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告訴他說，我們剛出港。說完我就爬上我的床鋪，想好好睡上一覺。

三月十五日，他在華盛頓拿到了土木工程的學位。一九五二年，他在那裡和一位多米尼加姑娘喜結良緣。卡爾達斯號大修的時候，路易斯·任希弗從華盛頓趕過來，成了艦上的一員。離開莫比爾前不久，他對我說，一到哥倫比亞，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趕緊安排，把他的妻子遷到卡塔赫納來。

「想看我暈船，那得整個大海都暈了才行。」

我跟他說沒有。然後任希弗說了句：

我女朋友叫瑪麗·埃德瑞斯，是我到莫比爾兩個月後通過另一個水兵的女友認識的。儘管她學起西班牙語來一點兒都不費勁，我還是覺得她從來都沒有弄明白為什麼我的朋友們都把她叫成瑪利亞·迪萊克西奧。一到假日我就會請她去看電影，可她好像更願意讓我請她去吃冰激凌。我們就這樣用我的半吊子英語和她的半吊子西班牙語交流，反正不管是在電影院還是去吃冰激凌，我們總能互相聽懂。

那算得上是莫比爾市最熱鬧的一次打鬥了，椅子在腦袋上砸得散了架，還驚動了巡邏的警車，來了不少警九-九-藏-書察。那個美國佬頭上吃了拉蒙·埃雷拉重重的兩拳。等拉蒙·埃雷拉模仿丹尼爾·桑托斯唱著歌回到軍艦上時，已經是凌晨一點了。他說這將是他最後一次登上這艘軍艦。實際上，這的確是最後一次。

路易斯·任希弗已經有好長時間沒航行了，我敢肯定他會暈船。就在這次航行的第一天凌晨，穿衣服的時候他問我：

艦船起航的時候，通常會下達這樣一道命令：「全體人員各就各位。」這時每個人必須待在自己的崗位上，直到艦船駛出港口。我靜靜地站在自己的崗位上，面對著魚雷發射架，眼見莫比爾的燈火消失在霧靄中，可此刻我腦海里想的並不是瑪麗。我想的是大海。我知道第二天我們將駛入墨西哥灣，在一年的這個月份里，這條航線不算太平。天亮后我一直沒有看見海梅·馬丁內斯·迪亞戈中尉，他是艦上的二副，是這次海難中唯一殞命的高級軍官。他高大魁梧，寡言少語，我總共也沒見過他幾次。我只知道他來自托里瑪，是個大好人。

早晨六點，我們駛出了港口。這時又有命令下來：「撤崗，值勤人員各就各位。」聲音未落，我便向卧室艙房走去。我的下鋪，路易斯·任希弗已經坐起身來，正揉著眼睛，還沒完全清醒。

出發的日子一天天臨近，我完全無法排解那種揪心的感覺，於是我做出一個決定：一回到卡塔赫納，我就脫離海軍。我可不想再經受這種航行的風險。出發前一天晚上，我去同瑪麗告別，原本是想把自己的擔憂和決定一併告訴她的，但後來沒那麼做，因為我曾向她保證過一定會回來，如果我跟她說以後我不再航行了，她就不會再相信我了。我只向我最要好的朋友、二等兵拉rｅａd•9９cｓw•cｏm蒙·埃雷拉透露了這個決定，他也對我坦言，說等回到卡塔赫納他也要脫離海軍。拉蒙·埃雷拉和我憂心忡忡，我們約上水兵迭戈·韋拉斯克思一起去喬艾·帕洛卡酒館喝杯告別威士忌。

整個卡爾達斯號上，要說起回家的快樂，誰也比不上士官艾里亞斯·薩博加爾，他是輪機長。他簡直就是頭海豹，身材矮小，皮膚黝黑，身體很壯實，特別能侃。他四十來歲，我猜這四十年他多半時間都在侃大山。

「我看你才會這樣。」我回敬了他一句。他又說道：

只有一次我不是和瑪麗一起去看的電影：因為那天晚上我和夥伴們去看了《凱恩號嘩變記》。我們中有些人聽說，這是一部講述掃雷艇上生活的片子，很不錯。我們就都去看了。可那部電影里最精彩的並不是掃雷艇什麼的，而是那場暴風雨。我們大家一致認為，在那樣一場暴風雨里，最恰當的做法就是轉變船隻的航向，就像那些嘩變者所做的那樣。可是，不管是我還是那些夥伴們，誰都沒有遇過那麼大的暴風雨，因此，整場電影看下來，給我們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數那場暴風雨了。我們回去睡覺時，水兵迭戈·韋拉斯克思還深深沉浸在那部電影之中，想想幾天之後我們就要去海上航行，他對我們說道：「要是我們碰上那樣一場暴風雨會怎麼樣？」

「再過兩三個小時，我就會看見你連舌頭都要吐出來。」

薩博加爾士官有理由比別人更高興些。在卡塔赫納等候他歸來的有他老婆和六個兒女。六個兒女中他只見過五個：最小的那個是我們在莫比爾的時候出生的。

整整一個星期，我都被這種不安所籠罩。起錨的日子飛快ｒead•99csw•com地臨近，我一直試圖通過和夥伴們聊天來放寬心情。卡爾達斯號驅逐艦已經整裝待發。這些天里，我們都情不自禁地談論各自的家庭，談論哥倫比亞，也談及各自回去之後的打算。一點一點地，艦船上裝滿了我們要捎回家的禮物：大都是些收音機呀電冰箱呀洗衣機呀電爐什麼的。我只帶了一台收音機。

我並不是說從那一刻起我就對災難有了什麼預感。可是，我從未像這次這樣在臨近出航的日子里感到如此害怕。小時候在波哥大，我常看連環畫，可從來也沒有想過會有人淹死在海里。相反，每次想到大海，我總是信心滿滿。加入海軍快兩年了，每一次出海航行，我也從未有過任何不安。

直到天亮之前，這趟航行還算是風平浪靜。不到一個小時我就重新適應了航行生活。莫比爾的燈火消失在遠方，消失在寧靜清晨的薄霧中，東方已經能看到緩緩升起的太陽。這會兒我的不安情緒沒有了，只覺得很疲憊。我一整夜都沒睡覺，嘴裏渴得慌，翻上來的全是威士忌的苦味。

「你還沒有暈船嗎？」

不過承認這個也沒什麼丟臉的，在看完《凱恩號嘩變記》后，我心裏總有種近乎恐懼的感覺。我仰面朝天躺在自己的鋪位上——我睡的是上鋪——想念自己的家人，也想著我們回卡塔赫納的航程，久久不能入睡。我用雙手支著頭，耳邊迴響著海水輕輕拍打碼頭的聲音，以及睡在同一間艙房裡四十名水兵寧靜的呼吸聲。在我下鋪睡的是一等兵路易斯·任希弗，他的呼嚕聲大得像吹長號。我不知道他在做什麼美夢，可倘若他知道八天以後自己將葬身海底，一定不會睡得這麼香。

「我們到哪兒了？」路易斯·任希弗問我。

不過這天凌晨九*九*藏*書我見到了一級士官胡里奧·阿瑪多爾·卡拉巴約，他是我們的第二水手長，高高的個子，總把自己收拾得利利索索，他從我身旁走過，看了一眼莫比爾逐漸淡去的燈火，便向他自己的崗位走去。我覺得這是我在艦上最後一次看見他。

我承認我也被那部電影震撼。八個月來我幾乎已經忘記了海上那套生活習慣。我倒不是害怕，因為指導員早就教過我們落水時應該如何自救。可在看完《凱恩號嘩變記》的那天晚上，我還是感到心中那陣不安並不尋常。

「還是小心點兒。不要說不吉利的話了。」

二月二十四日凌晨三點，卡爾達斯號從莫比爾港起航開往卡塔赫納。一想到要回家，大家都開心不已。我們每個人都帶了些禮品給家人。最開心的要數槍炮大副米格爾·奧爾特加。我覺得米格爾·奧爾特加是最仔細和節儉的水兵。在莫比爾的八個月里，他沒浪費過一美元。發下來的每一分錢他都用來給在卡塔赫納等他的老婆買禮物了。軍艦起航的這天凌晨，米格爾·奧爾特加在艦橋上待著，還在講他老婆孩子的事，這倒不算什麼稀罕事，因為他只要一開口就不會說別的。他往回帶了一台冰箱、一台全自動洗衣機、一台收音機，外加一個電爐。十二個小時后，米格爾·奧爾特加軍士長將會躺在鋪位上，暈得天旋地轉。而七十二小時之後，他將葬身海底。

路易斯·任希弗是個十全十美的水兵。他出生在遠離大海的喬科，可他血液里流淌著航海之魂。當卡爾達斯號前往莫比爾大修時，路易斯·任希弗還不是這艘艦船的成員。當時他正在華盛頓學習槍炮製造。他嚴謹好學，英語講得和西班牙語一樣順溜。

本來我們只想喝上一杯，結果一下子喝了五瓶。幾乎九九藏書每晚都和我們廝混在一起的女友也對我們的行程瞭若指掌，她們決定為我們餞行，要喝個一醉方休，還要痛哭一場以表情義。樂隊指揮是個神情嚴肅的男人，戴了副眼鏡，這讓他看上去一點也不像個音樂家，他把一組曼波還有探戈曲獻給我們，他一定是把這些都當作哥倫比亞樂曲了。我們的女友全都哭了起來，喝了不少一塊半美金一瓶的威士忌。

因為最後這個星期發了三回錢，我們決定好好揮霍一番。我是心裏有事，想一醉解千愁。拉蒙·埃雷拉則是開心，他一向都開開心心的，他是阿爾霍納人，打得一手好鼓，還特別擅長模仿各路時髦歌手的演唱。

正當我們快要離開的時候，一個美國水兵走到我們桌前，請求拉蒙·埃雷拉允許他邀請拉蒙的女友跳一支舞，那女伴身材高大，一頭金髮，是那天晚上喝得最少卻哭得最凶的一位——而且哭得真心實意。那美國佬說的是英語，拉蒙·埃雷拉推搡了他一把，用西班牙語回答：「你說的我他娘一個字兒也聽不懂！」

我躺在自己的鋪位上，竭力想睡一會兒，可這時我的腦海里又出現了那場暴風雨。頭一天晚上那種恐懼的感覺又從我心底升起。我又變得憂心忡忡。我轉過身，衝著剛剛穿好衣服的路易斯·任希弗說：

二月二十二日這天我們接到通知，說是要返回哥倫比亞。我們已經在美國亞拉巴馬州的莫比爾市待了八個月，卡爾達斯號驅逐艦在這裏修理它的電子系統和武器系統。在艦船維修期間，全體水兵會接受特殊訓練。而不用上課的日子里，我們會幹一些所有水兵在岸上時都會幹的事情：約女朋友去看場電影，然後再到港口一家名叫喬艾·帕洛卡的酒館，大家聚在一起痛飲威士忌，也時不時起起鬨打打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