來，但波哥大人永遠也不會忘記大屠殺帶來的恐懼。卡塔赫納有所遍布古迹的百年名校，法律系規模不大，國立大學的差學生到那兒也是好學生。

世界是屬於詩人的。對我們這代人來說，詩人的消息比愈來愈令人沮喪的政治新聞更重要。告別十九世紀時，照耀哥倫比亞詩壇的是一顆孤獨的星：何塞·亞森松·席爾瓦。浪漫到極致的他在三十一歲時請醫生用碘酒圈出自己心髒的位置，對準圓圈開槍自殺。我生不逢時，無緣結識拉斐爾·龐博或愛德華多·卡斯蒂略。卡斯蒂略是偉大的抒情詩人，他的朋友們說他是傍晚溜出墳墓的幽靈，披著雙層斗篷，皮膚因注射嗎啡而泛綠，身材如禿鷲：邪惡文人的典型外表。一天下午，我乘有軌電車經過第七大道上的一座大宅院時，在門廊看到此生給我印象最深的人：穿著纖塵不染的西裝，戴著英式帽子和黑色墨鏡（遮住無光澤的眼睛），披著斗篷。他便是有些招搖的浪漫主義詩人阿爾貝托·安赫爾·蒙托亞，他出版了好幾本當代優秀詩集。對我們這代人來說，除了大師萊昂·德格雷夫——我在風車咖啡館偷聽了好幾年他的談話——他們這些詩人都是來自過去的幽靈。

對卡多薩–阿拉貢的指控更為具體，說他用瓜地馬拉哈科沃·阿文斯進步主義政府特使的身份做掩護，煽動暴亂。卡多薩–阿拉貢是瓜地馬拉一屆歷史性政府的代表、偉大的西班牙語詩人，絕不會參与那場荒唐的冒險。他在精美的回憶錄里痛心疾首地提到，恩里克·桑托斯·蒙特霍，綽號「卡利班」，在《時代報》上他的熱門專欄「時間之舞」中指控他應本國政府之命，刺殺喬治·馬歇爾將軍。如此胡言亂語，泛美大會代表們紛紛要求報社更正，但沒有結果。保守派政府的官方喉舌《世紀報》昭告四方，稱卡多薩–阿拉貢煽動暴亂。

「年輕人，看在上帝的分上，別讓我死！」

一天下午，音響壞了，音樂廳里空蕩蕩的，但女主管同意我坐在那兒靜靜地看書。開始，我感覺身處一片寧靜的綠洲，可是不到兩個小時，我便無法集中注意力了，煩躁得很，看不進去書，渾身不自在。過了幾天我才發現，想不煩躁，周圍不能安靜，要有背景音樂。此後，音樂便成為我半秘密的畢生摯愛。

「我想你應該意識到你捅了多大的婁子。」他用他那雙大眼鏡蛇的綠色眼睛盯著我，「如今你躋身於知名作家之列，開弓沒有回頭箭，只能努力努力再努力。」

埃爾維拉·門多薩聰明、冷靜，利用貝爾塔·辛格曼的愚蠢揭示其本性。她讓我第一次思索新聞報道能怎麼寫，不是作為重磅消息，而是作為一種文學體裁。多年以後，我有了許多親身體驗，才如今日這般恍然大悟：小說和報道實為手足，乃一母所生。

有人扛著高檔衣服和成匹的布料，往大街上扔。我撿了一匹，沒想到那麼重，只好放下，雖然很捨不得。家用電器滿街都是；威士忌名酒和各種進口酒被砍刀敲得粉碎，路上全是玻璃碴，很難走。弟弟路易斯·恩里克與何塞·帕倫西亞在一家被洗劫過的高檔服裝店淘到些剩貨，包括一件上等料子做的天藍色西裝，正好是爸爸的尺寸，後來好多年裡他都穿著它出席正式場合。我的戰利品只有一件，是在全市最貴的茶餐廳撿到的那個牛皮文件夾，接下來那些年，很多夜晚我沒有地方睡覺，就用它裝上文稿，夾在胳膊底下隨身攜帶。

早年的朋友們無法理解我為何堅持不懈地寫短篇；生活在詩歌至上的國度，連我自己也無法解釋。詩歌的魅力，我自小就見識過。當年，詩歌《人間苦難》風靡一時，印在粗包裝紙上出售，聽人在加勒比村鎮的市場和墓園朗誦，要付兩生太伏。相比之下，小說產量少，在豪爾赫·伊薩克斯的《瑪利亞》之後，沒有產生過大的社會反響。何塞·馬里亞·巴爾加斯·維拉是個例外，他創作的五十二部小說直抵窮人的心靈。他不知疲倦地東奔西走，拖著沉重的行李箱，攜大作在拉美和西班牙各大酒店門口展示，作品像麵包那樣熱賣。他的代表作《微風或紫羅蘭》比許多同時代的優秀作品都更讓讀者心碎。

根據她的說法，八個月前，胡安就舉止怪異，自言自語，無故傻笑。一次，他對家人說，自己是獨立戰爭時期的英雄弗朗西斯科·德保拉·桑坦德將軍轉世，大家以為這是他醉酒後開的糟糕玩笑。她沒聽說過兒子傷害任何人，一定分量的人還給他寫過推薦信，幫他找工作。胡安行刺蓋坦時，包里就裝著一封推薦信。六個月前，他親筆給奧斯皮納·佩雷斯總統寫信，請求接見，討一份工作。

說實在的，帶著政治意識行動的只有作為少數狂熱分子的共產黨。街頭混亂時，他們像交通警察，指引人群前往政權中心。而正如蓋坦在競選活動中所控訴的那樣，自由派內部一分為二：一邊是希望在總統府通過談判瓜分政權的領導人，另一邊是千方百計在塔樓和屋頂平台對抗政府的選民。

兇案現場人頭攢動，交通中斷，電車被掀翻。我回頭往膳宿公寓走，想把午飯吃完。卡洛斯·H．帕雷哈老師在他的辦公室門口攔住我，問我去哪兒。

「在一定時間內獲得某種權利。」我回答道。

當日波哥大的歷史見證人當中，有兩位和我原本素不相識，多年後都和我成了摯友。一位是瓜地馬拉詩人、政治及文學評論家路易斯·卡多薩–阿拉貢，他以外交部部長和代表團團長的身份前來參加泛美大會；另一位是菲德爾·卡斯特羅。兩人均被控參与暴亂。

只要去一趟坐落於第七大道和希梅內斯–德蓋薩達大街、被波哥大市民誇張地譽為「世界最美街角」的中心區，就會明白我所言不虛。中午，聖方濟塔樓的大鍾敲十二下，行人駐足，咖啡館噤聲，集體對錶。那個十字路口附近的街區人頭攢動，商人、政客、記者，當然還有詩人，每天相遇兩次。所有人從頭到腳一身黑，如同昔日的國王堂費利佩四世。

那段日子，我對音樂的興趣也日漸濃厚。加勒比海岸的流行歌曲——我從小聽到大——在波哥大闖出了一片天地。《海岸時間》是收聽率最高的節目，由大西洋海岸駐首都音樂大使堂帕斯誇爾·德爾維奇奧主持，周日上午播出，大受歡迎。我們這些來自加勒比的學生會去電台所在地，跳舞跳到深夜。那是沿海音樂紅遍內地的開始，之後甚至傳到了祖國最偏遠的角落，也提升了在首都求學的加勒比學生的社會地位。

我徹底傻了，他和「尤利西斯」的意見在我心中分量最重。沒等他說完，我就搶過話頭，說出了一直壓在心裏的話：

那時候，大家都很年輕，可總能找到比我們更年輕的人。後浪推前浪，尤其是詩人和罪犯。剛做了點兒什麼，馬上就發現有人做得更好。有時，我在故紙堆里翻出幾張照片——街頭攝影師替我們在聖方濟教堂迴廊前照的——不禁會同情地叫出聲。照片上的人不像我們，倒像我們的孩子。在處處碰壁、舉步維艱的城市裡生活，周日無愛的下午最難挨。當我在這座城市偶然碰見何塞·馬里亞·巴爾德布蘭克斯舅舅時，還以為在周日望完彌撒、走出教堂的人群中看見了拿雨傘開道的外公。他的穿著打扮絲毫沒能掩飾他的身份：黑呢套裝，白襯衫，漿洗過的硬領，斜紋領帶，坎肩上掛著懷錶鏈，硬禮帽，金絲眼鏡。我看傻了，不由自主地攔住他。他威脅性地舉起傘，把我擋在了他眼皮底下：

激動的人群湧向街頭，掀起一場不流血的激戰，警察睜隻眼閉隻眼。那晚，我才終於明白了外公的失落和卡米洛·托雷斯·雷斯特雷波的精闢分析。我很驚訝，國立大學的學生依然分為自由派和保守派，還有一些是共產黨，蓋坦提出的兩分法在校園裡無跡可尋。我懷著激動的心情回到膳宿公寓，看見室友正安安穩穩地躺在床上讀奧爾特加–加塞特。hｔtps://ｒeａｄ.９9ｃsｗ•coｍ

我和弟弟三天閉門不出，再上街，景象恐怖：城市變成廢墟，雨下個不停，霧蒙蒙的，看不真切。雨水減小了火勢，也耽誤了重建。市中心多條道路被封，狙擊手埋伏在屋頂平台，行人要聽從像是在打世界大戰的武裝巡邏隊的指令，毫無必要地捨近求遠。街上腐臭難聞，軍用卡車還未收拾堆在人行道上的屍體，士兵們被迫面對成群前來認屍的絕望市民。

蓋坦競選活動的宣傳報《工作日報》記者加夫列爾·雷斯特雷波列出了羅亞·謝拉行兇時所攜帶的所有身份證件，兇手的身份和社會地位一覽無餘，但作案動機無跡可尋。褲兜里亂糟糟地揣著八十二生太伏，而許多生活必需品只要五生太伏就能買到。上衣內袋裡有個黑色真皮皮夾，裝著一張一比索的鈔票。他還帶著一張誠信證明、一張警方開具的無犯罪記錄證明和一張居住證明，地址是貧民區第八街30-73號。內袋裡還有一本二等預備役軍人證，據上面的記錄，他是拉斐爾·羅亞和恩卡納西翁·謝拉之子，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四日出生，二十一歲。

此後，詩歌成為一片廣闊的天地，當年廣受歡迎的「新一代」詩人與爭先恐後想佔一席之地的後來者均可縱情馳騁。詩歌走進千家萬戶。如今，我們很難想象卡蘭薩主編的《周日讀書》以及國立男子中學老校長卡洛斯·馬丁主編的《星期六》如何讓人翹首以待。卡蘭薩不僅寫詩，還在傍晚六點的波哥大第七大道上完美展現屬於他的詩人氣質：十個街區的長度變成櫥窗，他手握書本，貼在心口，沿街漫步。卡蘭薩是他那代人的楷模，下一代人的榜樣，以不同方式影響了兩代人。

「蓋坦遇刺了！」

我們跑到典當行。那兒還好，鐵門緊鎖，只是打字機不在原處。我們倒不擔心，想著等幾天就把它贖回來，仍然沒有意識到這是場大難，容不得我們等。

巴勃羅·聶魯達那年年中來到波哥大，他堅信詩歌必須充當政治武器。在波哥大聚談會上，他得知勞雷亞諾·戈麥斯的反動嘴臉，臨別時幾乎一揮而就，寫下了三首十四行詩作為檄文，第一個四行便定下了基調：

歲月沉澱下來的小說只有：西班牙人胡安·羅德里格斯·弗雷伊萊寫於一六〇〇年至一六三八年殖民時期的《綿羊》，他肆意篡改新格拉納達史，自由發揮，創作出一部虛構文學傑作；一八六七年豪爾赫·伊薩克斯的《瑪利亞》；一九二四年何塞·艾烏斯塔西奧·里維拉的《漩渦》、一九二六年托馬斯·卡拉斯基亞的《約隆博女侯爵》和一九三四年愛德華多·薩拉梅亞的《四年與我同行》。他們之中，沒有一位獲得過眾多詩人應得或不應得的榮譽。而短篇小說雖然和安蒂奧基亞省大作家卡拉斯基亞一樣身世顯赫，卻早已淪落到內容空洞、文字低劣的境地。

《莎翁崇拜症一例》刊登在發行量很大的《時代報》的《周日讀書》上，引發了巨大的社會反響，產生了意想不到的影響，促使評論界追根溯源、徹底研究哥倫比亞詩歌。估計從堂胡安·德加斯特利亞諾斯創作十五萬行十一音節詩《西印度名人輓歌》起，從未嚴肅開展過這樣的研究。

世紀中葉，唯一敢與他叫板的是「石頭與天空」及其青春洋溢的作品。說到底，「石頭與天空」詩人們僅有的共同點是非巴倫西亞派，他們是：愛德華多·卡蘭薩、阿圖羅·卡馬喬·拉米雷斯、奧雷利奧·阿圖羅和資助過他們出版詩集的豪爾赫·羅哈斯。各人的創作靈感和表達方式不盡相同，卻聯手撼動了高蹈派的廢墟，喚醒了發自內心、謳歌生命的新詩，與胡安·拉蒙·希梅內斯、魯文·達里奧、加西亞·洛爾卡、巴勃羅·聶魯達、維森特·維多夫羅交相輝映。民眾沒有馬上接受，而他們也沒覺得自己奉天承運，肩負清掃詩界的使命。然而，當年最德高望重的散文作家兼文學批評家堂巴爾多梅羅·薩寧·卡諾卻急不可耐地撰文一篇，斷然扼殺任何反巴倫西亞的企圖。他方寸大亂，斯文掃地，許多話說得太絕，如「巴倫西亞深諳古風，神交古人，古為今用，觸人靈魂」，重申其為超越時代、超越國界的詩人，堪比「盧克萊修、但丁、歌德這些生來為了拯救靈魂的大師」。當時，肯定有不止一個人想到：巴倫西亞無須樹敵，早晚會被這樣的朋友害死。

未經深思熟慮，我不想斷然放棄；沒有耳聞目見，也不想先跟爸媽提，只說要坐飛機，經卡塔赫納回蘇克雷。戰事如火如荼，從馬格達萊納河走水路無異於自殺。路易斯·恩里克的想法是，先跟波哥大老闆結賬，再去巴蘭基亞找活兒。

玻利瓦爾廣場剛整修過，按照官方全新的審美標準，多了些不雅觀的樹木和做工粗糙的雕像，沒有了昔日周五的宏偉與莊嚴。國會大廈——十天前，泛美大會在此開幕——空空蕩蕩，代表們都去吃午飯了。於是，人群繼續前往總統府，那兒同樣無人把守。他們扔下屍體，屍體上只有內褲的幾縷破布、左腳上的鞋和脖子上不可思議地纏在一起的兩條領帶。幾分鐘后，共和國總統馬里亞諾·奧斯皮納·佩雷斯偕夫人從恩加蒂瓦畜產品展覽會開幕式上回來用餐，總統專車上的收音機一直沒打開，他們不知道蓋坦遇刺的消息。

飛機抵達巴蘭基亞時，剛開始下大雨，彷彿所有雨水都集中在了四月，房屋被連根拔起，而後被湍急的水流沖走，孤單躺在病床上的人溺水而亡。機場被澆得一團糟，我只好原地躲雨，好不容易打聽到弟弟和兩個同伴搭乘的飛機準點到達，可他們三人早已趕在雷聲響起、大雨傾盆之前匆忙離開了機場。

沒過多久，我和卡米洛·托雷斯、比利亞爾·博爾達不僅同去教室和編輯部，在校外也同進同出。他們倆漸漸對國家政治和社會形勢萌生出強烈的不滿，而我則流連於文學的神秘花園，根本不想聽他們周而復始的分析和悲觀喪氣的預言，但是，記憶中與他們的友誼仍然在那些年最愉快、最有益的經歷之列。

蓋坦為之獻身的根本性社會變革的夢想，在餘燼未消的斷壁殘垣間灰飛煙滅。接下來幾年，由於官方鎮壓和缺衣少食，波哥大街頭的死亡人數超過百萬，另有百萬人走上了流亡之路。過了很久，政府高層的自由派領導人才後知後覺，他們恐怕會在歷史上留下同流合污、助紂為虐的惡名。

鼎鼎大名的憲法學老師豪爾赫·索托·德爾科拉爾能背誦出人世間所有的憲法。課堂上，他的專業智慧和淵博學識讓人傾倒，只可惜少了點兒幽默。他是盡量不在授課時表現出政治傾向的老師之一，結果卻欲蓋彌彰，連手勢和所強調的觀點都在「說話」。武裝和平維持了四十多年，新的內戰一觸即發，而大學是國家脈搏跳動得最強勁的地方。

我最喜歡大詩人經常出入的風車咖啡館，離我的住處只有區區兩百米，位於希梅內斯–德蓋薩達大街和第七大道的拐角處。那兒不讓學生佔座，但躲在附近桌邊，偷聽文學對話，顯然要比從課本上學得多、學得好。這家咖啡館面積大，西班牙風格，配有聖地亞哥·馬丁內斯·德爾加多手繪的壁畫《堂吉訶德戰風車》。雖說不能佔座，我總是想方設法地讓服務生把我安排到離文壇巨匠萊昂·德格雷夫最近的位子上。德格雷夫蓄著絡腮鬍子，粗獷，迷人，傍晚起和一群當代著名作家神侃，半夜跟象棋班的學生灌一肚子劣質酒後才回家。沒在那張桌邊坐過的哥倫比亞文藝界名人屈指可數，我們躲在近處屏氣凝神，紋絲不動，生怕漏聽了哪怕一句話。儘管他們談女人和政治的時候多，談藝術和本行少，但總會談到值得學習的新東西。堅持去聽的人全都來自大西洋沿岸，全都嗜書如命，而對沿海人反對內地佬的活動則沒那麼上心。同為法律系學生的豪爾赫·阿爾瓦羅·埃斯皮諾薩帶我暢遊《聖經》，讓我記住了約伯的同伴們的全名。一天，他把一本嚇人的大部頭放在桌上，如主教般不容置疑地斷言道：

貝爾塔·辛格曼的到訪是當日要聞，埃爾維拉作為《星期六》周刊女性專欄的負責人，請求對她進行採訪。她父親怕她經驗不足，但好歹點了頭。那些年，周刊編輯部知識分子云集，精英薈萃，埃爾維拉拜託他們擬了一份提問稿。然而，貝爾塔·辛格曼十分自大，將採訪地點定在格拉納達酒店的總統套房裡，埃爾維拉戰戰兢兢，硬著頭皮去了。

「我想跟你說點事兒。」

行兇者的身份是蓋坦遇刺的首要疑問。時至今日，胡安·羅亞·謝拉單槍匹馬，混在第七大道的人群中行刺的說法尚未獲得一致認同。他不大可能獨自行動，自主決定刺殺的日期、時間、地點和方式。羅亞五十二歲的寡母恩卡納西翁·謝拉聽廣播得知政壇英雄蓋坦遇刺后，特地拿出最好的衣裳，染黑戴孝，還沒染完，就聽說行兇者是她的第十三個孩子胡安·羅亞·謝拉。她一共生了十四個孩子，都只讀過小學，其中四個（兩男兩女）已經死亡。

我嚇壞了，拔腿就逃。此後，我學會了忘記發生在自己和他人身上的不幸，唯獨難忘火光中那雙眼裡的無助。然而，我始終詫異，當時居然沒有一秒鐘想過，弟弟和我也可能喪生於那個無邊的地獄。

愛德華多·卡蘭薩也撰文一篇，反擊薩寧·卡諾，標題便是觀點：「莎翁崇拜症一例」。文章第一次準確揭示了巴倫西亞的個人局限性，未對他做言過其實的評價。卡蘭薩認為，巴倫西亞沒有點燃哥倫比亞的精神火炬，只是美化了詞彙，他的詩作文體綺麗、感情冷漠、技巧嫻熟、精雕細琢。結論是個反問句，可與卡蘭薩最優秀的詩篇媲美：「如果無法讓我熱血沸騰，無法為我猛地推開神秘世界之窗，無法讓我發現世界，無法在孤寂、愛戀、歡聚、失戀時陪伴我憂傷的心，詩歌於我，何用之有？」結語是：「在我看來——說句大逆不道的話——巴倫西亞僅僅是個不錯的詩人而已！」

他拜見了駐軍長官和起義軍官，試圖說服他們，有兵不用，等於浪費，但沒有成功。他請他們帶兵上街，維持治安，匡正秩序，曆數各種先例，百般鼓舞，可他們就是不聽。與此同時，政府軍和坦克把駐地打成了馬蜂窩。最終，他決定和其他人共進退。

下午三點開始下雨，五點後轉為瓢潑大雨，澆滅了不少稍小的火焰，也澆濕了叛亂者的熱情。波哥大寥寥無幾的駐軍無法應對叛亂，只是設法打散了街上憤怒的市民。增援部隊午夜過後才從鄰省緊急調來，尤其是臭名昭著、以暴力著稱的博亞卡省。直到那時，電台只煽動，不報道，無消息來源，無事實真相。增援部隊於後半夜收復了遭暴民洗劫的商業中心，那裡只有火光，沒有電。然而，政治抵抗又持續了好幾天，狙擊手們埋伏在塔樓里和屋頂平台上。當時，街上早已屍橫遍地。

當時，二十歲的古巴學生領袖菲德爾·卡斯特羅代表哈瓦那大學前來參加與泛美大會民主對抗的學生大會，也親臨了那場無法控制的騷亂。他是六天前到的，同行的還有古巴大學生阿爾弗雷多·格瓦拉、恩里克·奧瓦萊斯和拉斐爾·德爾皮諾。抵達后，他立即處理相關事務，包括與他十分仰慕的豪爾赫·埃列塞爾·蓋坦會面。兩天後，他見到了蓋坦，蓋坦約他下個周五見，並親自在工作簿四月九日那頁註上：「菲德爾·卡斯特羅，下午兩點。」

「去吃午飯。」我回答。

回到昏暗的客廳，我倒在沙發上。政府佔有的電台播放的官方簡報說局勢正趨於穩定。沒有更多的演說了，分不清哪些是官方電台，哪些是仍受叛亂分子控制的電台，更別提大量無法控制的惡意謠言，同樣無法區分。聽說所有使館都擠滿了難民，馬歇爾將軍在美國大使館，由軍校榮譽生負責保護。勞雷亞諾·戈麥斯從事發起就躲在那兒，他打電話給總統，認為掌握局勢的是共產黨，不希望總統和自由派談判。前總統阿爾貝托·耶拉斯時任泛美聯盟秘書長，乘車（非防彈車）離開國會大廈時被認出。叛亂分子想通過他，讓保守派以合法方式交出政權，他才僥倖保住一條命。到午夜時分，泛美大會大部分代表都已脫險。

「上帝啊，這就像一場夢！」

三小時后，我才趕到車站。雷雨天氣，發車時間提前，開往卡塔赫納的最後一班車已經走了。我不擔心，反正弟弟在巴蘭基亞，可是我怕：身無分文，如何過夜？最後，多虧何塞·帕倫西亞，我才在美麗的伊爾塞·阿爾瓦拉辛和莉拉·阿爾瓦拉辛姐妹家臨時住下，並在三天後，搭乘郵政公司的破車前往卡塔赫納。弟弟路易斯·恩里克留下，在巴蘭基亞等一份工作。我只剩八比索，不過何塞·帕倫西亞答應當晚坐公共汽車給我送點兒錢過去。車上擠滿了人，連站的地方都沒有了。不過，司機答應再帶三個，坐在車頂的貨包和行李間，收票價的四分之一。坐著如此奇怪的座位，曬著大太陽，我在想：一九四八年四月九日，哥倫比亞的二十世紀才真正到來了。

洗禮儀式于下午六點在巴勒莫醫院的小禮拜堂進行，天又黑又冷，在場的只有教父、教母、我和一位穿著套頭斗篷和麻鞋的農夫；這位農夫好似無聲無息地飄了進來，無人察覺。蘇珊娜抱來新生兒，無可救藥的教父張口就是俏皮話：

話音未落，蓋坦就用胳膊捂住了臉。門多薩聽見第一聲槍響，看見面前有個男人，端著槍，用職業殺手的冷靜對準蓋坦的腦袋連開三槍；過了一會兒，又聽見目標不明的第四槍，或許還有第五槍。

正在準備洗禮用品的卡米洛反唇相譏：「沒錯，上帝麾下的游擊隊員。」接下來，他斬釘截鐵地宣布施洗儀式開始，其隆重程度實屬當年罕見：

孩子被聖水澆得大哭，教父、教母和我依舊站著，被神父朋友的話弄得不太自在。唯一跪下的是那位穿麻鞋的農夫。這一幕使我深受震動，作為我生命中的嚴厲訓誡之一，一直跟隨著我。我始終覺得是卡米洛處心積慮地找來那位農夫，專門教訓我們，告訴我們何為謙卑，或至少，何為教養。

我進大學課堂，好比進監獄牢房。授課的全是大師，可惜學生們沒興趣聽，包括我。教過我的老師當中，有阿方索·洛佩斯·米切爾森，他父親是二十世紀唯一獲選兩次的哥倫比亞總統。由此，大家都說他天生有當總統的命，後來，他果真當上了總統。他穿著名貴的倫敦產羊絨外套來上法學導論，準時得讓人頓足，講課時從不看學生，自信聰明絕頂，目中無人，總像在另一個人的夢裡神遊。我覺得，他上課就是自言自語，還一個調——除了詩歌課，其他課全是這種風格。不過，他的聲音催人入眠，如吹笛舞蛇的巫師。當年，他就已經具備深厚的文學功底，文筆優美，口才精湛；多年以後，遠離了昏昏欲睡的教室，再相逢，我們成了朋友，我才後知後覺。他老牌政治家的名聲也得益於他的個人魅力——幾乎稱得上個人魔力——和過人的洞察力。尤其是他不喜歡的人，他們肚子里有什麼壞水兒，他一看九九藏書便知。然而，作為公眾人物，最可貴的是他能一語定乾坤，開創歷史局面。

門多薩一向乾脆利落、直來直去，這一點敵友皆知。他回答說，政府應該授權武裝部隊處理，民眾當時是信任武裝部隊的。門多薩曾在阿方索·洛佩斯·普馬雷霍的自由黨政府任戰爭部長，了解軍隊內情，他認為只有軍隊才能讓國家重回正軌。他的想法過於現實，總統不同意，自由派人士也不支持。

馬修和這家膳宿公寓里的其他學生一樣，也來自蘇克雷。他是醫學和外科學模範學生，老是懷有各種不祥的預感。不到一周前，他向我們宣布：眼下最可怕、後果最嚴重的事件將是豪爾赫·埃列塞爾·蓋坦遇刺。但當時，誰也沒有大驚小怪，因為他不說，大家也能猜到。

我怎麼也沒想到，高中畢業九個月後，我會在當年最有趣、門檻最高的波哥大《觀察家報》文學增刊《周末》上發表第一個短篇；四十二天後，又發表了第二個短篇。然而，最讓我驚訝的是，報紙副主編兼文學增刊主編愛德華多·薩拉梅亞·博爾達（筆名「尤利西斯」）專門撰文對我表示認可。他是當年哥倫比亞最具洞察力的文學批評家，對文學新銳的捕捉也最敏銳。

那本當然是詹姆斯·喬伊斯的《尤利西斯》。我讀得斷斷續續，磕磕絆絆，直到耐心耗盡，難以為繼。如此斷言，為時過早。多年以後，當我不再心浮氣躁，又把它重新拾起，仔細研讀時，不僅發現了自己從未懷疑過的真誠的內心世界，還在語言運用、時態安排、結構處理等文學技巧上受益匪淺。

根據菲德爾在不同場合對不同媒體的講述，加上與我這個多年好友長聊時的講述，他聽到刺殺消息時，正在律師事務所附近轉悠，以保證兩點準時到達。突然，他看見幾幫人橫衝直撞，奔走相告：

埃爾維拉沒有將訪談寫成一問一答式，而是描述了自己和受訪者的交流障礙。她抓住貝爾塔·辛格曼的丈夫意外出現這一點大做文章，把他變成真正的主角。貝爾塔·辛格曼看了，勃然大怒。然而，《星期六》周刊已經擁有最廣大的讀者群，在六十萬人口的城市，周銷量飆升到十萬冊。

當年在國立男子中學，我陸續寫了些詩，要麼不署名，要麼署筆名，從沒想過要在詩歌這棵樹上弔死，足見我的志向就只是講故事。更有甚者：我在《觀察家報》上發表短篇，很多沒資格議論的人也紛紛對我選用的體裁提出質疑。如今想來，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在當年的哥倫比亞，許多方面依然停留在十九世紀。尤其是四十年代，當我百無聊賴地前往哥倫比亞國立大學法律系報到時，哀傷憂鬱的波哥大還在懷念美好的殖民時代。

最煩的莫過於一大堆朋友拿著報紙，興高采烈地衝進我的房間，對那個他們鐵定沒看懂的短篇嘖嘖稱讚。大學同學里，有些很喜歡，有些看不太懂，還有些——完全可以理解——看了三行就沒再看下去。貢薩洛·馬利亞里諾倒是毫無保留地讚賞了那個短篇，對他的文學鑒賞力我很難提出質疑。

事出意外，一言難盡。那年年初，按照和爸媽的約定，我去波哥大國立大學法律系報到，住在市中心弗洛里安街的一棟膳宿公寓里，房客多是來自大西洋沿岸的大學生。下午沒課，我沒去勤工儉學，而是窩在房間里或合適的咖啡館里讀書。書是偶然或靠運氣獲得的，更多的是偶然。買得起書的朋友把書借給我，借期都特別短，我得連夜看，才能按時還。當年在錫帕基拉國立男子中學讀的全是經典作家的經典作品，現在讀的全是經過二戰漫長的出版沉寂期后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新鮮出爐、翻譯出版的新作。就這樣，我幸運地，發現了成名已久的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D．H．勞倫斯、阿道司·赫胥黎、格雷厄姆·格林、切斯特頓、威廉·艾里什、凱瑟琳·曼斯菲爾德和許多其他作家。

他們穿著乾淨挺括的軍服，總是準時準點地一同來到課堂，單獨坐在一邊，不苟言笑，有條不紊。我老覺得，他們生活在不一樣的世界。跟他們說話，他們很和氣，你問多少，他們答多少，客套得很。考試前，我們四人一組去咖啡館學習；星期六，我們要麼在舞廳碰面，要麼在街頭鬧事，去安靜的酒館喝酒，去幽暗的妓院鬼混。可在那些地方，我們從沒遇到過軍人同學，一次也沒有。

「小子，總算逮著你了！」

下半夜，我在床上翻來覆去，吵醒了多明戈·曼努埃爾·維加。他問我怎麼了，我半夢半醒地對他說：「法翁上了有軌電車。」他徹底醒了，說若是噩夢，全怪周日消化不良，但若是我下個短篇的題材，簡直絕妙。第二天早上，對於電車上的法翁究竟是幻是真，我也難辨。我先承認是星期天太累，在電車上睡著了，做了個夢，夢境清晰無比以至於我無法將其與現實分離。最終，對我而言，關鍵不在於那個法翁是否為真，而在於我體驗的經歷中，他是如此真實。因此，真也好，夢也罷，我不應將其視為由臆想而生的錯亂，而應當作我人生中一次奇妙的經歷。

我在兇案現場又待了十多分鐘，我很驚訝，目擊者的說法變得太快，最後內容與形式均與事實不符。正是人流最擁擠的時候，我們站在希梅內斯大街和第七大道的十字路口，距《時代報》報社只有五十步之遙。我們知道陪蓋坦離開律師事務所的有佩德羅·埃利塞奧·克魯斯、亞歷杭德羅·巴列霍、豪爾赫·帕蒂亞和普利尼奧·門多薩·內拉。內拉曾任阿方索·洛佩斯·普馬雷霍政府的戰爭部長，是他來邀請這些人去吃飯的。蓋坦沒有任何護衛，在朋友們的簇擁下走出大樓。剛到有軌電車站台，門多薩就拉著他的胳膊，上前一步，把其他人甩在身後，說：

禮拜二送的稿子，結果如何，我一點兒也不著急知道，總覺得要登也沒那麼快。我在各家咖啡館閑逛了兩個禮拜，消解禮拜六下午的焦躁。九月十三日，我走進風車咖啡館，進門就聽說我的短篇《第三次忍受》被整版刊登在最新發布的《觀察家報》上。

我們倆猛地站住。我嚇傻了，想都沒想，乖乖地舉起手，聽見安赫爾·卡西哈哈大笑，這才緩過神來。安赫爾·卡西是我們的朋友，作為一等預備役軍人，應|召入伍。有了他，我們這些躲在胡安尼托舅舅家的難民才在國家電台門前等了一天後，用電波向親人報了平安。電台不分晝夜，兩周內連續發送了無數條消息，我們那條，爸爸在蘇克雷聽到了。家人總愛胡思亂想，我和弟弟飽受其害。我們擔心，媽媽已經做了最壞的打算，她會以為是朋友發善心，報的假平安。我們猜得大差不差：媽媽從第一天晚上就開始做噩夢，夢見兩個大兒子遇上騷亂，倒在血泊中，場景十分逼真。後來，她從其他渠道證實我們都還活著，決定誰也不許再回波哥大，哪怕全部餓死在家裡。媽媽的決定沒得商量，爸媽的第一封電報上只寫著：速回蘇克雷商討前程。

擦鞋匠們揮舞著木箱，想砸開新格拉納達藥店的金屬捲簾門。當班的警察沒幾個，他們把行兇者關進藥店，以免他被憤怒的人群撕成碎片。一個高個子男人沉著鎮定，穿著筆挺的灰西裝，像是去參加婚禮；他高喊出處心積慮的口號煽動人群，效果立竿見影。店主拉起捲簾門，生怕藥店被人一把火燒了。憤怒的人群排山倒海般撲向行兇者，他驚恐萬狀，死死地抓著一位警察。

各種試探耗了很久后，卡洛斯·耶拉斯·雷斯特雷波使出最後一招，提出自由派領導人在中心診所達成的終極建議：請總統退位讓賢，由達里奧·埃昌迪亞主持大局，以維護政治和睦與社會和平。兩位享有極高政治聲譽的前總統愛德華多·桑托斯和阿方索·洛佩斯·普馬雷霍當天不在國內，否則一定會毫無保留地支持這種做法。

新作陳列在書店櫥窗，可望而不可即，但有幾本在學生咖啡館里爭相傳閱，這些咖啡館是活躍的文化傳播中心，從外省來的大學生在這裏匯聚，有些人年復一年，始終如一，不僅有專座，還在這兒收郵件甚至匯票。店主或忠心耿耿的店員略施援手，幫不少人完成了學業。比起成天難得一見的導師，國內培養的許多專業人士虧欠他們的也許更多。

後來，我們成為親密的朋友。當年在大學，我不用功，臉皮又薄，和別人總是保持距離，特別是和我崇拜的人。我翹課翹得沒了影兒，當老師叫我參加第一學年期末考試時，真的嚇了我一跳。還得用老辦法：天花亂墜，離題萬里。我發現，我耍的心眼，老師全看在眼裡，權當文學消遣。唯一的麻煩是考得半死不活的我用了「時效」這個詞。他當即讓我釋義，以確認我明白言之何物。

十一年後，我認識了菲德爾·卡斯特羅，作為記者，去報道他勝利解放哈瓦那。後來，我們成了朋友。我們的友誼歷經磨難，歷久彌新。在我們海闊天空的長談中，四月九日常在嘴邊，他認為那是他成長中的重要時刻之一。特別是在第五師駐地那晚，他發現起義軍大多進進出出，忙著搶東西，而不是奮力堅持，尋求政治解決方案。

在總統辦公室前廳，他們見到了一些保守黨官員和政客，還有總統夫人堂娜貝爾塔·埃爾南德斯·德奧斯皮納。她十分鎮定自若，還穿著陪丈夫出席恩加蒂瓦展覽會時的那身衣服，腰上別著佩槍。

下半夜，普利尼奧·門多薩·內拉前往第五師，帶去自由派領導人的指示，希望起義將領、武裝警察以及許多正在茫茫然待命的自由派人士和平地繳械投降。在耗時長久的馬拉松談判中，門多薩·內拉牢牢記住了那個身材魁梧、能言善辯的古巴學生。自由派領導人和起義軍官論戰，他多次調停，思路清晰，完勝眾人。很多年後，他才知道了那名古巴學生是何許人也。他在加拉加斯一張恐怖之夜的照片上偶然認出了他，當時，菲德爾·卡斯特羅已經上了馬埃斯特臘山。

不管怎樣，我早就看清了，我去哪兒都當不成律師，只想爭取時間穩住爸媽。卡塔赫納作為緩兵之計，可以考慮。我從未想到的是，這個合情合理的盤算最終會讓我死心塌地地決定：就在那兒生活下去。

儘管卡蘭薩同情右派，和勞雷亞諾·戈麥斯本人私交甚篤，他還是把這三首十四行詩刊登在文學版面的顯著位置，不當政治宣言，只當報社獨家。然而，反對聲四起。何況，這份報紙為前總統愛德華多·桑托斯所有，他是頑固的自由派，既反對勞雷亞諾·戈麥斯的腐朽思想，又反對巴勃羅·聶魯達的革命思想，刊登這樣的十四行詩于情于理不合。呼聲最高的理由是一個外國人豈能如此放肆。三首臨時寫就、精妙有之、詩意不足的十四行詩居然鬧得如此沸沸揚揚，足見那些年詩歌振奮人心的力量。不管怎麼說，身為共和國總統的勞雷亞諾·戈麥斯和繼任者古斯塔沃·羅哈斯·皮尼利亞將軍先後禁止聶魯達入境。不過，他走海路往返于智利和歐洲時，曾幾次途經卡塔赫納與布埃納文圖拉，來去都會放出消息。聶魯達的造訪對於哥倫比亞的朋友們來說，不啻一次盛大的節日。

吉列爾莫·洛佩斯·格拉和阿爾瓦羅·比達爾·巴隆跟我走得也近，他們倆是我在錫帕基拉國立男子中學的死黨。不過在大學里，我跟路易斯·比利亞爾·博爾達和卡米洛·托雷斯·雷斯特雷波走得更近。我們仨情同手足，大愛《理智報》文學增刊。這是一份由詩人兼記者胡安·洛薩諾–洛薩諾主編的半地下報紙。截稿日，我會跟他們去編輯部，最後幫把手，有時會遇見主編大人。我崇拜他寫的十四行詩，更崇拜他在《星期六》周刊上發表的國內名人小傳。他依稀記得「尤利西斯」在報上對我的評論，但沒讀過我寫的那些短篇。我沒接茬，那些短篇他不會喜歡。從第一天起，每次我跟他告別時，他都表示歡迎我為報紙撰稿，而我只當那是波哥大人的客氣話。

在胡安尼托舅舅家的避難經歷很神奇。頭幾天過得艱難，老聽見槍響，又沒有確切消息。可是漸漸地，我們敢去附近商店買吃的了。街道被奉命堅決射擊的部隊佔領。何塞·帕倫西亞簡直沒治了，他從垃圾箱里淘到一頂偵察兵的帽子和一副綁腿，假扮軍人上街轉悠，被巡邏隊發現后，竟奇迹般地逃脫。

我和蒙塔尼亞·奎利亞爾關係好，源於他和三名年輕的軍校生發生了一些不愉快。軍校生著閱兵制服前來上課，像在軍營，準時準點，三人同坐一旁，與其他學生分開，筆記一絲不苟。考試再難，他們也能取得不錯的成績。迭戈·蒙塔尼亞·奎利亞爾頭幾天就私下建議他們，上課別穿軍裝，他們彬彬有禮地回答：上級有令，必須遵守，還念念不忘，隨時提醒。不管怎樣，在老師和同學眼裡，他們仨怪歸怪，但總歸是好學生。

這就是「靜默遊行」。哥倫比亞歷史上有過好幾次，這是感人至深的一次。那個歷史性的下午給支持者和反對者都留下了蓋坦當選勢不可擋的印象。保守派對此心知肚明，暴力活動蔓延全國，除了掃蕩，警察還瘋狂地鎮壓手無寸鐵的自由派。那個周末，在波哥大鬥牛場，國民情緒獲得瘋狂宣洩：牛太溫順，鬥牛士下不了手，憤怒的人群從看台沖入場內，氣急敗壞地將牛大卸八塊。許多親臨或耳聞這起恐怖事件的記者和作家將其視為國民憤怒的終極表達。

在場的人當中沒有一位記得聽他或聽任何別的人親口說過這句話。隨著時間流逝，其出處眾說紛紜，人們甚至討論了它的政治意義和歷史意義，卻從未提過它散發出的文學光輝。此後，它成為奧斯皮納·佩雷斯政府的標誌性話語和主要成就。有人說，這是幾位保守派記者杜撰的，更多人認為它極可能出自於知名作家、政治家、時任礦業及石油部長的華金·埃斯特拉達·蒙薩爾維之口。當時，他就在總統府，但不在會議室。總之，一定有人說過這句名垂青史的話。城市滿目瘡痍，灰燼漸冷；國家再也不復從前。

我是，但我說不是。我早就聽說，我們兩人的父親因為一次私人事件——具體怎麼回事，我也不清楚——相互很疏遠。後來，老師還是知道了真相。此後，無論在書店還是在課上，他都稱我為侄兒。儘管他用西蒙·拉提諾的筆名創作出版了幾本水平不一的詩集，我和他依舊只是親戚一場，並無文學往來。只不過既然是親戚，我就沒再給偷書賊們打掩護。

突然，有人在我們身後拉了一下槍栓——沒聽錯——外加一聲斷喝：

菲德爾·卡斯特羅因為一些和他學生積極分子的身份相關聯的活動，更是背上了一大堆莫名其妙的指控。四月九日，在全城暴亂的人群中度過了一個可怕的白天後，在那個黑暗的夜晚，菲德爾·卡斯特羅來到國民軍第五師，希望能找到辦法，結束街頭濫殺無辜的局面。然而駐地也發生起義，誰也不聽誰的。卡斯特羅的絕望，可想而知。

五十年後，我的記憶依然定格在那個煽動人群進攻藥店的人身上。關於那天發生的事有無數版本，沒有一個提到過他。當時，他離我很近，高檔西裝，皮膚白皙，指揮若定。我注意到他，一直盯著他。行兇者的屍體剛被拖走，他也被一輛簇新的轎車接走，從此被歷史遺忘，也被我遺忘，直到很多年後，當了記者的我突然想到：那人是為了保護真兇，才煽動民眾殺死了替罪羊。

似乎一切正常，可是，一個出身貧寒、無犯罪前科的人為何要攜帶這麼多份良民證？不過，唯一讓我疑惑且永遠無法釋懷的是那個衣冠楚楚、一表人才的男子，他讓憤怒的人群去處置兇手，自己卻乘豪車人間蒸發。

在莊嚴的氛圍中，我首先產生了這樣的疑問：如果爸爸知道他的右派老頑固表兄成了極左革命的主要領袖，會怎麼想？膳宿公寓老闆娘聽見那麼多大學老師的名字，很奇怪老師表現得不像老師，倒像吵鬧的學生。幾步之遙，局勢完全不同。支持政府的自由派人士在國家電台呼籲民眾保持鎮定，在其他電台呼籲打倒忠於莫斯科的共產黨。自由黨高層領導無視街頭戰亂，冒險前往總統府，和保守派政府共商大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