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樣一再重演的勵志故事里，如果要選出其中一項我最在意的，那就是「停滯」——你知道，一部電影的負載量通常只到一篇短篇小說的程度，還遠遠構不成一本書，這樣規格的念頭其實是不間斷襲來的，像風吹花開一樣，尤其在人比較年輕易感的時候，你若不當下抓住它實現它，不出一年兩年它就正常的消滅了或說沒用了。你讓它結石般擋住在那裡，阻斷你跟世界、跟時間流水般生生不息的俯仰潤澤關係，新的、更好的（理論上，25歲到45歲應該是一道不斷向上試探的生命曲線不是嗎？）念頭就折箭般進不來了，因為這樣而把自己凍結在二十五歲某一個晚上的偶然夢境里如化石，並不是一種好的駐留青春方式。

我比較真實的憂慮仍在大一點的、比較缺乏自覺缺乏抵抗力的另一面——我得到的較完整訊息是，今天台灣出版的總體數字其實並沒太明顯的衰退，真正嚴重受創的是這種賣兩千冊的書。也就是說，這波災變出事情的不是出版業本身，它只是在進行自身結構的變化調整；我們真正快速失去的，集中在書籍世界里深奧的、精緻的、獨特的、富想像力的，以及不懈探向衝決向思維邊界這一部分。這當然有點奇怪，因為不管是人的閱讀習慣和能力，乃至於整體社會的思維人文水平，都屬較本質性的東西，其變化軌跡總是黏著的、積累的、「緩變」的，不會像流行事物有如此戲劇性的、翻臉般的起落。因此，比較可信的解釋是，台灣社會並沒在這幾年一下子變笨變壞變得單調無趣而且怯懦，而是這兩者之間斷去了原有的聯繫，仍然有這樣認真想事情認真寫書的人（比方說了不起的小說家舞鶴，就我所知正沉靜的開始一個極棒的長篇），也仍然有想買這些書看這些書的人（比方你我），用經濟學的語言來說是，這兩端的需求都還在，只是它們不再是一種「有效需求」了，無法通過商業市場得到滿足，正迷途流竄在空氣之中。如此，真正變笨變壞的危險尚不在此時此刻，而是這些得不到滿足、找不到出口的書寫和閱讀需求可能無法長期撐下去，比離水的魚好一點，但它們仍會窒息、死去並分解消散。

對了，還有一種書的出版可能也消失了，那就是人們不會覺得它好、也不會買、純粹訴諸編輯個人執念的書。這樣純屬編輯任性的書曾經是允許的，如同你辛苦工作兩三年總會得到一次不必講道理的紅利，可以吵一回沒理由的架，休一次不必交代幹什麼的長假，出一本肆無忌憚的書。正因為它不被讚譽也不會賣，它背反著所有既存的市場限制卻仍然在書海中出現，這樣燈火闌珊的驚心動魄一刻，儘管很短暫，而且接下來還有一堆善後得你一人收拾，作為一個編輯，你會感覺自己和這本書堅強而且直接的聯繫，你們之間再沒有別人，這是一本你的書（儘管作者另有其人），它的存在證實了你自身的存在。

如果從我們前面對兩千名讀者構成的猜測來說，我相信快速消失的不是核心的讀者，而是外圍的「假裝」和「錯誤」讀者——後者精明起來或謹慎起來，而前者不再裝了，這部分的喪失才可能是快速的，因為他們的假裝和誤會必須有某種意識形態的前提，得不假思索的信任某些價值、某些他們還無法企及的確確實實嚮往和夢想，並保有一分必要的敬畏之心，而這恰恰好是台灣社會這幾年流失最快如崩解的東西不是嗎？

最終這個社會是否忠實的每生產一部電影便相應的出版一百本書，基本上可以是無關宏旨的，這取決於我們投注在這兩件事的個別金額大小不同，一個社會（比方說印度寶萊塢）願意花更多錢拍電影，便可以大大縮減這個產量比例；真正難以改變、幾乎無法撼動它分毫的是，你得說服三十萬人和只要說服兩千人永遠是完全不同的兩件事，這像站在兩個完全不同的力學世界，從一開始就意味著不同的話題選擇、不同的內容構成、不同的講話方式、不同的道德考量，乃至於完全不可同日而語的企圖心、可能性和想像力。事實上，這裏存在著一個常識性的社會鐵律讓人沮喪：說話對象的多寡和說話內容範疇的大小，基本上是一個急劇的、放大的反比關係，你設定的說話對象每擴大一分，你的內容便得相應的收縮三分五分，而且只能有一個走向，那就是朝著更簡單、更保守、更安全無害處陷縮。

究竟是怎麼構成的兩千人呢？作為一個編輯心生感激之餘也不免會時時好奇，我模糊的想法是（出版界沒什麼能力詳加調查追蹤），如果我們想像這是個同心圓模樣的構成，最核心處是一簇準確的、一定會買的讀者；再光暈般圍一圈跨界試探、一樣有足夠閱讀能力、你相信他仍會讀完全書的讀者（比方學經濟學歷史的人也會要讀本好小說）；然後是一大圈「假裝」的讀者，他們也許還沒足夠能力和必要知識準備念完這本書，但偶爾心生善念想讓自己變好一點、變聰明一點，每隔一段時日會花錢並逼自己振作一下。更多時候，這是一群仍願rｅａｄ.９9csｗ•ｃoｍ意相信有所謂「好書」的讀者，並相信正在讀一本好書是光榮的一件事，尤其一不小心被身旁認識不認識的人看到時。這樣的讀者其來久矣，事實上我們年輕時還做得更誇張更噁心，流行存在主義當時你會隨身帶本克爾凱郭爾或尼採的書並很自然的讓封面一角亮在胸前，注意到每個迎面走來的人微微一睜的眼睛；最後，最外圍那一圈則是一群錯誤的讀者，買錯了，供給和需求之間發生了誤會，這部分的書只被購買但不真的被閱讀，它的意義是純粹經濟性的。

也許真的令人難以置信，台灣這幾年如此折磨出版從業人員的大型災變，我們居然膽敢把它（暫時）化約成五百到一千名讀者的缺席。但要不要試試看？試著先把這根小鐵釘給釘回去看看，在今天動輒數百億為基本單位的政治、經濟大遊戲中，有能力有資源釘釘子的人，乃至於各種釘釘子的手段其實相當多，從政府到民間，從業內到業外，從集體到個人作為，從商業利益到文化關懷。

然而，如此貧窮的、寒傖的生產面奇迹和我們一般人何干？它如何進入到現實世界，轉換成為我們一般人可參与可享用的華美奇迹呢？——這樣說，今天你在台灣拍一部電影（別想那種有地球浩劫大場面的，要花一大筆特效后製成本的），成本很難低於四五千萬台幣，而一本書的正常成本，不花哨但也不寒酸仍可用四五十萬元完成，沒錯，大約就是一百比一；因此，仍用購買者這一端來說，一部電影至少需要三十萬人次觀眾的情熱進場支撐，相對於書的只要兩千多名傻讀者（書價略高於電影票價，因而人數比還略低於百分之一）。華美與否的核心奧秘，便在於這個「四千萬元/四十萬元」、「三十萬人/兩千人」的一百比一黃金比例。

不願猜測和預見，原因很簡單，那是因為你要繼續下去，你還有一些未竟之書要編輯要出版。有些未來的確知是很有用的，可趨吉避凶，比方說明天會滂沱大雨，提醒你要帶傘或乾脆別出門；有些未來的確知則必須相當程度拋開它遺忘它，以免亂了心神，比方說你知道自己一定會死亡這件事。如果我們用韋伯「職業」「志業」的分別進一步來講，當編輯工作某種程度成為你的志業，你其實已交出了一部分趨吉避凶的靈活性，「要不要做」的完全自由抉擇已轉換成為「該怎麼做」「能怎麼做」的想盡辦法突圍，所以知道會天降大雨又怎樣？你還不一樣要昂首出門，當然，多帶把傘是可以也是必要的。

說真的，我這樣一個已沉睡的編輯並不很為那些猶在趕路的編輯憂心，就算那些信守承諾而來的讀者真的只剩一千個，就算「兩千冊的奇迹」這一公式已不再精確如昔，我以為這一算式的形式，以及它的根本精神、意義和關懷仍是成立的，而且是必要的——你也許必須提高書價了，你也許必須放緩腳步更耐心也更機敏才行，你也許必須調整賣書的方式以及地點，你也許必須找出發現讀者以及讓讀者發現你的不同途徑和語言，你甚至必須用華文大世界而不再只一個台灣來重新聚沙成兩千人（或相當的經濟回收）云云，有一堆瑣碎痛苦不堪的事得一一去做去加減乘除，但重新讓此一公式成立仍是很划算的，確確實實的計算一次可供你保固個好幾年。它有點像《聖經》里那一道洪水停歇、鴿子銜回橄欖枝、人和凶暴大神協議各退一步相安無事的美麗彩虹，它給予你一個適度隔離、不會被資本主義時時騷擾逼問的位置，是編輯志業的「消極自由」（以賽亞·伯林）和「私人房間」（本雅明），保衛著不盡如人意但確確實實的可能性和想像，讓你工作而不是天天恨人罵人。每一代有志業負擔的編輯，必須找出屬於他們自己的奇迹公式。

正因為這樣，書籍這麼個寒傖的行業，會在其末端呈現著如此繁花盛開的驚人模樣，我想不出來有其他任何一個領域，能如此深如此廣同時如此多樣如此精密——人類的思維，包括每一種想法，每一個念頭，每一次夢境，管它多細瑣、多奇怪、多私密、多不合時宜，乃至於多幽黯恐怖邪惡，你在世界其他任一個領域任一個角落就算不危險，也無不撞得鼻青眼腫，便只有在書籍這個世界中，每一種你都有機會找到實踐的可能，有機會碰到某一個還肯一試，並負責編好它、送它到讀者面前的傻編輯；也就是說，除了你自己容量有限又時時遭受遺忘威脅的記憶力之外，如果說這個世界還有一處可容身可收存可展示的地方，並鄭重相待，那必定是書籍了。

作為一個編輯，我們自己當然對此有更複雜難以言喻的感受和理解，志業的困難一定持續襲來且一再更新的，解決了這一個還會有下一個，正因為這樣九_九_藏_書，我們會比任何人更不相信有一次的、終極救贖般的收拾方法，我們不會等天上地下的事全弄清楚才行動。因此，我們這不是化約問題，而是試圖把千頭萬緒的困難轉化成為可執行的每天的工作，也就是所謂「當日的要求」。這句看似平淡也不安慰人的話，正是出自於那個睿智、悲苦、心思清明如水、且拒絕任何方便解答的人口中，這個人就是馬克斯·韋伯。一個夠好的編輯也許不必知道韋伯就已經這麼做了。但再聽一次這樣的話仍有助於我們的勇氣、決心和內心平靖：「如果每個人都找到他自己的精靈——那一個握著他生命紡線的精靈——並且服從它的話。這個教訓，其實是平實而簡單的。」

很抱歉，就跟任何政黨都無需爭取核心鐵票一樣，出版界里，負責營銷的人員貪婪的注視著最外圍的錯誤讀者，代表性的話語如年輕時意氣風發的詹宏志說的：「在他們還沒搞清楚時把他們全騙進來。」但編輯興味盎然的比較是第三圈的假裝讀者，編輯自己很可能仍是這樣的人，或至少是這樣出身的，保有著這個記憶，所謂的「久假不歸」，弄假成真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書籍版圖的擴大（用「擴張」就太自欺欺人了），乃至於社會智識的緩緩進展，其實正是來自於這群假裝讀者在時間里的正向變異。

我離開編輯工作已超過三年時間了，據說這正正好是台灣出版界受創最重的幾年，當然跟我的離去毫無關係，甚至我也不是（該不該承認呢？）預見如此風暴的到來先一步睿智的跳船走人——如果一定要修改記憶吹諸如此類的牛皮，那我會選擇吹得更大也更科學、更統計數字。我應該這麼宣稱，你看我人不在出版界這段期間，人類每一年死亡上千萬人，而且全球的氣候愈來愈不穩定，沒見過的大型天災一個跟著一個，這難道不都是真的？名經濟學家克魯格曼曾啼笑皆非的告訴我們，現在很多所謂的科學報告，玩的便是這種拙劣的統計把戲，畢竟偌大紛雜地球上要找到所謂同向進展的獨立現象太容易了，它們亦步亦趨，卻彼此一點關係也沒有，它們惟一的函數關係是巫術。

這樣的斷裂究竟是出版結構調整中的暫時失落現象，抑或一個長期向商業陷縮乃至於歷史傾頹時代的必然，這是得認真去弄清楚並對付的問題，但此時此刻，你不覺得太可惜了嗎？用最現實最白話的語言來說，就差那區區五百到一千個買書的人，或說就差這五百到一千人（原本就可能只買不看）的一小塊收益數字，我們讓書寫和閱讀的最有意義需求變成無效，讓繁花似錦的書籍圖像一夕消失，讓人類思維最深厚、最精緻、最勇敢、最富想像的那一塊失去憑依成為可悲可笑，並開始一個壞的連鎖和循環。是，就像因為少了一根鐵釘卻覆亡了一個王國。

書的最大奇迹是，就算全世界只有兩千個人需要它，它居然還成立，還會被寫出來印出來。

終極悲觀來說，如果這一切全歸於無效，你最後最後仍有戰國時代彈劍而歌（「長鋏歸來兮——」）的馮諼故事可講；你是賠了錢，但是你順利無礙的為公司為老闆買到了更珍貴的「義」。放眼過去，誰會不同意呢？台灣這些有錢當老闆的人真正嚴重匱乏的總是這個義字不是嗎？你也可以用現代語翻譯過來，就是社會正義、道德關懷以及企業形象——可惜這麼準確的好故事你只能講給自己聽，用來解消自己賠錢的那一點點道德負疚，無法真正靠它來說服老闆取得加薪，那隻會更激怒他。真正在這種時刻有效保護你的，其實正是這曖昧的、不會死人的小小紅字差額，微罪很難舉，只會被瞪兩眼罵幾句，通常它得一而再再而三累積多回才質變為你解職歸去的死罪；也就是說，你如果不僥倖的、踏實的讓自己心思保持澄明（比方說依最簡單的報稱關係，你怎麼會奢望你那麼討厭他、天天傳他壞話的老闆會傻乎乎喜歡你？），作為一個編輯，你的空間、你的自主範圍還是比資本主義應允你的大一點點。這個大一點點，可能是虛幻的無謂的，但有機會是很珍貴而且實質的，就像在醫學救人的世界，你的全部技藝和資源可能只讓一個人多活十分鐘或兩年便復歸死亡，這搶過來的時間有可能只是徒然延長或增加痛苦，但也可能整個改變了這次死亡的意義和感受，包括亡者和生者，讓這個死亡可承受可收藏。惟每一個編輯都相信或說應該相信，你讓一本書印製出來但很快消亡，即使它賣不到兩千冊，仍然和它從沒出版、從不見天日是不一樣的，你永遠不會知道它風媒花種子般會去到哪裡？觸到了誰？啟示了什麼？阻止了什麼？我自己總試著從這樣一處所在去想像它，那就是讀達爾文、讀博爾赫斯、讀格林等了不起思維者書寫者的回憶文字，總會看到一大堆在他們年少啟蒙或生命關鍵時刻扮演重大一擊的書，其中很大一部分今天只留著一個書名、作者名和一條沒內容的腳註，再不會有人出版它們閱讀它們了，但少了它們，《物種源始》會少掉read.99csw.com一個動人的實例呢？還是會損折一角？或是讓當年惴惴不安如闖禍的達爾文喪失勇氣，從而把某一句某一段最重要的話給吞回去？我自己每多見到一本這樣已化作春泥的書名，便多一分相信懷抱這樣的希望是正當的。

這些年來，由於工作和交友不慎的關係，我常常會碰到一種年輕人，他們從事影像工作，藏身廣告界賺很好的錢，但若有所思以至於隨時鬱鬱寡歡的樣子，總想著哪一天能放手拍一部電影，誠實的、盡興的、只聽從自己內心聲音的好好拍一部電影。通常他們影片內容早想好了（可能二十五歲前），甚至就連演員誰演誰（通常就是身旁參与作夢的男男女女友人）都談好了，但哪裡有四千萬台幣呢？這類故事通常有幾種不同的結局，惟每一種都讓人不免難受。最常見的是這個夢想成為某種地平線般永遠不會實現的東西，從此凍結在原地，以至於像個道德借口，一種定期的贖罪儀式，帶著它更理直氣壯、什麼反省也不必的在廣告世界賺更多錢，過更好的生活；另一種是這個夢想怪物般持續的在人身體里膨脹，但在現實中卻又沒出口，因此成為生命中沉重無比的負擔，他可能看似和前者一模一樣，繼續在廣告世界賺更多錢也過更好的生活，但人卻像化身博士般裂解開來，白天是傑基爾博士夜裡是海德先生，這兩端的車裂拉扯力量很容易影響人對世界、對生命本身的基本看法，他的眼光總是陰鬱的、不信任的、仇視的、虛無的（依個人心志的抵禦力強弱而定）；當然，也會有那麼一兩個人多年後終於把電影給拍了出來，四十五歲人拍二十五歲時的東西，一部分自己出錢一部分用別人的錢，但並不因為宿願得償，這個「四千萬元」「三十萬人」的魔咒就會放過你，所有實質的困難在這一刻才正式開始——

我自己有沒有想到這「兩千冊的奇迹」哪天會這樣宛如一夕間消失呢？老實講有的，但不願——有，是因為多年來其實徵兆不斷，而且徵兆不容人僥倖的只朝著一致的方向，那就是剝洋蔥般可賣兩千冊的書不斷在縮小中。作為一個編輯，已經好幾年了，你被迫不斷削減自己心中的書單，厚一點的、陌生一點的、深奧一點的、時間久遠一點的，或製作成本高一點的，比方說像以賽亞·伯林以為是「十九世紀最偉大自由主義著作」但厚達千頁的赫爾岑自傳《往事與隨想》，像歡快無匹、前現代小說瑰寶、拉伯雷的《巨人傳》，像理應每個短篇都被珍視閱讀不可遺漏的契訶夫全集（我自己只來得及出版他的兩個短篇集子），像一堆偉大作家只此一本之外的其他偉大作品（《基姆》之外的吉卜林、《死魂靈》之外的果戈理、《黑暗的心》之外的康拉德、《喧囂與騷動》之外的福克納、《唐吉訶德》之外的塞萬提斯、《包法利夫人》之外的福樓拜、《高老頭》之外的巴爾扎克……真的太多了），你只能逐本放它們回書架最上層，讓它們在時間的塵埃中苦苦等待如同等待可能永遠不會再來的彌賽亞。作為一個老編輯，你的經驗和最基本知識告訴你，真正會來的大概不會是昔日那個「你編好它，他們就來了」的美好時光，而是某個臨界點。當這樣一分一分的不斷剝落到達某個臨界點時，可能會整體的牽動出版世界的基本圖像和作業方式，從書寫、編輯、營銷到終端販賣的改變每一個環節每一個步驟（比方說採購人員不願下單、書店不肯陳列乃至於進書），這就不是這本書那本書的問題，而是某一種某一類書被逐出市場機制的集體消亡問題，就像昔日達爾文的無情斷言，當某一個物種低於一定的數量，滅絕便很容易來臨了。

即便活到現在這般年歲了，心中積存著這麼多未竟未解的、像散落一地需要打掃的房間也似的數據、念頭和疑問，我仍然不信任那種閉上眼睛、幾天幾夜靜坐著一動也不動的思考方式，我以為冥思處理較多的是道德性的麻煩和抉擇而不是認識和創作。時間長短不是問題，人思維的速度有時候快得跟光一樣，而且還像穿過隙縫才形成集束有勁道的光，它最生動的時刻是在人的活動中、在人的持續操作實踐里，一個念頭召喚出其他念頭，一個念頭點起燈一樣照亮其他念頭；你要思維如大江大河滔滔不絕，就先得讓自己活成一條河流的模樣才行。思維這麼苦的一件事，如果說它還有什麼讓你感動莫名的一刻，就是這麼一種快得像一閃而逝卻又長得安穩得一如永恆的心思清澈澄明狀態，彷彿勒住了時間的馬頭，又像置身在死亡面前，據說在那樣一個剎那，放心足夠你想完全部事情，來得及完完整整的、每個細節不遺漏的回憶你的一生。

在出版界的哀鴻遍野聲中，我比較憂慮的是仍英勇留在災難現場朋友捎出來的一句話：「你的兩千冊大概消失了。」

三十萬人的最大公約數又會是什麼？能是什麼？

世事維艱，你對這可厭的世界知道得愈多，你愈會認為這是奇迹沒錯九九藏書。當然，此一奇迹的成立，還有一塊絕不可或缺的拼圖，那就是另一側的需求面，掏錢買書的讀者大爺。在台灣這麼一方小島上，很長一段時間，就跟信守著承諾一般，只要書還算認真，就算深奧一些專業一些，讀者這一邊總會期期艾艾的推出個兩千人左右出來負責買書，有時聚集得很快、有時淹漫過季節歲月需要個兩年三年，但你總可以耐心等到他們，這是「兩千冊的奇迹」最好的部分，令人振奮，拉住你不向虛無處墜落。

好，兩千冊知道了，而奇迹在哪裡？奇迹在於——你隨便走進去一家便利超商、一家大賣場、一家百貨公司或Mall，放眼周遭這些爭奇鬥豔的如花商品，然後給自己一個假設，如果它們，從一包面、一瓶可樂或鮮奶、一部電腦到一輛貴死人的豪華雙B轎車，從出生到死亡，只能賣出去兩千個單位；或更進一步說，在最原初的生產時刻，生產者已經知道了，整個世界就僅僅只有兩千個人需要它會購買它，想想還剩幾種仍會留下來？還有哪些人們仍願意費心去研發它製造它運送它並好好展售在你眼前？你很容易發覺自己正站在一個荒棄的、空無一物一人的、只有回聲的大倉庫里，就像那種人類忽然浩劫毀滅電影里的噩夢一幕。

一個偉大的小說家、書寫者，也一定會有失敗的作品（有些我們看不到，只是因為他寫完不拿出來），深入困難之地，深入到沒人走過之地，怎麼可能會不迷途會不失敗？

我們任誰都年輕過瘦削過，我回想當時我們是怎麼跟這一個個夢境、這一個湧上來的念頭相處的？對於我們這些活在文字、活在「四十萬元/兩千冊」世界的人，在這階段簡單的從書包里掏出現成的一支原子筆和筆記本，用兩個收攏起野馬般心思的黃昏（年輕時通常會選這款比較有悲傷味道的時刻書寫，像博爾赫斯說的年輕時總喜歡「黃昏、郊區和哀傷」，又說：「我年輕時喜歡假裝自己是哀傷的，而且大部分時候我會得逞。」）就完成了；慎重一點的話，你會放在心裡幾個月，等長夏到來，一伙人買張最便宜的火車票，悠悠坐到台灣最南端的屏東去，當時還寫小說並廣受期待的老朋友丁亞民的父親任職屏東糖廠總管庶務，會借給我們一間木頭地板的美麗日式宿舍（很多人搬出去住水泥公寓了），我們花一個禮拜寫完它，剩下來的夏天日子就愛幹什麼幹什麼的全屬於自己所有了——

多年下來，我在出版界聽過最好的一段老闆的話如下：「作為一個老闆，你得允許你的編輯出版他認為（但不見得是事實）會替公司賺錢的書，也得允許出版他已知道不會替公司賺錢，但卻是一本好書的書；還得偶爾允許出版他認為既不賺錢也不見得好，但基於某種說不清楚的理由他必須出版的書。」你可能猜錯了，慷慨說這段話且真的這麼做的這名老闆並沒破產跑路，也許有人認得他，他叫蘇拾平，此時此刻還生龍活虎在台灣出版的第一線。

可是，兩千冊不是會賠錢嗎？是的，會讓出錢老闆賠一點點錢。然而，最有意思的就在於這「一點點錢」，正正好是因為這曖昧的、不大不小的差額，才讓編輯的專業技藝和心志有意義，也才讓編輯像一個人而不像一枚螺絲釘的存在有意義。作為一名編輯，我們還是有些特殊小技巧小招數的，包括各種無害的乃至於善意的哄騙方法（有騙讀者的，也有騙老闆的，後者也許更實用），也許做不到讓某一本納博科夫或福克納的偉大小說大賣十萬冊，但我們也不妄自菲薄，這幾百本的差額還周旋得起，而且會讓我們更精神抖擻起來。

樂觀來說（編輯的最內心處很奇怪的總有一絲不講理的樂觀，在他長年沮喪的、怨言的、灰撲撲的、宛如現代社會職業輸家的外表下），所謂的兩千冊藏著還算合理的一個如意算盤，比方講你主編一套十本以兩千冊銷量為底線的書，想當然耳不至於剛剛好就全賣兩千冊，總還會多個零頭甚至有個一本兩本衝出去上看四千五千冊，依大樹法則平均下來你不就平衡不賠錢了嗎？萬一萬一上天垂憐居然還有其中一本瘋掉了，莫名其妙賣到一萬冊以上，這下子可不連下一套十本都當場有著落了？就連那幾本你處心積慮想出版、但怎麼看都沒一千五銷量的書（比方亞歷山大·赫爾岑的《往事與隨想》）都有機會了不是嗎？悲觀點來說，攻擊不成還能防禦，我們可以用較差較省的方式工作，包括只用電話不約作家在咖啡館談話云云，好讓成本得以下調，這部分，感謝台灣出版界多年來沒真正好過的工作環境，恰恰好是台灣編輯最會的，訓練好得不得了。

說真的，一個編輯，如果一年不試個一兩本看起來不到兩千冊的好書，我以為這必定是個很不怎樣的編輯，因為沒困境沒折磨，你的編輯技藝必定很快退化趨於單調，也不會有任何想像力可言；更進一步說，一個編輯，如果看來戰功彪炳沒在書市失敗過，每rｅａｄ.99ｃsｗ•ｃｏｍ一本書都賺錢，我更相信這必定是個失職而且可替換的編輯，因為這意味著你只敢挑揀容易的書，你膽怯的遠遠躲開人類思維、創作的邊界。嚴酷的勝負場上，比方說大聯盟的職業棒球，如果你看到打擊率百分之百的球員，那必定是坐板凳只代打一兩次的龍套球員；如果你看到守備率百分之百的球員，那代表他不僅很少上場，而且守的極可能只是一壘這樣最不重要的位置。

這麼簡單、還帶著奇怪數字、密碼般沒人聽得懂的說法，還真像災難的聲音不是嗎？我得負責的翻譯一下——這原是我很多年前講過的一句話，在被某報某讀書版面問到何以選擇從事出版這並非太有出息的行業時，我說出版有一點很吸引我，我稱之為「兩千冊的奇迹」，我不曉得其他哪個行業能不能有這樣的好事。

話說回來，人的這些生生不息念頭，如果說每一個都得花四千萬才能實現出來，我想，不待那些最精算錢財的有錢人對你嗤之以鼻，就連我們這些習慣低估金錢價值的人都覺得不自在不怎麼合理不是嗎？說說看你認為有哪個短篇小說值四千萬？契訶夫的？海明威的？莫泊桑的、博爾赫斯的？（它們要不就完全超越金錢價值，要不就很便宜，總之不會是四千萬。）但四十萬一次，儘管仍不便宜（台灣這些年讓人語塞的道德數學是，這可供多少貧困學童吃多久的營養午餐云云，當然是真的），但顯然就有各種正當不正當的機會了，就一個編輯的實務來說，你可以把它藏放在好幾本必定有兩千冊以上銷量的書里如同把一片葉子藏在樹林子里，博爾赫斯告訴我們但丁也是這麼做，但丁為了寫出自己最心愛的名字貝雅德麗齊，才寫出《神曲》這部偉大的詩劇，把這個名字藏放在七十幾個名字之中；你可以言之鑿鑿斷言這本書，其實有大好機會賣得不錯，用你的編輯專業欺負你的老闆，事後損失你的一點信用和犯錯額度，加上一個懺悔無奈的表情，資本主義市場，判斷失誤誰沒有呢？你也可以試著哄騙你的讀者，你深知一般而言讀者只用三五分鐘決定要不要買這本書，你也太清楚這短短三五分鐘他能注意到的是哪些，封面？顏色？書背介紹文字？目錄？等等等等；你當然更可以棄絕所有詭計，堂堂正正的跟老闆據理力爭，我所知道會從事出版的人通常還保有一點講道理的空間，也多少還記得「理想」「意義」「價值」這些古老的東西，你不提醒他，他真的是會遺忘的；同樣，你也可以堂堂正正面對你的讀者，這絕不會讓你丟臉還會無形的累積一點敬意一分信任，即便這次他敬謝不敏。而偶爾社會氣氛對，偶爾誰也不知道怎麼搞的像是諸天眾神全到齊，也會有令你不敢相信的好事發生，像當年一個來自東歐沒人知道他是誰的小說家，一本奇厚無比而且不容易看的小說，一個長而拗口的書名，便忽然在台灣綻放開來的賣了遠超過十萬冊，至今仍波紋蕩漾，這就是米蘭·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這類的事不是只發生一次，而是每隔一陣子總會在你意想不到的書籍角落冒出來。

首先，兩千是什麼？兩千，或應該用阿拉伯數字的2000（阿拉伯數字看起來比較科學、比較數學演算不是嗎？），指的是單一的某一本書，從出生到死亡，總共只賣出兩千冊的意思。在台灣（也只限於台灣），如果你綜合成本和收入這兩端的所有數字作一次不留餘地、不帶情感的精密演算，來找尋不賺錢也不賠錢的所謂損益平衡的那一個點，大致上會落在兩千冊到三千冊之間，略高於兩千，也就是說，一本只賣兩千冊的書會讓出版社賠一點點錢。由此，兩千這個看似不祥的數字，便有著博爾赫斯所說的「魔幻般的精確性」了，它其實就是一本書能不能出版、夠不夠資格在資本主義大神暴虐統治的書市存在的關鍵數字，是每個書寫者各種千奇百怪夢想的當下現實，也是過去這十多年我作為一個編輯像三個頭的地獄怪犬看守的門戶；簡單說，兩千，正正好就是編輯工作光與暗切開來的那個點，不是書寫之夢而是編輯之夢的底線。

有玩過尋找公約數的遊戲嗎？這是我剛學會因子分解的自閉童年用來自娛的。為了延長演算過程，我總是儘可能挑選那種可充分分解的大合成數，比方說72（23×32）和54（2×33），這兩數的最大公約數是18，相當大，令人興奮，但一旦再加進一個64（26），這個最大公約數便當場墜落也似的，只剩下最基本的2了；如果再來一個45（5×32），答案就抵住牆壁成為1了——這個陰魂不散的1每回都來得這麼快，像《三國演義》里說司馬懿的兵，除非作弊，你很難希冀四五個不同數的最大公約數不得出這個Game Over的1。多年之後我曉得了，這個1其實就是社會的主流聲音，全世界最無趣的東西。

我們在曖昧的出版世界，曖昧的其中一部分意謂著人的獨立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