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已經沒有別的選擇了：洗碗工，清潔工，廚師助理，主廚。「無論什麼時候飯總是要吃的。」照片上是紅撲撲的臉，煥發著光彩的臉頰，挽著受到她的感染而拘謹嚴肅的女友，充滿自信的興高采烈：「我不會有事了！」對社交毫不掩飾、溢於言表的興趣。

當然，所有這些解釋都不過是隨手拈來，可以用同樣是隨手拈來的另一些解釋代替。只是一些徹底失語的瞬間和想要表述這些瞬間的慾望而已，與向來寫作的動機沒兩樣。

毫無機會，一切都註定了：男人小打小鬧的調情，吃吃地一笑，短暫的目瞪口呆，然後是第一次陌生和克制的表情，隨之又開始忙裡忙外，一個個孩子出世，忙完廚房的活兒后再跟家人待一會兒，從一開始說的話就沒人聽，自己也越來越不聽人說話，自言自語，然後是腿腳的不靈便，靜脈曲張，只剩睡覺時的一聲嘟囔，下身的癌症，最後，註定的一切隨著死亡而圓滿。就連當地女孩兒們常玩的一個遊戲也是這樣：累了/倦了/病了/病重了/死了。

時光就伴隨著教堂的節日，伴隨著偷偷進舞池而挨耳光，伴隨著對兄弟的羡慕和參加合唱團演唱的愉快流逝。至於世界上發生的其他事情就都不清楚了。除了教區的星期日報之外，報紙是不看的，就算是在那份報里能夠看到的也只有小說連載而已。

故事就是這樣開始的，我的母親五十多年前就出生在她後來去世的地方。那個地方但凡有點用的東西，當時都歸教堂或者貴族地主所有，其中一部分租給百姓，這些人主要是工匠或者下層農民。貧困的狀況之普遍，以至於少量佔有土地的情況都還很少見。事實上，當時依然維持著1848年以前的狀況，只不過農奴制度正式取消了。我的外祖父——他還健在，如今已經八十六歲了——是個木工，此外還和自己的妻子一起種了幾片地，還有草場，每年交一次地租。他祖上是斯洛維尼亞人，和當時大多數下層農民的孩子一樣是私生子。這種人即便早已經性成熟，卻是既沒錢結婚，也沒有地方過婚姻生活。他的母親至少是個家境相當殷實的農家的女兒，他的父親當時在這家當長工。這個父親對他而言不再只是「製造者」。不管怎樣，他的母親藉此得到了購置一小片田產的錢。

就像在上一部的「007」電影里，有人問起邦德剛才被他從樓梯扶手上扔下的那個對手是不是死了，他說：「但願https://read.99csw.com如此吧！」當時我就忍不住輕鬆地笑了起來。關於死和亡故的玩笑非但根本不會使我不快，甚至能讓我感到愉悅。

我母親是五個孩子里的倒數第二個。她在學校里被認為是個聰明孩子，老師們給她最好的成績，尤其欣賞她工整的書寫。隨後學也就上完了。學習不過是小孩兒的遊戲而已。等完成了義務教育，年齡大了，也就沒有必要了。女人們現在要做的是在家裡演習將來的家務事。

不可能和其他的生活方式作比——也就沒有了什麼需求吧？

那個活下來的兒子成了木工師傅，手下畢竟雇著二十個工人，用不著再積攢了。他開始投資，這也就意味著，他可以喝酒、娛樂，這甚至是他分內的事。和自己沉默了一輩子、什麼都不敢享受的父親不同，他至少憑這個找到了一種語言，雖然這種語言只是他作為鄉鎮代表，並且代表一個痴迷地用偉大的過去談論偉大的將來、忘卻現實的小黨派時才用得到。

從母親去世到現在已經差不多七個星期了，我想趁著葬禮時那股強烈的想要寫寫她的慾望還沒有變回當初接到自殺消息時的麻木無語讓自己開始工作。沒錯，是讓自己開始工作，因為寫寫母親的慾望儘管有的時候突如其來，但同時又極飄忽，以至於工作時必須很努力，才不會隨興所至地用打字機在紙上不斷敲擊同一個字母。單純的運動療法對我沒有用處，只能讓我更加消極和漠然，否則我也完全可以出門去，而且在路上，在旅途中，頭腦一片空白地打盹或者無所事事也不會太讓人難以忍受。

去參加葬禮時，我在母親的錢包里發現了一張編號432的郵局收據。星期五晚上，她在回家服藥之前還用挂號信往法蘭克福寄了一份遺囑的副本。（又是為什麼要用快件呢？）我星期一就在同一家郵局打電話，那是她死後兩天半，我看到放在郵局工作人員面前的一卷黃色的挂號信標籤：這期間有九封挂號信寄出，現在顯示的下一個號碼是442，這和我腦海中的那個數字如此相像，猛看上去竟讓我產生了混亂，一時間以為一切都沒有發生過。想要把這些事講出來的願望讓我真正開懷。那天是多麼晴朗；雪；我們吃的是肝泥丸子湯。「故事是這樣開始的……」——如果這樣開講的話，一切都會像是杜撰出九_九_藏_書來的，我不想脅迫聽眾或讀者對我個人表示同情，只是要給他們講一個非常精彩的故事而已。

他繼續積攢，要一直積攢到子女們需要資金結婚或者工作為止，像把積蓄提前用在子女，特別是女兒們的教育上的這種念頭，他則順利成章地想都沒想過。就連在他的兒子們身上，處處寄人籬下做窮光蛋的噩夢依然根深蒂固。兒子中的一個在中學里得到了免費學習的機會（這更多的是因為巧合而不是提前計劃好的），不過才幾天，他就因為忍受不了陌生的環境，半夜裡步行四十公里從州府走回了家。到達自家屋前，正好是星期六，那通常是打掃房舍的日子，他二話不說就動手掃起了院子，晨曦中，他的掃帚發出的聲音足以說明一切了。據說他當了木匠后倒是很勤勉，而且很滿足。

星期天：澆辣根汁的燒牛肉，打牌，女人們恭順地陪在一旁，全家人和第一台收音機的合影。母親自有一種活潑的天性，在照片上不是雙手叉腰，就是用一條胳膊摟著弟弟的膀子。她總是在笑，彷彿就沒有別的表情。

現在這些都結束了，我不再處於這種狀態。寫作的時候，總是無法避免地寫到從前，寫起已經經歷過的那些事，至少寫作時是如此。我做的工作是文學的，它顯現於表面並且具體成一台回憶和表達的機器，不如此又能怎樣。而我寫母親的故事，一則是認為自己對她以及她如何走上死亡之路比那些不相干的記者知道得更多，雖然後者藉助宗教的、個體心理學的或者社會學的釋夢模式或許不費吹灰之力就能解釋這個有趣的自殺事件；再者就是為著自己，因為有事情可做，我就能振作起來；最後是因為我恰恰和任何不相干的記者一樣，也想把自願死亡這事看作一個案例。

報紙的廣告里夾著代表全民公決的標誌，還有綢子的或者紙制的簡易小旗。足球隊比賽結束后要按照規定說「必勝！」作為告別辭。機動車上標的「A」現在換成了「D」！「16時15分，伴著巴登維勒進行曲，元首乘車勝利抵達，人群的歡呼聲不絕於耳，寒冰盡融的沃特湖上倒映著療養和避暑勝地上成千上萬的十字旗，老帝國和我們本土的飛機要與雲朵爭高下。」

雨——晴，外面——裏面，女人的感情變得非常容易受天氣的影響，因為「外面」幾乎只能是場院，「裏面」無一例外是那個沒有自己房間的家。

沒有恐懼，除了對黑暗和暴風雨本能的害怕；只有冷與熱、潮濕與乾燥、快樂與不快的交替。

為了捍衛西方世界的基本經濟準則，一家報紙不久前在經濟專欄內稱財產是物化的自由。對於外祖父這樣，歷經數代沒有財產因而也沒有權勢的家族裡出現的首批有產者（至少是在不動產方面）而言，這種說法倒是有其道理：意識到自己擁有財產而產生的自由感，讓人在世世代代任人擺布之後突然第一次有了意願，那就是要更加自由。這其實只是說：擴大自己的財產，當然鑒於祖父當時所處的狀況，這也是可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