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提到這個插曲，目的是想揭發那個老大帝國主義怎樣做殖民地工作的。像尼赫魯這樣的人從骨子裡浸透著英帝國的氣味，這不是偶然的。殖民主義是整個英國統治階級的中心活動。一般看得到的是它的軍旗和炮艦，而看不到的是無數細緻、複雜的社會活動。通過日常的、看來十分平易的社會接觸，英帝國把殖民地的上層人士的靈魂勾引了去，也就是說在意識形態的深處收服了這一批在殖民地社會上有勢力的階層。這批人口頭上和表面的行動上儘管要求獨立，反對英國統治，但是在骨子裡是跟著英帝國走的；像被攝了魂的人，不知不覺受著巫師的調遣。英帝國表面上是崩潰了，而一個無形的帝國依然存在，幾百年的殖民經驗中修鍊出來的魔道還在新的軀體上作怪。

1937年夏天，我從上海出發去英國。到英國去留學這一點還得說明一下：按清華的制度，研究生院畢業生符合規定條件，給予公費留學機會的，可以自己提出留學計劃，並不一定要到美國去。當時有一種流行的成見，認為真是要講學術，最好到歐洲國家去留學，對於美國的學術水平不太看得起。這個成見有什麼根據很難說，可能是由於美國留學生太多了，物以稀為貴，到歐洲去留學回來身價可以高一些。這是我要去英國的一個原因，但主要的還不在此。上面我已經說過，我的留學計劃醞釀已久，是和燕京社會學系裡那一批搞「社區研究」的人一起策劃出來的，這些人中間帶頭的是吳文藻先生。他心裏有著一個培養徒弟的全盤計劃，分別利用各種不同的機會，把他們分送到英、美各個人類學的主要據點去學習，誰到哪個大學，跟誰去學，心裏有個譜，後來也是逐步實現了的。他認為我這個人最好是去英國跟功能派的大師馬林諾斯基（B.Malinowski）去當徒弟，理由之一據說我這個人的性格和這位老師有點相像。實在的原因是英國沒有美國那種助學金制度，派人去留學的機會不多，我當時既然有機會去英國，當然不能錯失。去英國的計劃就這樣決定了。

我是1930年從蘇州的東吳大學轉學到燕京社會學系的。當我挑選這個學系時，並不明白社會學是什麼東西，我當時抱著了解中國社會的願望投入了這個學系。我在東吳時讀的是醫預科，為了鼓動反對校醫打人的一次風潮而受到學校當局要我轉學的暗示，離開蘇州的。當時正是大革命失敗，白色恐怖之後，南北軍閥混戰的時期，在文化戰線上正在熱烈展開社會史的論戰。這許多刺|激使我拋棄了當醫生的想法，決心要研究一下中國社會。所以到了燕京，註冊進了社會學系。

我第一次看見馬林諾斯基是在他的席明納里。

為什麼有這麼多人來呢？有些是馬林諾斯基自己邀請來的，凡是要和他談學術的朋友就在這時候到這裏來。其他場合當然也可以談學術，但是在這裡是公開的談，大家一起談。絕大部分是自動來的，凡是他的門徒到了倫敦，逢到那一天就爭著要來此會會老師，主要的目的是要在這裏聞聞人類學的新氣息。這個席明納作為一門功課，名稱就叫「今天的人類學」。在當時人類學範圍里來說，這個名稱倒也不能說不名副其實，因為在這裏討論的，是不但是書本上還沒有寫，課堂上還沒有講，甚至一般的人類學家還沒有想到的問題。這類問題為什麼在這裡會提得出來，與其說是靠這個老頭子學問高，倒不如說靠參加的人多，他們四面八方從實地研究中帶來了新問題。他們遇到困難，或有了心得，在老師的席明納里發言，經過討論得到了啟發，又回去工作，解決問題，提高質量。大家得到好處。不知馬林諾斯基哪裡學來的這一套辦法，使他的席明納成了他這一門弟子所喜愛的東西。

我是靠清華的公費出去留學的，但是又不同於經過「留美考試」的公費生。為此，得把清華公費留學的情況簡單說明一下。

人類學究竟是一門什麼樣的學科？它比社會學也許更是模糊。人類學，研究人類之學也。望文生義，凡是和人有關的全可包納在內。事實也確是這樣，上自幾十萬年前的人猿化石，下到民間傳說、風俗習慣，都可以在人類學的教科書中找到它們的地位。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英、美的人類學中專門研究殖民地上土著生活的一部分稱作社會人類學的（歐洲大陸稱「民族學」），特別發展了起來。燕京社會學系提倡的人類學也只是指這一部分而言。這一部分所謂社會人類學之所以發展也是應形勢的需要。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帝國主義者分別佔據殖民地，對殖民地上的人民摧殘掠奪無所不用其極。殖民地分割完畢，帝國主義間發生了一場爭奪殖民地的大戰。戰後面臨著一個新的形勢：一是帝國主義要在它已佔領的地區開發資源供他們掠奪，必須利用土著的勞動；一是殖民地人民開始更有組織的反抗，使帝國主義者想直接單靠武力來統治遇到了困難。如果長期維持著戰爭狀態，不但軍費浩大而且不便於進行剝削，這個算盤是打不過來的。因此，老牌殖民主義者的大英帝國帶頭搞起所謂「間接統治」來了，就是利用當地的部落上層，維持當地社會秩序；吸收當地勞動，開發當地資源。要實行這個殖民政策，不僅需要做資源調查的自然科學工作人員，而且需要懂得當地語言能對當地社會進行深入研究的社會科學工作人員，後者就是所謂人類學者。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英國的人類學者在殖民部的直接和間接的支持下，對非洲的英國殖民地開展了很廣泛和系統的實地調查研究。在這項工作里冒出了人類學中的功能學派。他們搞出一套實地調查研究的方法，做出了許多研究成果，還有一套所謂「理論」，這套理論主要是用來指導他們怎樣去調查一個土著部落的一些經驗。我們在這裏不必去詳說，要說的是，他們這一套東西看起來比從美國社會服務里學來的「社會調查」深入得多。原因是美國式的「社會調查」是以資本主義社會為基礎發展出來的，著重在數量的統計，各項統計之間的關係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是不言自喻的，但一應用到非資本主義社會，不但數量統計不易正確，而且各項統計之間的關係不一定相當於資本主義社會，於是這類調查顯得支離破碎，不能說明問題。人類學調查著重在不同性質的社會的解剖，用到中國來似乎更適合一些。為了和「社會調查」做出區別，後者稱作「社區研究」。

倫敦經濟政治學院在這一點上並沒有學美國，而保持了英國的傳統。我並不太知道美國的情形，聽起來其師生關係也富於資本主義性質，就是花錢買教師，而英國多少還有一點封建，光是花錢不成，師徒關係的建立比較曲折。收不收一個徒弟是師傅的權利，你在學校里注了冊，系裡有責任替你指定一位業師，但是如果被指定的業師對你不滿意，隨時可以要系裡另外換人來指導你，一個一個地換，永遠出不了師，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一個系裡的教師學問地位不同，通常一個新來的學生，總是由一個講師或比講師高一級的「讀者」（相當於副教授）來指導。經過一個時候，如果這個學生表現得好，有培養前途，給教授看中了，也可以換業師，由教授自己來做業師。

除了政府遣派的官費生和自己家裡出錢留學的自費生之外，還有一條讓既沒有錢又靠不上勢的青年可以得到留學機會的路子，這是一條帝國主義安排下的路子。帝國主義者拿錢出來收買中國的青年，為了要培養為它服務的工具。但是它不能太明目張胆地這樣做，必須找一些好名好義來掩蓋一下。所以這條路子的花樣多，走起來也比較曲折。其中最重要的是美國利用「退回庚子賠款」的名義建立起來的「清華學校」（最初叫清華留美預備學校，後來改稱清華學堂，又改稱清華大學）。這段歷史我自己不熟悉，另外有人可以敘述，不必在這裏多說。我要在這裏指出的是它和官費、自費有所不同。它是採取公開考試的方法來招生的，因而使得許多原來在錢和勢上都不足以走上留學道路的青年有了留學的機會，使他們也可以大做其留學美夢。這種通過考試取得別人的錢去留學的則稱之為公費生，以別於官費和自費。

其次要講一講搬家的事。倫敦經濟政治學院是沒有學生宿舍的。學生都在倫敦市內自己找房子住，學校不管。倫敦市內有一種叫「膳宿寄寓」，專門招待單身房客。有些是房主人因為有空閑的房間，租出去可以收一些房錢貼補家用。更多是那些下層的中產人家，以此為業，向房產公司租一幢房屋，招四五個房客。女主人自己管理，煮飯侍候他們，收得房租，除了付去給房產公司的租金外，可以有一筆收入，用以維持生活。我在倫敦的時候，普通一間房，包括傢具、床褥在內，早上和晚上兩餐，每星期從11個先令到1英鎊。在市內沒有家的學生就找這種寄寓住。每個街道角上的雜貨店裡有一個小小的廣告板，板上揭示著附近出租的房屋。住幾天到幾年都可以，你要搬家，就搬家，很方便。這種下層的中產階級種族歧視並不顯著，特別是學校附近，各國的留學生不少，對不同皮膚顏色的人也看慣了，甚至有些特別歡迎中國學生，因為中國學生很講人情，和房東會拉交情，九*九*藏*書平時送些東西，很能討得歡心。當然，也碰著過去找房子時吃閉門羹的：「對不住，已經租出了。」但是依我的經驗說，在這方面受窘的並不常見。這是和房東的階級成分有關，有錢的剝削階級不會幹這個行業，很多是工人和小職員的家庭，才需要自己的老婆操作招呼房客。這個階級在種族歧視上成見不深，而且一旦接觸到了以平等待人的房客，不論屬於哪個國籍或種族，很容易打破那種不合理的成見而交起朋友來。

它的學制也不同於牛津、劍橋等老大學。據說創辦人是有意吸收了一些美國的大學制度，由於我當時並沒有關心大學本科的制度，所以現在也說不出來。我所知道的是它的研究生院的那一部分。我說本科和研究生院其實是已經用了我們自己的學制來說話了。在他們不是這樣說法的。按他們的說法是讀什麼學位，自己是什麼學位的待位生，註冊時就是這樣註冊的。根據每一種學位規定他應當參加什麼考試，提出些什麼論文。至於你怎麼樣才能滿足這些條件那又是一回事了。以我所註冊的「哲學博士」學位來說，那是最簡單了，規定兩條：一條是從註冊到畢業至少要有兩年，一條是提出一篇論文，經過考試認為合格就可以取得那個學位。這兩年裡你應當讀些什麼課程完全不加規定，從章程上說，你交了註冊費之後儘管可以不到學校，到期你能提得出論文，考得過，一樣可以得學位。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學院每年公布一系列課程，哪一個系什麼教授或講師開什麼課。你既注了冊，就可以自己去挑選課程。表面上沒有人來管你，你愛聽就聽，不愛聽就不聽。名教授開講時，整個大教室坐得滿滿的，甚至窗台上都坐滿和站滿了學生。我是個愛串課的人，毫不相關的課，只要按公布的時間、地點，坐在教室里就可以聽上一堂課。當然，如果都是這樣自由散漫地搞，也就不成其局面了。實際的關鍵不在章程上，而是在一套不成文的習慣上。你註冊時入哪一個系，讀什麼學位之後，註冊科就介紹你去找系裡的一位負責人，他就給你指定一個業師，這位業師就是有責任幫助你去取得學位的人〔我用業師這個名字因為要和導師有所區別。英國的導師制（tutorial system）有它專門的意義。導師是tutor，實行於大學本科。業師是指指導寫論文的老師，稱director；被指導的學生可說是門生，業師和門生之間存在著學術上的師承關係〕。他根據你的具體情況，建議你去聽什麼課，參加誰的席明納（即討論會），怎樣寫論文。通過這種業師制，做得好，確是可以因人施教的。這也有點像我們的師徒制度，師徒之間的關係，一般是十分親密的。英國社會上特別注重私人關係，這可能是封建的殘餘，介紹一個人的時候常常要搬出一系列的關係來，這位是誰的兒子、誰的學生、誰的朋友等，而這樣的介紹也就說明了這個人的社會地位。在學術界里最重要的就是「誰的學生」，意思是「他是在誰的指導下學出師的」。另一方面當老師的也以自己有好的徒弟為榮，談話時也常會聽到用「他是你的學生」來作為一種恭維的話。

還有一種場合他也要打電話把學生叫去，凡是有朋友來和他討論問題，他覺得哪個學生旁聽一下有益處時，他就要把他傳呼去。有一次，他和一個波蘭學者談得高興了，忘記旁邊還有異鄉人，大講其波蘭話。他曾和我說，學術這個東西不是只用腦筋來記的，主要是浸在這個空氣里。話不懂，聞聞這種氣味也有好處。不管這種說法對不對，他所用力的地方確是在這裏。他是在培養一個人的生活、氣味、思想意識。在我身上，他可能是失敗了的，但是有不少學生是受到了他這種影響。他從來沒有指定什麼書要我念，念書在他看來是每個學生自己的事。他也從來不考問我任何書本上的知識，他似乎假定學生都已經知道了似的。但是當他追問一個人在調查時所觀察的「事實」時，卻一點也不饒人，甚至有時拍著他的手提皮箱（英國大學生和教授們手裡提的是一種小型的皮箱），大發雷霆。他對我可能是有點另眼相看，但是被他呵責也不止一兩次。當我寫論文時，寫完了一章就到他床前去念，他用白布把雙眼蒙起，躺在床上，我在旁邊念，有時我想他是睡著了，但是還是不敢停。他有時突然從床上跳了起來，說我哪一段寫得不夠，哪一段說得不對頭，直把我嚇得不知所措。總的說來他不是一個暴躁的人，最善詼諧，談笑風生。他用的字，據說比一般英國人還俏皮和尖刻。他最惱我的是文字寫不好。他罵我懶漢。其實我已盡我所能了，但總是不能使他滿意。他實在拿我沒有辦法，又似乎一定要保我過關，只好叮囑一位講師，替我把論文在文字上加了一次工。現在回想起來，如果不是另有著眼的大處，肯這樣「培養」一個學生實在是太難為了他。

接著談談我這位業師怎樣指導我學習的。倫敦經濟政治學院人類學系的研究生一般都可以去參加馬林諾斯基的席明納。席明納是他指導學生學習的主要場合。他在席明納里從來沒有長篇大論地發過議論，但是隨時用插話的方法，引導在場人的思路。這些指點固然是很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在善於組織別人互相啟發、互相辯論，他自己也就在這裏學習。給人印象最深的是在示範地表演出一個人怎樣去分析問題，怎樣去發展自己的思想。已經解決了的問題在他的席明納里是沒有地位的。在爭論新問題的過程中，他用他自己的思索，帶動學生們的思索。這一點是使學生們最佩服他的地方。也就是通過這個方法，他把立場、觀點灌輸給了學生。

在說到我留學英國的事之前還得加一個插曲，就是我到清華研究生院去讀兩年書的原因。我在燕京讀書時，可以說是個擁護「社區研究」的積極分子。但是當時社會學系的當權者是社會服務派，所以畢業后想由社會學系推薦去外國留學，還不具備條件。支持我的老師吳文藻先生出了個主意，並且為我奔走，設法送我進清華大學研究生院，使我一則可以在人類學這門學科里打個底子；二則可以在研究生院畢業后得到公費去英國直接跟功能派的大師學習。

英國這套制度也是他們從經驗中積累出來的，其中也有些怪有意思的東西，業師制是其中的一個，在促進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老師的責任心上都有它的長處。但是，這也是造成學術界里宗派主義的根源之一。

喝茶是英國社會生活里的一個重要制度，每天下午4點～5點都要喝茶。喝茶是引子，社交是實質。學校里也是這樣。到了這時候，教師和學生都停止工作到茶室里去聊天。教師有自己的茶室，就在這時交換意見，互相通氣；有時教師也約學生去一起喝茶，增進感情。

直接受他指導的學生除了參加席明納之外，還有機會「登堂入室」，那就是到他家裡去，參加他自己的著作生活。師傅是在他自己作坊裡帶徒弟的。這位老先生是個鰥夫，他的妻子已經死了好幾年。他一個人住著一所普通的住宅，生活很孤獨，而且沒有規律。想到要吃東西時，自己開個罐頭，烤些麵包也算一頓。大多時間是在外邊吃的。工作時有一個女秘書幫助他。我們這些學生到他家裡去，有時也替他搞搞衛生工作，清理一下廚房，把瓶瓶罐罐扔出去一些。他的書房卧室更是亂得叫人難於插足，不但桌子上，連地板上都是一疊疊的稿紙。不準人亂動，只有他知道要什麼到哪裡去摸。我已說過他是個高度近視眼，事實上他的眼睛已經不能用來工作。他的秘書和學生有義務給他念稿子。他閉了眼睛聽，聽了就說，說的時候，有秘書替他速記下來。

馬林諾斯基主動地承擔起做我業師的任務，並不是我在他面前表現出了什麼特別的才能，我那時連席明納里討論都跟不上，話也聽不太懂，正是躲在牆角里抽煙的時候。原因是他在美國和吳文藻先生會了面。吳文藻先生是代表燕京去參加哈佛300周年紀念會的，有著司徒雷登給羅氏基金會的介紹信。馬林諾斯基一直是羅氏基金培養的人物，他的學生們在非洲進行的大部分調查就是羅氏基金給的錢。吳文藻先生到美國去，後來又到英國來，口袋裡就有一個在中國開展「社區研究」的計劃，我這個人是計劃中的一部分。這個計劃深得羅氏基金的讚許。這些，馬林諾斯基都知道。他是個感覺敏銳的人，在這裏賣一個人情，正可以迎合老闆的用心；而且培養一個自己的學生在東方為他的學派開拓一個新領域，又何樂而不為呢？如果沒有這一段背景，他那一雙高度近視的眼睛根本可能一直看不到這個其貌不揚、口齒不清的外國學生。

留學要花錢，錢從哪裡來？這裡有「官費」「自費」「公費」等的不同。初期，清朝政府要培養洋務人才，派留學生出洋，但是當時社會上有地位的人還很多不願離父母之邦，入鬼子之國，更少願意自己掏腰包送子弟出洋。因此，留學生的費用全部得由官家負責，此之為官費生。留學回來的人，官運亨通，洋翰林比土翰林更吃香。學而優則仕，原是當時知識分子的守則，留學回來有官可當，群焉趨之。官費留學的機會逐步就被達官貴人所把持，用來培養他們自己的子弟，扶植自己的勢力，和這些有權選派留學生的權貴沒有關係的就沾不著官費之光。沾不著光而又有錢的人家，要送子弟出洋，就只有自己出錢，此之為自費生https://read.99csw.com。

他樹立了這樣一個不成文的習慣，每逢星期五（除了假期），他總是坐在倫敦經濟政治學院那間門上標著他名字的大房間里。這間房說是辦公室不很合適，因為滿牆、滿桌，甚至滿地是書籍、雜誌、文稿，到處是形式不同的沙發、靠椅、板凳。到了那個規定的時候，他的朋友們、同事們、學生們就陸陸續續地來了，相當擁擠。這批人中有來自各國的人類學家，有畢業了已有多年的老徒弟，也有剛剛註冊的小夥子。他有他一定的座位，其他人就各自就座，年輕的大多躲在牆角里。這裏沒有禁止吸煙的告示，因而煙霧騰騰，加上這位老先生最怕風，不準開窗，所以煙霧之濃常常和窗外有名的倫敦大霧相媲美。

最後，到了1938年的春天，他催促我，要我趕快把論文寫完。他是個性格很矛盾的人，表面上有說有笑，而骨子裡卻抑鬱深沉。據說他有一種恐懼死亡的精神病症，所以當歐洲的戰雲密布的氣氛襲來的時候，他緊張得受不住，準備去美國了。行前打算讓我考過了，好告一結束，所以為我舉行的考試完全是一種形式。倫敦大學只派來了一個「考官」，記得是叫丹尼森?羅斯爵士，是一個著名的「東方學者」。考試是在馬林諾斯基的家裡舉行。他為這次儀式預備了幾種酒。這位「考官」一到，就喝起酒來，舉杯為這位老師道喜，說他的這位門生在學術上做出了貢獻。接下去使我吃驚的是，他說他的老婆已細細讀過這篇論文，一口氣把它讀完，足見具有很大的吸引力。這句話也可能表示，他自己根本沒有看過這篇論文。他說完了這段話，就談起別的事來了。在他要告辭時，還是馬林諾斯基記起還有考試這回事，就問他是不是在他離開之前完成一點手續，在一張印得很考究的學位考試審定書上籤個字。他欣然同意，又喝了一杯酒，結束了這幕喜劇。

言歸正傳。我到英國去是有目的的，目的很明確，要跟馬林諾斯基去學他的那一套社會人類學。但是在英國這個制度之下，怎樣拜得到這個業師呢？

清華留美預備學校或是後來的清華學堂，都是專門為準備出國留學的學生進行補習的學校，是一個「加工廠」。招收的是十四五歲高小畢業程度的學生，要經過七八年才送去美國留學。凡是考得上這個學堂的就取得了留學資格，加工期滿，照例一定放洋（除了招收這種小學畢業生之外，也有少數年齡較大的，在清華園住上幾個月就出洋的，此外還有已經在美國的留學生可以申請清華補助等）。1925年這個辦法改變了，清華學堂成立了「大學部」，1928年學校的名稱也改成了清華大學，意思是不再做加工廠，而是個出成品的工廠了。清華大學畢業本身並不是個公費留學的資格。但是另一方面清華還是每年要為美國遣送一批留學生。於是另外定出了一個留美考試的辦法，報考的資格也由小學畢業提高到了大學畢業，而且不僅清華大學畢業生可以報考，其他大學的畢業生也同樣可以報考。每年在報上公布當年招考哪些科目，每科多少名額。這叫作「留美考試」。另外，清華還保留一些公費名額給自己研究院的畢業生和各系的助教。我是以研究院畢業生的資格取得公費的。清華的研究院招收大學畢業生，規定至少學習兩年，提出論文，經過考試及格就可以畢業。每年在畢業生中按平時的學習成績和最後畢業考試的分數，經學系的推薦，挑選若干，給予公費留學的機會。

燕京大學社會學系一部分不滿足於社會工作的師生，我也是其中之一，提出了「要理論」的願望。但是又感到英美資產階級的「社會理論」不合中國情況，怎麼辦呢？於是想從「社會調查」入手。但是當時又認為甘布爾、伯吉斯以及清河和定縣這類「社會調查」太膚淺，解決不了問題，想另求出路。在摸索中卻找到了人類學這個冷門，提出了所謂「社區研究」的新路子。

我最初參加這種場合，真是連話都聽不懂。聽不懂的原因有二：一是這裏的人雖則都是在說英文，但是來自世界各地，澳洲的、加拿大的、美國的、歐洲大陸的之外，還有亞洲的、非洲的，口音各有不同，而且在席明納里都是即興發的言，不是文言，而是土話。其次是材料具體，富有地域性，地理不熟，人類學知識不足，常常會聽得不知所云。我們這些小夥子就躲在牆角里噴煙，噴噴就慢慢噴得懂了一些，也覺得它的味道不薄了。

回想起社會學在西洋的歷史也一直有這兩個方面，例如19世紀 50年代寫過《社會學原理》和《社會學的研究》（即嚴復所譯《群學肄言》）的英國的斯賓塞就是這種所謂理論社會學的祖師之一。他想盡各種理由來證明社會發展到了資本主義就到了最完善之境，資本主義是不可避免的，而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全都不及它的優越。這樣就在思想戰線上鞏固了資本主義的社會。但是資本主義的好景不長，它本身所包含的不可克服的矛盾日益嚴重，百孔千瘡，昭昭在人耳目。為了要緩和階級矛盾，麻痹無產階級的意識，不能不對所謂「社會問題」進行「社會調查」。以英國來說，19世紀末年就有蒲斯（Charles Booth）對倫敦工人生活進行過規模相當大的調查。這一類社會調查的目的一方面是暴露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並加以解釋；一方面為資本主義的社會設計「改良」的方案。前一方面就形成「社會理論」，后一方面就形成「社會工作」，譬如說，資本主義社會的貧富兩極分化，出現了所謂貧窮問題，一些理論家就出面來說工人階級貧窮並不是出於資產階級的剝削，而是出於孩子生得太多，話當然要說得更複雜些，但當時的「人口論」骨子裡就是這句話。這就算是社會理論。另一方面也就採取了許多所謂「最低工資」「人口節制」「貧窮救濟」等具體措施來減少工人們「鋌而走險」鬧革命的危險。這就是社會工作。

當時這種性質的公費留學，除了清華的留美考試之外，還有中英庚款的留英考試，聽說中法大學也有類似的公費遣派留學生的辦法。在三十年代下半期，這類公費留學生的數目在留學生的總數中占相當大的比例。

原來美國各大學里有一種助學金和獎學金制度，錢的來源是私人的捐款。美國這樣的資本主義社會，資本家常常要逃避捐稅，假冒偽善地捐些錢做做「功德」，幫助清寒學生上學和獎勵成績優秀的學生是其中之一。各大學也以此做廣告來招攬學生，每年在「校覽」上公布，說明給予助學金和獎學金的條件，符合條件的人都可以申請，受惠的學生不受國籍的限制，甚至也有專門指定給哪一國留學生的。

我那天晚上，聽著老師掛電話，出版一本書那麼容易，又想到下棲區里啃硬麵包的朋友，覺得天下真是有幸與不幸。當時我哪裡懂得就是這個「幸與不幸」的計較，多少人把自己的靈魂押給了魔鬼。

30年代，我在大學里念書時，周圍所接觸的青年可以說都把留學作為最理想的出路。這種思想正反映了當時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青年們的苦悶。畢業就是失業的威脅越來越嚴重。單靠一張大學文憑，到社會上去，生活職業都沒有保障。要向上爬到生活比較優裕和穩定的那個階層里去，出了大學的門還得更上一層樓，那就是到外國去跑一趟。不管你在外國出過多少洋相，跑一趟回來，別人也就刮目相視，身價十倍了。留學已多少成了變相的科舉。有些大學生著了迷，搞得顛顛倒倒，這些形象對於讀過《儒林外史》的人似乎是很熟悉的。

送走了這位考官，馬林諾斯基就留我在他家裡吃晚飯。在吃飯的時候，他又想起了一件事，在電話上找到了倫敦的一家出版公司的老闆。他開門見山地說，這裡有他的一個學生寫了一本論文，問他願意不願意出版。這位老闆回答得很妙：如果他能為這本書寫一篇序，立刻拿去付印。馬林諾斯基回答了「當然」二字，這件事也就定下了。書店的效率並不壞，在我回國之前，清樣都打了出來。這本書就叫《中國農民的生活》，還加上一個中文書名《江村經濟》。

此外，在我國各地所設立的許多教會學校和青年會等團體，也為外國吸收我國學生安排一些路子，但是這些路子並沒有上面所說的那樣明顯，而且也比較分散。因為我在進清華大學的研究院之前在燕京大學讀過三年書，所以對這些路子也知道一些。

我到了倫敦，就投奔倫敦經濟政治學院，被介紹去見人類學系的弗思博士（R.Firth）。他是馬林諾斯基的第一個徒弟，所謂第一個徒弟者就是在馬氏手上第一個得博士學位的人。他當時在系裡當「讀者」（即副教授），是紐西蘭人，為人很和藹，但具有英國傳統的拘謹。我手上並沒有私人的介紹信。私人介紹信是英國社會上建立關係的必需品，沒有這個就只能公事公辦。我相信我給他最初的印象是很不妙的。那時，由於倫敦的氣候關係，我的背傷又發作，精神很不振作。一口蘇州音的英文，加上了緊張，大概話都說不清楚。他和我交談之後，第二天註冊處給我一個通知要我去參加一次英文測驗。我的英文程度固然低，但用筆來回答還可以敷衍過去。大概根據測驗成績，他認為還可以接受，所以又約我去談。這次才談到我在中國的學習情形，史祿國read.99csw.com的名字還算吃香。我又大體上把在瑤山的調查講了一遍。因為我估計既然要讀人類學，而人類學主要是研究當時被侮稱作「原始」的部落，我這些材料也許更符合於要求。講完了，才談起我在出國前還在農村裡住了一個時候，也搜集一些關於中國農民生活的材料。這一通話卻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是個含蓄的英國紳士，毫不激動地要我把這兩方面的材料都給他寫一個節略，但是他的口氣裏面，注意的卻是我第二個題目。後來果然經過幾次談話，他替我把論文題目肯定了下來，寫《中國農民的生活》。

先說我是怎樣得到留學的機會的。

倫敦經濟政治學院的校舍也說明了這段歷史。到過牛津、劍橋大學參觀的人沒有不被它們古雅的建築所吸引的，而這個學院卻有如我們解放前上海的弄堂大學。它的大門是在荷爾本商業區的一條小巷裡，大門旁就是一些茶館，學生們可以在這裏喝茶和吃飯。這個學院的門面實在沒有什麼氣派可言。英國人卻有這個風尚，喜歡保留原來的外形，儘管內部的設備不算壞，而這個門面幾十年來一點也不肯改造。

一個作家在英國要出版一本書並不是容易的事。我在下棲道住的時候，認識過一些角樓里的作家，他們帶我去參加過一些經紀人的酒會，所以也知道一些內情，在這裏不妨附帶說一下。在英國，作家和書店之間有一種經紀人。一個作家不通過經紀人而想找到出版的機會是近於不可能的事。經紀人每星期有一個定期的酒會，凡是經過介紹的作家都可以去參加。在這個酒會上許多作家在這裏碰頭會談，經紀人就在這種會裡放出現在需要哪一種稿子的暗示。經紀人是熟悉行市的專家，他有眼光可以看得出市面上要哪一種書。作家受到這種暗示就琢磨怎樣能迎合這種需要，在這種酒會上他也放出風聲，自己在寫什麼。經紀人聽得對頭就來接頭，他提出各種意見，怎樣寫法才能暢銷。作家有了稿本就交給經紀人，由經紀人去考慮送哪個書店出版。如果這本書出版了，經紀人照例扣作家所得的10%。一個經紀人如果能經手10本銷路廣的書，就抵得上一個名作家的收入，他所花的成本只是每星期一次酒會的開銷。作家是離不開經紀人的，因為作家不知道市場的行情，寫出的書不合市場要求，根本找不到出版商的門。出版商也離不開經紀人，因為經紀人掌握一批作家，能出產所要的成品。經紀人其實不僅懂行情，而且是操縱行情的人，他們有手法可製造暢銷書，可以奴役作家。作家如果不聽經紀人的建議，多少歲月的勞動可以一文不值。所以住在角樓上的無名作家見了經紀人是又恨又氣，背地裡什麼咒語都說得出，但是每逢酒會的時候還是要抱著一舉成名的僥倖心理，打扮得整齊一些，陪著笑容，在那裡消磨一個午夜。

我在她家裡住，一個星期要交管家兩個幾內（1個幾內值1英鎊又1個先令），較一般「寄寓」高了四倍。這還不算是「房租」，因為我是算那位夫人的客人受招待的。實際上，她在我身上花的可能還要多一些，不但供我膳宿，連社會生活，比如請朋友喝茶、吃飯都不另要我付錢。在她是一片好意，在我卻負擔很重。清華公費每月100美元，學費書費一切包干在內。所以不但精神上感到拘束，經濟上也同樣不覺得寬裕。後來，盧溝橋事變發生，我託辭經濟可能發生問題，才擺脫了這個「好意」，重新回到普通的寄寓里去。

這一類助獎制度並不採取公開考試的方式，而是由各大學所設的審查委員會根據申請人所提出的機關或個人的推薦書來挑選。推薦書自然都是為申請人說好話的，所以真正起決定作用的是哪個推薦機關或推薦人腰杆子粗和哪個大學的關係深。推薦人也就舉足輕重，成了經紀人。美國教會在中國設立的這些學校、青年會等就利用這個經紀人的地位為他們的學生或朋友找留學的機會。由於這種助獎制度本身並不是統一的，也不是固定的，有資格推薦的人可以推薦也可以不推薦，推薦了有沒有效也不一定，所以在這些教會學校里雖則表面上並不像清華一樣標出留學科目的清單，公開號召角逐，而實際上為了爭取留學機會也對師生關係、教師之間和學生之間的關係發生深刻的影響。比如說一個學生想得到推薦，他就得多方接近有勢力的教授，博得他的青睞。那些教授就又利用這個經紀人的地位在學生里發展他個人的勢力。而且同學之間為了爭取這種留學機會，鉤心鬥角，費盡心機。

他同時在寫好幾本稿紙，有時拿這一本念念，改一段，添一節；有時又拿另一本出來念念。這些稿本很多到他死的時候還沒有定稿。有些後來經過他學生編輯出版了，有些可能還沒有。

馬林諾斯基要我搬家就是要我改變我在倫敦生活的社會環境。他介紹我去住的是他的一位朋友的家。這位朋友是一位四十多歲的夫人。她父親是位人類學家，而且是個貴族，寫過很有名的著作，名叫John Lubbock Averbury。她嫁給一位陸軍軍官，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當過師長，在前線陣亡，所以她有很豐富的撫恤金。她的兒子在銀行里做事，銀行老闆和她有親戚關係。女兒是一個有名的新聞記者，寫過關於捷克斯洛伐克的報道，風行過一時。家在倫敦的下棲道，下棲道是個文化藝術家聚集之區。一座房屋有四層樓，雇有廚師、女僕和管家。在英國社會裡，不算闊綽，屬於中上，或是上下的那一階層。她在經濟上並沒有出租房屋的需要，但是這位中年寡婦卻極喜歡和文化人往來，由於她父親曾是個人類學家，所以她認識不少印度的學者。她和尼赫魯也相識，他的女兒來英國留學就拜託她招呼照顧，她也以此為樂。在她家裡有些青年人，生活可以更豐富些。馬林諾斯基把我介紹去，算是對我的照顧，而其實是要我和這個階級接觸，感染一些英國統治階級的氣息。

為了發展這種「社區研究」，燕京社會學系在1935年還向國外搬了一位當時功能學派的大師布朗（A.Radcliffe-Brown，英國人，後來當牛津大學人類學教授）到中國來講學，在《社會學界》（燕京社會學系的刊物）連續出了兩期專刊，極盡鼓吹之能事。

放下電話，馬林諾斯基沉思了一下，說這本書叫什麼名字呢？他嘴裏吐出一個字來，Earthbound，後來又搖了搖頭說：「你下本書用這個名字也好。」Earthbound直譯起來是「土地所限制的」，後來果真我第二本書就用了這個名字叫Earthbound China，用中文說，意思可以翻譯為「鄉土的中國」。他這短短的一句話，不是在為我第二本書提名，而是在指引我今後的方向，他要我回國之後再去調查，再去寫書。我的確在他所指引的道上又走了好幾年。這是后話，不在這篇《留英記》里說了。

他的這套方法、這套理論、這套著作，過去在人類學里並不是沒有，但是並沒有受到重視，而他卻一舉成名；所不同者時也，即形勢也。我上面已說過，帝國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在殖民地上碰著了新的問題，如果維持原來的直接統治的政策，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愈來愈不好應付，而且更重要的是無法進一步利用當地勞動力來開發當地資源取得更大的利潤；因此，提出了「間接統治」的策略，利用當地原有部落組織和原有統治勢力，製造可以依賴的社會支柱，來加強對當地人民的剝削。這是個很毒辣的反動政策。為了執行這個政策，就需要深入了解殖民地各部落的實際情況，考慮怎樣去利用原有的制度來為殖民主義服務。馬林諾斯基的一套恰巧符合了這個要求。

我是1936年作為清華大學公費生到英國去留學的。進倫敦經濟政治學院，讀人類學。1938年畢業回國。這裏要追記的是這一段留英生活。但順著回憶的思路聯想到許多和這段生活有關的事，不受題目的拘束，也把它們寫了下來。

但是以留學和科舉相比還有點不同：封建時代有資格大做其金榜題名美夢的人範圍似乎廣一些，至少傳統劇目里足夠反映出狀元公這個人物在群眾的想象中也並不是那麼高不可攀的；熬得過十年寒窗，百衲的青衫也會換得成光彩奪目的紫袍。留學卻沒有這麼容易。這是個資本主義的玩意兒，講投資，比成本。最便宜的是留東洋，一年也得五六百塊白洋，要留西洋就得五六千。如果要取得個洋博士學位，至少也得兩三年，沒有千把萬把白洋，只好望洋興嘆了。

回頭來講我第一次見這位老先生的事。那天席明納里照例已坐滿了許多人，馬林諾斯基坐在他的大椅子里在和別人講話。他是一個高度近視、光頭、瘦削、感覺很敏銳、六十開外的老頭。弗思把我叫到他的跟前，替我做了介紹。他對我注視一下，說了幾句引人發笑的話，這也是他的特長；接著說，休息時跟他一起去喝茶，說完他又去和別人說話了。

我這個願望並不是個別的、特殊的，在當時的形勢下具有這種願望的青年人是不少的，而且有許多青年接受黨的領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但是也有一些像我一樣的人，還不能接受馬列主義，又被白色恐怖所嚇倒，要求另外尋求一個出路。所以在這時九_九_藏_書燕京社會學系冒出一種發展理論社會學的要求，現在看來也並不是偶然的。所謂理論社會學是和上面所說的那種社會服務、社會工作的實用社會學相對而言的，實際上指的是那一套進行社會改良的理論。

我在燕京大學讀的是社會學。從燕京的社會學系，進入清華的社會學與人類學系的研究生院，又到英國去學人類學，雖則是我個人的一個經歷，但也反映了中國學術界這一個小小角落裡的一段歷史，這裏把它記下來或許也是有意思的。

在旁聽他怎樣修改他自己的著作，對一個學生是很有好處的。普通我們讀的書，都是成品，從成品看不到製造的過程，而一項手藝的巧妙之處就在製造過程里。成品可以欣賞，卻難於學習，但是誰有機會看到一個學者創造思想成品時的過程呢？上面所說的席明納是創造思想成品的一個步驟，單靠這個步驟還是完不成成品。「登堂入室」又看到了這個過程的另一工序。他有時也要徵求學生的意見，這樣說成不成，那樣說好不好，一字一句全不放鬆。這樣的學者儘管立場、觀點有很多可以批判之處，但是在做學問時，嚴謹刻實的態度確有值得學習的地方。

在英國要跟從一個老師學習並不是那麼容易。因此先得講一講英國學校的制度。英國的大學並沒有一個統一的制度。我能講的是我所進的倫敦經濟政治學院。提起這個學校，老一輩的英國紳士們是要搖頭的，認為有點「左傾」。這當然完全和事實不符，因為它正是一個社會改良主義的大本營。但是從學制上說，19世紀末年卻算是有點「改革」味兒，也就是說它不按傳統辦事。英國的教育制度階級路線十分明顯。最初只是貴族和有錢人家的子弟能念書，這種學校叫作「公學」，最著名的有伊頓、哈羅等有數的幾個，收費極高，限制極嚴，據說貴族子弟在沒有出世之前就得報名。但是這些學校卻保留一些名額給殖民地的統治階級，包括尼赫魯一類人在內。這些「公學」公開承認是專門培養統治人才的，而且事實上歷屆內閣閣員除了工黨政府外，幾乎全是由這幾個公學的畢業生所包辦。各學校以畢業生進入內閣的人數多少來比賽。我記得我在英國時正碰上鮑爾溫上台，他在就職演說里曾說，使他特別高興的是內閣成員中母校的同學佔了多數。從這些「公學」畢業后就可以到實際政治中去活動了，其中一部分要深造的，進牛津、劍橋等大學。這是一個上下相銜接的系統（伊頓畢業的一般升牛津，哈羅畢業的一般升劍橋），平民無與也。一直到了19世紀的70年代，議會裡才通過國民普及教育的法案。公家設立的學校卻叫作「私學」。凡是英國公民按法律都得進這種「私學」，所以也稱「義務教育」，意思是受教育是一種義務。但是當時一般平民出了「私學」就沒有上升的機會了。高等教育還是被上層社會所壟斷。到了19世紀末年，一些參加工人運動的知識分子，最著名的如韋柏夫婦、蕭伯納、威爾斯等人組織了費邊社，主張為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辦高等學校。費邊社是一個社會改良主義的團體，反對馬克思主義，妄想通過合法鬥爭，實現「社會主義」。他們所辦的學校就是倫敦經濟政治學院，曾培養出許多工黨的骨幹、工人貴族。

這裏可以提一筆，我這個事例也說明了在三十年代後期，留學制度確是有了一些新的變化。早期的留學生出國時的水平很多是比較低的，在國內只是準備了一般的基礎，專業訓練比較差，到了國外才選擇專業、選擇老師。但是到了我出去留學的時候，不論是經過留學考試或是研究生院畢業之後才出去的，都在專業上花過了一番功夫；學什麼，跟誰學，這些問題在出國之前都經過一番考慮的。這樣加強了目的性和計劃性，對於專業培養和提高質量，看來是有幫助的。

提起席明納，我得先說說這個東西。席明納是歐洲傳統的一種教學組織，也是一種教學方法，在歐洲各大學指導高年級學生時常被採用。英國大學里教師們怎樣去教他們的功課，完全由他們自己做主，他們願意怎樣教就怎樣教，很有點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的味道。以我自己接觸到的來說，大家熟悉的羅素也在倫敦經濟政治學院開過課，他是登台念講稿，一字不漏，講完一個課程就出一本書。我就聽過他的「權力論」。我也旁聽過一門邏輯課，這位教師的名字忘了，但是我的印象很深，因為有點像我們的小學，許多公式要學生大家一起念，還要指著學生的名字站起來答覆問題。我看情形不對，第二堂就沒有敢再去。馬林諾斯基不喜登台講課而善於搞席明納，當然搞席明納的不止他一人，但是他的席明納有它的特點，而且在倫敦經濟政治學院相當有名，在人類學界當時也是為大家所推崇的。席明納簡單的可以譯作討論會，但是討論會這個名稱還傳達不出它的精神，所以用這個音譯的名詞。

燕京大學之有社會學系是一個名字叫甘布爾（Gamble）的美國人創始的。他是「象牙」肥皂公司的老闆，到中國來做青年會工作，在北京進行社會調查，後來和伯吉斯（Burgess）合寫了一本《北京調查》的書。他進一步，想培養一批中國人能像他一樣一面做青年會工作，一面進行社會調查，反正他的「象牙」肥皂在中國所賺去的錢已不少，就拿出一筆來做這件事。拿這筆錢出來還得有個名義。於是拉住他的母校，美國的普林斯頓大學，成立一個叫「普林斯頓在中國」的基金，交給燕京大學，作為培養社會服務的人才之用。燕京大學拿了這筆錢先辦社會服務系，後來改稱社會學和社會工作系，在這個基礎上逐步添設經濟學系，政治學系和法律學系，合成為法學院。

馬林諾斯基自己在席明納里不多說話。他主要是起組織作用，就是事先安排一兩個主要發言人。這個發言人首先念一篇準備好了的文章，有的是調查報告，有的是對於一個問題的意見。換一句話說，這個老頭子首先抓的是在席明納里要提出什麼問題，大體上有一個方向。我在倫敦的第一年，席明納里主要是討論怎樣解剖一個文化的問題，他稱之為文化表格，內容後來翻譯成中文在燕京的《社會學界》發表過。第二年主要討論的是文化變動。他死了之後，有位學生把這些討論整理出來，也已經出版。他的特點是不喜歡講空理論，什麼時候都不許離開調查的「事實」說話，所以討論時，都是那些親身做過調查的人擺材料。老頭子聽得高興時，插上一段話，這些插話就是大家所希望的「指導」了。他寫的文章和寫的書中有不少就是當時插話的記錄。

我到英國去學的是人類學。在此可以談一談我怎麼會選上這一門學科的。

現在回想起我身受到的那一套馬林諾斯基的「教育」，如果要找它的關鍵，也許可以說在於從各方面來影響我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所用的方法不只是靠說服，而是通過社會生活、學術實踐，並且用他自己做具體的榜樣，「潛移默化」地從思想感情上逐漸浸染進去的。因之我想，任何人世界觀的形成和改造，也必須通過生活和學術的實踐才能見效。

當然，除上面所提到的之外，還有自己刻苦積蓄，到外國去半工半讀的留學生，以及更有組織的「勤工儉學」等路子，我在這裏不再一一去說了。

這一段歷史說明燕京的社會學是從青年會工作和社會調查這兩個底子上建立起來的。它是從美國傳入的，培養目標是社會服務的人才。這一套字眼在美國人聽來很容易懂，因為這是美國資本主義社會的構成部分，但是對於在社會主義社會裡生活的人，這些字眼的含義不加以註解也就不會明白。青年會工作是「社會服務」的一種，它的活動表面上看來是電影院、浴室、彈子房、運動場、業餘補習學校，一直到旅館的綜合體。青年會是基督教主辦的，所以是教會工作的一部分。它實際的作用就是通過滿足一些市民社會生活上的需要來進行基督教的宣傳，也就是從生活服務入手來進行意識形態上的傳教工作。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裡，尤其是在美國，這一類的社會服務特別發達，那是因為在資本家殘酷剝削下勞動人民的生活受到了嚴重的摧殘，出現了各式各樣的所謂「社會問題」。這些問題如果讓它發展下去，就會充分暴露資本主義的罪惡，激起勞動人民的覺悟和反抗。為了緩和階級矛盾，剝削階級拿出一些錢來，針對這些「問題」加以「救濟」和彌補。要進行這項工作，一方面要有一批人去了解社會情況，發現「社會問題」，這叫作社會調查；一方面又要一批人去發放救濟款，去做「思想工作」，去辦理兒童教養所等，這叫作社會工作。燕京大學最初傳入的「社會學」，就是這些名堂。

為什麼要跟馬林諾斯基去學呢？這裏得介紹一下這個人。他的原籍是波蘭，早年在波蘭的古都克拉科夫大學學物理和化學，由於體弱多病和精神抑鬱，醫生勸他擺脫些正科，涉獵些旁門。他挑了本人類學家弗雷澤（Frazer）的名著《金枝》，從此他沉溺在這一門學科里，到德國和英國去留學。世界大戰發生前夕他正在美拉尼西亞的一個小島上做調查研究工作。大戰發生，波蘭和英國處於敵對地位，他不能自由離開這個小島，於是他就學習當地的語言，和當地人一起生活，很仔細地記錄下他對這個島上居民生活的觀察。就是這樣他發展了深入地對一個人口不多的部落親密觀察的調查方法。由於他的活動範圍受到限制，不能像過去的人類學者在各地搜集比較材料，他就九-九-藏-書著重注意一個小部落里政治、經濟、宗教信仰、風俗習慣等各方面的相互關係，從而發展了他的功能主義的理論。大戰結束，他帶了很豐富的第一手資料回到英國，1922年出版了轟動當時人類學界的《西太平洋航海者》。

這個主意是實現了的。只是清華研究生院里收我做學生的人類學教授是個俄國人，名叫史祿國（S.M.Shirokogoroff），他的人類學是帝俄時代的老傳統，和英、美很有差別。帝俄的學術是傳襲大陸的系統，人類學包括的範圍首先是體質，其次是語言，再其次是考古，最後才到社會文化的「民族學」。他為我制定了一個長期計劃，第一個時期專門學體質人類學，其實這是門生物科學，幸虧我曾有兩年醫預科的基礎，所以還算銜接得上；一面補習解剖學、動物學，一面向他學人體測量和人體計算學。他打算第三年才教我語言學，誰知清華研究生院改了章程，兩年就可以畢業，而且他自己第三年就要休假，所以我在清華只完成了他替我規定的計劃的第一階段。這兩年我所學的和上面所說的「社區研究」關係不大，但是由於這兩年的學習，滿足了清華規定的公費留學的條件，使我能到英國去留學。

這位夫人受了朋友之託，對我管教頗嚴。她心目中英國文化是最高的，有意識地要我「英國化」。她請客時我得和她的家人一樣參与其間；她有朋友來喝茶，我也要侍坐在旁。而我這個人生性就不喜歡這一套，在這種場合里總是彆扭得發慌。記得有一次，她約我去她娘家的鄉間一個別墅，我聽說在那裡晚上吃飯要換禮服，而我哪裡有這一種東西呢，拒絕她又不成，只能臨時託故不去。她竟怒形於色。自從這一次之後，大概她覺得「孺子不可教」了，對我也放鬆了一些。

看來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後來才明白，他這個決定有著更深一層的意義，這裏值得提一筆。從人類學本身來說，當時正在醞釀一個趨勢，要擴大它的範圍，從簡單和落後的部落突入所謂「文明社區」，就是要用深入和親密的觀察方法來研究農村、市鎮，甚至都市的生活。在地區上講，過去人類學家研究的範圍大都是在非洲、大洋洲和北美，新的趨勢是想擴大到亞洲和拉丁美洲，而這些地區主要是文化較高的農民。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和初期，在人類學的出版物里就可以看到許多關於中國、日本、印度、南洋以及拉美農民生活的調查報告，說明正在我編寫《中國農民的生活》的同時，各地都有人在進行類似的調查工作。這個趨勢是當時人類學的一個新的動向。拿弗思本人來說，他原來是以研究太平洋里的一個小島上的土著起家的，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卻也轉入了馬來亞的農民生活的研究。所以當時他決定不要我寫瑤山調查而寫農民生活作論文，絕不是偶然的。導師，論文，都這樣決定了，但是我還沒有見到馬林諾斯基的面。

這裏不妨附帶說說這個插曲。我這個學蠶絲的姊姊，在蘇州附近的滸墅關的一個蠶業學校畢業后，到日本去留學，留學回來就在這個學校的推广部做工作。推广部的工作就是在附近農村中推廣改良養蠶制絲的新方法。江浙太湖流域原是「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好地方，其所以富庶的原因之一就是農村裡的絲綢業十分發達。有些農村，農業只夠供給農民一些日用的糧食，其他生活費用全是從養蠶、制絲、織綢以及有關的手工業中得來。這地方出產的生絲聞名海外。海關報告上有一項叫輯里絲，就是這地方的產品，在對外貿易中一直佔著重要地位，但是在20年代卻受到了日本絲業嚴重的競爭，出口銳減。主要原因是土法生產質量太差，這也就影響了廣大農民的生活，同時也影響了出口商人和用質量差的蠶繭來制絲的工廠老闆。所以從制種、養蠶、制絲每一個環節都需要用洋法來代替土法，這就是蠶絲業的改良運動。這個運動固然是農民所需要的，但是如果只有這需要在當時還是無法實現的，其所以能開展起來，還是由於民族資本家的利益所在，蠶業學校提供了一批技術人員。這些因素的結合，使30年代蠶絲業的改良運動在江浙這個地區確是做出了不小成績。我在了解這些地區的農民生活時，特別引起我興趣的是農村的生絲製造和運銷合作社，這種合作社是這個改良運動的產物。為了要採用比較科學的養蠶技術，在幼蠶時期要控制溫度和濕度，最方便的是稚蠶公育，就是各家在一起養幼蠶，這就是集體化。收了繭，如果不把蠶蛹烘死，就不能儲藏，必須脫手出售，這樣就會吃中間繭商的壓價。為了要賣好價錢，農民自然會願意一起來解決烘繭的問題。繭子既然可以儲藏了，為什麼不自己制絲呢？合作的方法一引進，很自然地發展了起來，因為這樣做的利益是十分具體的。同時，民族資本家也樂於鼓勵農民這樣做，因為這樣做被擠掉的是一些中間小商人、收繭商和土絲行，而另一方面農民生產積極性一起來，民族工業的原料問題、出口絲商的進貨問題都得到了解決。換一句話說，在資本主義社會裡發展合作事業，和大資本家的利益並不矛盾，而且替大資本去擠小資本，給大資本更多的剝削機會。我當時當然沒有看得這樣遠，只看到農民收入有所增加，生活有所改善，就沾沾自喜，認為找到了解決農民問題的門路。我就在這個農村裡把這個過程記錄了下來，搜集了一些有關的資料。在從上海到倫敦的路上，把這些資料整理出了一個草稿。

能拜得上有名的教授做業師，好處可大了。且不說學術上的受益，只說取得學位這件事也就有了把握。按英國的制度，給學位是大學的事，譬如在倫敦經濟政治學院讀書，取得的學位是由倫敦大學給的。當你的業師認為你的論文有資格可以提出來申請考試時，倫敦大學就為你組織一個委員會來考你。這個委員會裡的人是從各方面請來的，你要向他們答辯，答辯過後，投票決定。否決一篇論文並不稀奇。否決后你可以下次再申請。被否決一篇論文，對學生固然是件倒霉的事，對業師也不很光彩，因為學生申請考試總是先要得到業師同意的。自己的業師在這個學科中如果地位高，他的眼光當然也准些，他認為過得去的論文，在他的同行中也不容易有不同意見，而且必要的時候，他還可以出來為學生辯護一下。在答辯時「考官」之間引起爭論也不是稀奇的事。所以，業師腰杆子粗，學生也容易過關。學生最怕的是「考官」中有自己業師的老師，祖師爺發起脾氣來，那就完蛋。

喝茶時才知道他剛從美國回來，他是去參加哈佛大學300周年紀念會的，在會上還得了個榮譽學位。他在美國遇見了吳文藻先生，已經知道我到了英國。過了不久，又有一次約我去喝茶，這次不是在大茶室里，雅座中只有我們兩個人，他問了問我到倫敦以後的情況，我告訴他已經跟弗思定下了論文題目。他隨手拿起電話，找弗思說話，話很簡單，只是說以後我的事由他來管了。這是說他從弗思手上把我接收了過去，他當我的業師了。接著回頭問我住在哪裡，我把情況說了之後，他立刻說：趕快搬個家，他有一個朋友可以招呼我。我當時覺得很高興，終於達到了跟這個著名的學者學習的願望了，但是為什麼他這樣看得起我，不大清楚；同學們聽到了這個消息都為我道賀，也覺得不平常，因為要這個老師收徒弟是不容易的。據說多少年來，在我之前，在他手上得學位的不過十幾個。我的幸運當然引起同學們的羡慕。

我在清華研究生院里是跟史祿國學習的，他對於歐洲學術界的情況比較熟悉。他原來的計劃是想一手把我培養成他的學生，所以制訂過一個長期計劃，但是後來他也明白客觀條件並不容許他貫徹這個計劃了，主要是他在清華待不下去了。他同意我在清華的學習告一個段落之後到英國去。但是他堅持一點，我在出國之前必須先在國內做一年實地調查，帶了材料出國。這些有歐洲傳統的學者都有一種怕他自己的學生在他同行面前丟臉的顧慮。我出去一定會說是跟史祿國讀過書，他不能否認這一點，如果我大出洋相，他的面子也就不很好看。所以最後他得補救一下，要我「臨時上轎穿耳朵」，為出國多做一些準備。我聽他的話，1935年清華研究生院畢業后，請假一年到廣西瑤山去調查了一次。這次調查是失敗了的，和我一起去的我的愛人死在山裡，我也負了傷。轉回家鄉，看看手邊調查所得的材料很不充實，心裏很難過。恰巧這時我有個姊姊在我家鄉一帶的農村裡推廣蠶絲業的改良工作，我去看她，她勸我在鄉下住一個時候，一則恢復一下情緒，一則休養一下身體。我在鄉下，住在她幫助農民辦的一個小型合作絲廠里。反正沒有別的事，開始問長問短，搞起「社區研究」來了。

馬林諾斯基在英國學術界一帆風順地取得了很高的地位，這是很少前例的。英國人對外籍學者的偏見極深，他作為一個波蘭人，雖則後來入了英國籍，而能一躍被選為教授，在英國學術界是少有的（英國各大學中設立社會人類學教授的講座是從他開始的）。不僅如此，他在倫敦經濟政治學院培養了不少門生，一個個都成為各大學人類學系的台柱，而且受到英國殖民部和美國羅氏基金會的直接支持，每年掌握著大筆調查經費，調度大批的調查工作者，到非洲各地進行研究。不到10年，功能學派的聲勢壓倒了人類學里任何其他的派別。這一切如果離開了歷史背景是無法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