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護照，護照，海關，海關……」歐太太遏制不住她煩躁的心情，帶著詛咒的口吻，把她疲乏的身體斜倒在機場休息室里的沙發上。穿著便服的一個海關職員並沒有注意到她不耐煩的表情（叫他怎麼會注意得到呢，除了這種面貌他在這裡會見到些什麼其他的表情），機械地遞給她一張油印的通知，用法國口音的英文，說著他一天不知道要說過多少遍的習慣語：「趕快去報告你帶了多少外國貨幣。」歐老太太失去了原有的禮貌，把這通知，當著那位職員的面，向手邊的小桌上用勁一拋：「上帝，我受不了這些了。」那位職員一點也不見怪，不怒、不笑，移轉到另一個旅客的面前。

過了幾天，康利小姐來了。我們一同喝茶，以下是我們的談話。

朋友們中有人說我是屬於「軟心腸」一類的人。我想他們說得很對的。「軟心腸」的人才希望不必開刀，吃些「消治龍」就能醫治盲腸炎。「軟心腸」的人願意在別人性格中看取「有希望」的一方面。《初訪美國》表現了我忽視了美國的反動勢力，而太偏重了進步的傾向（雖則我一直到現在還是維持著對美國進步勢力的信念），以致過去兩年的美國動向有一點出於我意料之外。這些是「軟心腸」者的弱點。但是如果我們想向人家學習，該學習的自然不應該是人家的壞處。在教育的立場說，責己須嚴，責人須寬，確是有見地的。「人家都這樣壞，我亦何妨壞」，絕不是勸人為善，或是自己勉勵的道理。

「無病就是福」。——這句話說明了無病的可貴和無病的不易。稀少是可貴的由來，健康是生活的例外，可以偶得而不能常享，否則生活就要等於幸福了。在我們這個國家，這怎麼可能？至少，在我們，病是和生、老、死等無可避免的生物現象相提並論的。其實這種齊物論還是委屈了病。生老死固是無可避免的，正因為它們和四季循環一般地來去自然，我們也很能受之自然，至多不過引起一些悲哀，不是憂慮。病卻不完全如此。在我們，病固然是生、老、死一般無可避免的，那是事實，但是多少我們覺得「尚可為力」。真是能為力了倒也罷了，麻煩的是在「尚可」兩字。於是求神買卦、藥石亂投，目的不完全在醫好病人，而是在心理上求些安慰，成了病者的親人們的安心之術罷了。

英國用保險原則來應付疾病已有相當長的歷史。最著名的是勞合喬治在上次大戰時所立的勞工保險法。這個法案規定了一切僱員每星期都要付4便士的保險費，他的僱主再賠上6便士，合成10便士。每個工人有一本小冊子，每星期貼上這10便士的保險印花。有這本小冊子就可以有權利在失業時得到失業保險金，在疾病時不必付錢可以得到治療和醫藥了。

『千古悠悠，沒有減弱這光輝，變改這榮耀，不朽的英雄。』

在我《重訪英倫》的8篇通訊中，自然不能把工黨在過去一年半中所做的事全部記下來。而且因為寫作的時間和環境都不能容許我多思索和多參考，所寫的不免感想多於事實。讓我在這小冊子的背後，提綱挈領地把工黨執政的經過和所有對內政策的原則大略說一說。

「他在案頭和這遺囑一同留著的是兩封信，一封是給愛眉，一封是給華瑞夏。」

「要不要給錢的呢？」

還有一點我們應當知道的是，在英國，打官司是件費錢的事。為了二三十鎊的債務可以費去幾百鎊甚至幾千鎊的律師費和訴訟費。普通人沒有這本錢去上法庭起訴。因為這個經濟的原因，窮人避之唯恐不及，打官司的大多是富人，所以更談不到請窮人來陪審富人們的官司了。

若是英國政府果真能在津貼政策下把農業工作的報酬提高到在工業工作之上，勞工可能向鄉村裡跑，但是津貼政策究竟是暫時的。到頭來，也許問題更加複雜也說不定。在旁觀者看來，英國還不如繼續走工業的正路，以三島的土地去和大陸在農業上相競爭是不上算的。英國的鄉村終究會成為都市的後園，讓退休的公務員去滿足他們傳統喜歡和泥土接觸的癖好，多些花園式的叢林曠野，點綴這三島吧。

拉：「當然，爵士，當你加入社會主義政黨的時候……」

辯論將告結束時，反對黨議員又責問說：「我能否詢問財長為什麼在政府曾屢次說過巴力門的辯論時候太少太寶貴之後，他會提出這個案子，消耗這許多時間？」

人是會被過去的光榮所迷惑的。承認醜惡的現實需要勇氣，而這勇氣卻不是被過去光榮所迷惑的人所容易得到的。過去的半年裡我在等待英國人民的覺悟，可是傳來的消息卻常常相反。英國的安全，現狀的維持，還是他們不易的政治課題，而且，題解的方程式卻還是那傳統的分裂、牽制、壓迫和戰爭。這方程式已使人類瀕於危境，繼續使用下去，除了毀滅還會有什麼呢？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大英帝國並沒擊潰威脅它的新興工業勢力，相反地卻促成了東西兩個新興工業國家：美國和蘇聯。美國的不景氣和蘇聯的被凍結，固然暫時緩和了當時的嚴重衝突，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這兩個工業國家的潛力卻表現得使英國戰慄了。何況，戰術的發達，水上的霸權，並不足以保衛島國本部工業的安全。空中降下的破壞使海峽的天險失其效用。英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工業設備的破壞是致命的。它是以世界工業中心的地位起家的，現在這帝國最主要的本錢卻喪失了。工業的基礎已經由煤和鐵轉變到了汽油和化學品，武力的基礎已從水陸平面轉到了立體空間。這轉變使大英帝國的基礎翻了身。科學和工業造成了大英帝國，也是科學和工業使大英帝國式微和沒落。

「可是這些花過頂費的人卻不願意，他們為了私人的利益不能不出來反對了。」

一天中午，我坐在窗前閑看街景。倫敦的平民區我是相當熟悉的。10年前，我在家讀了半天書，不用看表，只要聽見窗外一片兒童的嘈雜聲，就知道是12點了。因為附近有個小學，而我的窗對面正是一家熟魚鋪。孩子們從學校出來，就擠到這店裡去買3個銅子魚，帶了面餑在油里炸出來的那麼一塊，和2個銅子洋芋。我也有時去買來吃，味兒當然說不上，營養也不比一塊麵包為強。孩子們在街上一面鬧、一面吃，亂鬨哄的，使我沒法再工作。因之，這種街景對我印象很深。這次到倫敦，熟魚鋪面前在中午時沒有孩子們來鬧了。我在窗前閑望時，看到了這一點差別。

在前一天晚報上有著大字標題：「拉斯基教授敗訴，訴訟費1.5萬鎊。」學生情緒的激動和桌上的捐款，顯然是為這件事發生的。

「納爾遜的時代是過去了。」

當我在意味這一代英雄的威望，百年帝國的雄姿，再想到當前英國的處境，海權的萎縮，不免感到「而今安在」的喟嘆時，久等的朋友在背後拍著我說：

在抗戰那幾年，我自己就親自嘗過這苦味。當然我還算是幸運的，孩子生了病，還有朋友肯借錢給我。但是在開口借錢去求醫買葯的時候，我怎能不感覺到世界的不合理？想到那些因為缺乏幾個錢而眼看親人可治而不得治的人，更不能不感覺到這個社會的可憎了——這種感覺我相信一定是十分普遍的，試問現在世界有多少人能有病得治？我也因之想到，若是每個人都有了一個保障：凡是有病，必然可以得到人類知識所已經允許的療治，人對於病也就不會憂慮了。我並不敢奢望人間沒有疾病，但是要人間沒有因疾病而引起的憂慮，那是應當可能做到的。

歐老太太是經商的。為了她要想在香港做生意，所以要坐了飛機到倫敦來訂貨。她心情在上飛機時已經不太好。為的是美國選舉結果可能影響她的計劃。有一天無意中我們談起了美國選舉的事。她很帶感情地說：「美國共和黨得了勢可不得了。這些孩子們簡直胡鬧。」原因很清楚。共和黨上了台，美國統制政策會放棄，物價會高漲，英國向美國的借款因之要打折扣，英國靠美國供給的貨物要減少，尤其是農產品，英國會更缺少，於是英國在進出口方面一定要另做打算，根據選舉前所計劃下的方案不能不重新考慮，歐老太太的生意也受了影響。在她的口氣里聽上去，美國選舉結果於她一定是不利的。

這是傳統的英國所認為合理的結束。一個鄉間的少女，依她的美貌可以被爵士們玩弄一時，若是忘本妄求，就該受到殘酷的教訓。對國家的功績儘管大，變不了這傳統的邏輯。

我願意相信這三個半世紀的帝國繁榮，並不是出於哪一個人的擘畫。誰能預先布置下這兩個前後媲美的女皇，一個統治了45年，一個統治了64年？伊麗莎白、維多利亞，兩個名字加起來豈不就等於大英帝國？當然，一個神秘主義的歷史家可以面對這些巧合附會著陰陽盛衰的道理，一個靠著水德的帝國缺不了女性的君主，但是，帝國的基礎其實卻在比較而言極為平凡的配合上：煤、鐵和水。伊麗莎白在無意中得到了水上霸權，維多利亞也在無意中得到了利用煤鐵的工業霸權。

「先生，」我說，「他們反對的理由並不是這個，而是說若是醫生成了公務員，就會不認真看病了。」

煤業國營是負有復興英國戰後經濟責任的工黨政府第一個具體的經濟政策。煤業的停頓最基本的原因是業主分散，相互競爭，沒有統籌的生產計劃。關於這個弊病，英國的煤業也曾設法改良過：1930年國會曾通過《煤礦法》強制煤業設立一個機構，統籌生產、運銷和價格，使礦工的工資能提高；後來又設立銷售局，把各礦出品批發包購，然後分銷各廠；1938年又通過一個法案，設法由國家來購取煤礦，但是成就不大。一直到戰後，工黨執政才斷然採取國營政策。

律師：「在社會主義政黨里也有特權的人物的嗎？」——這是諷刺工黨的話。

康利小姐有很多話和我說，好像從1947年起義務教育將要延長一年，一個孩子可以免費從5歲起讀書讀到15歲。我一面聽，一面想，我的感想可走遠了：什麼維持了戰後英國的士氣？人不能老是在傷感中過生活。傷感一路通頹廢、消沉；一路通悲憤、發泄。這兩條路固然好像南轅北轍，但是有一點是相似的，那就是每個人生活永遠不得著落。我雖沒有到過歐洲大陸，從去過那裡的朋友們口邊聽來，似乎就有這種情勢。英國在戰爭里的損失固然浩大，人民的生活普遍地降落了，但是英國的特權階級腦子裡不單有個人的特權，還有一個國家的共同幸福。他們還珍惜英國文化里特有的作風，他們能及時退讓。他們能把牛奶在自己口頭省下來，交給全國的孩子去喝。他們增加所得稅，收入愈多的付稅愈多，這筆國家收入卻用來改良煤礦，健全工業的基礎；規定最低工資，保證工人階級的物質生活；發展保險事業，減少生老病死災禍的打擊。最重要的一項，在教育法案的序言中明白說明，就是不使國家任何的災難降到孩子們的身上。在戰時，運輸孩子們疏散的優先權可以超過軍火。郊外所有闊人們的別墅全部徵用給孩子們住。工黨政府努力地這樣做，不是迷信任何主義，而是維持人民的士氣，讓每個人覺得眼前吃一些苦是有意義的。生活一有意義，就甘心情願地發奮工作了。人本來是個奇怪的動物，為了來世上天，卻可以把現世的幸福捨棄。人是有將來的，因為他們願意為將來而受苦。

是的，幾天前在報上看見奧斯丁汽車廠宣布若是煤的供給不能提高，即將閉廠的消息。我那時還覺那些報紙把這新聞做成頭號標題是太不知輕重，誰知道燃料的缺乏竟會威脅到我的書房。

工黨上台之後，第一是繼續戰後的限購制度，使有限的物資能公平地根據人民的需要加以分配。這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是根據購買力來分配物資的。如果供給少，需要多，價格就上漲，肯出大價錢的才可以買得到。英國物資已經缺乏，如果讓大家爭購，物價一漲，勢必走上通貨膨脹的道路，而引起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現象。工黨為了要避免這有害的現象，所以繼續限購。限購是使政府有權決定物資的分配，他們可以因孩子們需要營養而實行公家供給小學生牛乳的辦法。

英國也允許放棄帝國優惠關稅。以往在帝國圈子內，英國貨可以靠關稅的保護得到對美國貨競爭上的優勢。這辦法一旦取消，英、美就在相等的地位上競爭了。事實上是很清楚的，英國在戰後經濟基礎已經動搖，怎樣擋得起美國的競爭？所以這些條件等於是把帝國出典給美國了。

我：「我聽說4月1日你們的新教育法案要實施了。這是你們這次戰事的收穫。恭喜！」

在決定要回國前的兩個星期，我到離牛津20里的一個村莊里去拜訪我在中國早就相熟的一位老朋友。他約我到那村莊里去的原因是在要我知道英國並不是一個偌大的都市，也有鄉村的。我曾寫過幾本關於中國農村的書，所以他極力主張我必須費一個周末去看看英國的鄉村。我也很願意尊重他的意思，除了私人的感情外，我已很久聽到英國要增加農業生產和改良鄉村生活的話。譬如說，政府已定下了農業里的最低工資，在鄉村裡開始建築現代化的住宅，低價租給農民居住等，這些早就引起我的注意。不幸是我碰著這大冷天，住定了實在不想動，若不是我那位朋友的慫恿和邀約，我不會在下雪天下這下鄉的決心。

英國若是放棄了以武力來維持的貿易特權，他們必然是主張國際和平的重要力量。他們島國的環境規定了他們得在製造業中求經濟的繁榮；他們因之必須從國際組織中謀原料的公平分配，以國際力量求貿易的自由，所以成了國際組織的熱忱維護者。他們也因之可以成為另一新世紀的柱石。英國的光榮不在地圖上而是在歷史上。他們既已領導人類進入過一個新世紀，為什麼要輕易放棄另一個新世紀里的主角地位呢？

我們自然應當承認陪審官資格必須加以限制，我們也可以承認有錢的人教育程度高，不容易受物質上的引誘等，而且依以往的經驗講，這些資格規定的結果確是利多弊少，而且經濟情況困難的人也擔負不起這無償的公民義務。說老實話，沒有人願意多事的，何況是白賠精神又費時間的事，結果還要得罪人？因此，關於資格問題並沒有受過太大的批評。

「小火點兒」有的不但是動人的雄辯、感人的筆調，而且有辦事的才幹和服務的責任心。丘吉爾在敵人已經掃蕩歐陸之後，受命組閣時，他排定了愛玲做保安部的國會秘書（相當於政務次長之職）。保安部的職務是在保障空襲時人民的安全。誰也不會忘記希特勒對英空中閃擊的嚴重，同時誰也不能否認希特勒失敗的開始是在「英倫之役」。在這閃擊中，英國人民能在巨火和重彈下從容地疏散婦孺，維持士氣，固然是無數人民共同造成的奇迹，但是這身高不到5呎的「小火點兒」所貢獻于這奇迹的實在無可限量。她為了職務，愈是空襲得緊，她的事務也愈繁重。她自己開著一輛小汽車，向著被轟炸得最慘的地方開行（她不要汽車夫，因為她不願見任何人冒著不必要的危險）。有一天，大火正在狂燒，一個消防隊員，在火光中看見一個小小的影子，急促前進。「站住，這是危險區，快停。」走近一看是大家熟悉的愛玲。在職務下，對於愛玲是沒有「危險」兩字的。一個組織防空設備的人決不能享受這設備。愛玲衝過了火焰。她是徒手在向納粹的空軍作戰。多少生命被她所保護了。丘吉爾在紀念她的演說中，追憶這位戰士說：「她以忠誠、熱忱和同情去擔負她的任務。勤勞、勇敢、熟練和親近是她的特長。」

倫敦經濟政治學院四樓學生休息室到飯堂的走廊里，這天人特別擁擠。圍著一個桌子，多少青年學生，很憤慨地在談論。我擠進人群，一看，桌子上有一隻匣子，匣子里有鈔票，有銀角子。匣子旁，用條椅子墊高了，貼著一張白紙，紙上寫著Laski Fund（拉斯基捐款）。耳邊只聽見「這真豈有此理，不公平」。

這種論調是針對著整個特權社會而發的。對於有功于社會的人應當給予合理的報酬，但是把功績變成特權，子子孫孫可以不勞而獲，埋沒了他們的志氣，養成他們揮霍豪奢的習尚，那是不合理的。在英國，一方有傳統的封建特權，一方又有從資本主義中產生的新特權。那些從祖宗手上遺傳下來握有大宗股票的人，每年可以不必從事生產，坐收巨宗的息金，構成了阻擋社會前進的保守階級。這不是特權是什麼？英國的社會主義就在要確立「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則。

「對了，你記住這一句話，就懂得我們了。」

使我失望的並不是像克太太那樣的新地主，而是已失去了作用的舊牧師。當然我希望我所遇著的那位牧師是個例外，如果我所見的確能有些代表性的話，我實在不敢相信教會在鄉村中還能有多少的領導作用了。我曾預備了一套問題想請教那位牧師。可是交談之下，我發覺他的興趣顯然並不在於他教區里活著的人。他也許是一個很好的歷史家，或是建築欣賞家。他對於這地方的歷史相當熟，各地教堂建築的長短，娓娓能道。比這一切更有興趣的卻是鬼。至少在他的談話中，我已知道堪村有三個鬼。起初我還以為他是說著消遣的。第二天，我從他教堂里做了禮拜出來，他要我走到一塊墳地旁的小道上，問我有沒有感覺。原來每次他立在這地方就有鬼來接近他的。他很認真地問我，我不能不回答他：「我並沒有覺得什麼，也許他和我是屬於同類的。」讓我補足一句，那天做禮拜的除了我在上一天拜訪的幾位紳士外，大概只有兩個年輕人我是沒有見到過的。

拉斯基教授並不認為在社會的改革中暴力是必需的，但是他並不否認暴力革命的可能。他像其他的英國人一般希望政治中沒有暴力這成分。他和其他人不同的是在他看來，若是資本主義的國家不自力更新，在和平的同意方式中求社會主義的實現，暴力革命可能不易避免，所以他要求資本家顧全大局，自己退讓。他說得很清楚，英國政治的特點，就在握有特權的人能在革命前夕自動放棄特權。他所主張的是：現在社會主義已不能避免，希望不必發生暴力革命。念得懂他書的人，決不會誤解他的一片婆心，主張和平。但是被告律師卻斷章取義，使沒有念和不懂拉斯基著作的陪審官有一個印象，他是主張暴力革命的人。

工業在這島上興起來了。在歐洲和美洲還和中國現在一般是農業國家的時候，英國的機器製造品已經在世界各地分銷，國旗跟著插出去，大英帝國享受著工業的寶座，強權的光榮。可是這帝國的基礎並不太乾淨。不但多霧的三島，煤氣氤氳；一片烏煙，籠罩這沒有落日的帝國的心臟。而且，煤層里的工人們，生活里沒有天日。英國每20個工人中有1個是挖煤的。英國早年工業是由勞工的血汗中培養出來的。工資低，生產成本低，利益大，資本從這個方程式里累積起來，才有今日。礦工的貢獻最大。可是以血汗來培養工業，相當殘忍，工人們對於煤，不會有好感。生活苦，興趣低，效率小——也成了一個方程式，抵消了上面那個似乎有助於工業發展的方程式。英國煤礦工人每日出品的指數，1938年只有113（以1913年為基數），而德國在同年卻高至164，荷蘭高至201。

55年的生命對於愛玲似乎是太短了，可是她並沒有浪費過這短促的生命中任何一刻。她可以瞑目，因為在這55年中，她所夢想的已逐漸成了事實。英國已在她的一生中變成了另一社會。很多人羡慕英國可以不必流血獲得它的進步，他們應當知道英國確是有無數的人貢獻出了整個生命去求理想的實現。55年前有誰會相信這曼徹斯特的小屋裡所誕生的女娃娃會在55年後主持著民主教育法案實施的巨任？在英國能有這種事迹出現，說明了這個國家在現代歷史上所以能占重要地位的原因。

我是愛慕英國的。我也相信英國人民有著他們卓拔的才能。我永遠在盼望他們的才能不必在戰爭里求表現，而在人類共同的幸福上謀發展。同時，我不但希望而且相信，這轉變方向的時機已經成熟，只要英國人有自信，他們的光榮不必建立在武力上。

我那天晚上在一家小旅店裡過夜，旅店的女主人很殷勤地招呼我。她很得意地告訴我，她有兩個兒子，都複員了，在工廠里做工。她說話時很高興。我就說：「為什麼不留一個在你身邊，在堪村種種田呢？現在工資不是也提高了嗎？」她搖搖頭：「在鄉村裡有什麼意思呢？一輩子種田！」溫德先生也告訴我，他房東的兒子們都已進了城。一個工業化了的英國，文化的中心已經建立在都市裡了。離開都市不但享受不到現代的設備，而且喪失了社會梯階上升的機會。「一輩子種田」成了一句表示沒有出息的話了。

我自然很同情歐老太太。我們是半夜兩點鐘在開羅的旅館里被叫醒的。為了護照，海關，一直到天亮才起飛。旅客們已經不高興，若是5點鐘飛，為什麼要剝奪我們兩個多鐘頭的好夢（睡覺在長距離空程旅行中真是分外甜香）？到了馬賽，太陽還沒有下山，多少對法國懷著幻想的人，很想在這南歐的晚秋有個閑散的黃昏，甚至像電影里一般逢些奇遇。尤其是那些在熱帶的沙地和叢林里告假還鄉的兵士們，帶著一說起法國就會吃吃嬉笑的渴望，被護照和海關耽擱在休息室里，確是件很為難人的無聊事。夜幕在海面上下降，這恬靜的晚景對這些不耐煩的旅客是無關的。

以上不過是工黨政府已經做，或是已經定下了開始做的日期的重要設施。我們應當記得，在時間上說，至今年7月工黨政府才滿兩年，在這樣短的時期內，能做這樣多的事，真是少有的；而且，這兩年並不是平靜的兩年，工黨的對內對外的處境並不是一溜順水。

這是海上英雄納爾遜的銅像，屈拉法爾加是他最後一次擊敗拿破崙法西聯合艦隊的地方。為了紀念這奠定英國百年海權的大rｅaｄ.９９cｓw.ｃom功，在這一面通皇宮，一面通巴力門（英國國會）的方場上築此紀念華表，把這次海戰中的巨炮熔鑄成四隻雄獅，匍匐在這華表周圍。

房東太太剛有事來和我談話，我就問她：「你那位孫少爺中午不回家吃飯的嗎？」她很得意地搖了一搖頭：「這歸學校管了，他們吃得很不壞，我哪裡有精神來照顧他？學校若是不備伙食，還不是只能讓他在街上買些東西餵飽小肚子就算了。現在他們花樣多了，我也弄不清楚。什麼維他命，什麼鈣質——你知道，那一套。孩子們回來說得頭頭是道。老師們每天還要按著什麼科學方法喂他們哩。」

他語氣加重了，聲音放慢了和我說：「這是我們英國可以引以自驕的一點。我們可以熱情，一點不是假的，感激一個有功的人，但是就在這天，我們可以靜悄悄地在選舉櫃前投下另一黨的票子。人和政策是兩回事，過去的功績和將來的服務又是兩回事。」

沒有等我說完，那位小醫生好像受到侮辱一般的抗議了：「這樣說，醫院里的醫生不及掛牌的醫生了。事實恐怕剛相反！也許說這些話的人，在自己診所里可能並不是認真治療而是在生意經罷。」

「當然，我又沒有法子去投票。美國孩子們發脾氣，賠本的卻是我們。」歐老太太似乎很委屈，「我們沒有投票呀！」

永遠不缺乏詩情雄辯的巴力門裡，又一度振蕩著歷史的愛慕和遺恨。財長唐爾登趁這感情的高潮，輕輕一轉，他念了一段史書的記載，似乎為這不朽的英雄申訴不平，因為他的遺囑並沒有遵守。這西方的虞姬在英雄死後，潦倒一生，客死異鄉。她的墳地曾被用作堆放木材的場所。她的愛女，納爾遜的骨肉，下嫁平民，湮沒無聞，死而無後，真是一片凄涼。英國皇上和人民為什麼這樣薄情呢？不是的。國家從1806年起每年付出納爾遜恩俸5000鎊，還有幾百畝的地產和宏大的廣廈賞給這英雄的後裔。納爾遜除了這華瑞夏外並沒有子息，而這女孩卻又是法外的收穫，所以繼承這厚恩的卻是個平庸無能、不相干的弟弟。

愛玲不但是工人的孩子，而且是個女孩子。她要為她同伴爭取社會的政治的權利，但是既是女孩子，本身就沒有爭取這些權利的權利。當她得到了高等教育之後，她發現她只能去做一個待遇清苦的教員，她不能投票，政治並不是女人的事。是的，愛玲並不是覺得教員的職務太低，她自覺的責任是在教育；但是她明白這不合理的教育制度並不能使她達到她的目的，給每個有為的青年，不論貧富，相等的發展機會。改革教育是政治問題，不是一個教員可以做得到的。在女子沒有顧問政治的權利的時代，像愛玲這樣一個人怎樣能影響政治，實現她的理想呢？於是她一面要為工人的利益奮鬥，一面還得為婦女爭取參政權。1912年，這個21歲的少女加入了獨立勞工黨，她的雄辯和身材贏得了「小火點兒」的綽號。下一年她組織了婦女參政全國總社。經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婦女參政的權利是獲得了，可是「小火點兒」年齡太輕，1918年初次婦女參政，她卻沒有資格投票。一直到1924年她才被選為國會議員。從那時起，除了1931～1935這四年，她沒有脫離過威斯敏士特的巴力門。

「二十多年了，那時我是最喜歡旅行的。我曾回國過好幾次……」她有一點感傷。我知道她丈夫是死在日本集中營里的，舊事重提，徒然使她眼睛潮潤，所以趕快打岔：「那時護照、海關不會這樣麻煩人吧？」

保守黨繼續執政了十多年，工黨在野的時間很久，一旦被人民託付了整理戰後英國，實行社會主義的責任，絕不是一件輕易擔負的事情。英國在這次戰爭里受到的損失實在不輕。每個在戰後去訪問的人都能看到已往繁華的市區，如今成了一片片的焦土。如果一查他們的國庫的賬目，更會令人發生今昔之感。在戰爭開始時，國庫里有6億鎊的資產，債務只有4.96億鎊。一仗打下來，存款只有4.5億鎊，而債務卻有35億鎊。單單欠印度的債就有11億鎊。英國在戰爭期間忙著從事軍火生產，所以輸出額在1944年只剩了1938年的1/3。在戰前英國在海外有投資，所得的利息可以支付輸入的1/3。戰後海外投資全部給了人，以後想在海外買一文貨物就得輸出一文的貨物了。他們想恢復戰前的輸入額，他們必須一年輸出12億鎊的貨物，比目前要提高一倍以上。這是說英國窮了。這個工業國家一窮，問題就多了。他們的糧食是無法自給的，甚至香煙的原料都得靠輸入。他們必須大量輸出才能換得生活必需品。要大量輸出，必須提高生產。生產要動力、人工、原料、技術——這許多生產要素，在英國現在已都成問題了。動力吧：煤的產額在減少，石油得向中東去運，而中東的政治背景又特別複雜。人工吧：在戰爭里損失的不算，現在還有大量軍人不能複員；德國俘虜卻要送回去了，人口逐漸在降低。原料吧：遠不能自足，大部分得靠輸入。最後，英國工業賴以起家的技術，在過去幾十年中也到處落後，趕不上後起的工業國家了。工黨政府在保守黨手中承繼了這一個國力虧損、千瘡百孔的國家——他們沒有埋怨的可能，不這樣沒有辦法，工黨也不會能這樣容易得到個社會主義試驗的機會的。

我們對於英國戰後的情形太少事實的報道。報紙上所不厭發表的是英國的對外關係。工黨上台之後在對外關係上，在今年以前的確沒有什麼改變，即使是袒護英國的人也不能在他們對希臘的政策上看出什麼和保守黨政府不同的作風來。我在「行前矚望」一文中，已經說出了我們和其他朋友們那時對英國的惋惜。但是英國在一年半中對內是否有些新的措置呢？在報章雜誌上實在不容易找，結果我覺得非去親自走一趟看看不成了。

工資提高，改良設備，使工作的困苦減少，再加上服務國家的觀念，使工人可以對他們的工作有好感，增高效率。據政府統計的報告，自從宣布國營政策之後，果然已有很好的成績。雖則政府接收煤礦要到今年1月1日開始。去年正月里每周產量是325萬噸，到12月已增加到400萬噸，做工的礦工數目1月里是62萬，12月里有了64萬。工人請假的頻數，1月里是18.3%，12月里減低到13%。若是依這比率逐漸提高上去，可以希望達到每年25000萬噸產額的標準。

歷史是曲折的，在短距里是難於預測的。但是一個軟心腸的人，不願意世界不斷遭受戰爭的慘痛甚至可能毀滅的人，眼睛總是向著光明看，即使這光明只有一線。向光明看的人，還是記得羅斯福在美國所做的一切，所允許給世界的一切，以及他所鋪下的道路，我在初訪美國時所見到的那一條不必流血而可以達到的自由和平等並駕齊驅的道路。就是這副眼睛、這副心腸，又在世界的另一角里看見了同一方向的努力，同一道路上的夥伴，我這樣寫下了這本《重訪英倫》的小冊子。但是我似乎已喪失了兩年前的天真，我已隱隱約約看到了這道路上的絆腳石。真如拉斯基教授所說的：暴力革命是可能發生的，但是我們為了文化，總得向避免暴力的方向前進。

康：「我是小學教員，不很知道其他的問題，我所說的是關於孩子的事。以前我們說改革教育只是關於課堂里的事。我們覺得孩子們應該多知道些事情，品性上應該好好發展，但是我們並沒有像現在一般感覺到孩子應當成為英國社會上最重要的人物。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得到，我們現在的確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這些孩子們身上了。我們這一代的責任不過是過渡的，是保育下一代。英國的新社會要現在這些孩子們長大了去創造。」

英國人民是有遠見的，即使迷惑一時，必能及時看到他們新的使命。我為了私情的依戀，更使我不能不這樣寄託我的希望。帝國的結束不是英國的屈辱，而是英國光榮的再造。英國的雄心不要再在已麻痹了的軀體中去磨折那驕傲的靈魂罷！解脫了這陳舊的軀體，還有個晴朗的天地任你翱翔。

美國這兩年的趨勢，不幸得很，似乎在佐證這種理論了——這使我寫完了《初訪美國》之後，默然了。

在這下午的辯論中，我們不但可以體味到紳士標準的被否定，而且一個新的標準已經出現。工黨的議員強調地說，我們並不是吝嗇這5000鎊的恩俸，但是財長的責任是在保證人民所付的稅，每一文都要用在發展個性，維護社會利益上。這5000鎊的恩俸受益的是幾個對社會無益的寄生蟲，對於繼承人沒有好處，對於納稅人是一項沒有意義的擔負。

「愛玲死了。」像是一陣嚴肅的煞風吹走了茶室里女同學們臉上的笑容。2月6日，本是英國婦女們得意的日子：29年前就是這一天，英皇宣布了婦女參政的權利。50年來不住的奮鬥，得到了勝利。權利的獲得卻也正是責任的開始。還不到30年，為婦女們證明爭取參政權利並不是為了點綴或嫁妝，而是為了要分任男子們服務社會責任的愛玲?魏金生女士，卻就在2月6日與世長辭了。責任是重的，服務是苦的，愛玲就在這責任和服務底下，消耗了她的青春，拋棄了她的家庭幸福，最後積勞而死。三十而立，英國婦女的政治生活應該快成年了。在成年前夕，誰知道上帝是什麼意思，一定要挑定這一天來警告已獲平等權利的英國婦女，而且用那婦女運動最成功的榜樣，愛玲的死亡來作此警告：要權利的不要忘記了責任，權利不但要人的生命來爭取，而且要人的生命來維護。

我在馬賽旅館食堂里，望著歐老太太匆匆離座的背影，也感覺到了難受的煩躁。我冒著晚涼，出門溜達。人行道上堆滿了黃葉。人影稀少，連咖啡館里都寂然無聲。無疑的，旅途里的煩躁將一直帶到闊別8年的英倫了。我愀然回來，時已午夜。

唐爾登站起，很沉重也很簡單的答覆：「因為，在政府認為這是件重要的案件。」7點26分，該案兩讀以271∶102通過。

這次我到英國去，最受感動的也許就是他們正在計劃實行的全國健康保險的政策了。

像她一類的人在英國鄉村裡並不少。我在克太太的客廳里還見到一位曾經到過中國為中國海關設計和組織防疫工作的醫生，現在年紀已經很老了，退休在堪村附近。他忙著為地方的公益服務。但是他們究竟並不是鄉村裡生長大的人，更不會真正地進入鄉村的社區生活。他們不到小酒館里去喝啤酒，也不常去鄰居閑坐。在道德上至多不過是一個榜樣而並不是一個領袖。

那幾天拉斯基教授到處為工黨演說，保守黨的報紙儘力地在找題目攻擊他。這段新聞一發表，對於工黨的地位很有影響。英國的傳統是厭惡暴力的。他們最驕傲的是能用語言代替槍炮。若是當時的工黨的執委會主席公開威脅選民說：你們不選我們，我們要革命了。英國人民的反應必然是「豈有此理」。於是保守黨就有辦法了。在大選的時候誰敢得罪選民？所以拉斯基教授立刻否認他曾說過《紐淮克報》上所記載的話。非但否認，而且認為這歪曲的報道是誹謗他。若是主張暴力革命而且公開煽動群眾是有罪的，《紐淮克報》有意要加罪於他，他就以誹謗罪向法庭起訴。這案子到最近才開審。

英國人有他們足以自驕的過去。羅馬帝國除了壽命之外，有哪一點可以和大英帝國相比呢？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的時候，大英帝國擁有1200萬平方里的領土，滿布全球，4.25億的人口，佔全人類的1/4。羅馬帝國在領土上只有它的1/5，在人口上只有它的1/4。永遠沒有落日的帝國在文化、經濟、武力上支配著整個世界。這雄飛宇內的帝國實在是歷史上的奇迹，它發跡得這樣的迅速！300年裡長成的帝國竟如是的壯健、跋扈！300年前的大西洋，這滋養培植大英帝國的波浪，是西班牙巨艦縱橫出沒之區。漁人、海盜、亡命者蟻集的島國，靠了海峽的天險，才能苟延殘喘於強鄰的姑息之下。他們怎敢仰首伸眉，問鼎歐陸？可是歷史卻挑中了這三島，這海岸線最長、煤藏最富的三島竟成了一個新世紀的搖籃。

看著到食堂去的廊上學生的情緒和桌上的捐款，我覺得拉斯基教授實在並沒有敗訴。

這兩位舌客愈迫愈緊。

我已說過工黨向保守黨繼承的遺產是個在解體中的帝國，是個式微中的工業組織。而且，他們多年在野，一時不易得到許多有經驗的政治家。當然，在他們所得的遺產中也有著無價之寶，那就是一個保證他們能放手試驗他們社會主義的憲法，政治程度很高的公民，守法認真的國民性，此外還有一個健全的文官制度，一輩有效率的公務員。當他們上台之初，的確到處發覺人才不足的苦處，在許多部門裡，不能及早改變作風的一個原因也是人才不足。據說當時手忙腳亂的情形使90歲的蕭伯納都搖頭了：「一個窮人掘到了金子，是會不知怎麼辦的。」可是這副窮相併沒有維持多久，不到一年，保守黨已沒有話柄可以攻擊政府能力不足了。

以往的醫生都有個矛盾。一方面他的責任是在治病；另一方面他的收入卻是靠有人生病。壞的醫生會因顧慮生意經起見，把一天治得好的病，拖幾次方治好它。而且在一個以治病作為生意的社會裡，有醫學知識的人對於衛生事業總不會太熱心的。要用醫學知識去消弭疾病，就是取消依靠疾病得到收入的職業，這就必須把醫生的職務變成社會服務。治療是不得已的善後，衛生才是真正的任務。

在我們看來也許會覺得這是小題大做，但是在英國這確是個大題目。第一，這是一個富於政治性的問題。在用輿論，用選舉票決定政權的民主國家，政黨的立場必須明白清楚。工黨是並不主張暴力革命的，這一點決不能給人民一毫誤解。拉斯基教授是工黨的台柱，他的政治主張不但是有關他自己的地位和名望，而且有關工黨的前途。第二，也許更重要的，這是有關英國言論自由的基礎，言論機關的信用。在以輿論來左右政治的國家，影響輿論的言論機關必須有最起碼的道德，就是不造謠。若是所有報紙大家有造謠的自由，所謂「宣傳攻勢」，輿論將無所適從，將把民主政治從根翻起。為了要保障能以選舉票代替槍炮來決定政治的民主基礎，對於報紙造謠一事是絕不能輕易放過的。拉斯基教授既然沒有說主張暴力革命，就該依法起訴了。

「政府不是規定了退休的醫生有養老費的嗎？」我問。

這時我正和我的朋友在一家小飯館里吃飯。我們還不知道巴力門內的結果，但是我的朋友卻很堅決地說：「這英國已不是10年前的英國了！」

有一位英國朋友知道我回國之後一定會寫文章講英國，所以他特地叮囑我不要忘記告訴中國的朋友們當時選舉的情形。他說：「我們那時真不敢預測保守黨是否會失敗，我想丘吉爾一定以為他會勝利的。你沒有看見當丘吉爾旅行演說時人民對他熱烈歡呼的情形，大家真是狂了，這位挽救英國的英雄。也許太熱烈了，他的演說內容大家都不去注意了。從當時民眾所表示的熱情來看，保守黨繼續執政可能毫無問題。保守黨也太看重了丘吉爾的聲望，所以在政策上，選舉策略上不免忽略了。7月26日那天選舉揭曉，真是個晴天霹靂，工黨竟以393席絕對優勢得勝了。保守黨損失了181席，也是空前的，和丘吉爾聲望之高一樣空前。」

拉：「減少了。」

我愕然。

以往陪審制度的確已把私人間偏護的因素儘可能消除了，但是因為陪審官資格的財產規定卻把階級間的偏見注入了。在這個案子里，這弊病暴露得十分清楚。

我：「你不是說，把國家大事交給下一代，你們自己沒有把握去創造了嗎？」

拉：「這是在這世界上我所願意做的事中最後的一樁。」

我搬來時，房東太太問我要不要裝個煤氣爐，或是電爐，我最不喜歡這些「烤鴨」的小爐子，不但煤氣爐的味道不好聞，點著的時候，「砰砰嗚嗚」地像開火車，而且，背上烤焦了胸前還是冷，所以我拒絕了。「我喜歡燒煤。」房東太太很尊重我的意思，每天替我引火加煤。我很得意。

「歐太太，你是什麼時候去香港的？」我補充地問她。

代表平民的工黨並不是吝嗇這5000鎊一年的開支，而是在道德上有責任去否定這傳統的邏輯，去揭穿紳士階級的虛偽和負義。讓人民看看以往的統治階級是怎樣薄待保護國家的英雄。巴力門內能公開在道德上打擊英國紳士的假冒為善，這是初次。它表示了英國社會本質正在蛻變。人們不應在假面具背後活動，體面是次要的，因為人還有感情、有愛、有人性。平民政治的抬頭，使英國人接近了人性的標準。

律師：「我說：喪失了。」

世界上哪一個角落裡找不到歐太太的煩躁？

11月27日是拉斯基教授自己受被告律師詢問的日子。拉斯基教授的口才是素來有名的，他的對手是著名皇家律師彼屈立克海斯丁爵士，這場辯論自然是英國歷史上少有的精彩節目了。

她想了一想：「也不能這樣說，除非沒有國界。」

英國的醫院大多是靠私人捐款維持的，不但規模小而且分佈又極不均勻。據現在的調查，不滿100病床的醫院佔全數70%，不滿30病床的尚佔30%。分佈上說：在South Shields每4100人有一醫生，在Bath每1590人有一醫生，在Hastings1200人即有一醫生。又如在Bristol 3.4萬人的社區里不久之前一個醫生都沒有，可是離這地方不遠的Taunton，人口相等，卻有18個醫生。在這種情形下，醫藥現代化是不容易的。為了要增進醫院的設備和醫生的素質，就得把整個醫藥制度的經濟基礎根本改造，從捐款和做生意的原則變為公益和服務的原則。只有由國家從保險費和國庫來支持和根據人民的需要加以計劃，才能達到現代化的目標。

這兩位都是標準的英國人。他們認為凡是有關於自己利益的事，一定要有爭取的權利。這是英國民主的第一課。他們承認社會上利益是並不一致的。但是在決定一項有關於眾人之事的政策時，不同的利益都得有機會發表意見。在選舉票櫃里稱一稱，誰票子多。這樣，受損失的人才甘心。若是有一個集團不經過這個手續，硬要剝奪另外一個集團的利益，他們是不肯領受的。沒有投票，沒有責任。但是現在的英國人開始感受到一種外來的力量，這力量會決定他們的生活，而他們對這力量卻並沒有直接去左右的辦法。這裡有著一條國界，美國的選舉是美國人的事。民主關在界線里，造下了這確乎不太合理的國際關係。這界線不但使喜歡旅行的歐老太太感覺煩躁，而且可以使她全盤喪失這次旅行的意義。曾經用來保護可以自足的單位的界線，進入了這個時代，卻成了弱者的束縛。

康：「當然，在教育里也是如此。我們有理想，就是每一個英國孩子，不管他父母的經濟情形怎樣，都得依他的能力得到他服務於社會最好的機會。我們先得把這個原則實現了，其他社會事業才有基礎。我剛才不是說這是戰爭的結果嗎？我們在戰爭里才認識人才的重要。說起來，真是我們的恥辱。我們入伍的年輕人的體格遠沒有德國的好。我們以前的社會把保育孩子的責任交給父母，同時又在各種方面降低父母的收入，結果孩子得不到應有的營養，身體羸弱。等到國家要他們去保護時，他們的弱點暴露了，差一點，我們幾乎支持不了。所以戰時政府在1944年就決定把孩子的教育問題好好地整理一下，才有現在的新法案。」

這位爵士拿了那本《當前革命的檢討》，問說：「這本書的基本論調不是說在戰爭進行中是有機會實行同意的革命的，但是到戰爭一結束，這機會就喪失了嗎？」發問的目的還是我在上面所說的，要拉斯基說在英國只有用暴力革命才能達到社會主義。

我接著說：「那不是一般人所希望的嗎？有病一定能有醫生療治，而且醫生的醫道又可以提高，那是多好呀！」

我點了點頭，向她說：「不要緊，我的太太和孩子在中國也沒有煤燒，冷一些是應該的。」

兩年後愛眉成了第三個孩子的母親，唯一她可以自己撫育的孩子，就是華瑞夏。她雖則名字里有哈密爾頓，但是體格和面貌卻泄露她真正的父親，在名義上只是她的義父，納爾遜。英國的紳士絕不吝嗇他的寬容和體面。駐意大使和海上梟將始終維持著親密的友誼。三個人時常在一起往來於歐陸。又二年，哈密爾頓爵士握著愛妻和良友的手，微笑而逝。

還有一個困難是運輸。挖煤已經要費力，可是把煤挖了出來，還得運出去。煤是個最笨重的傢伙。英國在戰時運輸機構損失很大。車皮、車頭的缺乏，使鐵道運輸力減低。汽車的運輸九九藏書更成問題。多年來所製造的坦克，現在一無用處。大卡車的生產已少，而且大多在海外做軍用。運輸力的減低影響最大的是那些笨重的傢伙，煤自然最倒霉。

「我就住在小學附近，從公園那邊抄出去很近。」

丘吉爾和他的承繼者做著一件勞而無功的苦差。拔除了法國，產生了更強的德國；拔除了德國，產生了可能更強的蘇聯。即使拔除了蘇聯，誰知道不會又產生一個比蘇聯更強的國家呢？這不是辦法。英國並沒有做戰爭製造者的必要，只要它在另一邏輯里打算他們的前途。

一點都不錯，財長提出這停發納爾遜恩俸的案件並不是為了要節省支出，而是要確立一個原則。什麼原則呢？在我看來是社會上不準有繼承的特權。保守黨議員所爭的也不在這5000鎊，而是幾萬萬鎊英國特權階級的權利。顯然的，工黨挑了納爾遜恩俸作為題目，一個最容易表現特權的不合理的題目，來確立廢除特權的原則。從這意義看去，巴力門費半天去辯論似乎還太短了一些。

「你以為這是可能的嗎？」

愛玲?魏金生女士是現任英國的教育部長。我在上一次通訊中剛提起過英國怎樣在努力去保育他們的下一代。若容我重複一遍，這努力不但表現了英國驕傲的魂靈並沒有挫傷，而且使現有種種貧乏和艱難都成了過眼的雲煙。更具體地說來，教育的民主化是維持目前剛發軔的社會主義的英國的必要條件。現代政治趨勢已否認了一個不是平民自己組織的政府能為平民謀幸福的。換一句話 for the people 的政府一定得of the people和by the people的。可是問題是在平民的教育，很多懷疑民主政治甚至民主社會的人，認為平民缺乏遠見、缺乏程度。他們不能擔任領導人類走上更理想的路程。最近英國卡車工人不接受工會勸告而罷工的事，又給若干懷疑民主的人士，振振有詞地說，工人沒有政治責任感，在這運輸已因天氣的冰凍而發生阻礙，真不應該再來這一手和工黨政府為難。這套批評並非全無根據。可是即使假定是正確的話，也只說明了，在過去的社會中，平民沒有機會養成他們的政治程度；沒有給他們足夠的教育，以致他們不能有效地表現他們對政治的責任感。罪不在他們，而是在過去的社會制度。要改變的不是平民已爭得的表現機會，而是以往的社會制度。這話在理論上是立得穩的，但是站在民主崗位上的人，卻應當在事實上促進平民的責任和興趣，這是教育。

「每個孩子在學校里有不要錢的牛奶喝，哪裡有這麼多牛奶呢？」

被告律師把拉斯基教授所著的書大概都逐句讀過了（不知費了多少時間），他摘錄很多句子，想來證明拉斯基確是主張暴力革命。他念了一段之後，就問拉斯基說：「你意思是說要叫資本家讓步是不可能的嗎？」他要拉斯基說聲「是」。一說是，他就可以說：拉斯基一面說資本家不讓步，勞工會用暴力；另一方面說，資本家決不會讓步。兩句話一加起來，拉斯基是在說：勞工一定要用暴力了。可是拉斯基明白這圈套，所以向法官說：「我是不是應該在斷章斷句之前說是或否，還是應當向陪審官解釋我整篇的意義？」這一問使法官很為難，他只能回答說：「我想你是有權利解釋的，但是我不想把這案子變成個社會主義的討論。」其實，即使拉斯基把法庭變成了教室，我也很懷疑這些陪審官會在幾十分鐘里弄得明白拉斯基一生的政治學說。所以，拉斯基只能很簡短地說：「我的看法是，社會和平的維持和暴力的避免是社會所應當趨向的最重要的目標之一。這是我加入工黨而不加入共產黨的原因。」這句話陪審官應該是聽得很清楚的了，可是大概還是太深奧。

英國人早就有些發急了。美國共和黨的得勢使他們感覺到威脅。18個月之後可能碰著個共和黨的總統。如果想向美國續借一筆大款，條件可能比第一次更苛刻。上一次還沒有太顯明的政治條件，下一次誰知道！如果美國說除非保守黨出面不肯借款時，工黨政府怎麼辦呢？為了人民生活的著落，是否必須接受這類條件呢？這是誰也不敢預言的。

英國所需要的是原料和市場的穩定，英國的生命線不是在哪一個交通線，而是在能自由運輸的商業。商業本是買者和賣者雙方有利的事。有無的交換，本是應該以和平為前提，同時也是和平的保證。英國不幸在早年的貿易上發生了殖民地制度，結果把商業和武力混在一起，一若沒有殖民地的支配權就會不能和其他工業國家相競爭。這在目前也許是事實，可是這事實的發生卻是在英國用特權來保障了工商業，使工商業不必在技術的改進上求穩定，於是結果反而阻礙了技術的發展。沒有特權就會喪失市場，造下了飲鴆止渴的悲慘局面。特權是會使人中毒的。要得到新生，毒素必須取消。

英國製造工業在組織上，因合理化的要求，固然日趨進步，但工業基礎上的煤業卻散漫無章。據戰前的調查，英國1750個煤礦中，有706個規模小得只有50個工人。僱用500個工人以上的煤礦只有566個，其中只有45個僱用工人在2000人以上的。這許多煤礦又分散在許多煤業公司手上，有些公司只有一個礦，有的有近百個礦。這許多煤礦不但產量相差很大，而且生產成本也相差極大。大礦可以利用較進步的機器，小礦卻沒有改良設備的能力。結果，在沒有統籌的市場上，互相競爭。成本高的地方只有壓低工資，甚至被迫停工。英國煤量出產最高紀錄在1913年，2.87億噸。一直到現在沒有超出過這數目。煤礦留不住工人，1913年煤礦工人超過100萬，1946年卻只有60萬。當然英國煤業停頓和衰落的原因並不很簡單。而且其他動力燃料的應用，使煤在工業里的重要性也減少了相當程度。但是我們也不應輕視以煤起國的三島煤業停頓的意義。

病久了的人會說：「死了倒好了。」這是真心話。人最苦的是憂慮，負著一項自己沒有能力來控制的責任。憂心如焚，比身體上的痛苦更難受。我們有人割股療親，其義是在以肉體上的痛楚代替或轉移心理上的憂急。

工黨的國營政策從煤業開始，成敗也繫於這一個試驗。他們要證明社會主義是比了資本主義更能充實國民的財富。每個社會制度有它一定的效率限度。資本主義的限度已到，所以若要提高英國工業效率，一定得改變這制度而採用社會主義的國營政策。這是個理論，若沒有實際的證明，工黨的政權是要動搖的。所以對於這政策的實行，工黨政府自然要全力以赴。可是實行這政策是相當艱難的，因為工黨挑了一個很艱苦的環境去試驗這新的制度。當然，環境若不艱苦，他們怎麼會有試驗的機會呢？

去年6月20日紐淮克一張報上有下面一段關於拉斯基教授為工黨競選演說的報道：

唐爾登在他的提案中雖則沒有明言將怎樣把從屈拉法爾加地產上所得到的錢用在海軍的福利上，但是工黨的確在這次辯論中，把社會主義對人對事的基本看法再一度用具體的事實來說明了。在這次戰爭里的士兵和他的家屬，生的或是死的，都可以因之放心，這個政府決不會像庇得一樣做下這類張功李賞的辦法來，而且也決不會使人再感覺到一將功成萬骨枯了。歷史的追述常是未來的保證。納爾遜恩俸的翻案不是件玩弄古董性的消遣，而是確立社會主義的過程中，對特權原則和英雄觀念的正面攻擊。

我：「你說嚴重的毛病是什麼呢？」

陪審官是從人民中挑選出來的。事實上不能不限制陪審官的數目和資格。審判一件案子時普通的陪審官是12個人，在有資格做陪審官的公民中隨意挑出來，目的是在得到對於這案子沒有偏見的人可以公平地聽審原告和被告雙方的意見。要達到沒有偏見的程度，關鍵是在陪審官的選擇上。關於這一點已經有了避諱和要求撤換的辦法。但是陪審官的資格上還是有問題。在英國，陪審官資格的規定是：年齡在21～60之間，有房屋或土地的財產，所住的房屋須每年納稅20鎊之上（倫敦的資格定得較高）。另外還有一種特別陪審官，所需資格是：紳士、有學位的人、銀行家或商家、住所納稅每年在100鎊之上等。原告或被告可以申請要求特別陪審官陪審，換一句話說，可以要求更有地位和更有錢的人來做陪審官。

有一個議員很幽默地說：「我們講到納爾遜的時候，不應忘記他的勝利並不是他赤手空拳得來的，船上還有不少水手拼過命的。」他接著說：「我並不過分對哈密爾頓太太抱不平。這裏還有人可以告訴我們，她葬在哪裡，墓碑上刻著什麼字。可是那些拼了命的水手們的妻兒怎樣呢？誰知道他們的墳地，他們的墓碑？」

英國現在想大規模全國舉辦的就是這件工作。

這傳統經歷了多少世紀，一直到這次大戰的結束，才發生動搖。一個社會的真正改革，不在換個國旗，也不在換個憲法，而是在每個人的心上，以前認為合理的被認為不合理了。納爾遜死了141年，沒有人想到過這位英雄在地下死未瞑目。高大的華表、雄壯的銅獅、豐厚的恩俸，一切面子都給他了，但是他在遺囑上所要求的一點卻很有禮貌地被抹煞了。

沒有人想和歐太太作對。這點我很願意保證。歐太太有事要早一點從遠東到西歐，兩個月里打個來回。幾十年前是個幻想，現在已是事實。再急一些，一星期來回也做得到。看了試驗火箭的新聞片后，誰也不敢說，不久以後，廣寒宮的攝影不會列入旅行社的窗飾里招攬遊客。自從原子能被利用了來做武器，沒有人可以對於這「無窮可能」的人類文化再作會停留在某種階段上的預言了。不是上天，就是入地。繁榮和毀滅之外似乎已沒有其他選擇。就難易說，入地有捷徑，上天卻無便道。我曾聽過BBC念John Hersey所著的《廣島紀實》。入地的捷徑在這裏描寫得清清楚楚。一個城市怎樣在剎那之間化為灰燼。可是一說到上天，這歷程的艱難，已使每一個魂靈在戰慄。歐太太的煩躁不過是微之又微的一端而已。

復興農業在英國是十分困難的。若說一紙公文就能改變社會的風氣，那就容易了，因為現在執政的工黨，確是想向穩定經濟力求自足的政策上求出路的。問題是在鄉村本身缺乏肯擔負起繁榮和建設地方的重任的領袖人才。在戰時，政府已經儘力地用津貼政策提高農民的收入，這政策能否持久固然還有疑問，即使可以繼續，至多不過做到經營土地有利可圖，但是這一點經濟上的利益，並不能使鄉村裡的青年不向都市跑，並不能使農業成為一個有吸引力的職業，除非鄉村生活能達到都市裡一般的現代化。物質建設上政府還可以設法鼓勵，好像近來的鄉村水電計劃等。主要的是在鄉村的人民能自動和自發的努力，使在鄉村裡居住的人能感覺到生活不但有著落，而且有希望。這並不是像住厭了都市的人來鄉下隱居，或是有錢的富商想在鄉下買個大宅子做紳士，而是要認真地把鄉村建設成一個生活中心。這又要一種新風氣，有人才出來領導。我到堪村去訪問的原因也就在看看英國鄉村中是否已有了個社會重心。

1935年送她重入巴力門的是曼徹斯特附近的加樂。加樂本是一個造船業的小城，這小城的人民都是靠這行業生活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不景氣的狂潮逐漸卷到英倫。造船業的大王們要維持他們的利益，決定緊縮政策，把幾十萬的工人生活置之度外。加樂首當其衝，成了英國不景氣時代最嚴重的「蕭條區」之一。愛玲是加樂的人民代表，她面對著這不景氣的狂潮，眼看這些沒有人性的特權階級出賣工人的生存權利，她不能不負起抵抗的責任了。這責任是沉重的，因為在巴力門裡她的聲音被紳士們的冷笑所掩蓋了。於是她組織了英國歷史上著名的「飢餓請願」。英國各地失業的工人，步行到倫敦來遊行。這紅髮女郎卻站在加樂隊伍的前列，一步步地走向巴力門，背後是2000失業的工人。

我是愛慕英國的。兩年的英倫寄居，結下了這私心的關切。在戰雲還沒有密蓋到這島國的上空時，徘徊在漢姆斯坦高地的樹林里，野草如茵，落葉飄過肩頭，輕風裡送來隔崗孩子們的笑聲，有的是寧靜。一個成熟了的文化給人的絕不是慌張和熱情，而是蕭疏和體貼。我愛這種初秋的風光，樹上掛著果子，地上敷著秋收。可是英國的成熟卻令人感到太倉促了一些，使人想起古羅馬的晚景，在蔚藍的地中海上，竟成了一座蜃樓。為了我對英倫有這一點私衷，未免起這憂心，尤其是當我接到新近從那邊的來信，描寫著劫后的倫敦，繁華中的廢墟，這樣地不敢令人相信。歷史太無情，豈是真的又要重演一次帝國的興亡軌跡？

煤荒又是一個工黨從保守黨接收下來的煩惱。英國煤礦在技術及在組織上的落後，以致產額日減。經過了一個戰時，再加上了要拚命增加生產的戰後一年，儲備著為不時之需的煤量差不多都用完了。一到冬天，老天又不幫忙，50年來所未有的奇寒，冰雪阻礙了運輸，於是大城市裡鬧煤荒了。其實不論哪個黨出任政府都會碰著這問題的，但是工黨卻正在台上，自得負責。我們應當注意的倒並不是煤荒的起因，而是政府怎樣在這近於棘手的情形中，能安然渡過危機。這使幸災樂禍的隔海友邦，也驚異了。工黨是撐得住的。

保險方法可以做到的是征服因疾病而得不到醫治的憂慮。可是基本的問題還是在怎樣加緊對疾病本身的征服。那是醫學的發達問題。事實上，醫學知識和實用的治療方法之間還是有很大的距離。不但是做醫生的大多還是用十多年甚至半世紀前的醫學知識在治療病人，而且即使有夠得上現代醫學水平的醫生，他們也時常沒有適當的設備去應用所有的知識。在中國這些困難的嚴重性固不待言，即是在英國也並不太比其他國家為強。

「不合理！」歐老太太自言自語。

於是，我的眼睛轉向了英國。英國怎樣呢？英國過去的歷史似乎也佐證了社會主義不經過革命不能實現的說法。麥克唐納的工黨政府一無成就，結果不但沒有做出一毫社會主義的政策，甚至比勞合喬治的自由黨政府都不如。勞合喬治還立下了勞工保險法，而麥克唐納除了自己受到了英國上層階級的恭維外，只是宣告了不流血革命是個夢想，一個很可愛的夢想。

同樣的，每個人的健康是人生的權利，社會有責任使疾病不能任意襲擊人；如果預防不周，有人害了病，社會有責任使他能得到人類知識所允許的治療。

社會主義並不是魔術，工黨上台不能立刻把英國的經濟健全起來。可是傳襲下來的嚴重的危機卻要當前政府負責處理的。英國都市發達得早，所有的房屋也因之破舊不堪，有名的東倫敦的貧民窟，在戰前已成了活地獄。德國的炸彈和飛彈把已經十分嚴重的住的問題弄得更不可終日了。在國會裡有一位女議員報告說：她親眼看見一間房裡住著一對夫婦和八個孩子。在戰爭結束時的估計，有50萬個平民住宅立刻需要重造，有400萬個住宅已經有80年的壽命，在農村裡，如果要吸收足夠的人力來經營農業，就得增加30萬個農舍。造房子要原料、要人工——原料和人工兩缺的戰後，政府怎麼辦？負責應付這問題的貝方在提出了建屋法案后，很冷靜地向國會說，1947年年底，雖則我並不能給每一個英國人應當有的舒服的住宅，但是住的問題決不會再使任何一個人覺得傷腦筋了。當時聽見這句話的人，真不免為工黨政府捏了一把汗。但是我到倫敦時，1946年年底，沿著郊外鐵路兩旁已經有著大規模的市民大樓出現，在農村裡已有一排排的公家出租的小住宅。貝方的支票可能是會兌現的。想想這件工作的偉大，使我呆了半天。國內講政治的整天在空談主義，或是在記錄宦海的升沉。其實是政治應該從最基本的衣食住行等日常事務上入手，也在這上邊去證明得失。工黨的成功不是在掛上一塊社會主義的牌子，而是在每一個人的生活上表現出社會主義所能給他的利益——生活程度的提高。

不錯的。人是無法拒絕這種新的工具，不論這新的工具帶給人的是煩躁還是滿足。

周末稍暇，我偕友到「高門」去重遊我初到倫敦時的寄寓。房屋依然，但是人物已非。我退回車站，在一家以前常到的小茶社裡去稍坐。人很少。我坐定了，向著掌柜的姑娘說：「這是我10年前常來的地方。」我預想這一句多少帶著愴感的話，必然會引起對方的惆悵。事實卻不然。她很淡然地不經意地介面說：「10年前我就在這裏。」並沒有笑容，但也沒有半絲激動。好像這是件多麼平常的事，好像這10年裡沒有任何可以值得提起的，可以掛得上久別的朋友們絮絮話個不停的遭遇。平常得很。我很有一點拘束，顯然的，我所期望于英國朋友們的心境在他們的平民中並不存在。他們並不像我這樣多感。我茫然了。

在這匱乏的事實前，為什麼除了牛津的少數少爺們願意聽《莊子》之外，普通人並不抱怨，也不那樣多愁善感，懷念過去的樂園呢？我在初到的時候，實在不知怎樣解釋。

比萬的方案進行得並不太順利。他的方案在人民的立場上看固然是再好沒有了，但是這是革命性的，因為這個新的醫業國家化制度會使許多依靠傳統制度得到利益的人受到損失。這些人不肯接受這新的方案。他們並不是病人或是可能害病的人，而是醫生。當我們到倫敦不久，就在報上看到醫生協會舉行投票：反對這法案的醫生卻占多數。這使比萬很為難。若是多數醫生不接受這方案，他的方案即使在國會裡通過了，還是不易實行的。

決定搬到南郊蘆葉寨來住的原因當然很多，其中之一是我看中了書房裡的大壁爐。倫敦的冬季是冷的，那我早知道。我特地挑定了這寒冷而且多霧的季節到這地方來，除了怪癖外，似乎沒有多大理由可說；一定要找個理由的話，可以說是我很愛閑坐著，在爐旁看火焰。窗外的濃霧使人很安於室內閑坐；爐前凝視，別有滋味。蘆葉寨在郊外，平民的居住區，沒有現代的暖氣設備，還留些壁爐，動了我的心。

我在英國常問起許多朋友，工黨政權是否安穩？依英國憲法，國會中如果不發生不信任的事件，一直要到5年之後才重選。所謂不信任是要多數議員否決政府的提案。工黨內部如果不發生嚴重的裂痕，他們擁有超過所有其他政黨總數148票的優勢，絕不會有不信任的提案通得過的。即是以「反叛」的事例說，他們至多拒絕投票，並沒有投過反對票，所以並不會影響到工黨政權。5年的期限使工黨有充分時間去實行他們的長期政策，而且他們相信在這期內必然可以做出成績來的。

從第一次世界大戰起，這兩個柱子已經出了毛病。在戰時海上運輸受到阻礙，英國的糧食立刻發生恐慌。這倒還是暫時的現象，更持久而且更危險的是英國在工業技術上已拿不穩優越的地位了。這一層也許還能靠自己努力來克服。最嚴重的問題是起在橫樑上，先是關稅壁壘，后是統制經濟，把英國經濟基礎自由貿易打得落花流水。英國的糧食大部要靠人家供給，而糧食又是急不待緩的東西，自然是容易被人控制的把柄。於是，英國不能不重新注重農業了。英國要注重農業，表示了他們的經濟已走出了擴展的時期。

在英國是最不易講計劃的。因為他們有一個最拿不穩的對象，著名的霧。霧重的時候，10尺之外不辨人物。交通得停止，至少車子都得慢慢開。每個車站本來都有一定的時刻表，但是到了霧季，沒有人再去看這有名無實的數字了。車子脫班是不足為奇的。工黨政府講求計劃，就碰到了這天的阻力。

「那麼，旅行的麻煩是註定的了。」

科學的技術在鐵和煤豐富的地區結成了工業。工業需要原料和市場。水上的來往是最便宜的運輸，海外的原料從各處輸入這19世紀的工業中心，工廠里製造出來的貨物，又從水上運到了世界各地。貿易是帝國的主要活動，國旗跟著商業插上了羊毛產地的澳洲、棉花產地的印度、黃金產地的非洲海岸，水上霸權這時不只是帝國的光榮而且是帝國的財源了。誰能說英國不是在無意中產生了帝國？他們有意的是商業，無意的是帝國，可是從此帝國和商業又就分不了手。

倫敦的報紙天天把辯論的詳情發表。除了12個陪審官外，有著無數的人在庭外「聽審」。從所發表的辯論來說，被告並沒有提出充足的證據可以使庭外的聽審者感覺到拉斯基教授的確在演講中說出了報上所記的話。這是倫大的學生議論嘩然、感情激昂的原因。根據大多學生們的看法，這個對司法制度的試驗，證明了英國的司法制度還是受政治的影響。這影響並不是出於政府的壓迫，工黨政府始終沒有對這案子表示過一絲意見；而是出於陪審官的資格，使有錢的人左右了司法。讓我補充一點，拉斯基的案子是應被告要求由特別陪審官陪審的。特別陪審官的資格是住所納稅每年要在100鎊之上，那是屬於上中層階級的人，是保守黨的後台。

讓我先借這個機會講一講什麼叫社會保險，換一句話說，怎樣把社會組織起來合作應付各人相同的個別危機。這個原則其實並不是什麼新奇的西洋景。在我們鄉下原是很普遍的，只是我們沒有像西洋國家一般擴大利用這原則，增加這原則的適用範圍罷了。

英九-九-藏-書國農業的式微並不是英國經濟的沒落，相反地，倒是表示英國經濟的擴展，在工商業里得到了充分的發展機會。這機會是靠兩個柱子頂住的，一是工業技術的優越，一是海上運輸的暢通。在這兩個柱子上加上一根橫樑，自由貿易，就是英國過去所享受的經濟結構了。

唐爾登請求國會在現有繼承人死後把這恩俸取消，把地產收歸海軍部。這並不是說納爾遜的功績已被遺忘，這點現任財長很小心地一再申述，只是要使納稅人民所有的負擔得到最大的代價。他建議這筆錢將用在實際能發揚納爾遜精神的事業上。

老太太並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她是不很管閑事的。她唯一的希望是買座房子，在戰前她雖有這希望，但是沒有這可能。可是戰後卻成了事實。為了鼓勵人民修葺房屋，政府借錢給人去收買炸壞的房屋。房屋的修理費由政府擔負。房主不過只是經營一下和添置一些室內設備就得。我們這位老太太就整日地工作，修好一間，出租一間，收了租錢，再布置另一間。一年來，全屋已經都修好，布置好。她很得意地覺得多年的夢想是完成了。政府是好的，她信賴它，投票時投工黨，因為這政府給了她成為房主的機會。其他的事，她一樣信任，也不很過問。她知道我對於教育有興趣，所以說：「我有一位朋友，康利小姐，她在小學里教書。你要知道這些問題，我請她來喝茶，和你談談。」

修改司法制度是拉斯基教授敗訴的可能收穫。他的名字可能在英國司法制度史上佔一個光榮的地位，但是這位窮教授當前的問題卻是怎樣去交付那筆驚人的訴訟費和律師費。他即使每星期寫一本書，也不能在短期內還清這筆債務。工黨能替他付嗎？可能性並不大，因為工黨不會願意直接參与這件案子。他們是在朝黨，多少要避一點諱。於是有拉斯基捐款發生了。同情拉斯基教授的人，捐錢幫助他清理這筆冤枉錢。這辦法不但在經濟上替拉斯基教授解決了困難，而且是對現行司法制度一個有力的控訴。輿論的表示也可以促成司法制度的改良。

拉斯基教授敗訴了。陪審官在20分鐘之內回答法官說：《紐淮克報》所載是正確的，於是這和事實不合的記載被斷為不是謠言了。拉斯基教授非但不能得到誹謗的賠償，而且要付1.5萬鎊的律師費和訴訟費。

英國想提高農產，不惜加以大量的津貼，消費者雖沒有直接感覺到這筆賬，但是納稅者卻免不了為此增高了擔負。納稅者不還就是消費者嗎？英國人不敢反對這實際上在降低生活程度的辦法，因為戰時的經驗太近，糧食缺乏的威脅太重。英國若捲入戰爭，第一個難題就是糧食。於是他們不免要想自給了。其實，他們是可以在避免戰爭中獲得安全的。這條路容易得多，而且合理得多。英國想在短期內改變幾百年來歷史所造下的風氣是困難的。儘管政府想復興農業，奈何沒有多少人肯下鄉去。據說現在農業里的工人1/3是德國的俘虜。這批俘虜若一旦回國，農業里缺乏人力的情形立刻會十分嚴重。

這個村莊名叫堪德靈頓。我那位朋友溫德先生在那裡已住了半年，借了兩間房，寫了一本書。我提到他不但是因為他是帶我到這村子里去的人，而且我也想藉此指出英國鄉村的一個特色，那就是英國鄉村多少已成了為一些不需要常住在城市裡，而又想暫時享受一些清閑生活的人預備下的一個短期避世的別墅。在局外人看來確乎是很有意思的；在鄉村裡生長的人一批一批地離鄉入城，但是在城市裡住厭了的人卻偷偷地避入了鄉村。所以我在到車站上來接我下鄉的小汽車裡曾笑著和溫德先生說：「你希望我看到一個英國的鄉村，但是我怕我看見的也許只是你們都市的後園。」

我：「一個重要的原則！我們中國有所謂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古訓。這是說物資的分配不根據財富，而根據需要。」

「歐太太，你覺得入境手續是多餘的嗎？」

巴力門內幾百議員費了整個下午，熱烈辯論這隻有5000鎊一年的賬目，豈是表明這帝國的匱乏、門第的破落嗎？不是的。英國可以費幾十萬鎊向各國去聘請學者來觀光，絕不會吝嗇這5000英鎊的恩俸。豈是英國厭惡戰事，想把這爭霸的偶像打倒，另立英雄的標準嗎？不是的。英國雖則並沒有像美國一般把勝利將軍捧到天上，橫行一世，但是對蒙哥馬利的敬慕還是超過羅素和拉斯基。他們在這5000鎊的恩俸上大做文章是為什麼呢？在我看來這是日漸雄厚的平民勢力在向傳統的特權階級挑戰的號角，同時也反映出英國在這次戰爭中基本態度上發生的轉變。以前認為合理的，現在被認為不合理了。在納爾遜的故事里，現在的政府找到了很可以借口的把柄，反對黨的議員看得很明白，所以緊接著財長的聲明立刻指出：「這不是政府收支的問題，而是原則的問題。」

翻出這兩次世界大戰的歷史來重念一遍，我儘管愛慕英國，也不能饒赦英國。英國人眼中似乎只有帝國的安全而忘了還有世界的和平，握有盟主地位的國家把世界和平放到了帝國安全的下面，戰爭是絕難避免的。英國在歐洲「以德製法，以法制德」的結果，發生了這兩次差一點毀滅了人類文化的惡戰。英國在兩次戰爭中得到些什麼呢？戰爭並不能解決帝國的基本矛盾，只加深了格蘭斯東所預言的危機，在殖民地基礎上的帝國是總會瓦解的。

美國，美國，為了你發愁的豈止是英國的工黨！

大概在四五十年前，英國威爾墟地方有一家貧民，姓比萬。他家的孩子安內林整天不痛快，因為他的父親老是生病，一病之後就不能去上工。又因為他們沒有錢請醫生，他母親心情極壞，弄得一家生趣索然。他默默地想：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世界上沒有人願意生病，疾病找到了人家頭上來。有人是工作過度，有人是營養不足，有人是被傳染了，都不是他們的過失。但一生了病，卻要這已經倒霉的病人自己負責了。社會上非但不幫他醫治，而且高利貸的人乘機來剝削他，走方郎中乘機來愚弄他，太太向他發脾氣，鄰舍把他看成危險人物，遠遠地躲開他，兒女跟著失學、受凍、受餓。疾病是人類共同的敵人，可是社會卻並不合作了去應付它，反而利用它來謀少數人的利益，讓多數人受罪……這孩子好像受到了啟示，他自己發誓，他要在一生中去征服這敵人。即使不能把疾病驅出人間，至少也要把社會組織起來共同對付它，使任何一個病人不致在疾病本身給他的痛苦之外受到任何額外的磨難。

愛眉是個鐵匠的女兒，出身微賤，在鄉下當保姆、婢僕之流。年方二八的時候，她出現於倫敦街頭，行為曖昧，姿色可人，結果是做了一個棄兒的母親。麗質難掩，又入侍某放蕩的男爵。在她剛要生第二個孩子時，被男爵的家人逐出。可是在這豪門居住時，曾獲識了個冷矜自負的青年，格蘭維爾。愛眉卻一見傾心，願托終身。一旦被逐，就投奔格氏。格氏在倫敦辟屋藏嬌，教以歌舞。在這個時候，她和畫家隆乃相值，驚為絕代美人，替她繪像，至今留傳。想起來，愛眉之美確是沒有疑問的。可是自持頗甚的格氏，明白此嬌難藏，供奉不易，所以假裝遊歷，把她引到義大利，交給了他舅父哈密爾頓爵士，當時的駐意大使，自己卻溜了。愛眉只能在老紳士前強顏承歡，逐漸由姬妾而成為夫人。芳名日高，出入宮廷，飛上枝頭變作了鳳凰。1798年，愛眉37歲，徐娘風韻之時，在大使館接見剛從尼羅河凱旋迴來的英雄納爾遜。

「我沒有想過。」

康：「一點不錯。譬如說：我們在戰時已經實行了學校供給牛奶的辦法。要發展孩子的知識，第一步是使他們身體得到常態的發育。我不知道你已看見過一些關於這方面的報告沒有，我自己就遇到過這類事情。以前在我班上有個孩子，不肯用心，搗亂，不交朋友，成績很壞。我罰他，愈罰愈不成。可是自從供給了牛奶之後，這孩子面色紅潤了，脾氣也變了，現在是我班上最好的學生之一。這真使我不能不相信孩子營養的重要了。我不是專家，但是我的經驗是這樣。」

康：「也許你說得不錯，像我這樣年紀的人，已經完全覺悟英國舊有的一套是靠不住的了。至於理想，我們有。但是我們，又是英國人的性格在作祟了，並不相信把舊的推翻，新的自然會出現。新的得慢慢養成，像孩子一般。昨天我聽廣播，關於煤礦國營的事。那位燃料部長也不是說，我們現在著手，還得一代之後才能見效嗎？機器要逐漸改裝，資本要累積，人才要培養。有效的工業基礎，現在還是理想，要一步步向前走，才能實現。」

天下一家，以前是一個理想，現在卻成了一種需要，也可以說是空運時代人類生存的必要條件了。這個理想變成一種需要，原是威爾基先生在空中旅行之後才定型的。也許這句口號在我們傳統的理想中太熟習，所以對我們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刺|激。我們可以覺得這不過是老生常談。可是在西方的傳統中，這卻不然。現代的新秩序是誕生在四海一體的中古觀念的否定中。列國的成立是新秩序的基礎。主權的神聖，是帶著宗教色彩的政治觀念。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所標榜的主義不就是民族國家的獨立嗎？這主義最明切的表現是捷克的立國，馬薩立克能在海外建國，看來像是奇迹，其實不過是這基本政治觀念的具體化罷了。只有20年，世界確實變得快，高速的交通工具已動搖了根據這國家主權觀念所建成的政治體系。

律師：「也許要你客氣是困難的，但是不要粗魯。你對每一個人都不講禮貌的，不是嗎？」

戰後的英國若是要復興的話，工業的基礎——煤業，必須加以整理，這是無法否認的至理。英國這三島上沒有油藏。現在所需的油都得從別處運來。這一點需要使英國不能不盡一切力量，不管別人怎樣說法，去保持中東的勢力，因為這裡有英國唯一可以自由取給的油礦。同時也說明了英國的工業決不能再從石油上去求更大的支持。他們還得在自己國土上設法，儘力利用煤，這英國傳統的保姆。

拉：「我說：減少了。」

「為什麼他們反對呢？」我還不明白。

英國的政治真是個足球比賽，在旁觀者看來實在精彩。

英國工商業逐漸發達，而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可以說世無其匹。它控制著海上的運輸，可以向世界任何地方去收買最便宜的原料。本來覺得有利的羊毛都覺得不如向澳洲和印度去輸入了。牛乳不如北歐，肉類不如荷蘭和丹麥，一步一步，英國在農業上撤退下來，成了個不必自己耕植畜牧的國家了。農業的式微使鄉村的經濟基礎徹底改變了。若是沒有那些像克太太或溫德先生一般的人帶了錢下鄉，在農業里賠錢，或津貼鄉下的房東，鄉村也就留不下人，留下的生活上也必然見得更寒酸，絕不能和都市裡的摩登人物並立了。

發生問題是從拉斯基的案子開始。

律師：「不要粗魯！」打住了拉斯基的答語。

有人說工黨挑定新年初一開始煤礦國營，犯了迷信日曆錯誤，因為這是個最壞的日子。新年初一附近正是霧季中心。果然，聖誕節前後，霧來了。煤車停的停，脫班的脫班，鬧出了煤荒。燃料部長辛威爾仰天長嘆：「我怎樣能預測明天沒有霧呢？」

『讓這軀體埋葬在和平里，但是他的名字將長久地活著。』

社會保險的原則就是這樣。每個人都有生病的機會，若是每個人生了病單獨由他一個人去應付，可能沒有這筆錢去請醫生了。若是很多有生病可能性的人合作起來，每逢有人生病，大家湊錢出來請醫生，從每個人說，就不會有請不起醫生的危險了。再進一步，若是合作的人多了，有錢可以為大家包一個醫生，誰有病就可以去找他。這個醫生既然向這些人負了治療的責任，他要減少求治的病人，他必然會對種種預防的辦法有興趣了。

「愛玲死了」。但是愛玲卻已善用她短促的生命奠定了無數愛玲可以像她自己一樣發展她們才能的教育制度了。

政府答覆從「反叛」議員口中所表現出來的一部分人民的不滿是：除了加緊充實國力，談不到獨立外交。他們最近在帝國內部的殖民地政策上表示出了有清算帝國的勇氣，在對國際的局面中卻只能忍氣吞聲，苦了貝文。

到旅館吃完夜飯，已經8點。歐老太太特別放大了嗓子和夥計說：「對不起，沒有小賬，你們政府不給我換錢。」這一晚她連酒都沒有喝，氣憤憤地回房了。10多小時的飛行，5小時以上的耽擱在海關上，怎能使她對馬賽有一絲好感呢？

工黨是1945年7月26日得到了在國會中多數黨的地位，在這次競選時，德國已經投降，而日本還在進行戰爭，普通人民還不知道戰爭要維持多久。丘吉爾挑定了這時候要求大選，據說是有作用的。他想，在戰爭將完未完之際，他的功績和才幹可能成為決定性的政治資本。他似乎在事前很有把握，而且從宣布大選到投票的時間很短，工黨有一點措手不及的感覺。

維多利亞剛慶祝過她18歲的生日，很疲乏地一覺醒來，皇位正在輕輕地打她的房門。她披著軟綢的睡衣接受了帝國的寶座。這是1837年6月20日清早5點鐘。這時候，科學已經把實用的技術帶到了人間；瓦特的蒸汽機（1765），倭克瑞脫的紡錘（1771），卡脫瑞脫的布機（1785），富爾頓的汽船（1807），斯蒂文生的火車（1814），都已經替工業革命預備下一切必需的條件。維多利亞女皇坐上皇位時，英國12哩的多靈頓到斯多克頓的鐵路已經通車。在她21歲生日的時候，電報也發明了。她無意地接受了科學的禮物。這禮物也出於她意料地帶給了她一個歷史上最大的帝國。

工黨政權安穩了嗎？並不。他們從美國借來的11億鎊的債款，本來是打算可以用來安定英國經濟的。「這個債款必須是一塊跳板，不是沙發。」——這是丘吉爾的話。英國固然並沒有把這筆借款消耗在內戰里，也沒有用來買口紅和冰淇淋粉，成為暫時享樂的沙發；但是這個跳板的彈性並不如預期的那麼大，並不能使他們從這跳板上一跳而入于平衡的經濟。他們用這筆款來買了許多救急的消費品。而且因美國通貨膨脹，實際購買力也降低了。依今年年初的估計，還有18個月，這筆借款就可能用完了。用完了怎麼辦呢？

英國的「貴族政治」建築在不平等的教育機會之上，托尼教授的《平等論》一書中分析得很清楚。一個工人的子弟沒有希望進「貴族學校」，而英國傳統的上層階級卻差不多被幾個著名的貴族學校的畢業生所包辦了。工黨政府決不能長久維持在「貴族社會」的基礎上，他們必須開放教育機會，必須使國家的人才可以自由發展。所以他們立下了在今年6月里要實行的教育法案：提高強迫教育的年限，依智力和成績給優秀學生獎學金，以資深造，擴充基本教育的教材和設備，增加教師數目。這保育下一代以保障社會主義英國的責任卻降到了身高不及5呎的愛玲肩上。這是她戰後的任務，是她正式入閣的初次，1945年開始，那時她已53歲。有名的紅髮已經灰白。

我這樣一說，溫德就向開車的克太太說：「你說是不是？」原來克太太是堪村的審判官，又是最熱心公務的紳士太太；她若不熱心公務的話，也不會特別開了汽車來接我這個國外的訪問者了。溫德問她的原因是在她多少也是這種後園里居住的人物。她的先生是倫敦的一個富商。他們向原來堪村的大紳士買了那所猶如博物院的大宅子和幾千畝農場，而且還有一個據說是模仿中國亭園的大院子。克太太是極能幹的，她住在大宅子里經營農場，有幾十頭乳牛，有幾百頭羊，可是，她儘管這樣努力經營，農場的收入並不能維持這大宅子里的開銷。這個新式的鄉村紳士依靠倫敦的市場。倫敦的大商人願意破費一些在鄉下維持一個大農場，目的顯然並不是經濟的，而是社會性的，多少和平民住宅背後有三尺地種花的性質相同。

英倫這個島多少已成了一個大都市，但是這也不過幾百年來的事。500年前他們和我們也差不多，大家是靠土地吃飯的。自從這個島國的海上交通發達之後，他們就發現向海外去買糧食回來比在自己的土地上長糧食來得便宜。英國的氣候和土質很適宜於長了草養羊。有一個時候，英國的羊毛算是最好的，於是他們把農田圈了起來養羊了。這本來極合乎土地利用的經濟原則；要地盡其利，必須分工。世界各地在自由競爭里去發現最適宜於當地的出品。綜合起來，消費者可以得到最便宜的用品。譬如我們要在北極長橡樹，並不是不可能，若是我們肯費錢去造個大溫室，像倫敦植物園裡的熱帶室一般。但這是不經濟的，因為在熱帶長橡樹不必造溫室。同樣的理由，英國大可不必去種糧食，用土地來經營別的作物，得利更大。

「今天下午的討論是有關於1806年的法案（納爾遜恩俸法案）。我不知道這百世難見的英雄對這原案會有什麼感想！這法案並沒有實現他的遺囑。他臨終時的過慮，在他極大的痛苦中所念念不忘的，不是他的弟弟（在這法案中得到恩俸的人），而是他所愛的一位女士，和這位女士所生的女兒。在那天可紀念的勝利日的早晨11時，納爾遜悄然回到他的案頭，發布應戰的命令。有一個水兵把哈密爾頓太太的畫像從壁上取了下來，納爾遜向他說『小心這天使，我的護神』。他在那時寫下了他的遺囑：10月20日，1805年，當法西聯合艦隊已經在望，敵我相距10浬的時候……我將遺下愛眉，哈密爾頓太太，託付給我的皇上和國家，相信他們會給她充足的供給以維持她的地位。我也將把我的義女華瑞夏託付國家。這是我在這即將獻身之頃，對於皇上和國家唯一的請求。

他說：「這是項很短和很簡單的案件。但是我在報告這法案的內容前不能不說幾句有關這案歷史和感情背景的話。這是件英國歷史上富於感情的事迹。有位著名的史家曾說，納爾遜天才的英姿帶來了不列顛水上的英雄時代，安定了帝國威震全球的海權。這偉大、勇敢的水手能屢次睜著眼睛面對危險的降臨。他三次大捷，尼羅河之捷、哥本哈根之捷、屈拉法爾加之捷，奠定了英國海軍無敵的傳統，一直經過19世紀，到兩次擊敗德國后的今日，永維不墜。納爾遜挫敗了拿破崙征服三島的雄心，和現在我們的三軍挫敗希特勒同樣的雄心前後媲美。回觀往事，我想我們能說納爾遜勝利的收穫實在遠甚於拿破崙。

康：「這是我們英國在這次戰爭中最重要的勝利了，我們已經征服了自己的弱點。孩子的牛奶是我們大人們節省下來的。英國牛奶的產量其實並沒有減少，但是以前是給有錢人喝完了，窮孩子們吃不到。現在政府限購了，先讓孩子們吃夠了，然後再分配給其他的人。我們固然希望大家有牛奶喝，但是在不能供給全體的時候，應該先給最需要的人去喝。」

「這是理論，實際上普通人民每星期出了幾便士的保險費之後，可以保障在失業或患病之後得到照顧，誰不願意？他們怎麼會花幾十先令去請私家醫生呢？而且公家的醫生所需的設備由國家供給，技術上也可以比私家醫生高明，私家醫生哪能順利地繼續他的業務！」

我很想安慰歐太太，所以曾這樣說：「我們是坐了飛機在為海運所組成的機構里穿行，怎能不發生無謂的摩擦。」歐太太是有禮貌的，很輕快地能用微笑來原諒我因語言的困難所說出她所不太能了解的話。她的微笑每每使我不很舒服，我感覺到人和人間個別習慣所樹下的障礙，也許就是這類障礙在阻擋著人類的上天之門。

康小姐：「你們自己不煮飯，有太太來侍候的人，自然可以講究味兒，反正不勞你們的手，對不對？但是多少女子就為丈夫和孩子們的口味，關在廚房裡了。我們現在正需要小學教師，不能不請你們這類丈夫們吃吃沒有味道的伙食了。」

律師：「你不接受『喪失』兩字嗎？」

在這種無可退守的境地作戰，英國自從獲得霸權以來，從來不能容忍一個可能超過它的強權出現，當法國要抬頭時，它立刻去扶持德國，當德國要抬頭時立刻又去扶持法國。這種外交使歐洲永遠處於分裂和萎弱的境地，英國的霸權才能確保不替。一直到1939年，這種基本的權力平衡還沒有改變。可是以分裂、破壞、壓制、殘殺、戰爭來應付大英帝國的危險是消極性的，而且我們可以說是逆流的，是和人類文明的進步相抵觸的。人類並不能以維多利亞宮廷的光輝為止境，這並不是文明的極點，億萬細民還在窮困、恐怖中喘息，人類還得使每一個人都能享受維多利亞宮廷里的華貴和風雅。這卻不是大英帝國所能許諾的世界。我們不能不承認英國在人類文化中的偉大貢獻，科學、技術、民主、風度，哪一件不成為19世紀以來人民的模範；但是，它若一定要站在世界的前排，不能容忍別人爭光，它也就成為文明的絆腳石了。我自然不是說英國人的心胸這樣狹小，英國人從個別來說是最能尊重別人，容忍別人的，可是他們為了帝國地位的安全，卻又是「無意」地著著走上和他們風格不合的方向。每一個認真的英國人都避免不了這內心的矛盾，正如我一位很親密的英國朋友所說：「誰喜歡在印度這樣搞下去？可是我們怎樣脫手呢？」

房東太太抱歉的告罪之後，似乎還有一些話要向我解釋。我知道她要說的話：「我們要讓工廠開工，我們冷一些不要緊。九_九_藏_書」但是她知道我並不是他們本國的人，所以說不出口。

第四是承認每個人有受充分教育的權利。工黨政府一方面提高國民教育的年限，依相等於中國的制度說，每個英國人都有權利受到初中程度的教育，不但如是，凡是優秀的青年可以得到地方公費，依他們的能力一直向上升學。這是最基本的自由，每個人有依他的能力在社會上盡最大服務的自由。

我陪著康利小姐走到了小學校的門口。門口正停著一輛教育局的運貨車。工人們忙著在卸貨，有蔬菜、黃蘿蔔、鮮紅柿、牛肉。康利小姐指著這車說：「每天這時候，孩子們下一天的食物就送來了。廚房在學校里。聽說曼徹斯特比倫敦組織得更好，全市有一個集中的大廚房，請了營養專家監督，每天要預備好幾萬孩子們的午餐。」

英國人至少有一點和美國人不同，他們有著和泥土接觸的愛好。理想的老年是在後園裡種花。我在雲南呈貢鄉下居住的時候，也常有些英國朋友來找我，他們來了就很起勁地幫我挑水種菜。在英國，就是在擁擠的市房背後也常常能見到相當精緻的小花園。在這傳統之下，我們很可以想象得到，像倫敦這樣熱鬧的都市附近，自然會發生許多「後園」性質的鄉村了。我所謂後園性質就是指那些鄉村在經濟上並不能自足，並不是靠經營土地，出售農產品來維持生活的，而是靠許多在外邊寄錢來鄉下享清福，種種花草的人來支持的。

若是醫學不發達，病不過是死的開始，人只得練習耐性，應付這無可奈何的人生。「尚可為力」的「尚可」成分減少些，就不必勉為其難，憂急之情也可以變成悲而不憤。在一個醫學昌明，疾病確是可以治療，而同時卻又因種種阻礙得不到治療的情境，才是最使人痛心，尤其是那些沒有多大理由的障礙，好像沒有錢，請不起醫生，買不起葯。

拉斯基教授一定忘記了聽眾並不是他的學生，經一陣辯論之後，他冷冷地說：「這是診斷，不是警告。」在這些陪審官看來，這兩個名詞有什麼不同呢？

陪審制的原則是這樣：法官只負責法律問題，事實問題由陪審官負責。舉一個例：我們若捉到了一個小偷，他究竟有沒有偷東西，那是事實問題。偷了之後應當依法受到什麼樣的處分，那才是法律問題。在我們中國這兩個問題都由法官決定。在英國，這兩個問題是分清楚的。陪審官先決定了那個小偷確是偷了東西，然後由法官宣判他犯什麼罪、關幾天、罰多少錢等。

「康小姐，我很想出去走一下，活動活動。」

煤是大英帝國的基礎。這個帝國十足是建築在煤基上的。現代工業的開始是靠了煤。機器的原料是鋼鐵，要鍊鋼鐵一定要煤。煤又供給機器的動力。就以近年來說，煤雖已經不是獨佔動力的供給者，但是全世界動力的65%還是靠煤，汽油只佔21%，不到煤的1/3。在1910年，90%的動力是靠煤。所以在過去100年中，煤是決定國家財富和勢力的寶貝。英國這個島卻正是一個煤庫。儲量上講它固然占不上前5名（美、蘇、加、中、德），產量上講（以1937年說）也不及美、德，但是在歷史上講，它卻是開發得最早，而且在這樣一個小的區域里，有這樣多煤卻是世界上所少有的。

工黨最大的阻礙不是在國內，而是由國內的處境而引起的對外關係。在戰時，英國有羅斯福的租借法案，不必用外匯來購取英國所需的輸入品；但是羅斯福一死，戰爭一停，杜魯門把租借法案也停止了，一把把英國的喉嚨握住。英國在重大的負債之下，絕沒有能力靠自己的輸出來換取輸入。沒有了輸入，不但英國人將沒有煙抽，沒有電影看，連麵包都會不夠的。所以不論哪一黨執政，必須向美國（唯一可以向別人放債的國家）借款。而美國又在杜魯門執政的任內，金元外交開始抬頭的時候。他們不再記得勝利是愛好自由和和平的人共同爭取來的，恢復和平也是應當全體和衷共濟的，這些在突然發現自己金元力量的山姆大叔全不理會。不但不理會，而且竟想乘著人家打仗打得筋疲力竭的時候，確立他的「美國世紀」了。「美國世紀」是一個經濟無政府的世紀，他們不願看見任何國家實行和資本主義不合的社會主義。他們可以用各種宣傳告訴美國人，蘇聯是如何可怕。蘇聯也確有它不完全的地方，所以一到宣傳家手裡文章也容易做；而且美國人中明白蘇聯的不多，傳統的歧視也助成了對社會主義攻擊的氣焰。但是英國的社會主義若是成功了，對於美國人民的印象是不同的。不乏遠見的美國資本家，自然不願意工黨政府在英國太得意。當英國要在經濟上乞援的時候，山姆大叔的機會來了。

是的，英國人民的政治程度也許沒有別國可以趕得上。他們每個公民都知道投票不是件發泄感情的動作，而是一項公民的責任，是決定自己和決定英國命運的大事，絕不能苟且。他們聽各黨的言論，比較各黨的政策，從理智得到決定，冷冷靜靜地去完成公民的任務。這樣，政治民主才有內容，不是個煙幕彈。這次美國的普選，不但棄權的人這樣多，表示了不關心，隨意人家擺布，或是消極的不知所從；而且據說有很多隻因為「不滿當前政府」為理由去投共和黨票的。如果這是真的話，美國這兩年來不能繼續羅斯福的進步主義，並不是民主本身有問題，而是美國人民政治程度有問題，實行民主政治的困難，不在制度而在能力。

工黨政府自從向美國借到了11億鎊的債款后，在經濟上和外交上真是有苦說不出。他們答應了美國放棄對英鎊區內美元統制的辦法。一旦放棄了這辦法后，美國在英鎊區內就可以和英國競爭了。譬如英國向印度購買了1萬鎊的貨物，在統制辦法下，印度只能向英國購買同值貨物來清算這筆債務。現在不然了。印度可以向美國購買同值的貨物，由英國去向美國支付美金，這也就是所謂多邊貿易。

這案子一起訴，就引起了一般的注意，認為這是對現行司法制度的一個試驗。第一，是試驗司法是否獨立，或是司法是否超越政治。這案子是發生在競選之中。這是保守黨想在輿論上打擊工黨時所採取戰略上發生的案子，而且這案子很可以利用來影響人民對兩黨的看法。譬如說，若是在法庭上證明了拉斯基的確是主張暴力革命的，則不喜歡以暴力來革命的人就會厭惡工黨了。這不是說案子本來是可以作為競選活動了嗎？第二，另一方面看，現在執政的是工黨，工黨在這案子上是否會利用他們執政的地位去影響司法？

聖誕節前後的一個星期，英國的嚴冬開始了。招待我的主人知道我有喘病，受不得凍，加緊地去請求「課榜」。帶著我跑了三個最大的公司，在這嚴冬降臨之前，總算買到了一件厚大衣。不然，我這個在昆明養嬌了的身子，大概早就客死異鄉了。入境三星期就買得到一件大衣，多僥倖？「畢竟是上賓」，朋友們羡慕地說（英國衣食迄今限購，連黑市都難找）。可是運命還是不佳，房東太太有一天晚上，很抱歉地向我告罪說：「煤完了。我們起坐室里已經一星期沒有生火。先生的書房裡的火也不能再生了。下個月也許有希望。」我沒法接她的口。欣賞火焰的怪癖竟要把這間書房凍成冷齋。

煤是工業的食糧。英國的工業在戰時，盡量的供應，把所有的儲煤已經用盡，本質已虧。工廠大都要依靠每天每天的接濟。戰爭一結束，英國債務累累；要還債，它得拚命生產，把東西運出去。這是說有多少生產力就得用出多少來，不能保養。有多少煤，就得充分地分發出去，推動這生產機構，不能節省存儲。煤的產量固然有了增加，但是消費量也隨著增加。生產和消費之間所留餘地不多。有人說，煤區里若有一次轟動的足球比賽，就可以使若干工廠因缺煤而停工幾小時。

我：「新法案的基本精神是在由社會來擔負孩子們身心發展的責任嗎？」

馬賽是我們在路上第四個歇夜處，也是最後一個。疲乏和煩躁已經超過了一個普通旅客可以忍耐的極限。退任回家的香港警察局長，那位富於幽默的老先生，偷偷地問我：「你還有勇氣從空中飛回去嗎？」我搖了搖頭，等一等接著說：「若是孩子們等我過聖誕節的話，沒有勇氣的人，也會上機的。不是嗎？明天你到家了，聖誕節還有好幾天哩！」他笑了。他看了歐老太太一眼：「假若你覺得路上太寂寞的話，回去時坐在這位太太旁邊就是了。2月初，你準會在這原機上聽她說再也不坐飛機的話。」

安內林?比萬（Aneurin Bevan）就是英國現任的衛生部長。他已經在國會裡通過了他的健康保險法案的初讀了。

「錢現在還是要的，6個銅子一天，6個銅子在家能吃些什麼呢？孩子們中有些窮苦的，不給錢也可以。聽說新的教育法案通過了，大家可以不必給錢了。一星期也要3先令，一個月不是半鎊錢嗎？其實學校不止供給6個銅子的東西，每天每個孩子可以喝一瓶牛奶，不要錢。」

「可是這數目是一律的，而且不會像頂費一樣高。」

當然，天下一家，在很多人眼中還不過是一種好聽的理想，可是讓我們現實些，看看日常的問題，也許不難承認否定這基本概念的人是無法解脫日益加重的煩躁的。歐老太太不過是其中很小的一分子。

有一天下午我在一個茶會裡遇見了一位新從醫科大學畢業的實習醫生。我就問他的意見，他告訴我說：「若是你分析一下這次投票的結果，就可以明白為什麼這些醫生要反對這方案了，反對這方案的醫生在年齡上說是較老的，在業務上說是自己掛牌的。」

從長處去看英國，這次戰爭確是給了他們一個自新的機會。他們在戰後所開始的社會主義的試驗，正是給我在上面所提到的疑案的一個正面的答案。我在回國途上很高興地自|慰說：幾萬里的旅程，三個月的光陰，並沒有白費。我又可以相信，如果人肯努力的話，社會主義的目標是可以從政治民主的道路上達到的。英國是一個擺在眼前的例子。

「不是嗎？」他指著東面的白屋街底，「在街那頭，正在討論要停發納爾遜的恩俸。這是工黨的得意之作。」

在這個時候放棄特權，可能是艱苦的，尤其是他們的工業方經戰爭的破壞。但是這特權又怎能和平地維持得下去呢？若是妄想從另一次戰爭中去求出路，那時，即使再度勝利，處境必然比目前更為困難。英國人民必須下定決心，就在這個時候放棄特權。

在這種局面下，不免使我想到另一種理論了。歐美民主所標榜的自由並不是全體人民的自由，而是少數人的自由。最初這少數人用自由的許諾以獲得人民的擁護，以克服中世紀封建所給他們的束縛，但是一旦得到了自由，就獨佔了這權利，變成了自由競爭，自由壓迫人，自由剝削人的自由了。在資本主義的國家，政治民主不過是一種煙幕，不過是「以財富獲取權力」的公式。政治民主如果要威脅到資本主義經濟中的特權階級，這個階級就會破壞政治民主，而走上法西斯的道路。德、意是個前例。特權階級絕不會自動放棄他們的特權。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程中免不了要有暴力的爭鬥。無產階級的革命是必然的。

當我離開倫敦時，比萬已經允許和醫生協會作懇談，問題也許真的並不在公私方式的長短上，而是在政府必須保證這些已經在業務里投了資的醫生不致因新方案的實施而受到損失。關於這一點，素以善於讓步和婉轉的比萬必然會和這些醫生得到協議的。重要的是英國一般的人民絕不會為了要維持幾個老醫生的特殊利益而願意把自己的性命交給命運去決定。在比萬的背後有著堅強的輿論，這一個使人民不愁疾病的法案，在我想來，必然很快就會成立的。

中年人的夢裡多的是失去了的青春。青春不在，遲暮之感自會引起我們對過去的懷念，對當前的淡漠和惋惜，對將來的惆悵、恐懼和逃避。生命中充滿著打擊、喪亂，自信心逐漸消蝕的人，更容易觸景傷情，發生這類的意境。到達這闊別10年的英倫之初，我在聖保羅大教堂前徘徊俯仰之際，看四周殘垣斷牆，一片瘡痍，想當年巨廈華屋，石像雕欄，現已煙消雲散，似乎象徵著這百年帝國的殘體。我料想華貴世家式微時節的子弟們，大概不會缺乏《桃花扇》餘韻里的空虛情調。當我在一位牛津的舊友歡迎我的信上，讀到這樣一句話「這裏的朋友們都盼望你來講《莊子》」時，我似乎覺得我的料想大概有了著落。大英帝國至少已經進入中年了。

以愛玲來擔負教育和培養下一代人才的任務，實施民主教育，是最適宜了，因為她一生的奮鬥和建樹的經過就是一個見證，見證平民中是有人才的。只要有適當的教育使這些人才不致浪費和埋沒，社會可以從這些人中間獲得最有力的熱忱服務者。若是沒有人能說愛玲從政的成績趕不上任何其他的教育部長（事實上，即是丘吉爾也是她的賞識者），也就沒有人敢說貴族社會是培養人才的有效結構了。愛玲是曼徹斯特工業區里的平民。她的父親是紡紗廠里的工人。家裡一共有四個孩子，愛玲排行第三。工人們的孩子絕沒有靠他父親的工資獲取高等教育的可能。她受完小學教育之後，就面臨了失學的威脅。那時曼徹斯特的中學和大學有很少數的獎學金。她僥倖得到了。可是她記得有很多和她能力相同甚至更高的同學，卻因種種原因沒有升學的機會。她是貴族教育中的漏網之魚。她自己的經驗使她堅信，社會最不公平的事是教育機會的差別，更不公平的是這差別建築在孩子們父母的財產上。孩子無辜，有什麼理由，除了生錯了地方，使很多有才幹的孩子不能為社會盡他們最大可能的貢獻呢？她更覺悟，不幸的不只是孩子們個人，而是整個社會浪費了它最重要的資本——人才。

勞合喬治的保險法案只包括工人。假若工人的家屬有人生病，他們就不能享受免費醫治的權利。而且凡是沒有僱主的人也就排斥在外。小學教員自己有另外的組織，可是其他公務員、農民、小商店的主人等就得自己掏錢請醫生了。比萬所提出的法案就在想推廣這原則，包括全體人民。

窮苦出身的人才在歷史上並不少。但是這些人一旦爬出了自己的窮苦鄰舍，也就忘記了他們的同伴，好像世界上不再有窮苦的人了。愛玲顯然不是這種人。她僥倖得到了高等教育，她的志願在使窮苦子弟得到高等教育並不成為僥倖的事，而是應該的事。在她53歲的暮年，她的志願已成了國策，可是她並沒有看見在她儘力奠定的基礎上，將來會建築出怎樣的宮殿——「愛玲死了」。

大英帝國直接的威脅來自另一新興的工業國家。這國家不但毗鄰于地中海的生命線，而且具有煽動殖民地反抗的魔力，那就是蘇聯。今後工業和武力的血液是汽油。大英帝國的油庫卻在中東，正處在蘇聯的門口。蘇聯在另一種經濟制度中工業發展的速率是驚人的。在10年之後，沒有人可以預料它的生產力會達到什麼程度，而且，它發展工業的原料，靠了它廣闊的領域，竟可以大部分自足自給。這個新興的工業國家若容它發展，無疑地將是大英帝國無法收拾的競爭者，也可能是帝國瓦解的執行者。若是要維持「英國是不能小的」的話，這個帝國心臟里的刺自得及早拔除。丘吉爾的使命就在這裏。

拉斯基教授的敗訴引起了英國人民對於現行司法制度的檢討。依12月6日《標準晚報》的報道，英國政府已決定組織調查委員會研究這個問題了。他們將對陪審官的資格，尤其是特別陪審官的資格，加以檢討，是否會影響陪審制所要達到的公平原則。很可能會提出修改的辦法來給國會去立法。

「他們若不願為國家服務，不是可以繼續他們自己的業務嗎？比萬不是屢次聲明決不對私人營業加以限制嗎？」我又問。

第三是承認工作和健康是人民的權利。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裡，失業是被認為個人自己在競爭里失敗的結果，貧窮是對失敗者的懲罰，甚至一般認為失業救濟是違反社會進步的。這一套的看法已經因勞工勢力的抬頭而被否定了。社會主義者認為有工作做是每個人應有的權利。如果社會不給人工作做，那是社會的不是，應由社會負責。所以由勞工自動的互助保險變成了社會保險，再進而成了政府的責任了。

離開國營的日子一天近一天，煤荒的聲浪也一天響一天。在保守黨控制下的報紙上，大字的標題，宣傳煤荒，不巧的又是時逢佳節。英國人誰也不肯放棄聖誕節。礦工們勞苦了一年，這幾天也該休息一下了。據說礦工有一種迷信，聖誕節下了礦，要倒霉一年。可是一休息，煤荒，煤荒，愈叫愈真了。這真使辛威爾食不甘味了。他不能要求礦工放棄聖誕，但是假如全國工廠真的因煤荒而停工，那不是給他煤業國營的開張吉日來一個下馬威嗎？

運貨汽車卸下了東西，又匆忙地開走了。這是英國復興的保證。公園裡滿地是黃葉，黃葉覆蓋著明年的嫩芽。

第二是繼續有計劃的生產。他們想把原料、人工、資本作合理的安排，充分地利用來增加生產，提高輸出，使英國的經濟恢復戰前的地位。這是計劃經濟。要實行計劃經濟，他們逐步地要把金融，動力，運輸，以及基本重工業收歸國有。在一年半里英格蘭銀行和煤礦收歸國有了。鐵路和運輸國有的法案已通過了。最近土地利用受到國家監督的法案也通過了。電氣、鋼鐵一時還沒有收歸國有，但是已在計劃中了。

凡是預備讀我《重訪英倫》的朋友們不妨明白我的弱點。我不願使人有一種印象，以為天下有十全十美的東西，但是為了互相觀摩，我們也不妨多取人之長，少說人之短。我的心目中無疑的是在我們自己國家的成長。

我：「但是你不是也說，你們不能再耽誤了嗎？現在就得動手？」

我記不起不知在什麼書上讀到過，英國鄉村裡主要的社會人物是紳士（大地主）、牧師和小學教師。因之，我就請溫德先生介紹我和堪村裡這三種人物見見面。堪村以前確是有一個大地主，村子里的人全是他的佃戶和幫工。在英國傳統的封建制度中，地主的權力是極大的，他不但是經濟上的主人，而且其他社會生活他都可以干涉；但是這種地主已經過時了。現在那位買得這田產的克先生，每星期只回來一次，和村子里的人並沒有直接接觸的機會。克太太是極熱心服務的人，村子里誰有病痛，她會開了車來送病人進醫院。在戰時，她照顧了幾十個孩子和許多疏散出來的人家在她的大宅子里住。

從英國的處境說，哪一點不類于式微的世家，久經磨折的中年人？丘吉爾在這次巴力門閉會那天辯論緬甸的獨立案時，開頭就說：「當我們祖父的時代，人們都想早些起身，怕趕不上帝國領土擴大的官報，現在，相反地，遲起了會在夢裡溜走帝國失地的消息了。」看看日常生活吧。住：炸壞的房屋每條街上都可以見到。據說10年之內要修葺這些房屋還趕不及，新房子更談不到。吃：勝利后快要兩年，限購制度非但沒有取消，反而連麵包都限制了。聖誕節前因為美國罷工，糧食部長本來打算連夜去美乞援，深怕每人每頓兩片麵包的供給都擔負不起。飯堂里掛著「麵包戰爭」的口號。衣：從鞋子起到領帶，全得用「課榜」，每人每年有定數的課榜，用完了就不能再買。大體說來，一個人一年至多全身換一次。帽子沒有限制，但是普通人卻多是光頭，頭髮留長一點來禦寒。我不必一項一項地描寫英國物質上的拘緊，總之，10年之隔已經在每一件生活的小節上感覺到了區別。

我笑了：「我可不願吃這種大規模生產的伙食，根本沒有味兒。」

「我並不打算討論我最不懂的婦女問題，但是為了下一代……」

英國的工業並不會因煤荒而停頓的。聖誕節的下一天，礦工們又在挖煤了。在重霧裡，司機們忙著把這黑黝黝的寶貝，運到各個廠家。工人們知道國營政策會提高他們的生活。工黨政府是他們的代表。煤荒的威脅反而增高了他們工作的意義。他們不但是在挖煤，而是在發掘他們的幸福。代表自己利益的政策是要自己的血汗來保持的。辛威爾是礦工出身。每個礦工都知道他是自己人，怎會讓他為難呢？新年初一，礦工已決定用工作來慶祝礦業國營政策的成功。這成了英國新政權表演的機會。

納爾遜和他愛人同回倫敦，這一對沒有名門底子的人物，很客氣地被排斥在宮廷和上流社會之外。虛偽和架子本是維多利亞朝的遺風。階級之分，尊卑之別，阻擋著社會的往來。英國統治階級若是有長處的話，必然是他們當國家危急的時候可以退讓一下。為了帝國，他們不能不起用這不太重視禮教的納爾遜。納爾遜在完成他的任務時，死了。他也明白，他對付法西聯合艦隊是有把握的，他所沒有把握去應付的是這根深蒂固的英國傳統。他念念不忘鼓勵他九-九-藏-書，給他勇氣的天使，他的護神，愛眉。他近於哀求的，想以他保護帝國的功績來換取他愛人和愛女的前途。可是，這一個要價卻太高了。納爾遜漠視戰令，可以原諒，但是漠視傳統卻不能寬容。他的遺囑不加考慮地被獨身的庇得一手壓住，至今已141年。愛眉在納爾遜死後，失去了整個上流社會的同情，被迫著走向賭窟。美人遲暮，抱恨終天，對現實既不能積極地反抗，只有消極的放縱。這更增加了上流紳士的奚落。愛眉負債纍纍，1813年被拘入獄。後來逃獄去法，客死異地。

3時41分，財長唐爾登在下院站起動議，屈拉法爾加財產案兩讀。

我本來打算在英國住幾個月，養養身體，像我前年在美國一樣，每頓喝一杯牛奶，兩個月，我增加了5磅重。誰知道這次到英國一看，牛奶已受了限制，每天每個成人只有這麼一點剛夠加在紅茶里。我當時想，大概德國的飛彈把英國的乳牛炸死了許多，那種笨重的牲口當然不會進防空洞。因之英國的牛奶出產減少了，不能不在消費上加以限制。聽了老太太的話，引起了我的疑問。

我在兩年多前寫《初訪美國》時，曾以羅斯福總統的政治和經濟設施作為平民世紀的發軔。依我的看法，政治民主，每個公民都能用選舉票去影響政治，必然可以確立為大多數人民謀幸福的政府，這個政府所採取的經濟政策也必然會限制私人財富的無限累積，必然會提高一般人民的生活程度，於是也必然會走上以社會福利為目的的經濟道路，以達到經濟民主。我用自由和平等的兩個目標來說明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的要義。在美國歷史中，自由和平等的「幸福單車」曾經出過毛病，但是羅斯福的加強工人組織和提倡TVA一類的經濟修正，使這「幸福單車」的兩個輪子，自由和平等，重又配合上了——這是兩年前的話。在這過去的兩年裡，在美國連續地發生了一連串在我看來不太使人高興的事。羅斯福死後，新政有關的人員差不多都退出了政府，而且新政竟成了個「紅帽子」。不久，羅斯福的反對黨在國會裡佔得了多數，反勞工的政策已躍躍欲試，呼之即出。使富有者多擔負國家費用的所得稅的累積率要減低了。在國際上，我在《初訪美國》所擔心的「美國世紀」主義抬頭了。這一切似乎把我在那本書里所提出的樂觀看法罩上了一個黑影。

外交並不是理想的追求，而是決定於利害的考慮。工黨的外交在過去一年半中已成了美國的小夥計。在工黨後排議員中也已經屢次表現不滿，甚至已屢次「反叛」。但是工黨政府有什麼辦法呢？如果我們分析國會裡執政黨議員的「反叛」，就很可以使我們明了他們政府的苦衷。本來同屬一政黨的議員，在主要政策上總是同意的，即使不同意也只在黨內會議中發生辯論，很少公開在國會裡表示異見。如果這些「反叛」是表示工黨內部紀律不嚴，那麼我們很可以懷疑工黨本身的能力了。事實上，依我個人看來，這是前排議員（工黨中負行政責任的議員）和後排串演的一幕戲。負政府責任的在美國壓力之下，無可奈何地只能跟著美國走。但是若是一味跟著走，不但和工黨標榜的主義不合，而且可能失去人民的信任。於是不能不讓後排議員不斷地表示出對政府的不滿了。這樣一方面向人民說工黨並不是甘心做小夥計的，一方面對美國說，不要再壓迫了，壓緊了可能會走極端的。英國是政治上的老手。如果「反叛」只是紀律問題，我不相信像貝文像摩里遜這些魄力和手腕十分高明的政治家不能制服少數年輕的工黨議員的。

這是痛苦的，麻痹了的軀體里活著個驕傲的靈魂。這痛苦也許曾降到過每個臨終易簀的人的心頭，只是僵化了舌頭，擋住了這心情的泄露。一個國家的彌留卻不是這樣容易解脫。呻|吟里有字句，掙扎里有節奏。當我讀到丘吉爾先生富爾頓的演說詞，怎能不發生無限的遲暮之感。

歐老太太是現實的，並沒有幻想過遙遠的可能性。遙遠，在她是曾這樣覺得的，但是飛機的速率已經把這距離縮短了。因之她在現實經驗中已初次遭遇了國界的麻煩。不論這是不是免不了的。她確是沒有想過這問題，可是現在已不能說這是個不必想的問題了。

英國有這樣的人民，才有尊重民主的政治家。丘吉爾得到了出於意料之外的失敗時，腦中絕沒有想到戀棧的意思。我們可以不同意丘吉爾的政見，但是他尊重英國憲法的精神是可以佩服的。譬如最近有一件小事情，國會裡一個共產黨議員被一個新聞記者打了一記耳光。這消息傳到議院里，首先發言，認為這件事的嚴重，必須查辦的是丘吉爾。他反對共產主義是政治立場，但是對共產黨員的保障卻是憲法所規定的，他絕不因自己的政見而影響到對憲法的擁護。能做這件小事的人，也是能接受「出於意料的失敗」，乖乖下台，讓工黨去繼續執政的人。

天上下著雨，隊伍在泥路上前進。「雨打落不了我的精神！」愛玲領著大眾唱著歌，歌聲激起了他們的勇氣，進入了已有萬人會集的海德公園。保守黨的紳士搖著頭，奚落她，可是他們讀了愛玲的《被屠殺了的市鎮》，也沒法替他們的良心洗刷了。當前政府的《工業地點分配法案》就是「飢餓請願」的收穫。

我在堪村去參觀過他們的小學，還替一群孩子講了不少關於中國的話，他們要我寫中國字，後來一定要我唱一支中國歌，把我弄窘了。孩子們是到處一樣的可愛。我又費了一個上午和那位教師談話，他知道得很多，但是即使像他一般在堪村已經教過十多年書的人，據他說，學生們一出學校，並不再來請教他解決他們的生活問題了。他是個很負責的教師，但是並不是社會的重心。

「我們的帝國是無意中產生的。」英國人喜歡說這句話。至少在早年這是不錯的。帝國的母親，女皇伊麗莎白少女時沒有敢做過誕生這貴子的美夢。她猶豫再三，不敢拒絕西班牙菲利浦的求婚。拒絕，那將是英國的災難；不拒絕，那將是英國的屈辱。菲利浦的缺乏耐心解救了她的難題。1588年7月，歷史轉捩的日期，西班牙無敵艦隊的132艘艨艟巨艦迫近了英國的海岸。這是一個謎，神風還是戰士，擊潰了這似乎是致命的打擊？無論是出於什麼原因，賠了夫人又折兵的西班牙白白地送出了一個永遠收不回的禮物給這位帝國的母親。海上霸權從此轉移到英國手裡，直到威爾斯親王號在新加坡海外沉沒為止，350年的帝國歷史！

這許多困難，工黨的政府正在集中了力量來應付，還有克服的把握。因為這些在事先可以看得到，而且可以估計得出，統計、計劃，都用得上。估計不到或估計不準的有兩端：一是天的阻力，一是人的阻力。

正像是一回小說，英雄傳記里缺不了美人。當愛眉一見這英名遠播的海上梟將，在一剎那，她昏倒在納爾遜的臂上。沒有人知道這是否系愛眉的裝作，但是這一倒，卻結下了一段英國紳士們心裏羡慕、口上難言的姻緣。在這次巴力門的辯論中，劍橋大學的議員還帶著半同情半惋惜的口吻說：「納爾遜在哥本哈根戰役中曾以一眼不明，漠視戰令，難怪他對這位太太既不少又難隱的弱點熟視無睹。」在「既不少又難隱」的弱點中，也包括愛眉已在肥胖中遺失的妖嬈。但是我不明白的是，為什麼中西無別，這項體格上的弱點，並不會阻擋歷史佳話的發展。

危險就在這裏。維多利亞時代的膨脹是值得驕傲的，但是這卻把英國置上了沒有退路的絕地。它能永遠佔住水上的霸權，保持住殖民地，光榮是它的，不然，它就完了。這是每一個帝國的首相所不能或忘的格言。狄斯累利創造了這局面，麻煩了接著他當政的每一個首相。而且這局面也愈來愈嚴重，因為英國沒有獨佔煤鐵和技術的可能。科學沒有國界。它抵觸著英國的願望，在世界各地興起了工業。每一個工業國家的興起，都成了大英帝國的威脅。這威脅造下了帝國維護者的備戰心理。丘吉爾在1924年就明白地說：「人類的故事是戰爭。除了簡短的、朝不保夕的插曲，世界上從來就沒有過和平；從歷史開始以來，屠殺性的鬥爭是普遍的，而且是不會完結的。」

拉：「不接受。我說減少了。」

在我們鄉下，婚喪大事必須大大地花一筆錢，一個普通的人家一下子拿不出這筆錢來；若是借債，利息太高，最通行的方法是結個錢會，雲南人叫「上責」。錢會的辦法是聚集若干人，每期每人都拿少數的錢出來，合起來交給一個需要錢花的會員。全體會員先後都輪得著，所以沒有人會吃虧，而同時把每個人的整個擔負分成了若干期去支付了，也就把危機性消弭了。

若是英國還是在舊公式里看世界，它怎能不覺得前門送狼，後門迎虎呢？隔著大西洋的美國，工業的膨脹已完全壓倒了英國，而且超越的距離又這樣遠，英國實在已望塵莫及。所幸的，英美之間還有血濃於水的傳統；美國的勢力也還沒有伸入帝國心髒的地中海和印度洋。兩國正面衝突在短期內不易發生，但是經濟上的矛盾雖則潛在卻並不輕淺，這次美國對英國的借款中已充分表示了這矛盾在作祟。

格蘭斯東所預言和狄斯累利所暗示的危機是什麼呢？他們知道大英帝國的基礎並不是健全的。煤、鐵和技術並不能由英國獨佔，工業會在世界各地發生，會超過工業的老家；而且英國工業的原料和市場卻又遠在海外。生產原料和購買英貨的人民大多並不是英國人，要保證原料的獲得和市場的穩定，英國必須永遠維持它的霸權，不但在海上不能有敵人，而且在海外要有武力去保護沒有別人敢於爭奪的原料和市場。換一句話說，大英帝國必須有殖民地的維持。赫斯克遜早就說了：「英國是不能小的，她必須維持這樣子，不然就沒有她了。」

「這有什麼不合理呢？美國人的事美國人去決定。」警察局長在旁插了一句。

美國在過去兩年裡的政治對於世界民主運動有著很壞的影響。也許美國人民自己並不覺得，但是在我們想在尚沒有達到民主政治的國家中建立民主政治的人看來是很痛心的。美國政治上的民主有著光榮的成就，那是沒有人否認的。但是在經濟組織上，雖則確已提高了人民生活程度，但是獨佔事業的發達，不景氣的循環，失業的威脅，在「平等」的尺度上講，很有理由相信，他們的組織並不完美（我們且不提種族偏見所造成的社會不平等）。愛好美國的人，如我在《初訪美國》一書中所表示的，總希望美國的自由和社會平等並不是相衝突的，即使過去兩者並沒有平衡的發展，在將來，兩者還是可以相互並進，相得益彰。不幸的，戰後的兩年，美國對內對外的政治動向顯然是拋棄了羅斯福的進步主義，開始走回頭路了。這使我啞然，使我感覺到分外的不安。

回憶使她詫異，護照，海關，似乎在戰後才引起她的厭惡。「不，不這樣麻煩。坐了幾天船，船靠了岸，到了一個新碼頭。停上一兩天，一路玩玩，買些土產，海關上的人也客氣得多，好像一下就弄好了。我們不帶東西上岸，海關上只看看護照，打一個橡皮章子。至少我不太覺得這是件令人厭惡的無聊事。」她沉默了，也許她感覺到人事已非，心情難復。或是她又想到了上一天和我所說的：戰爭是疾病，病後的世界，人心已經和以往不同。可是她至少已同意，護照，海關，這一套入境手續是由來已久，但是從來沒有像這次旅行一般引起過她如是的厭惡。這套手續的麻煩似乎並不是在它的本身，除了新添的那些關於兌款的節目，重要的關鍵是在飛機。飛機速率使旅程所需的時間縮短了。海運時代一星期才穿過一道國境，現在一天可以穿過好幾道。以前偶然遇著不討人喜歡的面孔，現在一天要碰上好幾次。以前可以用時間來沖淡的煩躁，現在卻被飛機的速度所累積了。以前受得了，或是可以捺得住的，現在卻成了不易承受的了。以前隱藏的，現在顯著了。時代在前進。

19世紀的中葉，英國的商船已經在軍艦保護之下，駛入了世界每一個港口，在事實上帝國已經成熟，儘管有小英國主義的格蘭斯東拒絕收生，還是延遲不了它的誕辰。1876年春天，狄斯累利為英國購得蘇伊士運河的翌年，又把印度女皇的冠冕加上了維多利亞的頭上，似乎是無法逃避地走上了這命運已註定的路子。狄斯累利怎麼不明白他給英國一個重大的擔負，他又怎麼不明白格蘭斯東在耳邊響亮的聲音：「這樣的帝國是必然會瓦解的。」他不能不向巴力門裡為他歡呼的人說：「你們有了一個新的世界，新的勢力，也有了一個新的、也不可預知的目標和危險要你們應付……英國的女皇已成了東方最強的主權了。」歡呼的聲音掩蓋了「危險」兩個字，英國多少青年的生命從此將埋葬在這兩個字里。70年後，這危險卻暴露了，而且竟是一個全人類要共同應付的危機。

拉：「我想並不如此。」

3日下午4時，我在國家藝術館的前廊里等候一位朋友。前廊面對屈拉法爾加方場。方場中間高聳著一個華表，周圍伏著四隻銅獅。我跟著華表舉眼上望，表頂站著一個戎裝的銅像。8年前我常經過這倫敦中區的勝地，但是似乎沒有注意過頂上的銅像；我眼睛停住在這上邊，自笑過去的粗魯和匆忙。旅行是應當先讀卷歷史的。

但是，這次戰後，工黨又執政了。是否會又是一個麥克唐納的政府呢？如果工黨執政之後能實施社會主義的政策：能把財富重行公平分配，能把決定經濟生活的權力從少數私人轉移到選民手上，能普遍地提高人民生活程度，能解決失業的威脅，能給每一個人在社會裡充分發揮他服務社會的機會，能使人民達到無虞匱乏、無虞威脅的自由……如果能做到這些，而所有的手段並不包含暴力，並不新奇，仍是一個選舉櫃；如果能這樣，我們至少還可以希望經濟民主是可以從政治民主中誕生；我們還可以希望一個平等和自由並駕齊驅的社會實現。

「在英國要自己掛牌是不容易的。醫生的排場必須相當闊綽，所以收入不能太少。要把穩一定的收入就得有一批老主顧。英國的醫業發達得很早，每個可以有主顧的區域里都早已有老醫生佔據住。一個新出籠的小醫生是不可能找著足夠維持他業務的主顧的。他若進醫院，工作忙，薪水少；若想自己掛牌，立診所，只有向老醫生出錢頂他的熟主顧。這筆頂費相當大。老醫生拿這筆錢作為養老費用。這個辦法已經成為習慣。現在醫業若是國家化了，沒有錢頂診所的小醫生，或是本來在醫院里服務的醫生，自然沒有關係；可是已經出了頂錢的人可不是要發急了嗎？」

康：「這就是我們所謂社會主義。關於供給牛奶這事，不但是工黨極力支持，保守黨都贊同，因為效果太清楚了。現在你到學校里去看，孩子們的面色多可愛！去年體格檢查已經證明，孩子們的健康比了戰前已經大有進步。我們英國也許別的都退步了，但是孩子們的健康卻進步了。我覺得那就成了。我們有希望了。我們的希望在下一代！」

以前認為合理而現在認為不合理的第一項是為什麼哈密爾頓太太得不到恩俸？在巴力門裡公開地提到這名字是空前的。英國紳士們會覺得唐突無稽。這個不體面的女人！這種名字只能在小說上看到，歷史上不該有份。她是誰呢？下面是她的簡史：

我：「我是很同意你的，但是哪裡來這麼多牛奶呢？大人們都吃不夠，孩子們怎麼能夠呢？」

在這背景里，法官的處境是相當為難的。所以首席法官公開在庭上說：「在一個富於政治意味的案子里，法官是最為難的，因為法官的責任是要不存有和不表示政治見解的。」可是英國司法制度卻不能拒絕這一個試驗。

法官在陪審官定讞之前聲明了幾點：他認為在競選中報道演說是報紙對於國家的責任，在熱烈的辯駁里感情激動和有意氣的話是難免的。而且他說，「詰難是有趣的，對此我自己也並不是外行。」他知道在爭著發言的情形中，記錄是困難的，但是並不應因之歪曲事實，記載演說的人沒有說的話。至於拉斯基教授在書里用暴力、用革命等字眼和討論這問題，那是他當政治學教授的責任。就是他說了像報上所記的話，也並不能說他煽動或是危害社會安全，他說：「法庭不知道陪審官的政治意見，這是對的。但是大家得記住：無懼地和有力地說出他所喜歡說的話是英國人的權利。不論他們（陪審官）怎樣不喜歡一個人的意見，不論這意見怎樣和群眾或政府不合，這意見決不應構成這人唆使的罪名。」這說明了拉斯基教授敗訴並不是拉斯基教授言論的不當，只是說《紐淮克報》並沒有誹謗之罪罷了。

我耳邊似乎只有「為了下一代」五個字。也許是我那天累了，整天沒有出街，顯得又興奮、又疲乏。康利小姐看我靠著沙發，不發一言地望著她，感覺到有一些不自在。她看了看手錶，起身要告辭了。我也清醒了一些，跟著站起來。

康：「是的，其實這新法案沒有什麼新的地方。很多改革方案早就立了法，也早就該實行。但是你知道我們英國人是因循的。非打一次仗，受了一次苦，才明白這些事應該趕快做了。教育改革法案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已通過了一次，是1917年。可是實際成就很少，沒有抓住問題的本身。我是說，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英國雖則損失很大，但是沒有多少人覺得當時的社會制度出了嚴重的毛病。可是這一次不同了。我們大多數人明白，英國若還是走舊路是會滅亡的了。」

人的阻力也不少。工黨要實行社會主義，大多數的英國人固然全力擁護，但是少數反對的人卻正是握著經濟權力的大老闆。英國人政治的道德固然高，代表經濟權力的政黨在選舉失敗后，乖乖地下了台，一天也不戀棧；但是他們也不是甘於失敗的。他們知道若是工黨的國營政策一失敗，人民就會對工黨失去信仰，於是他們又有上台的機會了。他們想打擊工黨，這是不成問題的。政府要煤礦國營，他們就得在合法的範圍之內，難為一下政府。辛威爾在幾個月之前早已聲明，英國並沒有儲煤，所以要求每個廠家都盡量不要浪費燃料——「大家幫幫忙」的意思。若是廠家都能節省，都有一兩個星期的儲藏，天的阻力不致形成斷煤之虞。但是廠家為什麼要幫你這忙呢？他們有一定的准許的煤量，不怕政府不運來，煤不到，就嚷。嚷得響，也就使人民感覺到政府沒有效率。奧斯丁汽車廠就是一個例子。霧重，路斷，煤不到。廠家就宣布要停工了。他們說：「天氣這樣冷，我們的煤單夠使工人不受凍，機器是動不成了。」工人們卻回答他們說：「我們冷一點不要緊，多穿幾件衣服，還是能做工，不要借口閉廠。」後來還是政府把煤運到了，才解決了這件糾紛。

戰後工業復元，各業都競爭僱用工人。英國人力本已缺乏（在海外還有龐大軍隊沒有解甲），各業的競爭中，煤業很不易佔優勢——工作本身又苦又臟；不需技術，沒有前途；地方又不在都市，沒有吸引力；傳統的名聲不好，當礦工不體面，工資也不及別業。1945年中礦工改業的有1.7萬名，工黨政府極力設法，在過去一年中，好容易才招得了8萬個新工人。

就是這嚴重的局面使英國傳統經濟組織中的特權階級明白自己已沒有法子維持政權了。最簡單的事實擺在眼前，如果要動員勞工努力生產，他們絕不能壓低勞工的工資，壓低工資必然會引起罷工，罷工可以使生產停頓。當然他們如果把國家的利害放在腦後，只顧眼前，只顧自己少數人的利益，他們可以剝奪勞工罷工的自由，用武力去壓迫勞工，這樣就必然要停止民主，走上法西斯，而引起革命了。英國特權階級並不這樣，這是他們的長處，也是他們的聰明之處。

儘管溫德先生想要我有一個英國也有鄉村的印象，英國的骨子裡實在已經很少土氣。在鄉村裡住的人只佔全國人口20%。這數字很有意思，因為這和中國剛剛相反，我們只有20%左右的人不住在鄉村裡。中國若是一個鄉村國家，英國自然可以說是都市國家了。

「1805年10月21日，勝利在望的頃刻間，他死在『勝利』艦船底的傷兵室里。他的水手把他安放在格蘭威的『畫堂』里，唱著哀歌：

社會主義是一種看法，一種態度，在這裏表現得很明白。傳統的看法是個人英雄主義，歷史是少數人創造的。沒有人想到希臘羅馬的文化是無數奴隸日夕勞動積累積出來的一種表現。只看見花，不看見泥土。因之，社會的報酬屬於個人，屬於少數的人，構成特權。表面上看似乎很合理。但是要花開得好，不應該把它剪下來，放在花瓶里，而是應該多加肥料在泥土裡。特權的報酬是剪花的方式。社會主義是澆花施肥的方式，有好泥土，自會有好花。

法官的為難在英國司法制度中並不太嚴重，原因是為了要防止政治干涉司法，英國人民早就立下了很多預防的辦法。在英國的歷史上曾經因為那時的皇帝利用司法機構侵犯人民的權利，人民已在12世紀的時候確立了陪審制。盎格魯-薩克遜民族似乎是天生猜疑權力的：在他們看來，不管好人還是壞人，一旦握有權力，同樣會被權力中毒，侵犯人民權利。所以不但治理人民的法律必須得到人民的批准，而且在引用法律來拘束個人時，人民也得參加。於是發生了陪審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