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之相反，今天早上的一幕卻縈繞在我的心頭，不折不扣地歷歷在目。就是到了今天，也就是二十五年之後，又會完完全全浮現在眼前。在那片叫做林肯的山丘上，告別了父親。這個村子因此而得名林肯山村。這個老態龍鍾的人，身板瘦削，比我瘦小得多，他彎曲著雙膝，垂掛兩臂，因痛風而變形的手指此刻攥成了憤怒的拳頭。他站在十字路口，衝著我大聲喊道：「你去見鬼吧！像你哥哥一樣見了鬼就安心了！像我們這個家的所有人一樣都見鬼去吧！誰都一事無成，而你也不會有任何出息的！你甚至都不會成為一個會玩的人，而我好賴也算是一個！」此時此刻，他正好摟抱住我，這是有生以來第一次，而我掠過肩膀，望著他被露水打濕的褲腿，頓時覺得他摟抱的不是我，而更多是他自己。可是在回憶中，我後來被父親的摟抱留住了，不僅在耶森尼克火車站前那個晚上，而且在過了這麼些年後依然如此，我傾聽著他的詛咒，就像祝福一樣。實際上，他是完全當真的，而在想像中，我看見他抿著嘴微笑。但願他的摟抱也承載著我走完這個敘述的歷程。

我站在朦朧的夜色里，被包圍在來來往往的火車的隆隆聲中，簡直感覺愜意。我心想著，在有生以來與女人的擁抱中，從來還沒有過被吸引住的感覺。我沒有過女朋友。我所認識的惟一姑娘，每每擁抱我時，我都把她不是當作戲弄就是看成打賭。然而，同她一起拉開距離走在街頭上又是多麼自豪呀。在那些迎面而來的人看來，顯然我們是天生的一對。有一次，碰到一群半大不小的孩子，他們中有人喊道：「你的女朋友好美啊！」還有一次，一位老婦人停住步子，從這位姑娘打量到我，隨之一本正經地說：「你好福氣呀！」在這樣的時刻，那種渴望似乎就已經滿足了。要說幸福，那就是過去在電影院里不斷變幻的燈光下看著身旁那閃爍的側影，還有嘴巴、面頰、眼睛。最快樂的就是身體與身體時而不由自主地微微靠攏。此時此刻，哪怕是偶爾的接觸都會被看做是逾越雷池。照這樣說來，我不就是沒有女朋友嗎？因為我所理解的女人不是貪慾或者要求，而僅僅是這個與我面對面的美人的理想圖像——是的，這個面對面的人就應該漂亮！——我終於可以給這個人敘述了。敘述什麼呢？乾脆就開始吧。這個二十歲的年輕人想像著相互擁抱、喜歡和愛慕猶如一種持久的敘述，既小心翼翼，又無所顧忌；既從容不迫，又石破天驚，猶如一種凈化的敘述，一種澄澈的敘述。同時，他也想起了自己的母親，只要他離家久了，不論是去城裡，還是獨自待在林子里或者田野上，她每次都會逼著他說：「你說吧！」可是一到這時候，儘管他事先還經常進行演練，卻從來都沒有順順噹噹地向她敘述過，至少在她患病前如此；你事先不用問他，他倒會娓娓道來——當然往後需要那些恰如其分的插問。

在櫃檯后，昏暗的燈光下，服務員出現了。一張影影綽綽的臉龐上，惟獨能夠看得清楚的是那徑直看上去時幾乎遮住眼睛的眼皮。這時，夢才繼續做下去了。看著這眼皮，母親的身影突然鬼使神差地浮動在我的眼前。她把酒杯放進水盆里，拿針別起一張付款單，沖洗銅餐具。她的目光瞬間擊中了我，嘲笑我，讓我不可捉摸。這時，一種不可名狀的恐懼油然而起；與其說是恐懼，倒不如說是一種震撼，一種對更大的夢的神迷。在這個夢裡，那個病怏怏的女人又恢復健康了。她裝扮成服務員，蹦蹦跳跳地邁著大步走過這家分店，從後跟敞開的服務員高跟鞋裡閃現出那豐|滿白晳的腳跟。母親獲得了多麼壯實的兩條腿，多麼充滿活力的圓臀，多麼高高豎立的髮式。她與村裡的大多數女人不一樣，雖然只會幾個斯洛維尼亞詞語，可她在這裏就是說個不停，和旁屋一群看不見的男人寒暄著，完全無拘無束的樣子，甚至有些盛氣凌人。畢竟她不是棄兒，不是難民，也不是德國人，而始終聲稱自己是外國人。瞬間，這位二十歲的年輕人感到羞愧的是，這個女人連同確定的行為舉止、哼唱、大笑聲和敏捷的目光居然會成為自己的母親。然後，我打量起這一個個人，打量起這個異鄉女人，從來沒有如此仔細：是的，直到不久前，母親也是拖著這樣的唱腔說話，而且每當她真的開始唱起來時，兒子就要堵上自己的耳朵。在每次那麼大的合唱中，總會立刻聽出母親的聲音來：一種顫抖，一種震動，一種熱烈的聲響，與那位聽者相反，這位歌唱者則完全陶醉其中。她的笑聲不只是高亢，簡直就是瘋狂，是吶喊，是爆發，有高興，有憤怒，有苦衷，有蔑視，也有判決。還在患病最初的痛苦中，那與之相應的叫喊聽起來就像是驚異的大笑，半是高興半是憤怒的大笑，她竭力靠著自己那歌唱的顫音要驅走那大笑聲，卻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無助了。我想像著回蕩在我們家裡的各種聲音，父親咒罵著九_九_藏_書，姐姐自言自語地嘟噥，又是傻笑又是哭泣，母親從一個村口直笑到另一個——林肯山村是一個狹長的村子。（我在想像中看到自己總是默默無聲。）於是，我發現母親的舉止不僅像眼下這個服務員一樣盛氣凌人，而且頗有統治欲。她始終打算經營一家巨大的旅店，讓所有的僱員都成為她的僕人。我們的家底不大，可她的胃口卻不小：在她的敘述中，我哥哥總是作為被騙去了王位的國王出現的。

我坐在一個用栗色木板裝飾的隔間里。那一個個隔間猶如一長排座位。我身前是一排排站台，一片燈火通明，向後遠遠依次排列；身後是那條同樣燈火通明的長途幹線，一片片住宅區里亮著燈火。這裏滿載的小車和那裡滿載的火車依然縱橫交錯，川流不息。我看不見那些旅遊者的面孔，只是一個個影子。然而，這些影子是通過一張反射到玻璃牆上的面孔觀察來的，那就是我的面孔。憑著這個使我顯得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映像——只有額頭、眼窩、嘴唇——我便可以幻想著那些影子，不單是那些行人，而且還有那些高樓大廈的居住者，他們時而在房間里穿來穿去，時而又坐在涼台上。這是一個輕鬆、明亮和清晰的夢。在這個夢裡，從所有那些黑乎乎的人影中，我都在想像著友善的東西，他們之中沒有一個不友善。老人像老人，情侶像情侶，家庭像家庭，孩子像孩子，孤獨者像孤獨者，寵物像寵物，每個個體都是整體的一部分，而我連同自己的映像都屬於這個人群，我在不停地、溫和地、冒險而泰然地漫遊過一個夜晚時想像著他們，連那些睡眠者、病人、彌留者，甚至故去的人都一起走進我的想像里。我站起身來，想認可這個夢。然而，它惟獨被那個國家的總統的巨幅畫像擾亂了。畫像就掛在餐廳中央，櫃檯上方。鐵托將軍身著掛滿勳章的鑲邊制服的形象顯得十分清晰。他站在一張講桌前，向前傾著身子，緊攥著的拳頭立在桌上，一對炯炯有神的眼睛俯視著我。我甚至聽到他在說「我認識你」，而想要回答說：「可我卻不認識自己啊。」

這時幾乎還沒有過去幾個鐘頭，可在菲拉赫度過的下午似乎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了。在那裡，我拜訪了教我歷史和地理的老師。我們一起商議了我這個秋天面臨的各種可能：我是該馬上去服兵役呢，還是往後推一推，先開始大學學業？再說學什麼呢？然後，在一個公園裡，老師給我朗誦了他自己創作的一篇童話，徵詢我的看法，並且帶著極其認真的神情洗耳恭聽。他是個單身漢，與母親相依為命。當我在他家裡時，母親一再透過關閉的門，詢問兒子是否安好，需要什麼。他陪我到了車站，順手塞給我一張紙幣，那偷偷摸摸的樣子，彷彿有人在監視著他似的。儘管我打心底里感激他，可我卻沒有能夠表達出來，況且我此刻在邊界的另一端想像著這個人的時候，只是看到一個蒼白的額頭上長著一顆痣。那張屬於他的面孔成了那個邊防士兵的面孔。雖說那個士兵和我年齡不相上下，可是從他的舉止、聲音和目光看得出來，他顯然已經找到了自己的立身之地。除了在公園的樹蔭下對弈的兩個領養老金的人和中心廣場聖母頭頂上那閃爍的光環外，那位老師，他的居所，以及這座城市都沒有給我留下任何圖像。

起初，我不過是拉開揮來揮去的架勢抵抗，更像是一個快要溺死的人四處抓來抓去的樣子。儘管如此，這傢伙也不向一旁躲閃，相反卻把自己的臉伸過來挑釁。面孔貼得如此之近，也許就像在一個墜落的夢境里，接近撞點了。我順手抓上去，這可不僅僅是抵抗的一種反射，而且也是態度的表現，承認，人人都期待已久的表白：我跟這傢伙平分秋色。由於我動起手了，我終於承認是一個比自己的敵人還要更為兇惡得多的敵人。說實在的，在接觸到別人的唾液和鼻涕時，我有一種雙重感覺，既暴力，又冤屈，這種感覺我永遠都不想再經歷。展現在我眼前的是一個勝利的面具：「對你來說，再也沒有任何退路了！」於是，我就一腳踹到他屁股上，用盡渾身的力量！他沒有還手，只是忍受著，扮演出一副不可動搖的怪相。他達到了自己的目的：從這天起，在所有人眼裡，可以說我成了「打他的人」。他現在就有理由和權利，永遠不再讓我安寧。我們迄今暗自較勁的敵意變成了一場戰爭，而且不可避免地要斗出個名堂來，可是這樣不會有任何別的結果，只有我們倆共下地獄。後來有一次，他父親發現我打他兒子，就直奔過來，把我們拉開，將我推倒在地上，用他在牛圈幹活的鞋子（吼著尖細的嗓門，連連不斷地詛咒我這，詛咒我那，而我父親平常只是在詛咒滑坡、雷電大火、冰雹和破壞房屋和地板的害蟲時才這樣無以復加地一吐為快）在我身上踩來踩去。這事讓我感到幸運——再說是我確實懂得的獨一無二的幸運九-九-藏-書，不僅在當時，而且在十多年之後依然如此。

在去往林肯山村的岔路口，司機讓我們下了車。我一點兒也沒有注意到母親挽著我的胳膊，直到她轉了一圈。雨停了。月光下，拜岑山脈呈現在平川的邊緣，一絲一毫都清晰可見，猶如一種圖像文字：一條條峽谷，一道道岩壁，分明的樹木線，一塊塊凹地，一座座山峰。「我們的山！」母親接著說，早在戰前，就在下邊沿著山勢的地方，像「我們的司機」現在一樣，我哥哥朝著相同的方向駛去了，向著東南越過邊界，去馬里博爾上農業學校了。

我精疲力竭地坐在火車站的飯店裡，就像經歷了一次艱辛的勞頓，守著一瓶當時在南斯拉夫取代了可口可樂的深色甜飲料，幾乎直到午夜時分。同時，我一點睡意也沒有，跟在家裡的那些夜晚如此不同。那些時候，不管是在村子里，還是在寄宿學校里，或者在城裡，我總是一再犯困，每每掃大家的興。我惟有一次被帶去參加舞會，居然也睜著眼睛睡著了。每到新年來臨的最後時刻，父親總是竭力拿玩牌來不讓我睡覺，可也徒勞無用。我思量著什麼東西會讓我如此清醒呢，不僅僅是這個異鄉他國的緣故，而且也少不了這個餐廳；要是在一間候車室里，我勢必很快就要犯困的。

那個耶森尼克邊防士兵看了一眼我那本新近簽發的奧地利護照，自然用他的語言跟我搭上了話。他一看我聽不懂，便用德語說，Kobal（柯巴爾）不就是個斯拉夫名字嗎。「Kobal」意味著兩腿叉開之間的空間，意味著「步伐」，而且也意味著一個叉開兩腿站立的人。照這樣說，我的姓則更適合他，也就是這個士兵了。他身旁那個年長些的官員身著便衣，滿頭銀髮，架著一副圓形無框學者眼鏡，面帶微笑解釋說，那個從屬的動詞則意味著「klettern」（攀登）或者「reiten」（騎馬），所以，我的名字因為對馬的熱愛與Kobal很般配。我總歸有一天要為自己這個名字而爭光。（後來我又多次碰到，偏偏就是一個所謂進步國家的這些官員卻顯示出驚人的素養。這個國家曾經是昔日一個大帝國的部分。）突然間，他變得嚴肅起來，靠前挪了一步，神情鄭重地看著我的眼睛：我一定要知道，二百五十年前左右，曾經有一個名叫Kobal（柯巴爾）的民族英雄就生活在這塊土地上。格里高爾·柯巴爾出生在托爾敏地區，在這條河上游，繼續往下流到義大利就叫伊松佐河。1713年，柯巴爾是托爾敏農民大起義的一個首領，第二年就與同夥一起被處決了。如今在斯洛維尼亞共和國依然因其「放肆」和「大胆」而著名的警句就出自他之口：皇帝不過是一個「僕人」而已，人們要自己來掌管一切事務！受到如此一番教誨——用我所知道的東西——之後，我才獲准挎上海員背包，不用出示現金，走出那個黑乎乎的邊境火車站，進入那個南斯拉夫的北方城市。當時，在教學地圖上，在耶森尼克旁邊，括弧里依照標示著「阿斯令」這個奧地利原名。

在她眼裡，我被看做理所當然的王位繼承人。與此同時，她一開始就懷疑我能不能擔此重任。有時候，她落在我身上的目光會凝固在一種沒有一絲憐惜的同情里。至今，我已經一再被人所描述，有神父，有老師，有姑娘，也有同學：然而，從母親那無聲無息的目光中，我覺得自己受到了如此的描述，我由此不僅認識了自己，而且也看到自己命該如此。我深信，她並不是因為隨著時間的推移，由於那些外在的狀況才如此凝視我，而是從我降生的瞬間就已經開始了。她將我高高托起，捧到光亮的地方，笑著棄之一邊，從而宣判了我的命運。同樣，為了證實自己，她後來又撿起了這個在草叢裡手舞足蹈和出於生存的慾望而尖叫的小孩，將他捧到陽光下，笑著看他，從而又宣判了他的命運。我竭力想像著。此前哥哥和姐姐的情況也不會有什麼兩樣，可我卻怎麼也想像不出來。惟獨我使她的目光在通常情況下顯得那樣缺少憐憫，緊接著就爆發出驚叫：「天哪，我們兩個人！」她時而面對一個被推上屠宰台的牲口也會發出這樣的驚叫。雖然我很早就有被人看在眼裡，被感知，被描述，被認識的需求——但卻不是這個樣！比如有一天，不是母親，而是那個姑娘說了聲「我們兩個」時，我就感到自己被認識了。在教會寄宿學校度過的歲月里，姓就是陪伴著我們的稱呼，誰也不例外。當我在普通學校里第一次被同桌的女生完全無意間直呼大名時，我感受到這就是一種使我如釋重負的描述，甚至是讓我鬆口氣的愛撫。直到今天，這位同桌女生的秀髮依然閃耀在我的眼前。不，自從我能夠看懂母親的目光以來，我就知道：這裏沒有我的立足之地。

遭受了這次虐待后，我的話就多起來了，並且能夠向母親（是的，她）敘述那個敵人了。每九_九_藏_書次敘述都是用一個命令句開始：「你聽著！」用另一個命令句結束：「你可要管一管啊！」母親成為行動者，在家裡向來如此：她說干就幹起來了。她借口神父和老師勸說她，就領著這個十二歲的兒子去參加寄宿學校的招生考試了。

在村子里，孩子們之間打打鬧鬧向來都司空見慣。大家都是鄰居，而且由於近鄰關係，各種不同的性格特點往往難以相容，就是成人也莫不如此，老人亦不例外。過後好一陣子，相互形同路人，誰跟誰都不打招呼；你裝著在自家屋前的院子里忙碌，而就在你眼皮底下的鄰居屋前，他也以自己的方式表現出忙碌的樣子。突然間，儘管沒有圍欄，鄉鄰間卻划起了不可逾越的分界。哪怕在自家屋裡，假如一個孩子覺得受到了某個家庭成員不公正的對待，似乎就會按照古老的習俗，自己站到客廳一個劃清界限的牆角去，面對牆壁，一聲不吭。在我的想像里，一到這個時候，村子里的所有客廳就組合成一個獨一無二的多角形空間，其中每個角落都被那些孩子佔去，他們相互背靠背，鬧來鬧去，別彆扭扭，直到終於有一個人或者全部同時（事實上常常也就是這樣）說出打破僵局的話或者笑出聲來。在這個村子里，沒有人會把別人稱作朋友——要說起來，就是「好鄰居」——可也沒有無休無止的爭吵會導致持久的敵意。

相反，要對付我的第一個敵人，卻什麼招也沒有了。他是鄰居的兒子，白天挨母親打，晚上挨父親揍，一天到晚，沒完沒了。（我在家裡從來都不會挨打，取而代之的是，父親生我氣時，常常就在我眼前自個兒不是捶胸，就是打臉。可更有甚者，他會握緊拳頭，狠勁地捶打自己的額頭，直打得他不是踉踉蹌蹌地向後搖晃，就是雙膝跪倒在地。可是我哥哥就不同了，儘管他只有一隻眼睛，可是據說他不光是挨打，而且常常整個下午被關在屋后的地下室里。在這個用來儲藏土豆的地下室里，我哥哥只要一閉上那隻獨眼，無疑要比他睜著那隻眼時看見的要多得多。）我那個「小敵人」——相對那個後來的「大敵人」，我現在這樣稱呼他——可是不會動手的。儘管如此，他一下子就成了敵人，一眼就是了，好久什麼都不用再說了，甚至連再看一眼都用不著。沒有習以為常的吐舌頭，吐唾沫，使絆腿。兒童敵人不用聲明，僅僅就是懷有敵意。他的敵意會爆發為突然襲擊。

我久久地站在火車站前，連綿的卡拉萬肯山脈就聳立在我身後。我有生以來，它始終展現在我眼前的遠方。一走出隧道，便是一片城市，直穿過蜿蜒狹長的河谷。河谷兩邊的上方露出一線天空，向南延伸而去，又被籠罩在鋼鐵廠的煙霧之中。眼前一道長廊，一條馬路，熙熙攘攘的，左右兩邊儘是岔開的陡峭小道。那是1960年6月末一個酷熱的夜晚，路面上泛起一道直刺眼睛的亮光。我發現在那扇大彈簧門前，川流不息的小車一輛接一輛停靠後又駛去，讓門后的大廳里充滿了一片昏暗。這裏完全是另一番情形，到處灰濛濛一片，灰濛濛的房子，灰濛濛的街道，灰濛濛的汽車，與克恩滕城市的色彩繽紛形成了鮮明的反差。在毗鄰的斯洛維尼亞，克恩滕有「聖美」之稱。這個美譽是從19世紀流傳下來的。在那裡，夜晚之光讓我的眼睛無比愜意。我乘坐通往這裏的奧地利短途客車即刻又會穿過隧道返回去。它就停在後面的軌道上，被夾在那些龐大的南斯拉夫老式火車中間，看上去乾乾淨淨，五彩繽紛，活像一個玩具火車。那些在站台上大聲寒暄的乘務人員身著藍色制服，為這灰濛濛的氛圍點綴起他國異鄉的色彩。再說讓你注目的是，成群結隊的人們忙碌在這座的確不算大的小城裡，同家鄉小城裡的情況完全不一樣，他們雖然時而會覺察到你的存在，可是從不會去注視你。我在這裏站得越久，心裏就越斷定，自己身在一個大王國里。

平心想一想，他或許只是討厭。這種討厭勁久而久之自然會變成一種敵意，攪得你永無寧日。那個傢伙始終與你形影相隨，即便他本人不在我身旁。每當我高興的時候，立刻又會失去這種興緻，因為我在思想里看到它被我的敵人模仿，而且這樣被否定了。其他生存感受——自豪、哀傷、憤怒、愛慕——同樣如此：在影子遊戲中，它們立刻就會失去其真實性。凡是我感覺自己最有生氣的時候，在專心致志的時候，這個敵手就趁機而入，切斷我與這個世界的聯繫，哪怕是我與這個對象之間才出現一絲一毫的接近，不管它是一本書，一個水上廣場，一座田間小屋，還是一隻眼睛。在這種持久的、猶如在無聲無息的鞭笞下進行的追逐中，沒有仇恨能夠表現得如此難以忍受。我無法理解會受到如此仇視，並竭力要求得到和解。可是他就是不買賬，他壓根兒就無動於衷，只是一個勁學著我尋求和解的樣子，完全不假思索。再也沒有一天，甚至沒有一個夢會過得沒九九藏書有我這個守護者。後來，我終於第一次朝他吼起來，可他並沒有退縮，而是洗耳恭聽：這吼叫聲就是他夢寐以求的象徵。可最終動起手的就是我。當時我十二歲，在和那個傢伙扭打中，我再也不知道我是誰；也就是說，我什麼再也不是了；再就是說，我變得兇惡了。我的童年敵人告訴了我（我深信不疑，他明明事先就是這樣預謀的），我兇惡了，我比他兇惡了，我是一個惡人。

我追尋著失蹤的哥哥的足跡，來到了耶森尼克。二十五年過去了，或者就是一天。當時我還不滿二十歲，剛剛在學校里考完最後一次試。本來我會覺得一身輕鬆，因為在苦讀了數個星期之後，這個夏日也該聽我安排了。然而，我卻心事重重地驅車離去了：在位於林肯山村的家裡，有年邁的父親，多病的母親和那個精神錯亂的姐姐。此外，在最後一年裡，我擺脫了教會寄宿學校的日子，已經習慣了克拉根福特班級的群體生活。這裏女孩占多數。此刻，我突然覺得自己孤零零的。當別人一起踏上前往希臘的汽車時，我卻充當了一個離群索居的人，寧願獨自踏上去南斯拉夫的征程。（實際上，我只是沒錢一起去旅行。）再說，我還從來沒有去過國外。雖然斯洛維尼亞語對克恩滕南部鄉村的人來說也不是什麼外語，可我幾乎並不怎麼精通。

而我眼下在火車站前發現，從那個女朋友出現以來，我已經在默默地敘述著這一天了。可我給她敘述了什麼呢？既沒有意外變故，也沒有不尋常的事件，而只是些平平常常的過程，或者僅僅不過是一個景象，一片雜訊，一種氣味。街對面那個小噴泉的水柱，那個報亭紅色的閃光，那些載重汽車噴出的尾氣：在我默默無聲的敘述中，它們都不再是獨立的東西，而是相互交融在一起。這個敘述的人根本就不是我，而是它，是經曆本身。在我內心深處，那個默默無聲的敘述者是某種超越我的東西。這時，它的敘述所針對的那個姑娘變成了一個永不衰老的年輕婦人，就像這個二十歲的年輕人一樣，他在自身發現了那個敘述者，也成了一個沒有年齡的成人。我們面對面站著，恰好齊眉高。因為齊眉高是敘述的標尺！我打心底里感覺到那深深柔情的力量。而它對我來說則意味著：「跳躍吧！」

還在我遇到自己第一個敵人之前，當然就經歷過被人追蹤的事。這樣的經歷多多少少地決定了我後來生活的走向。然而，在當時，並不是我這個人，而是這個來自林肯山村的孩子受到來自另外一個村子一群孩子的追蹤。那裡的孩子們去學校的路程要比我們遠，比我們艱難；他們要跨越過一條深溝，因此自視比我們強壯。在回家的路上，我們要共同走到一個岔道口，通常都是「胡姆查赫人」追趕「林肯山村人」。儘管那些人年齡並不比我們大，可在他們身上，我卻從來都看不出一群孩子的面目。（如今面對墓碑上那些英年遇難者的肖像，我才恍然覺得他們一個個多麼年輕，多麼孩子氣，就是成了小夥子也沒有什麼兩樣。）我們久久地奔跑在一條鄉間馬路上。恰好在這個時分，那裡根本也沒有車輛過往。我們的身後回蕩著一群鬧事者咄咄逼人的怒號，看不到臉面，兩腿粗壯，兩腳笨拙。他們揮舞著大猩猩一樣的長臂，就像是棍棒；挎在背上的書包就像是衝鋒時的背囊。有好些日子，等我知道已經穿越過原始森林的危險，經歷了這樣的時刻，我就覺得如此地飢餓，便留在布萊堡這座保護你的小城裡。平日總是牽記離開這裏回家，可到了這個時候，它在我心裏是很可愛的。然而，事情後來可謂出現了轉折——或者更確切地說是轉變，是驟變。又有一次，已經過了城界，我聽到身後那正因為不可理解而顯得如此咄咄逼人的怒號。於是，我讓同村的孩子們快跑，自己卻坐到那個岔道口的草叢裡。這條馬路和那條交匯道路的三岔口在這裏圍起了一塊三角地。就在他們向我衝來的時刻，我很自信，我是不會出什麼事的。我坐在這三角地里，伸開兩腿，朝南望著拜岑山脈，南斯拉夫邊境就綿延在那山峰的高處。我相信自己會安然無恙的。我所看到的，同時也是我所想到的，我彷彿感覺這就是心靈的標誌。到後來，不僅我安然無恙，而且那幫追趕的人靠近時越來越放慢了步子，不是這個就是那個追尋著我的目光。「那山頂上好美啊！」我聽到有人說。「我曾經和父親一起登上去過。」我挨個兒打量著他們，發現這群傢伙瓦解得零零散散的。他們從身旁溜達過去時笑著看我，彷彿我看穿了他們的把戲，他們自己也因此變得輕鬆了。誰也一聲不吭，可顯而易見，隨著這個瞬間，一切追趕都停止了。望著他們的背影，我心想著那一伸一屈的兩腿和拖拖曳曳的步伐：比起我來，他們還要走好遠啊。而在距離中，一種親密的感覺油然而起——在自己村子里，對那些鄰居的孩子從來沒有產生過這樣的感覺。因此，後來接著在時間距離中，這群胡姆httｐｓ://read.９9ｃｓｗ.ｃom查赫孩子亂作一團跌跌撞撞，卷得塵土飛揚，聲嘶力竭的吼叫讓恐懼傳向四方。這一切變成了一個舞蹈和跳躍的隊列，而今依然在童年的鄉間大道上揚長而去，猶如一群部落成員，沒有別的目的，就是要在這個圖像中存在下去。（事後我自然渾身都打顫，久久地在草地上無法挪動身子。我靠在那兒的木頭奶站上，默默地背誦著那些數字。）

有一天，教堂里在朗讀新約四福音書，大家都站在那兒。這時，我覺得膝窩後面挨了輕輕的一擊，幾乎只是沒有使勁地撞了一下，可是卻足以讓我支撐不住。我轉過身去，看見那個傢伙在獨自出神。從這個時刻起，他就再也沒有讓我安寧過。他不打我，不扔石塊，也不罵我——只是堵住我的去路。只要我一出門，他就跟在身旁。他甚至闖到家裡來——在村子里，小孩去鄰居家串門，這也不是什麼稀罕事——擠著我的身子，一點也不顯眼，平常誰也發現不了。他從來都不會動手；他所做的一切，就是用肩膀輕輕地頂你（甚至連踢球時的衝撞都說不上），看上去，彷彿他要友好地向我說什麼悄悄話似的。而事實上，他要把我擠到一個牆角去。然而，他通常壓根兒都不會碰我一下，只是故意學著我的樣子。比如說，不管我去哪兒，他就會衝出灌木叢，跟在我身旁，學著我的架勢舞來弄去，同時邁起腳步，以同樣的節奏甩起手臂。我一跑起來，他也跟著跑；我一停住步，他也跟著停下來；我眨一眨眼，他也跟著眨。此刻，他從來都不會看著我的眼睛，只是打量著它們，就像其他身體部位一樣，目的是儘可能早地捕捉到每個動作的苗頭來重複它。我常常試圖使他對我的下一步行為產生錯覺，故意朝著錯誤的方向接著又迅速掉頭轉向。然而，你永遠都不會騙過他。他以這樣的方式與其說是學著我的樣子，倒不如說使我黯然失色，我成了自己影子的俘虜。

與此同時，在這二十年裡，她事實上已經兩次挽救過我。我從布萊堡的普通中學轉到高級中學，根本不是出於父母的什麼厚望，兒子將來會更有出息。（我覺得，無論是父親還是母親，他們都深信，我要麼就是一事無成，要麼就是「與眾不同」。他們這麼說，更多包含的是某種令人毛骨悚然的東西。）要說轉學的主要原因吧，那是在我十二歲時，有了我的第一個敵人，而且立刻就成了死敵。

在考完試回來的路上，我們在克拉根福特誤了開往布萊堡的最後一趟火車。我們走到城外，站在通往家鄉的大街上，四面一片漆黑，天下著雨，我也顧不上被雨淋得濕透了。過了一陣子，有一輛車停下來，這車駛往南斯拉夫，去德拉瓦山谷，馬里博爾或馬堡的司機讓我們上了車。車裡沒有後座，我們就坐在車後面的廂板上。這時，母親用斯洛維尼亞語向這男人說了我們的目的地，於是這男人就開始試圖與她聊起天來。然而，他發現除了那些應付問候的套話和幾首民歌歌詞外，她對這門語言幾乎一竅不通，便也一聲不吭了。這次坐在汽車後面鐵皮廂板上無聲無息的夜間之行給我留下了一幅與母親融為一體的畫面，一再顯現出作用和效果，至少在接下來寄宿學校的歲月里如此。為了這次行程，母親專門讓人理了波浪式髮型，終於有一天不戴頭巾了。儘管五十歲的身軀顯得十分臃腫，可一道道的亮光時而掠過時，我覺得她的面目好年輕。她蜷曲著兩腿坐在那裡，手提包擱在身旁。雨點打在車窗玻璃外面，歪歪斜斜地流去。坐在遮雨的車廂裏面，每到拐彎時，不知什麼工具、裝著釘子的包、空桶都朝著我們滑來。有生以來第一次，我在心靈深處感受到某種不可遏制的東西，激|情澎湃的東西——似乎就像信心一樣。母親的幫助使我上了道，對我來說是一條正道。之前和之後，我確實沒有少否定過這個女人。在我的眼裡，她是那樣的陌生——就連一句合她心意的話，我幾乎都難以張口。然而，在1952年這個夏日的雨夜，我突然覺得，有一個母親，當她的兒子，這是天經地義的。在這個時刻，她也不再是那個農家女人，那個鄉巴農婦，那個牛圈女僕，或者那個常去做禮拜的女信徒了；她常常打扮成這般樣子穿梭在村子里。她露出了潛藏在深處的東西：她不是家庭婦女，而更是一個女管家；她不是一個土裡土氣的人，而更是一個精通世故的人；她不是一個觀望者，而更是一個行動者。

在耶森尼克泛黃的工廠天空上，閃爍著一顆星星，獨自構成了一個星像。一隻發紅的甲蟲飛過下面街道的煙霧。兩節車廂砰的撞在一起。那家超市裡，清潔女工已經接替了收銀員。一個抽著煙的男子身著內衣站在一幢高樓的窗口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