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的情景被塑造得非常完美，杜拉斯（最後的狡計？可在那樣失望和孤獨的狀態中如何想象得出來？）堅定地說：

杜拉斯去世以後，影響還在繼續：她的作品具有那麼大的能量，以至於世界上的許多大學生都在寫關於她的論文，讓大學教授們頭疼不已，因為關於她的資料太多了。人們在書目中、舊貨店、空閣樓和廢紙店裡翻尋，想找到她在戰爭期間或60年代她的書還沒有暢銷的時候可能寫過的文章。那時，為了生計，她被迫寫過一些東西。有時，這種搜尋還真有收穫：在杜拉斯本人的提醒下，人們不是找到了她在被占期間所寫、她當然也沒有收入自己作品目錄中的一些中篇嗎？同樣，她也隱瞞了《法蘭西帝國》，而那本書卻實實在在由伽利瑪出版社出版過，1940年5月的《畫刊》還在廣告界以無與倫比的語言讚美這本書。1944年，尼塞阿出版社出版了一些今天可能被叫作言情小說、主要面向女性讀者的平淡無奇的東西：杜拉斯應該也參与了。馬克西姆·奧內瓦爾（Maxime Orneval）的《黎明》後面，尤其是匿名的《任性》後面，是不是隱藏著她？那兩個故事的情節跟她未來的世界完全吻合，那個世界當時雖未開發，但已經存在，尚未孕育，熊熊烈火已在周邊燃燒。先從一些「容易的」小說開始，正如她所說的那樣，《塔爾奎尼亞的小馬》《直布羅陀水手》《夏夜十點半鍾》，尤其是從《勞兒之劫》開始的印度系列。在《任性》這一小故事中，杜拉斯的語言風格已經形成，喜歡省略、同義反覆、抽象的符號、簡潔的句法，有時像慾望發作一樣氣喘吁吁。「金色的長發，藍色的眼睛」，「夏天。這是夏季」，「我對艷遇不感興趣，因為它從來就是艷遇的幻象」，「現在我攤開了，佔了很多地方。必須當心心臟，它可能會破裂，炸開胸腔，這讓人想起……一頭處於恐怖中的野獸」，「我身上的某些東西待在門外，不願意回來，在恐怖中搏鬥……」，「咖啡成了野獸出沒的熱帶叢林……」，「她感到自己是個活人，很高興能夠呼吸，成為有待發現的一種財富，一種被發現的東西，無邊無際……」，等等。

然而，后杜拉斯時代已經形成。聖伯努瓦街5號，左邊四樓，杜拉斯著名的寓所如此具有象徵意義的搬遷，她的兒子並非沒有痛苦。他堅持要求由自己來處理，不要專業公司幫忙。但那麼多物件和紀念品，如何選擇、丟棄甚至要毀掉？面對這巨大的任務，他求助於他永遠的朋友讓-馬克·杜里納，別的朋友也被叫來幫助。戰後以來一直在出租的這個套房，如今房東要收回去了。讓·馬斯科羅也許一度曾想保留它，為什麼不把它變成一個紀念場所呢？但這樣宏偉的計劃要面臨的物質困難太多，他不得不放棄，最終決定離開那座如此富有詩意，見證了那麼多事件、衝突、爭論和個人痛苦的屋子。

她兒子烏塔的朋友讓-馬克·杜里納，她一直很喜歡，願意讓他經常來看她。關於她最後的日子，杜拉斯死後，他寫了一本十分有趣的小書。在《聖伯努瓦街5號》中，他發現這個似乎永遠都不可戰勝、身強力壯、每次生病都無法把她打倒的人，現在身體很虛弱，「她有時會失神，」他寫道，「突然憂傷起來，這讓她遠離了現實世界……她似乎被什麼迷惑了。」事實上，她的健康迅速衰退。從1994年起，人們無論是在城裡還是在諾夫勒堡或特魯維爾都再也看不到她，她似乎與世隔絕了。揚認識到了這種健康衰退的嚴重性。幻覺、大喊大叫、失神、突然忘事、說話前言不搭后語，這些都屬於老年病學殘酷地叫作「老年痴獃」的癥狀，不過，這種痴獃對別人沒有危險，也不太嚴重。於是，杜拉斯被關在聖伯努瓦街的公寓里，護士必須在她床頭輪換值班或者隨時到場。揚往往都守在她身邊，但有時也不在，那時，杜拉斯便會很生氣，生性暴戾的她會對他施加壓力。她已經80歲了，朋友圈慢慢地縮小了、消失了。她舊日的伴侶，也就是她兒子的父親迪尤尼斯·馬斯科羅，當然還有烏塔會來看她，有時，朋友也會來電話打聽她的消息，人們就轉給她接。不過在這方面也同樣，電話慢慢地越來越少。揚一般來說不願意杜拉斯的朋友們到處傳說她健康在衰退，要求護士或護工回電說她很累，在休息，不能接聽電話，總之，別人無法找到她。「消息已經轉告。」人們總是這樣回答。但說真的，杜拉斯已不再生活在「真實的世界」里，正如讓-馬克·杜里納所說的那樣，而是生活在她經常參照的另一個世界中，充滿了頑念日夜糾纏她的東西。她「神話」中的一些碎片出現了，穿透了她的「黑夜」，還說出了一些名字，在她的作品和想象中不斷循環的東西也冒了出來。她的腦細胞迅速萎縮，似乎是昏迷和酗酒引起的後果，其實她一直都想擺脫酒精，但她好像被她「在浪尖上」的生活抓住了。

在巴黎，人們都在悄悄地議論，說，揚·安德烈亞在她身邊建立了一座堡壘。在遭受了禁閉，甚至被剝奪了身份之後，現在，輪到他來管理她的生活、安排她的時間、決定她的一切了。杜拉斯對僅能見到她的寥寥幾個人說，他對她「還不錯」，但有時也「虐待」她。她說的虐待是什麼意思？她說的既不是身體上的虐待，也不是精神上的虐待，而是杜拉斯在半醒半迷糊狀態中勉強同意要依賴別人；看到揚·安德烈亞恢復了自由，從她強加給他的「奴役」（據說是自願的）中解放了出來，擺脫了那種「奴役」，她感到心裏很不暢。她一直都很專制，什麼事都要管，吹毛求疵，耿耿於懷，甚至在病中，不知道拿她過分膨脹的自大狂該怎麼辦的時候也一樣。那種強烈的自我中心，畢竟曾讓她在生活和作品中不斷前進。不過，身體衰弱卻是實實在在的。大團大片的記憶失去了，就像冰川上的冰塊坍塌。朝夕之間，她不是忘了這事就是忘了那事。她要別人給她放音樂，巴赫的音樂或是探戈，華爾茲也行，讓別人帶她跳舞。她不再寫作了而是在家裡說些莫名其妙的話。揚心生一計，把它們記錄了下來：杜拉斯最後的話和這重新發出的叫喊。她一直想把這種叫喊寫進書中，反映人物最深刻的內在感情。

很快，在來自杜拉斯故鄉的一個女歷史學家克里絲蒂娜·拉雪茲-佩內（hristiane Lachaize-Péné）的發起下，瑪格麗特·杜拉斯協會成立了，拉雪茲-佩內來請求我的幫助，因為我是第一個給杜拉斯寫傳的作者。協會頒布了自己的規章，決定每年在杜拉斯當地慶祝瑪格麗特·杜拉斯日，那地方好像現在才匆匆借用了作家的名字似的。有些紀念活動是自發的，一些招牌被豎在了她父親在帕達揚的村中和特魯維爾，豎在沿著舊黑岩旅館舊大廈走向沙灘的台階上。當時，巴黎市政廳尚未決定是否在要聖伯努瓦街5號的大樓牆面安放牌子，直到多年後，2011年才決定安放。在洛特-加隆省議會及其議長，前總理讓-弗朗索瓦·蓬塞（Jean François-Poncet）的發起和推動下，瑪格麗特·杜拉斯獎創立，指定了一個出色的評委會每年輪流評出一部劇本、一部文學作品和一個電影作品予以獎勵。

一切都表明這是杜拉斯的原作，但由於沒有這篇文章的任何草稿，只有讀者和研究者的直覺，所以，儘管杜拉斯承認自己用別的假名寫過文章，包括母親的名字埃萊娜·勒格朗，但這個故事極其發現仍停留在原地。

對她來說，寫作是她的全部工作：她感到自己被它包圍了，真的是包圍了，「被判」寫作。她已經忍受其苦，而且總是越來越苦。在這個意義上，不排除她以為自己是個殉道者，就像是基督教中的偉大聖人。她應該也發現過一場偉大的、得不到的愛，就像馬拉美詩中的星星，但她仍想盡一切辦法得到它。所以說，她是世俗的，然而，是一個像西蒙娜·韋伊或漢娜·阿倫特那樣的世俗聖人。

別忘了還有以她的名字命名的「杜拉斯獎」在不斷向她表示敬意，這個獎由皮埃爾·貝爾熱-伊夫·聖洛朗基金會和特魯維爾市政府資助和聯合創辦，他們不但把這個獎頒給來自九九藏書戲劇界、文學界和電影界的人士，以表彰他的全部著作，而且還圍繞著杜拉斯組織討論和演出。同樣，在黑岩旅館神秘的大廳里（由馬萊-史蒂文裝飾，已列為歷史遺迹）舉辦的朗讀會，對演員們來說，這不是讓越來越多的人發現杜拉斯那些往往不那麼為人所知的文字的好機會嗎？各種各樣的活動讓她顯得無處不在，遠遠超出了法國國界，因為在所有的大陸，她都被同樣多地演出、研究和介紹。當然，就在最近，西貢的那所中學被以她的名字命名，而中國情人的那座屋子也列入計劃，將作為觀光遊覽項目！

在這一活動中，只有揚·安德烈亞保持沉默。當然，他有時也同意見人，接受訪談，但通常來說，還是喜歡沉默，把那個觸動他心靈的故事留給自己。那種痕迹對他來說是不可磨滅的。杜拉斯捉住了他，讓他信奉猶太教，與外界隔絕（儘管是他自己同意的），讓他走進了她巨大的人物畫廊。既如此，他此後又怎能脫身？既然他跟她所過的是一種夢幻的、創造出來的、文學的生活，他又怎能回到真實的生活中去呢？如果要洗刷某些人的指責甚至指控，弄清那種互相的幽閉，把事情講出來，圍繞著她的故事最後創作出「文學作品」，那又為什麼要回去呢？不過，他給了讓·瓦里耶一些說明，一些線索，講述了他跟杜拉斯一起度過的日子，甚至解釋了他曾跟杜拉斯發生過的一些隱秘關係。這一切似乎更像是一種死後的複原和重建，當然很真誠，但可信度如何呢？《那場愛情》的出版（是在一家新出版社——讓-雅克·博韋爾出版社——出版的）並沒有給這個年輕的哲學系學生帶來他一開始就渴望的作家聲譽，而是由於生活在杜拉斯身邊，他才學會了她的口頭語、她的用詞用句和她的思維方式。那本書在許多方面都寫得很動人，因為它展現了揚·安德烈亞的痛苦，同時，也展現了他們倆共同創造、他卻沒能進入其秘密的那種非同一般的愛情。寫作風格的無意識模仿，會對主題產生某種影響，使之難以卒讀，把書變成一份證明或某種社會學專業報告：如何生活在一個文學巨人旁邊？如何滿足自己的慾望，平息自己的暴力傾向和內心衝動？如何生活在一個如此「世界級」（正如她自己形容的那樣）、如此誨人不倦的作家身邊，而你又如此年輕、一文不名，自己的性|欲望又得不到滿足？

圍繞她的作品和身世，人們仍在編織神奇的故事，就像一個穿越時間的傳奇。永遠具有同樣的魅力，伴隨著同樣滑稽的玩笑和同樣的激|情。在戲劇舞台，年輕的劇團在繼續演出她的作品，劇目接連不斷，新的編排，甚至對同一題材進行文字組接。巴黎和外省的大舞台從此有了杜拉斯的作品作為保留節目，但私人舞台也不例外，比如說在雅典娜劇院，在當時一個年輕劇團埃魯克-德呂卡劇團的努力下，60年代的「荒誕」劇，那是杜拉斯在舞台真正的起步，一直幸運地由其創辦者克萊爾·德呂卡重演，讓娜·尚帕涅（Jeanne Champagne）也在不斷地開發杜拉斯的作品。

長期以來評論家們覺得不可能的道路，即上帝之路，她現在正在走。不是因為她皈依宗教了，她一直是個極端的世俗者，而是因為她以自己的方式，可以說，她以自己的聽覺，聽到了確實來自不可及的世界，來自寫作的聖地秘密而晦澀的歌。

這本50頁的小書於1995年文學季面世，由.出版社出版，取名為《這就是一切》。外面的反應是毀譽參半。「我們可以喜歡這個作家，承認她在法國文學中的地位，說她的最後一本『書』令人掃興嗎？」約齊娜·薩維尼奧（Josyane Savigneau）在《世界報》上這樣寫道。調子定下了，面對所謂的箱底貨，許多評論家感到驚訝和遺憾。《世界報》的那個女評論員一般來說更傾向於另一個瑪格麗特，即尤瑟納爾（Marguerite Yourcenar），她寫過關於瑪格麗特·尤瑟納爾的傳記。對她來說，這真是一個兩難的選擇：「人們被要求選擇自己的陣營，」她寫道，「或者肯定杜拉斯是一個『被評價過高』的作家，支持所有想否認其作品的特點和重要性的書；或者認為她的每個舉動都是她才能的表現——從她對格雷高里事件的狂熱到她對貝納爾·塔皮的酷愛。」

從此，她的任何一句話都會引起轟動，成為新聞，被人們所閱讀，甚至被當作預言（她去萊邦熱採訪維勒曼事件並被《解放報》廣泛宣傳時，這種式樣就已經開始了）。1992年，演員兼導演迪迪埃·貝扎斯（Didier Bezace）把她與弗朗索瓦·密特朗的談話搬上了舞台。她就此走進了傳奇，出現在法國歷史的很多頁上：抵抗運動、集中營、清算、反殖民地、社會黨上台等等。《瑪格麗特與總統》（Marguerite et le Président）的上演取得了成功，有人以為她會因此而寫進歷史。她有本領永遠與世上最重要的事件巧妙配合，擁有可以讓她發表意見的權威，甚至與決策者一道宣讀歷史……她允許保爾·奧查可夫斯基·洛朗（Paul Otchakovsky-Laurens）收集她在1963年到1992年寫的各類文章和文字：不是壓箱底的東西，而是她仍然感到驕傲的文章，可以作為作品的內容或曾是她作品的落腳點的東西：左派和右派、畫家、女藝術家、電影、神話般的地方、特魯維爾、威尼斯等。.出版社的出品人同意了，把仍可能混淆或變化的文章進行了整理。作品成了《外界》的續集。《外界》是阿爾班·米歇爾出版社出版的，已收集她在上世紀60年代為了謀生而應《法蘭西觀察家》或《浪潮》的要求而寫的文章。在這部後來叫作《外面的世界》（Le Monde extérieur），副標題為《外界.》的作品中，人們可以找到「拉夫·吉布森和卡拉斯」「女攝影師雅妮娜·尼斯（Janine Niepce）」「威尼斯和中國」「伯格曼『仍然與永遠』」以及「與死亡有關的權力」，所有「寫外面，為了外出」，她說，「在外面」的文章……

她剛剛在P.O.L.出版社出版的那本《揚·安德烈亞·斯坦納》，是她跟70年代卡宴那個陌生的年輕大學生長期結合的總結。多年來，她不斷嘗試這種理想的新結合，最後，她一直以為不可能的事情終於成功了，因為，她早就說過，「世上的任何愛情都無法替代這種愛」。雖然說得這麼肯定，但她一生都想反對它、拆穿它。這種新的結合是不可能的，卻很誘人，衷心地呼喚著她，讓她繼續追求，一直天真地反覆尋找。「那種愛情」，正如揚·安德烈亞所稱呼的那樣，有它的特殊性，無法完全滿足人的慾望。但對杜拉斯來說，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那是她的性格使然。她嘗試著這一不可能的結合，有時天真地問自己，同性戀者是否真的不能進入女人。她糾纏著揚，有時甚至一邊咄咄逼人地答應他，一邊嚇唬他說應該投入到「她平靜的性器官」中。但面對不可能戰勝的挑戰，她放棄了，卻沒有因此而言敗。所以她後來扭轉了局勢，改變了故事，把揚·安德烈亞變成了她小說中的一個人物，可能把他猶太化了，把他釘在了她巨大的人read.99csw.com物畫廊中。那些人物變成了神話，勞兒·瓦·斯坦、副領事（從某種程度上來，揚·安德烈亞是他的變形）、在薩瓦納灣的路上流浪的女乞丐、母親、小哥哥保羅，從此以後，他總是把揚比作小哥哥。在《揚·安德烈亞·斯坦納》中，她又抓住了貫穿全部故事的那根紅線，重寫故事，重新組織，把它加入完全屬於她的其他故事中，在遇到這個年輕人之前的故事。從此，揚·安德烈亞·斯坦納這個小說中的人物永遠進入了她的生活，因為他進入了她的作品。她以此方式讓這種不可能的、不確定的關係成了永恆，把它固定在傳奇中。由於這一變身，揚將精心準備在許多人看來是神話的東西了。但在寫作中，在她獨一無二的素材庫中，一切都在互相轉變。杜拉斯只專註于自身，因為她已經從愛情的束縛中，拿她自己的話來說是從「強制性的現實」中擺脫出來。慾望進入了作品，不會再粗暴地進入她的生活，糾纏她。

身體的衰弱很明顯，她這樣承認道：「我的人要散架了。」她只說了這麼一句，但馬上又改口說：「快來。我沒有嘴，沒有臉了。」

不過，有一點必須認識到，那就是杜拉斯一直沒有離開過我們這個現實社會，在文學界和思想界，永遠有關於她、關於她的影響的文章，不斷有關於她的生平的著作出版，尤其是她的作品，一直在全世界被人閱讀。在大學里，法國的大學和外國的大學，她一直是研究和論文寫作的對象，以至於在有的文學系，當有人準備以她為研究方向，撰寫論文時，經常會遭到教授的拒絕！這個名字開始得到社會的認可，就像加繆或聖埃克絮佩里一樣，有些傳媒中心、文化中心和外國的小學、中學以她的名字來命名……就這樣，瑪格麗特·杜拉斯漸漸地成了偶像，如果說她沒有進入法蘭西學院，該院寧可接受另一個瑪格麗特——瑪格麗特·尤瑟納爾，而杜拉斯偏偏又對她持有相當保留的意見，那是院士們覺得，尤瑟納爾太有教養，太經典，甚至都可以進先賢祠了。不能不考慮到國家的意識形態，文化需要分量重的東西：杜拉斯怎麼能得到那種崇高的榮耀呢？她如此經常地反對各種重複的社會形式，那是她的原話，指的是妨礙自由的各種形式的僵化組織。所以，人們寧願推薦喬治·桑也不會推薦她！

這時，弗雷德里克·勒貝萊（Frédérique Lebelley）在格拉塞出版社出了一本新傳記。杜拉斯圈子裡的人和大學教師都不認識的這個作者給自己的這本書加了一個副標題：「或羽毛之重」。勒貝萊自稱是「破壞聖像的人」，信誓旦旦地說「檢查過自己的著作」，卻把杜拉斯的生平當作是一部攝影小說或是一部電視紀錄片的腳本。杜拉斯憎恨的一切，她都告訴這個作者了，所以這本書的出版讓她非常生氣，但《新觀察家》和菲利普·索萊爾斯卻支持該書。傳記作者和那本周刊也很生氣。揚卻不擔心，他對她的第一個傳記作者說，這事很快就會過去的，就像一個玩笑！事實果然如此，那本書很快就被人遺忘了，在杜拉斯的著作註釋中很少被引用。不能只憑轟動性的新聞和轟動效應來作研究。這時，又暗中傳來又有人要寫新的傳記，這回是在伽利瑪出版社出，所以，人們可能會認為它比較嚴肅。寫這本書的是弗朗索瓦·密特朗以前的文化顧問勞爾·阿德萊（Laure Adler），但人們當時還不知道作品的主要內容和她的研究路徑。然而，揚並沒有改變自己的想法：保存和收集杜拉斯最後的話。那些斷斷續續、大喊大叫的話，讓人聽起來更像是薩滿或是「巫婆」說的話。人們想起了米什萊在故事中描寫她們在月光下唱歌的情景，杜拉斯太喜歡米什萊了。那些話被認真記錄下來，精心編排得像一本日記。1994年11月22日到1995年8月1日期間說的話。

這種臨死前的舞美設計，這種真正意義上的聖母瞻禮，由於揚·安德烈亞詳細標註了宗教日期而顯得更不尋常：簡短的語言之前往往有「聖星期四」「聖星期五」「聖星期六」「聖枝主日」，那麼多宗教禮拜上的日期和天主教日期讓杜拉斯的讀者們感到很吃驚，他們更習慣她的無神論。所以說，《這就是一切》就像是走向死亡，像是一條苦路，上帝就在那裡，因為7月4日，杜拉斯說：「我希望它（她的生命，她的話，等等）消失，或者讓上帝殺死我。」

這本書出版於1993年，同一年，伽利瑪出版社出版了被許多人認為是她的文學遺囑的作品《寫作》，書中收入了若干被人遺忘的文章，如「英國飛行員之死」。但在這本「混合」的書中，人們最看重的還是首篇「寫作」，寫的還是她很多年以前在她關於寫作藝術和創作的秘密的著作中闡述過的內容。好像她再也沒有什麼東西可以證明了，直奔由於《情人》而獲得的那種自由：「波峰」寫作，主題與題材變化無常，把它們連接起來的跳板藝術以及她重新找回的青春。作品中的那種清新和清澈甚至讓人吃驚，孤獨、酒精、諾夫勒堡、玫瑰與孩子、穿過她所在的凡爾賽之路的法國歷史、被她成功地改編成道德寓言和哲理寓言的軼事，比如寫一隻綠頭大蒼蠅之死，那隻蒼蠅在方格地磚上奄奄一息，她久久地觀察它的顫抖和痙攣。那個暗示我們大家都將死亡的寓言，是一個拉辛式的小小悲劇，語言不多，但很像是拉辛在《貝蕾尼絲》前言的道德教誨，很少內容與主題相關：生命、痛苦、死亡、沉默。杜拉斯知道，這本書將真的成為她最後的著作，所以寫得很用心，儘管她已經初現老年退化的跡象，但她硬充好漢，想去宣傳促銷，而這些事她以前是很少參与的。在她生命中的最後幾年，她同意去做，想重新找回公眾，找回讀者，找到人。她一直觀察著他們，並常常從中挖掘出故事和小新聞，同意在聖日耳曼德普雷廣場最著名的迪旺書店簽售。讀者排著長隊，耐心地等待她給他們在書上簽名。杜拉斯不慌不忙，跟他們聊著天，很高興能待在那裡。對她來說，這是夠異乎尋常的了。消息越傳越廣，最後不得不把她從讀者當中拉走，否則她非在那裡過夜不可……她的作品在繼續出版：伽利瑪出版社乘《寫作》出版之勢，終於獲准重新出版一直被她當作小書的《厚顏無恥的人》。她已經把這本書的版權授予普隆出版社，因為在1942年，伽利瑪和格諾沒有出版它，而普隆出版社的女審讀員多米尼克·阿爾班卻很喜歡這本書。不過，在同意重版前，她把書又讀了一遍，對書的質量感到很滿意。她覺得這本書總的來說相當不錯，她常常這樣自我滿足，認為這本書遠遠超過同一時期創作的小說！書後來收入「福里奧」叢書出版，封面是杜拉斯公爵的城堡，就在她父親以前在普拉提耶購買的屋子旁邊，他原來還以為能讓重新組合的家庭住在一起……

揚·安德烈亞達到了守衛杜拉斯作品的中心地位，讓·馬斯科羅早就對他有氣，深信他如果不是篡權者，至少也是一個懷有敵意的障礙。據說，揚·安德烈亞與杜拉斯共同生活期間就有可疑甚至有作弊行為，面對許多人所謂的「封閉杜拉斯」，他的朋友們也義憤填膺。凡此種種，都讓他們的關係在杜拉斯去世以後的很多年裡一直處於緊張狀態。

不過，薩維尼奧在影射哪個作家「想否認其作品的特點和重要性」呢？除了帕特里克·韓波幽默的模仿作品，沒有其他任何著作在這方面冒過險。平庸者爭食獵物的時候，總是急於撲倒他們以為已經快要死的人。有人說杜拉斯最後的隱情讓人不安。是真是假？這才是問題所在，因為沒有人在場證明其真實性。有的表述，有的語句可能是「純杜拉斯式」的，那種思想上的閃光和悲劇性的色彩是不可否認的：在失去理智的胡言亂語中，有些珠子和天然的金塊在閃光，就像是《寫作》的迴響。一切都表明，死亡接近了，杜拉斯在堅定地等待，但通達中透著一絲痛苦。斷斷續續的語言接二連三，滔滔不絕，就像是愛情的獨白，揚就是獨白的中心。所以，當然有人會想，那本書是經過加工的，以製造這兩個人的神話。只有一步之遙，許多人都跨了過去：

杜拉斯只知道，讀者好像被她的作品之網所網住了。具有魅力的詞語迷住了他們，他們現在還願意這樣。她將不知疲倦地寫揚·安德烈亞，揚是她生活中最後的愛情艷遇，更是她對愛情的最後拷問。她所開創的道路，那種奇特的懺悔，介於愛情小說、自傳、日記之間的東西，在她筆下成了一種新的樣式，完完全全，並且在繼續。她給這個故事大廈增添了一塊石頭。《揚·安德烈亞·斯坦納》也許是這一感情歷程的最後一站。她當然可以說自己是無人不曉，因為她的每本書都很暢銷，她與讀者建立了長期的來往。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杜拉斯，正如每個人都認為自己身上有一部分芭芭拉，那是女歌手和公眾之間最美的愛情故事。對杜拉斯來說也同樣。既遠又近，她越過千山萬水，可以說是「穿越世紀」，終於來到了大眾身邊。對他們來說，她既是一個朋友，又是一個神秘的薩滿。在20世紀，哪個作家能這樣說呢？誰能自詡有這樣的影響力呢？她知道這一點，併為此感到驕傲。更了不起的是，她利用了這一點，因為那種誘人的狡猾在她身上從來沒有消失過，就是這種狡猾讓她重新融入了她說她最討厭的東西：社會。她決定離開梅迪西獎評委會，是因為她覺得「人間喜劇」中的所有惡習都在那裡恢復了。她說，獎項，「就是一個重新開始的社會」。她一輩子都不斷地想離開它，毫不猶豫地踐踏它，寧願與聖人為鄰。為什麼不與上帝同在呢？她的姓氏中不是還有上帝的痕迹嗎（Donnadieu）？但確切地說，她身上的某些東西又讓她重新與這個世界聯繫在了一起，讓她利用它的規則和習俗。九_九_藏_書

但「神奇」這個詞已經說出來了，因為確實很神奇：那是一種「神奇的」寫作風格。菲利普·索萊爾斯在評論這一點時沒有說錯：她的作品有「薩滿教」的色彩。如果從這個角度去看杜拉斯，似乎一切都得到了解釋。信薩滿教的女人。否則又怎麼解釋抵抗主義組織那麼輝煌的時候她堅決拒絕參加呢？新小說派最流行最拉風的時候她又為什麼不加入呢？然而，她深深迷上了詩歌，迷上了與詩歌有關的一切，迷上了她所喜歡的詩人，當然，她也在語言上試圖接近他們。誰能說《情人》中的某些章節不是法國詩歌中的傑作呢？人們想起了海面上的那一幕：星空下，迴響著肖邦的華爾茲舞曲，一個年輕姑娘站在輪船的甲板上，一邊聽一邊流淚；或者想起在《聖經》所描寫的那種天底下，郵輪行駛在大海上。

1991年到1995年，她從來不曾讓人這麼多地談論過她。她想過足癮后再拋棄這種願望，把它拋棄給已悄悄地打通了死亡之路的疾病。她就此走向了自己的黑夜，走向沉默，但仍踮著腳跟，想追憶她永遠好奇的這個世界。多年來，寫作已漸漸成了她唯一的夥伴，現在仍讓她魂牽夢繞：對她來說，一切皆寫作，或是恢複寫作的理由。雖然疾病加重，出現了老年性的體力衰退，她仍設法寫了一本新書《揚·安德烈亞·斯坦納》，作為一個總結，為她和她現在已經接受了這麼多年的那個人的浪漫故事畫上一個句號。生活表面上看來是平息了，但激|情一直在她心中澎湃，某種狂野的東西撕裂著她，穿越著她。就是那種東西給了她這種具有傳奇色彩的力量，讓她的作品既強烈又溫柔，讓她具有偉大的遠見。在這方面，她現在毫不猶豫地想說，自己就像古代偉大的預言者那樣，具有先知先覺的本領，是上帝派來報信的。她身上有些轉瞬即逝的光芒，人們有時覺得她最大的本領在於造詞遣句，懂得使用漂亮的詞或者說正確的詞，誹謗她的人也往往這樣說她，但事實上，那是另一種東西，來自她的身外，超出她的能力之外，有時她自己都無法控制。那種靈光往往出現在她生活最平常的時候，事情最簡單的時候，甚至是在她最吝嗇、最惡毒的時候。她不是一個與眾不同的人，不是一個異乎尋常、離奇出格的人，而是一個非常普通、平凡的人，她的反應往往像個小市民，喜歡說教，偏狹。然而她會突然發出預言者那樣的偉大聲音，像一道靈光，像是渾身充滿了上帝的恩惠，於是說話威嚴起來。所以，神聖的反光永遠不會離開她，她把自己與神靈，不如說是上帝吧（不管那些評論家怎麼說），聯繫了起來。其實她早就否定了上帝，但在孤獨的夜裡，她又會去尋找他。

讓·馬斯科羅接受了人們向他提出的大部分建議，允許在全世界演出她母親的作品，所以，杜拉斯現在是文學界被演出最多的作家之一。她所有的劇本都被上演了，她寫的台詞也被搬上了舞台，有些作品本來並不是用來演出的，但由於它們有口語化的特點，所以也上了舞台：演員們都願意演她的作品。閱讀她的作品成了一種時尚，很多大演員都津津有味地讀她的作品，如法妮·阿爾當（Fanny Ardant）、瑪麗-克里斯蒂娜·巴洛（Marie-Christine Barrault）、瑪莎·梅麗爾（Macha Méril）、埃里克·熱諾維斯（Éric Génovèse）等。雷爾納出版社和.出版了集體合寫的著作，收集了大學里的研究論文、作家和朋友們的見證和大多都沒有發表過的圖片資料。

讓·馬斯科羅的出版社很快就接到了禁止出版的來函：「我們發現有本書混雜了瑪格麗特·杜拉斯所寫的一些文章，並對它們進行了修改，加上了一些莫名其妙的照片和不合適的談話片段，」揚·安德烈亞說，「並非全書都是杜拉斯所作，所以不能署她的名字……讓·馬斯科羅違反了我這個遺產執行人不允許盜版出書的決定，知道自己將面臨法律的懲處。」揚·安德烈亞的做法不乏諷刺意義，因為大家都知道，如果杜拉斯清醒，《這就是一切》她也不會同意署名，但不也出了么？這種做法不公正的地方不少，因為那本小書對讀者來說是一頓真正的大餐，能讓大家與作者進行親密接觸。沒有任何東西能破壞她的作品，對它產生危害。恰恰相反。結果，讓·馬斯科羅和他的朋友們所經歷的這場衝突，最後解決的時候好像跟書的內容本身毫無關係似的。揚·安德烈亞所使用的語言非常嚴厲，「偽作」，讓杜拉斯自己的（而且是鍾愛的）兒子成了偽造者，受到法庭的追究。有些話大大地刺傷了他。要求查禁的請求儘管被推遲裁決，但1999年5月得到了確認事實的推事的支持，9月15日又得到了上訴法院的肯定。那本書成了有幸購得的讀者所珍藏的「藏品」。直到多年以後，雙方才達成協議，讓這本書重新在市場上流通。這時，揚·安德烈亞又說，他當初就同意把那本小書做成一本「真正的書」……

多次住院、昏迷、插著她似乎還自豪地向別人展示的假喉，其結果是讓她露面的機會越來越少。那個「外面的世界」，那個「外界」，從此以後似乎消失了，在時間的齒輪上變小了。她進入了人生的最後階段：她自己知道，因為已多次與死神打交道，因為已經挑釁過死亡。可她真的準備好迎接它的到來了嗎？可疑得很，如果我們注意到她往往迴避親朋好友的死，比如羅貝爾·昂泰爾姆；她好像害怕看見死神接近她所愛的那個男人，也許是她最愛的男人，不過，她也說她沒有為他哭泣。

星期天到星期四期間，烏塔得知杜拉斯已指定揚·安德烈亞作為「文學執行人」，這在法律上並沒有多大意義，但這畢竟讓揚·安德烈亞坐上了裁判員的位置，處理杜拉斯去世以後作品的未來，況且揚還擁有作品的一部分版權。事實上，揚·安德烈亞也確實很認真地扮演了自己的角色：他想嚴格保護瑪格麗特·杜拉斯的作品版權，警覺來她身邊溜達的任何人，怕他們試圖利用她的哪句話，把她的哪篇文章搬上舞台，或揭露長期以來一直保密的某些事情：她在抵抗運動和被占時期所扮演的真正角色，她與金錢的關係，自《情人》以後她大量增加的財富。這種懷疑和警覺ｒｅad.９９ｃｓｗ.cｏｍ一直落到了她的兒子頭上，於是烏塔決定創辦一家新的出版社，伯努瓦-雅各布出版社，「伯努瓦」和「雅各布」是她母親和他所住的那兩條相交的馬路的名字。他明確宣布自己有合法的權利出版母親的作品，無視揚·安德烈亞的書刊審查職責，未經同意就在1999年出版了《瑪格麗特的廚房》。書出得很漂亮：裏面收入了杜拉斯的一些菜譜，她喜歡給她臨時邀請來的朋友做菜；還有一些已經發表過的這方面的文章，烏塔拍攝的廚房照片和諾夫勒堡的房屋的照片。那本書不到64頁。除了菜譜（蔬菜燒肉、洋蔥胡蘿蔔煨牛肉、法式無奶油濃湯、馬德拉火腿菠菜等）還有一些十分動人的註釋，反映了作者個人的愛好和內心記憶。杜拉斯描寫過烹調，甚至寫過做飯的地方，把它當作是維持生命所必需的地方，小孩長大的好地方：「我們不想讓他們在廚房裡吃飯，」她寫道，「而他們偏偏都想待在那裡，天一黑就去那裡，那裡暖暖的。他們和正在做飯的母親待在一起。」日常生活中的一系列小事與菜譜混在一起，童年的回憶，比如用留尼旺咖喱做的那道菜，讓她想起了她在永隆的鋼琴教師，那是個留尼旺人。這時，歷歷往事浮現在眼前：熱帶叢林，「也許是炎熱，在熱帶叢林的哨所中因努力不成而失望……」。

但細心閱讀《這就是一切》的讀者還會發現更讓他們驚訝的東西，因為，奇怪得很，這本書的義大利版（雙語版）中有幾頁是法國版所沒有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它們更「褻瀆神明」，著重反映了作家健康的惡化和身體的衰敗，表現出在法國許多人都很不喜歡的窺淫癖：「你們都是大笨蛋，」12月8日星期五，她寫道，「你們全都無可救藥。」而且，在.的法國版中，杜拉斯和揚·安德烈亞的關係被神化了。揚這個情人，嚴格意義上來說，一直被認為散發著神聖的光芒，以至於讓杜拉斯都感到害怕了：「揚，擺脫這種神聖的磁場，這讓人害怕。你有時讓人害怕。」她哀求道。「沿著大海走，沿著你走。」她還簡短地說著警句般的話。她嘮叨著的心裡話和最後說的話主要還是跟她自己有關，她講述自己將離開這個世界，心裏感到恐慌。那些文字記錄了這些簡短的話和句子，有些晦澀，但也反映了她內心的神話。那些話也許最讓人難忘，最有意義。上帝出來干預了，出現了另一個王國，自我解體了，所以才會說出這句驚人的話：「來些柱子，以便登天」，這是《舊約》中光明之梯的另一種說法，「我要前往另一層了」，「你有沒有問過上帝為什麼要殺死我」？「有一會兒，我聞到了泥土的味道」：來自她心底的這種內心懺悔讓讀者了解到了人的臨終狀態，讓大家接近了死亡的秘密，感受到走向死亡的痛苦和最後的道路之艱難。杜拉斯讓自己成了一個「行走者」，往前行走的人。從一個女乞丐成為最後的女行者，這仍然是一個不斷行走的作家的形象，一路走一路記錄，虛空這一形象貫穿著全書：「我的眼前是一片虛空……除了虛空什麼都沒有，」她說，「虛空。最後一地的這種虛空。我們不是兩人。我們每人都孤孤單單。」

慢慢地，她還是淡出了她如此喜歡「讀」和訪的世界，她一直想揭開這個世界的秘密，有時似乎有魔法，能通靈。她最常用的詞彙當中不是有「看見」二字嗎：「我看見了」她經常這樣說，好像前進在厚厚的夜色中，試圖發現它被遮掩的光芒。1992年，她同意接受皮埃爾·杜瑪耶（Pierre Dumayet）的採訪，這可能是她作家生涯中所接受的最後採訪之一。特魯維爾的黑岩旅館，在她兼作客廳的房間里，掛著海濱浴場的照片，放著幾張藤椅，坐墊已經舊了，木桌簡簡單單。記者把他以前跟她做過的兩次訪談節目回放給她看，一次是1964年拍的，關於《勞兒之劫》；另一次是1966年拍的，談的是《副領事》。杜拉斯很激動，拍完以後她就一直沒看過。她的沉默和壓抑在畫面上可以感覺出來，臉部的特寫鏡頭顯示她的模樣「被毀」了，正如她在《情人》中所描寫的那樣。那場新的訪談終於把作品從作家那裡解放了出來。口頭語從來沒有這麼像書面語過，「寫出來的東西」從來沒有如此「口語」過。常常出現沉默，強忍住激|情和深深的痛苦。

瑪格麗特·杜拉斯總是有那麼多故事，以至於人們既對她的作品感興趣，也對她的生活感興趣，而且總是把二者聯繫起來，卻永遠也找不到鑰匙和秘徑。所以，曾在紐約與瑪格麗特·杜拉斯有過短暫接觸的讓·瓦里耶才重寫傳記，那部傳記將會很棒，詳盡而具體。作者用多年的研究結果寫成兩卷差不多各900頁的書，仔細分析杜拉斯的生平，小心翼翼得近乎病態。他的解剖刀很鋒利，沒有漏掉重要的部分，可杜拉斯身上的所有魅力，那種慾望之美，那種朦朧之愛，那種變幻莫測的聲色之樂，還有那種優雅，這些東西統統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冷冷的事實盤點，就像是執達吏甚至是警察的筆錄，讓讀者心寒。杜拉斯所孕育的那種迷人的東西哪裡去了？怎樣才能找回她作品中的那一大片波光粼粼的東西呢？那些東西曾把她帶到無限廣闊的地方。在瓦里耶的這本書中，一切都消失在極準確、極詳盡的細節中，它與作品完全是脫節的。那怎麼辦啊？被剝奪了閱讀快樂的讀者很想這樣回答！

在那個時期，她喜歡說，這種重新煥發活力、重新使用的作品，是從甜歌「藍月亮」那兒來的，羅傑斯的那首名曲，旋律一再重複，甚至可以說很甜，像蜜一樣流出來，迴響在人們耳邊。她現在就是用這種想象中的繡花布來編織她的作品。在巴黎，（壞）話接二連三。有人說，杜拉斯「抄襲杜拉斯」，就像1975年人們說達利「抄襲達利」一樣，他不過是自身的漫畫像而已。還有人惡毒地說，如果可能的話，她會用自己的作品來做果醬……他們沒法再說了，因為她去世后，許多劇團把她的菜譜搬上了舞台。她當了出版人（可以說只為家人和朋友出書）的兒子烏塔也出版了《瑪格麗特的廚房》（La Cuisine de Marguerite），一本精美的小書，長期以來被無情地看守著杜拉斯作品的揚·安德烈亞所禁止……

貧窮但內心富有，傲慢和被棄，反抗與服從，孤獨卻在人群中自命不凡，渴望行善卻又喜好作惡，就是在這種不斷的衝突中，一部如此偉大的著作誕生了，被閱讀，被傳播，別人能得到，作者自己也能得到。

最後那幾年，並非老是在重複，重複到爛的地步，如同蔑視她的人所指責的那樣。首先那是些幽默分子和諷刺家，比如帕特里克·韓波，他曾說她的作品是滑稽的模仿，模仿得厲害，都是一些寫爛的東西，甚至更糟，缺乏想象力，好像她的才能突然（終於！）枯竭了，可事實上恰恰相反。她的生活就像一塊寬大的地毯，上面的圖案煥然一新，好像不會磨損的寶石，她的生活成了《一千零一夜》那樣的「故事」，以另一種方式講述和重建，重新誕生，重新組織，做了修改和更新。《來自中國北方的情人》就是典型的指路明燈，但她以前讓讀者嘗試過那種運動和過渡：從《副領事》到《勞兒之劫》，從《勞兒之劫》到《印度之歌》……

1996年3月3日，由於肺病發作和全身衰竭，她終於去世了。現在，愛情故事的最後一段開始了。杜拉斯是上午8點一刻離開人間的。幾小時后，帕特里克·達沃爾（Patrick Poivre d'Arvor）——杜拉斯對他真的很欣賞——在13點的電視新聞中宣布了她去世的消息。她去世以後到正式宣布死訊的這段時間里究竟發生了什麼？前一天晚上看望過母親的烏塔沒有人告訴他醫生來了，杜拉斯已在彌留之際。他回家了。快到中午的時候，揚才通知到他，他馬上趕到了聖伯努瓦街，但殯儀已經到場，他無法如願在母親遺體前默禱了。揚已準備好一切，遺體將於下午運往太平間。他預料到杜拉斯的去世必然會引起輿論轟動，擔心大家來家裡看望。他沒有理睬烏塔的發火和憤怒，而且還組織了追悼儀式。首先舉辦一場宗教追思祭禮，在這一點上他完全贊同殯儀的意見。祭禮將在聖日耳曼德普雷教堂舉行，這當然讓杜拉斯的親友感到不安，他們擔心又扯到宗教上去。經過商量，放棄了做彌撒的計劃，改為似乎更為普遍和人性的「葬禮」。現場將播放巴赫的音樂和卡洛斯·達勒西奧的旋律。時reaｄ.9９ｃｓｗ.ｃｏｍ間定在3月7日中午之前。

那麼，我們是否可以說她值得崇拜，是文壇的偶像呢？事實上似乎並非如此。圍繞在瑪格麗特·杜拉斯周圍的熱情並不屬於這種性質。她的陰影區，現在大家都已經看得很清楚；她不妥協的性格，她粗暴、不寬容別人的本性，她的不忠和刻薄都被親朋好友指了出來，包括揚·安德烈亞，他常常說她太壞；或者是多米尼克·諾蓋，他在他那本取名為《永遠是杜拉斯》的小書中，沒有迴避她的眾多缺點。杜拉斯的影響和光芒來自別處，其中最重要的是她在讀者、作品和她自己之間建立起來的那種親密關係。這是一個自我完成的故事：認識貫穿在她的書中，尤其是貫穿那種不限於每年出版一本書的文學歷險中的人性。每個讀者都在時間中前進了，或現在與她一道前進。她的語言給了他們那根秘密的線，他們把它展開后，往往都待在其中。她所講述的故事，她的故事，永遠是獨一無二的但同時又被讀者們所熟悉。最後，她講起了他們。就是這種秘密給作家與讀者之間的這種真正關係奠定了基礎。這是共同的歸屬，不管他寫的東西多豐富多奇特。所以，那些大作家，如蒙田、帕斯卡爾、盧梭、普魯斯特——之所以專門列舉他們，是因為他們是瑪格麗特·杜拉斯的個人參照——他們的真正命運似乎告訴了我們這一點。他們陪伴著他們的讀者，帶他們在世上行走。跟著他們，讀者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踏實。這條道路的故事，共同的道路，有複雜的岔道和近道，正是前進中的人類的故事。就像杜拉斯，常常盲目和迷路，常常清醒、反抗、服從、自由、受束縛。我們可以用作品的「現代性」來說明它為什麼能走遍世界，但原因遠遠不止這一點。是因為作品的題材多種多樣，還有，它們波光粼粼的東西與矛盾，它們穿透謊言的真誠，它們在人類難以承受的黑夜中的鬥爭，光與星瘋狂的企圖，就是深藏在每個人心底的這種精神世界，甚至最無動於衷的人也不例外，它構成了杜拉斯的獨特性和真實性。

她曾積極地參加社會政治活動，社會曾在她的生活中佔有那麼重要的位置，但現在，她幾乎已不再對它感興趣。她已經過了那個時期，眼下，她專註于寫作，重新創造自己的作品，重寫，甚至給自己的語言以新的生命。不過，一切都來自給她全部作品提供原材料的熔爐。跳躍，曾是她過去的風格，她喜歡省略和矛盾形容法，也就是逆喻，喜歡啰唆、咒語，這些，都進一步得到了發展：從此，她放任自己的語言，心裏怎麼想就怎麼寫，語言的這種流暢總是給她靈感。她在貝爾納·皮沃著名的「文化訪談」節目里無意之中說的話，在此得到了肯定和重申，可以說，表達得很自由，但也把握得很好，顯得很自然。拿她的話來說，是「在浪尖上」寫作，抓住（或重新抓住）從記憶深處，從深深的海底浮現出來的詞彙、回憶、感覺，這正是普魯斯特所探索的東西。語言顯得有些誇張，甚至不嚴密，但對她來說，恰恰相反，那就是她想講述的故事本身：創作風格令人意想不到的發展，「那些莫名其妙的話，我覺得很神奇。」她有點開玩笑地說，津津有味地欣賞著這些字眼……

她78歲了，覺得自己的體力衰退了，她還有力氣寫新書嗎？她懷疑。她讓揚安排她的生活，管理她的時間、檔案及合約事務。她不斷地談論寫作，好像那是她生命的唯一動力，但她只是說。她常常想起死亡，而且她也知道，寫得少了，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失去了填滿白紙的樂趣，一天到晚只是說，這也許是死神臨近的預兆。可死神是否曾離開過她？她知道它一直和她在一起，給她帶來痛苦和憂慮，那種神秘的迴光返照只能她能感覺得到。慢慢地，與死神來往多了，也就習以為常了。

她呼喚這種無法抵擋的誘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接近布萊士·帕斯卡爾。帕斯卡爾的著作她讀得很多，從中發現了他對上帝無時不在的嚮往。她談起自己已故的家人，談起了他們死，後悔沒有更多地到家人的墳墓上祭奠；她又談起了普拉提耶，談起在西南部她毫無理由想重新買回來的屋子，因為屋子已成廢墟；她喜歡參觀墓地，諾曼底小樹林中的墓地，她和揚常去那裡走；她也接受採訪，如果說她再也沒有力氣拍電影了，她卻喜歡進入朋友們的電影中，比如說伯努瓦·雅科。當時，她兒子烏塔與朋友讓-馬克·杜里納合作拍攝一部關於聖伯努瓦街名人群體的長片，幾個月過去，方案越來越厚，新的資料不斷增加。她高興地對影片進行技術審查，講述極殘暴的戰爭年代，在那個時期，她是那個充滿「不屈精神」的特殊抵抗組織的靈魂。她現在還能從中認出自己，總是喜歡反叛，說話一針見血。但她知道，在黎明前的那幾年，她用來形容愛情憂傷的「狼牙閘門」（「就像一個狼牙閘門落在一個女人面前，把她帶到了他方。」她說），這次真的落下來了。她並不尋求返老還童，相反，她承認這種衰老，並試圖給它以另一種光芒，智慧之光，她在此生最看重的就是智慧了。她的目光一直警覺而敏銳，隨時在判斷，入木三分，往往很果斷。死神的逼近（我們就不說是死神帶來的雜亂了），迫使她採取另一種生活藝術，另一種行為方式。她不是因此而平靜了嗎？因為她的整個一生不外乎是由顛簸、決斷、破裂、陷入深淵和掙扎組成的，幸福的時光很快就被生存本身的不幸和上帝的沉默所奪走。所以，她沒有神助，需要獨自應對，走向秘密，在沒有任何人幫助的情況下設法揭開它們。前進的道路非常艱難，她現在已經預感到後果了。她累了，但沒有失敗。還沒有。

烏塔最後一次給父母拍了照，他讓他們都去了諾夫勒堡。某種關係的最後證明，他想以這種方式讓這種關係永恆，好像他本人也需要看到他們在一起，或者說他們的分離曾讓他感到痛苦。兒子最後的孝心。揚·安德烈亞卻在一路追隨著她緩慢的消失。所以，「那場愛情」確實是一場具有傳奇色彩的愛情。他在組織這場謝幕儀式，讓這個他無可爭辯地參与其中的故事變得更加高雅，可是，「外界」，許多人對此感到不安，說長道短。

弗雷德里克·勒貝萊所寫的傳記，當初儘管有媒體的強烈支持，最後還是成了災難。現在，輪到勞爾·阿德萊了，這是當時在新聞界和文化界很顯眼的一個人物，她也投入到杜拉斯眾多的作品和同樣豐富的人生中了。她想寫這本書，杜拉斯生前就已經知道，杜拉斯周圍的人不無惶恐地等待著這本傳記的出版。勞爾·阿德萊靠寫傳記和散文出名，尤其是她的電視節目更讓她「名聲大震」。她是一個深受歡迎的主持人，常常發起論爭，身上有些知識光環，這也跟她丈夫阿蘭·維因斯坦不無關係，後者是法蘭西文化電台德高望重的記者，也是一個詩人。作為弗朗索瓦·密特朗總統的文化顧問，勞爾·阿德萊擁有必要的權威介入公共問題和意識形態問題的討論。許多人已經批評她對杜拉斯的作品缺乏了解，大家都在冷靜而審慎地等待她的那部傳記出版。事實上，1998年9月那本書出版后不止讓一個人驚訝。在最初讀到該書的人中，包括讓·馬斯科羅，他覺得某些段落對他母親有些冒犯，尤其是事實調查部分。勞爾·阿德萊似乎把這本書的賣點建立在這上面，那也是她研究的中心：關於抵抗運動時期的歷史。根據作者和權利人的意願，保存在國家檔案館中的某些資料應該幾年後才能發表，現在卻被公開和使用了。這些東西的泄露讓杜拉斯的家人感到難堪，卻刺|激了伽利瑪出版社的新聞處，他們從中發現了一個盼都盼不來的促銷突破口。杜拉斯與被佔領者以及二戰期間法奸組織的保安隊之間的曖昧關係被擺上了檯面，但這些並不足以讓人相信杜拉斯兩面派到如此程度。這本傳記中還加了一些檔案照片，其中有些是從法國第一本關於杜拉斯的傳記中複製的，包括圖片說明。貝爾納·皮沃在他主持的「文化訪談」節目提出了照片來源與借用問題，但勞爾·阿德萊卻以歷史研究為借口，為自己辯護，想抹去引起爭執的東西。媒體經常說這本書粗暴地揭露了隱私，還指出了書中的差錯。伽利瑪出版社已經預料到這點，在該書的第二版就做了某些修改。揚·安德烈亞儘管在書中被勞爾·阿德萊大加讚揚，卻毫不隱瞞自己的反對意見。

前進道路的既黑暗又光明，跟杜拉斯如此熱愛的《隨想錄》或《懺悔錄》的作者同樣，因為他們也在離開了這個世界之後，至今仍在談論一些更晦澀、更秘密的東西，好像那就是人類共同尋找的東西，它儘管深藏不露，卻斷斷續續地閃著光，照亮了人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