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啊，不真的是要「一個」答案徹頭徹尾換一種人生，沒有誰做得到這樣或真的打算這樣，而只是我此時此刻這個人生要如何繼續而已；困難也不在於有沒有解答，儘管我們往往錯覺如此，困難在於我們得如何先講清楚自己的處境，人生命中有太多麻煩很難概念式地提煉出來，化成單純乾淨的問題形式來發問，它只能在連續性的、完整的具體經歷中明滅恍惚地呈現並且被領受。

博爾赫斯引用惠特曼的「孤單相聚」來確認你和我具體完整的存在，是藉由你此時此刻的真實存在，才讓我獲得，或者說憶起了，我真實的存在，並一併想起這一路行來多麼孤寂難言，這是否全為著這一刻的相聚做準備呢？在現代「孤島化」的世界中，這給我們帶來一種杳遠的感動甚至是震動，這是已變得極珍稀但人人似曾有過的美麗經驗，時間停止，卻又彷彿飄渺如一瞬，因此歡樂中帶著不敢置信和憂傷，用本雅明冷酷到帶著幸災樂禍口氣的旁觀者之言是，「別具易感之美」——本雅明的話較完整來看是這樣：「然而這是一個在長時段中發生的程序。如果我們只把它當作『傾頹時代的徵兆』，甚至是『現代性傾頹』的徵兆，那就犯了大錯，這毋寧是一個具有數世紀歷史的力量所形成的現象；這些力量使得說故事的人一點一點地走出活生生的話語，最終只局限於文學之中。同時這個現象也使得那消逝的文類，別具易感之美。」意思是，現代人的隔絕處境由來已久，它並非忽然降臨的懲罰或更大災難的預兆，它已是一種確確實實的現實；同時本雅明的意思也是，人和人這樣相聚，實體的、完整的、活生生語言的，是常態而不是千年一瞬，人就曾經「定居」在這樣的世界之中，而無需特別去尋訪，不是在逆旅中不期而遇，需要珍惜需要喟嘆還得互贈禮物。

總而言之，這些概念思考扔下來的空白，不是幻覺不是我們吃飽撐著想太多，它們全真實到一種地步，該說時時襲來還是乾脆講https://read.99csw.com就是我們生命的基本處境（所以米蘭·昆德拉籠統稱之為人「存在」的問題，是小說獨特的詢問和動身冒險），在沒有神、沒有普遍真理、了不起的論述各自成立卻彼此衝突、人人說著只有自己少數人才聽得懂但片面性話語的這個幽黯的歷史時代，誰負責思索那些大家都宣稱與我無關的空白？誰去尋求大家都可能聽可能講的共同語言？誰還肯去和人類仍忍不住做著的無限之夢對話並試著表述它撫慰它呢？

博爾赫斯曾正色地說：「讀書是一種經驗，就像，姑且比如說，看到一個女人，墜入情網，穿過大街。閱讀是一種經驗，一種千真萬確的經驗。」這說的當然是文學的閱讀，大概只剩文學的閱讀，還能是「千真萬確」的，好像你在大街碰到真實的人、從此展開一段無可替換生命經歷那樣的經驗，其他以概念思維書寫而成的書籍很難這樣，不管它是《資本論》或是《純粹理性批判》。也因此，我們面對現代人的如此隔絕、人人像個島嶼的處境，求助於一般書籍，希冀得到解答找到方法，通常總是失望而返，我們很容易弄到一堆言之鑿鑿、甚至有心理學臨床證據有社會統計學數字支撐的答案，卻感覺每一個答案都和我們擦身而過，恍然若失，而且即便我們樂意聽從配合，它們卻總是銜接不上我們的經驗，完全無法實踐。於此，本雅明敏銳到一種地步地指出如此困境的真正核心：「事實上，所謂的勸告，也許比較不是針對一個問題提出解答，而是針對一段（正在發展中的）故事，提出如何繼續的建議，如果我們要人給我們一份勸告，那麼我們便得先敘說我們自己的故事。而且更基本的是，如果一個人要得到有益的勸告，那麼他先要找到適當語言來表達他的處境……編織在實際生活體驗中的勸告，便成為智慧。」

真實的人，真實的事物，真實的相聚，不復存在於我們的居住之地，得動身去尋訪，這使得現代人九_九_藏_書的生命深處總有一種逆旅之感，總想聽見什麼樣的召喚聲音。我在想，也許這正說明了多麼需要戀愛，即使在眼前並無一人的獨處時刻，除了生物性傳神的演化命令之外，更多的是，我們渴望一個真的人、完整具體的人在我們面前、在伸手可及之處，好確認恍惚的自己。

柏拉圖預設了一個紡錘形的思維模型，在所有煩人的雜渣清理殆盡之後，各種概念性學問乍看不同各自努力，但最終全指向同一個好東西，也許偏理性氣味的叫做真理，也許更廣闊些把道德、信念、價值也全收攏進來叫做至善，稍後還得到宗教神聖加持、乾脆推到極致成為至大無外至小無內的神或上帝，當然也可以俚俗易懂些就代稱為「羅馬」，條條大路通羅馬的「羅馬」。在當時，我們不能不說，這真的是極其動人的思維烏托邦版本，它應許一個看似不遠的終點逗引我們如詩人說地平線逗引飛翔的雁群，讓思維揮別早期人們素樸的一時一地經驗世界，快速、銳利且野心勃勃各自朝某一個方向或說深處進展，鑄造成一個一個不同的學科，用各自抽象的、專業的概念語言捕捉適合各自漁網孔目大小的隱藏真理，當時人類的思維圖像，遂有點像科學家想像的宇宙生成大爆炸圖像，從一個完整不分割的總體經驗核心爆炸開來，碎片各自向著四面八方快速飛去，並形成一個一個獨立的星系——今天我們走進任一家像回事大小的書店，仍抬眼就看到這個星系簡圖，標示著學科星系名稱的書架各據一方，指引著我們找書選書並緬懷昔時。

本雅明的嘲笑的確沒錯，現代的小說讀者的確是生活于孤寂之中，比其他讀者都更加孤獨，這是讀到一部好的、彷彿把自己講不出來的話全寫出來的小說時，每個人或者都油然而生過的經驗，仿若戀愛。但我們可能得這麼想，如果那個活生生的年代、那個萊斯可夫所說人和自然共鳴的時代、那個席勒所說素樸詩的時代已經結束且一去不回頭，那孤獨總比純九*九*藏*書粹的隔絕要強，孤獨起碼還存在感覺，還可以意識到自己作為一個獨特個體的存在，一如旅居紐約的作家張北海如此不悔地回憶自己參与六十年代保釣從此半輩子人生恓恓流亡說的，戀愛失敗總比沒戀愛過強。我一直記得張北海講這話時的臉上表情。

我想起我的老師一首七言詩，果然是寫于逆旅流亡之際，末兩句是：「惟恐誓盟驚海岳，且分憂喜為衣糧。」把彼此分擔的憂喜化做實物的、可用的、拿手上沉甸甸的、他日各自逃難路途中或救得了一命的衣物糧食，這樣的誓盟於是有了重量有了內容。

一如米蘭·昆德拉，卡爾維諾說的也是：「過分野心的構想在許多領域里都遭到反對，但在文學卻不會。只有當我們立下難以估量的目標，遠超過實現的希望，文學才能繼續存活下去，只有當詩人和作家賦予自己別人不敢想像的任務，文學才得以繼續發揮功能。因為科學已經開始不信任一般說明和未經區隔、不夠專業的解答，文學的重大挑戰就是要能夠和各類知識、各種密碼羅織在一起，造成一個多樣化、多面向的世界景象。」

追根究底些來說，這我們得怪上帝，一如諾斯替教派講的那樣，因為我們不幸有一個相當笨的上帝，他老兄在創造時未善盡自身職責，包括沒把我們的心、頭腦和嘴巴順利連成一線，我們能感受的，遠遠超過我們能思考的，又遠遠超過我們能講得出來的。

可感的世界真的比可知的世界大太多了，概念思維只在可知的世界進行，概念式的問題也只在可知的世界中發問，正是因為如此，我們才常聽說，問題比答案重要，問對問題答案自然就跑出來了，原因在於從問題到答案，在可知的世界之中，就只是推理演繹一條坦坦大道而已，跑都跑不掉。由此，我們知道柏拉圖那段乍聽荒誕神秘的認識論主張極可能是講得通的，柏拉圖以為，人的所有知識都只是記憶，我們此生此世忘掉了它，然後在生命中不假外求地重新認真地想起它來，回憶的方法便九九藏書是邏輯和辯證法云云。

然而，就生命整體而言，柏拉圖這個紡錘形的、大家放心很快會在道路末端濟濟一堂融洽相會的預言很顯然徹底落空，無限而且開放的世界，讓每一門學問彼此越前進就越分離，如天文物理學紅位移現象所透露的那樣，而空間和時間的持續擴大隔絕又復造成此語言的歧異發展，越來越無法對話，甚至連分享彼此的思維成果都困難無比；另一方面，可知的世界又太小了，思維把自己限定其中；很容易就走到了極限撞上演化的「右牆」。人類這一段昂首奮進的思維歷史真相是，差不多到得十八世紀笛卡爾、斯賓諾莎的最鼎盛時刻，各種撞牆的不祥聲音也就開始傳了出來了（比方說萊布尼茨的單子，獨特、不可分割不可化約的存在，休謨的大懷疑論及其回頭全面檢查感官和經驗，甚至，頑固封閉的宗教亦有卡爾文教派號稱「最終辯神論」的上帝不可知主張和預定說，好荷蘭小孩般堵住千瘡百孔的神學漏洞，恢復上帝的自由和無限），往後，幾乎每一門學科都陸續思索自身的極限問題及其定位，只賦予自己有限的門標，構築防禦性的壁壘，比方說經濟學宣告價值中立、科學不處理人的情感和信念，甚至放棄追問事物的原因、法律只管外部行為不看人心云云，他們甚至把嚴守自身的專業分際稱之為「高貴的義務」（有點兒像我們把戰敗撤退稱之為「轉進」），凡不知道的都當保持沉默。

同時，我們也不難注意到，在思維方法上，曾經雄踞最中心位置的邏輯學三段論而今安在哉？演繹讓位給歸納到今天又讓位給愛因斯坦簡直無法忍受的統計和幾率（「上帝總不會跟我們擲骰子吧？」），數學這個曾經是最高貴最純凈的概念性學問地位一落千丈（我們是否也留意到數學自身由最早期以等號為主體的最嚴格因果關係，逐步發展為去認識數字之間、概念之間的各種更鬆弛、更複雜甚至更偶然關係，如大小、性質、規律、對應、近似乃至於聯想云云，這我們從數學九-九-藏-書符號的發明歷史就可讀出來），都向著同一個方向變化，傳送給我們相同的訊息。

概念思考的如潮退卻，留下了太多的空白，它們不會因為你不處理而消失，或者該更嚴酷來說，它們不但不會因為我們宣告不可知、沒有明白立即的答案就從此停止折磨我們，相反的，它們只會因為我們束手無策而變得更迫切更猛烈，像死亡就是其一，概念思維從不能妥善處理死亡，死亡被認定是言語邊際之外的東西，是永恆而純粹的疑問，是我們生命之外黑暗甬道里的事，但在我們真實人生里，它仍高懸我們頭上，靜靜等在我們眼角餘光之處，如影隨形追躡我們的足跡，並在我們無力防禦的睡夢翩然來臨。曾經，在很久很久之前，人們如佛雷澤所說的用神話來馴服過它（即便是柏拉圖，在記憶蘇格拉底死刑定讞的對話，蘇格拉底賴以抵抗死亡的仍是神話），如今我們只能靠藥物和健身房跑步機來拖延它。今天，是人類歷史上最怕死的時代，原因還不在於我們過得最好、有最多要保護的東西因此死不起，而是無力處理的恐懼，否則我們也不會同時又是自殺率最高、彷彿生無可戀的沮喪時代。

至於窄迫的可知世界之外，那個廣漠、蕪雜的可感世界怎麼辦？那些在生命時間流淌中新的、偶然的、持續碰觸你肌膚侵入你感官的東西怎麼辦？它無法清晰到可用語言直接表述，又獨特到無法進行概念抽取，因此建立不起命題，無法演繹無法辯證無法用既有「記憶/遺忘」封閉模式包藏起來。對這些異質東西，柏拉圖的想法很簡單，當然也有點賴皮，他把它們全驅逐出去，認為它們全是低劣的、瑣細的、不重要的而且有礙於我們對真理的專註尋求。另一方面，我們也曉得柏拉圖要把詩人文學家悉數逐出共和國，只留一點工具性的、是非分明的假東西好「有益人心」，這兩樣柏拉圖生命中最重大的驅逐作業絕非偶合，它們是同一件事，也為了建構同一個東西——柏拉圖的概念性封閉認識體系，也就是他的理想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