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公對科學事業著了迷。沒有知道他這樣著迷的人會和我早年一樣，因為他見面不打招呼，穿著破鞋上門而見怪他。他對化學著迷並非出於私好，而是出於關心祖國的前途。科學落後的情況和因此而帶來對祖國的危險，他知道得越深刻，就會覺得自己的責任越重。他一心撲在科研上，科研上的問題佔滿了他的注意力，走路時見不到熟人，下雨時想不到自己夾著雨傘，盛飯時分不出飯匙和煤鏟，睡覺時想不到寬衣脫鞋，這些豈能僅僅列入怪癖的範疇？知道他的人果然也笑他，卻是善意和讚歎的笑。

他對學生的訓練是十分嚴格的。當一個學生快畢業時，就像快出嫁的女兒要學會獨立當家一樣，必須學會一套自己鑽研的本領，所以他在1934年規定了北大化學系學生必須做畢業論文的制度。規定寫畢業論文就是要使學生在走出校門之前能學會運用已學得的知識，就專題在教師指導下進行獨立的研究。現在我國各大學大多已實行的畢業論文制度可能就是在北大化學系開始的。

我被這個問題困惑著，使我每次動筆要為這本《東行日記》寫後記時，總是欲寫還止，執筆難下。一天晚上我在電視中《祖國各地》專題介紹某一名山的節目里看到：當鏡頭從山上俯視取景時，丘壑起伏，田野交錯，清晰如畫，一覽無餘，但每當鏡頭從山下仰視取景時，雲霧飛繞，峰嵐隱現，縹緲無形，難於刻畫。我突然醒悟：識人知心，亦復如是。我寫不下這「後記」不正是出於我仰視之故歟？於是我定下心來，細細讀了王健同志送來給我參考的文章：王治浩、邢潤川在《化學通報》1980年第九期發表的《知名學者、化學家曾昭掄教授》。這篇文章一路把我頭腦里儲存下的對曾公的許許多多零星雜碎的印象串聯了起來，證實了我過去確是沒有全面認識清楚我這位曾為同一目標而走過相仿道路的戰友。識不清的原因既非「代溝」，又非「業差」，而是我們兩人的境界還有高下，曾公之為人為學，我嘆不如。超脫陳見，重認老友，似覺有所得，因寫此記，附在曾公舊著之後。

曾公對化學的愛好和對這門學科的貢獻是熟悉他的人都清楚的，但是如果把他看成是個封鎖在小天地里的專家，那就貶低了曾公的胸襟了。容許我坦白的話，我早年對他確曾有過這種偏見。但是自從1942年我和他一起去雲南西部雞足山旅行后，我開始注意到他興趣之廣和修養之博。《東行日記》可以作我這種印象的佐證。即以該書十五節對東寶劇場的記述和評論來說，不是個對西方音樂舞蹈有愛好和修養的人是寫不出來的。他在這些方面沒有表現出他的造就，並不是表明他沒有這種才能，九-九-藏-書只是他的時間和精力顧不到。偶一涉足，還是放出光彩。他旅行涼山回來所發表的社會調查必須肯定是這個地區最早的民族學資料。

曾公是個認真負責的教師。他從不按現成的課本宣讀，強調自編講義，跟著這門學科的進展而更新。他一生開講過的課程頗多，既有通論如「普通化學」「有機化學」，又有專論如「物理化學」「有機合成」。他反對填鴨式的方法，著重培養學生結合實際、獨立思考的能力。例如早年他講「有機分析」時，就分給每個學生十個未知化合物和五個未知混合物，讓學生按課程進展，自己去分離、鑒定。他親自教出來的學生，有好幾代，其中著名的高分子化學家王葆仁、有機化學家蔣明謙、量子化學家唐敖慶等都是出自他的門下。可是我和他相交幾十年，從來沒有看到過他對人以老師自居，他是個勤懇的園丁，滿園桃李花開，人們見到的是花朵。花朵有知當然不會忘記栽培人的辛勞。曾公在研究和教學工作上，事必親躬，從來不掠人之美，別人由於他的指導和幫助取得的成績，他又從不居功。他不搶在人前自耀，又不躲在人後指摘，因為他不是以學科來為自己服務，而是以自己的一生能貢獻給學科的創建和發展為滿足。他的功跡鑄刻在歷史的進程里，不是用來在台前招展的。

患病期間，學校領導讓他到北京治療，他還是堅持每年回校兩次，每次三個月，指導教學和科研，自己又寫出了幾百篇論文，有一百多萬字。更感動人的是他在這期間刻苦自學日文，看來他下定決心不完成早年給自己規定的計劃是不離開人世的。我在讀《東行日記》里就看出那時他已感到不能直接和日本學者對話的苦惱。事隔三十多年，他不考慮這個工具學到了手還能使用多久，竟學會了這種語言。有這種境界的人才夠得上是個真正的學者。獲取知識，就是認識客觀世界，不僅是個手段，也是個目的，因為這不是件個人的事，而是為社會、為後代積累共同的財富，為人類不斷發展做出努力。個人在這個意義上應當說是個更大更高的實體的手段，這個實體藉著一個個人去完成它自身的發展。從求知之誠上才能看出曾公在死神威脅下決心學通一門過去不能掌握的語言的境界。

曾公所日夜關心的，並不只是自己能教好書，而是要在中國發展化學這門學科，為中國的建設服務。曾公在轉到北京大學任教的翌年（1932年），感到當時所有從事化學教學研究和工程的人必須團結起來才有可能發展中國的化學事業，所以他聯合了一些同行發起組織中國化學會。他認為學會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發行學術刊物，學會一成立他就擔任《中國化學會會志》（即今《化學學報》的前身）的總編輯，前後達二十年九九藏書之久。他省吃儉用，衣鞋破爛，別人不明白，當年教授的工資不低，他又無家庭負擔，錢花到哪裡去了呢？原來這個刊物就是他私人的一項重大負擔。究竟為此他花了多少錢，現在誰也算不清了，這數目他從來也沒向人說過。他為這刊物花錢有點像父母為孩子交學費那樣甘心情願。他看到化學這門學科在中國逐年成長，心裏比什麼都感到安慰。

曾公這時已年近花甲，一回到教師的崗位，他的幹勁又來了。他立刻成了學生敬愛的老師。他親自講課，下實驗室，指導學生實驗和查閱資料。不管嚴寒酷暑，不顧風雨霜雪，他每天步行到實驗室，而且到得最早，離得最晚。有一次因為天黑，他又高度近視，看不清道路，深夜回家時，撞在樹上，碰得血流滿臉，但是他毫無怨言，不久就繼續上班，若無其事。

1958年，他應邀去武漢大學執教，他感覺到的是興奮和鼓舞，絕不像其他人一樣心存貶謫之苦。他高興的是，他又回到了熟悉的講台上，能為國家培養這門學科的接班人了。有人稱讚他能上能下，能官能民，其實這話用不到曾公的身上。在他，什麼是上，什麼是下決不在官民之分。憑什麼說一個行政領導是高於一個為國家直接創造和傳播知識的教師呢？社會地位的上下高低應當決定於一個人在工作上是否稱職。

我初次見到曾公是在昆明潘光旦先生家裡。潘先生介紹說：「這位就是和一多一起從長沙徒步三千里走到雲南來的曾昭掄先生。」我肅然起敬地注視著這位我心目中的「英雄」。可是出乎我意外的，這句介紹詞卻並沒有引起他面部絲毫的表情，若無其事地和我點了點頭，轉首就繼續和潘先生談話，絮絮地說著，話不多，沒有我所期望的那種好漢氣概。我有點茫然，一個傳說中敢於不顧生命危險進行炸藥試驗的勇士，竟有點羞澀到近於婦道的神氣。這是我對曾公最早的印象。

曾公受到的考驗卻還沒有結束，不但沒有結束，而且更加嚴酷。到武漢后三年，1961年，醫生髮現他患了癌症。癌症對他發出了在世時間不長的訊息。他的反應是加緊工作，在有限的時間里做出最大可能的成就來。1964年，他向武漢大學領導的思想彙報里，向死神發出了挑戰：「我雖年老有病，但精力未衰，自信在黨的領導下，還能繼續為人民服務十年、二十年，以至更長的時間。」他這樣說，也這樣做。他覺得在生命停止之前有責任把中國的化學事業帶進世界先進的領域里去。所以在武漢大學他開講「有機合成」「元素有機」等專門課程，編寫了二百多萬字的講義，而且先後建立了有機硅、有機磷、有機氟、有機硼和元素高分子等科研組。他頂住了痛症的折磨，組織撰寫《元素有機化學》叢書，自己執筆寫第一冊《通論》https://read.99csw.com，當他聽到同行一致肯定他這本《通論》是我國第一本元素有機化學方面的成功著作時，他感到的是和死神鬥爭得到了勝利的喜悅。

他確是個從不為自己的禍福得失計較的人，名譽地位沒有左右過他人生道路上的抉擇。早年他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畢業，獲得科學博士學位，而且贏得老師的賞識，要留他在本校教學做研究，在科學界中成名成家。但是他沒有猶豫，毅然歸國。這是1926年，那時國內各大學里設備完全的化學實驗室都沒有。他寧願接受十分艱苦的條件，立志為祖國奠定科學的基礎。他回國到南京中央大學任教，看到學生從書本上學化學，很少做實驗，教師滿足於教室里講化學，黑板上算公式，很少從事研究。他為了扭轉這種風氣，千方百計地創立化學實驗室。1931年轉到北京大學當化學系主任，到任三把火，就是添設備，買藥品，擴建實驗室。中國大學里做實驗，搞研究的風氣，至少在化學這門學科里可以說是從曾公開始，即使不能這麼說，也是因曾公的努力而得到發展的。就是這種學風，使這門學科人才輩出，才有今天的局面。

他胸懷全局，總是關心這門學科，要使它能在中國土裡成長起來。這可不容易。我記得二十年代末在大學里念化學時，用的還是英文課本，老師還得用英語講授。當時化學元素和化學作用都還沒有中國名詞。這樣下去這門學科在中國是生不了根，結不了果的。早在三十年代曾公就關心化學名詞的命名和統一，他一直為此努力了二十多年，到1953年，在曾公主持下的一次中國科學院的會議上，才通過一萬五千個漢文的化學名詞。這是一項艱巨和繁重的工作，他為此花費的時間和精力又有誰能估計得清楚呢？

歷史似乎太無情，正在曾公體力消磨到接近不支的時刻，人為的打擊又降到他的精神上。十年動亂一開始就殘酷地奪去了他夫人的生命。這是1966年9至10月間的事。曾公當時所受的折磨，我實在不忍再去打聽，也沒有人願意再告訴我。讓這些沒有必要留給我們子孫知道的事，在歷史的塵灰中埋沒了吧。但是我想不應當埋沒的是像曾公這樣一個人，中國學術界最傑出的人才，在他一生奮鬥的最後一刻，必然會留下令人懷念的高風亮節。這些只能讓最後和他一起的朋友們去寫了。曾公是1967年12月9日在武漢逝世的，後於潘光旦先生的逝世大約半年。哲人其萎，我有何言。

儘管我們來往了多年，但是在路上碰到時，他除非有事要和我說，否則經常是熟視無睹，交臂而過，若不相識。起初我不太習慣於他這種似乎不近人情的舉止。有一次曾和潘先生談起，潘先生大笑說：「這算什麼，曾公的怪事多著哩。」關於曾公的怪癖傳說確是不少。比read.99csw.com如，有人說，有一次天空陰雲密布，他帶著傘出門，走了不久，果然開始下雨，而且越下越大，衣服被淋濕了，他仍然提著那把沒有打開的傘向前走，直到別人提醒他，才把傘打開。還有一次在家裡吃晚飯，他不知怎地，心不在此，竟拿煤鏟到鍋里去添飯，直到他愛人發現他飯碗里有煤炭，才恍然大悟。至於晚上穿著衣服和鞋襪躺在床上睡覺是常事，而他所穿的鞋，在昆明學生中幾乎都知道，是前後見天的。

這些我過去總認為是曾公怪譎之行。但是我也知道，他卻是非常關懷別人。他知道同事和學生中有什麼困難，解囊相助看作是自己的責任。他總是先想到別人再想到自己，甚至想不到自己。記得五七年反右鬥爭開始，他先知道我要被划為右派，一次見面，他不僅不和其他有些人一樣避我猶恐不及，而很嚴肅又同情地輕輕同我說，「看來會有風浪，形勢是嚴重的」。我在握手中感到一股溫情，如同鼓勵我說：做著自己認為正當的事是不用害怕的。他在這一場沒頭沒腦的事件中，還是這樣關心我。誰料到他竟和我被結在一夥里，被推下水，而沒有見到改正就棄世的是他而不是我呢？在他，我相信不會覺得這是遺憾，因為我在那一剎那間感受到他的那種自信正直之心，已透露了他對以後的那段遭遇必然是無動於衷的。

讀曾公的舊著，想見其為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義在斯乎？寫後記以自勉焉。

如果回頭計算一下，他一生單是在化學這門學科中所做出的創業工作，就會領會到他怎樣把生命一寸光陰一寸金地使用的了。開創一門學科，首先要進行這門學科的基本建設。他前後擔任中央大學和北京大學的化學系主任，不僅如上所述大力擴建實驗室，打下結實的物質基礎，而且還緊抓充實圖書資料，要把這門學科中前人已有的知識，有系統地引進國內。他親自動手購訂國外有關這學科的重要期刊，凡是不成套的，千方百計地設法補齊。這一點的重要性至今還有些學科的負責人不能理解。這並不足奇，凡是自己沒有親自做過研究的人，不論地位多高，也決不會懂得曾公為什麼這樣重視期刊。在他看來，這正是重實驗、抓研究的先行官。

說是年來大忙亂，靜不下心，這是實話但不是實情，實情是我對曾公（他生前我總是這樣稱呼他的）是怎樣一個人一直不甚了了。可以說：既熟悉，又陌生，既親切，又隔膜；既敬慕，又常笑他迂闊、怪譎，以致我對他的形象的線條總是不那麼鮮明。這又是不是由於我們兩人輩分上有長幼之別，他長我十一歲，而存在著「代溝」？是不是由於我們兩人專業上有文理之分，他學化學，我學社會，而存在著「業差」？我想都不盡然。

曾公平時拘謹持重，岸然似老，但一接近他就會感到他那麼平易、和藹，沒有半ｈｔtｐs://reaｄ.99ｃｓｗ•cｏm點高高在上的神氣。而且他喜和青年人結伴，在從長沙步行到昆明的「長征」隊伍里，他和聯大的學生混在一起，表面上誰也看不到這裡有一位「教授」。我們年齡上確有接近於一個干支的差距，但是我們也說得上是「忘年」之交。專業不相同當然是事實，我所學的化學，尤其是有機化學，早已回了老師。但是他卻曾經深入涼山，對彝族社會進行過觀察和記錄，跟我在瑤山的調查前後相隔不過五六年，怎能說我們在求知的對象上沒有相同的領域呢？

曾公和潘先生是一輩，他們都是早年的清華留美學生，老同學，原來一在北大，一在清華執教。抗戰時兩校和南開在昆明合併為西南聯大，他們住到一地，往來也就密了。我是潘先生的學生，常去潘家，因而有機會與曾公接觸。特別是抗戰後期，我們都對當時國民黨抗戰不力，一心打內戰感到氣憤，所以氣味相投，先後參加了民主同盟。可是我記不得那時有什麼小組生活之類的集會，會上要輪流發言那一套，只是有時不約而同地在哪一家碰了頭，談上半天一晚。聞一多先生一向是激昂慷慨的，而曾公卻常常默默地聽著，不太作聲，有時插上幾句話，不是講什麼大道理，而常是具體的建議該做些什麼事；凡是要他承擔的，他沒有推辭過。

民盟中央王健同志轉來曾昭掄同志所著1936年由天津大公報館出版的《東行日記》的複製本，並說湖南人民出版社要把這本書收入《現代中國人看世界》叢書，重予出版，叫我寫一篇序言。作為曾昭掄同志生前的戰友，這個任務我是義不容辭的。寫序言則不敢，只能寫一篇後記，主要是說一說本書作者是怎樣一個人。可是事隔半年多，久久下不了筆，直到「年關」在即，出版社派人坐索。我不得不坐下來想一想為什麼這篇後記老是寫不出來？

一個人的高貴品格不到最困苦的時候別人是不容易賞識的。積雪中才顯得青松的高節。曾公一片為國為民的真誠，不蒙明察，竟然在反右鬥爭中被劃成右派，撤消了高教部副部長等職務，受批判，受凌|辱，真可說一夜之間，個人的處境翻了一個身。這是常人所難於忍受的，但是曾公卻能處之泰然。在他，這一切都不過是工作條件的改變而已。在教育部領導崗位上可以為開發智力作出貢獻，撤了職，換個崗位不還是一樣能為同一目的出力么？

其實我和曾公近三十年的往來，實在不是一般人們的友誼，也不是專業上的師從，而是出於在同一時代追求同一理想而走上了相同的道路，用老話來說也許夠得上「志同道合」四字，「志同」是我們都愛我們的祖國，要恢復它在國際上的獨立地位，「道合」是我們都想從智力開發的路子來達到上述的目標。既然我們志同道合，那麼為什麼我又不能從他為人處世的具體事實上來說清楚他是怎麼樣的一個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