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爾維諾的憂慮絕不誇張，今天，在抽象概念所統治的虛空世界之中，實體反而變得不「真實」了，成為碎片的、鬼魅的、如本雅明所說「轉過一個街角就斷去線索」的存在。或者應該說相應于居於統治地位抽象概念的要求，所有的實體得被割裂、分解、把自身也提煉成薄薄一層的抽象概念才能塞得進這個窄迫的秩序中好求取生存。我們再難認識一個具象完整的人了，他只是某個勞動力、某個統計數字的尾數零頭、某個號碼、某個機構的說話聲音或人形介面（你一定聽過各種語音服務那種非人式的人聲不是嗎？）、某個職業身份或就只是一張寥寥幾個字就講完全部九_九_藏_書包括公司名字、職稱、姓名、電話、手機、傳真和Email信箱的名片；同樣的，我們也得把自己動手「整理」成這樣好符合社會的詢問，社會已經沒耐心或者說再不具備可接聽稍微複雜、具實體內容回答的能力了。因此，你相處整整十八年之久的女兒，也就只能是「青春期」「某女校高三學生」「第一類組考生」云云，每一個抽象身份都是概稱的、公約數的，都只聯結著制式的內容和想像（其實該說全無想像），大致組合成一個情緒不穩、易哭易怒、睡眠嚴重不足、瘦弱雙肩被沉重書包壓垮、而且將來大學畢業很可能找不到工作養活自己的悲九_九_藏_書慘女生模樣，你熟悉而且珍愛的「那一個」女兒消失了，或者說，你忽然擁有了成千上萬個、滿街走著都是的陌生無比女兒了，你當然再明白不過這不是真的，可是能怎樣？你只能為作為一個完整獨立個人的女兒感到委屈和抱歉。

概念化的快速掃射成為習慣，成為我們彼此對待的方式，我們會失去一種凝視的能力，那種眾里尋他、在眾聲喧嘩中定定辨識出某人某物的感動，如本雅明說的，我們把目光固定在岩石上某個定點夠久，一個人頭或一隻動物的身體便會緩緩浮現出來；或者如小時候我們很多人都有的、如同何塞·瑪麗亞·卡雷尼奧那九_九_藏_書樣不寐夜裡抬頭數星星的經驗，在第一時間內，你能看到的通常只是那幾顆叫得出名字的一等星二等星，你得耐心，讓瞳孔緩緩適應那種光度，宇宙最深處那些密密麻麻的小星才有機會將它的微光投入你的視網膜之上，幾年前，我個人曾為一個看星星的文化性公益廣告寫過一句輕微噁心的slogan，「看得久，你才能看得清楚。」

文學，尤其是小說，如何處理一百萬人甚至一千萬人的死亡呢？我們就以雷馬克的小說為例，不管是《西線無戰事》或《生死存亡的年代》云云，他都只處理一個人、一對情侶、一個班或一個家庭，具體的、獨特的、有來龍去脈的，我們九_九_藏_書當然知道一次世界大戰倒下了數百萬人，二次世界大戰更連兵士帶平民死去上億人，但文學只專註于有限甚至單一的死亡，接通我們的感官和同情，還原成為悲劇。

斯大林可能是歷史上把話講得最白的人，他那兩句眾人皆知的名言：「一個人的死亡是悲劇，一百萬人的死亡就是統計數字。」

當所有具體的人、具體的事物都成為碎片的、虛空的存在，不再有自身的獨特性，他們和消滅究竟有什麼不同？我們所說甚至一代代被鄭重書寫在人類各個偉大宣言的不可剝奪、不可侵犯、不可讓渡生命便失去了意義了，不再是莊嚴、得認真信守的終極命令。概念當然是可替換，比起替換九*九*藏*書機械零件還不需費手腳，也比替換零件更平靜（更換零件時你起碼還會心生惋惜和懊惱），因此，格林的小說以《喜劇演員》為名嘲笑自己，曾經，人的死亡至少還會是悲劇，是本雅明所說最具公眾展示意義的大事，如今我們只是被更換或被刪除被註銷。

在人群圍擁中演講的博爾赫斯，便說過這樣的好話，當時他八十好幾了，雙目已盲：「我不是在對他們說話，我是在同你們每一個人說話。說到底，人群是一個幻覺，它並不存在。我是與你個別交談，華爾特·惠特曼曾說：『是否這樣，我們是否在此孤單相聚？』哦，我們是孤單的，你和我。『你』意味著個人，而不是一群人，人群並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