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欲的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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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描述只是一個回憶的過程，但是另一方面，它又無法為下次保留下什麼，只是通過嘗試儘可能合適而貼切的表達方式，從恐懼的狀態中找到些許興趣，從那恐懼的愉悅中創造出一種回憶的愉悅。
我童年記憶中從衛生間里傳來的滑稽的抽泣聲，大聲擤鼻子，紅紅的兔子眼。她是，她變成，她一無所成。
她沒有了感覺，什麼都不記得，連最熟悉的家用電器都認不出來了。小兒子放學回家后，越來越頻繁地看到桌子上放著說她出去散步的紙條，讓他要麼自己弄麵包吃，要麼上鄰居家去吃飯。這些從賬本上撕下來的紙條在抽屜里越積越多。
爐子里的火到了早晨總是滅。「我不想再打起精神。」她無法合眼，腦海里發生著那件大事 。（弗蘭茨·格里爾帕策爾）
她後來常常說起這一切——她有種傾訴 的慾望——每次說起來都常常因為厭惡和傷心而顫抖，儘管只是怯怯的，以至於根本無法將那兩種感覺抖掉，反而是將它們抖醒了。
她背著他用針流掉了一個孩子。
她重新操起了鄉音，儘管只是鬧著玩的：一個在國外待過的女人。以前的那些閨中密友這時基本上也都回到了出生的地方，這些人不過是到城裡或者國外去轉過一圈而已。
漸漸地，不再是「有人」，只有「她」。
（葬禮上，最小的兒子回憶說，自己以前有一回從遠處就聽到她在樓上尖聲大笑。）
每個人都分到了飯，並且吃完以後，她總是裝腔作勢地把剩下來的果皮塞進嘴裏。
（1972年）
或許在無形式的悲慘中，你會覺得要舒服些，會產生一種最小限度的無產者的自信。但是那個地方沒有無產者，連貧民都沒有，至多是些被救濟院收留的衣衫襤褸的窮人，沒有無所顧忌的人，赤貧者只會感到羞愧，貧困的的確確是一種恥辱。
我去年夏天在她那兒時，有一次看到她躺在床上，那樣悲慘的一副模樣，讓我竟不敢再靠前一步。就像是躺在動物園裡一堆落寞的行屍走肉。看到她不知害羞地袒露自己是一種折磨；她身上的一切都扭曲、破碎、開裂、發炎，五臟六腑扭結在一起。她遠遠地看著我，那眼神就彷彿我是她那顆飽受折磨的心 ，就像卡夫卡小說里的卡爾·羅斯曼對於遭到所有人唾棄的司爐一樣。我馬上離開了房間，感到又害怕又生氣。
他在父母那兒住了一段時間，之後就被趕回到她身邊。兒時的回憶：他有時帶回家的新鮮麵包，油黑的粗麥麵包照亮了四周陰暗的房間，母親的讚揚。這類記憶里總是東西比人多，空蕩蕩的街道廢墟上舞動的陀螺，小勺上的燕麥片，俄國牌子的鐵缽里灰色的救濟粥，人則只有局部：頭髮，臉頰，手指上結起的疤痕——母親的食指上有一個小時候留下的長了息肉切痕，跟在她身邊走的時候，就可以抓著這塊硬硬的隆起的肉。
聖誕節：那些不過節也是必需的東西被包裝成禮物。大家用必需品給對方帶去驚喜，有內衣、襪子、手帕等，同時說，自己渴望要 的正是這個！就這樣，除了吃的東西以外，幾乎收到任何東西都要做出收到了禮物的樣子，比如我就因為收到最基本的學慣用品而由衷地感激，把這些東西如同收到的禮物一樣擺在床邊。
不管是早上還是晚上都是霧蒙蒙的。到了中午，她想試試看能不能把燈關了，但馬上就又把燈打開。朝哪兒看呢？胳膊交叉，雙手放在肩上。偶爾傳來看不見的電鋸發出的響聲。一隻公雞一整天都以為這一天才剛剛開始，打鳴一直打到下午，——接著下班的汽笛聲就響了。
「我在家裡待不下去了，所以就在周圍亂轉。現在我起得早了些，對我來說那是最困難的一段時間，我必須強迫自己干點什麼，不然就又會回到床上去。我現在不知道該怎麼打發時間。心裏有種強烈的孤獨感，我不想和任何人說什麼。晚上我常常想喝點兒，但是又不能喝，因為那樣的話葯就不起作用了。昨天，我坐車去了克拉根福，一整天不是閑坐，就是轉悠，晚上差點兒沒趕上最後一班公共汽車。」
她看報紙，更喜歡看書，書里的故事能讓她拿來跟自己的經歷作比較。我看什麼她就看什麼，先是法拉達、克努特·漢姆生、陀思妥耶夫斯基、馬克西姆·高爾基， ；然後是托馬斯·沃爾夫、威廉·福克納。她對這些書沒有什麼高深的見解，只是複述特別引起自己注意的章節。她有時會說「這跟我還是不一樣」，就好像作者描寫的就是她本人。她把每一本書都當做對自己生活的記錄來讀，在閱讀中蘇醒，通過閱讀生平第一次袒露自我，學會談論自己。每看一本書她都能想起更多。就這樣，我慢慢了解了一些她的事。
要是，似乎，或許。
她很容易就會不耐煩，粗暴地指出別人的不是，讓人在她面前覺得自己很虛偽。
醫生不知道她得的什麼病，常見的婦女病？更年期？
然後是給她照相。她從哪個角度看起來更漂亮？「死者最美的角度。」
「4月10號，你的選票應該是這樣的：在贊成 下面的那個比較大 的圓圈裡用力 划叉。」
生活不能夠超越經濟實力。而經濟實力則是由她給丈夫計算出來的每月的工時決定的。她貪婪地算計著哪怕是一時半刻的時間，害怕那種幾乎掙不到什麼錢的雨天。碰上這樣的天氣，丈夫要麼在小屋裡坐在她身邊喋喋不休，要麼就委屈地瞪著窗戶外面。
1948年初夏，母親和丈夫帶著兩個孩子——剛滿周歲的女兒被放在購物袋裡——，沒有合法證件，離開了東部管制區。他們分別在凌晨偷偷地越過了兩條邊境線，有一次，一個俄羅斯的邊境士兵喊站住，母親用斯拉夫語回答，像在對暗號。從那時起，對孩子來說周遭就是凌晨、耳語和危險的三合一，坐火車穿越奧地利時的興高采烈。她又回到了出生時的房子，和自己的家人被安置在兩個小房間里，丈夫成為木工哥哥雇傭的第一個工人。她自己又和以前一樣成了這棟房子全體居民中的一分子。
她從來都不跑開。這期間，她已經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兒。「我只等著孩子們長大成人。」第三次墮胎，這次造成了大出血。快滿四十歲的時候，她又懷孕了，已經不可能再打掉，她把孩子生了下來。
到了十月，她一個字也不寫了。在那些美麗的秋日，人們看見她在馬路上極其緩慢地向前挪動，於是就鼓勵她稍微走得快一點。她央求每一個認識的人陪自己在酒館里喝上杯咖啡。也不斷有人邀請她星期日一起去郊遊，她欣然跟著人家到這兒到那兒。她和別人一起去了這一年最後幾次教堂紀念日的集市。有時她甚至還跟人去看足球賽，寬容地坐在觀看球賽的興奮人群中間，幾乎連嘴都不張。但是當聯邦總理為了競選來到當地並分送丁香花時，她突然大大咧咧地擠上前去，也想要一枝丁香花：「您就不給我一枝嗎？」「對不起，尊貴的夫人！」
於是有了第一次愛情：她愛上了一個德國的黨員同志，這個人當老百姓的時候是銀行的職員，現在因為當了部隊的軍需官而顯得與眾不同——不久后就身懷六甲。他有妻室，而她愛他，非常愛，對他百依百順，她把他介紹給父母認識，跟他一起去周邊郊遊，陪伴他排遣軍人的寂寞。
她給所有的親屬寫遺書。她不但知道自己在做什麼，而且還知道自己為什麼別無選擇。「你不會理解的，」她這樣給丈夫寫道，「但是我已經不能想像繼續活下去了。」她給我寄了一封挂號信，裏面有遺囑的副本，而且還是用的快遞。「我數次動筆，但是感不到安慰，得不到幫助。」所有的信不但都像往常一樣標了日期，而且還寫了星期幾：「71年11月18日，星期四」。
這些信寫得那樣急迫，彷彿她想把自己也刻畫到紙上去。在這個階段，對於她來說，寫東西已經不像處在一定生活狀態中的平常人那樣，是種身外的工作，而是不受意志左右的呼吸的過程。跟她自然是沒辦法再說什麼，每個字都能勾起她對某些可怕事情的回憶，讓她馬上就喪失理智。「我沒法說，不要再折磨我了。」她迴避著，再次迴避著，繼續迴避著，直到她完全轉過身去。隨後，她便不得不閉上眼睛，靜靜的淚水毫無用處地從別轉的臉上淌下來。
她常常順便用唾沫替孩子們快速地清理鼻孔和耳朵。我總是猛地向後一躲，不喜歡唾沫那股味道。
因為我平常都是以自己或者自己的那些事為出發點，伴隨著寫作的過程逐漸與它們脫離，最終任由自己和自己的那些事作為勞動產品或者貨品漸行漸遠——但是這次，由於我只是描述者 ，無法扮演被描述者 的角色，所以也就不能產生那樣的距離感。我只能和自己保持距離，母親卻無論怎樣也不能像我平常對待自己那樣，變成一個使人振奮同時內心激昂、越來越快樂的藝術人物。她無法被凝固，始終無法捉摸，語句陷入一團黑暗，雜亂無章地橫在紙上。
從四周圍來的很多女人並肩坐在排成行的椅子上，喝著別人遞過來的葡萄酒。我體味到她們是如何在看到死者時慢慢地開始想到自己。
你對什麼都不再在意了。「好奇」不是一種性格特徵，而是女人或者女流的壞習慣。
每天幹活，特別是在廚房幹活時便想起那些關於她的痛苦回憶。
第二天晚上，接到她的死訊后，我坐飛機去奧地利。飛機里的乘客不多，飛行過程平穩、安靜，空氣純凈，沒有霧，遠遠的下方斷斷續續出現城市的燈光。在看報紙、喝啤酒、朝窗外看期間，我慢慢地陷入了一種疲憊的、沒有個人成分的舒適狀態。是啊，我不斷地想，並默默而小心翼翼地重複這想法：結束了。結束了。結束了。很好。很好。很好。 整個飛行過程中，我都因為她的自殺而忘我地驕傲。接著，飛機開始下降了，越來越亮。我無法自拔地融化在一種柔軟的狂喜中，穿行在空蕩蕩的機場建築里。
一出用人作道具的大自然劇，其中有條不紊地剝奪了人的尊嚴。一次次跑去求哥哥再收回一次成命，不要解僱酒鬼丈夫；懇求檢查非法收聽的人不要揭發家裡沒有登記繳費的收音機；強調自己作為國家的女性公民也有資格獲得房屋建設貸款；為證明自己的貧窮在各個機關之間奔波；每年都得為當時已經上大學的兒子申請貧困證明；申請病假補助金、子女津貼，申請減少教堂稅——這大多數都要靠別人大發慈悲，不過即便那些依法應該享有的也需要仔仔細細地證明，直到千恩萬謝地收到作為慈悲心證明的「批准！」。
到了下一次，她就津津有味地觀察起這些人。醫生建議她多在空氣新鮮的地方散步。他給她開了一種葯，能夠稍稍緩解頭部的壓力。旅行應該能夠分散她的注意力。她每次都支付給他現金；工人醫療保險不為參保人提供這方面的支出。她因為自己花了錢又感到壓抑。有時候，她會徒勞地去找能夠用在某件事上的某個詞。她通常是知道這個詞的，這樣做只是想喚起別人對她的同情。她懷念起那個短暫的時期，那陣子她真的誰也不rｅａd•９9csw•ｃom認識，也意識不到自己的存在。
剛剛釋放就又重犯的小偷自己交待說，那些相關的物品是在商店裡買的。由於這些商店是猶太人的，所以現在根本就不復存在了 。群眾集會以火把遊行和紀念會的形式舉行，大樓添上了新的代表國家形象的標誌后，一個個面貌一新，和善可親 ，森林和山峰也煥然一新，歷史事件被當做大自然的表演展示給鄉下人看。
而那些對貧窮的感性描述的目的也只是要使身體對貧窮產生噁心的感覺而已。是的，正是那種樂在其中的描述方式才製造了 這種噁心的感覺，而這種噁心的感覺卻並沒有轉化成行為的動力，僅僅勾起了一個人對於自己還在抓屎抓尿的蒙昧時期的回憶。
對母親而言，那無休止的逼迫會貶抑她，這無論怎麼說都是難以接受的。有一次母親被這樣形象地描述過：她已經不再屬於那些從來沒見過白人的土著人了 ；她能夠設想一種不用一輩子只做家務的生活。只需要有人動動小手指，她似乎馬上就能心領神會。
她害怕腦子糊塗，趁著還不太晚，趕緊寫了幾封告別的信。
她沒法再扮演家庭主婦的角色。在家裡，她醒來時身體就已經傷痕纍纍。她任由一切掉落在地上，希望自己能跟著每樣東西一起掉落。
戰後，大城市：在這個城市裡已經不可能有以前那樣的城市生活。為了抄近路登高爬低地在城市的廢墟中穿行，卻依然在等候的長龍中排在隊尾，被那些彎起胳膊肘、目光空蕩蕩的同代人擠到一旁。短暫的苦笑，目光從自己身上轉開，和別人一樣無目的地左顧右盼，心虛地發覺自己暴露出了和其他這些人一樣的慾望，驕傲受了傷害，卻依然試圖佔得上風。可悲啊，因為恰恰是這點讓自己跟站在周圍的人成了容易互相混淆、可以相互替換的：擠著被擠的，搡著被搡的，罵著被罵的。
回到屋裡，我晚上沿著樓梯往上走，突然一步跨了幾個台階，同時孩子氣地吃吃笑了起來，發出的聲音很陌生，就像是在腹語一樣。最後幾級台階我跑了上去。在上面，我興奮地用拳頭敲打著胸膛，擁抱自己。隨後我慢慢地，像個擁有了不起秘密的人一樣，自信地又走下了樓。
回到自己家，她又和最小的孩子一起坐在電視機前，看了一集《父子聯手》。
照相時，她不會擺弄表情了，雖然皺著眉頭，牽動臉頰擺出微笑，但是瞳孔從虹膜的正中滑向一邊，眼睛里儘是無法愈合的哀傷。
周圍的人也突然開始用另外一種眼光看她：就好像她命中注定是要讓他們看到自己的生活，他們雖然也問為什麼、怎麼會，不過只是限於表面，他們也是這樣理解她的。
於是，一種從未有機會心安理得地世俗化的精神生活至少在表面上固定下來了，因為它無奈地模仿著那世俗的、特別是在婦女身上很常見的對人際交往的評價體制：那個人是我喜歡的類型，但我不是他喜歡的那種，或者我是他喜歡的那種，他卻不是我的，或者我們倆是天造地設，或者一個和另一個水火不容——意思是說所有的人際關係形式都已經成為非常有約束力的規則，以至於個別的、對別人多表示些許體貼的行為都成為違背這些規則的特例。比如母親說起父親的時候，就認為「其實他並不是我喜歡的類型」。就這樣，人們依照類型說生活，樂意看到自己具備了普遍性，不再因自我而受折磨，不管是因為出身，還是個人可能有的頭皮屑和汗腳，或者每天都在變化的生存條件。一個小人物通過成為某一類人擺脫了自己那丟人的孤獨和孤立無援，失去了自我，卻成了某個人，即便只是臨時的。
所以任何事都沒有那麼糟，隨隨便便地就解決了，在睡夢裡。只不過所有的一切都看不到結束的時候。
她從不參与社會生活，只是每年去獻一次血，大衣上別著獻血的證章。有一天，她作為第十萬名獻血者上了廣播，收到了一籃子禮物。
我已經獨立生活慣了，八月中旬就回到德國，丟下她自己。接下來的幾個月，我寫我的故事，她偶爾有信來。
我寫這個故事時，常常覺得寫歌曲或許能更貼近那些事件。可愛的新英格蘭……
因為無助，她端起了姿態，卻又對自己感到厭倦。她變得敏感，卻要用膽怯而費力的自尊心來掩飾。這樣的自尊心讓她稍受一點委屈，就立刻慌亂地顯出毫無還手之力的樣子。想讓她感到自卑是很容易的。
有一次，東柏林的親戚通過電台的點歌欄目點了亨德爾的《哈利路亞》，並向全家人問好。
起初，每周一到她死的那個日子，我就特別真切地感受到她死亡時的疼痛。每當星期五黃昏降臨，天色開始變得昏暗時，就能痛苦地體會到。夜晚的霧氣中鄉間主幹道上黃色的燈光，骯髒的雪和溝渠里發出的臭氣，看電視的椅子里交叉的雙臂，最後沖一次馬桶，沖了兩遍。
雪大得讓人無法習慣，我一個勁地望著天，看是不是有變小的跡象。蠟燭一根接一根地熄滅了，不再點燃了。我想起常常讀到有人在參加葬禮時會染上後來要了命的病。
（當然，關於某個具體的人所寫的這些都有點不具體，但是只有不把母親作為一個或許很特殊的故事里可能獨一無二的主人公並且推而廣之才能觸動我之外的別人——單純轉述一個時好時壞、結局突然的人生不管怎樣都是對聽者的冒犯。）
幾年前，我曾經計劃和所有的家庭成員一起拍一部和他們本人沒有任何關係的探險片。
她沒有愛好，沒有偏愛的東西，不搞收集，不搞交換，也不再做填字遊戲。她也早就不貼照片了，只是把照片清理開。
戰爭，一連串捷報伴著強勁的音樂從人民牌收音機里傳出。收音機的揚聲器表面矇著罩子，在陰暗的「聖像角」里散發著神秘的光芒。戰爭「增加了一切事物的不確定性」（克勞塞維茨），讓往常日復一日的自然而然成為讓人興奮的偶然，以此提升人的自信。對母親來說，戰爭並不同於對我的意義，它不是來自孩提時代，能夠影響未來情感世界的恐怖幽靈。開始時，那只是她所經歷的一個神奇的世界，一個之前只在廣告里看見過的世界。對距離，對以前和平時期的 林林總總，特別是對身邊那些以往只是扮演無關緊要的同志、舞伴或者同事角色的人產生了新的感覺。平生第一次也有了家庭的感覺：「親愛的哥哥……！我在地圖上找著你現在可能在的地方……你的妹妹……」。
傍晚天不太熱時，她穿行在周圍的村莊里，朝沒有門的房屋裡看去，就事論事地表示驚奇，因為她還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原始的貧困。頭不疼了，她不用再想什麼，時不時完全遊離這個世界，她感到一種愜意的無聊。
在醫院里，她總是跟許多人一起躺在大病房裡。是啊，還有那樣的病房！她有一次在那兒長久地握住我的手。
公墓的牆外面就是森林。那是一片杉樹林，長在陡峭的山丘上。樹木長得茂密，連第二排的樹都只能看到樹梢而已，後面就是樹梢連著樹梢。雪花飄落，不時刮來陣陣風，但是那些樹卻紋絲不動。目光從大家正迅速離開的墳墓移到一動不動的樹木：我第一次感到大自然真是沒有憐憫心。原來就是這樣的事實！樹林是不言自明。除了不計其數的樹梢外，什麼都指望不上了。前面是一段喧嚷人群的插曲，他們漸漸地從畫面中消失。我覺得自己受到了嘲弄，完全不知所措。在無能為力的憤怒下，我突然有了想寫寫母親的慾望。
冬天，建築行業的人有失業補貼，這錢被丈夫用在喝酒上。為了找他，她從一家酒館到另一家酒館，他則幸災樂禍地給她看剩下的錢。她躲開拳頭；她不再跟他說話。因為寂靜而感到恐懼的孩子們形影不離地跟著懊悔的丈夫，她因此疏遠了孩子。巫婆！孩子們的目光中滿是敵意，因為她態度太強硬。父母親外出時，他們就揣著怦怦亂跳的心去睡覺，等到凌晨聽見丈夫把妻子推搡著穿過房間，就馬上在被子里縮成一團。她不斷停下來，向前面邁一步，然後又被猛地往前推一把，兩個人都恨恨地一言不發，直到她終於開口，為他送去話柄：「你這個畜牲！你這個畜牲！」有了這話，他就可以痛痛快快地揍她一頓了。而她每挨一下打，都對他發出一聲嘲笑。
然後，她就那樣飄行在街道間，受到各種能讓人無憂無慮從旁經過的東西的鼓勵，又被所有使人駐足、同時讓人陷入內心折磨的東西排斥：排隊的長龍，施普雷河上的一座高橋，放著童車的櫥窗。（她又偷偷地打掉了一個孩子。）動蕩不安，是為了讓自己保持安寧；東奔西走，是為了擺脫自我本身。口號：「今天我什麼都不願意想，我就只想開開心心的。」
但是怎麼做呢？
這段時間促使母親擺脫了拘謹，變得獨立，她有了自己的舉止方式，丟掉了最後一絲對肌膚接觸的恐懼：小帽歪斜在一邊，因為有個小夥子把她的頭和自己的按在一起，而她只是自得其樂地衝著照相機笑。（關於照片能夠「講述」這種內容的假設……；但是每一次表述，即便講的是真實發生過的事，難道不都或多或少是一種假設？如果只滿足於報道，那就少些 ，越是想要講得詳細，就越多些 。假設的成分越多，那麼故事在別人看來就會越有趣，因為比起單純報道事實來，說法本身更容易讓人產生認同感？——所以才會有了對詩歌的需求？「河岸邊的窒息」，這是托馬斯·伯恩哈德的說法。）
即便是在白天，她通常也只是到處亂撞，搞不清不同的門還有方向。她常常說不清自己是怎麼到的一個地方，時間又是怎麼過去的。她完全沒有了時間和空間的感覺。
她走啊走啊，直到因為虛弱不得不再次坐下來。不久后她又被迫站起來繼續走。
從這時起，我才真正意識到母親的存在。之前，我常常忘記她，頂多有時想起她這輩子做過的蠢事會有刺痛的感覺。現在，她實實在在地向我擠靠了過來，有血有肉，活生生的，她的狀況我一清二楚，甚至有時也完全會感同身受。
這時，上面提到的那些儀式就有了慰藉作用。慰藉：它並不是對某個個體做出的回應，而是因為你身在其中而自然產生；你終於認同了你作為個體什麼也不是，至少沒什麼與眾不同。
戰爭結束后不久，母親想起自己的丈夫，儘管沒人想念她，她還是又去了柏林。那個男人也忘了自己曾經因為打賭追求過她，和一個女朋友生活在一起。那時不是有戰爭嘛。
當然，用另外一種方式列舉也同樣有田園氣息：背部的疼痛；先在煮衣服時燙紅又在晾衣繩上凍紅的手——凍硬的衣服疊的時候發出的喀喀聲真響！有時彎腰后直起身子時流的鼻血；女人們一心只想著趕緊把活兒幹完，結果裙子上抹上了血跡還渾然不知地去買東西；雖然不斷抱怨這兒疼那兒疼，但因為畢竟是女人而得到寬容；女人們之間：不問「好嗎？」，而是問「好點兒了嗎？」。
在家裡，她是「媽媽」，就連丈夫也這樣叫她，比叫她名字的時候多。她就由他去。本來這個詞也更適合用來描述她和丈夫之間的關係。對她來說，他從來就不是什麼心上人兒。
這個故事的另外一個特別之處：我並不像往常那樣一句一句地漸漸遠離所描述對象的內心生活，直到最後能夠無牽無掛、興高采烈地從外部觀察這些對象，彷彿他們是終於被凝固住的昆蟲——而是試圖用始終如一的僵硬的嚴肅態度邊寫邊靠近某人，但卻沒有一個句子能讓我把握這個人，因而不得不反覆地從頭再來，無法達到通常那樣能讓人超然事外的全知視角。
如果家裡有人不在，她腦海里
read.99csw.com浮現的就全是這個人孤獨的樣子，不再跟她一起在家裡的人只可能是孤獨的。寒冷、飢餓、敵意：都是因為她，就連看不上眼的丈夫都被她納入了這種負罪感之中。如果他要過沒有她的日子，她就會實實在在地為他擔憂，就連進了醫院也一樣。她常進醫院，其中一次被懷疑得了癌症，就連躺在那兒時，她依然感到不安，因為估計丈夫在家裡吃不到熱飯了。
那面具似的臉，不是像戴了面具一樣僵硬，而是像戴了面具一樣地活動——矯飾的聲音膽怯地儘力不顯出與眾不同，不光學另一種方言，就連別人用的俗語也要模仿——「喝呀！」，「把你的爪子拿開！」，「你今天吃起飯又像個打穀的人一樣！」……從別人那兒看來的姿勢，擰著胯，一隻腳插在另一隻前面……所有這些都不是為了變成另外一個人，而是成為一類人：從戰前的變為戰後的，從鄉下土包子變成城裡人，對這類人完全可以這樣來描述：高個兒，苗條，深色頭髮 。
她害怕冬天，因為冬天所有的人都待在同一個空間里。沒有人來拜訪她，每次聽到什麼動靜抬頭去看時，都只是丈夫而已：「哦，是你啊。」
她就這樣處在饑渴的狀態中，每一個想要表明立場的小小企圖都無非是嘟囔幾句而已，倒是感到了自由——但是表達不出來。雖然其他那些人都是孩子，但恰恰孩子們投來如此責備的目光卻使人感到壓抑。
被剝奪了個人的故事和個人的情感，久而久之，你就開始像平常形容馬這類家畜時說的那樣「怯生」起來：你變得膽怯，幾乎不再說話了，或是變得有點神經質，在屋裡喊來叫去。
回到家中，她長久以來第一次又主動開口說話了。她講了很多事。她同意我陪她一起散步。我們常常到飯館吃飯，她養成了飯前喝一杯金巴利酒的習慣，摸腦袋的動作幾乎變成了一種改不掉的毛病。她想起一年前在一個咖啡館里，甚至曾有一個男人跟她搭話。「不過他非常有禮貌！」明年夏天她打算去北邊不太熱的地方。
她經常就這樣消磨時間，意識不到天色已暗。她有夜盲症，很艱難地才能摸回家。在家門口，她停住腳步，在一張長椅上坐下，不敢進去。
恰恰是大白天變得陰森恐怖，周圍的環境通過一輩子日復一日的接觸，已經像汗水一樣從兒童的夢魘中排出，變得熟悉，現在卻因為人又幻化成幽靈神出鬼沒。
她懶洋洋地跟老姐妹們坐在花園裡，抽著煙，把咖啡杯里的馬蜂趕出去。
我曾在夏天到過外祖父的房間，朝窗外看去，能看到的東西不多：一條路穿過村莊延伸向前面一座塗成深黃色（「美泉宮色」）的建築物——一座曾經的客棧，並在那兒拐彎。那是個星期天的下午 ，路上空蕩蕩的 。我突然為這個房間里居住的人感到一種苦澀，並且苦澀地感覺到他不久后將死去。但是這種苦澀感卻因為我知道他的死將是完全自然的死亡而減輕了。
文學並沒有教會她從現在開始為自己著想，而是告訴她現在這些都已經太遲了。她本來可以 不平凡。現在她頂多是也 為自己著想一次，買東西時，偶爾允許自己到酒館里喝杯咖啡，不再那麼 在意別人怎麼看。
描述這樣一類人也讓人感到擺脫了個人的歷史，感到自己總像是被放在陌生人初次打量異性的那種目光之下。
「這兒又冷又難受，早上霧散得很慢。我睡的時間很長，就算從床上爬起來了，也沒有興趣幹什麼。領養孩子的事兒目前還不行，因為我丈夫有肺結核，所以我不能領養。」
充滿痛苦的念珠；光輝燦爛的念珠；秋收節；全民公決的慶祝活動；女士挑選舞伴；確認友誼關係的慶祝酒；愚人節的惡作劇；守靈；新年夜的接吻——這些形式表達的是個人的憂傷，訴說的慾望，活力，獨一無二的感覺，對異鄉的渴望，性|欲，一言以蔽之，每個在這個顛倒的世界里的思想遊戲。在這個世界里似乎儘是角色的轉換，你也不再覺得自己有什麼問題了。
她不寂寞，但是覺得自己像半個人，因為沒有人能夠與她互補。「我們倆真是達到了天衣無縫的互補」，她這樣講述自己當年跟銀行職員的故事。那才是她理想中的永恆愛情。
有一次，在一群登山的人中，她想到旁邊去方便一下。我為她感到害臊，號啕大哭起來，她最終沒有去。
在外面的時候，她習慣了作出一副高貴的表情，坐在我給她買的那輛二手車的副駕駛座位上時，也是不苟言笑地盯著正前方。就連在家裡，她打噴嚏時也不再聲嘶力竭，笑的聲音也沒有那麼大了。
她告訴我恐懼如何在行走中依然扼住她的脖子，所以她只能非常慢地走。
家裡沒有電器，一切都還要靠雙手。上個世紀的各種物件，在大家的意識里已經被當成紀念品：不光是已經變成可愛玩具的咖啡磨——還有寬大的 搓板；舒服的 火爐；邊邊角角都補過的好玩的 鍋；危險的 撥火鉤；帥氣的 側面裝著柵欄的板車；蠢蠢欲動的 割荒草的鐮刀；年復一年被粗魯卻心地善良的 磨剪人幾乎磨禿了的閃閃發亮的 刀；好笑的 頂針；縫補時用的笨重的 蘑菇形木頭托子；一再要拿到爐子上加熱而讓人覺得好玩的碩大 熨斗，最後還有那樣寶貝 ，用手和腳一起操縱的歌唱家牌縫紉機——只有一一地列舉這一切，才能讓人感到親切。
「我當時想著他反正會戰死，」她說，「但後來還是忽然擔心起他來。」
買東西時，她更多是象徵性地向四下里的人致意。理髮師那兒去得更勤，還讓人做指甲。這不再是戰後的艱苦歲月里，她為了對付處處遭人白眼的日子故意裝出來的高貴——再沒有人能像當年那樣投來一個眼神就讓她亂了方寸。
現在成了她來積攢，但是她不可能像父親那樣靠把錢擱著來積攢，只能省吃儉用，對慾望的限制使它們很快就變成貪念 ，並因此受到更嚴格的限制。
第一台電器：一個電熨斗；一個「一直想要的」神奇物件。拘謹，就好像自己不配用這樣的東西：「我有什麼功勞要用這個？不過從現在開始，我會愉快地盼望每一次熨衣服！說不定我還能留出點時間給自己。」
她依然對政治不感興趣，真實發生在眼前的那些事可完全不一樣：化裝遊行，UFA的一周事件回顧（「大規模循環放映——連映兩周！」），世俗世界里的教堂紀念日。「政治」是個看不見摸不著的抽象玩意兒，可不是化妝舞會，不是圓圈舞，不是民樂團，至少不是那種能看得見的東西。不管往哪兒瞅，一片盛世，「政治」——有嗎？——這個詞不是一個概念，因為它和其他政治概念一樣，在學校的課本里就讓人覺得，它與那抓得住、實實在在的東西無緣，只是被當成一種提示詞，或者形象化為與人無關的比喻：把壓迫比成鎖鏈或者靴子跟，自由比成山峰，經濟體系比成讓人安心地冒著煙的工廠煙囪，還有下班后抽的煙斗，社會體系比成「皇帝——國王——貴族/市民——農民——織工/木匠——乞丐——掘墓人」這樣的階梯：這種遊戲通常只有在子女眾多的農民、木匠或者織工家裡才可能完整地玩一遍。
頂多在夢裡，母親的故事才會暫時清晰起來：因為在那裡，她的情感如此實實在在，以至於讓我能夠作為雙影人去感受這些，與之融為一體，但這恰恰就是剛才提到的那些時刻。在這樣的時刻，極端的表達慾望與極端的無語碰到一起了。因此，一個普普通通的人生模式的秩序就是通過書寫而虛構出來的：「當時——後來」，「因為——儘管」，「是——變成——一無所成」，同時希望以此來戰勝那種毛骨悚然。而這或許就是這個故事的可笑之處。）
白天，我常常覺得被人盯著。我打開門查看。每一個響動都會馬上被我當成是對自己的襲擊。
臨近分娩時，母親嫁給了德國防衛軍的一個士官。這個人對她仰慕 已久，也不在乎她就要生下別人的孩子。「非她不娶！」他第一次見到她就這樣想，而且馬上就和戰友打賭說自己能夠得到她，同時她也會接受他。她討厭他，但是大家說服她要有責任感（給孩子一個父親）：她第一次退縮了，笑容從臉上褪去了一些。不過竟有人心心念念想著她，這讓她覺得挺不錯。
然後又是一些非常快樂的事：我夢到自己看見的儘是些讓人看了痛苦不堪的東西。突然有個人走過來，一下將那些東西里的痛苦都揭走了，就像揭走了過期的布告 。就連這個比喻也是出現在夢裡的。
對丈夫，她變得寬容，由他把話說完，不再是一句都沒聽完就拚命地點頭來打斷他，讓他一下子就沒了話。她同情他，她常常這樣，因為同情而失去了抵抗力——就算別人根本不苦。她可能只是想像他周圍有某樣東西，而這樣東西又特別能體現自己擺脫了的絕望境地：脫落了搪瓷的洗衣盆，小得可憐的電爐總是讓溢出的奶給弄得黑乎乎的。
要說一個人本身，那是沒有什麼可講的，即便是在教堂做復活節懺悔時，這每年一次的機會本來能夠讓人說一點自己的事，卻也只是喃喃地背誦教義問答手冊里的條目。在那些片段中，自我真是比月亮的一部分還讓人感覺陌生。如果有誰談的是自己，而不是信口東拉西扯，那就會被人說成「古怪」。個人的命運就算真能夠發展得與眾不同，其中的個性也會被磨滅得只剩下夢裡的支離破碎，被宗教、習俗和教養的規程弄得疲憊不堪，弄得個人身上幾乎就看不到什麼人性的東西；「個性」只是作為罵人的詞而為人所知。
「我自言自語，因為沒法跟任何一個人說些什麼。有時候我覺得自己就像一部機器。我很想坐車去個什麼地方，但是天一黑，我就害怕自己找不回來。早晨是一堆濃霧，一切又那麼寂靜。我每天都干同樣的活兒，但到早晨又是亂七八糟。這是一個沒完沒了的惡性循環。我真的想死，走在街上我就想倒在飛馳而過的汽車前。但是那樣就百分之百能夠成功嗎？」
擺桌子，收拾；「都分到吃的了嗎？」；拉開窗帘，拉上窗帘；開燈，關燈；「你們不要老是讓浴室里的燈開著！」；疊起，展開；倒空，裝滿；插上插頭，拔掉插頭。「好了，今天的活兒幹完了。」
在這個地方，所有點唱機里都有一張標題是《厭世波爾卡 》的唱片。
「她把自己的秘密帶進了墳墓！」
在一個夢裡，她還有另外一張面孔，不過那張面孔也已經非常蒼老。
她打發孩子去睡覺，自己坐在開著的電視機前。前一天她去了理髮店，還修了指甲。她關上電視，走進卧室，把一身兩件套的咖啡色套裙掛到柜子里，吃下所有的止痛片，裏面混著所有治療抑鬱症的葯，穿上生理褲，裏面還襯上紙尿褲，又另外加了兩條褲子，用一條頭巾把下巴紮緊，沒有開電褥子，穿著一條長及腳踝的睡裙躺在床上。她舒展開身體，將手疊放在一起。在那封內容基本上是交代如何為她辦理後事的信里，她在結尾的地方給我寫道https://read.99csw.com，她很平靜，很幸福，終於能夠安安穩穩地睡去了。但是我確信事實不是這樣的。
「窗戶是住戶的名片。」
餐具櫃里雞蛋利口酒的瓶子！
他們並沒有疏遠，因為他們從來就沒有真正親近過。信里的一句話：「我丈夫變得安靜了。」她也更平靜地跟他生活，自信地認為自己對他來說一輩子都是個謎。
必需的只有食物，有用的就是冬天取暖的材料，此外的一切都是奢侈品。
自由自在地生活——工作日 去散步，第二次墜入愛河，身為女人卻獨自去酒館喝上杯烈酒——這些就已經算是胡作非為了；頂多是「自由自在地」附和一首歌，或者互相邀請跳舞。
像自己的父親一樣，她也認為自己不應該享受，不過卻總是難為情地笑著求孩子們讓自己舔一口他們的糖。
她什麼人也不想見，頂多在酒館里混在從旅行車裡下來的人中間。那些行色匆匆的人沒有時間看她的臉。她沒法再偽裝自己，所有的一切都隨意耷拉著，每一個看到她的人都一定會明白是怎麼回事。
儘管可供發揮的空間小得可憐，也還是要通過模仿市民階級的生活模式來獲得安慰：貨品依然可笑地被分為必需品，只是有用的物品和奢侈品。
代表德国。">。廣播里6：15傳達命令，6：35語錄，6：40廣播操，20：00理查德·瓦格納音樂會，柯尼斯堡帝國廣播電台的娛樂節目和舞曲一直持續到午夜。
有一次在切麵包時，刀子從我手中滑落，我馬上就想到她怎樣在早晨給孩子們把麵包切成小塊泡進熱牛奶里。
有時候，她去新的自動保齡球道上玩保齡球。當瓶柱全倒，鈴聲響起時，她會抿著嘴嘻嘻笑。
盛夏季節，她去南斯拉夫待了四個星期。一開始，她只是躲在遮去光線的旅館房間里，在頭上摸來摸去。她沒法看書，因為自己的思想馬上就會摻和進來。她不斷地去浴室里洗漱。
她每次都打錯算盤，回到家，那些市民的自我解脫的法子可就不起作用了，因為生活環境——只有一個房間的居室，要操心的總是一日三餐，和生活伴侶之間的交流方式幾乎僅限於下意識的表情動作以及尷尬的性|交——還處在市民階段前的水平。如果至少想要稍稍享受一下生活，那就得出去。家外是成功人士，家裡是處於弱勢的那一半，永遠的失敗者。這不是生活！
她開始構想，甚至盡量按照自己的構想去生活——然後就是「要理智！」——所謂的理智情結——「我已經不說了！」。
晚上，霧氣滾滾地撲在窗戶上，她聽見在沒有規律的時間間隔之後，玻璃外表面上又有一滴水滑動了起來。整個晚上，床單下面的電褥子都開著。
她對時間的流逝和周圍的環境又有了感覺，好奇地偷聽鄰桌人的談話，竭力要搞明白不同人之間的關係。
另一個兒子無照駕駛，把車撞壞后被關了起來。他和父親一樣酗酒，她又得從一家酒館找到另一家酒館。這個逆子！他不聽她的，她總是重複同樣的話，對他沒有影響力的語言。「你不害臊嗎？」——「我知道。」他說。——「你至少自己到別的地方找個房間去住。」——「我知道。」他依舊住在家裡，成了又一個丈夫那樣的人，又搞壞了第二輛車。她把他的包放在門外，他去了國外，她想像著他的各種悲慘模樣，給他的信上寫著「你哀傷的母親」。他馬上就回來了，如此這般。她覺得什麼都是自己的錯，什麼事情都想得很嚴重。
今天是昨天，昨天是一切依舊。又挺過了一天，又過了一個星期了，新年快樂。明天吃什麼？郵遞員來過了嗎？你一整天在家裡都做了什麼？
大家都知道這點，這證明不了什麼，因為凡事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這種想法徹底失去了證明力；這種想法是所有生活原則中最可怕的。
友誼在這種多半限於持家和純粹過日子的生活形式里頂多意味著關係比較熟，並不是說能夠向別人敞開心扉。反正大家心裏清楚每個人的煩惱都一樣——人與人之間的區別僅僅在於這個人想得比較開，那個人不太想得開，全是性格使然。
他做決定，她表示贊同。他送過她一次禮物：香水。他還借給她一台收音機放在屋裡，不過後來又拿走了。「當年」他還正在讀書，他們一起看一本名叫《壁爐旁》的書。一次，他們到山上的牧場去郊遊，下坡時跑了幾步，當時母親不小心放了個屁，我父親數落她一番，接著往下走時，他自己也不小心放了一個，於是乾咳了幾下。她後來把這件事講給我聽的時候，身子彎成了一團，一邊幸災樂禍地吃吃笑，一邊卻又感到不安，因為她正在醜化自己惟一的愛人。她因為自己曾經愛過某個人，而且愛的偏偏又是這樣一個人感到可笑。他的個子比她矮，年齡比她大很多，頭髮幾乎掉光了。她穿著平跟鞋走在他身邊時，不斷調整步伐以配合他，挽著一條不情不願的胳膊。她的胳膊不斷滑脫。這是不般配的、可笑的一對——儘管如此，她直到二十年後還在渴望能夠對什麼人產生類似的感情，就像當年渴望這個銀行的傢伙那點可憐的例行公事的體貼。但是沒有另一個了：生活教會她的愛情只能固定在一個不能更換、無法替代的對象身上。
天氣晴朗溫暖。周圍山包上的杉樹林整日籠罩在一片霧氣中，好久不再那麼黑油油一片了。她腌制冬天要吃的水果和蔬菜，心裏琢磨著要去救濟院收養個孩子。
她受不了別人拿她開玩笑。用她的狀態開她的玩笑幫不了她。她什麼話都當真 。如果有人在她面前特意裝成開心的樣子，她就會痛哭流涕。
如果這樣還能有剩餘，那就能讓人至少每周會有一次小小的自豪感：「我們的日子還是比別人好過的。」
（從現在起，我得小心不要讓故事過分地自說自話了。）
於是，我就逐句把描述女人生活的公共模式儲備和母親特殊的生活作比較，寫作活動就產生在一致和矛盾中。關鍵是不能簡單地引用，哪怕那些句子看起來像是引用，也無時無刻不能讓人忘記它們寫的是一個至少對我而言很特殊的人，只有這樣把個人的、於我也完全可以是私人的動機牢牢地、謹慎地放在中心位置，這些句子在我看來才是可用的。
葬禮儀式徹底使她非個性化，讓所有的人都鬆了口氣。我們在漫天的雪花中跟在遺體後面。在那些宗教的儀式里，只要加進去她的名字就可以了。「我們的姐妹……」大衣上沾著回頭要熨掉的蠟。
「每次只要想點開心的事，門馬上就關閉。我又孤零零地守著那些讓人動彈不得的念頭。我真希望能寫點高興的事，但是沒有這樣的事。我丈夫在這兒待了五天，我們之間沒什麼話說。就算我提起話頭，他也不明白我的意思，那我不如什麼也別說好了。不過我彷彿還是因為他要來而感到高興——等他來了，我又連看也不想看他一眼。我知道自己得找一種方式，讓自己能夠忍受這種狀態，我也不斷地琢磨這事，但就是想不出什麼聰明的做法。最好是你看完了這堆屁話，然後就趕快把它忘掉。」
和在城裡不一樣，她在這裏因為自己有孩子而感到自豪，也會和孩子們一起出現在人前。她不再忍受任何人的指手畫腳。以前她頂多是稍稍跟人對著吹吹牛，現在乾脆就嘲弄別人。她可以把任何人嘲弄到啞口無言，特別是丈夫。他常常說起自己的諸多打算，卻每次都遭到尖刻的嘲弄，讓他很快就說不下去，只能獃獃地看著窗外。不過他第二天又會重新拾起話題。（那些歲月就因為母親的嘲弄聲重新獲得了生氣！）就這樣，每次孩子們表達自己願望的時候，她都會用嘲弄打斷他們，因為一本正經地表達願望是可笑的。那個時候，她生了第三個孩子。
實實在在發生的是：
政治家生活在另外一個世界里。跟他們說話時，他們不是回答，而是表達立場。「反正大多數事情都沒法拿來討論。」只有那些能夠用來討論的才是政治要關心的事，其他的事就得靠自己想辦法，或者是和自己的主達成協議。如果有哪個政治家真的關心起誰，那倒會把人嚇住了。那無非套近乎而已。
鄰居們喜歡她，讚賞她，她有奧地利人那種合群、愛唱的活潑天性，一個正直的人，沒有大城市人的做作和扭捏，沒人會戳她的脊梁骨。就連俄羅斯人她都能處得來，因為她能用斯拉夫語和他們交流。她變得健談，只要有知道的通用詞就說，這讓她感到擺脫了束縛。
「無以名狀」，故事里常常這樣說，或者「難以描述」，我通常把這當做懶惰的託辭，但是現在這個故事卻真的和無以名狀，和難以描述的恐懼瞬間息息相關。它描寫的是那樣的瞬間，意識在其中因為恐懼而猛地一驚；它描寫的是那樣的恐懼狀態，它們如此地短暫，語言對它們來說總是措手不及；它描寫的是那樣的夢境過程，如此地恐怖，你會在意識中像蛆蟲一樣經歷它們。窒息，驚呆，「一股冰冷的寒意鑽進我的脊背，嚇得連後腦勺的頭髮都豎起來了」——鬼故事里的狀態一再出現，擰開水龍頭后又馬上擰上，夜晚在街上手拎一瓶啤酒，只是一些狀態而已，不是完整的故事，沒有可以期待的、能夠給人這樣或那樣安慰的結局。
於是，你就能夠有如下的奢侈享受：一張九排的電影票，和之後的一杯加氣的葡萄酒；第二天早晨花一兩個先令給孩子們買上一板多浦牌巧克力，每年一瓶自製的雞蛋利口酒；到了冬天，有時星期天還能享用這一周積攢起來的摜奶油，方法是夜裡把奶缽放到冬季夾窗的兩層窗玻璃間。那個時候真是像過節一樣呀！如果這不是我自己的故事的話，或許我會這樣寫；但那不過是對無法企及的生活方式一種身不由己的拙劣模仿，是小孩兒玩的人間天堂的遊戲。
到目前為止，那張嘴至少在表現那少女的驚奇（或是那女性的「故作好像」）、那鄉土的膽怯或者那放鬆沉重心靈的白日夢結束時還常常張開，而到了這種新的生活環境里，它卻為了表示順應大家的堅決，誇張地緊閉起來了，不過由於幾乎沒有什麼能由個人決定，這種堅決也就只能是做做樣子。
這時，丈夫因為肺結核住進了療養院，他給她寫溫情脈脈的信，請求能夠再睡到她身邊。她的回答很友好。
春天的氣息開始露出端倪，泥濘的水窪，溫暖的風，沒有雪的樹，在打字機後面很遠的地方。
「他對我非常細心，我對他也不像對其他男人那樣感到恐懼。」
十一月初，她又開始寫信。「我不能善始善終地把事情想完，我頭疼，頭裡面有時嗡嗡響，或是有哨聲，讓我沒法再忍受一點點額外的噪音。」
你徹底不再期待了解個人的情況，因為你不再渴望探詢什麼，所有的問題都變成了空洞的套話，回答也空泛到不再需要人了，有物就夠了：那甜蜜的墳墓，那甜蜜的耶穌，那甜蜜而苦難深重的瑪麗亞，所有這些都成為個人心中對死亡的渴望所膜拜的對象，這一切使每日經歷的苦難變得甜蜜；你就在面對著這些給人慰藉的物神時消失了。日復一日用同樣的方式與同樣的事打交道，這些事因此讓你覺得神聖；甜蜜的不是無所事事，而是工作。反正你也別無選擇。
「凡事都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一這樣想，過分的事就不再過分——不好的一面，正是那個好的方面的一個必要佐證。
接下來的那天，她坐公共汽車去了區首府，用家庭醫生給她開的長期處方給自己買了大約一百片小安眠藥片。她還另外給自己買了一把紅色的雨傘，雖然沒有下雨，那傘把很漂亮，稍稍有點彎。
今後我會更詳細地寫這一切。
到那時為止，她一直把自己搞得很局促，自我的存在讓她感到彆扭；隨著閱讀和談論，她沉陷其中又帶著一種全新的自信重新浮出。「我又變年輕了。」當然，她只是把這些書當做過去的故事來讀，從來沒有對未來的憧憬。她在書中找到了各種錯失的、永遠無法再彌補的遺憾，而她自己已經過早地把未來從頭腦中抹去了。第二春現在實際上只是給自己曾經參与過的事塗抹光彩。
傍晚，她坐上一趟通常沒什麼人的公共汽車趕回去。不少人還看見過她。她回到家，在隔壁女兒那裡吃了晚飯。一切都跟平常一樣：「我們還講了笑話。」
她生氣時不打孩子，頂多是狠狠地捏他們的鼻子。
「您到森林里去散步吧！」（精神科 醫生）
她被歸類，自己也學會了歸類，從人和東西上，儘管幾乎沒
九*九*藏*書有什麼人和東西可以用來學習歸類：人，無法交談的丈夫和尚無法交談的孩子不能算數，可以用的東西的量也都是最少的——於是她不得不雞毛蒜皮地算計，節儉持家：星期天穿的鞋平常的日子就不能穿；出門穿的衣服一回家就得馬上掛到衣架上；購物袋可不是玩具！那個熱騰騰的麵包明天才能吃。（我後來行堅信禮時收到的表，儀式一結束馬上就被收了起來。）所以，我一開始還是從事實出發，尋找適合她的詞句。隨後，我意識到自己在尋找詞句的過程中已經離事實越來越遠。現在我是從已有可用的詞句出發，不是從事實，而是從社會公有的語言基礎出發，從母親的生活中整理出這些模式里已經規定好的事件，因為只有用一種不是刻意尋找的、公共的語言才能夠在所有這些無足輕重的生活事件中找出迫切需要公之於眾的內容。
平日里，他們幾乎不看對方，但在這種公開敵對的時候，他從下往上，她從上往下，兩個人都死死地盯著對方的眼睛。縮在被窩裡的孩子們只聽到推搡的聲音，呼吸的聲音，有時還有餐具櫃里的餐具顫動的聲音。第二天早上，孩子們就自己做早餐。這時，丈夫一動不動躺在床上，妻子則閉著眼睛躺在他旁邊裝睡。（沒錯：這種描述的方式就像是抄來的，從別人的描述中借用來的，是可替換的，陳詞濫調，與所描述的那個時代沒有關係，簡單說就是：「十九世紀」；但恰恰就是這個看來是必要的；因為儘管雷同，沒有時代限制，永遠一樣，簡單說，十九世紀，總還是有要描述的事件，至少在這個地區，在所描繪出的經濟條件下。到了今天也還是老一套：鄉公所的通告欄上貼的幾乎只有給某某的酒館禁足令。）
之後，她敢出門了，在海里蹚一蹚水。她是第一次度假，也是第一次到海邊。她喜歡大海，晚上常常有風暴，那麼即便躺著睡不著也沒什麼。她買了一頂草帽遮陽，在出發的那天又把帽子賣了。每天下午她都坐在酒吧里，喝一杯特濃的咖啡。她給所有認識的人寫明信片和信，其中只是順便提到自己。
現在，她也開始對政治感興趣了，不再選哥哥的那個黨。作為哥哥的僱員，丈夫到目前為止總是先替她選擇這個黨。現在她選的是社會黨，慢慢地，她的丈夫也開始選擇社會黨，出於對她的依賴。但她從來不認為政治對她個人有什麼好處。她從一開始就把投選票當成做善事，並不期待什麼回報。「社會黨人更關心工人」——不過她並不覺得自己是工人。
「昨天，我在電視上看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溫順的女性》，整個晚上我眼前都是可怕的畫面，不是做夢，我是真的看到了，幾個男人光著身子走來走去，性器官的位置掛著的是腸子。12月1日，我丈夫就要回家來了，我一天比一天更加不安，無法想像怎麼還能夠跟他生活在一起。兩個人的眼睛盯著不同的角落，孤獨的感覺更加強烈。我冷，要再出去轉轉。」
她常常把自己關在家裡，如果有人像往常一樣在她面前抱怨，她就打斷人家的話。她對誰都很嚴厲，擺手表示拒絕，嘲笑一聲。其他那些人都還是孩子，他們打擾她了，最多是對她有些許觸動。
她沒成什麼事，也不可能再成什麼事，這點根本連預測都不需要。儘管三十歲都不到，她已經在說「我當初」。到目前為止她都沒有「認為」過什麼，現在生活環境卻困難到她生平第一次不得不理智，她有了理解力，卻並不理解什麼。
但是這種抽象與用詞的危險在於，它有不受控制的傾向，會忘記作為起點的那個人物——像夢中的畫面一樣，是詞語與句子造成的連鎖反應，是一種文學儀式，在這種儀式里，個人的生活只不過是開始的動機而已。
夜裡醒來時走廊里的燈亮著，對死亡的恐懼。
她忘記了丈夫，緊緊地摟著孩子，摟得孩子哭起來，蜷縮在屋裡。在這棟房子里，自從兩個哥哥死了以後，每個人都遲鈍地對別人視而不見。沒有什麼了嗎？就這樣了？安魂彌撒，小孩子的病，拉上的帘子，和無憂無慮的日子里認識的那些老熟人通信，在廚房和田裡忙碌，在田裡幹活時不斷地跑出來把孩子挪到陰涼處；然後就是緊急狀況下的汽笛聲，在鄉下也一樣，老百姓就往被當做防空洞的岩洞里逃，村裡的第一個彈坑後來成了遊戲的場所和垃圾坑。
不管發生什麼事，母親總是一副目瞪口呆的樣子立在一旁。她並沒有變得膽怯，頂多在感染了大家的恐懼時笑上一聲，因為她同時又為自己的身體突然毫不羞怯地自行其是而害臊。「你不害臊嗎？」或者「你應該感到害臊！」這始終是人們要求小姑娘，特別是正在長大成人的女孩兒的一條準則。在這種信奉天主教的鄉下，談什麼女人的個人生活根本就是欠考慮，太衝動。乜斜的白眼要一直斜到羞臊的感覺不再是裝出來的，並且把心底深處最基本的感情都嚇退，以至於高興的時候都會有「女性的臉紅」，因為她們理應為這喜悅感到害臊，悲傷的時候不是面色蒼白，而是臉紅，不是流淚，而是流汗。
處在這個階層的人如果沒有煩惱就怪了；神經病。喝醉的人話不會變多，只會更加沉默，或許會發發脾氣，或者發出一聲歡呼，然後又獃獃出神，直到打烊的時候，才突然不明所以地抽泣起來，要麼擁抱，要麼打身邊的人。
不管怎樣，她現在可以申請婚姻生活貸款了。她帶著孩子坐車去柏林的公婆那裡，他們容忍了她的存在。炸彈已經開始落下，她回到家鄉。這是個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故事，她又開始笑，尖利的聲音常常嚇人一跳。
看電視時，她什麼也看不懂了。為了不讓自己睡著，她的手隔一會兒會動一動。
「我腦子有點糊塗，有些日子讓人難以忍受。」
她把生過病這件事當做撒嬌的理由，只是裝成生病的樣子。她裝得好像腦子裡一片混亂，就為了擺脫終於清晰起來的思想，因為如果頭腦完全清醒了，她就會把自己當成特殊情況，對讓人感到安慰的被歸類充耳不聞。通過誇大的健忘和丟三落四，她希望在自己真的能回憶起什麼或者什麼都準確地理解時，能夠得到這樣的鼓勵：行啊！已經好多了呀！——就好像所有駭人聽聞的事，都只是因為她惱火自己失去了記憶，所以跟人說不上話。
通常，好只是因為缺少了壞的方面：沒有 喧鬧，沒有 責任，沒有 為陌生人的工作，沒有每日離開家和孩子。那些真正的壞被缺少了的東西 抵消了。
攪拌機、電爐子、電冰箱、洗衣機：留給自己的時間越來越多。但是你卻只是愣愣地站著，因為之前那被當做寶貝和家神的漫長歲月而感到眩暈。以前就連情感都得精打細算，所以最多莫過是在失言的時候表達出來，而且還要立刻掩飾過去。以前全身散發出的那種生活熱情只是偶然顯現。這時，在安靜而沉重的手上，一根手指偷偷地、羞怯地抽|動一下，緊接著這隻手就被另一隻手蓋了起來。
但是在寫這個故事時，我偶爾會對所有那些坦率和真誠感到厭惡，渴望不久后能夠重新寫些可以讓自己撒撒謊或是偽裝自己的東西，比如話劇。
「貧窮」是個美妙的詞，不管怎麼說也是個高貴的詞。這個詞能立刻引發出想像，就像老教科書里說的一樣：貧窮而乾淨。乾淨讓窮人具備了社會行為能力。社會的進步體現在一種關於乾淨的教育中，窮人一旦乾淨起來了，「貧窮」也就成了一個榮耀的詞。對於那些身在其中的人來說，貧窮只是在別的一個國家那些害群之馬的骯髒。
需要操持的家務越少，就越是有事糾纏著她，而這些事在她所了解的社會主義制度里是沒有的。她獨自面對著被驅趕到夢裡的對性的厭惡，被霧氣打濕的床單，低低地壓在頭上的房頂。真正與她有關的事與政治無關。這種想法當然有錯誤，但是錯在哪裡？哪個政治家能解釋給她聽？用什麼樣的話解釋？
這種節奏刻骨銘心——成為禮儀。「集體利益高於個人利益，集體意志高於個人意志。」於是乎處處如家，再不必思念家鄉。照片的後面寫著各種地址，第一次買了記事本（別人送的？）：突然間有了許多熟人，發生的事情多到可以讓人遺忘 一些了。她一直希望能為什麼事感到驕傲，由於現在做的事那麼重要，她便真的感到了驕傲，不是為什麼具體的事，而是籠統地感到驕傲，這是一種姿態，是終於獲得的一種生活感覺的表達，她不願再放棄這種不確定的驕傲。
葬禮那天早晨，我獨自在房間里守著屍體待了很久。突然間，個人的感情和流行的守靈習俗達成了一致。那僵死的軀體在我看來顯得異常地孤單和渴望愛。接著我又覺得無聊，看了看表，我之前打算至少跟她待一個小時。她眼睛下面的皮膚全是皺紋，臉上有些地方還能看到灑在她身上的聖水。肚子讓藥片弄得有點鼓。我把放在她胸口的手和遠處的一個固定點作比較，想看看她會不會還有呼吸。上嘴唇和鼻子之間完全沒有了皺紋。臉變得非常男性化。有時候，我在久久地觀察之後，就不再知道自己該作何感想。隨後，無聊的感覺無以復加，我只有心不在焉地站在屍體旁邊。然而，當那一個鐘頭過去時，我還是不想出去，依然在房間里跟她在一起。
第二天早上坐火車繼續走時，我聽到一個女人說話，她是維也納童聲合唱團的歌唱老師。她告訴同行的人，這些合唱團的孩子今後長大了如何也同樣不獨立。她有一個兒子也是童聲合唱團的成員。一次在南美巡迴演出時，他不但是惟一一個零花錢夠用的，甚至還剩了一些錢帶回來。至少他有希望成為有出息的人。我沒法不聽她說話。
比如，在有些人家裡，那惟一在晚上用作夜壺的盆，第二天又被用來揉面。這個盆之前自然是用開水仔細清洗過，所以本來也沒有什麼：不過很簡單，就是因為你描述了這個過程，它也會令人作嘔：「他們用同一個盆子，方便完了又在裏面吃飯。」——「呸！」比起光憑眼睛看到這些事情來，詞語的描述更加能帶來這種被動而愉悅的噁心感。（自己回憶起，分別在文學化描述晨服上的蛋黃痕迹時嚇得縮成一團。）所以，描寫貧窮時，我心裏就不是滋味，因為那乾淨的、一成不變的窮困，沒有什麼可描寫的。
但是她同時又懼怕死亡。
由於過度辛勞的工作，每天都被人要求做同樣的苦工卻沒什麼成就，他變得羸弱、溫和。小睡醒來，他感到了真正的孤獨，而她只有他不在的時候對此才能有些想法。
但是母親天性好奇，也不知道什麼是可提供慰藉的膜拜對象。她不是把所有心思都放在幹活兒上，只是順便做做，於是她不滿足起來。天主教所說的塵世苦痛對她來說是陌生的，她只相信今生的幸福，這得碰運氣，而她自己碰巧很不走運。
偵探系列劇《警官》里的一個鄉村教師說：「也許有新的絕望類型，我們對此依然一無所知，人們也沒有意識到。」
她的頭開始劇烈地疼痛。藥片都吐了出來，栓劑沒多久也不管用了。頭嗡嗡響，響得她只能用指尖輕輕地觸摸頭部。醫生每星期給她打一針，給她麻醉一段時間，後來打針也不管用了。醫生說她得給頭部保暖，她就走到哪兒都帶著頭巾。吃了各種安眠藥，她依然還是到後半夜就醒，然後就把枕頭蓋在臉上，等待天終於亮起來的那幾個鐘頭，讓她一整天都顫顫巍巍。疼痛讓她出現了幻覺。
散步時，她時而會出神。她坐在樹林邊上，盡量遠離房舍，或是坐在一個廢棄的木材廠下面的小溪邊。看著莊稼地或者河流雖然不能減輕病痛，但至少偶爾能有麻痹的作用。每一個景象都能馬上變成一種折磨，讓她迅速地轉移開目光，而下一個景象繼續折磨著她。於是，在景象與感情的混亂|交織中出現了那樣一些空白點。在這些點上，那猴子盪鞦韆似的環境使得她能夠短暫地得到少許安寧。在這個時刻，她只是感到疲憊，從那眩暈的感覺中恢復，頭腦空空地深陷在流水之中。
隨後，在她的內心裡，一切又變得與環境格格不入，她也許會慌亂地揮舞手腳，但是已經沒法控制自己，從安寧的狀態中跌跌撞撞地滾出來，她不得不站起身，繼續走。
恐懼是符合自然規律的：心中的對空虛的恐懼。想像只要一形成，就突然意識到已經沒有什麼可以想像的了，於是立刻墜落，就像一個發覺自己早已行走在空氣中的卡通人物一樣。九*九*藏*書
然後還有那些永遠不變的東西，從永遠不變的角度對著她！她嘗試凌亂，但雙手已經太過習慣每天的那些動作。她想就這樣死掉，但是又害怕死。她也太好奇。「我總是得堅強，但是我寧願軟弱。」
活著成了一種酷刑。
「我們相當興奮。」母親講道。第一次有了集體經歷。就連枯燥的工作日也有了節日的氣氛，「直到深夜」。一切迄今無法理解和陌生的東西終於都顯現出一種偉大的關聯：一切都相互歸結為一種關係，就連那令人詫異的機械式勞動都有了意義，成為節日。每個人此刻所做出的動作都組合成一種運動的節奏，因為他在心裏看到無數其他人同時在做著這樣的動作——生活因此獲得了一種讓人既能產生安全感，同時又能感到自由的形式。
（當然，這都是些瑣事。但是科學的演繹在這種情況下同樣會顯得像瑣碎。所有的表達方式都太過溫和。）
但是母親並沒有就此徹底變得膽怯，沒有了性格。她開始表現自我。因為不用再一身多用，於是她逐漸找回了自己，不再浮躁忙碌。她展示給大家一張能讓自己稍微感到舒服些的面孔。
她多想真正地衝動一次啊！結果她真就衝動了一次：「我今天很衝動，給自己買了件襯衫。」至少在她所處的環境中，這已經是過分的了。她學會了抽煙，甚至在大庭廣眾之下抽。
這兩種危險——一是單純地轉述，再就是人物在優美的語句中毫無痛苦地消失——延緩了寫作的速度，因為我擔心句子寫得越多，就越發失去內心平衡。對一切文學活動來說都是如此，遇到這種事實的力量大到幾乎不容杜撰的情況則更為甚之。
她很隨和。
有人開車到火車站接我。晚上下過雪，現在萬里無雲，陽光燦爛，很冷，空氣中浮著亮晶晶的霜。多麼矛盾，一片快樂、文明的景色，天氣讓這景色如此像是屬於上方永恆的深藍色宇宙，讓人無法想像它會產生什麼突然的改變，而我正穿過這片景色，朝著那棟死了人的房子駛去；屍體可能正在其中腐爛！直到到達之前，我都沒有發現任何跡象和徵兆，所以看到寒冷的卧室里那僵死的軀體時，依然非常意外。
在這樣的貧困中，母親沒有了鄉下人那種紅撲撲的臉蛋，成了一個相當高貴的女人。她高高地昂著頭，走起路來也儀態款款。她現在已經是什麼都能穿，穿什麼都適合。肩上用不著再圍狐皮了。丈夫從酩酊大醉中清醒過來以後會摟著她，表示自己是愛她的。這時，她就冷酷地給他同情的微笑。再沒有什麼能傷害她了。
於是，那些一貧如洗的人們乖乖地把代表進步、用來達到乾淨衛生目的的撥款拿出來清潔自己的窩。以前窮困的時候，他們還曾經用一些令人厭惡的，卻也因此具體的、可體驗的畫面來攪擾公眾的想像，現在作為經過消毒而清潔的「貧困階層」，他們的生活抽象得超出了所有的想像，可以不必理會了。關於貧窮還有感性的描述，對於貧窮卻只剩下象徵而已。
因為對別人，對不在她身邊的人的同情，她自己從不感到孤獨，只是當這人重新成為她的負擔時，才會有一閃而過的凄涼；對鬆鬆垮垮掛在臀部的褲子、沒有硬氣的膝蓋揮之不去的厭惡。「我希望有一個能夠崇拜的人」，如果對一個人總是沒法不蔑視的話，那是讓人不快的。這種明顯的厭煩從一開始的動作上就流露了出來，久而久之，逐漸變成了耐心地端坐，變成了從手頭正在忙碌的事情上禮貌地抬起眼睛，這隻能讓丈夫更加抬不起頭。她總說他是軟骨頭。他常常犯的一個錯誤就是去問她為什麼討厭自己——她當然每次都回答說：「你怎麼會這樣想？」他不依不饒，又問她自己真這麼讓人厭惡嗎。她安慰他，隨後對他更加厭惡。兩個人能白頭偕老並不讓她感動。但表面上看，她因為他改掉了毆打自己的習慣，也不再是自己的對手而變得溫和。
她去州首府看神經科醫生，在醫生面前她能說，而他作為醫生是要對她負責的。她自己都奇怪竟然會給他講那麼多事兒。說話時，她才真正開始回憶。不管她說什麼，醫生都點頭，立刻把細節甄別為某種病徵，用「精神崩潰」這個大概念將這一切歸納進一個體系之中。這讓她感到安慰。他知道她怎麼了，至少能給她這樣的狀態一個概念。不是只有她一個，外間屋裡還有一些人在等著。
門擋著她的路，從牆邊走過時，牆上就彷彿有霉點紛紛落下。
住在柏林潘科區轉租來的一個大房間里，丈夫，有軌電車司機，酗酒；有軌電車售票員，酗酒；麵包師，酗酒。妻子帶著期間出生的第二個孩子不斷去找東家，哀求人家再給一次機會。這個故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
他們常常出去，是漂亮的一對。他喝醉的時候就變得放肆 ，而她則不得不嚴厲地 對他，這樣他就打她，因為輪不到她來教訓他，他可是掙錢養家的人。
這暫時如願以償了，所有的個性都消失在典型性中。後來，就連憂傷都只是開心的一個短暫的階段：「孤零零，孤零零，像街上的一顆石子，我是這般孤零零。」用這種假冒的鄉曲里連傻瓜都能看出來的刻意的多愁善感，她為娛樂大家還要盡一份力。接下來，節目可以在男人們講的笑話中繼續。那些笑話還沒有講出來，下流的語調就足以讓人輕鬆地跟著大家笑起來了。一回到家裡卻是那四面牆，還有四面牆裡的獨自一人，興奮的感覺還能持續一陣，哼著歌，脫鞋時擺個舞步，想要忘我的願望一閃而過，隨後就又拖著步子穿過房間，從丈夫到孩子，從孩子到丈夫，從一件事到另一件。
說寫作對我有用並不正確。在我寫這個故事的幾周里，這個故事也不停地讓我思考。寫作並不像我最初以為的那樣，是對自己生活中一個已經完結的階段的回憶，不過是以語句的形式不斷裝作回憶的樣子而已，這些語句只是宣稱保持了距離。我依然會不時在深夜突然醒來，就像從內心深處突然被輕輕地推出睡夢，體驗到自己如何在因為恐懼而屏住呼吸的同時，身體一秒鐘一秒鐘地腐朽。黑暗中的空氣凝固不動，讓我覺得所有的一切都失去了重心，彷彿拔地而起，只是在沒有重心的狀態下無聲地四處飄動，馬上就要從四面八方砸下來，把我憋死。在這種恐懼的狂潮中，人就像腐爛的牲口一樣具有磁力。與交織了各種感情的漠然的心滿意足迥然不同，不自主地朝你撲來的是漠然而真實的恐懼。
看到「貧窮」這個詞時，我總會想到：曾經是這樣。這個詞大多也只是從那些已經擺脫了貧窮的人嘴裏才能聽得到，作為一個屬於孩提時代的詞，不是「我以前很窮」，而是「我是窮人家的孩子」（莫里斯·謝瓦利埃），一個既可愛又滑稽的回憶信號。但是一想到母親的生存條件，我就無法玩起這樣的回憶遊戲。從一開始就被脅迫任何時候都要完全維持那個形式：早在學校里，鄉下孩子的課程中，教師們認為對女孩子最最重要的一門就是：「書面作業的外在形式」。之後又發展為婦女對外凝聚家庭的任務；不是什麼令人愉悅的貧窮，而是為了成就完美形式的悲慘；每天都為維持臉面不斷操勞，臉面卻因此逐漸失卻了靈魂。
小時候她有夜遊症。
在城裡時，母親曾經以為找到了或多或少適合自己的生活方式，至少是讓她感到舒服的方式——現在她發現，別人的那種生活方式同樣也呈現為使人幸福的生活內容，因為她排除了第二種可能。一旦她不是用原原本本敘述的句子說到自己，人家就會使個眼神讓她閉嘴。享受生活，幹活時的一個舞步，哼唱一首流行歌曲，這些都是異想天開。因為無人附和，只有自己這樣，所以過不了多久連自己也會覺得奇怪。其他人一邊過著他們的日子，同時又成為榜樣：吃得少到可以作為榜樣，互相保持沉默以成為榜樣，去懺悔也只是為了提醒留在家裡沒去的人要記得自己的罪孽。
那個地方有很多女人都偷偷酗酒，她反感這些人長著肥厚歪斜的嘴唇：要憑這可沒法讓誰瞧什麼。她充其量是喝個微醉——要麼是和誰喝杯確立朋友關係的酒。就用這種方式，她沒多久就和年齡比較輕的鄉紳們你我相稱了。雖然是個小地方，日子過得比較好的一些人還是形成了一個社交圈。這個圈子裡的人都樂意接納她。一次，她在化妝舞會上扮成羅馬人，得了一等獎。至少在娛樂方面，只要能做到有教養，風趣又活潑， 那麼鄉下的社交圈是不分階層的。
中學畢業以後，我第一次見到了我的父親：還沒有到約定的時間，我就和他在大街上不期而遇。他被晒傷的鼻子上頂著一張折過的紙，腳上穿著涼鞋，牽了條蘇格蘭牧羊犬。在她家鄉的一個小咖啡館里，他見到了舊情人，母親的激動，父親的不知所措，我遠遠地站在投幣點唱機前，點了貓王的《偽裝的惡魔》。丈夫已經聽到了風聲，但只是把最小的兒子派到咖啡館里作為暗示，那孩子在那兒買了個冰激凌，然後就黏在母親和陌生人身邊，不斷重複問她，到底什麼時候回家。我父親把夾片太陽鏡夾到另一副眼鏡上，間或跟那條狗說幾句話，隨後打算「那就」買單吧。「不，不，我請你。」他看到母親也從手提袋裡拿出錢包時這樣說。我們去旅行度假時，一起給她寫了一張明信片。不管住在哪個旅館，他都到處跟人說我是他的兒子，因為他無論如何也不想讓別人把我們當成同性戀（「第175條」）。生活讓他感到失望，他越來越孤獨。「自從了解了人，我就愛上了動物。」他說。當然，這話並不是完全認真的。
在迷迷糊糊的狀態下，她抓東西會抓歪，雙手從身上側滑下。下午洗好碗以後，她要在廚房的沙發上躺一會兒，卧室里太冷。有時候，頭疼得她誰都不認得。她什麼都不想看見。因為腦袋裡嗡嗡作響，所以跟她說話得非常大聲。她對身體失去了所有的感覺，總是撞在稜稜角角上，而且從樓梯上摔下來。笑讓她感到疼，她只是偶爾抽|動一下臉頰。醫生說可能是有一根神經受到了壓迫。她只小聲說話，身體狀況糟得連抱怨的力氣都沒有了。她把頭歪在肩膀上，疼痛卻尾隨到了那裡。「我根本就不是人了。」
不過在家裡，當她擺著全新筆挺的姿勢坐在桌旁時，丈夫卻背對著她，背後的襯衫從褲子里鑽出來，雙手深深地插在兜里，一言不發，只是偶爾小聲咳嗽兩下，看著下面的山谷。小兒子吸著鼻涕縮在廚房角落的沙發上看米老鼠雜誌。這時，她經常會狠狠地用指關節敲擊桌子的邊緣，然後突然用雙手捂住臉。這種情況下，丈夫有時候會走出房門，在那兒乾咳一陣，然後再進來。她斜著身子坐在那裡，垂著頭，直到兒子來要抹好的麵包。她站起來時，得用雙手幫忙。
但她是帶著孩子來的，兩個人便無精打采地遵守著履行義務的原則。
她可要做給大家瞧瞧。
但是她對尋求刺|激從來沒有興趣。這種事通常會過早地讓她感到有負擔，一直聽人念叨羞恥心，現在自己成了羞恥心的化身。所謂刺|激，她只能理解成是有人想跟她「有什麼」，這讓她望而卻步，她不想跟誰有什麼。她後來樂意相處的那些男人都是紳士，她只需要從他們那兒得到溫柔這種美好的感覺就足夠了。只要能有人說說話，她立刻就不再拘束，幾乎感到了幸福。她不再允許人接近自己，因為她需要的是曾經讓她感到自我存在的那種體貼——不過這她只有在夢裡才能夠體會了。她成了中性的，在日常瑣事中實現自我。
如果她還是決定進來的話，門就緩緩地打開。母親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像鬼一樣。
「但是森林里很昏暗！」當地的獸醫時而是她信任的人，她死後，他這樣譏諷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