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對，沒錯。但是丹徒是一個特例。在丹徒的旁邊有一個地方叫做丹陽，比丹徒還有名一些，丹陽就發展得非常快。我們那裡交通不是很方便，我記得小的時候還沒有通公路。我生活的那個年代里基本上沒有電燈，所以我記得用油燈的歷史特別長。好像到我很大的時候才突然出現電了，可以用電燈。差不多到1976年的時候，才知道在縣城裡邊有電視這樣一種東西。所以相對來說是比較閉塞的。我讀的那個小學是一個村辦小學，裡邊的老師都是一些農民，沒有什麼文化。我記得當時有一個老師給我們講課就是拿一本小人書，把它從頭到尾讀一遍。讓你認幾個字，他們都有高小的文化，我也不太清楚高小是什麼文化程度，可能就是讀過一兩年書吧，有的是在識字班裡讀過些書，認識一點字。當時，其實我們那裡有文化的人太多了，會寫毛筆字、會英語的人都很多，但是這些人都是地主。他們沒有資格來教小孩子。所以就選了一些成分好的但是識字不多的、為人比較可靠、比較老實的人來教我們。

格非：我也不知道，可能是感冒引起的發燒、呼吸道感染什麼的。而且我好幾天都沒有吃飯，還有可能就是因為緊張。於是第二天我就參加了考試，但是還是受了很大的影響。三天以後，高考完了，我就回家了。到家以後，我也覺得根本沒戲。我記得當時填志願的時候我都填了最差的一些學校，第一個志願是揚州師院，第二個志願是鎮江師專，下邊就都是什麼進修學校等等。重點大學一欄里我就空著。後來我們學校的一個負責人來找我，說重點大學一欄一定要填。我就填了一個華東師範大學，結果就去了華東師大。

任贇：那您的筆名從什麼時候開始用的呢？

但是到了諫壁以後，我發現事情遠遠沒有那麼容易。我記得很清楚，教導主任問我要高考成績單的時候，我沒有馬上從口袋裡掏出來，而是腦袋裡轉了一下，問他要幹什麼。他說進諫壁中學的補習班是有要求的———高考成績所有科目的平均分數達到五十分，但是我的成績是根本不可能的。於是我就撒謊說我沒有成績單，成績單被我弄丟了。他就讓我去縣文教局抄成績，並且要蓋公章。當時他跟我說：「你自己想一想，如果你的成績沒有達到你就回家吧。」意思就是你少一分我們都不會要的。我當時就想那就是回家了，去鎮江也沒有用呀，成績就在我口袋裡（笑）。那個時候真的覺得很窩囊。我是興緻勃勃起大早去的，到那兒才九點多，我想沒有五分鐘我就被打回來了。我父母在家裡邊高興的勁兒還沒過呢，因為我父母以為我就肯定能讀了。當時我心裏就很難過，這樣又要回去學木匠了。我出了他們學校的門，到了公共汽車站———我在寫文章的時候寫到這一點———我當時要是從東邊走，就回家，從西邊走，去鎮江。我坐在台階上想了半天。當時我還不會抽煙呢（笑），所以苦悶的時候也沒辦法，只能坐在那裡想半天。我是回家呢？還是去鎮江呢？這兩條路我當時想得很明白，我就覺得回家以後就肯定完了，這一生就放牛吧，或者干別的去吧；當然你要去鎮江呢，也沒有用。當時就是沒有第三條路可以走，而且兩邊的路都是絕望的，是沒有辦法的。當時我就想到了一點，我想，去鎮江呢，也許會有什麼變化……是什麼變化我也不知道。後來我知道，在那個時候我腦子裡可能就打定主意想了一個計策。然後我就去鎮江了，跳上一個公共汽車，從那裡直接坐到了青雲門六號———丹徒縣的文教局就在那裡。我到達那裡的時候已經是傍晚了，因為我沒去過鎮江，下了車我就開始問路，到處打聽，最後兩條腿都走不動了。而且我一天沒有吃飯，等我找到的時候已經下班了。就在這個時候，我碰到了一男一女，年紀都不大，大概三十來歲。那個男的拎著公文包，女的留著短髮，兩個人就從文教局裡邊走出來了。開始他們也沒有想理我，後來那個男的就看了我一眼，問我有什麼事。我說要查成績，他們就問我要找什麼成績，成績單為什麼沒了。我就又胡扯了一通。那個女的又看了我一眼，問我要這個成績單幹嗎。我說我要去讀中學。然後那個女的就跟男的說回去幫我辦一下。於是，他們就回頭，把我也帶進去到二樓的一個辦公室。上去以後，那個男的在旁邊看書，女的讓我幫她一起找。我看著她轉過身去，在那些檔案卷里找的時候，我想不能讓她找出來。於是，我就想阻止她，就跟她說：「我要跟你說件事。」她停了下來，轉過身看著我。我就把我的成績單掏了出來，告訴她，我想去讀中學，如果不讀書那我就得去做木匠；如果我能讀書我就能考大學。可是我的高考成績不夠。當時她的眼睛睜得很大，態度馬上就不一樣了。我說：「那你們能不能幫我把分數寫得高一點？」當時我突然意識到，可能我一路上已經想到了這個辦法。我發現在很多關鍵的時候男的比女的更願意承擔責任。在這個時候，那個女的很慌張，她覺得這件事是不能做的。可是那個男的看了我一眼，就讓我到外邊去，說他們兩個要商量商量。於是我就出去了，他們兩個就在屋裡商量要不要幫我改成績。我站在那個堆滿了廢紙的樓道里等著，那五分鐘是我最難熬的五分鐘。然後他們叫我進去，我從他們的表情看出來他們已經有的答案。這時候那個女的就問我說：「小鬼，你得要多少分？」我就告訴她平均都要五十分，她就給我寫了都是六十多，好像還有一門七十。我當時想，如果有這麼高的成績，那大學我肯定可以考取了（笑）。

於是我第二天又跑到作家協會去了，我跟李洱兩個人。李洱他經常跟我在一起，是我同進同出的好朋友。到了那裡以後，《收穫》的大編輯程永新讓我把稿子放下，之後也不怎麼跟我們說話。我們也就走了。回到學校我就想，肯定沒戲了，這個人沒什麼熱情，什麼話都沒說。過了幾個月，我實在等不及了，就想這個小說要是不發那我就拿回來好了，因為畢竟是手稿，當時覺得手寫稿很珍貴。於是我就給程永新打電話。當時我也因為這麼久都沒有消息覺得受到了傷害，於是就冷冷地說：「請你們把稿子給我寄回來吧。」他說：「寄什麼寄？早就給你發了。」我當時一聽，我就暈了（笑），不可能呀，一個中篇小說呀，哪兒有這麼容易的。後來我去圖書館查這個雜誌，一查果然有。

格非：沒看呀，當時就覺得這是不可能的呀。最要命的是，我當時鬧著玩，在稿子上貼了一個小紙片，畫了一個圖。

任贇：那回到上海之後您就把這篇稿子寄出去了嗎？

任贇：是說您能夠第二次去參加高考和這個根本不相識的人有很大的關係嗎？

任贇：您去參加筆會是已經留校了嗎？

格非：留校以後基本上是很空的，一個學期有時候就一門課，有的時候兩個學期都沒課。我第二年晉陞講師，課就稍微多一點，那時候最多也就是一個學期一門課。大量的時間無處打發，那個時候我碰到我的女朋友。她是一個九*九*藏*書北京的女孩子。那個時候我已經是老師，她是學生，比我低幾屆，還沒有畢業。當時她就建議我寫點兒東西，說我閑著是在浪費年華。正好在1986年的時候，《追憶烏攸先生》也發表了，我也覺得可以寫點兒東西。然後我就決定寫第二篇小說，也就是《迷舟》。其實《迷舟》是一個很早的小說，比《褐色鳥群》早得多。於是就開始寫《迷舟》，當時那個感覺也特別的好。每天晚上大概四五點鐘，我和女友就約好到文史樓前面的大草坪見面。那裡坐滿了人。所以我們到了北京一直都不適應———上海的草坪是讓人坐的，北京的草坪你踩都不能踩的（笑）。我記得很清楚，每天我們在固定的地點———一棵樹邊上，拿報紙墊著，坐在那裡聊要寫什麼，然後我就給她講了這個故事———我要寫一個警衛員，一定要把他隱藏得很深，任何人都察覺不到這個人會殺死他的旅長。我想到這個想法以後就很興奮，於是我們就商量怎麼寫。我就是要寫命運的偶然性、不可捉摸，因為我當時對這個題材已經很著迷了，在我看來所有的事情你都不可能去把握的。當時我對中國歷史也作了一些研究，感想特別地多，於是就想寫這個來暗示歷史，暗示命運。當時我給她講了這個故事以後，她也覺得這個故事可能會很好。然後我們就討論要把這個故事放到哪個年代。我不需要塑造一個正面形象，需要的是一個中立的人物，於是我就想到北伐，然後我就稍微看了一點兒北伐方面的書，就開始了。選擇的地點就是浙江調查方言的那個地區，包括漣水等等。因為那塊兒地方我太熟悉了，1985年畢業以後又去過那個地方。那次是在那邊搞了一個讀書會，待了一個暑假，時間很長。於是我就以那個地點為背景來寫《迷舟》，很快就寫完了。寫《迷舟》的時候，我同樣感覺特別好，特別激動，好像在你眼前鋪展開來的一切都是新的。寫完了以後我就拿去給我的好朋友吳洪森看。他是我的最好的朋友之一。他當時在華東師大讀研究生。當時他和《上海文學》的關係特別好，所以他看完我的小說第二天就跑來祝賀我，說我的小說是當時國內最好的。但是沒想到接下來一盆冷水。他讓我把小說給他，他去找周介人———當時《上海文學》的主編。但是不到兩個星期《上海文學》把稿子給我退回來了。周介人因為是吳的朋友，所以鄭重其事地給我寫了一封很長的退稿信，那是我第一次收到退稿信。說實話，我當時很激動，不是很悲傷，因為我覺得主編居然給我寫退稿信（笑），而且寫得很長，指出我小說的不足。當時，周介人非常認真地來分析這篇小說，說我的這篇小說是通俗小說，所以不能在《上海文學》發表。吳洪森知道以後非常生氣，他讓我把小說給《收穫》，當時我想《上海文學》都不發，《收穫》怎麼可能發呢？他說：「沒關係，你去拿給《收穫》吧。我跟他們打招呼。」

我媽媽從家裡的親戚當中選了手藝非常好的一個人。他來我們家以後就坐在我家的院子裡頭，我媽媽給他煮很多很好吃的東西，把我叫到他面前。他看看我，當著我的面就說我很笨。我媽媽之前告訴我很多對待師傅的種種規矩，比如，吃飯的時候必須第一個吃完，不要吃太多，師傅吃完了要幫他收碗，拿毛巾給他擦臉……我當時都記住了，準備跟他去學木匠。那個人跟我媽說了一句話，這句話我到現在還記得很清楚。他說：「這個人啊，手藝不是學出來的，是打出來的。你舍不捨得把你的兒子給我打？」我媽媽只好硬著心腸說：「那你就打吧。你愛怎麼打，怎麼打。」我當時就心想，你要是敢打我我就跟你不客氣（笑）。當時我很憤怒，想：你憑什麼打我，我跟你好好學不行嗎？但是過去的手藝人都是這樣，都講究這個。比如說你學什麼唱戲呀，都是熬出來的。我當時就覺得很害怕。其實事後我想起來覺得他這個人也還不錯，只不過就是沾染了舊社會手藝人的習氣。他也是被師傅打出來的，所以他肯定也要打我，打徒弟來報仇（笑）。

格非：沒錯，這個事情就是特別的奇怪。在我高考完的那個夏天，可能是九月中旬，當時學校都已經開學了。我記得，那時我們吃過晚飯，在院子裡邊乘涼的時候，我嬸子說，有一個人來找我。我媽媽當時不相信。後來我的父母大概都快睡了，來了一個老頭，戴著一個草帽，脖子上圍著一個圍巾，個子非常高，就走到了我們家。然後他就問，說：「這個是某某的家嗎？」我記得他嘴裏好像還鑲了幾顆金牙。他聽說我高中讀書的時候是班上最好的，但是沒有考上大學，問我願不願意再去讀書。他說他認識縣裡重點中學的教導主任，他願意介紹我去。因為我們鄉里竟然沒有一個人考取大學，他覺得非常生氣。他根本就不認識我們家，但是聽說我是第一名，於是就一路上打聽，摸到我們家來了。你想想，這真是太奇怪了。後來他給我寫了一個字條，讓我去找那個教導主任。這個人當時在諫壁中學，那個中學已經靠近鎮江了，我得坐汽車去。這個中學是我們縣最有名的兩所重點中學之一，是我們想都不敢想的城裡人的中學。他讓我到那裡讀一年的補習班，第二年再考。我媽媽非常激動，當時就不叫我學木匠了，立刻就到處去借錢。借了很多錢以後，第二天她就把我打發走，讓我趕快去讀書。

格非：中學也是在村裡邊。後來村裡就辦中學了，辦了一個初中，來了很多老師，各種各樣古里古怪的老師。因為當時的老師是民辦教師，都是從外地調來的，都是南腔北調的。我記得當時初中的時候已經有中專了，他們有人來我們學校選拔學生，讓我們參加考試。我們那個老師就跟我說絕對不能參加這個考試，他說：「你的前途不在這兒，你是可以考大學的。」當時我覺得這是根本不可想象的。當時家裡人也覺得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我母親就不想讓我讀了。她經常就跟我說還是不要讀書了，要麼種田，要麼就學點兒手藝。學手藝就是兩個，一個是學木匠，還有一個是學瓦匠。可我父親當時覺得既然小孩子願意讀那就讓他讀吧。於是我就繼續讀了。到鄉裡邊去讀高中。當時的高中也是要考的，和現在差不多。只有能夠考取的人，才能夠到鄉裡邊讀書，那個學校很小。我當時考了整個全鄉的第二名。

可是，就在要蓋公章的時候，她找不到公章了。在他們兩個人翻抽屜找公章的時候，我就在想這真是好事多磨呀，可是找不到公章我這個好事又沒了。我當時很著急，因為這件事馬上就成了，可是偏偏就找不到公章了。其實公章就在手邊，可是他們也很緊張，因為他們覺得是在做一件違反規定的事情。最後他們發現公章就放在一個信封里，揉成了一團，就拿出來給我「梆」地一蓋。之後，她跟我說了讓我終身難忘的一句話———當時她看了我一眼，說：「苟富貴，毋相忘。」我的眼淚一下就流出來了。我當時就覺得這個人太好了，雖然她很功read.99csw.com利，但是你聽起來就是一個很自然的說法。我拿著成績單，心裏覺得特別的痛快。因為我原本以為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可是我居然辦成了。我回到那個中學把成績單交給教導主任。他二話沒說就給我分了班。

那個助理把成績單給我，我一看就覺得一定是搞錯了，我怎麼可能考那麼高的分數，四百四十分，比本科分數線高出好多。我又向他確認了一下，他說沒有問題的，還祝賀我，問我報志願填了哪裡，並且還說他有一個校友在華東師大，我的成績肯定能去了。當時他告訴我華東師大在上海，其實我根本不知道它在哪裡（笑），只是知道師範肯定容易考取，而且家裡比較窮，師範可以有糧食補貼。然後我就回家了。一路上我誰都不理了，趕緊朝家跑。跑到半路上我就遇到我的父親，扛著一個扁擔可能去買化肥，低著頭走路。他知道我拿到了成績單而且他知道我很可能考不上，所以他不敢跟我說話，從我邊上走過。這個時候我回頭把他叫住（笑）。他也愣住了，他很害怕，心裏也很矛盾，因為自己的兒子很可能考不上，他怕知道，但是又想知道。我記得很清楚，我跟他說：「我考取了。」

任贇：徐芳是您的同學還是老師呀？

任贇：您當時寫的都是什麼樣的東西呢？文風什麼的和現在一樣嗎？

任贇：那個時候您有寫日記的習慣嗎？

任贇：那這次高考沒考好，您是馬上就決定要再補習一年嗎？

任贇：當時您沒有估分嗎？

任贇：我記得您曾經說過個人經驗與作家的創作有很大的關係，那麼我想如果想要更好地理解您的作品，應該去了解一下您的個人經歷。而且正好碰上您的書再版，需要一個小傳，那這次談話我們就談一些您的成長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一些重要的經歷和遇到的一些對您產生了重要影響的人。我們就從您小時候談起吧。

格非：不是的。我記得，考大學的時候是夏天，非常地熱。在高考的前一天，我的父親託人帶信讓我回家，說要給我做點兒肉吃。他認為這個孩子可能體力不行了，就跑到街上買了一點兒肥肉。你想那麼熱的天我怎麼能吃得下去呢？根本就吃不下去，可是我父親說一定要把這個肉吃下去。他覺得，這個很不容易啊，全家人買肉給你吃，你怎麼能不吃呢？那我就拚命地吃一點，然後就去考試。好不容易把這個考試考完了，回來以後覺得不對了。考試的分數公布出來，大家都覺得很荒唐，根本不可能考取，而且我們中學沒一個人考取的，我大概還是最高的，還差了十幾分。回家以後我當時就沒有任何的想法了，準備學手藝———學木匠。我寫過一篇關於「是學木匠還是上大學」的文章。我媽媽認為我這麼下去精神會出問題的———這個小孩整天傻傻地坐在院子裡頭，也不跟別人說話。她就把我舅舅叫來了，讓他跟我多聊聊。我也不理他，因為我當時就覺得生活特別灰暗。

任贇：那大學裡邊發生了什麼事情嗎？又是什麼促使了您的寫作呢，比如，您的處|女作《追憶烏攸先生》？您是一上大學就開始創作了嗎？

任贇：那您進了諫壁中學以後，學習成績如何呢？還有您當時為什麼選擇了文科？

格非：我們當時哪裡有人給你估分？我們根本不知道標準答案，只能憑自己的猜測。所以當時我回到家就告訴我媽媽這次肯定沒戲了，該學什麼手藝就學什麼吧。我媽媽就決定讓我跟著我姨夫去常州學泥瓦匠。當時我徹底打消了上大學的念頭，可是到了發榜的那天，我心裏還是不踏實。那天廣播里說分數線出來了，讓我們去看成績。當時的分數線是三百七十分，我媽媽怕我受不了刺|激，讓我爸去替我拿成績單，但是我不幹。一大早，我們家來了五個同學，他們都穿著新衣服，像過年一樣，從各個地方來到我家，一起出發去鎮上拿成績單。

格非：好的。我的家鄉是江蘇的丹徒，它是一個非常古老的縣治。實際上，在秦代就開始有這個地方了。講到是有一些囚徒頭頂被塗成了紅色流放到了這裏，就形成了這個地名「丹徒」，就是紅色的囚徒。然後這個名稱就這樣流傳了下來。歷史上，據說這裡是一個相對封閉的地方。你知道，江蘇省的經濟一直都很發達，但這裏恰恰比較落後。

格非：蘇南，在長江的南岸。我們家其實就在長江的邊。

任贇：是不是從那以後，您就開始教課了？很忙嗎？

任贇：您記得是什麼樣的詩嗎？

在我起床的時候，他們已經把學校的醫生叫來了。那個醫生一見到校長和主任在我的床邊，態度一下就變了，對我滿面笑容，不停地跟我握手，假裝跟我沒有發生過衝突。然後他就用很粗的針管把葡萄糖直接從靜脈里往進推。醫生走了以後，主任把我扶到他們家裡，非讓我把稀飯喝下去。喝得我直出汗，但是一出汗，我突然就覺得自己有力氣了，整個人突然就有力氣了，可以走路了，也覺得不是很痛了。我們老師又叫我喝了一碗，喝過以後我覺得心裏有底了，感覺很不錯（笑）。晚上的時候，醫生又給我打了一針，第二天早晨我就退燒了。

格非：徐芳是七九級留校的老師，她沒有看過我的小說，但是因為朋友之間的關係，她就不停地給我吹牛。當時王中忱就很嚴肅地問我有什麼作品，我突然想到了我在火車上寫的那篇小說。他就讓我寄給他看看。後來他們就走了。之後我把這篇小說用稿紙謄抄了一遍。五百格的稿紙，我一直都用五百格的稿紙，不用三百格的。我當時為了買稿紙也鬧了不少笑話，余華經常是從他們老家把煙雨樓的稿紙給我扛過來。我抄完了以後，只有大概四千五到五千字的樣子，很短的一個短篇。我就把它寄出去了，結果沒過多少日子，這個小說就發出來了。

任贇：就是《追憶烏攸先生》？

任贇：當時您發表的時候用筆名了嗎？

格非：對，已經留校了。我畢業之前學校就開始推薦研究生了，當時老師就問我要不要推薦研究生，當時很多人都羡慕不已。但是我一個人在學校麗娃河的荷花池邊坐了整整一個晚上，考慮我要不要做文學研究。當時人的未來有很多很多種，還有要報效國家，作一番大事業的雄心壯志，有時候覺得做一個研究生太丟臉了。我痛苦地思索了一個晚上，最終覺得不做研究生，我就放棄了這個直推的名額。當時我就決定要當作家了，去江蘇南京文聯。那個時候文聯是全國青少年夢寐以求的地方，都是作家呆的地方。我就一直在跟江蘇文聯聯繫。就在我要去江蘇文聯的前夕，我們原本決定留校的一個女孩，因為個人問題放棄了留校的名額，自己聯繫來了北京國務院的僑辦。這樣，留校的名額就空出來了，我們老師就認為八一屆是很好的一屆學生，一定要留一個人。於是他們選來選去，就選中了我。當時我已經決定要去文聯，為了這個他們來說服了我好幾天。後來我就打電話給我父母，他們聽了很高興。他們這麼一說，我也覺得留校是很不錯，就留下來當老師了。我從1985年就開始教書，教到現在也將近二十年了。

任贇九_九_藏_書：那您這段時間就沒看過嗎？

任贇：那這樣一來，您的小學豈不就是基本學不到什麼東西，每天就是讀一些小人書？

任贇：那是什麼促使您的文風發生了一個轉變呢？

任贇：是那個榆關的地形圖嗎？

格非：沒有，還是劉勇。這個文章能夠發表，我覺得就很吃驚，而且是被這麼大的一個雜誌發表了。到了1986年的時候，中國作家協會在青島開了一次規模非常大的筆會。他們給我發了邀請。我僅僅在他們的雜誌上發了一個豆腐塊兒大小的小說，但是他們居然正式邀請我參加他們的筆會。我覺得這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我記得我第一次去青島，住在海邊那些將軍住的別墅裡邊，屋裡都鋪著紅地毯，跟做夢一樣。然後見到的那些作家，像北島等這些人，在我心目中都是了不起的大人物。我記得當時王中忱邀請的年輕作家中，一個是我，另一個是北村，我們兩個小孩經常在一起聊天。大人物都不屑於搭理我們，我們就自己聊著玩兒了。

格非：這就是我剛才想說的另一件事情———我們大四的時候出去做方言調查。到了四年級的時候，當時非常清閑，沒有什麼課，我們都經常溜回家玩兒。那個時候我就開始寫東西，我的發表的第一篇小說就是在四年級的時候寫的。當時是我們班有一個方言調查的課，所有的人都報名。當時，語言和文學也都是分著的，我們沒有學過國際音標，但是我們也報了名，就是為了出去玩。因為他們當時要去浙西做田野調查，我們當時覺得出去拽住一個人問怎麼發音特別過癮。然後我們大家就都爭取，但是到最後我也沒有考及格。但是我們的那個代課老師就讓我和另一個同學去打前站。我們沿著富春江和新安江逆流而上，一直到千島湖，到了建德———一個非常漂亮的地方，就打算定點在那裡。而且那邊水庫有很多移民，語言必然非常複雜。所以我們就想當然地定在那個地方。後來大部隊來了，就開始做方言調查。當時我們是四月出發的，江南那個時候是最漂亮的，一直到五月中旬回來。這個過程里，我和另一個打前站的同學因為有功勞，所以就一直留在隊伍當中。他們非常辛苦，都要出去記音。我們兩個當時就坐在房間里什麼都不需要管，喝他們當地的一種酒，生活得特別愉快。當然我們也經常出去湖邊閑逛。

王中忱那個時候可能年紀不大，三十多歲。那天他帶著另外一個年輕的編輯，叫吳濱，到我們學校來。我們學校當時最有名的一個詩人叫做徐芳。徐芳到現在每次碰到我，還—直在跟我說：「沒有我的話你就完了。」（笑）有一次我到系裡去，徐芳突然就跑過來跟我說有兩個大編輯來了，要我和他們一起去吃飯。晚上我就過去和他們吃飯聊天，徐芳當然就給我吹牛說我小說寫得很好。

格非：我決定考文科，因為我所在的那個學校文科強，地理、歷史都很好。當時我覺得這個機會太難得了，所以每天都在很努力地學習。我記得，在期中考試的時候我從最後一名變成了全年級第十五名。我們當時是兩個班一起排成績，寫成大海報貼在牆上。後來到了期末的時候，我就進入了前三名，好像是第一名或者第二名；在過年的時候我就穩定在了第一名。在考大學前的模擬考試中，大概是第二年的四五月份，我成了整個鎮江市的第二名。考完了以後，我們那裡的羅主任就跟我說讓我回家去休息。他說鎮江市不知道要錄取多少個學生，我肯定是沒有問題的。於是我就挑著我的被子回家了。結果回家以後，我就被我媽打罵了一頓，說我不好好學習，又把我逼回了學校。後來我回到學校就發現這下壞了，當時宿舍的環境很差，四十多個人擠在一個房間里，晚上同學小解都不出去，房間里，空氣特別差。我根本受不了那樣的環境，就一直生病到高考前。我的整個人都垮掉了，飯也吃不下。我跟所有的人都說我不參加高考了，那時我好幾天都沒吃飯了，根本沒辦法考。

格非：我原來不是寫先鋒小說的人，我以前的小說一直都很規矩。那個時候我就不會寫小說，雖然我讀了很多的西方小說但是還是不能克服自己的習慣。這個習慣是從中學帶來的，比如要表達一個主題，而不是表現自己，要表達的那個主題跟我其實一點關係都沒有。我記得我一開始寫過一篇小說就是關於選舉的，還有比如殺人案，什麼公社書記殺了他的兒子等等，還有就是表現改革主題的，寫了很多，但是我從來沒有往外寄過，就是在公告欄上貼一貼。我一開始對恐怖小說很喜歡，我有一篇小說就是寫一個人被殺，殺了三次沒殺死。後來這些小說都沒有收錄到我的小說集裡邊，都是當時在我們的校刊、校報上發表過。現在做研究的一些人找到了這些書，我是不希望他們找到的（笑）。

格非：對，但是後來不一樣了。當時對我影響最大的一個人就是我們的那個班主任，前不久我還寫了一篇文章談到了這個班主任。他是徐州師範學院的一個畢業生。他當時也是因為犯了一個政治錯誤，好像是說錯了一句話，就被發配到我們這裏。我覺得我的童年很幸運，如果不是這個老師根本不可能有我以後的這些未來。其實，那麼多年當中我們那個鄉村沒有什麼人能夠出來，就出了我這麼一個大學生，我覺得這與這個班主任的到來是有很大關係的。他是一個大學生，知道該怎麼教育孩子，數學、語文、音樂、體育他都能教。而且當時，1971年左右，能有大學生來農村教書根本就是不可能的。這個人的毛筆字寫得很漂亮，也懂音樂，他的教學方法跟別人完全不一樣，跟當地的生活也是格格不入的。他非常的喜歡我，我很小的時候他就教我們寫詩，寫白話詩。因為這個人也很苦悶，所以他就經常讓我們寫詩，讓我們讀一些他認為是非常重要的作品，比如當時他推薦我看的第一本書是《烈火金剛》，我當時覺得很好看。他會把整個村裡邊的圖書都搜集起來，讓我們挑，每個人挑一本，看完了再相互交換。在那個時候我就養成了讀書的習慣，並且開始寫詩。他也非常重視作文。我記得是在三四年級的時候我寫了一首詩，我們老師非常欣賞，在班上讀，還貼出來。這對我是一個很大的鼓勵。

格非：對，就是《追憶烏攸先生》。現在看起來這就是我的處|女作，和先前我那些早期的東西完全不一樣。我覺得《追憶烏攸先生》就是開了一個窗口，我跟過去完全告別了。

格非：語文、數學，我們只考這兩門。考完以後我就進了鄉里的中學。我在考大學的第一年我考理科。我考了兩年。我1980年的時候第一次參加高考，那時候我十五六歲。那次我的物理、化學都只考了四十分，滿分一百分只拿了四十分。外語的總分是三十分，我只考了六分。最後當然是不能錄取，還差好多呢。

任贇：那當時要考哪些科目？

任贇：當時是怎麼回事呢？

就在我要做木匠的時候，有一天晚上……我就發現我的命運在不斷地被改變，而且這些改變確實都是外力。我現在想起來覺得這些完全是九_九_藏_書不可思議的。所以我一直對這個世界充滿了感激，不管這個世界變成什麼樣的狀況。我覺得有很多東西是我無法說明的，就是說，你根本就想不到有任何機會將改變你的一生。而我的這個機會是來自於……當時我們鄉里有一個小學，這個小學有一個校長，他從來就不認識我。他姓翟，我們從來就沒有打過交道，而且他和我的父母也不認識。他的家在另一個地方，離我們家很遠，大概有十七八公里路。但是就是這個人改變了我的命運。

任贇：丹徒在蘇南還是蘇北？

格非：我覺得大學生活里，可能有兩件事情對我的影響很大，也就是說對我的創作有很大的影響。一個是我們當時的輔導員，一個很了不起的人。我們剛進校的時候，七七、七八級兩屆學生還沒有離校，七七級延期半年，七八級還有一年。我們進校以後，他們主動跑到我們宿舍里來找我們聊天。他們很有社會責任感，覺得自己四年學下來沒學到什麼東西。他們告誡我們說：「聽我們的沒錯，課是不用上的。作為一個好學生的前提就是不能上課。」當時我們就牢記他們的教導，堅決不上課。因為當時給我們上課的老師有的水平也很有限，我記得當時我們只上古代漢語的課，比如講唐詩宋詞也有一些好的老師。於是我們當時的幾個人就決定去圖書館。另外我們的輔導員也鼓勵我們不要上課。他是七七級留校的，當時也是學校里正式的教師。他給我們開了一個一百五十本左右的書單，讓我們照著書單去讀書。此外，他還請來了他認為是比較優秀的人給我們上課，做一些輔導。這些人都是文學界很有影響的一批人，包括上海市作家協會的一些作家。另外我們幾個比較喜歡寫東西的人，我記得很清楚，大一的時候寫作，華東師大曆來有這個傳統。我們當時沒有出版物，好像是到了三年級以後才開始有出版物。我們就在學校的文史樓樓道里貼滿了海報，自己寫好了就貼出來，一版一版的，非常好玩兒，各個系都有自己的作品。走廊裡邊每天都站滿了人在讀這些作品。那個時候風氣非常的好，沒有人亂寫亂畫，也沒有人撕，都很尊重你。慢慢地，輔導員就知道我們有人喜歡寫作，他就找來上海作家協會的一些作家，給我們成立了一個小組，叫做「萌芽小組」，因為上海有一個《萌芽》雜誌。我們小組每次就是討論作品等等，於是就開始寫作。

任贇：她是華東師大的嗎？

我父親立刻就把扁擔和繩子往地上一丟，跑過來說：「拿來給我看看。」他開始不敢相信。看了以後，他一句話也沒說，把成績單往我手裡一塞，轉過身拿起扁擔，飛也似的就跑掉，去買化肥了。

格非：可以說是這樣的。另外，剛才也說了當時我家裡的成分也不是很好。我加入紅小兵的時候，上級部門就來了一個人，說這個人不能加入，他的成分不好。我們班主任一聽就很惱火，把來的那個人訓一頓，就說這個跟我一個小孩子沒有關係。然後那個人就讓我加入紅小兵了。後來中學入團的時候也遇到過這樣的問題。他還安排我去社員大會發言。對此我一直心存感激。那個大會有很多人參加，包括我們大隊書記也坐在台上發言。當時我很小，小學三四年級吧，可能就十歲左右。那個時候我看到我媽媽在底下嚇得不敢看我，後來我正要講話發現我媽媽哭起來了，眼淚直流。我不知道出什麼事了，就開始發言了，講了什麼革命形勢一片大好（笑）。我的發言完了，下邊就開始鼓掌。鼓掌完了，我記得非常清楚的是，我們的大隊書記介紹我，說：「這是我們村的革命小將。」其實我們老師就希望把我塑造成一個革命的人，這樣的話我的政治問題就被沖淡了，所以一定要加「革命」兩個字。這個老師是一個對我非常好的老師，很難忘的一個人。這個會開完了以後，我回家問我媽她當時為什麼要哭，她說：「你太了不起了！我是高興。我的兒子居然能和大隊書記坐在一個桌上呀。」

任贇：一般來說不是蘇南很發達嗎？

當時那個湖邊有一個老頭坐著弄漁網，我們就開始閑聊，問他這個村莊的來歷。這個老頭就跟我們講他們那個地方的人都是原來的「九姓漁婦」———就是我在《青黃》里寫到的，有九個姓的居民因為他們曾經幫助陳友諒打朱元璋的，所以朱元璋做了皇帝以後就下令不讓他們上岸。後來他們因為另些原因，明朝滅亡了等等，就上岸了。我就問他們一直在船上做什麼。他說實際上，很多人就是妓|女，官方基本上也不管。當時我對這個歷史很感興趣，就去縣資料館查「九姓漁婦」的歷史。後來我又去了一趟做調查，也就是1986、1987年左右我寫出《青黃》。先說這一次，我的那個朋友對小說毫無興趣，但是因為要調查一個東西他也覺得很帶勁，於是就像模像樣地跑去查資料，但是從來就沒有查到過這樣的資料。這個老頭所說的這個東西一直是一個謎留在我們心裏。當時他們的縣誌裡邊沒有這個記載，有的只是查到幾條但是也沒說當妓|女這回事。當我們再回到這個村莊找當地人談，他們不願意談了。所以這個東西和後來的寫作也是有關係的。我有兩篇小說跟這個方言調查有關係，一個是《青黃》，一個就是《追憶烏攸先生》。調查完了以後，我們實在獃著無聊了，我就建議我們先回上海。因為上海當時打電話到我們調查組來通知畢業分配開始了。可是整個調查組裡邊都沒有人願意回去，最後終於有一個女教師，我現在還記得這個人，印象很深。她是一個中學的女教師，剛剛師範畢業，教語言學，但是她好像原來還學音樂。

格非：不是，她是上海一個中學的老師，聽說我們有這個隊伍，他們五六個中學的老師就跟我們的帶隊老師聯繫，派出了他們的小組加入到了我們的計劃中來。這個女孩，我從來就不認識，大概比我們大不了幾歲。然後她就決定和我一起回去。那個時候從建德的一個小村莊坐火車，要坐十四個小時才能坐到上海，非常漫長。那是我第一次坐慢車，車上全是賣黃鱔的人，還有賣雞的。我記得我旁邊就放著一個雞籠子，整個車廂里都很臟。我的那個朋友坐在我的對面，人都擠得滿滿的，動彈不了。我們就開始談音樂，她給我講到古典音樂、中國音樂等等。我們一直聊到中午的時候，她困了就開始睡覺了。很奇怪，當時我感覺非常好，就把隨身帶的日記本拿出來，開始寫東西。

任贇：那中學您是在哪兒上的？

格非：也是因為吳洪森。《迷舟》發表的前幾天，他說劉勇這個名字不好，一定要我改。當時單單是我們那個樓裡邊就有三個「劉勇」，一打電話三個劉勇都衝下去。所以他就說讓我改一個名字，當時他給我想了兩個名字我都不太喜歡，我一定要找一個古怪的名字，一個有力量的名字。他跟我很好，也尊重我的意見，於是就讓我自己想。我想了很久就是想不出一個筆名來。最後我女友拿了一本《新華字典》，讓我翻字典。我隨便翻到一頁看到一個「格」，我想這個字不錯，就寫在邊上。接著又翻一頁九-九-藏-書，是「非」這一頁，這一頁裡邊每一個字跟「格」都不太配，只有這個「非」還勉強。於是這個名字就這麼定下來了。

任贇：那麼，可以說是這位有著大學文憑的班主任引導您走出了懵懂無知，給你們打開了通往外面世界的一扇大門。

考大學可能也是我一生中最大的一次考試。我能上大學是由很多外在的因素決定的：一個就是那個老師可能找不到我，那我就不太會去讀補習班；第二個就是我可能不去改成績；第三個就是高考之前，假如我們的校長和主任不到我房間里來，不對我說「自古無考場外的舉人」那些話。所以我上大學以後，就會很本能地想到一些文學的問題，就是對我來說不存在一個固定不變的現實，各種可能性都是存在的。你的命運是什麼樣子，你根本就不可能知道，不知道它在什麼時候就有可能會被改變。不過我覺得現在這個社會當中好像一個人對自己的未來看得很清楚。但是在那個年代，你根本就看不清楚你會幹什麼，而這樣的事情在我身上以後還在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所以我覺得我寫小說，一開始會介入到幻想，或者說不確定性，或者命運的不可知性，我覺得是跟我個人的經歷有關係的。所以我覺得這些跟我後來寫小說的主題是有關係的。然後我就到了上海那個地方。

高考的前一天下午，我去醫務室看病，結果醫務室的大夫把我罵了一頓，不給我看，把我轟出來了。出來之後，我沒有辦法，就去當時全國最大的發電廠的醫務室打退燒針。可是走到半路我就沒力氣了，根本走不動了。發電廠在長江邊上，我走到那裡，坐在江堤上，有了些力氣后就往回走，回到宿舍就躺在床上說胡話。我記得當時我們班上所有的同學都摩拳擦掌，準備第二天早晨好好發揮。他們的父母都坐在床邊給他們煮雞蛋吃，補充營養。我一個人躺在床上，心裏很難過。我有一個很好的從內蒙古來的朋友，他來到我的床邊問我：「你真的決定不考了？」我說：「不考了。」結果他就去報告了校長和羅主任，並把他們叫到我的床邊來。我還是說我不考了，病了這麼多天，腦子裡現在糊裡糊塗，根本什麼都想不起來。大概因為生病時間太長了，我的意志完全垮掉了。當時我的教導主任很嚴肅地讓我起來，說：「你的父母不在這裏，我就是你的父母。你什麼都得聽我的！」

格非：對。當時《收穫》居然覺得這圖很重要，把圖也印上去了。當時我就覺得《收穫》真是了不起呀，他們這些編輯真的是很負責任。所以我就相信《收穫》的編輯部跟別的任何的編輯部都不一樣，他不看你是不是名家，只要看好稿子。所以從那個時候起我就開始為《收穫》寫作了，好的稿子一定要給《收穫》，基本上從那以後就沒有退過稿子。所以我的這個寫作的經歷還是比較順利的。

格非：我寫的是農村收割田裡的莊稼，大概是這樣。對，《秋收》，題目就叫做《秋收》。具體的我就記不清了。我記得特別清楚的是，當時他在黑板上對這個詩做了很多的分析，評價最後一句話寫得很好。他表揚我說：「我真的沒想到，我的學生能這麼寫詩。」這個評價對我自信的確立有很大的幫助。因為在他來之前，我並不是一個好學生，上課我也不回答問題，還經常被以前的老師擰耳朵、打手掌。而他來了以後對我非常的關照，覺得我很聰明。當時我的祖父因為有政治問題，在監牢裡邊還沒有放出來，所以農村對我的壓力很大。而這個人也是被流放的，他和我之間似乎存在著某種默契。他每過一段時間就讓我去給他送信，過一段時間就會寄信到同一個地方，所以我覺得他特別地神秘。後來我才知道他是在向上級部門申訴。我記得在很小的時候他問我們想不想去看火車。我當時覺得，這簡直就是不可能的事情，火車那是什麼東西，能隨便讓人看嗎？這個人後來就找了一輛手扶拖拉機，帶了我們全班的同學到一個很遠的地方———一個鐵道邊，讓我們趴在鐵路邊上等火車。那是滬寧鐵路的一條支線。我記得特別清楚，我們到達那裡的時候已經是中午了，一直等到天快黑的時候，才來了一輛火車。平時那裡是不走火車的，來的那輛車其實是運煤的火車，非常長的、五六十節的運煤車。看得我們很高興，回來我就寫了一篇文章，這個不是老師布置的，是我自己寫的，叫做《終生難忘的一天》。當時我覺得這簡直太奇妙了，因為看到了火車而很高興。所以你也可以看到當時農村是非常閉塞的。

格非：不是的，那是一個記錄行程等等雜事的筆記本，不是專用的日記本。一個塑料皮的只有巴掌那麼大的一個小筆記本，裡邊是很小的綠格虛線，我現在還記得很清楚，大概一頁寫不了幾個字。她睡著了，我們就沒法兒聊天了。如果我們一直聊下去，我可能就不會寫小說了。她睡著了以後我就覺得心裏很憂傷，沒有人跟我聊天，很寂寞，就掏出本子來隨便寫點兒什麼。一直到現在，我都覺得很奇怪，我剛才也說了，我以前的小說根本就不是這個風格。其實，我收錄得最早的一篇小說就是從這個火車上開始的。為什麼我要收錄這篇小說呢？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轉變，對我來說也是一個徹底的變化。可能就是靈光一現，我就覺得突然找到了自己。純粹是覺得好玩。過了很多年以後，我回想這篇小說對我的意義的時候，我覺得如果在正常的情況下我可能不會寫這篇小說，我堅決不敢相信我會寫這樣的小說。因為我覺得我是一個受著很多傳統觀念約束的人，從小我父母的家教也很嚴格，經歷的人裡邊也沒有什麼奇奇怪怪的人。但是我想，可能讀了那麼多小說，儲備也到了一定的程度，在那個節骨眼兒上就突然覺得小說是可以亂寫的。所以我覺得寫作的第一步需要有一個從規矩到亂的過程，就是說，你要完全放鬆，這樣的話也許可以立刻發現自己。然後我就開始寫這個小說，在火車開到上海的時候我基本上就寫完了，大概是五千字左右。寫完了以後我就覺得肯定是一個很好的東西，我記得好幾天以後我都保持著火車上的那種感覺。這個女孩後來再也沒有跟我聯繫過。

格非：沒有。回到上海以後我都沒有想過這個小說會發表，而且我這個人是不會把小說寄出去的。我就覺得「發表」這個東西離我太遙遠了，覺得發表作品的人肯定是作家。我當時大學還沒有畢業就去發表東西，覺得很害羞、很不好意思，所以就沒有拿出去發。回來了以後我又把它整理了一下，就壓在抽屜里。至於發表這篇小說是在我畢業之後了。有一天，一個人到我們學校來。這個人就是你們的王中忱老師，他當時在跟丁玲一起辦《中國》。《中國》是一個很大的刊物，它當時在我們心目中就是最好的刊物之一。當時中國作家協會主管下有好幾個大刊物，厚的刊物有兩本，一本是《中國》，一本是《中國作家》。另外的刊物就有《人民文學》，它當時是我們最高的夢想；上海還有《收穫》，當時我們就認為這些就是中國頂級的雜誌。但是《中國》發年輕人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