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錢德勒的書寫不真正從《大眠》開始，甚至不從馬洛這個人開始。事情要再往前推六年，一九三三年當時才由石油公司離職、游手找尋下一個生命落點的錢德勒，被某一本推理小說弄出一肚子無名火又無從發泄（我們每個人幾乎都有類似的閱讀經驗），他想大聲告訴所有人殺人不是這麼回事，真實的世界不是這麼回事，就因為這一口氣，他熬夜在旅館寫下了他生平的第一篇小說，可能就是稍後發表于彼時廉價雜誌《黑面具》的短篇《勒索者不開槍》。

「十月中旬，上午大約十一點鐘，沒有陽光，山麓的小丘望似雨幕重重。我身著一套粉藍色西裝，暗藍色襯衫，打領帶，胸袋上插著裝飾手帕，穿黑皮鞋，和帶有暗藍色繡花圖案的黑毛襪。我整整齊齊，乾乾淨淨，刮過鬍髭，腦袋清醒，有沒有人留意這一切我並不在乎。我具備一個體面的私家偵探該有的所有條件。我正要去採訪四百萬大洋。」這是六年後馬洛在《大眠》一案登場的死樣子，當然是自嘲的。稍後我們會知道更多，有些出自於他人的話語，比方說他的眼睛是褐色的，但更多時候，是我們（包括錢德勒自己）通過一次又一次的案件直接而且具體的發現他、形成他、確認他，這是個緩慢、耐心但確確實實（確實的東西通常需要時間）的生長過程，為時二十五年（前大眠六年加后大眠十九年），我以前寫過一篇菲利普·馬洛的短文，把這二十五年四分之一世紀稱之為「在亂世中打造一個高貴的人」。

在末世中，保持思索一個又一個人理應如此的可親樣貌。

文學書寫處理具體的、單一的人，而不處理集體的、概念的人，最簡單的技藝性理由是，集體的、概念的人只是統計數字（斯大林難得的睿智之言，可能是他的專業經驗），甚至只是幻覺（博爾赫斯），它鬼影子般黏附不了任何真實的東西；稍稍深沉的言志理由是，集體的、概念的人只能是公約數，而且還是受制於集體現象再損折、再往下、更體現放大人們一切壞毛病的惡質公約數，它只讓書寫者灰心沮喪。書寫者要保持對人的信心和希望，只能把自己的目光聚焦在某些個人，某些還值得一看值得探究的個人，不論他是否特例，不論他是否偶然，有這麼一點點《聖經》耶和華的味道，只要這個城裡還能找出五名十名義人，我就應允不用天火擊毀它。

是的，在我們價值信念的萬神殿中，英勇很特別的有兩個角色——它既是被守護的珍貴之物，也同時是個守護的衛士，負責保護其他諸神、保護其他所有的好東西。

所以博爾赫斯愈到晚ｈttpｓ://ｒeaｄ.９9cｓw.ｃoｍ年愈強調書寫中的英勇特質，即使只是一個狀似安靜不驚擾世界的書寫，的確都包含著一個「尋求隱藏真實的歷險過程」，但凡你要好好說出足夠分量誠實，或是足夠分量深刻美好的話，每一個夠格的書寫者都心頭雪亮自我斟酌過，你無法避免對眼前的世界有所冒犯，如薩義德長掛口中的，你得對抗流俗，對抗習焉不察的時尚和成見，對抗人們的漫不經心，對抗人們遍在的懶怠和假充世故的胡言亂語，對抗建構在這些上頭的所有利益，以及對抗人們的失憶云云。博爾赫斯晚年，因為家族基因的緣故日落般兩眼俱盲，且早已不理會阿根廷幾乎一無寧日的現實（博爾赫斯總是淡淡一句「我那最不幸的國家」），甚至不讀當代的作品，只以他驚人的記憶力和人類歷史上那些最偉大的書相處。他一直是個最謙遜的人，總是老紳士般溫和的、帶著商量的說話，但稍稍讀懂他作品的人都至少看得出來，他的確是個最英勇的思維者，他的書寫總開向全無人跡之地而且絕不停留，跟整個眼前的世界背向踽踽而行，他狀似天真的話語其實是他寸步不讓堅持的一種極其柔美精純形式，攤開他一生八十年的經歷，你以為這樣的人會天真未鑿嗎？薩瓦托稱他「作家的作家」是至高的贊語也是準確的不祥之言，意謂著一般人並不容易知道他的價值，博爾赫斯也果然為期十年二十年的被人遺忘，他今天我個人以為仍遠遠不夠的普世聲名，系來自那些為數不多的人英勇不懈的反覆講出由衷之言，但根本上還是個奇迹。

亂世？現在也許應該改成「末世」要好些準確些也現實一些。我們對所謂的亂世有很多種描述方式，依據自己的傷害、自己的希望破滅、自己最在意之人之物的遺落、以及自己不甘心放手的應然世界圖像云云。但亂世通常得有比較具體有對象的壞事發生，比方戰爭、瘟疫、乃至於瘋狂殘酷敗德的統治者，因此這並非我們對人類歷史最絕望的判定用詞，事實上它更接近某種我們自身生不逢時的荒謬描述，它仍被意識為暫時的、失序的、終會下完雨過去的，麻煩只在於我們究竟撐不撐得到？有多少珍愛的人和物會從此壞去不復返？以及，由於時間的量度不同，所謂歷史的偶然、歷史的彈指、歷史的短暫現象究竟會不會比我們僅有的一生還長？在亂世中，往往人最深澈的痛苦並非死亡，而是你得把自己當個洋蔥般不斷剝落、不斷作出你不願意到以為不可能的抉擇，孟子當年便指出這個，但他很奇怪用魚和熊掌這兩個奢美不急的read.99csw.com好東西，來替代「生」（生命）和「義」（價值信念）這兩端激烈終極性的抉擇，是善用譬喻一輩子的孟先生最失手的一次。事實上，你的抉擇會一再發生在兩樣你以為生命不可或缺、少任一樣都可以到生不如死地步的東西，而不只像孟子所說那麼乾淨、那樣一次性斷裂在生命和價值信念之間而已，這樣只須一次也只能一次的二選一相對來說還是容易的，可以帶著豪情帶著光朗之心如孟子自己大聲講出的「捨生而取義也」；更多時候，人糾結纏繞在價值和價值之間、生命和生命之間（我的命、你的命、無辜他者的命……），同質而且等值，你既無法靠理性來加減乘除運算，也無法靠美學偏好來抉擇（我本來就喜歡義超過生命），更要命的是，你於是不管作出什麼選擇都沒有榮光的冠冕，都感覺自己是卑鄙的，都如昆德拉所說察覺自己的歪斜變形、察覺出「我」正一步一步向著不再是「我」的邊界而去。像當年納粹的大滅絕營，要你每一個猶太人社群自己定期交出五十條命來，你選誰？怎麼選？就算你慷慨舍了生取了義也只佔一個名額而已，還有四十九個不是嗎？而且你要不要為下星期下個月可能又來的五十人名單作預備？

我們要說的正是這「前大眠」的跌跌撞撞有趣六年，有點像亂槍打鳥的六年，體例上都是短篇小說，主人翁有時是馬洛（《檢方證人》，1934；《金魚》，1936；《紅風》，1938），但更多時候不是馬洛，我們從日後收輯成The Simple Art of Murder的短篇小說集可看到，錢德勒嘗試讓他或更年輕、或更有錢、或更歡快、或各種可能身份甚至根本沒私家偵探。比方一九三九年正倒數計時時刻的《惱人的珍珠》，主人翁便是一名大學時打美式足球絆鋒、不愁吃不愁穿窮極無聊的公子哥兒，只因為女友兩句甜言蜜語昏了頭而去調查一宗家庭失竊案，幻覺自己是中世紀騎士要仗義替老太太（女友的僱主）找回那一串往日情懷舊愛回憶的珍珠項鏈，除了當場挨兩記重拳應聲倒地那一段，這是距離馬洛最遙遠的馬洛小說，惟我們一路含笑（閱讀錢德勒小說不大可能出現的表情）看下去，最終發現他又回來了，故事的最終處置仍是馬洛式的，正義不只是破案緝兇把壞人痛打一頓而已，正義必須更溫暖也更溫柔；正義必須更準確更向著人心回答；正義不是倨傲的、排他的、吞噬性的怪物，它在適當時候適當角落適當的程度必須懂得向其他不下於它的價值彎腰低頭，奇怪是往往它在委屈自損九九藏書時才更像正義；正義，最原初是想要世界更好而不是更惡劣更殘忍，不是這樣子嗎？而且我們也發現在緝兇偵探和罪犯之間仍有空間可容納乾淨的友誼，生長出在哪裡都不易生存的人的真誠，這直接讓我們看到了日後（1953）的馬洛經典名著《漫長的告別》，不是那種討人厭的雄性共謀，而是博爾赫斯所說人最精緻情感之一的友誼。因此，你當然可以把這段日子沒馬洛的小說全看成是馬洛小說，馬洛仍在嘗試、仍未安定、仍在織了拆拆了織找尋他最適當模樣的馬洛小說。

在一個已沒有英雄，但不沮喪仍四下散落著英雄和其他美好東西碎片的該死年代。

《大眠》是錢德勒的第一個馬洛長篇，出版於一九三九年世界大戰的日子。The Big Sleep，死亡以一種更亘古、更舒適也更一了百了如暮色降臨的樣態被說出來、被理解。一八八八年六月二十三日生的錢德勒當時已五十一歲了，正正好是此時此刻我的年紀，換句話說，蠻老了，尤其作為才出版第一本書的寫作者而言，也因此，被設定為三十三歲的私家偵探馬洛，我們看，錢德勒此刻寫他已非常有把握了。我們隱隱察覺到馬洛有一種質地真實的世故，彷彿他知道的遠比他所說的和所想的要多；他的無懼不是因為對即將到來的危險全然無知，毋寧更像是充分預見並且知道最糟糕的結果大致會是如何，有某種不求奢望的鎮定和安詳。五十一歲的書寫者錢德勒安撫著、指引著三十三歲的菲利普·馬洛，馬洛的眼前兇險，對錢德勒而言是記憶。

我把自己昔日那篇馬洛爛文章找回來重讀，果然不值一提，惟一仍閃閃發亮的，是文章里我所引述的費里尼話語。費里尼，這位有著最華美想像力、米蘭·昆德拉以為電影作為一種藝術形式到他為止的了不起導演，被問到他喜歡什麼時，他果然也以碎片的樣式回答：「……九月……奶油杏仁冰淇淋……腳踏車上的漂亮臀部……火車和火車上的便當……空無一人的教堂……以及雷蒙·錢德勒。」

沒辦法，你想當個好人，就先得是個英雄不可。

然而，如果這些僅有的、具體的人仍禁不起注視怎麼辦？他們總是一個兩個三個就在你眼前變形、毀壞、消融，不再可親不再值得被愛，宿命一樣——這多年來，我近取乎身的從朱天心的小說書寫找到慰藉脫困的方法。我一直注意到朱天心的小說人物有一種「類化」的傾向，不是那個人，而是在某種處境下的某種人，會在人物逼近具體成形的前一步忽然剎住車，轉頭逆向行駛回歸到普遍層面來，但這不是公約數九九藏書的概念化，而是她所相信人合理的、應得的摸樣。黃錦樹曾稱之為「一篇小說寫完一種類型的驚人企圖」，但我逐漸發現原來她先我一步是不得已的，朱天心比我更意識到時間的無堅不摧力量和人的相對脆弱不堪，你只能讓人保持在他「應然」的樣子才能抵住時間，讓他不在疾病里、在瘋狂里、在仇恨里、在死亡里漸行漸遠——

今天，我們得進一步把話倒過來說才更符合如今的真相——只有最世故、最實際的人，可能才得以保住那一點質地精純的天真之情，正如列維·斯特勞斯講他自己，說也許真正徹底到不留僥倖餘地的悲觀主義，你才能由此孕生出溫和的樂觀精神；也一如我們在馬洛身上看到的，也許只有徹徹底底相信人類世界不再能生產英雄，我們才可能對人的英勇有著腳踏實地的理解、祈求，以及，寬容。

在末世中打造一個高貴的人，我以為最深澈的困難還不是這些，不是怕冒犯世界的種種兇險，不是怕被當神經病被遺忘，而是這個世界真值得你這樣嗎？眼前這些人真值得你這樣嗎？一個被愛的生命體可以歪斜到什麼程度而依然是一個被愛的生命體？一張可親的臉在疾病里、在瘋狂里、在仇恨里、在死亡里漸行漸遠，這張臉依然可辨嗎？——此時此刻，我心中閃著一張一張真實的臉、一個一個我認得的、知道的、認真相待過真心期待過的人，我想，昆德拉說這話時也是這樣。

以下的話說起來弔詭而且像繞口令，但可能是真的——一個不幸的亂世，是英雄迭起、事後總會有幾個大名字、幾座銅像留下來的年代，但其實人在其間不見得需要特殊的英勇，尤其無須主動的英勇，你可以像個英雄選擇情熱的對抗，也可以不像個英雄選擇睿智的逃走（比齊魯的孔孟更處於殺戮亂世之地的老莊便勸我們這樣）；換句話說，你可以跟它拼力氣，也可以跟它賭時間。你不必刻意的找尋行動，是因為通常歷史自己會找上你，會逼迫你行動乃至於逼迫你成為英雄，人類歷史上數不清有多少理應只是流氓、只是騙子、只是神經病、只是庸碌乏味之輩的人因此莫名其妙都成了英雄，像中國漢代班家最不長進也最壞的一個班超便是如此，遑論希臘的喪心病狂阿喀琉斯。然而，在一個看似無風無雨的冰冷末世里，沒有英雄這一職位，卻嚴苛的要求你非主動是個英雄不可，一方面時間只流走不改道，在這麼一個不會雨季結束、洪水退走、挨過去就是你的無盡頭世界，你非放進一些特殊的、不一樣的、讓人精神為之一振想像力可以復活的東西不可，至少得試著讓直線的時間扭曲彎折，有機會九-九-藏-書轉變成為人的盟友，如此，希望這一個美麗的詞才得以恢復它原來的意思；另一方面，你自己一定也需要這樣的道德體操，價值信念只收存在內心裡一樣會發霉變質萎頓，你還是得說出它來，大聲為它辯護，甚至實踐，你必須有更長時間的打算不可。

這裏，抄一段弗吉尼亞·伍爾芙講詩人雪萊的話：「但同時又如佩克教授強調的那樣，雪萊雖然不愛這個哈麗特或那個瑪麗，但卻愛著人類，這一點千真萬確。和大自然神聖的美一樣，人類的悲慘境遇總是在他心頭熱烈且持久的燃燒。他比任何人都更熱愛行雲、大山和河流，但在山腳他總能看見一間坍塌的村舍；罪犯正戴著鐐銬，在聖彼得廣場的人行道上鋤草；可愛的泰晤士河畔，一位老婦人正因患瘧疾而顫抖。這時他就會將自己的寫作扔到一旁，遣開他的夢想，步履艱難的去給窮人送湯喂葯。隨著時間的流逝，形形色|色、稀奇古怪的領養老金者和門客必然聚集到他的周遭。被遺棄的婦女、別人家的小孩他要管……最不食人間煙火的詩人竟也是最實際的人。」

當我們把如斯亂世的知覺移往一個沒戰爭、沒瘟疫饑饉的晴朗光亮日子，當我們確實的察覺出，這不是特例，而是普通的；不是暫時的，而是一直如此的；不是偶然的，而是世間的某種真相乃至於本質，如同菲利普·馬洛在不下雨的加州所思所言，或者也像我們在此時此地衣食無虞的台北市不時襲來的念頭（你會虔敬的希望這隻是自己心思寥落時刻的幻覺幻聽），亂世就成了末世了，一個其實更冰冷更絕望的歷史判定之詞。它或許不再有明白立即的致命性，不逼迫你作出「要錢還是要命」的當下抉擇，你的確可以如小說家馮內古特開玩笑的如此回答用槍抵著你的歷史翦徑搶匪：「哦，這是個極深刻的問題，我得花點時間仔細思考才能作出回答。」但時間的緩和延遲另一面是，它不再有盡頭或者至少我們看不到也不敢相信它一定有盡頭，沒盡頭的純等待不再是忍耐，只能是忍受，這兩者的不同是，前者你還能把自己要保衛的東西化為種子的形式收藏起來，後者則讓這樣的行為變得毫無意義，因此對人心更具腐蝕性。

。」）是的，這名熱血的淡水男子沒要找架打沒要時時伺機攻擊世界，他只是想喂貓而已；他也無意要比誰更強更大，他只是想聽從並保衛自己柔軟的、初衷的心而已。我還聽說，他的正職是在地的一名美術老師。他和流浪貓的最初相遇，是否來自於某一次的風景寫生？是否因為他不意看到了遠遠一隻打盹的貓進入到他想畫的空闊淡水海天里來，覺得那樣的畫面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