瑪格麗特·杜拉斯小說中展現的世界，簡括說來，就是西方現代人的生活苦悶、內心空虛，人與人難以溝通，處在茫然的等待之中，找不到一個生活目標，愛情似乎可以喚起生活下去的慾望，但是愛情也無法讓人得到滿足，潛伏著的精神危機一觸即發，死亡的陰影時隱時現。這位女作家的文學主題大體如此。

一九五八年發表的《琴聲如訴》被看作是這位女作家的代表作。法國批評家亨利·埃爾認為小說寫的是「不可能的愛情」。小說主人公安娜·戴巴萊斯特是外省某濱海城市一家企業的經理的年輕妻子，每星期五帶孩子到一位女鋼琴教師家中去上鋼琴課，女教師所住的公寓大樓下面有一家咖啡館；小說開始，小孩在上鋼琴課，樓下咖啡館中發生了一樁情殺案，一個男人開槍打死他所愛的女人；下課以後，安娜看了咖啡館出事地點現場，不知什麼力量促使她第二天又到這家咖啡館來，遇到一個藍眼睛的青年，兩人談起話來，談話自read.99csw.com然是從昨天發生的殺人案開始的；自此以後，兩人似曾相識；安娜帶著孩子又幾次來到這家咖啡館與那個男人相會，繼續談話，不停地喝酒。安娜和那個男人肖萬談話中所談的殺死自己的愛人的男人和要求自己愛人對自己心上打一槍的女人不過是「借他人的酒杯，澆自己的塊壘」罷了。埃爾說：「安娜在同他談話當中，自己就變成了另一個女人，從她自己所屬富有的資產階級社會中逃出去了，從對她冷漠無情的丈夫那裡掙脫出來了。從某種情況看，她『包法利夫人』化了。如果繼續發展下去，她就將是由於愛而被殺死的女人（這種愛她是未曾經歷過而又是她所希望的），而引誘她的、她也準備去愛的肖萬就將是殺人的兇手。但是，在這樣的情況還沒有實現之前，她清醒過來了：她沒有帶孩子，又一次去看望肖萬，吻了他——他們都知道，僅此一吻即可，他們的愛情告終，從此永別。一場風魔到此結束。」埃爾說這種不可能的愛情有各種原因。肖萬是安娜丈夫的工廠的工人，階級不同，使他們的愛情成為不可能；在小城市裡，搞得滿城風雨，壓力太大，是另一個原因；還有，安娜所愛的那個孩子，等等。埃爾認為他們的愛情的主要障礙在於安娜所要求的那種「只有在死亡中才可以得到的絕對的愛情、瘋狂的愛情」。這種九九藏書所謂「絕對的愛情」的觀念不論是對批評家、作家甚至作家筆下的人物來說，正因為它產生於空虛、可厭、人與人相隔絕的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所以是不可能的。小說所包含的悲劇性主題是有社會依據的，因此作品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真實的。

這篇小說，名為長篇，按照我們的習慣看，似乎是一個中篇。寫得簡練，擯棄傳統小說的故事情節以及敘述和描寫，甚至不惜寫得乾巴巴，對話很多，對話也是不動聲色的、一般性的、日常生活式的，小說甚至好像有意沒有寫完等等，這正是人們對這位女作家所稱道的風格特色之所在。小說寫有十五位客人的晚宴的場面，的確寫得十分精彩。批評家克洛德·魯瓦說杜拉斯這部小說有如匈牙利作曲家貝拉巴托克的「重寫的包法利夫人」，正像小說的題目那樣，讓我們想到音樂，「像歌唱一樣的中板的種種變調、和聲與和弦構成為小說的基本內容」。但是說瑪格麗特·杜拉斯像新小說派作家那樣，把小說寫得乾巴巴、冷冰冰、作家的眼光冷得就像照相機鏡頭那樣，魯瓦不同意這樣的意見。他認為「在這部寫得精鍊、準確的作品中，我看到的恰恰是感情、人情，還有某種被有意壓下去的、發自內心的痛苦的痛徹肺腑的真正美的微語。書中所寫的，九_九_藏_書正是一位頭腦冷靜的作家在理性控制下寫出的理性所不理解的種種事理」。

瑪格麗特·杜拉斯是法國當代一位很值得注意的作家。原姓多納迪厄，一九一四年四月四日出生於印度支那。她的父親是數學教授，母親是小學教師。瑪格麗特·杜拉斯在西貢讀中學，十八歲回到法國，入巴黎法學院、政治科學學院讀書，還曾專修哲學和數學，獲得法學學士、政治學學士學位。一九三五至一九四一年，任法國殖民部秘書。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后，投身抵抗運動。一九四五年參加法國共產黨，一九五五年被開除出黨。一九四三年瑪格麗特·杜拉斯開始發表小說《厚顏無恥的人》（又譯《無恥之徒》），此後作為職業作家相繼發表小說近二十種，還有大量劇本、電影劇本等。她的電影劇本（《廣島之戀》（1959）使她聞名世界；劇本《英國情人》（1967）獲得一九七零年易卜生獎。法國有些批評家將她列為新小說派，常常把她和比托爾、羅伯-格里耶、克洛德·西蒙等新小說派作家相提並論。批評家克洛德·莫里亞克說羅伯-格里耶寫的是「物」包圍下的人，瑪格麗特·杜拉斯寫的是處在「人-物」包圍下的人。克洛德·戴爾蒙認為法國現代小說有如一片荒涼的沙漠，在這樣的情況下，杜拉斯的《琴聲如訴》給小說創作打開了一條新路；他說杜拉斯這部作品使人九*九*藏*書想到普魯斯特和麥爾維爾。這是戴爾蒙在一九五八年杜拉斯這部小說出版時提出的看法。總之，瑪格麗特·杜拉斯這部小說發表以後，她作為法國現代獨樹一幟的小說家的地位已經確定。

杜拉斯最早的三部作品《厚顏無恥的人》（1943）、《平靜的生活》（1944）、《太平洋大堤》（又譯《抵擋太平洋的堤壩》，1950），在藝術方法上以至在內容上承襲弗朗索瓦·莫里亞克、朱利安·格林一派顯然可見。如《太平洋大堤》，背景寫印度支那南方，一個法國女人和她的子女向海洋爭奪一塊貧瘠土地的鬥爭，本來骨肉之間在向大自然的鬥爭中應是同心協力、心心相連的，但小說寫的是在這場互助求生、休戚與共的搏鬥中人與人的疏遠分離；作為對空虛、苦悶生活的抵制，一個妹妹對一個哥哥發生隱蔽的狂熱感情，哥哥找到一個女人走了，這個少女空空地留下來，站在大路邊上，面對著可怕的現實，陷於毫無希望的等待之中。杜拉斯小說中所有的人物似乎都是處於等待之中的。她的一個寫得很長的短篇《工地》，只寫一男一女兩個人物，沒有什麼情節，自始至終寫這兩個人物在等待，他們彼此互相窺伺，追憶往事，彷彿他們知道他們一定要相遇，寫得十分細膩，同時又寫得閃閃爍爍、迷迷濛蒙，通篇都是如此。一九六二年發表的長篇《昂代斯瑪先生的午後》與這九*九*藏*書個短篇相似。《廣場》（1955），也寫兩個人物，一個旅行推銷員和一個年輕女傭，這兩個人物也在等待之中，等待什麼？希望著什麼？這一男一女坐在街頭廣場小花園的椅子上在談話，幾乎通篇就是寫這種語意不明但又有著某種寓意的日常生活的對話，從對話中可以感受到他們內心的焦慮和痛苦，小說沒有什麼故事，但在人物的對話中似乎暗藏著許多故事，人物在傾訴他們自己的生活，發出內心的呼叫……小說《直布羅陀海峽的水手》（又譯《直布羅陀水手》，1952），寫一個男人在義大利海濱度假，孤寂無聊，遇到一個獨身富家女人，她正在尋找她過去曾經愛過的一個水手；兩人相遇，共同尋找那一去不復返、不可能再行尋獲的過去——愛情；一無所獲，兩人悵然離去。《塔爾奎尼亞的小馬》（1953），與上一部小說同屬一個類型，也寫海濱度假，寫了五個人物，陽光與烈酒把人搞得疲軟無力，好像時間已經終止，人的真實存在似乎也化為烏有，小說寫了許許多多小事件，沒有一個一以貫之的情節，卻寫了五個人物的遇合，各自都有所期待，又都落了空。杜拉斯小說的氣氛、人物大致都是這樣，杜拉斯寫的是人的思想和感情，一般小說中的糾葛、敘述、描寫幾乎都從她的小說中被排除出去，但人物形象真實地站在那裡，她的小說仍然有力量喚起閱讀者的情緒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