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爾朗的生命正攥在我的手中。我替莫爾朗感到擔心，而不再為自己擔驚受怕了。莫爾朗成了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受到了威脅，我要用生命來保護他。這是我的責任。頃刻之間，有生命危險的變成莫爾朗了。拉比耶繼續說：

他突然打退堂鼓了。他從一扇拱門下離開，邁著他那官員的步態走遠了。

這次是在塞夫爾街，我們從迪羅克區過來，正好經過迪潘街，我的丈夫和他的妹妹就是在這裏被逮捕的。現在是下午五點鐘。已經是七月天。拉比耶停下來。他右手扶住自行車，左手搭在我的肩上，臉朝著迪潘街，對我說：「看，今天，我們就是在四個星期前的今天相識的。」

在拉比耶案的審理過程中，我得知他曾經用節省下來的積蓄購買了許多原版圖書。有馬拉美、紀德、拉馬丁、夏多布里昂，或許還有季洛杜：這些書他從沒有讀過，永遠也不會讀了，或許原來嘗試讀卻最終沒有成功。在我眼中，這則有關拉比耶的訊息同他的職業一樣都獨屬於他，獨屬於我所認識的這個男人。不僅如此，還要加上他的紳士風度，他對納粹德國的忠誠信仰，他偶爾的仁慈，他的粗心大意，他輕率的行為，或許還有他對我的依戀，而最終他將因我而死。

「我是他的妻子。」

突然間我品嘗到自由的苦澀。我剛剛經歷了希望的全盤覆滅和接踵而至的虛幻：什麼也記不起來了，沒有了記憶。我覺得心中升起一絲悔恨，我失去了英勇就義的機會。但是我繼續走著，我從馬路走上人行道，然後又回到馬路上。我走著，我的腳在走。

「那裡就像一座真正的兵營……而且桌子上還擺著一張地圖……事情相當嚴重。」

他們被逮捕了，被綁架了，被帶到了遠離法國的地方。從此人們再也沒有關於他們的一丁點消息，再也沒有一丁點生命的跡象，再也沒有。甚至沒有人說沒必要再等了，他們死了。甚至沒有人讓希望破滅，讓痛苦在時間中消磨化解。他們以同樣的方式對待流放集中營的政治犯。對他們，同樣沒有必要發出通知，他們不會說別再等了，永遠也見不到他們了，永遠。但是當我們這樣想的時候，我們突然會產生疑問：是誰這樣做的？誰呢？到底是誰？

在他身上，上衣的內兜里還裝著另外兩把手槍，它們比公文包里的那支口徑更小一些。據他的辯護律師F先生說，除了那兩把以外，他有時還會再配上兩把手槍，還是放在上衣的內兜里，這些內兜專干這個用。

他在被告席上是孤獨的。但他並不擔心，反而有一種稱得上超然的勇氣，似乎對於即將來臨的死亡無動於衷。他友好地看著我們。D、他和我，只有我們三個比其他人話少。他將這樣說起我和D：「他們是正派的敵人。」

消息對德國人來說很不利。蒙哥馬利在昨天夜裡已經搗毀了阿夫朗什的陣線。隆美爾被最高統帥部從諾曼底前線緊急調回了。

我們試圖繞過司法程序把拉比耶親手殺死，試圖避開刑事法庭一系列常規的手續。我們甚至連地點都選好了，在聖日爾曼大街，確切的位置我已記不清了。但我們沒能找到他，只好把他的情況報告給了警方。警方找到了他。他在德朗西集中營，隻身一人。

「看看這張照片。」他說。

「您在哪兒見過我？」

那位女士指指我，問道：「她說什麼呢？」

我最後一次見到拉比耶的時候，他請求我「去他不在巴黎的朋友的單間公寓」喝一杯。我說：「下次吧。」我趕緊走掉了。但他明白沒有下一次了。他已經決定當天晚上離開巴黎。可他不確定要如何處置我，如何折磨我，是帶著我一塊逃跑還是把我殺死。

在恐懼中，血液撤離了大腦，視線變得模糊不清。我隱約看到塞夫爾街十字路口處的高樓在空中搖晃，人行橫道在塌陷，漆黑一團。我再也聽不清什麼了，但又不是完全的耳聾。街道的嘈雜變得沉悶，像海水在齊聲咆哮，但我還聽得到拉比耶的聲音。我還在一瞬間想到，這是我人生中最後一次看到一條街道了。但我卻認不出這條街。我問拉比耶：

「我不這麼認為。希特勒不是軍事天才。」

我那時還沒有宣判他的死刑。

「這麼說，您不認識他嗎？」

訴訟過程中我兩次出庭作證。第二次我遺漏了那個被他放過的猶太男孩。所以我請求重新出庭說明此事。我說我上一次忘記提起他曾經救過一個猶太家庭，我講述了猶太小孩的那幅畫。我說在此期間我還聽說他曾經救過兩名猶太婦女，把她們帶到了自由區。總檢察官沖我嚷嚷起來：「您必須明白您想要什麼，您控告了他，現在卻又來替他辯護。」我回答說我只想說出真相，萬一這兩件事可以使他免於死刑，我就要把它們說出來。總檢察官要求我出去，他被我惹惱了。審判廳里的人都反對我。我離開了。

「我在考慮開一家小書店。」拉比耶說，「我一直都很熱愛收藏書籍，說不定您可以助我一臂之力。」

在拉比耶案的審理過程中，我才得知他的身份是偽造的，他盜用了死在尼斯附近的一位表親的名字。他是德國人。

一天，拉比耶對我說，如果德國人被迫撤離巴黎——這一點他是絕不相信的——他將會留在法國執行秘密任務。我記得那是在一家餐廳，在兩道菜之間的某個時刻，他的口氣十分隨意。

拉比耶害怕他的那幫德國同事。德國人害怕德國人。拉比耶並不知道，德國人的軍隊對被佔領國家的人民造成了多麼大的恐懼。德國人像匈奴、狼群、罪犯，特別是精神病罪犯那樣散播著恐懼。對於那些沒有經歷過這段歷史的人，我一直不知道究竟該如何向他們說明、向他們講述這是怎樣的一種恐懼。

我試著直視他，卻做不到。我說：「誰知道呢？」

他也約我在雅各街、聖父街會面。還有勒庫爾貝街。

我對拉比耶說：「消息對你們不利。」

我第一次和他談起那天我在蓋世太保警察局的走廊上遇見他時，那個昏倒在他懷裡的女人。我說我知道那是一種「浴缸刑」。他帶著孩童般的天真笑了。他說這不算什麼，根本沒什麼，只是不太舒服罷了，人們對此太過誇張了。我看著他。他已經無足輕重了。什麼都不是。他只不過是一名德國警察，而不再是別的什麼。我突然覺得他像一出十分滑稽的悲劇中的丑角，這出悲劇愚蠢得如同一份蹩腳的修辭作業，他被與他同病相憐的死神襲擊，而死神自己也好像吃了敗仗一樣神威不再。D對我說他們打算在最近幾天除掉拉比耶。地點都選好了。應該趕在他離開巴黎之前行動。

一開始我總害怕他把我送到家門口之後會要求上樓到我家坐一會兒。他從沒有這樣做。我知道，從第一次在馬里尼大街花園和我約會起，他就開始打這個主意了。

拉比耶像往常一樣在餐廳外面等我，在聖喬治和羅萊特聖母街交會的十字路口。

「我理解您，您希望是那樣。您看我對此完全理解。但那是不可能的。」

「為什麼和我講這個？」

「戰爭結束了。太好了，結束了，這是德國的末日。真是大快人心。」

我明白，抵抗運動的成員昨天夜裡去了這些人的家。他們公寓的房門都裝上了鐵甲，抵抗運動成員進不去。拉比耶笑了，他轉過來對我低聲說：「她呀，她害怕了。」

「您還有其他照片嗎？」

他重新打開公文包，取出一副手銬放在手槍旁邊。在花神，他做這樣的事情。這一天對他是個重要的日子，在那裡引人注目，帶著完美警察的全副行頭。我不知道他到底要做什麼。他是想讓大家都看到我和一個蓋世太保坐在同一張桌子上，讓我體驗世間的奇恥大辱嗎？或者他僅僅是想向我證實他原本如此，只是如此，這就是他僅有的職能：將不屬於納粹的人置於死地。他從公文包中拿出一沓照片，選了一張遞到我的面前。

拉比耶的手一直都搭在我的肩上。解放的夏天變得冰冷徹骨。

「那您家的門呢？」

德國在諾曼底的抵抗土崩瓦解了。我們想知道德國人要如何處置囚犯：他們是希望加緊將政治犯關押到集中營，還是想在離開之前槍斃他們。幾天來總是有公共汽車從監獄里駛出，滿車滿車的人都被持械的士兵嚴密地看管著。有時他們會喊出一些消息。一天早晨，我在一輛汽車車廂外的平台上看到了羅貝爾·L。我小跑著，問他要去哪兒。羅貝爾·L大聲喊叫。我覺得似乎聽到他在說「貢比涅」。我昏了過去。人們朝我走來，向我證實的確聽到了「貢比涅」這個名字。「貢比涅」是負責集中營供給物資的調車場。他的妹妹應該已經離開了。我覺得既然還有一些火車在運行，那麼現在他被殺死的可能性便沒那麼大了。我後來才知道——大概是從莫爾朗口中，記不太清了——我想錯了，羅貝爾·L在八月十八號那天是被重案列車運往了德國。

拉比耶說：「您瞧，昨天我在榮軍院那邊逮捕了一九_九_藏_書個二十歲的年輕人。他的母親也在那兒。真可怕。我們當著他母親的面逮捕了那個年輕人。」

我沒有向皮埃爾·拉比耶提出任何問題。他顯得彬彬有禮。親自更新了我的通行證以後，他告訴我埃爾曼明天會來。

拉比耶的出現的確是個巧合。他當時停下來是因為認出了那個帶著包裹到柳林街去的年輕法國女人。我後來了解到拉比耶非常崇拜法國知識分子、藝術家和作家。由於沒能實現盤下一家藝術書店的願望，他才加入了蓋世太保（原話如此）。

他再也沒有給我打過電話。

他問了我一些問題。我是否知道我丈夫是抵抗運動的成員？我是否認識那些住在迪潘街上的人？我說我不大認識或者根本就不認識他們，我說我寫作，除此之外別的什麼都不關心。他對我說他知道這些，我的丈夫告訴過他。他說他甚至在逮捕我丈夫的時候在客廳的桌子上發現了我的兩本小說，他笑了一下，他連這兩本小說也都一齊拿走了。他不再向我提問了。他終於對我說出了實話，我不可能拿到包裹許可證，因為許可證被取消了。但還是有可能在德國預審官對犯人進行審訊的時候，通過預審官本人把包裹帶進去。

他給我倒上紅酒，一杯又一杯。他從沒有這樣做過，我也從沒有這樣喝過：酒一斟滿，我便一飲而盡。我說：「對我來說，那可都是好消息。」

D和我，我們每天見面，我們談論拉比耶。我向他講述拉比耶說的話。我感到很難向他描述拉比耶本性中的愚蠢。他整個人都被這種愚蠢包裹著，密不透風。拉比耶身上的一切都流露出這種愚蠢，包括種種情感、想象以及那糟糕透頂的樂觀傾向。從一開始就如此。我大概從來沒有遇到過像他這位死神搬運工一樣孤獨的人了。

「是的，她是個法國人。」拉比耶說。

他如此毫無節制地佩戴手槍，這在他的訴訟案中卻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我不太明白。這是誰？」

拉比耶不認識任何人。他甚至不與他的同事們說話，我猜想他們也不願意理睬他。拉比耶只與生命攥在他手裡的人說話，他將那些人運送到焚屍爐或者集中營，他還同那些留守的太太們說話，她們正在為消息閉塞而苦惱。

他之所以給那名德國逃兵提供了三個星期的緩刑，為的是可以在這段時間里找個人說說話，談談他自己，拉比耶。對我他算是失策了。他本可以隨心所欲地逮捕我。他從我這裏大概找到了一個從不曾擁有過的聽眾，不知疲倦的聽眾。這對他造成了極大的干擾，如此被人傾聽，讓他變得有點輕率，一開始還無關緊要，後來就越來越嚴重，如此一來，他就順理成章地被推向死刑的絕境。

我再一次陷入了幾乎徹底的與世隔絕中。命令要求任何人不要以任何借口來我家或與我相認。毫無疑問，我停止了一切活動。我消瘦了許多。我的體重輕得和集中營里的關押犯差不多。每天我都在等待拉比耶來抓我。每天我都「最後一次」告訴門房我和拉比耶約會的地點以及預計回家的時間。我只見一位同志——D，他化名馬瑟，是羅丹司令的副手，自由行動小組的領導，《自由人》的主管。我們在離住地非常遠的地方見面，一起走在大街上，或者在公共花園裡散步。我對他講述拉比耶告訴我的事情。

他大概是在一九四四到一九四五年的那個冬天被槍決的。我不知道行刑的地點在哪裡。有人對我說：可能是在弗雷訥監獄的院子里，一如往常。

旁邊的一桌坐著一對夫婦，拉比耶似乎不太認識他們。他們開始談論戰爭。我又垂下了眼皮，有時望著街道。我有意避免直視他們——我有種預感——那樣做風險太大了。我忽然發現，這裏的人眼神是如此有穿透力，它鑽進別人的眼睛里、笑容里、坐姿里，同時還盡量表現出很自然的樣子。鄰桌的女人對我和拉比耶說：「知道嗎？他們昨天夜裡來過了。他們不停地撞門。我們沒有問是誰，也沒有開燈。」

極淺的灰色，小鬍鬚特別突出，頭髮非常短。斜紋套裝。標誌性的領結。

幾天後的一個晚上，十一點鐘的時候，巴黎解放了。他應該聽到了全巴黎所有教堂的鐘聲一起敲響時令人震撼的喧騰，他或許也看到了所有人都簇擁著衝上街頭。這是一種難以名狀的幸福。或許他又躲回了自己在勒諾多街的巢穴。他的妻子和兒子已經前往外省，只剩下他孤零零一個人。他的妻子因為他的訴訟案被法庭傳訊——一個證人形容，她美麗但無足輕重——她說她對拉比耶的警務活動一無所知。

那位蓋世太保的夫人看著我，很著迷的樣子，她希望知道一些關於戰爭結束的事情。我來自法國，一個對她來說很遙遠的國度。我覺得她想問我戰爭是不是真的結束了。我問：

我笑了。酒精的作用。很明顯，是酒精的作用。我喝個不停。拉比耶看著我，他真該帶著這樣的眼神死去。他已經與所有人隔絕了，頭上頂著一輪光環，他已經變成了即將出現在被告席上的那副模樣，再不可能有別的樣子了：一個英雄。

「她對戰爭與我們有不同的看法。」拉比耶說。

「她到底想說什麼？」

儘管小提琴的琴聲不絕於耳，鄰座的女士還是聽到了我們談論的一切。恐懼感離我而去了。大概是酒精的緣故。這位女士叫嚷道：

我們走著。他認真地打量著周圍的事物，空曠的街道，人行道上的人群。公報的言辭很明確，他們的戰線隨時都會垮掉，全世界都在等待這一時刻，等待德軍的第一次撤退。他充滿愛意地注視著巴黎，他太了解它了。在這些大同小異的街道上，他曾經逮捕了許多人。每一條街都承載著他的記憶、他的咆哮、他的叫喊、他的啜泣。這些記憶並沒有讓拉比耶感到痛苦。他們是巴黎這座大花園的園丁，他們迷戀巴黎這些街道，如今，在這些街道上猶太人已經被掃除殆盡。拉比耶只記得他出色完成的任務，而全然沒有任何關於殘暴的印象。他每每談起那些被逮捕的人，總會變得很溫柔：所有的人都很理解，他這樣做是出於一種令人傷感的義務，他們從沒有讓他為難，大家都是那麼地配合。

我說：「您本可以放過那個年輕人，在戰爭結束的前一天，那樣做對您有什麼意義呢。您把他殺死就是為了向自己證明戰爭還沒有結束，是這樣吧？」

夜裡醒來，舉目無人的空洞感在黑夜中極為強烈，恐懼襲來，真可怕。忽地想起還沒有任何消息。只有再過些日子，當消息陸續來臨時，等待才真正開始。

我去了弗雷訥監獄。我們有越來越多的人會在每天早上出發去那裡打探消息。我們在弗雷訥監獄宏偉的大門前等候。我們向從這扇門裡走出的每一個人詢問情況，不論是德國士兵還是法國女傭。他們的回復總是一個樣：「我不知道。我們什麼也不知道。」

「即使我認識他，我也不會告訴您。」

拉比耶再也笑不出來了，他不住地顫抖。我並沒有顫抖。一旦不僅僅關係到自己的性命的時候，我們反而會知道怎麼去說了。我知道該說些什麼，做些什麼，我得救了。我說：「即使我認識他，從我的口中向您透露這樣的情報也是件極噁心的事。我不明白您怎麼敢問我這個。」

「啊！……這是一件很麻煩的案子，您知道……」

每次我要與拉比耶見面，都做好了赴死的準備，這個狀態將一直持續到底。我每次去見他都設想著他對我的活動了如指掌。每一次，每一天都如此。

——另一些人希望我迅速離開巴黎。

拉比耶朝她轉過身去。他突然變得冷酷、疏遠。

拉比耶還補充道：「我們相識到那天，也正好四個星期。」

餐廳里有很多人。內部十分昏暗，分隔成兩個大小相等的餐區，其中一個面向街道。兩個餐區之間由一條長長的人造革沙發隔開。拉比耶和我在朝向街道的那個餐區最裡面的一張桌子旁坐下。

他又走了起來。從第一句到第二句話，他隔了將近一分半鍾，我們也剛好走到了布錫考特小廣場。他又停了下來，這次他盯著我看，露出曖昧的笑容。從那張殘酷、可怕的臉上發出猥褻的笑聲。猥褻且粗俗，突然在那張臉上四溢開來，令人作嘔。他大概經常以這副嘴臉對待與他來往的女人，無疑是一些妓|女。他進行完這種可笑的表演之後，她們就要為他付出了。我在想，他在柳林街度過的一年中，大概以這種方式有過許多女人。

他仍然和藹地沖我微笑，然後對我說了下面這番令人難忘的話，如果是納粹分子聽到，還會覺得這話值得尊敬：

他接著又說：「很困難，他們奮力抵抗，在盧森堡公園的水塘周圍，一共有六個人。那些年輕人跑得比我快。」

他又拿出了另一張。

「您很憂鬱，我不能忍受您憂鬱。」

「因為我想請您跟我來。」拉比耶說。

我們剛剛從交易所旁的一家咖啡煙草店出來，一道走在路上。天氣宜人。我們談論著戰爭。我必須不停地說話，不然就會顯得憂傷。我不停地說，我告訴他，最近幾個星期諾曼底前線的形勢毫無進展。我說巴黎在忍飢挨餓。一公斤黃油要一萬三千法郎。他說：「德國是不可戰勝的。」

「德國失敗了，戰爭結束了。」

一名小提琴九*九*藏*書手走進餐廳。一切都變得更簡單了。我接著他的話問：

「沒抓住他們。他們人太多了。」

拉比耶總是給我提供情報，甚至是在不經意間。通常，這些情報都是柳林街上的閑言碎語。但就是這樣，我了解到德國人開始害怕了，非常害怕，一些人逃跑了，交通成了最棘手的問題。

我沖拉比耶笑了笑，對他說：「很高興見到您。我到柳林街路口找了您好幾次。我丈夫依然杳無音訊……」拉比耶嚴峻的神情頃刻消失了，但這並沒有使我放下心來。他顯得快活誠懇，他告訴我小姑子的消息，他見到她了，並且把埃爾曼負責的包裹轉交給了她。他沒有看見我的丈夫，但是他知道他的包裹已經送到。他還說了些什麼我一句也想不起來了。但是我記得這個場景：一方面，迪蓬索為了不失去我——「失去聯絡人」——待在原地沒動。另一方面，戈達爾到了，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奇迹，他竟然沒有上前和我講話。我時時刻刻都在想象他把拉比耶當成了迪蓬索，然後走過來向我伸出手，可他沒這麼做。拉比耶和我，我們前後相隔五米被我的兩個同志夾在中間。這種經典的喜劇場面卻讓任何人都笑不出來。我至今還在思忖拉比耶當時怎能沒有注意到我的局促不安。我一定臉色鐵青。我把嘴閉得緊緊的，以免牙齒打戰。拉比耶好像並沒有看見，滔滔不絕地說了十分鐘。我沒有聽，什麼都聽不進去。看起來，他對什麼都無所謂。時間一點點流逝，我感到一線希望穿越了我的恐懼：我在和一個瘋子打交道。從日後拉比耶的行動看來，我的這種感覺並不是完全沒有道理。他說話的時候，有些人經過並且在我們旁邊停下來，比如比戈里女士和她的兒子，還有一些十年沒見的街坊鄰居。我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他們很快就走開了，大概是被我的表情變化嚇壞了。拉比耶對我說：「看來，您在這個街區認識不少人嘛」——後來，他經常會影射那一天我碰到那麼多熟人——接著他又說起話來。我聽到他說很快他就會有我丈夫的消息了。我立刻附和著他的意思，後來我也總是這樣做。我堅持要約個時間再見到他。他就定了當天晚上五點半在馬里尼大街的花園見面。我們分手了。我緩緩地走向迪蓬索，我對他說我不明白，蓋世太保的同僚應該躲在大樓後面才對。我還有同樣可怕的疑惑：無論如何我都想不明白，為什麼拉比耶要和我打招呼，為什麼他把我拖了這麼久。沒有人從大樓後面出來。我給迪蓬索指了指站在三米開外的男子，那就是他要接頭的人，戈達爾。我離開了，我完全不曉得將會發生什麼。我也不知道沒有親自去提醒戈達爾一聲是否不那麼妥當。我沒有轉身回頭，徑直去了伽里瑪的家，一下子癱倒在扶手椅里。當天晚上我得知：我的同志們沒有被捕。

我有時間報告組織。兩個朋友在花神咖啡館門口散步，他們的任務正是提醒別人不要接近我。所以我還算清靜。我開始習慣於死亡的恐懼。這似乎令人難以置信。我其實更應該這樣說：我開始習慣於死亡的意念。

我完全沒有想到。照片旁邊是拉比耶的手。它們在顫抖。拉比耶滿懷希望地顫抖著，因為他料定我會認出弗朗索瓦·莫爾朗。他說：

「在柳林街。」

「是的。」

他說出了我丈夫的名字。他對我說逮捕我丈夫的人就是他。對我丈夫進行第一次審訊的人也是他。此人就是某先生，此處化名皮埃爾·拉比耶，是一名蓋世太保。

我看到他們把自行車停在路邊。是D。第二個人，他們挑選了一位年輕的姑娘。我低下了頭。拉比耶看了看他們，然後移開了視線，他什麼都沒有覺察到。那姑娘約莫十八歲，是一個朋友。我彷彿看到他們正在穿越一片火海，神情並不激動。他們穿過餐廳，尋覓一張桌子。這裏的空桌非常少。他們大概已經開始擔心找不到座位了。我用餘光看著他們。我繼續喝酒。終於，他們找到了一張空桌，與我們隔了兩桌，正對著我們。我注意到在稍遠處還有一張桌子，可他們並沒有選擇坐在那邊，而是挑了離我最近的地方安頓下來。他們或許已經入戲太深，滿是輕率和孩童般的躁動。我用餘光掃過他們的面頰，望見了他們眼中的喜悅。他們一定也從我的眼中讀出了同樣的喜悅。

——一些人想要立即幹掉拉比耶。

他們招呼小提琴手。我等著，我沒有回答拉比耶。現在演奏的是一首我熟悉的曲子，這是一首人們在重逢時經常一起唱的歌。我瘋狂地笑起來，完全控制不住。拉比耶不解地看著我。

在我認識拉比耶之前，他就已經完成了二十四起拘捕行動，然而他本來希望拿到更多的逮捕令。他原本設想能夠逮捕比現在多三倍的人，特別是那些重要人物。他把他的警察職能當做一種晉陞的階梯。在此之前，他逮捕的主要是猶太人、傘兵以及並不是特別重要的抵抗分子。如果能逮捕到弗朗索瓦·莫爾朗，這將成為他一生中史無前例的大事。我斷定拉比耶看到了逮捕莫爾朗和藝術書店之間某種可能的聯繫。他狂妄地說道，這次神奇的逮捕行動一旦實現，會讓行動組織者享有這一等級的獎賞。拉比耶從來沒有考慮過德國會戰敗。因為如果拉比耶想著今天當一名警察，明天當一名巴黎藝術書店的老闆，那麼他的夢想也只能通過德國的勝利來實現。因為只有一個建立在法國領土上的德法納粹社會才會認可他的服務，並且敞開懷抱接納他。

以下是我和D已經知道的：

「您不明白。這是不可能的。我們的力量是無窮的。只有德國人自己才明白。」

小提琴手在這對迷失的戀人面前重新演奏起來。我發覺只有我和我的朋友們不感到害怕。小提琴手演奏的都是最近流行的曲子。一些德國佔領時期的曲子。對這些人來說，這些曲子如今透著傷感、懷舊。恍如隔世。我問拉比耶：

我直到坐到他身邊才抬起眼睛。同志們都還沒到。餐廳差不多坐滿了。幾乎每個人的胳膊底下都夾著一個公文包。拉比耶向大家問好。勉強有幾個人應和了他一聲。我更加確信了，即使在這個地方，在他的同僚當中，拉比耶也是孤獨的。

我說我沒有錢，但是我有首飾，一枚金戒指，上面鑲嵌著一塊非常美的黃玉。他說我們總可以試試。第二天我帶著戒指來了，把它交給了拉比耶。第三天他對我說，他已經把戒指轉交給那個女人了。之後他就不再說什麼了。很多天過去了。我想問問他戒指的下落。他對我說他試著再去找那個人，但是沒有結果，他覺得她可能不在弗雷訥工作了，可能已經回德國了。我沒有問她是否帶著那枚戒指走了。

他說的德國預審官就是埃爾曼，這個我等了整整三天的人。他在接近傍晚的時候來了。我對他談到了拉比耶向我提議的辦法。他說我不能見我的丈夫，但是他會負責把包裹轉交給他和他的妹妹，我可以明天早上把包裹拿過來。走出埃爾曼的辦公室，我再次遇到了拉比耶。他微笑著寬慰我：我的丈夫不會被槍決，「雖然發現了那份企圖炸毀德國軍事設施的地圖，它和兩本小說一起放在客廳的桌子上，」他笑著說。

忘記說了：我與拉比耶的會面總是在開放式的場所，有多個出入口的地方，街角或者十字路口的咖啡館。他最鍾愛的街區是第六區，聖拉扎爾，共和國廣場和迪羅克。

按常理，拉比耶應該想盡一切辦法讓這個最了解他的蓋世太保活動、對他最危險、最可信的目擊者從巴黎消失：這個人是作家，是抵抗運動分子的妻子，就是我。他沒有這麼做。

在被告席上，拉比耶是孤獨的。他認真地聆聽。這裏所說的一切都和他有關。他沒有否認那六把手槍。人們正談論著他，他一生中最大的目標就此實現了。人們談論拉比耶，向他提問，他來回答。他自己也不曉得為什麼帶著六把手槍，還帶著金手銬、金鏈子和金鑰匙。沒有人向他作出解釋。

在德國潰退最初的日子里，拉比耶總是帶著微笑說：「隆美爾會反擊的。我有情報。」

他知道我永遠不會接受。他這樣問是為了表明問過了，彷彿告別前的例行公事。他很激動，但是沒有真正的信心。恐懼已經攫獲了他。或者說，是絕望。

「弗朗索瓦·莫爾朗，他是您丈夫參加的抵抗組織的頭目。」

我重新低下頭——眼皮像鉛一樣沉重地垂下，它庇護著我，沒人能再看到我的眼神。我感到恥辱，害怕。簡單地講：我是這裏唯一一個不為德國警方效力的人。我害怕被殺，又恥于活著。兩種感覺我不再分辨得清了。把我折磨得一天比一天消瘦的，不僅有恐懼和飢餓，還有恥辱。為羅貝爾·L擔驚受怕如今已僅僅局限於對戰爭的恐懼了。人們還不知道集中營的命運。現在是一九四四年八月。只有等https://read.99csw.com到下一個春天再看了。雖然失去了曾經征服的領地，但是德國的本土尚未遭遇盟軍的討伐。納粹的暴行還沒有暴露它的真面目。正是由於那場震驚世人的潰敗，我們開始為那些俘虜和流放集中營的囚犯憂心忡忡。我們仍然不太清楚一九三三年以來在德國發生了什麼。我們正處於人性的太初時期，它此時仍像一位童貞的少女，純潔無瑕，這種狀態還將再持續幾個月。人性世界中的任何奧秘都尚未被啟示。我為一些初始的情感所折磨，任何事物都無法玷污這種感情的純潔。我為自己坐在蓋世太保皮埃爾·拉比耶的身邊感到羞恥，同時也為必須向他、這個猶太人的捕獵者扯謊而感到羞恥。甚至一想到自己可能會死在他手裡，我就恥辱難耐。

我突然想起一件從別人那裡聽到的關乎恐懼的事情。據說在衝鋒槍的掃射聲中，人們可以從體內感知到皮膚的存在。第六感也在我身上出現了。我醉了。差一點兒我就說出來，對他說出來我們要幹掉他。再來一杯，或許只要一杯就夠。剎那間，一種輕鬆感油然而生，就像在夏天一頭扎入大海里。一切都變得可能。為了不讓他這個告密者蒙在鼓裡，告訴他這個，告訴他我們要殺死他。在第六區的一條街上。或許僅僅因為害怕D的斥責，我才沒有向拉比耶泄露風聲。

「我想見我的丈夫。」

「看看這個傻子，他竟然渾身上下裝著六把手槍。」F先生這樣說道，他是法庭指派給拉比耶的律師。

我們離開了餐廳。

「一切都結束了，結束了。三天後蒙哥馬利就會到達巴黎。」

我以為，他強迫我像這樣喝下去，是因為他已經陷入了戰敗的絕望，可奇怪的是他自己並不知道這一點。他以為他這樣灌我酒喝是為了把我拖到旅館里。但是他拿不準，他目前還沒想清楚在旅館里要對我做什麼，是要佔有我，還是要殺了我。他說：「啊，簡直太可怕了，您又瘦了。我受不了這個。」

第一個時期從我與他在柳林街相遇開始一直到我寫信給弗朗索瓦·莫爾朗。恐懼的時期。每一天，都是那樣難以忍受，令人窒息。

「我向您保證，向您發誓：您的丈夫今天晚上就會離開弗雷訥監獄。」

「您不了解德國，也不了解希特勒。希特勒是一位軍事天才。我得到確鑿情報，兩天之內將會有大批增援部隊從德國趕來。他們應該已經越過邊境。英國人前進的步伐將被阻止。」

他將死於神的旨意。報紙會這樣寫。而我要說：再過三個晚上他就會死。我清楚地記得：我觀察了一下他的新襯衫。他穿著栗色的套裝。襯衫是丹東領的，略微泛出金黃的米色，和套裝搭配得十分協調。我想，真可惜了這件新襯衫，偏偏穿在了一個死刑犯身上。我雙眼直勾勾地盯著他，又在內心狠狠地念道：「我告訴你你今天下午別去買鞋了，沒有這個必要了。」他沒有聽見。我覺得他喪失了領悟思想的能力，他喪失了一切，他只需去死。

我注意到：淺灰色套裝，短髮，領結，小鬍子。

很多人打量著我對面的兩個朋友，打量著這對突然出現在他們地盤上的情侶。他們似乎並沒有想弄清楚這兩個人是誰。他們微笑著，心中寬慰下來：死亡畢竟還沒有那麼近。

我說這沒什麼。他又提起了迪潘街的案子。

「也不一定。」

這是一個很開闊的十字路口，沙登堡的十字路口，我記得。這裏人很多，我們被人行道上熙熙攘攘的人群淹沒了。

「這麼看來我應該認識他？」

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上午，弗雷訥監獄接待大廳。我來給我的丈夫送一件包裹，他在六月一日即六天前被捕。這時，警報驟響。德國人關上了門，把我們獨自留在接待廳里。這裏大約有十幾個人，彼此不說一句話。成群的飛機盤旋在巴黎上空，轟鳴聲震耳欲聾。我聽到有人對我低聲但卻很清晰地說：「他們今天早上六點登陸了。」我轉身一看，是個年輕人。我小聲叫道：「這不可能。別散布假消息。」年輕人說：「這是真的。」我們不相信年輕人。所有的人都哭了。警報停止了。德國人疏散了接待廳里的人群。今日禁收包裹。我一回到巴黎，剛踏上雷恩街街頭，就看到這樣一番景象：我周圍所有的臉都像瘋子一樣互相看著，面帶微笑。我攔住了一位年輕人，我問他：「這是真的嗎？」他說：「這是真的。」

我笑著，笑得停不下來。他們也在笑，在那邊。小提琴手縱情沉浸在音樂中。拉比耶說：「您看著真開心，那我也就很高興了。」

「那個孩子，他什麼都沒說？」

我終於打量起咖啡館里的人們。好像沒有人注意到桌上放著的手銬和手槍。

但是，幾天之內我就變得和他一樣謹慎，我變成了他的警察，他將死在這個警察手裡。恐懼在滋長，同時也明確了這個信念：他落到了我的手裡。

七月第一個星期一上午十一點半，我應該讓迪蓬索（時任M.N.P.G.D.駐瑞士代表）與戈達爾（戰俘部部長亨利·弗雷訥的辦公室主任）接上頭。我們要在聖日爾曼大街正對著議會的街角碰頭。我準時到達，找到迪蓬索。我走上前去與他攀談，我們談話的樣子輕鬆自然，抵抗運動的成員公開場合通常這樣掩飾自己。還不到五分鐘，我就聽見幾米遠的地方有人喊我：是皮埃爾·拉比耶。他一邊叫我一邊打著響指。他神情嚴峻。我想我們完蛋了。我對迪蓬索說：「是蓋世太保，我們完了。」我毫不猶豫地走向拉比耶。他沒有向我問好。

我每天都與拉比耶見面。他有時邀請我吃午飯，總是在那些黑市餐館。大多數時間我們去咖啡館見面。他給我講逮捕抓人的那些事。但他尤為津津樂道的，並不是他現在的生活，而是他所嚮往的生活。他經常說起藝術書店。我每次都設法提醒他還有我丈夫這麼一回事。他說他惦記著呢。我顧不得弗朗索瓦·莫爾朗的指示，很多次都試圖和他斷絕聯繫，不過我會提醒他，跟他說我要到鄉下去，我累了。他不信。他不知道我是不是清白，他只知道我被他抓在手裡。他是對的。我絕不會去鄉下。我的心裏總有一種難以抑制的恐懼，害怕再也見不到羅貝爾·L，我的丈夫。我堅持要知道他在哪兒。拉比耶對我發誓說這件事包在他身上。他還聲稱曾經幫我丈夫躲過了一樁審判，他現在已經被劃歸為逃避義務勞動犯了。他也被我抓在手裡：如果我知道我的丈夫被送到德國，我就不需要再見他了，他也明白這點。不久之後我聽說義務勞動的故事是假的。就算拉比耶說謊，也是為了讓我安心。我確信他大大高估了自己的實際能力。我覺得他甚至相信他能讓我的丈夫回來，這都是為了把我留在身邊。最重要的是，他不會對我說因為他們不知道拿這些犯人怎麼辦，所以我的丈夫已經被槍斃了。

我步行回家。我清楚地記得那天走的是塞夫爾街和聖父街前一條和緩的彎道，之後是飛龍街。人們在馬路上行走，沒有一輛車駛過。

我突然察覺到籠罩在餐廳里的一種巨大的恐懼。就在我的恐懼感消散之時，我望見了這種恐懼。那裡的四五十個人在之後的幾天里都將活在死亡的威脅中。屠殺，已經開始。

「莫爾朗……」

拉比耶那天晚上在塞夫爾巴比倫離開了我，心情愉快，非常自得。

弗朗索瓦·莫爾朗也開始感到擔憂，D從第一天起就開始擔憂，為勒魯瓦先生擔憂，我的化名是勒魯瓦先生。

我們組織內部出現了分歧。

我說：「不。下次吧。」

他停了下來。我也在他身後停下。然後，我來到他身邊。他面色蒼白。他在顫抖。終於。他非常小聲地說：「跟我來，我有一個朋友在附近有間公寓。我們可以一起去那裡喝一杯。」

拉比耶娶了一個二十六歲的年輕女人。他四十一歲。他有一個四五歲的孩子。他和家人住在巴黎的近郊。每天他都騎車來巴黎。我覺得自己從來就不知道他怎樣對妻子說平日里他做的那些事。她不知道他是蓋世太保。這個男人很高大，有一頭金髮，他近視，戴著一副鑲金邊的眼鏡。他的眼睛是藍色的，總是笑意盈盈。這樣的眼神背後隱藏著他充沛的體力。他十分注重自己的儀錶。每天都換一件襯衫。每天都把皮鞋擦得鋥亮。指甲也修剪得乾乾淨淨。他的整潔讓人難以忘懷，那樣的細膩，幾乎像一種怪癖。他應該是把這件事看成了原則問題。他打扮得像一位紳士。從事這一行的人理應有一副紳士模樣。他打人、搏鬥、帶著武器工作，手到之處無不流淌著血和淚。他彷彿帶著潔白的手套動手術，用他那雙酷似外科醫生的手。

我每天晚上都記下與拉比耶會面的情形，以及我從他那裡獲得的一些真真假假的情報，諸如駛往德國集中營的囚車，前線的最新戰況，巴黎的飢荒，糧食幾乎什麼都不剩了，我們與諾曼底切斷了聯繫，而這五年間巴黎都是倚仗這塊土地的補給。我記錄下這些，是為了羅貝爾·L，等他回來的時候拿給他看。我還每天在一張參謀部的地圖上圈圈點點，標記ｈtｔpｓ://ｒeaｄ•99csw•cｏｍ出盟軍登陸諾曼底以及他們開赴德國的路線。我保存著每天的報紙。

我又補充道：「我也有情報。您等著瞧吧。」

一名侍者走到他們的餐桌前，他們在看菜單。我吃著飯，卻不再知道吃的是什麼。拉比耶接著說：「很可怕。那個女人吼叫著。她向我們解釋說她的孩子是個好孩子，她作為母親，很了解自己的孩子，我們應該相信她。但是您知道嗎？那個孩子，他卻什麼都沒說。」

從這天起拉比耶開始給我打電話，開始時是兩天一次，後來變成了每天一次。很快，他便要求我和他見面。我照做了。弗朗索瓦·莫爾朗的命令很明確：我必須保持這種接觸，因為這是我們與被捕同志保持聯絡的唯一希望。更何況，如果我不再赴約，拉比耶就會對我產生懷疑。

第一件要做的事是能讓抵抗運動中的一些成員認出拉比耶。時間一下子緊迫起來。我怕死。所有人都怕死。這是一種可怖的恐懼感。我們不了解德國人。可我們確信德國人就是一幫殺人犯。我知道拉比耶可以殺死我，不費吹灰之力。我的這種想法一天天地被印證。雖然說拉比耶還是堅持每天給我打電話，可是他卻經常一連好幾天「不能來見我」。他應該是要轉移文件，我猜測。然後有一天他又能來見我了。他問我是否可以與他共進午餐。我說可以。像往常一樣他半個小時后又打來電話，定下會面的時間和地點。D按約定也打來電話。他對我說，為了安全起見，會派兩個人來辨認拉比耶。

隨著夏天的到來，德軍潰敗了。徹底的潰敗。它的影響一直延伸到整個歐洲。夏天來了，與之相伴的是那些戰爭中的亡靈，那些倖存者，以及從德國集中營里折射出的難以想象的痛苦。

在莫斯科中央委員會的照片里，那些委員們在我看來都陷入了和拉比耶一樣的孤獨。那是被蛀食的靈魂，霍亂中的孤獨，不僅如此，每個孤獨的靈魂儘管衣冠楚楚，卻每時每刻都出於對身邊人的恐懼以及對不知何時會降臨到自己頭上的死刑的恐懼而戰慄。

我與拉比耶的故事經歷了兩個涇渭分明的時期。

一天他約我在花神咖啡館見面，一如往常，我到的時候他不在。既不在大街上也不在咖啡館里。我在進門左手第二張桌子旁坐下來。我認識拉比耶還沒有多久。他還不知道我確切住在哪裡，但是他知道我住在聖日爾曼德普雷街區。所以那天他將約會地點選在了花神。那是存在主義者的聚集地，最時髦的咖啡館。

我只見過一次他衣冠不整的樣子，他栗色外衣的袖口已經脫線，衣服上沒有扣子。臉上滿是傷口。他的襯衫扯破了。是在迪羅克街區塞夫爾街盡頭的一家咖啡館里。他疲憊不堪但仍然帶著笑容，和藹的笑容，就像往常一樣。

也就是那天晚上，我對D說我決定把拉比耶交給抵抗組織，這樣可以趁他逃跑之前迅速行動。

「有一天，」拉比耶說，「我要去抓一些猶太人，我們走進了一所公寓，裏面空無一人。餐廳的桌子上放著幾支彩色鉛筆和一幅兒童畫。我沒有等別人到來就離開了。」他甚至對我說萬一他知道我要被逮捕，他會提前通知我的。我這樣理解：萬一有另一個人而非他本人接到了對我的逮捕令。他就是這樣，對人類的痛苦置若罔聞，卻破例去承受某些私人的痛苦，那個小猶太人和我，我們都欠他一條命。

他總是在蹬車，行進在永恆中。他不回頭。我笑了。我瞄準他的後頸。我們騎得飛快。他的後背漸漸展開，非常寬闊，離我只有三米遠。這麼寬闊的後背，絕不可能失手，砰！我笑了，我趕緊抓住車把以免跌倒。我瞄得很准，後背中央對我來說更有把握，砰！

「我認識一個在弗雷訥的人，她能打聽到一些您丈夫的消息，她會告訴您他將乘坐哪輛列車。但是得給她點錢。」

拉比耶的志向，除了經營書店以外，就是成為一名繪畫和藝術品司法鑒定專家。他在後來向法院遞交的申訴書中說自己曾經是「《論戰報》的藝術評論家，洛克布倫城堡的保管人，P.L.M.公司的專家」。他這樣寫道：「目前，由於我已經在文獻學和分析法方面有了豐富積累，並長期醉心研究一切古代和現代藝術的問題，我認為自己有能力運用儲備的知識完成交給我的一切最嚴肅、最棘手的任務。」

我看了看照片。這是莫爾朗。很大的一張特寫，幾乎和真人一般大小。弗朗索瓦·莫爾朗微笑地看著我，我們四目相視。我說：

第二個時期從給弗朗索瓦·莫爾朗的那封信到拉比耶被捕。同樣恐懼的時期，當然。但是這種恐懼時常會伴有某種判決其死亡的愉悅。把他送到屬於他的地方去，死亡。

第二天，我為了包裹許可證的事情來找埃爾曼，這時我又見到了拉比耶。我在走廊里等著，他從一扇門後面走出來。他的懷裡抱著一位臉色極其蒼白的女人，她陷入半昏厥的狀態，衣服全都濕透了。他沖我微微一笑，消失了。幾分鐘之後他又回來了，嘴角仍然掛著微笑。

「不，您憂鬱，您一言不發。」

「就一分鐘，」拉比耶懇求道，「就來一分鐘。」

他在花神咖啡館做的事，今後再也不會做了。他把公文包放在桌上，打開它，從裏面掏出一把手槍。他把公文包放回桌上，然後又把手槍擱在公文包上。他做這些動作的時候一言不發。接著他從皮帶和褲兜之間掏出一副手銬鏈子，好像是金的。他對我說：「您看，這是手銬鏈子，金的。鑰匙也是金的。」

我同樣記下了一些能夠讓羅貝爾·L開心的事。他會笑的，大聲地笑。我記下了手銬的金鑰匙、金鏈子。我彷彿聽到羅貝爾·L發出的大笑。

他點了紅酒。那些人還沒來。紅酒改變了一切。恐懼融化了。我問他：

我始終認為拉比耶沒有把那枚戒指給過人，我覺得他應該把它私吞了，他杜撰出那個在弗雷訥工作的女人，為的就是留住我，讓我相信我的丈夫還在那裡，還聯繫得上，而他可以隨時試著接近我的丈夫。拉比耶不可能把戒指還給我，否則就戳穿了他自己編造的謊言。

或許拉比耶的出現是一個純粹的巧合，或許他就是來逮捕我們的。如果是後者，警察局的「輕11型」汽車此時就守在大樓的後面，我們想要逃脫已經太遲了。

「德國不會失敗的，您心底里很清楚。兩天後您就會看到您意想不到的事情。」

我不再記得是哪家餐廳了，那是一家黑市餐廳，是附敵分子、保安隊員和蓋世太保經常光顧的地方。還不是聖喬治街上的那家餐廳。拉比耶以為，邀請我吃飯就可以使我保持一種相對健康的狀態。也可以保護我免於淪入絕望，在他眼裡，他就是我的保護人。有哪個男人能抵擋得了這樣一個角色呢？他不能。這些午餐是最糟糕的記憶，餐廳的門緊閉，「朋友們」來敲門，桌子上擺著黃油，新鮮的奶油溢滿餐盤，肉排滋著汁水，還有紅酒。我不餓。他絕望了。

「您不能再待在法國了。」

「那些裝甲門管用嗎？」

他總是隨身攜帶一個非常漂亮的公文包，異乎尋常的漂亮。我一直懷疑這是他在某次逮捕行動或者在某間空房子搜查時奪取的一件「戰利品」。他的公文包里從來就只有手銬和手槍。沒有紙張，從來沒有。除了那次在花神，那些莫爾朗的照片。

「您認出我了？」

拉比耶總是在最後一刻才跟我定下約會，總是定在意想不到的場所，意想不到的時間，比如五點四十分，四點十分。有時他約我在街上見，有時在咖啡館。但是無論是在街上還是在咖啡館，拉比耶總是比預定時間早到很多，並且總是在離會面地點較遠的地方等著。假若約在咖啡館，他興許會跑去對面的街上等我，而不會在咖啡館門口。假若約在街上，他又會站在離指定地點更遠的地方。他出現的地方總能把赴約人看得一清二楚。我到的時候經常不見他的蹤影，他會突然從我身後冒出來。有時我到了，看見他了，他卻站在離約好的咖啡館百米開外的地方，身旁停著他的自行車，靠著牆或路燈。他的手裡提著一個公文包。

我發覺我一直都在期待著這一刻。有人曾經對我說，在極度的驚恐之後，緊接著的是解脫和平和。是這樣的。在那兒，就在人行道上，我已經被逮捕了，從此我將不再受到拉比耶、這位恐懼製造者的控制，我逃脫了。拉比耶又開始說話了：「我想請您跟我到一家您從沒去過的餐廳。能邀請您我榮幸至極。」

兩個人都騎著自行車。他騎在前面，離我有幾米遠。我記得他蹬車時的樣子。很平靜。這是一個熟悉巴黎路途的人。他的腳踝周圍掛著鐵銬，讓我覺得很可笑。他的公文包放在行李架上，由一條皮帶勒緊。

「有一天，」拉比耶接著說，他不緊不慢地展眼微笑，「有一天我接到任務要去逮捕一個德國逃兵。我首先得和他熟識，然後再跟蹤他。有兩個星期時間，我每天都和他見面，在一起待上很長時間。我們成了朋友。這是一個了不起的男人。四星期之後，我把他帶到了一扇大門跟前，我的兩個同事正在那裡等著逮捕他。四十八小時后，他就被槍斃了。」

三周過去九_九_藏_書了。蓋世太保並沒有來搜查我的家。隨著形勢的變化，我們認為他們不會再來了。我要求重新投入工作，得到了批准。我們這個組織的領袖弗朗索瓦·莫爾朗需要一位聯絡員，他讓我接替前往圖盧茲的費里。我答應了。

「很貴，但是很管用。」他又笑了笑。

我想就是在那一天他和我談起了所有抵抗運動不可避免產生的告密者。是他告訴我說，我們被組織內部的一名成員出賣了。被捕的成員經不住押解到集中營的威脅，什麼都說了。拉比耶說：「這很簡單，他告訴了我們在什麼地點、哪個房間、哪個辦公室、哪個抽屜。」拉比耶把告密者的名字告訴了我，我告訴了D，D告訴了抵抗組織。按照慣例，應該懲罰、自我保護，並且「不失時機」處置，於是達成決議：在解放日那天殺掉這位同志。甚至連地點都選好了，維里埃爾的一座公園。解放日到來的時候，我們一致同意放棄了這個計劃。

這是聖喬治街上的一家餐廳，離聖拉扎爾火車站不遠，幾乎只有蓋世太保才會光顧這裏。鑒於新的形勢，拉比耶大概開始害怕和同僚們過於疏遠。

拉比耶因為我沒有長胖感到難過。他說：「我無法接受。」他能忍受逮捕別人，能忍受置人于死地，但是他卻忍受不了我沒有遂其所願長胖。他給我帶來了許多食物。我把它們都給了門房，或者扔進了下水道。至於錢，不要，我對他說我永遠不會接受。在這一點上，我十分迷信。

我一直盯著這些照片。我問：

或許，他的心裏掠過一陣刺痛，彷彿被戀人拒絕了，露出一個抱赧的微笑：很快他就會老到捉不住年輕人了。

然而在拉比耶的身上，有某種東西讓他顯得比別人更加形單影隻。除了藝術書店，拉比耶或許還在等待一場夢魘的結束。但是他從未提起過這一點。由於他盜用了一位死者的姓名，並且從這位死於尼斯的年輕人身上偷走了他的身份，那麼這位拉比耶早年的時候就該犯過某宗刑事罪，那樁案子理應受到司法的制裁，卻至今懸而未決。他活在一個化名之下。一個法國名字。這就使這個男人更加離群索居。只有我一個人傾聽拉比耶。但是拉比耶是不容易被聽到的。我指的是他的聲音，聽不到拉比耶的聲音。那個聲音經過組裝，經過計算，彷彿從一個假器官中發出。我們或許可以用「被調整過的聲音」來形容它，但是實際情況卻比這更嚴重。對於我來說，也正是因為這個聲音不容易聽到，我才特別用心地聽。有時候他的話也會還帶上一些口音。但那是什麼口音？最多我們會說：「有點像德國口音？」也正是因為這種陌生性，這種從記憶中滲出並瀰漫在聲音中的陌生性，才使一切可能表露其身份的形跡從他身上被徹底抹去。但凡在自己的故鄉度過了完整的童年並且在學校里擁有同伴的人，沒有一個會像他那樣說話。

他的口氣不再那麼自信了：「這個男人值二十五萬法郎。不過，倒也不是錢的問題。這件事對我很重要。」

「啊！是這樣……」

我沒有回答。我想：「完了。」

「如果您能告訴我怎樣找到這個男人，您的丈夫今晚就能獲釋，他明天早上就能回家了。」

我生活在完全的與世隔絕中。唯一與外界的聯繫就是D每天早晨和傍晚打來的電話。

「您在笑什麼？」

後來，拉比耶完全從我的腦海里消失了。我把他遺忘了。

「是這樣。我恰好就不認識他。」

我又看了他一眼，藉著酒勁，我也越來越頻繁地盯著他看。他說起了德國。我無法認同他的信念。在他看來，德國是不可認知的，尤其是對於其他人——我們這些戰敗的法國人。我對他說：

「我家的門不是裝甲的，我不害怕，您很清楚。」

「您是他的親屬嗎？」

我迅速舉起右手，假裝瞄準，砰！

「不。一切都結束了。兩天、三天或者四天之後，巴黎將獲得自由。」

我還從來沒有這樣說過話。我幾乎向他挑明了我的身份。而他卻聽不進去：

我用僅剩的錢買了三公斤遭蟲蛀的四季豆和一公斤黃油，物價還在飛漲，一萬兩千法郎一公斤黃油。我用這樣的花銷來維繫生命。

沿著押送猶太人和集中營囚犯的列車經過的鐵軌，人們有時能找到一些寫著名字的小紙片，上面還有郵寄地址和列車編號。許許多多這樣的小紙片最後都寄到了收信人的手上。有時候最初的紙條上面還會附有另一張紙條，上面寫著法國、德國或者西里西亞的某個地點，表明最初的紙條發現地。我們也開始這樣等待，等著從車廂里扔出來的紙條。不放過任何機會。

我剛剛想起來他第一次被抓到是在勒諾多街，在他名下的單間公寓，我猜想。之後他被釋放了。我還聽說二十年後，就在同一條街上，喬治·菲貢被法國警方發現「自殺了」。這條街我不了解。街名很陰鬱，聽起來彷彿是一處最後的、孤注一擲的藏匿之所。

我無法想象，D和他的人到達餐廳時將是怎樣一番景象。我想他們是那樣英俊、那樣年輕，一進來就會被德國警察認出來。我覺得他們會手足無措的。我與拉比耶交往的這幾個星期所經歷的恐懼，對抵制不住恐懼的恐懼——救命稻草就在這裏，在這種言說方式之中，這種恐懼他們並不了解。他們是些天真的人。在我和拉比耶周圍都是些天真的人，他們從未以任何方式親歷過死亡。

食品包裹的收寄被sine die擱置。我往弗雷訥監獄白跑了好幾趟。於是我決定通過柳林街爭取一張包裹許可證。我的一個女友是情報部的秘書，她幫我以她的上級之名給基弗醫生（福煦大街）打電話，以便得到獲取許可證的證明信。人們傳她過去了。基弗醫生的秘書接待了她，告訴她到柳林街老樓，找五樓的415E4辦公室。證明信隻字未提。我在柳林街等了好幾天。隊伍在人行道上排了有一百多米長。我們不是等著直接進入德國警局裡面，而是等著輪到我們進去的機會。三天。四天。只有在包裹許可證辦公室的秘書那裡我才有可能提到基弗醫生證明信的事情。我必須先到415辦公室去見某位埃爾曼先生。我等了整整一個上午，埃爾曼先生不在。隔壁辦公室的女秘書給了我一張字條，允許我第二天早上再來。這一次埃爾曼先生又不在，我又等了整整一上午。諾曼底登陸至今已經過去一個星期了，潰敗的情緒在德國警方的所在地蔓延。我的通行證中午就要到期了，可我卻怎麼也找不到前一天見到的那個女秘書。眼看我就要白白浪費二十多個小時辛苦等待換來的進展。我上前叫住一個路過走廊的高大男人，請求他一定想辦法幫我把通行證延期到晚上。他讓我向他出示證件。我遞給他。他說：「這可是迪潘街的案子啊。」

「您將來想做什麼呢？」

我記起了酒，清涼的酒。紅色的。我記得他並沒有喝。

「我們逮捕了她的丈夫。」拉比耶說。

「什麼都沒說。這太令人驚訝了。他非常鎮靜。他在跟我們走之前還試圖安慰他的母親。啊！他更接近我們，而不是他母親，真是太不可思議了。」

當天晚上我見到了拉比耶。他沒有給我帶來任何消息，不論是我丈夫的還是小姑子的。不過他對我說，他肯定會有消息的。

跟他說這句話的時候，我的眼睛正在看另一張照片。

拉比耶把照片重新放回到公文包里。他還是有些顫抖，但不再笑了。他的眼神中似乎流露出一種悲傷，但只是一瞬的悲傷，很快便消失了。

「我不憂鬱。」

在一封由D轉交給弗朗索瓦·莫爾朗的信中，我承諾一旦我得知我丈夫和小姑子已經脫離拉比耶的控制，也就是說他們已經離開法國，我將不惜一切代價，保證讓組織在警方插手之前幹掉他。因為除了其他可能遇到的危險，還有一件事值得注意：拉比耶如果發現我屬於某個抵抗組織，羅貝爾·L的處境會愈加惡化。

「莫爾朗，」他停頓了一下，「您對這個名字一點印象也沒有嗎？」

「這麼說，您一直在等著？……」

「不是這樣的。戰爭對於像我這樣的人是永遠不會結束的。我將繼續為德國服務，直到死亡。如果您真想知道，我是不會離開法國的。」

那個女人既不明白拉比耶說的話，也不明白為什麼他的語氣突然變得如此生硬。

那天上午我非常明顯地感覺到，正是這個逮捕猶太人並把他們運進焚屍爐的人，卻受不了我出現在他眼前的形象，一個消瘦而又痛苦的女人的形象，而他本人就是造成這一切的罪魁禍首。他經常說，如果他早知道我會這樣，他就不會逮捕我的丈夫了。每一天他都掌握著我的命運，每一天他都會說，如果他早知道，我的命運會和現在不同。無論他知不知道，事先還是事後，我的命運都攥在他手中。是警察的職能授予了他這個權力。但是在警局裡，警察與受害者通常都是隔絕的。而他通過與我交往，切身驗證著他的權力，他藉助這一絕妙的機會，深入到自己行為的陰暗處，獨自享受那份只屬於他的隱秘之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