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貝托·艾柯的小說《玫瑰的名字》書中那位守護大圖書館的博學偏執瞎眼僧侶豪爾赫，擺明是用博爾赫斯的造型寫的；我們不曉得加西亞·馬爾克斯寫這個深謀遠慮的前瞎子席爾瓦有沒有也想到博爾赫斯，我猜一定有，因為即便鍛煉的是木工技藝，席爾瓦顯然比豪爾赫更像博爾赫斯。

覺不覺得？故事中的僕役隨從，總是遠比他的主人要堅強，而且理智，尤其在最困厄最崩潰的時刻，故事中的僕役隨從往往更像一座大山般的冷靜可靠，彷彿入水不浸遇火不燃。

其原因，我想，其一是僕役隨從在小說里，通常是E.M.福斯特說的概念性人物，扁形人物，不是實體，因此不容情緒也不會受傷；其二如果小說誠如博爾赫斯所引述梅肯的話那樣，大部分小說的精髓都在於人物的毀滅，在於角色的墮落（當然，博爾赫斯自己的話更好，他說的是「失敗者所顯現的特有尊嚴」，如《伊利亞特》史詩中戰敗身亡的特洛伊王子赫克托爾），這個毀滅和墮落當然體現在小說主人翁的身上。僕人一無所有，也就一無所失；僕人沒權利分享主人的財富名聲、奢華夢想以及愛情，也就一併沒那榮幸分享主人的挫敗和哀傷，就像安娜·卡列尼娜那樣的致命悲劇，也只能由她一個人孤獨去死，僕役隨從不與焉。

顯然，當社會階級分割森嚴之時，僕人無由參与世界，他們有的只是受苦，沒有悲劇——儘管，我們把席爾瓦看成玻利瓦爾的僕人是有點過分，小說中講，他是黑白混血的下等階級出身沒錯，但在大解放戰爭帶來的局部性階級瓦解的縫隙之中，憑戰功和一身傷痕升到司令，但下層階層的印記一直沒真正褪去，也許正因為如此，席爾瓦反而最容易洞穿上層權力遊戲的過眼煙雲，遠不如一門細木工技藝紮實可靠。

革命大事業有諸多代價，成功之後革命陣營一大批不事生產者解甲歸田的麻煩是其中一樣；就不說革命這離我們這麼遙遠的事，光是我們尋常可見的政治人物下場，那些從權力角力場退下來的，那些選「總統」、選「縣市長」、選「立委」輸掉的，每一個都幾乎成為社會集體必須忍受並支付代價的大小麻煩製造者。我們該不該發起一個「席爾瓦運動」，要他們還呼風喚雨時就學好一門技藝，平車考克、修摩托車什麼的，以政治作為一種「職業」的人，其政治生命基因中大抵都有宿命的病如席爾瓦的白內障遺傳，我們得好心早提醒他們。

這正顯示了《迷宮中的將軍》不同於一般小說，儘管他瞄準的是玻利瓦爾這樣巨大的歷史人物，但僕人仍有他自身的命運和意志，以及得仰靠自己來料理的獨特煩惱，一句話，「脫離主人翁仍能獨立存在」。這裏，席爾瓦冷靜地為自己的后隨從生涯作預備，玻利瓦爾的世紀大夢是成是敗，無助於他一己的、源於家族性遺傳基因的失明威脅；另外一位更資深的僕從，從年幼就一直侍候將軍的何塞·帕拉西奧斯則缺乏這樣的算計，也相對的晚景凄涼。玻利瓦爾在遺囑中堅決保留了八千比索給他，但「何塞·帕拉西奧斯不善經營錢財，笨拙得跟將軍不差分毫。將軍死後他留在了卡塔赫納，靠公共施捨度日，他借酒澆愁，放浪形骸，八十六歲時，被可怕的震顫性譫妄症所折磨，在污泥中打著滾，死在一個陰暗潮濕的洞穴里，那是『解放者』軍隊退伍人員淪為乞丐后的集聚之地。」——相對於席爾瓦，何塞·帕拉西奧斯的下場，則準確表達了一個忠貞者喪失了自身主體性的悲劇，他顯然才是玻利瓦爾最親密也最能幹堅強的僕從，但卻不是個能幹堅強的何塞·帕拉西奧斯，他沒被定過工資，也沒在新國家新社會中被確定過新的身份地位，「他個人的需要一直和將軍的需要結合在一起，他甚至連吃飯穿衣的方式都與將軍完全一樣」，只是他並不真的就是玻利瓦爾，卻過玻利瓦爾的生活並承受玻利瓦爾的命運，更要命的是，他偏偏又獨自活下來到八十六高齡，沒像他跟將軍說的那樣（這是小說中他惟一泄露出情緒的時刻，相當動人），「我們一起死才算公正。」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何塞·帕拉西奧斯的悲劇，也說明了純粹經驗論者的致命性，說明了單一記憶者的危險（記憶的單一性，通常因為它只仰賴經驗這單一來源），特別是這經驗若曾經太成功太輝煌，會更強固這個單一記憶並且排他，從而讓經驗並非做不到的觸類旁通彈性和必要的概念性拔升變得更加困難，因此最禁不住外在世界遲早總會發生的變動。他永遠無法真正了解，為什麼以前可行的現在會行不通，過往這麼做一定會得到的結果為什麼會失靈；而且，昔日的輝煌和成功頑固地成為生命中一個最嚴酷的判准，一個永遠召喚不回的失落樂園，以至於就算尚有不惡的成果，也在記憶的榮光中黯然化為糞土，幸福的時光一生只來一次……

所以，還是多少要讀讀書，不能只靠一己經驗。

這次，我們要談的正是記憶。通過席爾瓦奇特的構想和自我預備，他提前過盲人生活的細木工技藝瞭然深印胸中；也通過沒失明威脅、曾經更強大幹練的何塞·帕拉西奧斯的准宿命悲劇。這一明一暗，或可如星光如螢火，照亮我們的路，看看能引領我們向著閱讀世界的記憶深處走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