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哈佛商學院里住過兩個月，日常和他們做工業研究的學者們交談。他們自從上一次大戰到現在繼續不斷地在研究現代工業里的效率問題。據他們研究的結果，認為一個工人在現代的工業制度中工作，他們的效率很不容易提高，因為一旦參加同一生產體系中的人若缺乏了一種自覺的合作意識，他一旦不能在他個別的動作里發覺生活的意義時，他會很容易地感覺到疲乏。疲乏本身是一種生理狀態。可是在人，這種生理狀態的發生卻受他的社會意識所支配。一個人起勁的時候，不容易疲乏。怎樣能使人起勁呢？那就得要看一個人對於工作的態度了。若是一個人老是覺得所做的事和自己沒有什麼干係，心裏存著為人忙作嫁衣裳的反感，他是鼓不起勁道來的。工作的效率要像做母親的為孩子工作時那樣高，必須使工作者對於工作的意義有充分的了解，而且有感情上的休戚相關。哈佛工業研究所指出了現代工業里缺乏效率的原因是在勞工的動作和他的人格的綜合脫了節。換一句話說，那些想在把個人動作機械化以求提高生產效率的人，終於會發現人性無法完全加以單純化，硬要這樣做時，生產效率也會達到一個限度，無法再加以提高了。

一個人決不能為生產而生產，為看戲而看戲的。換一句話說，一個人不能把他的各種活動分割成許多不相關的部分，在部分中求滿足。生活是整個的，動作是關聯的。這就是我所說的一個人生活中各項活動的配合體系。在機械時代，至少在它的早期，在我們的生活中發生了兩個配合體系：一個是由機械生產所組合各個人動作的配合體系，一個是個人各項活動的配合體系。在家庭經濟時代，這兩種體系是相成的，因為生產體系也是以個人作中心的；每個人在從事於生產時，他不但了解各項動作為什麼要聯結起來，而且明白這一套生產活動對於其他生活有什麼關係。在這種情形中，個人和社會並不是對立的，而是相成的。機械生產既把生產體系的配合中心交給了機械，人的動作簡單化了之後，每一個人在機器上動作著，可是並不容易（並不是不可能）了解這動作和其他人的動作的關聯（這裏的關聯不是指物理上的關聯，而是意義上的關聯），更重要的，他們在生產中所處被動的地位使他們不容易找到生產活動和其他生活部分的相關性，看不出一個生產活動的道理來。

我沒有統計來證明有多少美國的移民是像這位朋友一般的。可是我相信他決不是例外。「美國在別的地方也許沒有什麼成績，可是飢餓兩字在這裏已是偶然的了，即使還沒有完全消滅。」

可是，我儘管承認工業曾消滅了飢餓，曾提高了人民的生活程度，我也儘管可以不做和大王們競爭的噩夢（什麼是噩夢，競爭的結果如果必然是破產），我還是不能立刻推崇在美國（以及西歐各國）所發生「機械時代」的生活方式。我若有一個選擇的機會：上紐約工廠去做工，還是在昆明教書，即使前者報酬大，生活有保障，我ｈttｐｓ://ｒｅaｄ.9９ｃsｗ.ｃom還是不幹的。為什麼？我的理由得從頭說起。

在紐約港口，自由女神的腳下刻著這樣一首詩：

有人或許會說，怎麼看不出道理來呢？做工的拿工資，有了錢可以養家糊口。我覺得一個勞工參加生產過程的意義似乎應當多於勞力的出售。他是在參預一個為社會創造生活的過程。若把勞工的動作看成一種商品，那是否認勞力的社會意義。勞工對於所生產的效果對於社會有什麼貢獻，在勞力商品化的情形下，是不必，也無由置喙和過問。所以我們並不能說勞動者的「人」參預了生產過程，而只是他的勞力加入了生產活動而已。這成了一個破壞個人活動配合體系的力量，因為它把個人的生活在意義上分割了。

從單純的經濟觀點上看，若是人真的能變成一個機器，在動作和效率上能受到嚴格的控制，參加機械配合體系時自然方便得多。我們只要看19世紀以來的經濟學理論，它就反映出這「經濟人」的要求。「經濟人」不但是一個理論上的假定，而且是配合機械生產時的一個待實現的標準。經濟學因之也在相當程度中，或是在一部分經濟學家的理想中，成了不是研究「人」的科學了，它的對象是一個超出於人的配合體系。在我看來這是必然會發生的，因為在技術上，生產活動配合的中心已轉移到了機械，整個經濟的配合似乎也就超過了人，人不過是配件；理想的配件應該是機械化的，機械化的人就是單純的「經濟人」，剔除利害之外一切人性的東西。

我在前面說民主和科學兩個輪子發生了齟齬，我的意思並不是這兩者在本質上有矛盾，而是這兩個輪子的速率上有遲速。科學跑得快，民主沒有趕上。上一章，我是從民主所包括自由和平等兩個概念的關係上分析，曾說因為大企業獨佔的發生，自由競爭的結果限制了自由和阻礙了平等。現在我想在另一角度中去討論同一現象。這裏我將從勞工的立場來說明這幸福單車怎樣在個人生活上引起脫節。

「北美和機會同義」，原不過是一種想法，一種信念，一種引誘。在這具有強烈希望的信念中，年復一年，大批的人，從世界各地移入這新大陸。可是儘管現在在小學里讀書的孩子們依舊覺得將來會做到總統、做到大王，事實上，北美這新天地所給予每一個人的機會並不是完全相同的。當然，我們得承認，除了從非洲綁來、騙來、拐來的黑奴之外，到北美來的大多數移民，他們不但在生活上享受著相當人權的基本保障，而且在早期，大家享有著相同的艱苦的遭遇。假若在18世紀初葉，工業並沒有在北美髮展起來，過海來的移民只能在荒原的開墾中去尋求機會，美國人民很可能實現更平等更自由的生活。傑斐遜所想象、所企圖創造的自由之邦，確是一個獨立小農九*九*藏*書、個別經營的集團。他到過倫敦和巴黎。當時這些名城還是和地獄相離不遠。人在機器的威力下被磨難，被奴役（即使在這次大戰之前，東倫敦的貧民窟還是使人會錯認是上海楊樹浦）。他曾說：「當我們有田地可以勞作時，讓我們不要希望看見我們的人民坐在廠房的板凳上，或去轉動紡線竿。」他當了總統，不顧他原來反對中央權力的成見，堅持著購買路易斯安那州，因為他相信，有了這塊新的土地，特別適宜於農業的土地，幾千代的美國人可以不必走上工業的路上來束縛自己了。可是傑斐遜的樂觀並沒有實現，路易斯安那土地儘管肥沃，仍敵不住科學在技術中所允許人的財富，機器發明，都市興起，這個個人自由主義的美國被推到了西方；被隱蓋在厚厚的一層工廠煙囪里所放送出來的煤灰里。這煤灰也許有時會使人感覺到一些窒息，可是比起了封建的黑暗，以及歐洲工業初期平民的飢餓，卻已是一種引人的曙光了。沒有這新興的都市，北美也絕不能吸收這樣多的移民。從1820年到南北戰爭（工業在北美確立的時期），一共有500萬的移民從愛爾蘭、英國和德國到達北美。從1870年到1920年（工業勃興時期）外來移民有2000萬。在這2000萬新移民中，主要的來源是南歐和西歐，義大利、奧地利、匈牙利、俄國和波蘭。

我知道要用文字來表達這種人性的深處是相當困難的，可是我相信讀者們至少都有一個母親的。我們或者都可以看見或記得一個母親在為孩子做事時的那股勁道。夜裡會起來幾趟，自己喜歡吃的東西會留起來，操作到不知道勞苦（現代女性也許會覺得這是一種愚蠢），可是維持著這許多動作和事務背後顯然有一股力量，這力量出自孩子。孩子給了母親生活的一個綜合的意義。

我怕讀者在上一章里得到一個錯誤的印象，以為工業代表了奴役，農業代表了自由（多少和傑斐遜一般的見解）。工業的獨佔是限制了經濟自由主義所規定的自由競爭，可是它並沒有剝奪人民的職業和生活，也並沒有直接剝奪了《獨立宣言》中所舉出的人權。在我們中國，尤其是在戰時，聽見了統制就會聯想到政府包辦，或是檢查充公某一類的事情，這不是美國的「獨佔」。美國的獨佔是經濟生活最高權力的形成，這權力並不在法外作惡，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感受不到這權力的威風。只要你不想開火柴廠，你絕不會和金剛鑽火柴公司衝突；你不去開油礦也領教不到洛克菲勒手段的毒辣。這是企業家們勾心鬥角的戰場，和小民並不直接相干的。一個人若只想找一個職業，求一個太太平平、安安逸逸的生活，他所關心的是職業的安定。工業愈發達，甚至可以說，愈獨佔，他的生活就愈安定。在這一層里，職員和勞工可以享受到富裕的生活，以及擇業的自由。我想谷春帆先生的觀察是正確的，他說：「普通人ｈｔｔｐs://read•９9ｃsw•cｏｍ本來只有少數資本，本來只希望得一相當職業，在其意識中（我覺得『事實上』代『意識中』三字較妥），本來沒有侵奪石油大王鋼鐵大王地盤的夢想（『夢想』不如說『可能』），因此獨佔大王與他們似在兩個世界中，對於他們的自由，可謂沒有社會關係（也許可以在『社會關係』上面加『直接』兩字），也就不發生作用。」我固然不同意谷先生後來所說經濟統制和個人自由不能相容的意見，可是我卻認為自由有層次這一點是可以說的。在獨佔企業之下，每一個人的生活並不是全部被「統制」，一切活動都被「大王」們所干涉。因之，一個從封建、從貧困中逃出來的人，到了美國，即使進入都市的工廠里去做工，並不完全像傑斐遜所想象的那樣變成了機器的奴隸。職業的保障和飢餓的消逝是足夠滿足那些疲乏、貧困、曾在厄運里顛沛流離的人們，使他們感覺到一進「金門」，在女神的火把下聞著了自由的氣息。

科學的發明推進了技術：第一是新動力的利用，第二是把每個勞工的動作化繁為簡，第三是加強了各勞工間動作的組合。以往，不論在農業或工業里，體力是生產活動的主要動力。身體是生產的唯一的基本機器。手腳之間，手指之間，耳目手之間，成為一個有機的配合。兩隻手，創造了人類的文化。在兩百年前，我們整部人類的歷史是靠生物進化里人體構造上的特質而發展的。但用體力，用手腳來工作，不但所能供給的動力在量上有限，而且當生產活動依賴有機配合時，個人終究是活動的單位。當然，人類很早就有分工合作，可是我們仔細想一想，單以工作本身來說，少數人配合在一起已經不很便利。最好的例子是一句俗話：「一個和尚挑水吃，兩個和尚抬水吃，三個和尚水都沒得吃。」要把許多人的體力集合起來做一件事，到一定程度是不可能的。科學在體力之外給了我們許多利用其他動力的技術。液體化氣的膨脹力、電力等利用的結果，動力在量上已經可以無限地增大。

「人可以變成機器的一部分」——這是一個大發現。人這個東西是相當麻煩的，他身體的每一部分都關聯著。頭痛時手也會抖；加上了脾氣，興緻，在動作的組合中，常常不易加以紀律的控制。現在把每個人的動作靠了機器的複雜性加以簡單化了。一個在車床上切鐵的工人，只要在一定的時間在某一個把手上按一按，他就了事了。一天只要做同一的單純的動作，只要肌肉不發生毛病，這動作總是可以繼續的。從生產活動的本身說，很多個人的簡單活動配合了起來，成就自然比每個人多種複雜活動各自配合容易而且效率高了。我說這是一個偉大的發現。因為現代文化之有今日就靠了這一個發現，這是科學給予人類的恩典。

機械學的發展，使我們在生產過程中，不必全靠有機體的配合了。一個滑車，一個活塞，都可以在一定有規律的動作下加以配合。hｔtpｓ://ｒeａd•９９ｃｓw.cｏｍ這樣，我們才可以把一個複雜的動作化成許多小動作，每一個小動作本身看來是單純而簡明。然後再在一定的機械原理中把許多小動作集合起來成為一整套的動作，來完成一項生產活動。這種技術的發明，大大地增加了人類的生產力。可是從生產活動本身說，有機配合，靠人的神經系統的配合，一變而為機械配合，靠力學原理的配合了。這樣把人在生產過程中的地位完全改變了。以往人總是主，人可以被奴於人，可是在對物而言，總是主動者。現在，技術變質后，主要的配合離開了人，人成了整個配合中的一部分，甚至是從屬部分了。機器自然是人造的，人去運用的，那不錯；可是在生產活動過程本身，參加活動的勞工卻是在簡單的從屬動作中去服侍機器。各個人的動作因為機器的總配合中也得到了配合。配合的中樞不是人而是機器。

這裏我要提出的問題並不是人做了機器的配件有損人的尊嚴，或是說個人參加了外在的配合系統使我們喪失了自由；更從而說民主的基本精神是在獲取個人的尊嚴和自由，所以機械時代是不合於民主的。那是曲解之論。我想指出的是每一個人的動作還有一種配合，那是個人各種動作的相關性。我總覺得人有一個所以為人的特點，那就是在我們每一動作背後都有一個意義的存在。人不是單單動作，而是做事。做事固然離不了動作，可是做事是有目的的，每一個動作只對這目的發生價值。要吃飯才燒飯、才舉筷。沒有事做，時間會成為累贅，我們會覺得無聊，坐眠不安，睡都睡不著。人可以做很多事，每一件事之間又不能是孤獨的，想不想做一件事，有沒有勁，要看這件事和別件事有沒有關係，事事之間還要有一個綜合的意義。一個人人格的健全與否就在他能不能在生活中得到一個綜合的意義。我並不敢說每個人都有這一個綜合的意義維持著他所做各件事的關係，使他對於每件事有興趣，做起來有勁。尤其是在這時代，我不敢這樣說。可是我想說的是若是一個人沒有了這個綜合的意義托得住他所做的各種事，他會對人生失去認真和愛好。羅素在《快樂的征服》中用Zest這個字來指由綜合意義中所表現心理上的情態。

這些新來的移民大都是受不了歐洲社會的窮苦和束縛，到這世界來追求機會的。有一次我被一個朋友帶到了一位作者組合的編輯家裡。他是紐約新聞界中相當有地位的人物。我們談到了他早年的生活。他告訴我們說：他是生長在中歐的一個小國。幼年，他還明明白白記得清楚，全家靠他兩個長成的哥哥出外做工來維持生活。一清早他的哥哥離開家，從鄉下很遠地走到城市裡，找工作。若是找到了工作，晚上，天暗了，帶幾塊麵包回家。這是一家的食糧。逢到天雨，嚴冬，愈是會使人感覺到飢餓的日子，他的哥哥們找不到工作做的機會也愈多。他頓了一頓：「我對於幼年的記憶大概只有餓和冷。」後來他們搬到了北美。這新大陸沒有使他們失望。他說：「我們對於故鄉沒有九九藏書留戀，沒有懷念，餓和冷不會使你有親密的情緒的罷？在美國，我才有今天。若是我的哥哥們不下決心過海洋，我也許已不在人間了。」

運動一樣可以使我們覺得累，可是這些動作卻並不發生動作之後的疲乏。這區別並不在動作本身的性質，而是在我們人對於這些動作所加上去的意義。現代工業在目前這種形態中是一套使參加者很容易發生疲乏的工作，不是一套使人發生愉快的生活。這是我個人不願選擇到紐約工廠里去做工的理由。

我在這裏記起了Turner先生所說的話：民主是積極的，目的是在完成個人在社會裡的參預。所謂個人在社會裡的參預，就是充分地承認每個人間的相依性和互相的責任；把個人動作的配合體系貫通於集體活動的配合體系之中。這樣講來，科學所發展出來人和人的相互性也就是擴大民主內容的力量。可是當我們把生產活動分割在其他生活部分之外，單就這一部分的活動去組合一個已近於全球性的分工合作體系，同時又在別的部分上鼓勵著個人化的時代，科學的發展，技術的日新月異，會使民主的積極性落在後面，造下目前這種不十分適合於人性發展的社會情態出來。我們若在這方面去看美國，不能不感覺到傑斐遜的焦慮是有道理的。當然，歷史不會退回去，尤其是在美國是如此，我們不能盼望科學慢一點發展，等等另一個輪子，遷就一下傳統的消極民主；出路似乎只有在速率較慢的一方面加快，怎樣使消極的民主能早日蛻變為積極的民主。

人本是一個麻煩的東西，他自己創造出了一個龐大的互相依賴的體系。各個人的生活靠著無數其他人工作的配合來維持，可是在每個人實現這依賴性時，卻並沒有在意識上感覺到這集體參預性，反而有一個傾向要每個人在生活中割裂一部分出來，歸納在這集合體系中，讓其他部分在這集合體系之外個別經營。結果使每個勞工失去了對他的工作應具的意義，對於工作本身沒有了勁道。

這許多移民不斷地從各地方湧入美國，使美國的人口成了一個大雜拌。1870年時的比例是：1000個美國人當中，435個是在美國出生，而且父母也是生在美國的；292個在美出生而父母卻是移民，127個黑人，1個印第安土人和1個中國人。

無疑的，現代社會是在向這方面運動著。若是能貫徹，社會生產力，在這些人想來，必然可以大大的合理化、大大的增加。可是問題就發生在人這個麻煩的東西不能單純的經濟化，不能徹底的機械化。勞力不能安於成為商品。人還是會要求一個個人生活配合體系。

我不願意做著自己不覺得有意義的工作，因為只有在有意義的工作中，我才願意消耗我的生命。譬如我可以在深夜裡，在旅途上，不覺得疲乏地寫這本書，因為我在寫這本書的過程中，我心目中很明白這工作有什麼意義，而且這意義就在這書的本身，而不是在從這工作所得到的報酬中間接得來生活上的滿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