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親祖父便是選了這道快捷方式的人。日本殖民台灣彼時，積極的、有志業可能的行業是全然禁錮的，政治當然不能碰，商業工業未成規模，仍屬政治的轄區，便只有醫學彷彿若有光的算是一個窄門。事實上，我祖父是個更心急的快捷方式者，他沒留台灣累積財富，趕在一戰後就去了日本順利歸化成皇民，並終老於該說異國還是母國。我腦中惟一一次閃過他存在的，是有回人在東京步行過青山那一大片日式墓園時，是啊，人間到處有青山，我這個得其所哉的祖父名叫謝日照，日本天照大神的縮寫，姓名是預兆還是巧合？或也是某種提醒遂成為言志？

如果有人忍不住試圖把這樣的封閉世界移植出來會怎樣？那當然是災難乃至於浩劫。憂心當代自由處境的人都已警覺到，如今自由主義最難纏最滑溜溜的敵人之一，便藏身在醫學里，或更焦點的說，藏身在愈演愈烈的所謂當代健康神話里，這個健康神話便是一個複製作業，以活命為最高乃至於惟一的生命判准，如果不打斷它阻止它，其直線盡頭處便是把整個正常人的世界改造成一間超級大醫院。

儘管醫巫同源並在二十世紀初的歐陸再次匯合，但左翼革命的思維是全然傳統的、延續的，它宗教式的得喚起人們較高貴的信念的情操，行動的前提比較困難，革命者必須先有所覺悟而且還必須獻身必須犧牲，就像最早俄國那些得毅然放棄自己親王貴族繼承身份和家產的知識分子；左翼的世界觀「原是」（在未奪權成功之前）民間的，人得去發明去創造一個新形態的世界，革命遂像一場壯闊悲愴的史詩大戲。極右的納粹則壓根沒有革命不擊碎世界，它只是拿一個既有的封閉世界樣態來壓迫人改造人，因此只能是一出恐怖但極度乏味、全無想像力的驚悚劇而已；納粹完全是統治者掌權者的思維，行動方式完全是官僚的、行政作業的，屠殺五百萬猶太人是「凈化」，是必要的醫療性人種消毒殺菌工程，就連著名的「水晶之夜」暴動，也是典型的警察系統在後，黑道流氓負責當手術刀的配合性控制性暴行。做一個納粹主義者遠比左翼革命者簡單，他最舒適的是，人不需要改變自己，要改變的是那些跟我們不一樣的、妨害我們生存的人；不需要放棄所有，而是要保護當下所有，他是得到而不是失去。納粹是最狂熱的秩序擁護者，他的允諾因此不可能有集體性的解放，而是個人躲在這個層級秩序里的節節拔升；根本的說，納粹沒有未來世界的圖像，它的未來就是當下的無盡延伸，當下的純凈化。納粹因此也不談自由，自由一旦被普遍性的談論主張，便稀釋到所有不配生存的猶太人、無產階級乃至於攜帶病菌病毒者身上，這不是會散播瘟疫瓦解秩序嗎？我擁有權力，我自然就有足夠自由，自由彷彿是某種零和性的財貨，你們愈少自由，我就愈多自由。

哲人告訴我們，人生老病死，不管你是富人窮人，是國王是賤民，時間一到在死神面前大家都是平等的。儘管這類的哲語你只能大略的、善意的聽，不堪太仔細想下去，但沒錯，帝王公侯將相也會生病也會死亡，這是人類歷史里醫生這一行業的永恆背景，打造出他最特殊的、應該說僅此一個的歷史位置——這是個無法禁止無法取消的行業。秦始皇當年焚書，允許留下來的書只有農藝、卜筮和醫學三類，但我們曉得，換另一種意志，另一種意識形態的統治者來，比方說要獨佔宗教解釋的羅馬教廷，或認定宗教是鴉片、徹底無神論的政權，卜筮這一項反而會第一時間被銷毀，這正是歐洲中世紀和中國「文革」期間真實發生的事。也就是說，在人類歷史的權力和意識形態交織火網中，每一次都安然躲過掃射的其實只有農藝和醫學。但農人散落在田地里，是遠離權力核心的，真正能在掌權者窄迫卧榻永遠保有一席之地的，只有醫生。

話說回來，為信仰而死的馬吉歐醫生是誰殺的？他死於海地的秘密警察通頓馬庫特之手；而站在這批戴墨鏡、黑衣黑褲黑呢帽死神模樣秘密警察身後指揮一切的人，正是海地當時的恐怖統治者老杜瓦利埃，海地人稱他「爸爸醫生」，他原來真的是一名在鄉間行醫九*九*藏*書的醫生，而且他還不是小說虛構人物，是真人。

我惟一對格林的如此正面人物有意見的是，這樣的人在格林筆下常常是醫生，左派的醫生，像《喜劇演員》中那位為信仰而死的馬吉歐醫生，或像《一個自行發完病毒的病例》中在剛果麻風病院忙得要死、根本沒空談信仰的柯林醫生云云。我對醫生榮膺這樣善的代表人物有意見，儘管我大約知道格林為什麼作此選擇，或說我自以為知道——我們和格林實際年歲有相當差距，但我們和格林仍處於同一種醫生的「歷史世代」，一種傳統支配勢力崩解、身份界線混淆、醫生這一社會角色空前（可能也絕後）膨大的曖昧世代。

也難怪很長一段時間，不會有人認真去追問當時的醫療價格，相對於當時的物價當時的所得，必定是極不合理的。想想，當時能看病的人相對稀少，醫生的家產卻能如此快速的、大量的累積，我們還能有什麼其他的解釋？當時的醫生遂也因此較為悠閑，有時間去搞搞政治，選縣長或縣議長。

我們很容易從台灣、從自己舉目四顧的真實經驗讀懂格林。因此，不是善等於醫生，沒那回事，而是在那樣傳統支配權力崩解的特殊歷史時刻，醫生「恰恰好」有機會扮演某種關鍵角色，尤其當社會改革或革命力量起自民間時，長期被封閉成死水一灘的民間缺少很多東西急需很多東西，而這往往是醫生現成擁有的，我們說的當然不是鋼琴，而是財富、權力關係、社會位置和聲望，乃至於起碼的知識準備和視野云云。這樣的醫生數量不需要多也不會多，只有其中有一兩個醫生再自備一點不屈的正義感和慈悲心就夠了；或者也不必，換成得隴望蜀的生命更大野心，不想只以一個更有錢的醫生身份終老，帶點賭徒冒險家性格的也行。

那個年代，資本主義的理論一如鋼琴，即便有少量進口台灣，仍是鎖著的、珍稀的、私有的。我們沒聽過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不知道自利自私為最大驅力的商業邏輯，我們對世界時時心存善意，我們被教導要感謝各行各業的人。感謝農夫種稻子給你吃，感謝郵差風雨無阻送信到你家，感謝學校老師花力氣揍你教你做人做事的道理，感謝縣政府兵役科的公務人員寫兵單給你報效「國家」，當然，最要感謝莫名的永遠是醫生救你一命勝造七級浮屠——這裏，我們便看到醫生蓮花般從各行各業中熠熠浮現出來了。必要時你可以收不到信，可以不要讀書當文盲，但你得活下去，醫生這行業最特殊之處，便在於他掌管著人命，攔在通往死亡的岔路口，這遂有點像碰到比較優雅的、一襲白衣的搶匪綁匪，要錢還是要命？當時我們聽過太多有病沒錢醫的人，也聽過太多誰家生場大病動個手術（其實可能只是我母親生過的盲腸炎或我外婆生過的膽結石）傾家蕩產的故事，但人命無價不是嗎？人家救你一命這不已經是恩同再造的最大慈善嗎？民間故事中，這種時候如果你是個美麗女子，總是要考慮以身相許的，難怪很長時間里，有這麼多心存感激的父母一心要自己女兒嫁給醫生。

必要的話，無所不能的心理學還可以再補一刀，宣告這樣的行為其實就是某種病徵。在醫療神話的世界里，病患軟性的等同於褫奪公權的罪犯，你必須交出一部分行動的自由。

有趣的是，再糟糕再無能的爛醫院，仍僵而不死的保有這樣的基本樣態，甚至更沒彈性更沒道理可講的用力護衛這基本樣態——我所看過最美好的醫院畫面，是很早很早以前我女兒出生時的台北榮總，當年聚集著一堆焦急准爸爸的待產室有一處室內小空間，是全醫院惟一特許抽煙的地方，我在那裡靜靜坐過三四個鐘頭，前前後後被「借」走四支香煙，我們彼此不識但知道同在一個命運的岔路之前，因此，討煙的人討得坦蕩，給煙的人給得自然，更好是一旁沒煙癮的人亦慷慨含笑看待，世界大同。

這應該是做得到的，醫巫同源，歐陸的宗教者便先一步做到這樣的事。宗教者曾經伸頸到廣大的世俗世界，幻想把世界打造成封閉天國，闖了滔天大禍，如今他們退回去了，知道他們昔日的年輕導師「凱撒的歸凱撒，上帝的歸上帝九_九_藏_書」是睿智的教誨，更是不容逾越的界線，除了極少數像台灣的長老教會，近一兩百年來他們謹慎、節制、中規中矩。

一九六〇年代的鋼琴必定是舶來的，除了貨幣匯率不同，還要大筆加上萬里飄洋而來的當年運費（尚未有大型的貨櫃輪），就像我們後來在比方加西亞·馬爾克斯《霍亂時期的愛情》書中烏比諾醫生那一段所看到的，換算成今天的價格，應該還是比私人飛機略為便宜才是。

是的，健康醫療神話並不隨納粹敗亡，二次大戰後，它只是變得更有學問也更聰明了而已，因此也更富耐心。醫學和相關科學的進展，尤其是先心理學、后基因學這兩則偽科學神話的成形，使它有能力拋開恐怖丑怪的種族主義，並且用醫生來替代警察，不至於嚇跑最容易擁護它卻又最膽小怕事的中產大眾，還可以有效的把它的對手化整為零，從種族性階級性的集體打散為孤立無援的個人；新的健康醫療神話也學會不去正面對抗挑釁已深植人心的自由觀念，它只是繞過自由、擱置自由、暫時延遲自由而已。是的，你仍是自由的，但要喝酒要吃紅肉要熬夜工作這一切總要等你病好出院后才行；是的，你當然有不可讓渡的言論自由，你當然可以當個異議者，但你是不是也有心神耗弱乃至於失常的癥狀需要治療呢？是的，我們不是限制你監禁你處罰你，我們只是治療你，這是為了保護你不受傷害，也保護其他人不會被你傷害——

如果我們期盼傳統支配權力結構的瓦解，是朝向所謂的自由民主方向開放，那我們頂好別希冀醫生能陪我們走太遠，別在這道仍伺伏著各類兇險的迢迢長路上持續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是的，最好用后即棄，如舊俄時代所說的「多餘的人」。這麼說，不是惑于海地的革命抗暴歷史，當年領導解放的醫生搖身化為更恐怖的終身獨裁者；也不是讀小說的人忽然神經質起來，以為今天高貴的馬吉歐醫生（如果成功不死）仍會詛咒般成為明天的「爸爸醫生」。恰恰好相反，家國大事，我們正是無法奢望奇迹，不可以賭偶然的特例，得慎重的回歸事物基本面來。醫生這門特殊的行業特殊的手藝，很難不扞格於開放的、不確定的、複雜的、空氣中（必須）浮漾著各種埃塵病毒的自由。這是本質性的衝撞，好醫生和好的自由主義者幾乎不共容。

由此悠悠數千年時光，儘管醫生的位階始終不高，但安全、衣食無虞而且很不虞，又可靠近權力中心，更重要的是，有封閉性的專業空間，權力不會動輒干擾它還有求於它會出錢資助，人可安心的把一生職業乃至於志業交付給它。這對生活于階級流動性嚴重不足的彼時一般人而言，已經是夢一樣的生命快捷方式了，因此，的確會吸引到庶民階層的聰明者、秀異者，就像我們一直到今天還看到的，台大醫科始終是大專聯考的不動第一志願。

看守生死的界線，不等於就是人生命和死亡的詮釋者指導者，一如哨兵不自動等於哲學家，這樣的誤會對雙方大家都不好。醫學，最終是一門專業手藝；醫生，是修護者而不是建造者。不要惑于語言的暗示性，修護工作不見得比創造工作不高貴，事實上，它更綿密更時時發生，要談公益性，它也更能實質幫到更多急切的人更富光輝，因此，更需要專註不是嗎？就像格林筆下那位讓他都折服的麻風病醫生柯林。

但其實這多麼「現代」不是嗎？即使納粹已敗亡快一世紀了，我們仍然不斷看到諸如此類的思維、主張和行動，尤其是那些奉資本主義自私自利為生命最高指導原則的人，以及那些除了一己生命再沒更有價值東西可保衛的人。

這則醫療健康神話有一個獰惡的先驅者，可一直追溯到二次大戰前的納粹。彼時左翼的布爾什維克其核心，如本雅明指出的，其實是古老的宗教神學（本雅明比擬為躲在唯物史觀木偶里的侏儒棋弈大師），而極右的納粹則是一個提前出現的醫療健康瘋狂神話，由於尚未有足夠的醫學成果比方說基因學知識的支撐，納粹只能乞援于更古老的種族學，形成最現代到最原始蒙昧的怪誕結合，一個人類之前並沒見過的新怪物。

我們那位始見滄海之闊輪船之奇ｈｔtｐs://rｅａd•９9cｓw.cｏm的孫中山先生不正是這樣兩者皆是的醫生嗎？

也就是說，這不是一個正常人的世界，而是一個人處於生命特殊時刻的封閉世界，是一個生命戒嚴時刻的封閉世界，習慣生活于其中的人，很容易覺得外頭正常人的世界是髒亂的、沒是非沒秩序的、甚至是不知死活的。

在如此緩緩把世界改造成一間大醫院之前，先發生的是人的不寬容。史家房龍以「寬容」為名的書，告訴我們寬容多麼珍貴難得，寬容不是自然的產物，不存在只衛護自己身體和生命的自然叢林里草原上，寬容是人文明的發現，而且通常是巨大災難后的痛苦覺悟，比方說經歷了幾世紀的宗教戰爭和相互屠殺迫害，大家才一身殘破在廢墟大地之上坐下來，懂得要忍受不一樣名字的神，不一樣的崇拜方式，以及不一樣的生命圖像和嚮往。寬容是大毀滅后才出現的美麗彩虹，作為人不再彼此憎恨、彼此讓出生存空間的歷史盟誓。

我自己的人生里，第一個知道的縣長就是醫生，全宜蘭縣最大醫院（位於羅東）的院長、國民黨籍的陳姓醫生；第一位縣議長也是醫生，宜蘭市這邊最大醫院的院長，邱姓，當然也是國民黨籍的。那是一九六幾年的事，台灣還普遍貧乏，貧乏的不只是金錢財富，還包括知識、教育和視野，而縣長和縣議長，已是當時民選的最高兩個政治職位了。

在中國，「醫」這個字最早出現於秦代，小篆字成，由三個部分組成：左上角的是個醫藥箱或柜子，放著一支箭矢代表彼時的簡易醫療工具，最早的醫生大概只能對付外科性的傷口膿瘡云云，用箭矢來刺破傷口清洗；右上角是作業圖，醫生手持某種工具的樣子；下方的當然是酒，用來麻醉或消毒。醫字最早也可寫成毉，說明醫巫同源，醫生原是巫師的一種，但人命關天裝神弄鬼不起，因此除魅得特別快，毉字的早早廢棄不用沒幾個人見過，恰好說明醫生這一行很快取得自身的獨立性辨識性。畢竟，除了極少數入了魔到喪失疼痛感的虔信者，人生了病還是會務實的、有效的求助於醫生，吾之有大患惟吾有身，肉體的事哲學家神學家能幫忙的極有限，所以博爾赫斯才說光一次牙痛就足以讓人否定萬能慈愛天主的存在（沒必要把牙齒創造成這樣吧）。我認得的一兩個號稱可幫人驅魔趕鬼無病不治的教會得道人士，自己生病時仍馴服的到大醫院掛急診，我相信梵蒂岡的老教宗也是這樣做。

所以格林是寫實的，他寫的不是醫生，而是就那一兩個醫生，名叫馬吉歐或柯林的特殊醫生。即使是到這樣的歷史特殊時刻，「正常」的醫生總體圖像仍不是如此，他們既得的、損失不起的東西太多了，因此總會更保守更噤聲的躲進權力的羽翼里，像我們宜蘭的當時縣長和議長，或者可敬些像加西亞·馬爾克斯的烏比諾醫生，他內心的天平可能稍稍傾斜向自由黨，但除了他那隻飛到芒果樹上放肆大喊自由黨萬歲、扯蛋的自由黨萬歲的鸚鵡之外（同樣的口號才剛害死了四五名醉漢），烏比諾醫生幾乎是超然物外的，他那幢有多立克式柱廊、有音樂廳（鋼琴蓋著馬尼拉布閑置一角）、有三千冊藏書私人書房的涼爽大豪宅，裡頭沒有霍亂、沒有內戰、沒有飢餓和貧窮，自由黨人來保守黨人來，都不干擾他規律的生活，不干擾他每天午睡和服用各式藥物食物養生。事實上烏比諾醫生還公開講，自由黨的總統和保守黨沒什麼兩樣，只是自由黨的總統更不講究穿著罷了——

當時，我想是普遍的，醫生有三大清晰九-九-藏-書形象，其一當然是很有錢，其二則是慈善，其三是地方社會的領袖人物。這三點相安無事構成一平面，我們並未察覺出其間清楚的矛盾，這三點怎麼會不矛盾呢？

這麼說吧，醫生工作，最原初也是最核心的，原是任務性的，任務的目標是搶回人命，英勇的攔在死神往往間不容髮的利刃之前。要完成如此明確、艱難而且和時間賽跑的任務，首先，人必須專註，不能複雜、不能懷疑、不能對生命有太多哲學式的辯證或文學式的猜測想像，因此，即使經手過最多的死亡之事，醫生的根本生命圖像總是簡單的；其次，他的工作必須有效的、精密的編組起來，層級分工不僅森嚴，而且潤滑無間，由上而下的指令得依循最短距離抵達，因此不能採用曲線形態的辯論說服，而是直線式的權威權力，這遂使得醫生這個行業自成天地的構築成一個封閉的權力層級系統，甚至還普遍保有更古老的（依馬克斯·韋伯）家長制、師徒制支配；再來，醫院是個特殊任務的執行場域，會妨礙此一任務的各種雜音雜物，理論上再細微都得合理排除，不管它們在外頭世界的存在如此必然或必要。想想，人在這裏連正常情感的表述都受到限制了（探病有時間限制，加護病房只能隔著玻璃眺望，手術室絕不可闖入云云），更不用說抽煙嚼檳榔不是嗎？

我小學某次月考錯過一題非常不服氣，題目是鋼琴依發音原理屬於哪種樂器，我答的是像風琴這樣的簧樂器，但正確答案是小提琴、吉他那樣的弦樂器。你掀開鋼琴蓋子，的確會看到一條一條繃緊的琴弦，但你要到哪裡掀鋼琴蓋子呢？——一九六四年到一九七〇年，我讀書的宜蘭力行小學全校沒一架鋼琴，音樂課就得動員幾名男生去抬來學校僅有的兩部老風琴之一，到今天我仍記得那個重量，以及琴身兩側搬運用凹槽勒進指節處的疼痛感卻又絕不可鬆手。鋼琴在哪裡呢？在初中高中的學校音樂教室里鎖著，還有醫生家裡，尤其是生有女兒的醫生家裡。誰家吹笛畫樓中，斷續聲隨斷續風——

太陽照好人也照歹人。這些好人歹人依正常比例分佈於每一種行業，因此有善心的醫生一如有善心的水電工這不足為奇。但今天回想起來，很難說服我的是，其他各行各業的好人總是個人行為，奉個人之名而不是行業之名，為什麼獨獨醫生有著集體的、先驗的慈善之名呢？更難說服我的是，除了極少數的特例之外，包括絕大部分有慈善之名的醫生仍是非常非常有錢的，不是比一般人有錢，而是完全不成比例不成規格的有錢。這些財富怎麼累積起來的呢？豈不是每天每時取自於彼時所有貧窮的人？而且還是生了病的窮人不是嗎？還可以再加一項，生了病而且你極可能還認識他、知道他經濟景況的窮人，根柢的說，這就很難不是掠奪了，而且有趁火打劫的味道，買賣雙方處於完全不對等的不公平地位——是的，我們總是在最不健康、腦袋最不清楚、一刻也不能忍的狀態下進行醫療交易，連時間都好整以暇站在醫生那一邊，你怎麼可能有一分一毫勝算呢？就像老笑話里那個抱怨拔牙太貴、才幾分鐘就收你那麼多錢的病人，他得到的冷靜回答是：「如果你不介意的話，我可以慢慢拔。」

如今這得之不易的文明之物又快速流失中，毀壞總是比建立快。在醫療的神經質世界里，的確很難有寬容之存活餘地，異質的東西通常是威脅的、有害的、帶菌的，寬容因此只是放任、延誤、不知死活、小病不醫云云，醫生會婉言勸戒你或厲聲斥責你。我們也都看到了，如今出現了一種奇怪的社會身份，甚至還演變為一個職業，稱之為「檢舉達人」，這和人路見不平的油然而生正義感不同，他是主動的窺伺告密，是我們曾經最看不起的那種人，自以為在維護自身權益捍衛社會秩序，社會也給了他一件正義的外衣，還提供獎金，掌權者當然張手歡迎這樣的人，這是過去只能做不能說的秘密警察公開化、除罪化和普遍化。

終究，人類文明的世界不是單一目的的世界，事實上，所謂的文明，正是人對大自然生存鐵鏈的掙脫和超越。吾之有大患惟吾有身，人類文明的很多價值是外于、平行於、而且不免扞格於生存目的九-九-藏-書的，很多文明的成果，也是人暫忘一己的身體，使用它、消耗它乃至於輕重不等的毀損它，這才成其可能；說得更白一點，身體終究會衰竭，死亡會而且必須到來，我們可以適度的遲滯它，但幅度是極有限的，而且邊際效益愈來愈小，很快會趨近於零，甚至已一再呈現出負值，衍生出一堆痛苦無解的副作用來，包括個體自己，包括家人，還包括社會整體。有人選擇不顧一切的非活下去不可，守財奴般護著身體不敢動；但也有人選擇使用自己的身體和生命，天生我材，試圖讓它的價值極大化不虛此行。前者我們知道的人並不多，代表人物是活了據說八百歲的彭祖（但比起某一株紅檜仍不算什麼）；後者我們就熟悉了，幾乎所有了不起的人都在這邊，你還會知道他的姓名、生平和他做到的事，某些成果你更時時心存感激。

那些熬夜、抽煙、把自己身體心智當柴火燒的了不起小說家也都是後者，「小說家拆掉自己生命的房子，以此磚石，來建造小說的房子。」

要讓世界保有、延續並更開向這樣文明豐碩的世界，哪裡來哪裡去，我們頂好讓醫生回去他原來的醫院世界，這才是他真正的技藝擅長之地。在這裏，他可以幫助那些只想活下去的人，也可以幫到那些使用消耗自己生命的人，讓此事更成其可能而非阻止他。後者儘管像是抵觸了他的基本所學和認知，但有機會讓醫生upgrade自己，讓醫學的技藝更富層次更開展也更人性（這三者往往是同一件事），庶幾對應得上生命的豐碩樣態。

這樣《發條橘子》式的、《飛越瘋人院》式的恐怖故事也許離我們還遠了些，我們可以暫時相信還不至於發生在我們身上，但我們的「正常」生活會起什麼樣的變化呢？我們曉得，自由需要寬容，而寬容有個極不舒適的核心，那就是忍受，忍受那些對你無害但和你不一樣、你不相信甚至你看不順眼的事物。健康醫療神話對寬容最大的摧毀便在於，它把原來只適用於醫院，只適用於病弱者這特殊世界的嚴厲檢驗標準拿到外頭世界來，用最現代的科學儀器來偵測追蹤最微量的影響，徹底改變了所謂「無害」的意義。如此，自由的最後底線，以賽亞·伯林所說的消極自由或本雅明所說的私人房間，便完全被穿透了，你不能再說我關起門來不影響別人這句老話了，如今我們可以科學的一樣一樣證明給你看，你打個呵欠，唱首歌乃至於只是一動也不動的存在，影響的微粒仍持續奪門而出，如一隻蝴蝶輕輕的拍了拍翅膀。人甚至連處置自己身體的自由都沒有，也找不到一種無關別人的自毀方式，你當然不能抽煙，因為不僅有二手煙，現在還有所謂的三手煙；你也不能肥胖，因為他們已經精算出來了，這會加重多少社會醫療成本，有損那些苗條人士的權益；你很可能不能不洗澡，就跟你不整理家居環境一樣，氣味加病菌會通過空氣傳播——

格雷厄姆·格林，這個人類小說史上最世故最多疑的書寫者之一，很奇怪的，筆下反而會出現一種信念超級堅定、入水不濕過火不燃的全然正面人物，當然，如果只是這樣當某種神像擺著，格林也就不是格林了。小說進行中，格林，通過筆下的敘述者，會一刻不停的從各種角度攻打他、詢問質疑騷擾訕笑挑釁，但和二流的、只會把美翻過來變成丑的、好像不把人擊碎就不會寫小說的書寫者不同，格林會一再跟他辯論下去，不會有終極性的輸贏就跟我們人生現實一樣。然而，最特殊之處在於，我們感覺到格林其實期待被這樣的人說服，期待被善說服——格林才是真的在跟善辯論，而不是天下烏鴉一般黑的揭發惡（我們現在還缺小說狗仔隊嗎？）。這一點，使格林遠遠超過乍看有點像他的後來奈保爾，奈保爾蝗蟲過境式的筆下，善是沒層次沒內容的，善只是外殼只是神話偽裝，換句話說，善其實是不存在的，善甚至只是更壞的惡。這方便很多敗德者行惡者，給予他們（包括奈保爾自己）合理化的心理治療，把自身該負責的道德抉擇改換成某種普遍的、無可抵拒的「人性」，行惡不再會失敗。奈保爾正是這樣二流小說家的佼佼者，求不仁得不仁，我真的想不出他還怒什麼，是妒恨還有人比他更壞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