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土著怎樣會發生這種形式的絕滅過程的呢？話得分兩頭說起。澳洲的自然條件，對只能利用石器進行生產的土著來說，既不富裕，也不貧瘠。這大陸的大部分地區比較乾旱，以狩獵和採集為生的土著並不能長期定居在一個地方，他們經常要按水源的變動而移動。天然的蔬菜和果實可以隨地採集，加上不難捕捉袋鼠和鴕鳥等可充野味，一般說來，日子是容易過的。但是這種經濟基礎不可能發生人數眾多的群居生活。他們分成無數小群，每群不過十人到百人上下，佔有一定的土地。隨地理上的山川河流的形勢，若干小群鬆鬆散散地聯繫成一個地方性的大群。這種大群並沒有集中的權力，所以實際上並不能說是一個有組織的、能發揮集體力量的部落。這幾萬個小群分散在768萬平方公里的大陸上，確是地廣人稀。他們和平共處，各自謀生，形成了一個帝力於我何有哉的世界。就是這種建立在極低的生產力基礎上的原始共產主義社會引起過許多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裡搞得焦頭爛額的人們的無窮幻想，把他們形容得像陶淵明所描寫的桃花源那樣美妙。

澳大利亞的歷史好就好在起訖分明，段落清楚。以歐洲人進入澳大利亞這個大陸來說，第一批定居的移民到達的日期，有記錄可查，毫不含糊：1788年1月26日，共1030人。有了這個日期，我們就可以推算：以30年為一代，最早的這一批傳到現在還不到七代，那就是說當前60歲以上的老輩還可以聽到他們的老祖父傳達初建囚犯地的人的親身經歷。這等於我在幼年聽老祖母講她的老輩所目睹的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故事，繪形繪色，絮絮入微，至今難忘。

當朋友們邀請我去澳大利亞訪問時，特別在時間上為我花費了一番心計。最初約我去年秋天，大約9月份去，我因事不得不延期。他們就把我的訪問改到1981年的4月下半個月。他們規定這兩個時期，因為在這兩個時期北京和堪培拉的氣溫是相當的。他們知道如果我1月份去，就會從冰雪蓋地的北國驟然進入烈日當空的南天，這種變化估計我未必吃得消。我這次訪問確是避開了氣溫驟變的襲擊。

這次我訪問澳大利亞，一到堪培拉就打聽我這位老同學的下落。他在澳大利亞學術界是個老前輩，已退休好幾年了。朋友們告訴我，他從倫敦回國后沒有幾年就發生日本轟炸達爾文港的事件。他投筆從戎，參与北部領地的防禦工作。這並不是偶然的，因為在北部領地土著居民在國防上還佔一定的重要地位。他多年在土著居民中調查研究，同他們建立了友好關係。他在團結土著，共同抗日的工作上做出了貢獻。戰後，他回到學術工作崗位，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任人類學教授。他以學術上已有的權威地位和在抗戰中贏得的聲望，為土著居民爭取平等權利數十年如一日。幾年前在一次討論土著問題的學術會議上，他突然中風，雖經醫治，但說話和行動至今不能恢復自如。

據估計，在白種人來到之前，澳大利亞的土著大概有30萬人，到1901年只剩6.6萬人，1921年又減少了0.6萬人。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才開始回升：1947年是7.3萬人，1971年達到10.6萬人。最近1976年的普查達16萬人，佔澳大利亞總人口的1.2%。他們的人口增長率目前是0.2%，如果按這個速率增長，大約32年後可以達到32萬，恢復200年前的數字。

不妨回頭看一看，有人說4000年前就開始有馬來人從亞洲南部向南洋各島移殖。但是澳洲大陸上卻沒有馬來人的蹤跡。大約2000年前印度南部信仰印度教的人為了尋找黃金和香料進入印尼諸島，逐步西進，15世紀已到達今印尼的龍目地方。在接近澳大利亞的大門時，國內受到了伊斯蘭教徒的襲擊，從此停止前進。

「一無可取」一時竟成了歐洲人對澳大利亞流行的定論。如果說這是對澳大利亞的冤屈，這冤案又使它封閉了180多年。後來歐洲人移入澳大利亞並不是出於這「新大陸」的引誘，相反的，正是因為它是個「一無可取」的化外之區，才把一些無處安置的囚犯押送至此。關於這一點還得補說幾句。

Lucky appendage是招待我的那位朋友用來描繪澳大利亞的謔詞。它曾使我聯想起陶淵明的《桃花源記》。但細味一番，還是聯得不切。陶淵明對遺世獨立的世界，淳樸真摯的民情，具有虔誠的嚮往。而給澳大利亞的這個謔詞卻不然。一口把它說成是個獨立不了的附件，又在前面加上了個「僥倖得到了好運」的形容詞。當然，現在用了簡筆字，僥倖不分，這個形容詞的尖刻性也沖淡了些。全詞之意等於是說：這是個不知怎麼地交上了好運的小子，是句酸溜溜的話。汰去酸味，說的是澳大利亞靠它地處偏僻，不攪在這多事的漩渦里，倒能獨善其身，免遭災禍，享到了康泰之福。經過了兩次世界戰爭之後，這種看法在澳大利亞據說是相當普遍的。

澳洲土著在這塊大陸上已經有3萬年的歷史。學者們一般都同意，他們是最後冰川期從亞洲移居這個地方的。這時他們已進入了石器時期。這就是說，當他們的祖先到達這個地方時，已經懂得製造石器來進行簡單的生產活動，經營狩獵和採集的經濟。到目前還沒有令人滿意解釋的是，為什麼自從澳大利亞這塊大陸和歐亞大陸之間交通斷絕後，在這樣長的時期里，澳洲土著社會經濟基本上沒有發展。17世紀初歐洲的航海者「發現」這個大陸時，他們還是「用石器生活的人」。19世紀英國有一千多人到這裏建立囚犯流放地時，他們依然用石器生活。以一個個人說，澳洲土著天賦的智力並不低於其他民族，他們傳統的藝術更表現了深厚的造詣。但是由於現在我們還沒有明白的原因，他們的農業、工業、科學技術都停滯在原始的階段，結果在現代火器面前他們無力保衛自己而走上了絕滅的道路。

寫到這裏，我想起了我的老同學斯坦楠教授。1936年～1938年我和他一起在倫敦經濟政治學院讀人類學。課後在茶室里聊天時，他喜歡講澳洲土著的情況。他經常用最尖刻、猛烈的言辭攻擊當時澳洲的民族絕滅政策。他不僅在茶室里高談闊論，而且寫文章在報紙上暴露當地的實情，還向倫敦政府提出申訴。這個為被壓迫民族抱不平的青年學者受到班裡同學的讚許。我們這個班裡的「老大哥」是後來被譽為非洲肯亞「國父」的肯尼雅塔。我和斯坦楠於1938年分別後一直沒有過聯繫。我只是知道他回到澳大利亞去了。

我們中國人也是很早就向南洋移殖的，可惜很少留下文字的記錄。到了明代初年，我國的科技條件已發展到了能作大規模的遠洋航行。15世紀初「三寶太監」鄭和率領的艦隊活躍在我們的南海和印度洋上。我在堪培拉遇到一位澳大利亞的歷史學家。他說，那時有許多中國人在南洋捕撈海參，到15世紀30年代，因為今印尼望加錫一帶的海參供不應求，正要派人到被他們稱作「海參之地」（Marega）的澳洲北岸擴大捕撈區域時，接到了北京下達的海禁命令，以致只能作罷。否則，亞澳間經過幾萬年的隔絕恢復交通的首功就會寫在我們中國人的賬上了。

讓我為這兩個字做一點註解，而且先從第二個字說起，第一個字留在下幾篇再講。

可是提出這個字的人心目中並不一定把它作為一個褒義詞用，可能多少還帶著無關重要、可有可無的意思，可說是個附件、題外之文、副冊上的名目，總之是入不了正傳，處於次等末座的東西，更壞一些就成多餘的贅疣了。我說它不在交通要道上，引不起人的注目和關心，並不帶有輕視之意，而且這種說法也許已不能反映它當前的情況。以過去的歷史而論，我想有一個相當長的時期是可以這樣說的。

如果想用「儘是他鄉之客」這句成語來表達澳大利亞社會的一個特點，前面還必須加上半句限制詞，那就是「除了少數土著居民之外」。澳大利亞土著其實也是外來移民的後裔，但幾萬年究竟為時太久了。他們被稱為土著就意味著土生土長的本地產物。土著是客籍的對稱，我在上篇所寫的是一回喧賓奪主的故事。所以從現在說來，除了只佔總人口1%的土著外，澳大利亞是個移民及其後裔所組成的社會。

這也許是出於我的多心。我在介紹澳大利亞時，寫下這段不愉快的舊事，很可能非但不會引起朋友們的見怪，而ｈｔｔｐｓ://reａｄ.9９cｓｗ.ｃｏｍ且會得到他們的鼓勵。他們的先人和我們的先人一樣都在歷史上留下過值得紀念的功績，但也做過許多令後人惋惜的錯事。前人之過，後事之師，用不著掩飾。在這次訪問中，只要一提到澳洲土著過去的遭遇，我所接觸到的朋友們沒有不深感痛心的。事實上，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澳大利亞人民在對待土著居民的態度上已有很大改變，反映在政治上的是政府對土著居民開始採取所謂「保護政策」。這種改變無論怎樣應當肯定它是進步的。在這種情況下，對土著居民問題提出意見，進行討論，會受到群眾的歡迎和注意。一般來說，澳大利亞人民存在著一種對不起土著居民的心理，願意做一些多少帶一點贖罪味道的事，來減輕自己的內疚。這是近年來議會裡通過不少對土著居民救濟措施的背景。

當然，我還不敢說，季差對人的生理影響只是一個氣溫的因素。我在這個世界上經歷了70多個寒暑，總是通過春夏秋冬這個時序活過來的。這個時序無疑是已成了我生理活動的習慣。現在我突然在空調的飛機里用了9個小時度過了一個夏季，這可說是對這習慣周期的嚴重突破。它能在生理上不引起反應嗎？這個問題我回答不了。有一點我感受到的是初到那幾天，筋骨酸痛大有「變節氣」時的味道。這在年輕人也許是不會發生的。

時差和季差都會跟我們生活習慣所養成的生理規律發生矛盾，引起適應的問題。高速旅行去美國，初到那幾天難免白天打瞌、黑夜難眠之苦，這是出於我們作息習慣養成的「生物鍾」和當地時鐘對不上號的結果。季差的周期比時差大，時差是日夜之別，季差是春秋或冬夏之別。由此而產生的問題也比較複雜，不僅是生理上要適應，還包括心理上和社會行為上的適應。這些問題我過去是不明白的。

表面上看來澳大利亞在移民問題上從關閉到開放，又在移民的種族成分上放寬尺度，是出於它的安全感。但是仔細看看，卻並不盡然，甚至主要原因並不在此。用武力破門而入的做法，在澳大利亞確是發生過，但這已是200年前的事了，在以後的歷史里重演的可能性是極小的。但是這個題目是唬得住人的，所以容易不翼而飛，成為輿論之風。在這種輿論背後還有更實際的原因使一些人感到澳大利亞需要更多的人口，那就是戰後的經濟發展。

苦味是來自這一個問題：保得住今後澳大利亞一直是個免受入侵的大陸嗎？即使我們不提戰爭的事，澳大利亞能一直保持它這樣的好運道嗎？如果把澳大利亞的今天只看成僥倖的結果，那麼對未來的澳大利亞就難免憂心忡忡了。這種被動的、消極的看法如果確是相當普遍的話，這裏也就存在著甜味變成苦味的可能了。

在人類學的課堂上講到民族絕滅時經常被引用的例子是澳大利亞南端的大島塔斯馬尼亞島（這島在澳大利亞的位置，有點類似海南島之在我國）。該島在1804年英國人建立囚犯流放地時有土著2500人。大約30年後，當地政府決定把這島上的土著集中起來送到另一個小島上去，這時只找到了200人。這些人中最後一個是在1876年死去的，正是白種人移民澳洲百年紀念的前12年。

為什麼會有這種看法呢？容許我順著我的想象力說下去。我首先想到的是澳大利亞特有的歷史烙印。我在上篇提到現代的澳大利亞是從200年前建立的囚犯流放地上發展起來的。在早年的歐洲人心目中，美洲和澳洲是不同的；前者是個充滿著自由的新大陸，而後者是個被迫勞動的受罪地。在受罪地上能生存下來，能生活下去，能得到好過的日子，對那些不敢對前途存有希望的囚犯們來說，除了「僥倖」二字之外，還能說什麼呢？僥倖是預料不到的收穫、喜出望外的好事。

說到喜出望外，讓我複述一個澳大利亞人所樂道的歷史事件：最初在澳大利亞建立的流放地有一千多人。他們的糧食原是指望能靠囚犯們開墾土地來自給的。但是強迫勞動效率太差，過了兩年還得靠從英國運糧接濟。1790年3月，一艘運糧船半途觸礁，已經儲糧不足的流放地發生了斷糧的威脅。該年4月每人每星期只能配給4磅麵粉。正在這絕望的關頭，6月3日，遠在地平線上出現了一艘掛著英國旗幟的糧船。這條救命船的到達，真正使餓得快死的人喜出望外，永遠留在澳大利亞人的記憶中。這條糧船名「朱立阿娜夫人」。

據說澳大利亞的金礦確是會令人著迷的。從岩石里迸出來的金塊有的可以和石卵一般大。當然有多少人拾得到這樣的金塊誰也不知道，但是只要有人拾到了，那就會激動著人們去碰運氣了。四面八方、成千上萬的人奔向有人拾到金子的地方，形成一股熱潮，所以被稱為淘金熱。金礦的發現在經濟上的突破，可能還沒有它所引起人口流動的影響為大。澳洲金礦分佈較廣，1892年西部的卡爾古利金礦的發現對澳洲西部的開發起著很大作用。

據說，押送囚犯到澳大利亞來建立流放地的長官們在出發前受到過訓令，必須與當地土人和平相處。但是這些外來的移民不是些自帶糧食的遊客，他們不但要在這地方自謀生活，而且還要世世代代繁殖下去。他們不能沒有土地。主客之間發生了土地之爭。土著居民跟他們生於斯、長於斯的土地是分不開的，離開了他們原來的土地就不能按熟悉的方式生活下去。如果他們有較強大的社會組織，他們必然會用武力來保衛他們的土地，因而發生戰爭，和我們在北美和南美所見到的一樣。但是澳大利亞的土人沒有這樣強大的組織，他們一小群一小群地被外來的白種人從他們原有的土地上攆走了。個別的人企圖抵抗，被槍殺了。大多是被拋在陌生的地方，漂泊無依，饑寒貧困，一個個無聲無息地折磨死去。

時差也好，季差也好，原本是亘古以來一直存在的自然現象。但是這些現象成為我們生活中必須予以適應的因素卻是近年來的新事物。我在這隨筆里首先記下我對這些新事物的感受，無非是想說明我們目前所處的世界和幾十年前大不相同了。我們的思想必須跟得上這世界的變化。

澳大利亞原是從歐亞大陸漂流出去的飛地，據說在四五萬年前，上面所說的那條項鏈穿得比較密，它和歐亞大陸還是藕斷絲連。後來冰山融化，海水上升，把那些可以步行的堤岸般的橋樑淹沒了，澳大利亞才成了四面環海的大島。這塊大陸上最早的居民據說是4萬多年前（有人還說得更確切些，是3.8萬年前）從亞洲大陸，走路加擺渡，陸續移入的。這樣說的根據是澳大利亞和美洲一樣至今沒有發現過原人的遺骸。最早移民到達這大陸的時期是由考古學者從已經發現的這些移民所用的石器測定的。在那個時候，馬來半島向南過印尼，再向西到新幾內亞入澳大利亞，可能是一條「交通要道」。後來這條要道卻斷了。在幾萬年裡，歐亞大陸的居民所創造的文化並沒有繼續被引進澳大利亞。在200年前歐洲人移入時，當地的居民還在用簡單的石器，保持著他們祖先的生活方式。這說明了他們已經有很長的時期被隔絕於歐亞大陸了。它曾經是個超級的桃花源。

澳大利亞政府適應新情況的要求，1977年成立了澳大利亞民族事務局，作為移民和民族事務部的顧問機構，以促進和發展澳大利亞各民族成分之間的團結。各政府部門設民族聯絡員處理有關民族關係的事務，僱用翻譯人員提供語言服務，幫助不能使用英語的移民。廣播電台有多種民族語言廣播，我在布里斯班就遇到一位華人教授在協助廣播電台播送華語新聞。

這種埋怨在澳大利亞土著居民里是找不到的。我並沒有打聽過在他們的日曆中季節是怎樣安排的。我並不知道他們有沒有新年，把新年放在哪個季節里。他們根據本土的生活條件安排他們自己的日曆，長期在一定區域里生活，感覺不到地理上的季差，也發生不了5月里石榴結實的異常之感。從北半球來的移民卻不同，他們帶著原有的日曆來到這個大陸。英國的年月日全都搬到了澳大利亞。英國的1月1日也是澳大利亞的1月1日。不這樣也不行，他們和本國還是千絲萬縷地聯繫著，必須有一個共同計算年月日的曆本。但是這麼一來就發生了一年中季節的序列問題了。

英帝國的和後來澳大利亞的統九_九_藏_書治階級把守著澳大利亞的大門，放進來的首先是英倫三島的人，其次是帝國屬地的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前，從這些地方來的人佔澳大利亞總人口的90%以上，其餘的人中除去大約1%的土著外，是從門縫裡擠入的非盎格魯-薩克遜人，包括我國去的華人。華人最多時超過3萬人。他們大多是在19世紀中葉淘金高潮里，被當地礦廠主人轉折拐騙來的。中間經過了半個世紀不愉快的歷史，到1901年澳大利亞議會公開實行白澳政策，排斥有色人種移入這個大陸。

先說第一個突破。歐洲移民在澳洲東海岸登陸建立了囚犯流亡地之後，要生存下去，不能老是靠外來的糧船接濟。發展農業種莊稼要土地，而東海岸宜於種植的土地卻不多。緊靠東部的海岸線有一條山脈，名叫大青山，離海岸近的不到50公里，遠的也不過400公里。人口日增的移民被這高牆關閉在狹長的海邊上，越來越感到窒息。1813年，定居后25年，終於在悉尼山坳找到了越過大青山的缺口。1815年道路築通。這是經濟上的一個重要突破。山外的沃地千里不僅提供了糧食的產地，而且為第二個突破提供了必要的條件。

澳大利亞經過這幾次經濟上的突破，人民的生活一步步地提高。它曾經在各國每人平均國民收入的比較表上佔過領先的地位。那是從1860年，發現金礦后的10年開始的。這個地位它保持了半個世紀，到1910年才被美國和加拿大超過。到70年代又被法國搶了先。目前在這些大國的行列里，它還站在聯邦德國、日本和英國的前面。這樣看來，澳大利亞的中上人家一般感到生活不壞是有物質基礎的。而幾次經濟上的突破又比較來得及時，容易使人們感到時來運到。這樣也就產生了那種順運遂生的心理，給人家一種懶洋洋安於其位的印象。

一說澳大利亞是個附屬品、懸挂物，我眼前就出現了它在地圖上的形象。它是有點像掛在歐亞大陸下面的一塊不大不小的陸地。如果要討好主人，說一些奉承的話，不妨把它比作垂懸在項鏈下的一塊寶玉。一頭從馬來半島起沿著印尼到帝汶，一頭從我國台灣起沿著菲律賓到新幾內亞，不正是構成了粒粒明珠的一個項鏈嗎？

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開始時都是歐洲移民把原來的土著居民趕走後建立起的隸屬於歐洲國家的「殖民地」，後來都成為英帝國的一部分。這三個地方的早期移民性質上卻有些不同。大體上說來，美國的早期移民中很多是在本鄉受到當時政治、宗教的壓迫，想到新大陸來「自由自主」生活的人，還有更多的是在歐洲各地生活不下去的農民。加拿大早年的移民大多是收買毛皮的法國商人和政府派去為這些商人做後勤工作的人。後來法國在大陸上被英國打敗了，把加拿大割讓給了英國，英國移民逐步從美國擴張到加拿大。當美國人鬧獨立時，加拿大沒有參加，於是成千上萬主張保皇的英國移民從美國北上進入了加拿大。美國獲得了獨立，加拿大還是英帝國的屬地。

19世紀的淘金熱並不能看作科技發達的結果，所以它總是裹著一層浪漫的色彩。真正在澳大利亞經濟上發生突破作用的礦產發現是發生在本世紀的50年代。這個突破卻沒有造成什麼熱，而是靜悄悄地在改變澳大利亞的經濟結構，事實上形成澳大利亞人「運道不壞」的物質基礎，也可能會成為由甜轉苦的引線。

第二個突破是在解決用什麼特產去換取海外供應的生活必需品。最初澳大利亞輸出的只是些像鯨魚、海豹一類的海產，不僅數量有限，而且也不易持久。移民的社區在30年裡增長到了3萬多人，靠自力來製造日常用品是有困難的，要到老家去購買又用什麼東西去換呢？正在兩難之際，他們試驗成功了有名的「美利奴」綿羊。這種羊是非洲種和歐洲種雜交成的，特別適應于澳洲內地乾旱高溫地區，毛厚質高。大青山通道開闢后，山外這片平原正是放羊的好地方。所以到1831年，每年輸出的羊毛達到了134萬公斤。至今羊毛還在澳大利亞輸出品中佔著首位，1978～1979年達15億澳元，占輸出的11.2%。19世紀的第一個50年裡這兩項突破，使人口從1820年的3.4萬發展到1850年的40萬，增加了十倍多。

現在澳大利亞土著里有兩種人：一種人是還在偏僻的地方保持他們小群的聚居生活，留戀他們原有的生活方式，但生活上已經日益西化，依靠政府的配給和資助過日子；另一種人是已經散居在城市裡，脫離了他們原有的社會，但事實上也進入不了白種人的社會，在就業上競爭不過白種人，只能以廉價出賣勞動，成為目前澳大利亞都市社會裡最貧困的底層。

我這幾年來雖則曾經在這個地球上打過幾個圈，但總是跟著赤道平行的方位環行的。東西方向的高速旅行，對於我這種有了點年紀的人，時差所引起的「日夜顛倒」，還是難於習慣。這次到澳大利亞主要是由北向南的旅行。澳洲西海岸和我們北京在一條經度上。澳洲東西岸相距300多英里，時差是兩小時，估計對我的作息習慣影響不會太大。南北方向的高速旅行，我還是第一次，不料又發生了「季差」問題。

人們運動速度加快，地球似乎越來越小了。澳大利亞已不像我過去想象中的那樣遙遠和偏僻了。我這次訪澳，從香港起程，直航飛行9小時，到達澳東海岸的布里斯班。我在澳期間打聽過：如果坐船，這個旅程要花多少日子？有意思的是，我所問過的人竟然沒有一個回答得出這個問題。對他們來說，這似乎已經是個歷史研究的課題了。回國后我偶然遇見一位40年代在澳留學的朋友，他還記得那時從上海到悉尼一共坐了18天船。如果用時間來計算中澳之間的距離，不到半個世紀縮短了50倍。昔日的天涯海角已成了今天的比鄰街坊了。

要在這個變動的世界里生活下去，我們需要適應的不只是時差和季差這些旅行上的新問題。我們還得打開眼界，清醒地多看看這個似乎越來越小的地球上，人們越擠越緊的新世界的真實面目。我就抱著這個願望，在澳大利亞訪問了三個星期。

事實上，澳大利亞的歷史當然不是一連串好運的累積，它和其他地方一樣，一切成就都是勞動人民雙手創造的。但是回頭看看，澳大利亞的歷史上卻並不缺少像在地平線上出現「朱立阿娜夫人」號那種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事迹。這是說，澳大利亞的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在困境里出現過多次及時的突破。

1966年有個名叫James Jupp的作家寫了一本書《進入的和離去的人們》，公開承認對移民進行同化是做不通了。他提出了澳大利亞面臨的是「少數民族問題」。澳大利亞已經不是個民族熔爐，而是個民族拼盤，那就不能再講民族同化，不得不找一個不同民族和平共處的辦法了。

有位朋友聽了我的問題和為什麼提出這個問題的原因后，反口問我：「你倒說說，為什麼你們這樣忽略這個大陸呢？」我順口回答說：「它太偏了點，不在交通要道上，它是個世外桃源呀！」他說：「對了，這是個lucky appendage。」我高興地記下了這兩個字。

甜味背後常存在著苦味。他們把當前相當滿意的生活看成得之於消極性的條件，地理上的偏僻，倖免于劫難等。這些當然是事實。以澳大利亞的歐洲移民來說，除了1942年2月19日日本空軍轟炸達爾文港之外，並沒有在這個大陸上遭到過敵人的襲擊。有人把澳大利亞說成是免受入侵的大陸，這當然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200年前英國大批移民來到這個大陸，把原來在這土地上居住的土人，趕走的趕走，打死的打死，不是入侵是什麼？自從歐洲移民侵入以後的200年裡確是沒有任何人用武力打進過這個大陸，佔領過這個大陸。日本人在空中扔了炸彈，並沒有下降到地面上來。

謔語有如漫畫，一針見血，點出了當前澳大利亞人的那種特有的心理，也就在聽者的心頭挑起了一個問號，用澳大利亞的話說是，Will she be right？——這樣下去，她還行嗎？這問題正在絞澳大利亞人的腦筋。我相信問題一旦提出，答案總會有的。

用強迫性的無償勞動來進行生產，效率是很低的，而且又由於囚犯中的男女比例懸九_九_藏_書殊（1828年，新南威爾士囚犯中男女的比例略低於10∶1）引起了嚴重的社會問題。這不是一個有發展前途的經濟，也不是一個健全的社會。也許這時的澳大利亞才真的適用得上「一無可取」的評語。

澳洲土著絕滅的過程和北美印第安人似乎有點區別。在北美印第安人和入侵的白種人打過仗，硬是一批一批地死在戰場上。在澳大利亞據說沒有發生過類似的情形。他們的土地是一寸一寸地被白種人侵佔去的；他們是一個人一個人被槍殺或是自己貧病而死的。這是一場沒有聲音的戰爭，一年一年地到處是戰場，到處是死亡。

戰後的移民在民族成分上出現了新的特點。戰前澳大利亞移民主要來自英倫三島和英帝國的屬地。戰後，這些地方供應不上澳大利亞的移民要求了，因此不能不向其他地區吸收移民。首先還是向歐洲的白種人開門，接著也向亞洲有色人種開了一點門縫。以人口統計來看，從1947年～1974年的移民中只有45%來自原屬英帝國的白人國家；從歐洲其他地方移入的人佔46.3%，其餘的8.7%是從亞非拉地區來的。現在澳大利亞人中有140個不同的民族成分，90種不同的語言。

囚犯流放在法學上說是一種刑罰，把一些定了罪的囚犯輸送到外地去進行勞動，一方面是把一些破壞社會秩序的人和原來的社會隔離，免得這些人再搗亂；一方面使犯人能從勞動中得到改造。這種刑法古已有之，名為流刑，俗言發配。實際上，這又是一種統治階級獲取無償勞動的剝削手段。在歐洲移民開發美洲的過程中，產生了剝削黑人勞動的奴隸制度。在他們開發澳洲時，開始就採用了剝削囚犯的流放制度。對象和名義儘管不同，無償勞動的實質是一樣的。

剛剛踏進19世紀的50年代，又發生了第三個突破。那就是在新南威爾士的巴瑟斯特發現了金礦。這是緊接著美洲加利福尼亞發現金礦之後震動當時世界的特大消息。這消息傳到我國，成千上萬的閩廣農民遠涉重洋，投身到這個淘金熱浪中去。由於澳洲出了個「新金山」，美洲的金山加上個「舊」字。至今美國加州的聖弗朗西斯科還用舊金山作為它的中文地名。其實新舊之間，只差了三年。關於到新金山去的僑胞，我還要另寫專篇，在此不多說了。

上面我說了一段澳大利亞的早期歷史，目的是想找出為什麼它很早就沒有成為人類活動和發展中心之一的由來。這段歷史很容易使人得出一個印象：它似乎是懸挂在某一個主體上的附件。我那位朋友選用appendage這個字來點出澳大利亞的特性，至少對我來說是富有啟發的。

有些為澳洲土著抱不平的朋友傾向於把他們在和白種人接觸之前的生活描寫得美好些，以此來突出白種人所做的壞事是有意義的；但是實事求是地分析這個悲劇，我們也應當看到澳洲土著社會長期不發展，以致在驟然和西方的現代文明相接觸時，無以自保的一面。我們固然反對人和人之間講「優勝劣敗」，但同時也要提倡自強不息。我這樣說是因為我認為在當今世界上要真正消滅以強凌弱的局面，弱者必須團結起來自力更生地趕上強者；只有在各民族達到事實上的平等時，才能實現一個各民族共同繁榮的和平世界。我們在澳大利亞土著的遭遇里應當得到這個教訓。

看一看那些被判流刑的囚犯所犯的罪就可以明白這種制度的實質了。有記錄可據的，1790年有個流放到澳大利亞去的囚犯是因為他偷了價值6便士的棉布和價值4便士的印花布。這種小偷小摸在資本主義初期的城市裡到處都是。英國政府就根據殖民地提出的要求，給他們輸送這類囚犯去做無償勞動。流放地起初是用這些囚犯建築房屋，開墾土地。但是澳洲這個流放地經營無方，奴隸勞動效率不高，糧食都不能自給，還得靠外來的接濟。後來以節省政府開支為名把囚犯發配給私家去使用，也就出現了變相的奴隸買賣。這個制度當然是相當複雜的，我不能在這裏多說了。

澳大利亞這個移民社會還正在發展之中。

這些新興的經濟勢力打著國防安全的旗幟把澳大利亞移民的門開大了。1969～1970年度移民人數達到了歷史上的最高紀錄，18.5萬人。嗣後，雖則逐年下降，去年度還是7萬人。這是澳大利亞按計劃引入的數目，說明了用移民來加速人口增長還是他們的政策，看來還要繼續下去，所以我說澳大利亞這個移民社會還在生長中，尚未成熟。

要把這兩個字翻譯出來不大容易。查字典，lucky是運氣好的、僥倖的；appendage是附屬品、懸挂物。把這兩個字連在一起來形容澳大利亞，不加說明難以理解。至於提出這兩個字來的朋友用意何在，我並沒有細問。但是這兩個字對我來說，卻成了一把鑰匙，用它去開門理解這個陌生的大陸。

我的澳大利亞朋友中有不少懷疑政府執行的政策能根本扭轉土著絕滅或同化的趨向，認為不靠自己的勞動而依賴救濟過日子只能造成一些寄生蟲，對個人和對社會都沒有好處。但是怎樣才能幫助土著居民克服當前文化和經濟上的差距，自力更生地發展起來呢？那就是既要幫助又不要包辦代替地為土著居民建立起一個經濟上能自給，政治上能自治的基礎，一個向前發展的台階，用我們的話說，就是一個民族自治地方。至於怎樣實現這個目標，那正是斯坦楠教授下一代人的任務了。我相信澳大利亞的朋友們中一定會有人勇於把澳大利亞歷史上這不光彩的一頁真正地翻過去。

在一本澳大利亞歷史書上我讀到有一段記載，說是早年歐洲來的移民埋怨這個沒有詩意的地方。我經過了5月里石榴結實的啟發，才懂得移民埋怨的根子。他們所埋怨的大概不是這地方出不了詩人。澳大利亞的土著居民里有的是詩人。移民們所苦惱的原是他們本鄉所熟悉的許多詩篇，在這個大陸上格格不入，發生了一種無名的反感，竟錯怪這地方沒有詩意。

為了要說明澳大利亞早期的社會特點，引用一些數字也許是有幫助的。1819年，歐洲人移入澳大利亞大約30年之後，新南威爾士州的人口達到2.6萬人，其中1萬人是囚犯。佔總人口的38.3%；在現今的塔斯馬尼亞島（當時稱「萬典曼」的地方）的人口達到4270人，其中2190人是囚犯，佔總人口的47.1%。1828年，新南威爾士的人口增加到3.6萬人，囚犯比例高達48%；塔斯馬尼亞人口增加到2萬，囚犯比例是38%。如果加上刑滿釋放的囚犯和囚犯的子女，這個數目要佔總人口的3/4，恰巧和1788年最初這批移民中囚犯和押送人員的比例相當。

澳大利亞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固然受到一定的損害，在戰場上和俘虜營里死亡的達5萬個指戰員。這數目不能算大。由於澳大利亞本身不是戰場，所以也說不上物質上的破壞。另一方面為了支援盟國的軍備和受破壞的國家的日用品，它成了一個盟國的供應基地，那就促進了當地的工業發展。我們可以不說他們發了「戰爭財」，卻也不應否認這次戰爭推動了他們的經濟成長。在這個基礎上，澳大利亞的經濟在戰後確是繁榮過一時的。它的經濟結構起了根本變化。農業從1946年～1979年增產78%，但是農業人口卻逐年降低，現在只佔總人口的15%。工業也迅速現代化。戰後30年裡採掘工業從20%～30%降到10%，製造工業提高到25%，特別是服務性工業達到了65%。這樣的發展必然引起勞動結構相應的變化。原來的勞動隊伍隨著工業的發展大量的被吸收到技術性和收入都較高的工種中去，留下許多非技術的和需要重體力勞動的工種要人接替。這些勞動力不可能單靠人口自然增長來供應，所以必須到海外去招工。應用外來的成年工人是件佔便宜的事，因為這個國家並不要負擔培養這些工人成長的費用。在本國培養一個工人的成本遠較到別國去招一個工人為高。那些大量吸收移民的國家都在這方面沾了別國的光。澳大利亞的企業老闆們對此頗有經驗。

過去我對澳大利亞確是很陌生的。世界史的教科書里很少提到它。有關它的消息經常占不到頭條新聞的地位。我總覺得它是在世界中心之外。這次訪澳，上程時心裏不免有點嘀咕。對這個陌生的地方，短短三個星期的訪問能認識多少呢？如果單靠自己摸索，恐怕連邊都沾不上，所以想，還不如先找個入門之道。我見到對這地方比較熟悉的朋友，一有機九-九-藏-書會就提出一個要求，要他們告訴我，怎樣用簡短的幾個字說出澳大利亞的特點來。

在法律上承認土著的平等權利並且能在政府收入中撥出一部分經費，用來維持他們的生活，當然應當說是件好事，特別是對照了過去那種民族絕滅政策，更應當歡迎這30年來的轉變。但是從長遠看這些慈善性質的「保護政策」果真能使土著居民在澳大利亞社會裡取得平等地位和發展機會嗎？這是值得考慮的問題。

我們中國和澳洲分別坐落在兩半球，我們在北，澳洲在南，中隔赤道。同一時間，季節不同。北半球的春天是南半球的秋天，這就是季差。

「朱立阿娜夫人」是個救星，但是她之成為救星，正因為那個流放地不能自力更生。救星的背後就是災難。這應當作為歷史的教訓傳給後代。但囚犯們看不到此，他們額手相慶的是「運道真好」——lucky appendage這個謔詞能說不是同樣流露出這種得之天助的心情，反映了這流亡地的歷史烙印嗎？

與此同時，19世紀的20年代，英倫三島，特別是愛爾蘭，出現了大量失業現象，而澳大利亞利用囚犯勞動的弊病在實踐里已充分暴露。所以從30年代開始，英國政府就資助那些願意到海外謀生的人移居澳大利亞，在20年裡達到20萬人，大大超過澳大利亞已有的居民。就是這股移民的浪潮衝垮了囚犯勞動制，改變了澳大利亞的經濟基礎。英國政府宣布停止輸送囚犯到澳大利亞是1840年，但是事實上到1868年才全部落實，與美國解放黑奴（1863年）幾乎是同時。但這不能說是巧合。這類歷史前進的步伐並不是出於某些人的慈善和高明，主要還是社會經濟條件所決定的。用權力強迫人進行無償勞動的剝削制度在澳大利亞移民社會裡實行了半個多世紀，一共從英國輸入了10萬個囚犯。這個歷史事實給澳大利亞留下的烙印，可能到今天還不能說已經完全消失。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在澳大利亞歷史上是一條重大的分期線。移民政策也從那時起發生了重大的改變。普通都說，日本在達爾文港投下的炸彈驚醒了澳大利亞人安心自處世界中心之外不受干擾的美夢。睜開眼睛一看，北面儘是些人口擁擠的國家，而自己卻以這樣少的人擁有這樣多的土地。他們不禁要問，這還能保得住多久？再一看，替澳大利亞守了有一個半世紀門的「大英帝國」，在這次戰爭中已經自顧不暇了。這時他們才覺得人太少了。在輿論界發生了一片告急之聲。加快移民成了議會裡的主調。

大體上說來，澳洲土著在和白種人接觸后的150年中死亡了4/5。如果澳大利亞對土著的政策一直不變，按過去的消亡率計算，現在應當已經絕滅了。

澳大利亞現有的人口99%是在過去大約200年裡從外地來的移民和這些移民的子孫。從1788年起，以後的150年中，入境的移民超過740萬人。有計劃地大規模吸收移民則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開始的。從1947年起入境移民達350萬人。澳大利亞從這年起人口增長率是1.8%，其中0.8%是得自移民。

南北半球要在年月日上取得一致，北半球一年中的季序是春夏秋冬，南半球就成了秋冬春夏了。當然也可以硬性規定繼續使用一年從春季開始的序列，但是看來這樣做法實際上會引起種種的不方便，原因在於人們的生活很多方面是緊密和氣候聯繫的。把春夏秋冬等季節名稱抽掉氣候內容那就沒有多大意義了。如果把春天作為大地蘇醒，植物開始生長的季節，那麼要在年月日的曆法上和北半球取得一致的話，南半球不得不一年之始在於秋了。5月里不是榴花紅，而是石榴結實綻晶珠了。

最近的30年，澳大利亞人民已有所覺醒，否定了過去那種對土著的民族絕滅政策。澳大利亞的聯邦政府和還有較多土著居民的北方領土的地方政府已採取了一系列「保護」政策，保證土著居民對他們現在居住的保留地具有土地所有權，就是說防止有人再掠奪土著的土地。同時還撥款配給他們生活必需品和允許他們享受澳大利亞一般的公民權利，不加歧視。

我在上面幾篇里已經講過早年澳大利亞並不是一塊具有吸引力的樂土，甚至被說成「一無可取」的地方。歐洲人移入后30年還只有3萬人。到了19世紀中葉才第一次出現移民高潮，20年中達20萬人。20世紀初年人口總數不過370萬；又過了半個世紀，增加一倍多一些，1950年是800萬；直到60年代才超過1000萬的大關。由於人口基數過低，所以澳大利亞的人口增長在絕對數字上講是很慢的。到目前，768萬平方公里的這個廣闊的大陸上，平均1平方公里不到兩人。

我沒有時間去研究澳大利亞的歐洲移民由於季差而引起的種種問題。我心頭常有這一個疑問：澳洲的兒童過聖誕節時正值高溫的大熱天，而他們的聖誕老人是不是還穿著皮袍呢？如果沒有改裝，兒童們心目中的這個老人會是怎樣的一個怪物呢？朋友們好意地安排我在躲得開氣候驟變的時期中去訪問澳洲，也因此而使我對那些像聖誕老人裝束的問題喪失了直接觀察的機會了。

50年代以來，澳大利亞通過科學的地質勘查，逐年發現了許多豐富的礦藏，有煤、鐵、銅、鎳、鎂，特別是原子能的原料鈾等。礦產總值，1978年比1966年增加了七倍。現在礦產品已佔輸出總額的 30%，而60年代只佔7%。單以鐵礦石的輸出額來說，澳大利亞已佔世界第一位，1978年達9億澳元；以產量來說是世界第三位，1978年達8300萬噸。澳大利亞的鐵礦是日本鋼產原料的主要來源。現在在澳大利亞流行著的誹語說，這些礦井都已成了日本的飛地。

這話如果說到這裏為止，很難說已道出了澳大利亞這個社會的特點。現代社會哪個不是由來自五湖四海的人聚集在一地子子孫孫繁殖起來的呢？我們如果要說出澳大利亞這個移民社會的特點，還得表明它為期尚短，他鄉之客還在不斷進入。這是個既年輕又尚未成熟的移民社會。

我是4月11日離開北京的，正是山桃剛謝、丁香待放的晚春。在香港停了8天，有朋友邀我去郊遊，曾在杜鵑花叢留念照相，應說是初夏時節。19日起程去澳，一夜9小時在飛機上度過了一個夏季。我在布里斯班入境，繼續飛到悉尼，再轉機到澳大利亞首都堪培拉。這個公園式的都市，沿街的楓樹正在轉色，淡黃到深紫，點綴得層疊多彩，一片秋色宜人。

季差在我心理上卻常常引起一種異樣的感覺。比如說，明明日曆上寫著是5月，而在我寄寓的賓館窗頭正掛著長得豐|滿可愛的石榴，有些已經開裂，露出紅噴噴的子實。我每次見到這種景象總有點困惑、迷惘，好像5月里不該有石榴結實的事。事實既然擺在眼前，那就一定在什麼地方發生了點錯失了。我得轉一下念頭才清醒過來，自己對自己說，怎又忘了季差。接著，耳邊卻似乎又聽到了我幼年時媽媽常常喜唱的小調：《五月里來榴花紅》。

澳大利亞的工業底子薄，在技術上競爭不過歐美先進國家，在勞動成本上又較東方那些小老虎高，所以在國際市場上，澳大利亞的工業品勢必處於劣勢。他們只有靠保護關稅來開展國內市場，但人少油水就不大。這也是為什麼新興的工業勢力不顧國內還有失業隊伍而依舊高唱要吸引移民的另一個動機。

在澳大利亞要找個早期移民的後裔，是不容易的事。我在這次短期訪問中所遇到的朋友們，如果計算一下，出生在澳大利亞的竟佔少數。這固然是我的特殊條件使然，我接觸到的大多數是大學里的學者，其中還有不少華人，許多是從國外請去的。但是以人口統計來說，現在的澳大利亞人，出生於海外的，也就是說本人是移民，竟占人口總數的1/5，大約300萬人。這些移民的兒女（父母中有一人是移民的），大約有150萬人，佔過去25年出生的600萬人中的1/4。

戰後大批不同語言、不同風俗習慣的人湧入澳大利亞，情況也就不同了。這些人並不像浮萍一樣一個個不相聯繫地漂進來的。他們進入后也不像過去一樣很多分散在鄉村裡各自謀生的。他們入境后往往和自己同一地方來的人幾十家幾百家地一起住在城市裡的一個地區。立住了腳跟就到本國去招引親戚朋友，人數因之越來越多，形成一個保持自己原來語言和生活習慣的社區。現在澳大利亞每一個大的九*九*藏*書城市裡都有同一民族成分聚居的區域。悉尼的馬爾他人的聚居區從1947年的750人，現在已超過1.5萬人，義大利人聚居區從1000人達到了2萬人，南斯拉夫人聚居區也從300人達到2萬人。墨爾本的情形也是這樣，馬爾他人、義大利人和南斯拉夫人都是從幾百人發展到了兩三萬人。戰後移入的各個民族的350萬人大多就是這樣分別聚居在各大城市裡。在這種情況下要再提「同化」，那就不太容易了。

把澳大利亞重新和外界溝通的首功終於在1606年落入懸著荷蘭旗幟的「小鴿號」的水手們手上。這條船到達澳大利亞北岸約克半島海角的日子較哥倫布到達美洲的1492年晚了114年。澳洲這個地名在航海史上出現得是比較晚的。歐洲航海者的到達澳洲並沒有立即給澳洲帶來什麼變化。這些航海者不畏驚風險浪，出沒于浩瀚的大洋之中，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敬佩，但是他們之所以這樣不怕死，主要還是為了黃金和香料。當「小鴿號」的水手們登上澳大利亞海岸發現既無黃金又無香料時，不禁大失所望，棄之如敝屣，回去說這地方「一無可取」。

移民的民族成分的變化使澳大利亞人對待移民的態度也相應地發生了變化。過去的移民中雖則有少數信天主教的愛爾蘭人一直感到受信基督教的英格蘭人的歧視，成為澳大利亞內部政治上不協調的因素，但是他們的生活方式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澳大利亞人總是把他們看成一個澳洲的盎格魯-薩克遜國家。他們要排除有色人種，而且對一切移入澳大利亞的人都要進行同化，同化於90%以上的英國人，使所有在澳大利亞的白種人都成為Dinkum Aussie（好樣的澳仔）。

我還記得當我在初小里念書時，老師用海面上先見船桅后見船身的事實來講明地球是個球體，我那時的想象力實在跟不上去。後來還是靠我的哥哥用了個大皮球做實驗，我才領會過來，我們所居住的這塊土地並不像我奶媽所說的有個大烏龜背著的。但是那時我還覺得住在球面上沒有讓烏龜背著比較安全。說實話，相信這塊土地是個球還是相信由烏龜背著，對我那時的實際生活並沒有什麼關係。現在這已不是信不信由你的問題了。大地是球形的事實已進入了我們日常生活了。你不在生活中記住這個事實，就會在午後打電話去紐約把你的朋友在半夜裡叫起床來通話，打擾他的安眠休息；或者就會在澳大利亞的5月里見到石榴結實而錯怪這地方沒有詩意了。

早期的人類怎樣從亞洲大陸移入澳洲的呢？中間為什麼又隔斷了幾萬年？這段故事的內容留著將來的歷史學家去補寫吧。說澳大利亞是個「超級世外桃源」，那是因為在這段時期里，人類歷史最熱鬧的舞台是歐亞大陸。被隔絕在這熱鬧舞台之外的澳大利亞是不是個桃花源，下面還要講。在文化上發展得很慢是事實，相對地說他們是落後了。他們的後代似乎已忘了本。我還沒有聽說，現在澳洲土著居民中流行著嚮往「遺失了的故鄉」的傳說。但是歐亞的居民卻一直流傳著南方大洋里有個財寶遍地的大島的「海外奇談」。這些民間的奇談在我們中國一定早已有之，後來才有人用來寫成了《鏡花緣》這部小說。在歐洲，那個「香島」從希臘時代起一直成為人們夢想中的財源寶地。著名的托勒玫（Ptolemy）在他所畫的地圖上，在相當於今印度洋的「大池」南面留著一片空白的陸地稱作Terra Incognita（未明之地）。歐亞居民從不同的動機去探索這南方大陸的人也許歷來並沒有斷過。到現在令人費解的，倒是為什麼在18世紀以前，除了已成澳洲土著的早期移民外，一直沒有外地的人進入過澳洲。在這幾萬年中，這個大陸的大門確實是關得緊緊的。

我在前幾篇里已經講過，澳大利亞早年曾是英國流放囚犯的地方。這時的移民是強迫進入的。後來英帝國的統治階級利用囚犯的無償勞動開闢了這個「殖民地」；又改良羊種，發展牧業，為英國本土毛紡工業提供優質原料，加上金礦的發現，澳大利亞開始需要更多積極性較高的勞動力進入這個地區。這樣才讓英國大量普通老百姓移居這個地方，並給他們一部分旅費和謀生的土地。移民人數因此大增，使它的人口從1851年的43萬，在10年中增加了一倍多，突破百萬大關。但是從百萬大關到千萬大關卻用了100年。這就表明了移民的多少是決定於門開得多大；門開得多大又決定於把門的人的利益。地廣人稀只是移民的潛在條件罷了。

歷史學家喜歡作這類帶著惋惜口氣的推想，令人意味到某種偶然事件似乎會改變歷史的軌跡。事實上未必如是。無論如何，歷史並沒有照顧到後人的惋惜，選擇了它自己的道路，又給了澳大利亞200年不受外界的干擾。

澳洲土著對他們傳統生活是否滿意那是另一回事。白種移民一進入這個大陸，他們就遇到了一種使他們這種生活無法繼續下去的壓力，而且這種壓力也顯然不是他們原有的傳統社會組織和保衛力量所能抵得住的。

我和這位老同學相隔43年，能再度握手言歡，對雙方都是喜出望外。他潮潤的眼睛、哆嗦的雙手、喃喃的語音，流露著激動的心情。他的話很多我並不能辨別，但是這並不妨礙我們相互的心領神會。我明白他要告訴我的是當年他在倫敦茶室里許的願，現已成了歷史事實。他確是為澳洲土著工作了一生。值得安慰的是，他的辛勤勞動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臨別時，他贈送我一本新出版的論文選集《他們沒有夢想》。這本書記錄下了澳洲土著的苦難遭遇，同時也記錄下了澳大利亞各族人民在民族關係上的覺醒。《他們沒有夢想》是土著居民對白種移民的深刻評語。這個評語對斯坦楠說是不適用的，因為他是有夢想的，想要實現一個民族平等的澳大利亞。當然這隻是個夢想呢，還是將實現的前景，現在還不是做出答覆的時候。

澳大利亞和加拿大一樣確是稱得上現代發達國家中地廣人稀的突出例子，但是這片可以容納大量人口的地方，卻並不是人人可以搬進去的曠野。英國人把它們的國旗插上了這片大陸，英帝國就認為有權佔有，守著門、把著關，放多少人和放哪些人進去都得由它決定了。後來澳大利亞成了獨立自治的國家，移民入境一直受著政府的控制。

這種看法在肯定澳大利亞當前的繁榮這方面說是帶著甜味的。這似乎也反映澳大利亞人對當前的生活相當滿意的意思。我在去澳之前，曾問過香港的朋友對澳大利亞的觀感。他說：「澳大利亞沒有香港那麼緊張，人們似乎很安於其位，不那麼熱衷於向上爬。說得不好聽一些，有點懶洋洋的勁兒。」這個考語的前半句澳大利亞的朋友們大多能表示同意，後半句引起的議論卻不少。從我這個第三者看來，那種你死我活、不進即退的氣氛在澳大利亞似乎是輕淡些。我在澳大利亞的大學里沒有聽到過中年教師為保不住講席而發愁。這是和美國不同的。我私下裡也向華人教授詢問過，他們同意澳大利亞的生活比較穩定。至少社會的中上層對現狀一般是滿意的。也許正因為他們看到物質生活比他們為優裕的世界沒有他們自己的社會那麼安定，所以發生了身在福中之感，說自己的運道不壞。幸與不幸原是出於比較的。

美洲13個「殖民地」對英帝國的獨立宣言是1776年發表的。美國的獨立對英帝國的影響當然很大，其中出現了一個小小的新問題，就是英國有許多原來可以流放到美洲殖民地上去的囚犯沒處流放了。英國的監獄里越來越擁擠，輿論嘩然。1779年就有人提出在澳大利亞開闢流放地，收容這些囚犯。1786年英國政府才決定接受這個建議。1787年5月750個囚犯共乘11條船，由280個官兵和扈從人員押送，航行8個月，於1788年1月26日到達澳洲東岸的「博塔內灣」（植物灣），不久就落腳在附近的傑克遜港，建立了澳洲第一個囚犯流放地，後來發展成澳洲的最大都市悉尼。

如果按歷史順序寫澳大利亞，講到這個大陸上的人，就得先寫土著居民，他們是最早居住在這地方和最早開發這地方的人。我是寫旅遊隨筆，當然可以不必拘泥於這個順序。同時，我做客方回，澳洲給我的美好印象猶歷歷在目，加上主人們對我的殷勤優待，余情未已；到了家，自然不會開口就提不愉快的舊事。這是人情之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