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門房道丹太太硬說，由於我們每個人都沒有天天倒垃圾，垃圾箱比天天倒垃圾的垃圾箱重得多——而且天天倒垃圾是我們對她應盡的義務。這種看法只有在某個奇異的巧合使我們幾乎所有的人都在同一天倒垃圾的情況下才能成立。換句話說，似乎一個禮拜總有那麼幾天我們都有這樣做的心情，也就是我們每個人都同時行動，而且那幾天又非常適宜倒垃圾。道丹太太聲稱，這種做法已經延續了好幾年。而我們當中又沒有任何人試圖核實她的說法。事實上，也不排除她有道理。我們都知道，世界上就有一些比這個奇異得多的巧合，我們並沒有懷疑這類巧合，因為它們在我們面前呈現的方式很誘人——比如一些毫無根據的消息——也因為那些巧合與我們無關，不會使我們受到任何約束。那我們就接受道丹太太的說法吧。為什麼不呢？那就讓我們作出這微不足道的努力，每天倒垃圾吧。這樣做，我們可以在她還能生活在我們當中的這段日子里讓她得到最大的快樂。她會感到運送垃圾的苦活兒變得輕鬆了。而且，這苦活兒在她眼裡會變成我們尊重她的標誌，以及她戰勝了我們的標誌。」

帶著惡狠狠的樣子，她用手指頭指指她談到的那邊：一片烏雲慢騰騰地向清晨的天空發起了進攻。

我們當中有些人便放棄了爭論。我們不再回答她。我並不每天倒垃圾，但我跟她解釋了那是為什麼，我對她說那有多麼困難。當有人的垃圾箱里只有三根蔥皮時，要他不等到第二天就把垃圾箱提到樓下，那是很難的。還有，人們也可能健忘，可能拖沓，可能等上一天再去迎戰她的雷霆。道丹太太這才知道，有些人真心誠意希望每天倒垃圾，但他們不具備這方面應有的恆心。但願這些人對此即便沒有悔恨，也有那麼點羞恥心，然而，人性就是如此……對上述那類房客，她倒可能傾向於將他們與房客群體稍加區別，起碼區別於那些熱中於強調他們的生存權、吃飯權、呼吸權，進而擁有垃圾箱權等等的人士。就好像問題是在這裏似的。

「為什麼各人不倒自己的垃圾箱？為什麼非要一個女人去倒其他五十個人的髒東西？」

不過，較之其他理由，她更少運用垃圾箱臭味這一點——顯然是因為這個理由最能表達這一切於她意味著什麼。誠然，在她的院子里，在她的門房旁邊，垃圾箱里的垃圾一連幾天存放不倒，這是她絕對受不了的，她不可能忍受這樣的臭氣，連想到這一點都萬難忍受。然而，她不提這點。她只說：

道丹太太一旦結束對垃圾箱的抱怨，她的聲音會變得溫和。與咪|咪小姐，她並不堅持談垃圾箱，因為她認為對方未必能全面理解她。「傻頭傻腦的，也不能光自己說話呀，」她說，「我自己明白。」於是，她開始談天氣會怎麼樣。

「快到晚上時就會變壞。天陰沉沉的。」

因此，我們，聖歐拉利街五號樓的房客，我們對擁有垃圾箱的權利，我想說，生活的權利，雖然心照不宣，我們卻read.99csw.com認為它十分肯定，然而我們的擁有權竟隨時隨刻遭到質疑。我們當中有幾位，最天真的幾位，眼看自己跟鄰居，比如六號樓的房客相比，竟如此不受尊重，老是義憤填膺，他們認為，自己在某些方面比那些人更為尊貴，那是再正常不過的事。然而，這些人，這些義憤填膺的人正是道丹太太最中意的人，她對這些人窮追猛打最有效果——而且可以肯定——也最快活。

啊！假如我要求房客們對他們的門房應該有恰當的尊重，他們一定會認為自己受到了凌|辱。他們會在這封信里看見比我試圖保護的這位道丹太太對他們的最惡毒辱罵嚴重得多的辱罵。我就可能進入敵人的陣營，還可能背叛房客的鋼鐵戰線。

不過，道丹太太對資產階級社會普遍承認的制度之一仍然持懷疑態度，那就是大城市中各居民樓設公用垃圾箱的制度。

假如我們都有可能做到令道丹太太滿意，使她成為一名幸福的門房，就不會從聖歐拉利街五號樓刮出這股平均主義的憤怒之風，將我們所有的人無一例外地捲走。豈不是應該保護這樣的可能性，事實上在日常生活中很難得的可能性？我們當中某些人發現，他們最天真不過地認為自己應該擁有的權利遭到了道丹太太的質疑，不光是，比如說，禮拜五吃素的權利，更重要的是公開實行吃素的權利，公開到這權利彷彿成了普遍的需要，歸根到底這豈非正中她的下懷？

她並不將她的那些道理當成祈禱文一般反覆念誦，可是她利用起它們來反而巧妙得超乎尋常。她很清楚，有必要將那些道理加以變更，以便在我們這些房客面前保持她那垃圾箱烈士的威望。她很清楚自己那野蠻天才的影響力，這種天才可以解除最大胆人士的武裝，也可以使最熱中於爭辯的人感到氣餒。

她每天清晨拖垃圾箱已經六年。無論是冬天，春天，還是夏天；無論是禮拜天，七月十四日，復活節還是解放日。六年間，她抱怨房客們，她試圖說服房客們，一想到他們那麼蔑視她，從不願作出努力，而且是非常微不足道的努力，每天倒自己的垃圾箱，她是多麼憤怒，多麼痛苦。六年間，她吃這碗垃圾箱飯，繃著臉，帶著仇恨和憎惡，帶著誰也無法毀損的尊嚴。

或者還會說：

那是極為辛苦的工作，她說，是她那樣的年齡難以承受的活兒，之所以極為辛苦，是因為我們並非每天都倒垃圾。假如我們按應盡的義務每天倒垃圾，她解釋說，垃圾箱就不至於那麼重，她也就可以更容易地往大街上拖。然而，我們總一成不變地回答她說，歸根到底，我們在一個禮拜當中不一定都在同一天倒垃圾，那豈不是一回事？或者說我們當中有一半的人每兩天倒一次垃圾，或者我們當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每三天倒一次垃圾，那不是一樣嗎？

「不一樣，」道丹太太說，「臭氣方面，那不是一回事。再說，別講什麼理由，我自己每天倒垃圾，你們照我辦就行了。」

或者：

他從不在道丹太太九_九_藏_書拖出她的垃圾箱的當兒準時到來。在道丹太太拖出垃圾箱前十分鐘，他開始清掃聖歐拉利街那段路，她邊等他，邊與咪|咪小姐談話。當他來到這條街七號樓那邊時，即是說當他能聽到她的話音時，她也照樣如期宣稱：

她沒有一天不向某個房客重新證實她對垃圾箱的這種憎恨。她總能發現一些新的憎恨理由。這些理由五花八門，而且毫無例外，全部都必然來源於顯而易見的惡意。因為她每天都必須維持著它——這種惡意，她就得每天都拿一個房客當做議論資料。不管是誰。全街區最知名的成功人士也好，房客中最受尊敬的、最年長的、最有貢獻的人士也好。一般說，誰最後倒垃圾，誰就得當道丹太太的出氣筒。從頭一個到最後一個之前，她還能忍耐，但對最後那一位，她必定大發雷霆。在我們聖歐拉利街五號樓存在的一種特殊強制服從正在於此。要倒垃圾就得找挨罵。換句話說，因為人吃飯，所以人還活著，所以人還沒有死。等於說，你們找挨罵，因為你們沒有放棄吃飯，沒有放棄活著，因為人只要不那個，不死，人只要不出門，就會有垃圾，除非讓垃圾將自己淹沒到窒息，你總得倒垃圾。再說，只要敢，人們一般都是這樣回答道丹太太的。枉然。她根本不買這個觀點的賬。她說我們的理由不是理由，她不想聽。

下面是我可能願意寫的第二封信。這封信嘛，我可從沒有盲目到打算認真將它寄給房客們。不過，這無疑是我特別願意讀給道丹太太和加斯東聽的那類信件。

而且，再說一次，事情還不止於此呢。

她對社會主義的概念也同樣明確：

我們又陳述同樣的理由。而她卻說：

「你們可曾想過，」我會這麼寫，「我們可曾哪怕想過一次道丹太太抱怨的垃圾箱究竟是何物？那是我們不願要的東西，我們帶著厭惡之情掃地出門的東西，而這些東西卻變成了決定道丹太太命運的東西，變成了她生存的理由，人們為此而付給她錢，它就是道丹太太每天的麵包。她幹這一行整整十年，她希望告訴我們問題之所在，這不是很正常嗎？她想幹什麼？你們懂嗎，她是想讓我們明白事理。為了這個，如果可能，她甚至可以逼迫我們自己吸收自己的垃圾箱，吃掉我們的殘羹剩飯，啃掉果皮爛菜，嚼碎我們啃過的骨頭和舊罐頭盒，吞掉我們的煙蒂，等等。正如她所說，是為了教會我們生活，或者更確切地說，教會我們明白，歸根結底，生活究竟是怎麼回事。然而，這種解決辦法足以達到目的嗎？當然不行。因為，那還只是我們自己啃的骨頭，是我們朋友丟的煙蒂，而不是所有房客集體的無名骨頭和煙蒂。那還不是那種新東西，與它的各個部分有所區別的東西，那種被叫做垃圾箱的實體，而這個實體正是落在我們的門房道丹太太身上的特殊職責的根源。因為事情發生在我們的垃圾箱上，同樣也發生在，比如說，我們的思想上，甚至發生在我們的人生觀，我們的見解上。我們的九_九_藏_書垃圾箱不是一般意義的垃圾箱。我們對，比如說，道丹太太的見解也說明不了道丹太太。而道丹太太的垃圾箱卻是一般意義的垃圾箱，她對我們的看法全面說明了我們與她相比較時的狀況。我們必須一勞永逸地承認這點而且接受這點。多虧有了垃圾箱，道丹太太才具備了抽象的能力，那是一種我們永遠不可能具備的知識。以我們的排骨為起點，她找出了這條基本規律：『房客，比起他們的門房，永遠是無賴。無論他們是幹什麼的。連最優秀的也一樣。』在我們的某個垃圾箱里霉變了的魚頭臭了她一夜，因此在她眼裡，這事兒與我們所有的人都有牽連。唉，事關我們的垃圾箱，我再重複一遍，也關乎我們的思想。我們一旦在社會上放縱我們的思想，我們又怎能知道這些思想的真實命運呢？道丹太太就是社會現實。我們的垃圾箱一旦到了道丹太太手裡，就有了它的現實性。社會現實是嚴酷的現實，但我們仍然接受它。讓我們接受道丹太太吧。我們對她即使不能滿懷敬意，起碼也應該有恰當的尊重。」

然而，事情還不止於此。還有下面這些事呢。

「五樓那些人，起碼有五天沒倒垃圾了。這麼下去，每個禮拜天都得這樣。」

冷靜想來，假如她自己確認有權感到垃圾箱太沉重，她卻沒有絕對把握認為自己有權感到垃圾箱太臭。因此，她只在憤怒的當兒才談太臭，那時也就顧不得害臊不害臊了。假如說垃圾箱的重量的確是不爭的事實，而且可以嚴格地衡量、證實，那麼，垃圾箱發出的氣味卻是相對的——只與她的感覺、她的嗅覺有關。眾所周知，這種臭味為所有垃圾箱所固有。所有的垃圾箱都臭，人們就可能對她說，您乾脆承認吧，您不適合這份工作。然而，她想說服我們的恰恰與此相反：聖歐拉利街五號樓的垃圾箱很特別，它比其他的垃圾箱更臭，任何門房都不可能忍受那樣的氣味。因此，她只用轉彎抹角的奸詐方式操弄這個理由，為的是別一開始就暴露出她憎惡這個工作，以及她無論如何都可能憎惡這個工作。哪怕對準時倒垃圾的房客也如此。她不想損害自己對我們的影響力，也不想斷絕與她的敵人的聯繫。要不，她還能怎樣發泄她那讓人感到世界末日即將來臨的怒氣？這種怒氣有時能持續四天，假如這怒氣開始只針對一個房客，它很快就會擴展到別的房客，擴展到一般意義的房客群體，而且馬上擴大到全人類——加斯東除外。因此，她不會笨頭笨腦地對我們講垃圾箱臭。她講，瞧這些房客穿得那麼講究，從他們交的房租金額判斷，他們是那麼富有，誰也不可能相信他們會「虛偽」到竟能忍受家裡的垃圾腐爛發臭好幾天。她說，她，她自己，連她都受不了這樣的情況。她，在生活里垃圾箱起著決定作用的她，她，卑賤中的最卑賤者，連她都忍受不了這樣的情況。

「所有的房客都跟他們的垃圾箱是一路貨，」她說，「比起他們的門房，他們全都是無賴。」

的確，在門房九九藏書職務要求她乾的所有活計中，道丹太太最恨的就是這個活兒。而且毫無疑問，向來如此。但是我不相信在巴黎還有任何一個門房會像她那樣憎恨得如此堅定頑強——如此過分，必要時可以這麼說。任何東西，任何時候都不可能緩解這種憎恨，習慣成自然的規律不行（她已經當了十年門房），生活經驗和她的年紀也無濟於事，連她與清道夫加斯東的友誼產生的強大鼓舞力量都愛莫能助。她每天都要反覆思量此事，但她依然如故，深惡痛絕。而且從沒有絲毫逆來順受的意思。她和垃圾箱之間存在的，乃是生死攸關的問題。正是有了這個，有了垃圾箱，她才能活。但也正因為有了這個，她可能死去。關於垃圾箱，不止出於憤怒，也為了全面的取消。如果說別人有機會表現更驚心動魄的英雄主義，道丹太太，她，可就只有這麼一個機會。生活讓她投入的主要戰鬥就在於此。

也許我們當中的某一位應該給別的房客寫封信，替道丹太太說點好話。有時，我想，我可以充當這樣一位房客。然而，這類信件永遠是那麼回事。與其說為了給房客們看——誰在房客們面前替他們的門房道丹太太說好話，房客們都會變得油鹽不進——不如說為了什麼？為了把信交給道丹太太和清道夫看。大家想，只有他們倆可能理解我，可能為我的努力而感動。可是後來呢，我能怎樣堅持按時傾倒我自己的垃圾箱？我自己的一切行為能嚴謹到什麼程度？何況我對道丹太太稍有不慎，她就會揭露說我那封信是額外的虛偽表現。何況，別人過分希望她好，她反而受不了，因為這再清楚不過地對她證實了，任何東西都不能緩和她這位門房遭受到的房客們的真正否定，而且她認為，每日的垃圾箱苦役已使這種否定具體化了。

或者：

咪|咪小姐幾乎總是贊同她的看法，她甚至經常對道丹太太關於天氣走向的意見補充某些精確的看法。

「共產黨員，跟神甫是一路貨，除了他們說他們保護工人。他們就會重複老一套，說什麼必須有耐心，這麼著，沒辦法跟他們講話。」

原來，她是在抱怨大家時發現她唯一的、無與倫比的朋友清道夫加斯東的。從一開始，加斯東就鼓勵她討厭這個工作，相信這個工作超出了她的能力，而且從此以後，他竭盡全力使她保持著對我們的憎惡。就這樣，道丹太太與清道夫加斯東建立了十分特別的親密感情，對這種感情，我們當中任何人都不可能有絲毫的概念。大家想，假如誰剝奪了加斯東給予她的這種精神補償，這是否會給她造成更大的危害，假如我們努力更公正地對待她，這是否會對她反而沒有好處。

「將近中午就會出太陽。」

「信教的人禮拜五吃魚，禮拜天才見到魚頭。沒道理。因此，信教也好，不信教也好，比起門房，房客全都是無賴。」

「上帝嘛，不是什麼美妙的好玩意兒，這是我說的。再說，聖子和聖父都是一路貨。」

「豈止是天沉，」道丹太太暗指垃圾箱也沉，「再說，天氣陰沉起九九藏書碼對所有的人都一樣。」

「天，晴開了。老實人會覺得是個好天氣。」

要麼咪|咪小姐回答說，的確，這太過分了，要麼她什麼也不回答。當道丹太太指控房客的政治或宗教見解時，她便不置可否。

季節不同，總歸還是有區別。比如，夏天，六點鐘天就亮了，在等待加斯東時，道丹太太會和「藍鳥」家庭膳宿公寓的女老闆咪|咪小姐聊天。原來，在夏天，咪|咪小姐六點鐘就起床了。她穿著睡衣站在家門口，待上一刻鐘或者更長時間，無精打采、規規矩矩地打呵欠。她在兩個哈欠之間與道丹太太談話，或者更確切地說，回答她的問題。每個房客睡在床上都能清楚聽見她們說的話。總是道丹太太先開口，話題也總是垃圾箱。道丹太太從不向咪|咪小姐道早安。她會立即開始抱怨，或嫌垃圾箱太重，或嫌當天垃圾箱里的內容特別，或嫌垃圾太臭。

假如道丹太太有一次贊同我們的觀點，對她來說，而且在她最可靠的幫凶清道夫加斯東看來，那就意味著與她的敵人——房客們永遠的妥協。

一封信，無論什麼樣的信，只要寫得有利於道丹太太，只要作出非同尋常的假定，認為此信也許能夠促使房客們更加公正地對待她，我擔心這封信對她可能壞處多於好處。假如她的房客都變得無可指責了，她豈不會對敵人傷感懷舊？那她還能剩下什麼招數呢？道丹太太對上帝有著非常明確的概念：

每天清晨，我們的門房道丹太太拖出她的垃圾箱。她——用盡全身的力氣，毫無顧忌地——恰恰相反——將垃圾箱從大樓小小的內院一直拖到大街上，指望著每天早上都把我們這些躺在床上的人驚嚇一番，瞌睡被打斷，像她一樣。每當她讓垃圾箱跳過隔開人行道和大門的兩級台階時，都會發出爆炸一樣的喀嚓聲，她正是靠這個聲音驚醒我們。不過我們已經習慣了。

「太過分了。就算是男人，也會覺得太重。臭得能招來老鼠。」

「你們怎麼可能知道這些？我有把握，就像我呼吸一樣有把握。」

因此，既然沒有收信人，下面，就在這裏，就是我可能願意寫的替她說好話的兩種信件。這是其一：

然而，在夏天，由於咪|咪小姐在場，道丹太太的苦難畢竟更容易忍受一些。在最關鍵的時刻，她總可以得到回應，誠然，咪|咪小姐的回應有些膽怯，但卻很真誠。

接著，六點十分，清道夫加斯東如期來到。

假如我在這裏談及這封信，不會得罪任何人。然而，如果我把這封信用打字機打出來，裝進信封，寫上房客的名字寄出去，它肯定會惹惱所有的房客，無一例外。房客就是這樣：只能白紙黑字，在書上同他們談論他們的門房，否則他們會變得油鹽不進。

因此，我選擇不發送替道丹太太說好話的信，還是讓她在憎惡中繼續執行她倒垃圾箱的職責吧。那就讓她待在那裡干那些不可避免的事吧，否則她會失去門房的位置。那就讓我們繼續遭受她的怒斥，忍受她的詛咒吧。這並非得不償失。

「天，陰沉沉的，」她說，「快起暴風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