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蒂教授是前芝加哥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美國社會科學研究理事會主席雷德斐爾德（Robert Redfield）的女兒。雷氏是美國人類學界從40年代～60年代初期的挂帥人物。在學術上倡導對農村的鄉土社區進行實地調查研究，卓有成績。他的調查基地是拉美的農村。不幸早死。我和皮蒂可說是有三代的交誼，皮蒂的外祖父派克（Robert Park）是建立芝加哥社會學派的主帥，1933年到燕京大學講學，我聽了他的課，受他的影響，開始提出實地調查中國社區的主張，和楊慶堃等同學一起編印《派克社會學論文集》。1943～1944年我初訪美國，在芝加哥見到派克的女兒，即雷德斐爾德的夫人，皮蒂的母親。雷夫人自告奮勇，幫我編寫Earthbound China一書，當時我根據中文底稿逐句口譯，她邊記邊問，然後寫成英文，半年脫稿。我又在雷氏的鄉間舊居寫該書最後一章，日夕相處，情誼頗篤。當時皮蒂還是個中學里的小姑娘。1949年雷德斐爾德應約到清華講學，攜眷及幼兒詹姆斯住在燕京大學招待所。我又和他夫人口述我當時在各刊物發表的文章。她回國后，彙編一書即China's Gentry（《中國的士紳》）。當時詹姆斯還在小學。解放后，我和他們斷絕來往，其間雷氏夫婦相繼逝世。雷夫人經常向其子女及友人表示對我的懷念，並於死前遺囑將我在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兩書版稅保存，中美復交后歸還我。其女皮蒂繼承父學，是MIT第一個女教授，曾在拉丁美洲調查研究，著作受到人類學界的重視，主要是研究第三世界工業化所引起的社會問題。現在MIT人類學系研究波士頓的公助住宅問題。她把人類學研究開展到現代城市規劃中的人事工程的領域，是一棵人類學里的新苗。其弟詹姆斯已在芝加哥大學任古典文學教授，有著作，用人類學觀點研究古代希臘文學，別樹一幟。

今年四五月間，我隨中國社會科學院代表團赴美訪學一月，歷經10城。飛機旅行似蜻蜓點水，短期中接觸面頗廣，拉手道乏，舉杯祝酒的人數，每城以百計，數量沖淡了質量，思想交流少於禮儀交歡。即在專業座談會上，話題方啟，思路方通，散場之刻已到，如謂訪學則難入堂奧，因此，這次訪問實際上只起了個重建聯繫的作用。

中美關係中斷時期那些想研究當前中國社會的人只有到台灣和香港去進行調查。在過去10年裡出版過不少這類的調查報告，在方法上大多以我那本書為樣本，但立論上卻有不少是以批評我的姿態出現的，有一部分是要駁倒我「中國農村的經濟衰落是出於帝國主義經濟勢力的入侵」的論點。比如不久將來我國作為交流的研究人員的波特（Potter）就是如此，他強調西方工業的影響對中國農村帶來了繁榮和發展。不論他的立論怎樣，他見到我時曾說，他過去就是用我這本書作為模本，並唱反調的。這些在台灣學中文和漢語，和在台灣或香港進行過研究的人，確是不免受台灣的影響，加上當時美國反對我國，這新的一代對我國的感情和上一代是有所不同的。我們除了要注意這種情況外，我認為，有必要主動培養立場公正的學者來研究中國社會。這是一個值得切實研究的課題。關鍵應當是在加強我們自己的調查研究，才能吸收別人正確的觀點和資料，反駁別人錯誤的觀點和資料。學術戰線上只有以學術來取勝，別無他途。

我還感覺到美國的社會學者和人類學者向我提出的希望和要求有所不同。社會學者不少是希望在中國找到服務的機會，如表示在人口調查、社會效果測定等方面他們能出力，提供新技術。也許可以說是想開闢一個應用社會學的新市場。有不少大學和研究機構提出為我們訓練使用計算機的技術及研究人員，這是開闢新市場的第一步。我認為這也符合我們的需要，可以考慮的。很少社會學者向我提出要求研究中國社會。提出這類要求大多是人類學者。而人類學者提出的read.99csw.com要求又很少屬於研究少數民族的問題，絕大多數是要研究漢族的農村、家庭、人口以及老年人問題等社會學方面的問題。

從資料到結論的分析綜合過程又是美國社會科學者著意重視的焦點之一。不妨舉幾個我這次訪問中聽到的實例來說。4月24日在華府參加社會科學研究理事會的座談會上聽到一篇關於中國人口問題的研究報告，這篇報告的主題是怎樣利用已有的不太準確的資料來取得接近於實際的結論。研究者細緻地分析這些資料可能發生錯誤的因素並提出誤差程度，然後逐一校正這些資料。其洞察入微、思考周詳處令人折服。這種治學精神和所循的方法值得我學習，我過去同樣接觸過這些資料，每每因其不太準確而丟棄不理。物盡其用，在於用之者的水平，我愧不如。

理論煩瑣，各家分立。這種基本情況可以從老楊替我翻譯問題提綱時提出的一個意見說起，我在問題提綱里用了「學派」一詞，老楊來信中說美國已無「學派」，只有不同「理論」，所以建議不用school而用theory來翻譯。這觸起我的注意。原來「學派」被用來指我所熟悉的30年代以來英國人類學的傳統，指的是一個師徒相承的門戶，有祖師立說，掌握學壇，在理論上有一套，在學術界有一派勢力，代有主帥。一個學派是一個職業性的壟斷集團，可說是學閥，如功能學派就是以馬林諾斯基及拉德克利夫-布朗前後為主，把持英國各大學的講座達30年之久，幾乎是獨霸天下。直到60年代才發生世代交替，馬、布及門弟子（第二代）於70年代幾乎全部退休，告一段落。在美國並無此種情況，40年代我初訪美國，各校分別有名教授，各樹一幟；如哥倫比亞的林頓（Linton）、哈佛的克拉克洪（Kluckhohn）、芝加哥的雷德斐爾德、加州的克羅伯（Kroeber），還有兩位能幹的女將：本尼迪克特（Benedict）和米德（Mead），這些人都已去世。70歲以上的人物尚為學界所尊重的，惟特克斯和伊根等少數宿儒而已。現在各大學任教的像上述哥倫比亞弗里德一樣的人已經不多，大多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複員軍人。戰後美國實行的辦法是複員軍人按入伍年數公費入學，為學術界培養了一批新生力量，構成當前社會科學界的主力，現在是50歲上下。這一代似乎和上一代不同，理論修養底子淺些，學究氣少，善於標新立異，各言其是。特克斯說，現在美國開人類學會有點像置身於聯合國會議的氣氛。百家爭鳴，群龍無首。這是老楊之所以不願用school而想用theory來譯「學派」一詞的客觀背景，也提示了美國社會科學的一項基本情況。

所謂模式論（model）是指規定一些作為前提的事實條件，然後演算其對社會發生作用的程序和規律。這套作為前提的條件並不完全是主觀假設，但也不是客觀上已出現的現實，而是各種可能出現的事實，演算是根據被證實的事物間存在的關係，如果這種關係尚未證實，就得按各種可能性來推測。演算的程序和可變因素的處理十分繁重和複雜，電子計算機的運用使這些演算成為可能。就其演算表演來說，確會使人有神妙之感，但看完之後，對其結論來說，卻又會使人有故弄玄虛之譏，因為不經過這一番電子世界里的折騰，似乎單憑人體思維，甚至已有常識，也可以得出同樣結論。對此，我是門外漢、鄉巴佬，不敢多贅一詞。

我在結束華府訪問的序幕後，即同薛葆鼎同志同去匹茲堡（他是匹茲堡大學畢業生），各就老關係，摸索門道。我找到楊慶堃，在三天中，除受到該大學隆重款待外，向該校社會學系諸教授深入長談。楊又怕我年老記憶力衰退，約請相熟的教授三人分別為我編寫備忘錄，其中有關美國社會變化部分長達160多頁。這樣熱心相待，在美國是少見的。這三天的集中學習為我這次訪學打下了有益的底子。

這次家敘還有一個意外的收穫值得一提九_九_藏_書。我的一位燕京時代的老同學盧懿庄（女），現在芝大任社會學系副教授，也被邀參加這次家敘。她一進門，蘇姍抱住她，高興地向她說：「費教授已經來了，他一個人獨自來的。」原來在美國的國民黨報紙放出謠言說我在美訪問是受人監督的。蘇姍發現這是謠言，所以高興得在盧懿庄面前跳了起來。有特克斯這位有名望的教授做證，此事傳出，是對國民黨最有力的一個駁斥。

接著可以講幾句關於對中國的研究。美國學術界對中國的研究是多方面的。最早所謂「漢學」著重的是語言、文學和古代歷史和哲學。對當代中國社會的調查研究不是重點。最早在中國教會大學教書的學者們做過一些這類工作，如北京市調查的甘布爾（Gamble）、南京金陵大學巴克（Buck）的農業調查等。中國學者早年也有用英文發表有關當代中國社會調查的著作，我那本1939年出版的Peasant Life in China就是其中之一。《中國農民的生活》（《江村經濟》）這本書被美國各大學的人類學系定為入門必讀參考書之一，因而這一代的人類學者都知道我的名字。這本書受到重視的原因，在我自己看來並不是在理論上有什麼創新（這是我的博士論文，處處跟著老師的方向走），而是為人類學研究開闢了一個新的園地。30年代及其之前的人類學都是以殖民地的土著民族為研究對象的（在美國早期主要是研究北美的印第安人，30年代後期擴展到拉丁美洲；英國早期是研究印度洋及南太平洋各島嶼的土著，30年代起主要研究非洲民族，50年代擴及南亞但重點還是在非洲）。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原來的殖民地人民紛紛獨立，民族主義高漲，西方人類學者可以進行實地調查的地區日益縮小。他們迫於形勢不得不走上研究經濟比較發展的社區，也不得不把眼光投向自己的社會。當前美國人類學里就有所謂都市人類學、醫療人類學，以及上面提到過的參与城市規劃的人事工程研究等。而我早年的著作都是以中國人類學者的身份研究中國農村社區的，所以也就被認為起了先驅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因為我國人民得到解放后，國際地位蒸蒸日上，在國際形勢中舉足輕重，加上我們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引起了全世界的重視，不論出於什麼目的，都想要了解中國的社會情況。記載著解放前中國農民生活的那些書，也就成了有助於了解當前社會的歷史背景的重要參考資料了。這種書在西方為數不多，有關的著作也就容易受到注目了。

特克斯是年老持重的人，他的一生以提倡行動人類學（Action Anthropology）出名。其實這並不是一種新的理論，而要求人類學必須為其研究對象即文化較落後的民族，起建設性的作用。他反對把這些民族作為「掠奪」學術資料的對象。因此，他聽我介紹我國的民族研究時，十分興奮。我講完了，他接著就向我提到一件事，就是美國的一些人類學者已商量要在明年3月份召開的應用人類學會議上給我「馬林諾斯基紀念獎」。馬氏就是我在英國讀書時的老師，我表示這是過獎，我這些年來實在沒有什麼學術成就可言，而且要在會上發表一篇論文，我也準備不好。他立刻說：「你今天講的就很好，再講一遍就行。」

這種模式論在我看來可以認為是實用主義的產物，和通過實踐，總結經驗，提高理性認識的唯物辯證法是不同的。還應當指出的是由於轉移了相當大的一部分力量到了這種應用社會學，已經相當貧乏的理論園地，更顯得蕭條萎靡了。特克斯為我組織的「家敘」中，有一位女人類學教授為我解釋當前流行的所謂「象徵理論」（symbolic theory），我聽完后，發生了一個問題：這理論在哪些方面突破了馬林諾斯基在Coral Gardens and Their Mag九*九*藏*書ic一書里關於語言的作用論呢？在我聽來，在這一套新的名詞的裝潢下，還存在著似曾相識的燕影。

我到達波士頓，皮蒂即來寓所相訪，驅車到她所研究的地區巡視，一路介紹研究經過和她的見解。我向她說：我在三十年代沒有認識她的父親，天各一方，但是到40年代一見面，卻發現我們平行地在研究同一個領域，得到很相近的體會。現在又見到她，30年的分隔，又走到一處去了。但是，現在是她已走在我的前面，對第三世界現代化過程中社會問題研究已經做了有十多年了，目前又開始研究美國都市問題。我還說，她的治學像她的爸爸，她的文采像她的媽媽，寫一手簡潔流利的好文章，在幽默處勝爹娘一手。她又帶我去拜訪退休中的美國社會學老輩，我初訪美國時的名教授，休斯（Everett Hughes），派克的接班人。他送了我一本他寫序、跋的《派克傳》。皮蒂的談話使我對美國社會多了一些較深的認識。

同時也得到一條經驗，在調查研究的工作中，必須找到熟悉調研對象的嚮導，依靠他去建立群眾關係，發動他們的積極性提供資料。學術訪問也應採取這個方法。

特克斯教授早年是雷德斐爾德的助手，繼承後者的學業，60年代是美國人類學界的挂帥人物，歷任美國及國際人類學會的主席和國際性權威刊物《當代人類學》的主編，現年73歲，已退休。我過去沒有見過他的面，1943～1944年我在芝加哥時，他正在拉丁美洲調查。但由於我和雷氏一家的關係，他對我是十分熟悉的。這次見面分外熱情。我和他在芝大召開的人類學座談會上相見，當即約我于下一天到家相敘。翌日，一早，他偕夫人及女兒女婿四人親自來迎接我到他女兒家做客。他的女婿弗里曼（S.Freeman）是芝大人類學系教授，年輕健談，議論新穎，常不苟同其翁之論。其女蘇姍是另一個大學的人類學教授，當天收到一本她新出版的著作，就送給我，作為紀念。我坐定后，陸續有他相約的知交來到，包括和特克斯齊名的同事伊根（F.Eggan）。這次家敘，談得透徹。弗里曼夫婦分析尖銳，如指出「行為科學」這名詞的產生是由於美國社會科學者想拿福特基金的錢，而這個基金的董事們卻認為「社會科學」這個名詞和「社會主義」太接近，這些人因而製造了這一新名詞。他也同意我的看法，社會科學中許多新名詞是舊貨上貼上的新牌子。他很痛快地點出：美國人類學的理論是通過英國輸入的大陸貨，特別是法國產品。這些都是一針見血的提法，給人啟發。

通過老楊的事先聯繫，我抓了三個重點（匹茲堡除外）進行比較深入的了解。每個重點都抓住一個人，他們是：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弗里德教授（Merton H.Fried）；波士頓，MIT（麻省理工學院）的皮蒂教授（Lisa Redfield Peattie）；芝加哥大學的特克斯教授（Sol Tax）。

以上是這次赴美訪問個人所處的不利條件。為了克服這些困難，我想唯有找個我認為可靠的引路人當嚮導。他是我在燕京大學讀書時（1930～1933年）的同班同室的老同學楊慶堃。他是美籍華人，從40年代起即在美國各大學里任社會學教授，現在匹茲堡大學任教，是該校六個榮譽教授之一，在美國社會學界有一定地位，認識的人多，堪當識途老馬。由於美國大學教授退休年齡延到70以後，所以和我年歲相若的這位朋友還能在這門學科中活動（退休后就不同）。我在出發前就把我要了解美國社會近年來的變化及當前美國社會學的基本情況的問題提綱寄給了他。他為我向我所要訪問的各大學里的同行熟人進行了聯繫（為此他打了一百多次長途電話），使一些學界同行能事先安排和我會晤的日程和根據我的要求進行準備。

在密執安大學社會研究所座談會上基希（Kish）教授講統計中的選樣法的運用和效果。統計中的選樣法是要解決以點概面的問題，要了解全國ｒｅａｄ.9９cｓｗ•ｃom的情況，不可能一一調查，只有選擇少數重點作為樣本，根據這些樣本的情況，用統計方法來取得反映全面的結論。如民意測驗，他們只在兩億人口中選取幾千個樣本，測驗結果往往是很符合全面情況。怎樣選擇是大有講究的，對此基希教授頗有研究，而又津津樂道。一再表示願意接受中國學生，推廣這種方法于社會研究工作。我也表示在幅員廣闊、人口眾多的中國，社會調查中點面問題是必須重視的，選樣法值得我們學習。

在舊金山加州大學遇到人類學系的施堅雅（G.W.Skinner）教授，他是以研究中國傳統市集組織著名，進一步根據中文歷史資料研究歷代城市的發展過程。鄉村市集組織最早是楊慶堃在1933年調查山東農村時的研究對象，後來我在江蘇和雲南農村調查也接觸到這個題目，但都未能繼續，也沒有用這些直接觀察到的資料聯繫到歷史資料來分析，探求它對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所起的作用。施堅雅花了十多年的時間和精力鑽研這個問題，成就也就超過了我們。值得提到的是他向我提出一張開列有十多種我國的地方志，每本書後註明現在中國何地和哪個圖書館。他說這幾本書，中國之外是沒有的，希望我能幫他看到這幾本書，允許他照相，作為研究資料。我答應他向有關方面反映他的要求，同時，使我佩服的是他那種探索資料鍥而不捨的精神；顯然，他對中國地方志的目錄是諳熟的，不但知道書名，而且知道在哪裡。不下功夫哪裡能做到這一點。他能超過我們就是在於這種精神。由於他在搜集資料上花儘力量，得之不易，也自然會珍惜資料，想盡辦法，加以利用。這也就促進了研究方法的發展。

從訪問的面來說，歷經10個城市，大學有匹茲堡、哥倫比亞、耶魯、哈佛、MIT、密執安、芝加哥、加州、斯坦福、夏威夷等。每到一校，除全校性負責人接待外，分別就專業組織座談會，以我為主賓的社會學與人類學各一次，每次一般是半天，亦有加班達一天的。大學之外還有以研究機構為主人約請座談的，計有社會科學研究理事會、全國科學院、美國學術團體理事會、威爾遜研究中心、布魯金斯研究所、國會圖書館、蘭德公司等。研究機構的座談會以聽取主方報告為主，各大學的座談會一般是賓主對話；而在社會學及人類學座談會上卻常是主問賓答的局面，因此宣傳較多而了解較少。從點滴的觀感中得到一些不全面的體會，略述如下：

事物必須一分為二，美國社會學和人類學還是有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其實它的弱點里也包含著它的長處。它的弱點是見木不見林，抓戰術而忽略戰略，但從見木和戰術上講確是認真，鍥而不捨，頗有成就的。知識之有別於空想是在其反映客觀事實，在學術工作上，就是理論必須從實際出發，具體說來必須充分掌握資料（data）或「情報」（information），這裏包括資料的搜集、核實、整理、歸類、儲存、應用。我們舊時的考據之學也就是當前廣義資料學中的一部分。美國社會科學在資料工作上有很大的發展。其所以能大發展者一是由於現代科技的飛躍，二是由於尊重直接觀察得來可以考核的事實的精神。他們能不惜工本地大量搜集實物、文字、口頭記錄等第一手資料，反覆核對考證，系統分類，歸檔儲存，隨時可以提供查閱應用。近年來電子計算機的發展更使這方面的工作得到驚人的飛躍。我參觀了許多圖書館、博物館，印象極深。不說別的，只就我們一般研究工作而言，大量時間耗費在查找資料，為了一段話要找個出處，就可以費上一天，甚至幾個月都借不到所要的那本書。而在美國現代化的研究機關里，凡是已經儲存在情報系統里的資料，在幾秒鐘或幾分鐘之內，就可以顯示在案頭的熒光屏上。

所謂工業化之後的時期，其特徵之一就是知識的應用。在工業里，科技知識成了生產中決定性的要素。影響所及，社會科學里也出現「知識生產」（knowledg九九藏書e production）的概念，和「知識企業」（knowledge business）的組織，蘭德公司就是典型例子。這就是把知識作為商品，公開接受訂貨，進行生產的公司組織。這種新型的服務行業的出現，為社會科學工作者開闢了一條就業的渠道，也就影響了學科的本身。過去大學里的社會學課程是作為公民必修的常識而得到普及的。1978年美國設立社會系的大學有215個，教授、副教授共4582人。這是各大學研究院銷售博士級畢業生的主要市場，在上述新型服務行業出現之前，大學教師是這些社會學博士的主要出路。為了培養這些每周要登台講上三小時以上的教師，必須具備一套言之成理的學說，也就是所謂「理論」。設立研究院的大型大學或稱高級學府，為了維持其自身的存在和發展，也有必要佔領一批大學，容納它們的畢業生。有點像不同工廠生產的貨物各有其壟斷的市場，其產品也須標上不同牌號，同是飲料，可口可樂之外還有7-up等。這是各大學的社會科學要制定一些特別的配方，即所謂「理論」的原因所在。在商品經濟的社會裡，競爭是推動力，標新立異，貶人譽己也就相率成風。自從「知識企業」發展以來，顯然又產生了一種變化，那就是崇尚「應用」。大量學者，如匹茲堡大學里給我上課的幾位教授，都在致力於所謂效果測定學（各種assessment）。在蘭德公司我曾聽一個專業小組講他們怎樣測定對貧民公費醫助的效果（這是向政府承包的一項訂貨）。圍繞這些研究工作，大量利用電子計算機，發揮所謂「模式論」。

弗里德解放前曾在中國研究中國社會，能講中國話，懂漢文。他現在任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系主任，他的著作以概論著名。關於中國社會的研究有一本Fabric of Chinese Society（1953年初版，1970年再印）。我是兩三年前在一次招待某一美國學術代表團的宴會上初次和他相見的。他當時就送了幾本著作給我，這次我到紐約，適逢他去加拿大出席一個學術會議。為了要和我見面和組織一次討論會，特地請假返回紐約。我跟他在一起有一個上午和半個下午。我在他主持的一個較大型的座談會上發了一次言，主要是根據我去年在京都（日本）的發言稿朗誦的，接著答覆聽眾提問。會後反映答覆問題印象比發言為深，但感到時間不夠（實際上答覆問題時間長於發言）。以後，我吸取這個經驗，發言以少而明確為上，多留討論時間，可加強針對性，效果好。弗里德總結時說這是三十多年來中國社會學者向美國學術界第一次的學術演講，說明了中國社會科學是有成績的，值得學習的。《華僑日報》對這次座談會有連載兩天的報道。會後，弗里德約了幾個教授請我吃中國館子，在親切的氣氛中交換意見，並於飯後驅車巡視有名的紐約黑人聚居區哈蘭姆，為我講述黑人問題，坦率誠懇，得益匪淺。

我個人的特殊條件更使上述情況較為突出。一是社會學和人類學在美國是兩門學科，一般是各自設系，井水河水各有其道。我卻是個兩棲類，兩門學者都以同行相視，不宜軒輊，因而須兼顧雙方，任務加倍，未免顧此失彼。二是少壯好寫作，狂言拙作流傳海外已有40年，同行後起者大多讀過這些書，加上20年來有關我個人的謠傳頗多，此次出訪，多少有一點新聞人物的味道，要求一見之人為數較眾，難免應接不暇。三是我三十多年來和國外學術界實已隔絕，最近幾年雖然接觸一些外文書刊，也沒有時間精心閱讀。接到訪美任務后，佛腳都抱不及，倉促啟行，心中無數。新名詞、新概念時時令人抓瞎。四是舊時相識，多入鬼錄；倖存者眾多退休。現在這兩門學科的主力幾乎全是我同輩的學生。後輩之歌，曲調舛異，領會費神。五是兩種文化、兩種社會，在講文化、講社會的學科里要找一套能相互達意的語詞原已匪易，而我又得借用本來沒有學好，又是荒疏已久的英語作為交流工具，當然難上加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