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歲之差，在學齡上可以是同輩，也可以是前輩或「師友」之間。我和無忌雖然都和清華有關，廣義說是校友，但沒有同過學，而且也沒有在同一年同過校。他是1925年進清華園的，入留美預備學校，1927年留美。我是1933年進清華研究院（相當於現在的研究生院），他離園我入園，相距6年，在清華我們碰不上頭。因此他在《話舊》中提到的許多清華人，大多是我的老師一輩。他的二舅父鄭洞蓀先生是我很喜愛的前輩。由於同鄉，我有名目可以去找他，他對我也常另眼相待，凡有所請，無不立允。無忌的表弟鄭重，是我在校時相熟的同學，但已久不往來了。

無非來信卻說是她的哥哥要我為他的散文選寫序，我實在不大敢相信，也許這是出於妹妹自己的意思吧。無忌是學貫中西的文學家，不但是個作家，而且是個研究文學的學者，怎會找我這個外行來寫序呢？我儘管喜歡讀文學作品，究系業餘的愛好而已。我動筆作文，連「散文」兩字也不敢用，只稱「雜寫」。非自謙，乃心虛也。因此我頗想複信婉辭。隨信寄來的兩本無忌的舊著，《古稀話舊集》和《休而未朽集》，一直插在書架上沒有動過。複信卻因事忙沒有寫成。

上面所謂柳費兩家，其實並不能包括我父親在內。我父親不僅辛亥革命中在吳江縣是個積極分子，而且接吳江知縣大印的就是我的父親。我很早也聽到過南社這個政治性的文人團體，從父親的書櫥里我看到過和《新民叢書》放在一起的南社的刊物。我父親1879年出生，長亞子先生8歲，應是同時同鄉人物，但由於我一直不太理解的原因，儘管我父親經常推崇亞子先生，在南社名單里卻沒有我父親和舅父楊千里的名字。我舅父和亞子先生當時還有吳江「楊柳」之稱。是否柳費甥舅之間較早就有分歧，因而連累到旁支的費家？這個疑問我已無法解答。在我重讀《年譜》到第8頁，1895年，「始read.99csw.com患口吃病，系從費家五舅父樹達及表兄弟孟良與仲賢處（均患此病）學得」。似屬亞子先生的自述之筆，在一定程度上也許反映著他對舅家的反感。

寫到這裏，還要我繼續「相應」，就難免不覺得慚愧了。我在這三年裡，忙忙碌碌，坐不暖席，早已許下願，要償清欠賬，還是遙遙無期。雖沒有老態龍鍾，老眼矇矓，更沒有顧慮再來一個「大筋斗」，但是眼高手低，不免心焦情急。「文章千古事，萬頃一沙鷗」，真不知只見過一面的同鄉前輩會怎樣為我解說。今日之事，過幾年又成話舊的資料。到時，如天賜以緣，可以不再藉助于文字以相應，而剪燭晤談了。

「農莊田地」也是我在倫敦時常去的地方，但我又後於無忌的腳跡5年之久。我在倫敦搬過好幾次家，路名有些已記不起來。在英國留學的人跟房東太太的女兒常常有不同程度的友誼，從實利出發說，這樣的人是最有效的英語老師。像我這樣不是聖約翰大學培養出來的大學生，閱讀英文可以沒有太大困難，而英語就不容易上口，所以到了國外必須補習英語，而房東太太的女兒一般是最合適的義務教師，除非和無忌一般遇到了個「維多利亞時代的上流婦人」作房東。當然，對無忌來說，那時早已不需要找個英語教師了。讀到無忌的倫敦舊話，不禁神往。這裏可以說，我們又是「但恨同地不同時」。

如果容許我這樣續貂地順著記憶寫下去，此後我們兩人又在時地上捉起迷藏來了。1943～1944年我到美國去講學，住了有一年，無忌那時在重慶。他1946年1月去美國，我還在昆明。從此我們隔著大洋各有千秋，直到1979年我才重訪美國。我曾到過無忌教過書的耶魯和匹茲堡等大學，1980年三訪美國時，又到印第安納大學，訪問了無忌創辦的東亞語言文字系。無忌在「茶休慶宴」追憶中所提到的一些學者如西諾、諾九-九-藏-書布以及許多華人學者我都有緣相見，但和無忌卻無緣。他已退休，住到孟樂公寓里去了。不用說，一路上學者們向我提到無忌的還是不少。

無忌寫出這心情時是71歲，我現在抄這些詩句時已是74歲了。我長於當時的他三歲。在他長到我現在這年齡的三年中，他儘管住在孟樂公寓里做「堡壘中的高年公民」，偶然也參加「優哉游哉」的隊伍，去尋景覓境，但是他不但「休而未朽」，而且從謀生中解放出來之後，勇敢地負起了「溝通中西文化的職責」，「從事中國戲劇的研究與介紹，以英文寫述一部三冊的中國戲劇史，唐、宋、元、明、清」這樣的巨著，沒有安適的生活、澹泊的境界是做不到的，但是我怕無忌所說的餘生大概也難有閑適的心情。我矚望早日能看到這三冊巨著的行世。

如果容許多說些舊話，應當提到柳費兩家。到了亞子先生的一代，聽說發生過隔閡。具體經過我沒查考過，從我幼年耳聞來說，這位外甥和舅父不合。以我推測，可能出於政見的不同。費仲深和袁世凱是親家，而亞子先生卻是膽敢直言的反袁派。舊社會的社會關係當然不會那樣簡單地可以用政治立場來分析。《年譜》1927年，「妹婿凌涌益被捕以母舅費仲深營救得釋」。凌之被捕是出於蔣介石的陰謀。亞子先生塞藏複壁得免。

我們兩人也曾經同時同地過：時是1938年秋到1942年夏，地是昆明。無忌早我半年到這個被稱為南國的春城，他在寫南嶽日記時，我正在「農莊田地」溜達。說溜達不確切，我常常騎了自行車，到高低不平的林蔭野道上去散心。凡逢道路坎坷或上坡太陡時，就推著車漫步。晚霞黃葉的印象，猶在目前。

我這段話舊，如果作心理上的分析，也許還是在想答覆我和無忌為什麼有許多機會相識而一直無緣往來的緣由。當然推溯到家屬歷史是沒有多大意義的，我們不「相識」的主要原因是我們老是你去我九-九-藏-書來失之交臂，屬於「動如參与商」的模式。我比無忌小三歲，他是1907年出生，我是1910年出生的。長無非一歲，她是1911年出生的。無非還有一個妹妹無姤，小我4歲，1914年出生，我在清華大學研究院讀書時，她在本科，都是社會學系的學生。我們是相識的，但往來不多，不相熟。這也說明，到了我這一代，費柳的親戚關係，已疏而不論矣。

1938年我結束了學業，趕緊回國來參与「烽火中的講學」。但當時上海、廣州都已淪陷，我只能從西貢上岸，直奔昆明。一到昆明我下了決心，繼續做社會調查。吳文藻先生為我取得了中英庚款提供的研究費，我掛了個名在雲南大學，去昆明附近的農村裡開始調查工作，所以有一年多不常住在昆明。1939年我在昆明結了婚，成了家就和我的哥哥費青一起在文化巷租了一個小院子住下。讀了《烽火中的雙城記》才知道，有一段時間，我們住在一條巷裡，但是我們確是失之交臂，說不定，在狹巷裡還照過面。1940年底我們在文化巷的房子也被炸毀了，可見儘管相見不相識，同地還是遭到了相同的災禍，同巷之緣又告結束。無忌送走了家眷，住到了大普基，我們全家搬到呈貢鄉下去。那時呈貢和大普基，似乎路途遙遠，連交臂照面的機會也沒有了。

柳無忌教授的長妹無非，今年5月給我來信。信中說：「友誼出版公司將出版一本無忌的散文選……無忌請趙朴老題籤，已經求得。他還請你撰寫序言。」我有點為難。儘管我很早就知道無忌的名聲，但是如果九*九*藏*書套用無忌所說和蘇曼殊的關係，可以說還不大「相識」。當然我們是已握過手，通過名的。如果我回憶無誤，那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後的一次政協茶話會上，我突然被一位發言人的吳江口音所吸住，真和我在伯仲間，一想，準是慕名已久的同鄉柳無忌教授。會散，我走上去握手，作了自我介紹。那天圍著他握手和說話的人很多，我想他不一定記得這件事和記得我這個人了。

是為讀重印《柳無忌散文集》後記。

6月，無非又來信催稿。我剛從江蘇調查回來，這次游焦山時，收到了「上帝給我的一點信息」，醫生要我注意休息。我不得不從命，得到兩天意外的閑暇，於是從書架上取出這兩本書，從頭讀起，想藉以換換腦筋，作為養身之道。可一開卷就放不下了。晚上還偷偷地在床上看到午夜。讀畢，辭寫之意，固然已無，但是寫序還是覺得不合適。我自己有個規定，凡是作者長於我，不寫序，只能寫書後。讓我把讀了無忌的這些散文所想到的一些舊事，寫出來附在書後，題為《舊話相應》。

無非來信稱我表兄，禮尚往來，我原本在此文開筆時，就得用這稱呼回敬無忌。但又有點怕不合時宜，所以用了「教授」兩字。這年頭對人的稱呼不得不費點考慮。我這種避嫌也許是多餘的，我們兩家有姻親關係原是事實。無忌之父是柳亞子先生，無忌所編《柳亞子年譜》第3頁，1887年下有「母費太夫人（同邑江城費吉甫女，費仲深姊），名漱芳，亦年二十二」。該書第1頁，王晶垚序有：「他的母親費漱芳，出身於仕宦之家，讀過幾年書，可算是清代大名士袁子才的三傳弟子。」這個關係我也從我父親的口頭聽到過。我家的家譜原已不全，而且「文化大革命」期間老家被抄，已經遺失，現在只能以所記得的口傳為據。費仲深是費鞏之父，費鞏是在抗戰時期（1945年）被國民黨反動派謀害的一位民主教授，當時任浙江大學教務長。我的父親稱費仲深https://read.99csw.com作叔父，但並不是嫡親的叔侄，這是說，費仲深和我的祖父並不是親兄弟，究竟同哪一代祖，我已無法查考，只能說總之還在五服之內。但是吳江費姓原有南北之分，鬧過矛盾。我父親這一支屬南費，而費仲深屬北費。北費歷代做官，稱得上「仕宦之家」，而南費卻以「耕讀」相傳，自鳴清高，到了我祖父，家道破落，父親一生只能從事教育了。按傳統的親屬制度，我和無忌兄妹是屬表親。表親的範圍可以擴張得很大。所謂「一表三千里」。我們之間雖無千里之遠，也不能不少於幾十里。

再說下去該是在政協禮堂握手的事了。握手的接觸只能以秒計。通報姓名和表示相見恨晚，也用不到一分鐘。從此又參商難逢了。但這次讀到了這兩本散文集，卻填補了我對無忌仰慕心情中的缺口。人之相識，不在容而在心。文為心聲，讀其文，聞其聲而識其人矣。可嘆而又可喜者，等我真正已識得無忌，自己也已經年逾古稀了。

我能深深體會在冷酷無情的競爭世界里，捧到「洋鐵飯碗」時苦笑的滋味，而自幸沒有在這個道上折磨自己。其實哪一條人生的路上沒有「累積的苦痛，撫膺的怒氣，過去現在，有意無意的錯誤」，種種不如意的事呢？苦笑之後，回過頭來，像我們這些被稱為老年的人，應當可以自笑笑人，看「后一代如潮流般滾滾而來」，「從寧靜的回憶中，優遊自在，寫出此時此地，心頭的情緒」了。

無忌去英國是1931年，他和朱自清先生一起住在「農莊田地」Hampstead Heath附近，朱先生也是我敬佩的前輩。我不像無忌那樣有幸親聆朱先生的教課，但是有一次他在他住宅前見到我，告訴我他將把《初訪美國》中的一章選入他主編的中學的國文讀本里，這句話我一直留在心上，一個敬服的前輩的一句話常會影響一個人的一輩子。我至今還喜歡雜寫，甚至欲罷不能，未始不是受了朱先生這句話的推動，儘管我始終沒有看到他所編的這個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