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家吃完晚飯，又趕回天安門廣場。趁著夜色，人們膽子越來越大。晚九點左右，我轉悠到紀念碑東南角，在層層緊箍的人群中，突然聽到有人高聲朗讀一篇檄文：「……江青扭轉批林批孔運動的大方向，企圖把鬥爭的矛頭對準敬愛的周總理……」他讀一句停頓一下，再由周圍幾個人同聲重複，從裡到外漣漪般擴散出來。公開點名「江青」，比含沙射影九_九_藏_書的詩詞走得更遠了，讓我激動得發抖，不能自己。在蒼茫暮色中，我堅信，一個翻天覆地的變化快要到來了。

第二天一早，史康成騎車來找曹一凡和我，神色凝重，眉頭緊鎖，卻平靜地說，他是來道別的，把女朋友託付給我們。他決定獨自去天安門廣場靜坐，以示抗議。那等於去找死。可在那關頭，誰也無權勸阻他。他走後，九_九_藏_書我深感內疚：為什麼不與他共赴國難？我承認自己內心的怯懦，為此羞慚，但也找到自我辯護的理由：「天生我材必有用」————我必須寫下更多的詩，並儘早完成《波動》的修改。

4月5日星期一，我上班時心神不寧，下班回家見到曹一凡，才知道事態的發展：當天下午，憤怒的人群不僅衝擊人大會堂，還推翻汽車、火燒廣場工人指揮九*九*藏*書部小樓。當晚，鎮壓的消息，通過各種非官方渠道傳播，據說用棍棒打死無數人，廣場血流成河。

我每天下了班，乘地鐵從始發站蘋果園出發，直奔天安門廣場。穿行在茫茫人海中，不知何故，渾身直起雞皮疙瘩。看到那些張貼的詩詞，我一度產生衝動，想把自己的詩也貼出來，卻感到格格不入。

4月4日清明節正好是星期天，悼念活動達到高潮。那九-九-藏-書天上午，我從家乘14路公共汽車到六部口，隨著人流沿長安街一路往東，抵達廣場。混跡在人群中，有一種隱身與匿名的快|感，與他人分享溫暖的快|感，以集體之名逃避個人選擇的快|感。我想起列寧的話：「革命是被壓迫者和被剝削者的盛大節日。」在花圈白花的偽裝下，廣場有一種神秘的節日氣氛。我東轉轉西看看。有人站在高處演講，大家鼓掌歡呼，然後共謀一般九_九_藏_書，掩護他們消失在人海中。

由於戒嚴，史康成根本無法進入廣場，從死亡線上回來了，回到人間，回到女朋友和我們身邊。兩個月後，我改好《波動》第二稿。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去世。死訊投下巨大的陰影，小道消息滿天飛，從報上排名順序和字裡行間，人們解讀背後的含義。自3月底起，大小花圈隨人流湧入廣場，置放在紀念碑四周，堆積如山。松牆扎滿白色紙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