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爾加很快地擦乾眼淚，並努力使自己平靜下來，她感謝醫生的服務。他問她是否需要點鎮靜葯——鴉片酊，或者幾滴纈草油。她搖了搖頭，但她確實有個請求，在通知官方和讓報界知道之前，也就是在契訶夫不再屬於她之前，她想和他再單獨呆一會兒。醫生您能幫這個忙嗎？能否晚一點把這裏剛剛發生的事情告訴別人？

你聽明白我說的了嗎？奧爾加問年輕人。杯子放在那兒好了，別管它，別再想這些水晶酒杯了，讓它們在那兒獃著。一切都就緒了，我們都準備好了，你可以走了嗎？

列夫·托爾斯泰是另外一個拜訪者。這位俄國最偉大的作家的造訪使醫院的員工又驚又喜，最著名的俄國人要來？儘管醫院謝絕『不重要的』探訪者，他們當然會讓他去看望契訶夫。在一群阿諛奉承的護士和住院醫師的陪同下，這位有著一副熱忱面孔的大鬍子老人走進了契訶夫的病房。儘管他對契訶夫的話劇評價不高（托爾斯泰覺得這些話劇太獃滯，並缺乏思想高度。「你的角色會把你引向何處？」他有一次質問契訶夫，「從沙發到垃圾間，再走回來。」），但是托爾斯泰喜歡契訶夫的短篇小說。更重要的是，托爾斯泰喜歡契訶夫本人，他曾對高爾基說：「他是多麼的大度，謙虛又安靜，像女孩一樣，連走路都像女孩子，他真是無可挑剔。」托爾斯泰在他的日記中寫道（那年頭，所有的人都有寫日記的習慣），「我為我喜歡……契訶夫而感到高興。」

但是，進來的卻還是那個幾小時前送香檳酒來的金髮年輕人。然而現在的他，褲子燙得平平整整，兩條褲縫筆直，制服上的每顆扣子都扣得好好的，簡直就像是換了個人一樣。他一點睡意也沒有，頭髮梳得整整齊齊的，胖乎乎的臉也颳得乾乾淨淨，一副急於討好的樣子。他手裡拿著個插了三支長莖黃玫瑰的瓷花瓶，在把花獻給奧爾加時，敏捷地並了並自己的腳後跟。她向後退了一步，把他讓進房間。他說，他來是為了取回酒杯，冰筒和托盤。他還想告訴他們，由於天氣太炎熱，今天將改在花園裡用早餐。他希望這個天氣沒給大家帶來太多的不便，他就這個糟糕的天氣向她道歉。

不需要早飯，這個女人說，至少現在不要，早飯在今天早上不是件要緊的事。她需要其它的東西，她要他去找一個殯儀師。他能聽懂她的話嗎？她的契訶夫死了，你知道嗎，你明白嗎①？年輕人？安東·契訶夫已經死了。

終於，她打開手提包，掏出些硬幣，又抽出幾張紙幣。年輕人用舌尖舔了舔嘴唇，眼看著又是一筆可觀的小費。但這是為什麼？她想讓他幹什麼？他從來沒有服務過這樣的客人。他又一次清了清自己的嗓子。

《差事》最初發表在1987年6月的《紐約人》上，這是雷蒙德·卡佛平生所寫的最後一部小說。它被收錄在卡佛的短篇小說集《我打電話的地方》里。這本小說集出版沒有幾個月，卡佛就去世了。《差事》還被選入《1988年美國最佳短篇小說集》，並獲得1988年短篇小說第一名的歐·亨利獎。在《差事》這部小說里，卡佛一改自己的寫作方法，他採用虛構的手法講述了俄國作家契訶夫（Anton Chekhov）的死亡經過。契訶夫是卡佛文學上的偶像之一，卡佛自稱寫這篇小說的靈感，是在讀特羅亞（Henri Troyat）寫的契訶夫傳記時產生的。小說中的敘事主體是一位歷史學家，這對一部歷史小說來說是很恰當的。但這種寫作手法對卡佛來說卻是不太尋常的，卡佛幾乎不寫名人的事。並且，他很少會這麼明顯地把事實和虛構的東西混淆在一起。卡佛詳細地描述了契訶夫病情怎樣加重，並最終於1904年死於德國黑森林邊一個叫做巴登威勒的的小鎮上。契訶夫臨死前，他的妻子奧爾加給旅館的一個侍者派了件差事，讓他去聯絡一個九九藏書殯儀館的人。這篇小說由此而得名。

在得到旅館的允許后，他要從容不迫地踏上尋找殯儀師的征途，切忌任何匆忙。他應該像去完成一項重要的任務那樣去做，這就夠了。他是去完成一項重要的差事，她說過。他可以想象自己走在繁華的街道上，手裡捧著插著玫瑰的瓷花瓶，去送給一個非常重要的人士，這麼想會使他覺得不虛此行（她安靜地說著，口氣很知心，像是說給一個親戚或朋友聽）。他甚至可以告訴自己，他要去見的這個人正等著他呢，等著他送來的花，或許已經等得有點不耐煩了。儘管這樣，年輕人不要因此而急躁，不能因此而亂了自己的步伐，記住你手上還捧著花瓶呢！他可以走得輕快點，但儘可能保持一種莊嚴的步伐。他將一步不停地走到殯儀師家門口，然後提起門上黃銅的門環，再把它放下來。一下，兩下，三下，要不了多久，殯儀師本人就會出來。

自然，他們去了城裡最好的一家飯店，它的前身是座被稱為隱居寺院的住宅。在這裏，你可以花好幾個小時，甚至半個晚上來享受十道菜的大餐。當然，各種紅酒，烈酒以及咖啡是少不了的。像往常一樣，契訶夫的穿著無可挑剔，深色的馬甲和外套，夾鼻眼鏡。他看上去就像那一時期留下來的照片上的他那樣。他顯得輕鬆、愉快，一面與領班握手，一面巡視寬敞的餐廳。餐廳被華麗的吊燈照亮，餐桌旁坐著衣著高雅的男男女女，侍者來回穿梭。當他被領到蘇沃林就坐的餐桌邊時，血突然從他的嘴裏涌了出來。蘇沃林和兩個侍者急忙把他扶到洗手間，用冰袋幫他止血。後來，蘇沃林把他送回旅館，併為他在套房裡備了張床。在經歷了又一次吐血后，契訶夫同意住進一家專治肺炎和結核病的醫院。當蘇沃林前來看望他時，契訶夫就三天前在飯店裡發生的『尷尬事件』向他道歉，他堅持自己沒什麼大事。「他一面像往常一樣地開著玩笑，」蘇沃林在他的日記里寫道，「一面把血吐進一個大痰盂。」

殯儀師接過花瓶，在年輕人說話的過程中，僅有一次，他背叛了他那漠不關心的表情，也可以說他對年輕人的話流露出了點興趣。當年輕人提到死者的姓名時，殯儀師微微抬了抬他的眉毛，你是說契訶夫？等一下，我馬上就和你走。

1897年3月22號晚上，莫斯科，契訶夫和他的摯交阿拉克斯·蘇沃林外出吃飯。蘇沃林是個有錢的報紙書籍出版商，保守派，一個全靠自己拼打出來的人。他的父親當過兵，參加過博羅季諾會戰。和契訶夫一樣，他也是農奴的子孫，他們的血管里都流著農民的血液。除此之外，他倆在政治觀點和個人氣質上，卻相差甚遠。儘管這樣，蘇沃林一直是契訶夫僅有的幾個摯友之一，契訶夫很喜歡他的陪伴。

年輕人一手拿著個冰著香檳的銀質冰筒，一手托著放著三個精緻水晶酒杯的托盤的，走進了房間。他把冰筒和杯子放在桌子上時，伸著脖子朝另一個房間看了看，那裡傳出一個人的急促的喘息聲，這聲音聽上去非常恐怖。年輕人把下巴埋進衣領里，不想去聽那越來越刺耳的呼吸聲。他正對著著窗外漆黑的城市發愣時，一個看上去很威嚴，留著大鬍子的人往他手裡塞了一把硬幣——捏在手上就知道，這是筆很豐厚的小費。突然，房間的門打開了，沒走幾步，年輕人已站在房間的外面，他張開手，吃驚地看著手上的硬幣。

註釋：

契訶夫在柏林諮詢過肺病專家卡爾·愛華德醫生。據一位目擊者說，醫生替契訶夫檢查完后，攤了攤雙手，一句話也沒說就離開了房間，對契訶夫來說，這一切都太晚了。這位醫生為契訶夫不早點就醫和自己的無能為力而惱火。

面對難以忍受的寂靜，他用手指划著他衣領的內側。他不明白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他甚至不知道這個女人是不是在聽。他九九藏書不知道他還該幹什麼；他還捧著這個花瓶。在他等候的整個過程中，這個女人就像是丟了魂一樣。當他在那兒站著、說話、倒腳和捧著個花瓶時，她就像在另一個地方，一個遠離巴登威勒的地方。現在，她總算回過神來了，臉上的表情有了些變化。她抬起頭來，看看他，又搖了搖頭。好像是在想弄明白，這個年輕人，這個捧著插了三支黃玫瑰的花瓶的年輕人，到她房間里來幹什麼。花？她可沒有說要花。

一位正好在旅館採訪契訶夫的俄國記者，給他的編輯發回以下的急件：「契訶夫的日子已屈指可數了，他看上去得了致命的疾病，瘦得可怕，不停地咳嗽，稍微動一下就氣喘不止，還發著高燒。」當契訶夫乘火車前來巴登威勒時，這位記者曾到波茨坦車站為他送行，根據他的記載，「契訶夫連上個小樓梯都很困難，他不得不坐下來喘氣。」事實上，任何走動對契訶夫來說都是件痛苦的事，疾病已侵襲了他的內臟和脊椎，從這時候算起，契訶夫只活了不到一個月。據奧爾加講，此時的契訶夫在提到自己的身體狀況時，是「一副完全無所謂的樣子。」

就在這時候，香檳酒的軟木塞從酒瓶里蹦了出來，泡沫沿著酒瓶流到了桌子上。奧爾加回到契訶夫的床前，她坐在一個腳凳上，握著契訶夫的手，不時撫摸一下他的臉。「沒有人的聲音，沒有日常的吵雜，」她寫道，「只有美，寧靜，和死之莊嚴。」

年輕人努力地想弄明白她在說什麼，他讓自己不朝卧室那個方向看。他覺出了那兒有點不對勁。他感到他的心在他的制服下面狂跳不止，額頭也在冒汗，他不知道眼睛該往哪兒看，他想把手上的花瓶放下來。

席威爾醫生趕了過來，他在打開醫療包時，眼睛一直都沒離開躺在床上喘息的契訶夫。病人的瞳孔已經放大，太陽穴上全是汗。儘管席威爾醫生知道契訶夫大限將至，他臉上並沒有流露出任何表情，他不是個情緒化的人。他是個醫生，曾宣誓要盡自己最大努力來拯救病人。而且，契訶夫還在死亡線上微弱地掙扎著呢。席威爾醫生準備好針管並給契訶夫注射了一針茨酮。這本來是為了加快他的心跳，但沒有用——當然，這時候，什麼葯都沒有用了。儘管這樣，當醫生示意奧爾加他需要氧氣時，契訶夫突然清醒過來，他輕聲說道：「有什麼用？不等氧氣運到，我已經是具屍體了。」

你給我認真聽著，她說。她讓他下樓，去前台打聽一下，哪兒可以找到本城最受尊重的殯儀師。他必須可靠，舉止得體和有敬業精神。這麼說吧，一個配得上偉大藝術家的殯儀師。這兒，她一邊說，一邊把錢塞給他。告訴樓下的，是我特意讓你來做這件事的。你在聽嗎？你明白我說的話嗎？

就像做其他任何事情一樣，席威爾醫生有條有理地開著香檳酒的軟木塞，他盡量減小瓶塞發出的帶歡慶色彩的爆破聲。倒了三杯香檳酒後，出於習慣，他順手用木塞把酒瓶塞上。他端著杯子來到床前，奧爾加鬆開了她一直握著的契訶夫的手——這隻手燒得她手指發燙，她後來說道。她在他頭的後面墊了個枕頭，然後把冰涼的盛著香檳的酒杯放在他的手裡，併合攏他的手指。契訶夫，奧爾加，還有席威爾醫生，互相看了一眼。他們沒有碰杯，沒有什麼可以乾杯的，在這個時候能為什麼乾杯？為死亡？契訶夫調集了他剩下的全部精力，說道，「真是好久沒喝香檳了。」他把酒杯靠著嘴唇，喝乾了杯中的香檳。過了一兩分鐘，奧爾加把空杯子從他手上拿了下來，放在床頭柜上。契訶夫側了一下身，他合上了眼睛並嘆了口氣。一分鐘后，他停止了呼吸。

席威爾醫生用手背捋了捋自己的大鬍子，為什麼不呢？現在就讓人知道和再等幾個小時又有什麼差別？剩下的事也就是填張死亡證明書，這可以在早上去他的診所去辦理，他還可以先睡上幾個小時。席威爾醫生點了點頭，表示同意。在他準備離開時九_九_藏_書，他咕嚕了幾句表示哀悼的話。奧爾加低著頭。「很榮幸。」席威爾醫生說道。他提上他的包，離開了房間。從某種意義上說，離開了歷史。

席威爾醫生一邊揪著自己的大鬍子，一邊看著契訶夫。作家的臉頰深陷，臉上蠟黃蠟黃的，喘氣聲刺耳。他知道這也就是幾分鐘的事了。他突然起身，一聲不吭地走到牆上裝著部電話的側間里，看了看電話的使用說明。如果他按住一個按鈕並搖一下邊上的把手，他就能接通旅館底層的廚房。他拿起話筒，放在耳邊，並按照說明書所說的那樣操作。終於有人接了電話，席威爾醫生要了瓶旅館里最昂貴的香檳酒。「幾隻酒杯？」樓下的人問到。「三隻！」醫生對著話筒大聲吼道，「快點，聽見沒有？」這是個靈光一現的決定，這個舉動在這樣的時刻是如此的恰如其分，簡直就像是命中注定的似的。

請幫我做件事，女人說，我會記住你的。告訴樓下的人是我要這樣的，就這樣說。但不要引起不必要的、不管是對你還是對這件事的注意。就說這是必須的，是我要求的，就這些！你在聽我說嗎？聽懂了的話就點點頭。最重要的是，不要引起驚慌，其它的事，其它所有的事，包括混亂，很快都會來臨。最困難的已經過去了，我倆彼此都清楚了嗎？

很久以來，他就對文學創作失去了興趣。一年前，他差一點就沒能完成《櫻桃園》。寫這部話劇是他一生里最艱難的一件事。寫到後來，他每天僅能寫六，七行。「我失去了熱情，」他寫信告訴奧爾加，「我覺得我作為作家已經完蛋了，寫的東西一錢不值，一點用處都沒有。」但他並沒有停止，於1903年10月寫完了該劇本。這是他生平最後的一部作品，除了一些信件和幾折日記外，他再也沒寫過任何東西。

1904年7月2號，剛過午夜，奧爾加找人去請席威爾醫生。情況很緊急，契訶夫昏迷不醒。兩個度假的年輕俄國人正好住在隔壁的房間，奧爾加敲開他們的房門求援。兩人中的一個已經睡下，另一個還在抽煙看書。他忙跑著去找席威爾醫生。「在那個七月悶熱的夜晚，他腳下砂礫發出的沙沙聲。至今還迴響在我耳邊。」奧爾加後來在她的回憶錄里這樣寫道。契訶夫開始出現幻覺，談論海員，還夾著些與日本人有關的東西。「你不該把冰放進空空的胃裡。」當奧爾加把冰塊放在他的胸口上時，他說道。

托爾斯泰脫掉羊毛圍巾和熊皮大衣，在契訶夫床邊的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儘管契訶夫正在服藥，而且醫生不允許他與人交談，契訶夫不得不困惑地聽著伯爵闡述他有關靈魂不朽的理論。對那次拜訪，契訶夫後來這樣寫道，「托爾斯泰假設我們大家（人類和動物）都在為某種原則而活（比如動機或愛），儘管無人知曉這個原則的本因和目的……這種永恆對我毫無用處，我無法理解它。對此，列夫·尼可萊耶維奇感到非常的詫異。」

早年，在他的肺結核還沒有被診斷出來前，契訶夫曾說過：「當一個農民發現自己得了肺病，他會說：『我是一點辦法也沒有了，我會在春天和融化了的雪一起離開。』」（契訶夫本人死於一個夏季熱流的襲擊）。但當他被確診患上了肺炎后，他卻盡量不往壞處想。他給別人的印象是他只是得了個慢性粘膜炎，很快就會好起來。直到最後，他都很自信地說著好轉的可能性。在他臨死前的一封信里，他甚至告訴他妹妹他「正在發胖」和由於住在巴登威勒，他覺得自己的狀況好多了。

契訶夫的妹妹瑪麗亞·契訶夫在三月末來醫院看望他。那天天氣很糟糕，天上下著冰雨，地上到處是凍成冰的雪。她好不容易才攔下一輛馬車。當她趕到醫院時，心裏早已經是憂慮萬分了。

殯儀師將會是四十多歲，沒錯，也許五十多一點——禿頭，很壯實，鼻子上架著個金絲眼鏡。他會是個溫和的人，一點架子也沒有，是一個只關心該知道的事情的人。圍裙，對，他ｈttｐs://ｒeａｄ•9９ｃsｗ.com可能圍著條圍裙。他會一邊聽年輕人說話，一邊用一條深色的毛巾擦手。他的衣服上還帶著一絲淡淡的酒精味，但這沒什麼，年輕人不該為此而擔心，他已幾乎是個成人了，不應該再厭惡或擔心這些了。殯儀師會聽他把話說完，他是個自制力和忍受力都很強的人。這個殯儀師是個能在這種情況下，減少而不是增加他人恐懼的人。他早已習慣了死亡的各種面貌，死亡於他已不是個秘密，沒什麼好驚奇的。他的服務，才是我們今天上午所需要的。

卡佛在小說里引用了許多歷史素材，包括契訶夫本人的作品，契訶夫妹妹寫的回憶錄，托爾斯泰的日記，以及特羅亞寫的傳記。通過對一個眾所周知的人物的死亡過程的虛構，卡佛促使讀者去思考文學和歷史之間的關係，去想象自己怎樣面對他人的死亡。文學評論家認為，《差事》是卡佛一生所寫的最好的小說之一，它一定經受得住時間的考驗。

「安東·巴甫洛維齊面朝天地躺著，」瑪麗亞在她的回憶錄中寫道，「醫生不讓他說話。怕他察覺我的擔憂，問候完他，我就繞到桌子的一邊。」在堆滿香檳酒，魚子醬罐頭和探視者送來的鮮花的桌子上，她看見了一件讓她驚恐的東西，一張專家手畫的契訶夫肺部的草圖，醫生通常用它來向病人解釋病情。在用藍色線條畫出的肺的上部，塗滿了紅色，「我知道那代表著有病的部分。」瑪麗亞寫道。

但是這時候的年輕人，腦子裡只有那個躺在他腳拇趾旁的軟木塞，他必須彎下腰才能把它撿起來。花瓶還在手裡拿著，他決定這樣去做，側身屈膝，眼睛不往下看，伸手去夠那個木塞，並最終把它握在自己的手心裏。

年輕人的臉色蒼白。他僵硬地站在那兒，緊握著手中的花瓶，他機械地點著頭。

巴登威勒是個溫泉度假城市，在黑森林的西邊，離巴塞爾不遠，幾乎在城裡任何一處都可以看見浮士日山脈。那時這裏的空氣很新鮮，對健康有好處。多年來，俄國人常來這裏度假，他們不是在林蔭大道上散步，就是把自己泡在熱礦泉浴里。1904年6月，契訶夫卻來此結束他的生命。

儘管這樣，契訶夫仍由衷地感激托爾斯泰的來訪。與托爾斯泰不同，契訶夫不相信人死了以後會怎樣，他從來就沒信過，他不相信不能被他的五官所感受到的東西。就他的人生觀和作品，他曾對人說過，他由於缺乏「政治，宗教和哲學上的觀念，因為我每個月都在改變它，我只好把自己限制在描述我的英雄如何戀愛、接婚、生孩子，死亡以及他們之間怎樣對話。」

在巴登威勒，有很多醫生專門給來溫泉療養的富人治病，這些醫生靠此過得很好。席威爾醫生是其中一員。在他的病人中，有些人身體虛弱，或有點小病，有些只是過分擔心自己健康的老人。但契訶夫的情況不同，他已經到了無藥可救的地步。契訶夫的名氣如此之大，連席威爾醫生都知道他，還在德國雜誌上讀過他的一些小說。當他在六月初給契訶夫檢查時，席威爾醫生告訴契訶夫他很欣賞他的藝術才華，但沒有就契訶夫的身體狀況發表意見。他建議契訶夫食用浸泡在黃油里的可可粉和燕麥片，並喝點草莓茶以助睡眠。

女人看上去有點心不在焉。在他說話的時候，她低著頭，目光游移不定，像在地毯上找什麼東西。她抱著自己的雙臂。在等待客人指示的當口，手裡還拿著花瓶的年輕人，趁機觀察了一下房間。明亮的陽光透過敞開的窗戶照進來，房間很整潔，東西幾乎沒被人動過。椅子上沒有扔著的衣服，看不見鞋子，襪子和腰帶之類的東西，也沒有打開著的箱子，總之，一切都有條不紊。除了旅館的傢具外，看不見其他的東西。女人還在低頭看著什麼，他也低下頭來看了看，就發現了躺在他腳邊的軟木塞。女人並沒有看這個木塞——她在看著其它的地方。年輕人極想彎腰撿起地上的木塞，可他手上還拿著那個花瓶，而且，他害怕這樣做會吸引九*九*藏*書別人的注意力，從而顯得很魯莽。他有點不情願地抬起目光，不再去想那個木塞。除了小桌子上那瓶沒塞塞子，只剩下了半瓶的香檳和兩隻水晶酒杯外，其它的一切都顯得很有條理。他又把房間掃視了一遍，通過開著的一扇門，他看見了卧室床頭柜上放著的第三隻酒杯。而且，床上還躺著一個人，但他無法看見那人的臉。他的目光在那個一動不動地躺著的人的身上稍稍停留了一下，又轉到了別處。突然，他感到一種無來由的緊張，他清了清嗓子，把重心移到另一條腿上。女人仍然低著頭，不說話。年輕人感到自己的臉龐開始發熱，他有點心血來潮地想到，也許應該建議另一個進早餐的地點。他咳了聲，希望能引起女人的注意，但她並不抬起頭來看他。尊敬的外國客人如果願意的話，他說，可以在房間里用早餐。年輕人（他的名字沒能流傳下來，他極有可能喪身於第一次世界大戰）說他很樂意送一盤早餐上來。兩盤，他向卧室瞟了一眼后，加了一句。

月初，契訶夫很艱難地乘火車從莫斯科來到柏林。他做演員的妻子奧爾加與他同行。1898年，他與奧爾加在排練話劇《海鷗》時相識。與她同時代的人稱她是個非常優秀的演員，有才華，長得也漂亮，她比劇作家幾乎小了十歲。契訶夫立刻被她吸引了，但在情感表露上卻是不慌不忙的。與往常一樣，他對調情比對婚姻更感興趣。最終，經過三年的戀愛，包括多次的分手、情書往來以及不可避免的誤解，他們終於結了婚，並於1901年5月25號在莫斯科舉行了一個私人性質的結婚儀式。婚後，契訶夫享受著無與倫比的幸福，他把奧爾加叫做「小馬」，有時又叫她「狗兒」或「小巴兒狗」，他喜歡稱她為「小烏龜」，有時乾脆就叫她「我的開心果」。

席威爾醫生從床單上拿起契訶夫的手，把手指搭在他的手腕上，又從背心口袋裡掏出一隻金錶。他打開表蓋，看著秒針慢慢地走著，非常緩慢地走著。他在檢測契訶夫的脈搏時，讓秒針在表面上走了整整三圈。這時是凌晨三點，房間里還是很悶熱，巴登威勒正遭受著多年來最惡劣的熱流的襲擊。兩個房間的所有窗戶都開著，但一絲風都沒有。一隻碩大的長著黑翅膀的飛蛾從窗口飛進來，「砰」的一聲撞在燈罩上。席威爾醫生鬆開契訶夫的手腕，說道：「結束了。」他合上表蓋，把表放回背心的口袋裡。

她和契訶夫一直呆到天亮。花園裡的畫眉鳥開始啼鳴，接著從樓下傳來了桌椅搬動的聲音。沒多久，說話的聲音也傳了上來。就在這時，響起了敲門聲。當然，她想，肯定是某個政府的辦事員，或者是警察局的，來找她問些問題和填表格。也許，僅僅是也許，是席威爾醫生帶著個殯儀館的人回來了，來幫著處理契訶夫的遺體，好把它運回俄羅斯。

香檳被一個看上去很疲憊的年輕人送了上來，他金黃的頭髮亂糟糟地立在頭上，制服褲皺皺巴巴的，褲縫早沒了，由於匆忙，上裝的一個扣子都還沒扣上。他看上去就象個在凌晨偷空休息（比如，正歪在把椅子上打盹）的夥計，突然聽到一陣刺耳的電話玲聲——老天爺！——不等他明白過來，就被一個領班的搖醒，讓他給211房間送一瓶酩悅香檳（Moet），「快點兒，聽見沒有？」

6月13號，離他去世不到三周，契訶夫給他母親寫了封信，說他的健康有所好轉。他在信中說，「看樣子一個禮拜后我就會痊癒了。」誰知道他為什麼要那麼說？他腦子裡在想些什麼？他成了自己的醫生，比別人知道的更多。他正在死去。這是個簡單和不可避免的事實。儘管這樣，他還是坐在旅館的陽台上，研究火車時刻表。他還打聽從馬賽到敖德薩的航班的情況。他其實是知道的，到了這樣的時刻，他不可能不知道。但在他最後一批信件中的一封里，他告訴他妹妹他的身體日益健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