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講過，在《迷宮中的將軍》書中，玻利瓦爾曾被手下問到一共有多少情人，據他自己計算，一共是三十五名，「當然，這還不算夜間隨時飛來的小鳥。」

這正是又一隻小鳥飛進來，束著螢火蟲髮帶的美麗小鳥。

很長一段時日，或者該說在很多人心目之中，偉人或位高權重之人總等同是神或近似的東西——為免傷感情，我們且不以台灣的實例來說。比方，在君王時代的法國，人們普遍相信國王有神跡之力，染病的人經由國王之手的觸碰即可不藥而癒（如此身體不好的法王豈不是很容易染上自|慰的不好習慣嗎？），而在加西亞·馬爾克斯筆下的拉丁美洲，我們看到的則比較浪漫，《百年孤孤》書中奧雷連諾·布恩蒂亞上校因此有了三十四個皆命名為奧雷連諾的私生子群，當然都是夜行性的胎生小鳥所生育的。

然而，在這小鳥群中，這位來得太晚、一身殘破病痛玻利瓦爾連上床力氣都沒有的姑娘顯得很特別，不因為半夜悄然離去時她仍是處|女，而是這位彷彿踩著螢火蟲森寒光華而來的少女，即使加西亞·馬爾克斯極其節制地什麼也沒多說，但如此絕美景象，加諸玻利瓦爾此刻的可怖肉體之上（「腹部乾癟，肋骨外露，上下肢瘦得只剩骨頭，整個身子被一張汗毛稀少、如死人一樣蒼白的皮包裹著，而他的頭，由於風吹日晒，則像是另一個人的。」），很難不讓人想到死亡，想到疲憊之後的甜蜜永恆沉睡。

果然，書中緊跟著而來的便是蘇克雷元帥被暗殺的噩耗傳到，這位玻利瓦爾認定的接班人、也是他最後希望所寄的忠誠老戰友身亡，至此，玻利瓦爾完完全全可以死了，他和生命本身的最後一絲掙扎力氣遂正式告終。

這裏，最抓住人目光的還是螢火蟲明滅的、四下飛舞的、彷彿帶來信息卻完全不知拿它如何是好的光華。

我們這一代童年夜晚仍和螢火蟲相處長大的人，對於螢火蟲一直交織著驚異憧憬（即使你每個夏天晚上看到它們而且能伸手抓住它們仍不改驚喜）和惆悵的複雜心情，這類記憶今天仍清晰到令人心痛。一方面，小蟲的真實模樣抓在手中，其實和草葉間滑翔的小光點完全不相襯而且還是丑怪的，如某種夢想的破滅；另一方面，抓住瞭然后能幹什麼呢？抓住了就一切結束了，你甚至不曉得如何才能讓這隻脆弱的小蟲活下去，不立刻放它走，你就只能看著它的光亮很快黯淡下去，然後，死成一隻黑色的蟲子屍體。

我不曉得梅特林克當年寫《青鳥》，說青鳥無法在日光下存活，說青鳥抓在手上會變黑並死去，念頭是不是源於螢火蟲。

也因此，當我個人讀到《迷宮中的將軍》書中這一段，女孩取下髮帶，「把螢火蟲裝進隨身攜帶的一節挖空的甘蔗里」的溫柔舉動，遂有一種不早告訴我們的震動之感，原來可以這樣，原來這樣就能讓螢火蟲在我們手中活下去。

在生物學史上，螢火蟲曾「錯誤」地扮演一種我們今天看來天真荒唐生物起源假說的主角，那就是最早期的「自然發生說」理論，人們相信並且一再「實驗」證明從濕腐的爛泥巴里能誕生螢火蟲。當然，今天我們早曉得這不是神奇的生命創造，而是螢火蟲的尋常生態，它們產卵于腐土之中，像其他一些昆蟲同類，如此生態，使得螢火蟲曾經遍在，凡有荒草荒地的水邊，每到夏天夜裡就會點亮小燈集體飛出來，像當時天空更高處的滿天繁星一樣尋常而且便宜，但當時誰曉得這千萬年來供應不乏的生長地點，有一天會變得昂貴無比論坪計價呢？放眼周遭，我們如今到哪裡找一方有水有草沒人打擾利用的荒地呢？今天在台北市，於是爛泥巴極可能比一方同體積的黃金還不好找，螢火蟲也就比鑽石更罕見了。而且更糟糕的是，積水的閑置土地不僅孕生螢火蟲，也一併孕生登革熱、日本腦炎以及近日又敗部復活的瘧疾傳播者蚊子，也因此，讓荒地消失不僅是經濟的，而且還是人道的。

於是，就好像許多美好事物和價值一樣，沒有人存心要消滅這些無用但也全然無害的漂亮螢火蟲，事實上問起來還誰都不捨得，如果可能我們極樂意讓它們和我們代代小孩相處下去，為他們乏味的童年記憶亮起幾盞小燈。誰都沒錯，我們只好說螢火蟲自己選錯了生長地點和方式，變得不再適合生存了。

螢火蟲從我們手邊流逝，於是一如現代生活乃至於現代閱讀的一則隱喻，尤其是童年的、啟蒙的閱讀。

當然，我從頭到尾沒忘記螢火蟲在中國的閱讀傳說中扮演過照亮真理微光的要角，留下來一個窮而好學小孩的可歌可泣夜間苦讀的故事。但這可能太特例也太懂事太有明確意志了，恐怕不是童年閱讀的普遍圖像和應有內容，它比較合適的是準備考試的熬夜苦讀，也就是今天每個台灣小孩都會做而且天天被迫得做的事，因此我們就讓它依然留在勵志的教科書中，一如我小學母校的校歌歌詞：「冬映雪，夏囊螢，一勤萬事成。」再者，我一直好奇的是，他用來裝螢火蟲的那個「囊」究竟是何物、何種質料，在未有石化工業透明塑膠袋的時代，什麼東西這麼輕薄、透氣（要不螢火蟲當場全掛了）而且透光（螢火蟲的光線極弱，除非那時代那地點品種不同）呢？要有也應該是相當稀罕昂貴的東西吧。

果真要把螢火蟲和童年的、啟蒙的閱讀聯繫起來，我寧可選用我大學時期一次永難抹滅的螢火蟲記憶，那是我個人生平一次，或應該說一剎那間，所看到最多的螢火蟲，真的嚇到了。

事情發生在台灣東北角一處濕冷的小山頭。我一位童年鄰居兼同班同學的姊姊嫁入瑞芳煤礦大王李家，一年暑假我們隨他到李家祠堂住過一夜，老豪門的祠堂非常誇張建在完全無人煙的當地最高山頭，面向著壯闊的太平洋，祠堂里的電來自一具燃油小發電機，非常珍貴，印象深刻則是收音機輕易能收得到非台灣的廣播，天候對而且天線方向也調對時，小電視機還幾分清晰可看日本NHK的節目，在那個閉鎖的年代，這都是很刺|激的事。

東北角的向海山坡一直是全台灣最會下雨最潮濕的地方，我們在祠堂前的小池塘里一下午釣到百來只長臂蝦子燙了吃，太陽下山後一片漆黑大家也就早早躺到可睡十人以上的大廂房榻榻米上有一搭沒一搭地聊天。突然間，理論上應該是得有時間過程的，但記憶告訴我的卻完全是突然、瞬間、同時的。在我們仰卧面對的屋樑擁進來幾百隻螢火蟲，而且沒間斷地還一直增加，鋪天蓋地，以至於你像懸浮在光點穿梭的半空中一樣，你的人生經驗里完完全全找不出任何記憶能告訴你這是什麼一種狀態，你究竟置身何處，因此，剩下的你只能想到的是死亡。

太多光亮了，卻照不亮周遭任何東西，每一個光點於是都美麗而神秘，更要命是亮度大小相等無分軒輊，讓你無法不分神只盯住其中一個，你才盯住一個，它就熄滅了，卻又有其他在旁邊亮起，而且你心知肚明，盯住一個，等於是你放棄其他所有明滅滑翔不已的光亮，用勞倫斯·布洛克的煽情語言來說是，那會讓你心碎。

最近聽島內的大閱讀者南方朔講，對一個讀書的人而言，一輩子真的是不夠用的。這絕對是真話，最起碼，那個螢火蟲滿天飛舞的晚上，告訴我的訊息就正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