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把自己牢牢閉鎖在古老簡易公式，只用吉凶，尤其只用最淺薄一層非名即利判准看世界的人，只能得出一種古老粗陋的世界圖像；我所知道的每一個此種江湖術士，無可避免因此無一不是自私而勢利的不及格之人。朱天文是我所知心思最安定的人，生命之路走得直直的，她年輕時識得一名號稱神準的八字老師，每隔幾年會冷不防打電話來，今年春天三月，最新的一次天機訊息用人間語言翻譯出來大致是——過去三年，朱天文的生命運勢糟透了，糟到讓人不敢打電話跟她聯絡；但今年可不得了，春暖花開，兩岸開放，無往不利，不止紅遍台灣，還春風又綠江南岸的紅到大陸。

相傳，這首詩寫于（或脫口吟唱于）赤壁之戰前夕的某個晚上，地點時間乃至於情境都有，而且詩人手上還持著一支原是儀仗歌舞用途、稍後不幸成為殺人兇器的大槊，《三國演義》第四十八回《宴長江曹操賦詩　鎖戰船北軍用武》相當完整的重建了這個犯罪現場——時間是建安十三年冬十一月十五日，地點是渡江的北軍旗艦甲板上，詩人兼兇手的曹操年五十四歲（相當於現在小說家朱天文的年齡），職業是丞相（或漢奸），在場目擊證人一大堆大致上全是曹操手下的謀士戰將。事發當時據說曹操已先喝醉了，立槊船頭，奠酒長江，又追了滿滿三大杯酒，回想著自己這一生遂慷慨吟成此詩。本來事情到此歡快的高潮歌聲中就結束了，但偏偏冒出來一個好心但白目的傢伙揚州刺史劉馥，他挑出詩中四句「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依」批評曹操不該在大戰前夕出此不祥之語，當場被曹操順手一槊刺中要害而死，千古以來，這大概是創作者對評論者最激烈的一次反擊，今天的詩人小說家咬牙切齒之際一定暗自羡慕可以這樣。

我們一樣很容易在格局方正的《短歌行》中找到這樣一道又一道看似直線的隱藏曲線，找到一條一條鰻魚，看得出來寫詩的人胸口滿溢，悲喜交集，心思遊動得很厲害很遼遠，酒精大概也發揮了一定的助燃推進效果，跟汽油一樣。寫詩的人應該不是平常人，他站在一個比平常人稍高的位置；而且顯然還正杵在一個稍高的生命時刻，躊躇滿志，因此說是霸圖如夢赤壁戰前的曹操相當合理。星辰下，濤聲里，他時而在晏飲歡快的當下，時而半窺探半言志的看向彷彿已伸手觸摸得到已近乎實體的將來，卻在過去的時間里逃逸得最遠如同迷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我們不曉得兩千年前當時人們有沒有我們這樣的傳聞，說人在單身面向著死亡那一剎那，人的回憶就像是這樣子，把他自己活過的每一刻巨細靡遺的重演一次，或更神奇更難言喻，線性的生命像一張同時而且完整打開的大圖呈現於眼前。因此，真要說這首詩有何不祥，它最不祥之處就已在這裏了，在於人心裏忽然裝不下盛不住如湧泉的太多歡快，在於此時此際確確實實但不知駐留多久的幸福時光，在於一定發生了什麼事的繁華，你要不要就此放鬆開來順流而去呢？至於後頭月明星稀那四句一組，我猜那只是當時真的發生的事，一隻大鳥忽然嘎嘎向南邊飛走，把人從迷醉中打斷，明月一輪，江風清冷，人抖擻一顫，世界恢復成它現實的偌大模樣。

仔細想來，除了必要的誇大之外，這可能說得都對。但對朱天文這樣以小說為生命志業的人，沒收入不露臉的埋頭下來三年五年，其實是經常而且還是她主動選擇做的事。我日日和她相處見面，看著的只是她一道無聲大河般的向某個我不知道的天際流去，倒真的忘記她也是個有衣食之憂的人——是的，說得對，但這樣子的對有什麼意思呢？

會不會有人由此想到荷蘭畫家蒙德里安的畫？把曲線全拉直，把層次變化的色澤平板化成為單一色塊，紊亂但有情的偌大世界包含樹包含海浪水波包含轉動著風車葉片的風（都是他本來最愛、一直畫著的東西），最終連隱喻連象徵連符號都沒剩下，成為一張又一張壓克力板或地鐵圖模樣的東西。蒙德里安後來嘗試使用較明亮的顏色乃至於光點，但這絲毫安慰不了我們滿心的荒蕪也救不回畫的虛無。拉直、簡化、固定，源自於我們不夠完美的思維能耐，是我們想進一步認識事物（尤其尋求某種通則時）通常被迫實行的方法，因此，它寧可是不得已的，也不要是過度興奮的；寧可每多往前一步都更遲疑一下、多意識到危險一點，而不要是加速的、理所當然的。

的確，我們又同時察覺到寫詩的人是典雅的、節制的甚至還是嚴肅的，他會剎車，會收起情感，酒也醒得快，某些界線他不會跨越摧毀反倒以為有責任要保衛（因此劉馥的過失殺人事件我們存疑），他的終極生命圖像是聖賢而不是仙人。此情此景，換成後世李白就一不做二不休了，我先動手為你捶碎黃鶴樓，你那邊負責倒卻鸚鵡洲，只因為周遭風景愈看愈不爽，又沒制服妹傳播妹一旁助興（「頭陀雲月多僧氣/山水何曾稱人意/不然鳴笳按鼓戲滄流/呼取江南女兒歌棹謳」），像極了兩個喝了酒掀桌砸東西的有才華不良少年。真的，我們讀李白詩往往就等這一刻，等他一次兩次三次蓄足情感璀璨的爆發開來，怎麼淋漓酣暢怎麼奔流而去，這時他不會管詩的格律的，世界至此由他一人接管，遑論字多字少話長話短這等小事，像《蜀道難》，有五言、七言、九言，居然還有六言、四言以及三言，而且轉換自如，沒有規則，只有詩人自己的呼吸。

正常時候，無關你人格心性傾向是悲觀或樂觀，也無關你對眼前茫茫未來的主張是較光朗或較晦暗，我們的生命處境和劉馥是完全不一樣的、不可同日而語的，否則就有些褻瀆了。未來仍留給我們一定的餘地，在清算也似的大災難（如果有的話）和我們之間仍有確確實實而且可貴的一段距離，我們不必也不應該而且不可以像劉馥那樣看事情想事情。

的確有點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味道了。浸泡的時間夠久，人不僅從心智到身體全面適應亂世，還會偷偷喜歡上它迷戀它——畢竟，從另一面來說，亂世太舒服了，尤其是這種不是真的、並沒有死亡和苦難伺伏、幻覺式的亂世。奉死亡明天就來之名，人可以擺脫一切，自由輕靈得像只小鳥，或更像一陣不再有實體羈絆的風似的。你不必下班準時回家，你不必生命苦役般繼續你每天八小時十小時的那件事，你可以同時談幾個彼此相濡以沫沒明天的凄美戀愛，你可以不再聽從自己心中的道德命令聲音而不擔心忐忑負疚與失眠，你不理會生命的所有基本承諾包括對別人對自己因為你已說服自己根本不存在兌現時間了，你可以恣意放大誇張每一分其實絕大部分不值一提的當下感受感情、不怕噁心的大哭大笑大口喝酒大聲唱歌等等（我在台大附近一家此類燕趙慷慨之士聚會的餐館，便看過牆上高掛這樣的一幅字，鬼畫符般寫著「酒，就大口的喝；淚，就盡情的流；歌，就痛快的唱出來吧」之類的）。這樣的寬容不當使用在自己身上，就像偷偷打開來的糖果罐子一般，人不會僅止於自戀、虛無和不負責而已，接下來，我們會一整套的看到，人堂而皇之的自私，人堂而皇之的殘酷，以及人堂而皇之的勢利眼，這才是假借亂世自我寬容的較完整模樣。自身有難，匍匐救之，所以沒什麼事是不能做的。

因此，災難的當下反思成果，也就是所謂的亂世之學，你可以說它是多樣的、難得的、證實的（針對我們平日受限於道德九九藏書、法律和習慣所做的種種猜想），但其實很少是真正深刻的。一方面因為時間不夠，所有曠日廢時的工作，所有需要細心分辨耐心琢磨的工作全中止了廢棄了；另一方面，人至此往往只剩、只面對著單一一個巨大而且是吞噬性的困難，那就是要如何存活下去，人處心積慮要想的、得磨練精湛的技藝、得說服自己做好準備的，也只剩如何和隨時撲上來的死亡周旋並相處，所以說就思維的真正全面深刻意義而言，亂世之學在其自由華麗多樣的外貌底下通常是單調的、只處理一件事的，它也只有在這單一命題上可能深刻，那就是和死亡庇鄰的生命本體，剝除所有生活實況實情的終極性生命大疑，它直接挺進到最後也是不會有答案的那個問題，與其說詢問的是生命，不如說探問的是死亡；與其說要如何生，不如說要如何死。也因此，亂世之學的層層哲思析辨，像是論理，但其實本質上更接近文學，以及一部分心理學；它最精妙的不是答案，因為並沒有答案，而是揭示性、隱喻性乃至於異想天開發明的寓言，開向於一個不證實的、無際無垠的、消失於我們望遠有限目光永不可及的空茫天地。博爾赫斯不止一次讚美耶穌是最會用口語用寓言說故事的人，其實佛陀毋寧更勝一籌，更精密更有知識也更富想像力，他揭示出來（或說發明出來）的層層生命圖像和宇宙構成，可以數學般乾淨整潔，彷彿直接可以演算，連只愛抽象論理的人都神往，比耶穌更吸引讀書人，同時像《阿彌陀佛經》云云又可以如此繁華而且具體，幾乎是物質性的，以至於連貪慾的人都可安撫、都可能慷慨捐出黃金來投資。當然，最美麗的人還是莊子，他應該就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寓言家和散文作家。

然而千年下來，幾乎沒有一個人指責或起碼指出劉馥不懂詩、鑒賞力不足、文學素養太差云云，這有點奇怪，包括日後曹操的所有詩人同行比方說泛舟重返赤壁殺人現場的蘇軾，大家都拋棄專業，不挺身護衛文學，寧可相信傳聞當個入戲的電視肥皂劇觀眾。我猜，關鍵可能並不在於劉馥已為他的文學評論付出生命代價，而是緊接而來更大的、據說死亡人數高達數十萬的悲劇。五天後的三更時分，果然颳起了中國歷史上最著名也最詭異的東南風，旗幡轉動，旗帶飄向西北，美麗景色的赤壁燒成人間煉獄，拙劣的文學評論反倒成為窺破天機的預言。當然，也因為死亡的人太多了，如斯大林所說一個人死是悲劇，百萬人死則只是統計數字，劉馥的死亡併入了整個死亡統計之中，遂變得無足輕重了。

對某些不會惑于如此表象魅力、有深究實質內容習慣的人而言，對此也往往會柔和的收斂自己，他們會意識到其間人的不幸、不得已和不公平，生出某種欲言又止的同情，這是死亡巨大寬容的一部分——嚴苛而且腦子清晰駭人的納博科夫就是這樣的人，他無法調降自己不可讓渡的文學判准，因此，在被問到索爾仁尼琴以及當時受迫害瀕臨死亡的俄國流亡作家文學成就時，他出奇溫柔但堅定的選擇不評論，納博科夫那幾句簡單的回答我個人奉為圭臬，用以提醒自己如何在人的不幸和是非善惡之間穩住自己：「我只從文學角度談論同行藝術家。拿你所提這幾位勇敢的俄國人來說，這種談論系屬於專業評論，不只談論優點，而且談瑕疵。我覺得這種客觀的評論對勇敢的俄國人不公平，他們忍受著政治迫害。」

不要胡言亂語批評創作者，尤其不要胡言亂語批評喝醉酒的創作者，更不要胡言亂語批評喝醉酒還手握致命武器的創作者——兩百多年前華盛頓的爸爸，都知道不能責備只能誇獎自承砍了櫻桃樹、手握斧頭的兒子不是嗎？

我猜想，孔子當年也是這樣面對接輿這一干以活命為最高原則的所謂隱士狂人智者，他知道人有理由這樣主張——孔子曾遠赴東周王室去見老子，意思是他親身到過現場，見識過彼時破壞最徹底、之前之後（整個春秋戰國幾百年）一直是殺戮戰場、也正是老莊亂世之學所發生的這片土地；相對的，他自己較幸運（歸功於父母而不是自己）活在一個還穩定、還有一點從容可能、堪稱當時大圖書館的東邊魯國。他比納博科夫更寬容，更願意處於低下的、受教受嘲諷的位置，幾乎已到罵不還口的地步，但他並沒被說服。孔子只有一回曾軟軟的回嘴，說他是人，選擇的是人間之事，比起老子乃至於日後的莊子，他的確走了一道比較耗時、比較糾結盤纏、也比較深刻的路。

曹操的《短歌行》當然不是蒙德里安的畫，這麼說吧，它比較像京都——日本這座一千兩百年的絕美古都是人刻意建造出來的，起始於見了鬼、為躲避宮中鬼魂糾纏逃出奈良的桓武天皇，但這個原名宇太村的人造京城其真正形制是稍後學長安城整理起來的，街名一條二條三條到九條依數字排列呈方格子狀；也就是說，這個最華美也最鬼影幢幢的古都有著全日本最呆笨而且名稱最土氣最沒想像力的街道。可是這有什麼關係呢？這隻是京都最基本的骨架子而已，並非其內容，有機生命的進展不能也不會如此循直線往前走，真正的京都在哪裡呢？老京都人會說，在那些「鰻魚一樣曲徑通幽的人家巷閭之中」，就像同樣蜿蜒千年于城中、誰也切割不了的洋洋美哉鴨川。生命是曲線的、連續的而且總會找到它要的縫隙，只要我們不消滅它，給它足夠的時間。

四言詩本來就是最穩定最笨重的，割不正不食。逢逢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束/九鼎既成/遷於三國，基本上只適用於弗吉尼亞·伍爾芙所說「巨大而簡單的東西」，盛裝不下個人隨時的、碎片的、捉摸不定的心思，因此與其說它是詩經的，不如說它是尚書的。當詩真正下到民間下到生命第一現場，當我們想捕捉想記憶想存留更細微的事物和情感，當詩要表達的是一個人的渴望而不是集體的意志，人們自自然然就不再使用它了；它不再進展，反而縮回去進一步凝固成為某種「神聖句型」，只有在最巨大的歷史對象面前最神聖的時刻才用它，祭天、封國、大戰開打前夕的誓師、以及裝模作樣言不由衷又非得講出點什麼好話時等等。

最終還有一個死亡發生，那就是詩的死亡——曹操寫《短歌行》此詩是真的，曹操的渡江南征不成也是真的，但當我們把這兩個不相干的事實緊緊扣在一起，用巫術的因果思維來理解它們，《短歌行》便不再是一首詩了；甚至，我們這麼說應該並不誇張，全詩128個字只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依」這四句，其他112個字皆被遺棄，只是用來掩藏、用來收納一個毀滅預言的煙幕或無意義道具，不是嗎？就連《赤壁賦》里，蘇東坡想著的、引用的也是這樣。

有一幕真人實事我猜我這輩子是忘不掉了，發生在二〇〇七年中的台灣——彼時台灣很普遍相信二〇〇八領導人大選是台灣是生是死的決定一戰，幾乎是男廢耕女廢織的參与這一役（參与的方式大致是交換傳聞、看電視、不斷咒罵以及失眠云云），整個社會呈現著死亡前夕極度焦慮又極度狂歡的詭異樣態。一位真的為台灣民主選舉、民主建構奔走一輩子、也真的是什麼都拋下來生死不論的前輩（我說不出口他的名字）認為，成敗的惟一關鍵在於中南部的地方派系土豪劣紳，為了救台灣必須全面買票，錢撒下去，他願意去說服自恃清高的候選人甚至願意親身下去雲嘉南操作此九_九_藏_書事，捨我其誰。三十年時間，他理不直氣仍壯的成了自己當年要打倒的那個人。

《短歌行》是四言詩，寫在一個詩的格式已不必然是四言的年代（「上山采蘼蕪，下山逢故夫」云云），它直接上溯詩經，其中有些句子更像是從詩經整塊剪下來的，但它切割得更工整、利落，剔透。詩經里的詩行通常還是重複的、折返的，形成一種駐留不前的吟詠效果，讓情感徘徊、迤邐、漸強，換字不換句彷彿各個角度耐心翻轉摩挲成形成為實體，我們甚至察覺得出它原來完整連續的模樣，相信它是被採集者修枝去葉再洗濯再整理的結果；但《短歌行》是純粹的四言詩，射出成形，詩行全不回頭，切線一樣，對待自己幾乎是殘酷的，以至於對稱得像結晶太完美的某種礦石，其間反射流漾的不再像是人的情感而是某種光線，全由直線直角所構成。我們幾乎可以數學的對待它，甚至因式分解它，全詩128字恰恰好可用4一路分解到底——128先除以4得到32句，再除以4成為8組，八個單位，八個分別獨立、如重新起頭（本雅明語）的話題；每組16字再分解一次，就重新得到4，回到這四字一句的最基本單位，就這樣切割得方方正正，沒遺漏沒碎屑沒多餘。

吉凶二分，如果說兩三千年前那樣簡單生活的人都發覺不適用了，怎麼可能對我們今天有所助益提供建言呢？我們生命中不再容易出現是生是死的單一迫切危機，卻多了數不清實質生活的每天憂煩和困難；我們自由而且各有主張，可能性眼花撩亂而非太少，以至於我們再難跟自己說清楚什麼是成功是失敗，我們甚至講不出來自己要什麼——幸福是什麼？意義又是什麼？

再多想想《十日談》里那等待瘟疫定讞的年輕七女三男都做些什麼？他們寫長篇小說嗎？沉心研究古羅馬史嗎？試著解開希臘數學三大難題嗎？或像達·芬奇那樣一點一點改造實驗調整飛行器嗎？都沒有，他們基本上只做一件事，那就是開轟趴，喝酒、唱歌、跳舞、狂歡還每天晚上輪流演限制級連續劇云云。在那樣一個不止言語行為而是連人的靈魂都得時時接受檢驗的年代，薄伽丘狡獪的使用了一三四八年佛羅倫薩這場幾十萬人無言死去的大瘟疫，讓人可以堂而皇之做他平日很想做但不會做不能做不敢做的所有事情，藉由這十名奈何以死畏之的年輕男孩女孩之口，把自己所有最難聽最尖利最冒犯彼時禁忌（宗教的、法律的、道德的云云）的話全講出來，一次出清。

亂世，不管是戰爭瘟疫天災人禍，的確如黑格爾所說往往是歷史最豐碩的時刻，但由死亡加身的豁免，人可以自由到像斷線飛翔的風箏一樣，人的形貌、心性、情感、行動、思維可以一無阻攔擴張到、變形到我們以為的極限之外，如昆德拉所問還是可親的嗎？還是可辨識的嗎？這不是人生命的正常延續，而是截斷的，是某種死亡節慶、是歷史的戲劇性時刻，甚至可以視之為很多研究者想做卻不允許的人類活體實驗，我們只有通過暴烈的災難和死亡才得出這些結果，得到一個又一個平常得不到的珍稀數據。

千年後今天，眼前再沒戰爭壓迫我們了，這是我們的閱讀優勢，我們是不是該把被遺棄的另外112字給要回來，完整的、心無恚礙的讀《短歌行》，看它有多好。

然而怎麼說呢？死亡如此決定性吞噬性，時時高懸頭上，但我們總是把它置放于眼角餘光之處，更多時候我們得忘掉它才行，才能（或說才敢）生活才能愛某個人才能嫁娶生子才能相信才能工作，如卡爾維諾在他最後作品《帕洛馬爾》最終講的，你不僅得忘記，還要在它尋獲你時不受它挾持威脅。也許正因為我們永遠無法真正解開它擊敗它以及改變它，它遂成為不急之事了，甚或成為某種遊戲、某種「費馬最後定理」那樣的東西——「xⁿ +yⁿ =zⁿ ，當n大於2時沒有整數解」。從十七世紀法國數學家費馬留下它之後，這個看似簡單的定理難倒無數數學天才，整整三百年時間無人能證明它，是最美麗的謎；但另一方面，「對它的證明看來好像並不會引導出更深刻的東西，也不會讓人因此對數有任何特別深入的了解，而且似乎也不會有助於證明任何其他的猜想。」

沒看過這份鱟魚科學報告也沒關係，我們可近取乎身回憶過去台灣這十年左右時光，情況相當接近。當然，一個社會要像一具自動化、絕大部分機能不隨意志操控的身體般把自己嚇到死是不至於，但每天每時警告自己正處於歷史關鍵一刻、生死存亡在此一舉云云也夠瞧的了（可能只是定期選個地方首長或發生了一宗弊案而已，都是正常社會必然的或應該發生的事）——這正是台灣最停滯最消耗的十年。比較奇特的是，過去會遂行如此公然恫嚇的只有兩種人，一是嚇你才有錢賺的算命術士，另一是嚇你才能凍結你正常權益、才能讓你加稅、服役或至少閉嘴的掌權者。我們如今是恫嚇者和被恫嚇者合而為一，搶匪和被害人同一人。

我們幾乎可以這樣無休無止的一路談下去，一個念頭轉入另一個念頭，一個故事想起另一個故事，一如《一千零一夜》的山魯佐德那樣。不只是《短歌行》一首詩自身已如此精彩豐富，寫詩的曹操本人更是精彩豐富（他還有那兩個很不錯的詩人同行兒子曹植曹丕，以及環繞著詩環繞著絕世美人的緊張關係和險險發生的家暴謀殺事件；《洛神賦》也寫多好多不祥，尤其是詩中光線和陰影的顏色、滲透、層次和變化，「洛靈感焉，徙倚彷徨，神光離合，乍陰乍陽」。我們曉得人們曾經普遍而且甚有道理的相信一條河就是一個神，更多時候甚有道理的就是女神，但曹植讓我們一分一分看著一條美麗的河變身成一個美麗女神的完整過程，在光影中，在渴望里，如同一次眼見為憑的科學報告），還有千年而來更為豐饒的歷史線索。我們愈是這樣讀它想它，便愈發難以忍受劉馥那種吉凶閱讀法，甚至很想沒風度的在這裏豎起一塊牌子：「狗和江湖術士不得進入。」

日本人有一句大致如此的世故老諺語，說「男人一出家門迎面就會遇見七個敵人」（女人大概會遇見八個，多一個，男人），這我們聽得懂，可能還心有同感。所謂馬路如虎口，人生處處是兇險，但這基本上指的是未發生、是不可測、是杞憂，依幾率確有一定數量是敵意的，一如也有一定數量是和善的，我們頂多小心點就是了，過馬路記得停聽看並順便扶老太太過街，還是每天照樣昂首向前不是嗎？人什麼狀況下不敢出門呢？當你曉得伺伏在門外的不是七個敵人而是一個持鐮刀披斗篷的死神、是向著你衝過來那四名可怕騎士時。《十日談》便是最清楚閉門不出的故事，外頭瘟疫肆虐，空氣中豈止七個而是無數個病菌病毒，不定什麼時候還會滲進門來，人每多活一天就是一天，時間是借來的撿到的，死亡如滿眼仆街的屍體是具體成形的、傳遞的。

因此，我以為所謂的亂世，我們頂好更嚴苛更狹窄的來想它界定它，諸如必須是明白而立即的致命性云云，以避免誤用，更避免人自憐褻玩，把它留給真正遭逢那樣不幸的人吧。人的一生也許險阻重重，人類歷史也許起起伏伏，但仔細看絕大多數只是困難只是麻煩只是延宕，或某種開放性可能（你會娶另一個人或去另一個地方），但並非大斧頭砍下來的終極判決，這是九-九-藏-書兩種完全不一樣的東西——我們看多了這樣的電影電視和廣告詞，通常只是嚇唬我們好販售東西的江湖術士伎倆而已，你真相信負責扔下「肥仔」和「小男孩」兩枚該死核彈的美軍轟炸機若在太平洋上空失事墜毀，日本就會逆轉勝嗎？歷史走向就一定更糟而不是更好？或當年艾森豪威爾將軍若在D日前中風昏迷乃至於隆美爾將軍把坦克部隊布署在正確的位置，人類就從此萬劫不復嗎？歷史開放、隨機、難以言喻，極可能連結果的形態和內容都會改變誰知道呢，但絕沒有那麼多關鍵（或說有著數不清無法窮盡的關鍵，如托爾斯泰在《戰爭與和平》指出的那樣），更沒有伺伏著那麼多次世界末日。

要讓策略作為的破壞力降到最小，關鍵就在於時間——時間會讓人的作為反滲、沉澱、內化，讓人習慣當下遺忘原初，改變人的思維暨其基本世界圖像一如它夷平高山剝蝕巨岩填平滄海。策略行為的欺瞞永遠有著嚴重的反噬傾向，它原本要愚弄的是眼前的生死大敵，但最後一個上當且又深信不疑的總是自己；它要求人裝扮起來好深入卧底，但最終是自己真的變成那一個人。勒卡雷的間諜小說幾乎每一部都哀傷的揭示這件事，讓我們看著那些曾經壯懷逸興、在二戰期間一次次成功愚弄過希特勒的蒼老間諜如今模樣，戰爭真的已停歇很久很久了，世界重新昂步向前，只有他們幾個人仍留在那裡，他們必須相信戰爭甚至召喚戰爭，好說服人們世界仍危機四伏一觸即發。一度站在世界最前沿的人成為被世界遠遠拋擲到最後頭的人，消弭戰爭而來的人成為時時想方設法製造戰爭的人。

由此，我也相信「完成」后的易經是不用也不該占卜的，它是一部搜羅整理生命際遇變化的參考書、小小百科全書，你要尋求它的協助，總得先為自己做點事，先反省自己，先起碼弄清楚自己大概身在何種特定人生狀態，你才能查詢，才去找出那個卦，也才聽得懂它對你揭示的有限可能未來和殷殷叮囑。

中國的易經存留著古老的占卜之術，這部帶著古老魅惑和恫嚇力量的典籍，讓人心生敬畏，算是較少被剪裁被整理的，裏面仍留著一些神秘的東西非常有意思。比方說需卦第六爻「入于穴，有不遠之客，三人來，敬之則吉」，你可以隱喻的讀它，也可以具體的、預言的讀它，更可以（我以為今天最必要的一種）人類學的讀它；或比方說漸卦，漸者進也，像放慢時間，讓我們看清楚每跨前一步的可能變化、視野和兇險。漸卦可能是易經最美麗如詩的篇章之一，它盯住一隻由河上飛來的大型水鳥（鴻），先是看著它飛到（或說暫時停歇于）河岸砂地，再來是飛到了河邊大石頭上，再來是離岸上陸，再來是樹林子，再來是啪啪飛上小丘，最終是深入抵達內陸，如此六個階段（由此我們知道《圍城》里的方鴻漸，從坐船回國到深入內地這一趟旅程的一部分來歷了吧）。就算你不像初民那樣堅定相信個體生命和世界存在著如斯響應的緊密對應關係，如同數學函數般一對一的亦步亦趨同向變化，你也可能在凝視、追蹤、揪心關懷它振翼飛翔、停歇、眺望、猶豫的過程之中，自自然然找到你和水鳥生命的「相似性」，如相觸，如某種生命氣息的風在你和它之間流動，並從而得到某種啟示或僅僅是暗示。翁貝托·艾柯在《玫瑰的名字》小說中告訴我們，人可能（而且嚴格來講都是）藉助一個錯誤的或至少憑空想像的模式，來發現真相找出某些道理，如同書中威廉修士借用了聖經啟示錄模式發現了線索，正確預言了接下來的謀殺案並揪出了兇手（更妙的是這個假模式還影響了兇手的作為，一方面讓他利用誤導，但另一方面也讓他暴露）。多年後我自己重讀易經，愈來愈相信這是一部實用於生命現場的書，它可能起始於某一個簡易的神秘公式，但真正的完成靠的卻是人的世故，有點像統計學，收集了人一次次刻骨銘心的生命經驗和教訓編纂起來。它預言的堅實基礎來自厚厚一疊而非一次的過去，來自人一再重複類似處境慢慢察覺出來的事物某種慣性和人心某種趨向，這每一種特定的處境，都一定程度制約窄化了未來，引發著特定的變化乃至於其規律節奏（儘管仍是開放的，有偶然變數隨時飛來，無法窮盡），未來因此有一部分可推演可猜測。易經由此逐步整理出來八八六十四種不同的人生基本處境。不同的當下生命樣態和其間人的心理狀態，比方說拓荒時，耕植時，收成時，繁衍時，建構秩序時，擴張分裂時，探向陌生未知土地時，渡河遠行時云云。我們很容易發現，簡單二分法的吉凶很快不適用不準確了，它持續被分割得更細也更有具體內容（無咎、無不利、吝、窮、泥云云）一如傳統八卦跳升為六十四卦、卦名亦由自然物天地山澤複雜化為種種社會處境，而且還是短暫的、還會變化的、無法安心但卻也不必絕望的，戲劇性定格式的吉凶無法為我們的行為提供有益可執行的建言；此外，吉凶的變化同時會被人自身的行為所牽動，很多困境其實來自於人的不知不慎和不靈動（拘泥於習慣或單一道德云云）。所以孔子判斷易經來自於稍後的中古亂世而不是天地伊始，他心中的作者形象是個經歷了憂患的人而不是天縱英明的數學家，是受過苦的人而不是巫師，他有點神經質，有點小心翼翼，喜歡告訴別人事情可沒這麼簡單一定還會生變，悲觀，但非常好心。

曹操美麗但不祥的千古名詩《短歌行》，應該還背誦得出來吧，至少其中某個四句一組，當年他是這麼寫的——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惟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皎皎如月，何時可輟，憂從中來，不可斷絕。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闊談宴，心念舊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依。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如果真要順此吉凶邏輯來看，我以為，問題其實不在於《短歌行》這詩，而在於根本不該有詩，或者說，曹操根本不應該是個了不起的詩人，想東想西幹什麼專心做個丞相——更根本來說，也許應該如柏拉圖主張的那樣，把詩禁絕，把詩人全數逐出共和國高興去哪裡去哪裡。事情很簡單，只因為所有像回事的、還可稱之為詩的詩都是不祥的，至少都不難挑揀出一兩句來為某個天災人禍當替罪羊。詩的最深處情感是哀傷的是憂煩的，它總是從此時此刻流瀉而去，或輕或重的碰觸著生命無所不在的處處限制，包括能力的、機遇的、地理的、時間的云云，意識到孤獨乃至於孑然一身的存在；經常，愈歡愉愈起勁會衝決得愈遠，直到天涯海角某個真正無可逾越的高牆擋下它來，這就是死亡了，或者說人類真正獨有的、異於禽獸那一點點不同的死亡意識，如翁貝托·艾柯所說有了界線才構成生命，生命這樣才成為一個整體一個可思索可計較的完整東西或說單位。因此，當生命本身作為對象被描述被揀拾被整理，總會蜿蜿蜒蜒的、或遠或近的指著死亡，愈是歡快的詩，死亡的形狀通常也就愈清晰愈逼近眼前。如果死亡被看成是禁忌的、諱言的，詩也就只能是不祥的、不恰當的了。

人的心思，人的情感記憶和渴望會長這樣子嗎？真的可以整理到這樣演算嗎？

當一個社會說服了自己正處於如此關鍵一刻，不論高貴或不怎麼九-九-藏-書高貴的動機，不論人是勇敢或懦怯，通常都不會再做正常的事，如同劉馥那樣（正常時候，他可能懦怯的意識到自己和曹操的身份差異，或正確的意識到自己和曹操文學程度的差異云云）。正常工作中止，取而代之是策略性的行動，正如同一名士兵得放下家庭，放下情人，放下夢想，放下自己比方說《羅蘭之歌》的史詩長期研究工作（借用一下格林《密使》的小說人物D）趕赴戰場，一切得等勝負生死塵埃落定再說。策略性的作為通常是針對性的，當它瞄準的惟一目標消失，其價值當下歸零，不會有內容的實質累進意義，一如兩千多年前的策略頂尖好手蘇秦和張儀留不下任何東西一樣；更糟的是策略性的作為還是消耗性的，總是有所妨礙有所犧牲，正常時候其價值還是負值的，日後有一堆副作用得忍受得清理。因此，策略學其實是亂世之學的一環，是其積極性、致用性、攻擊性的形式，最淋漓最肆無忌憚的成果便是兵法（所以中國古來縱橫學、兵學的哲學背景總是老莊而非孔孟）；這意謂著它的正當性來自亂世，而且其正當性大小和戰亂生死的距離長短成反比，在殺戮戰場矢石交下那一刻，它甚至是崇高的神聖的惟一的。

死亡會帶著寬容而來，一笑泯恩仇是人的豁達和氣度，也是勉強的；一死泯恩仇則只是人性，自自然然的蒸發。這緊貼著死亡的奇妙寬容是全面，不止化解停車干架爭風吃醋誰看誰不順眼這類狹義恩仇而已，此種直面死亡的寬容，真正最極限之處不在寬容他者，而是寬容自己。薄伽丘清晰的目睹著此事，他在這十名年輕俊男美女登場前就告訴我們，彼時佛羅倫薩人救死不暇各自逃命，丈夫丟下妻子，父母遺棄兒女等等，別說法律公權力約束不再，人人任意而行，就連我們通常傾向於相信系天性、系源於血濃於水生命基本命令的人倫系帶都應聲而斷，還有什麼事不能做呢？我們不至於沒在史書某一角看過「易子而食」這類更可怖也最悲痛的情事吧，至少彼時的佛羅倫薩還沒絕望野蠻到這種地步——當然，可能也只是實際狀況還不需要也不允許而已。依薄伽丘描述，瘟疫乍起人口銳減，當下是食物太多而不是太少；同時也是不敢吃，死亡的形貌是感染而不是飢餓，書中寫到幾隻遊盪到街頭的豬吃了屍體，沒兩下子就發病倒地。

有一種還活著的化石生物我們叫它鱟魚，滿身盔甲挺堅強有擋的模樣，但我曾讀過一份科學報告，記錄了這個活過億萬年歲月的小東西活活嚇死自己的經過——我不曉得這是定期性的、偶發性的或僅此一次。科學家觀察到鱟魚體內的訊息似乎發生了錯亂，它「以為」自己正遭到致命性的侵入，於是動員全身進行反制，但訊息顯示敵人實在太強大了還源源不絕，最終，它壯烈的瓦解自己，選擇和這個可怕但並不存在的敵人同歸於盡，英勇但非常笨。我的醫學知識嚴重不足，但我猜過敏大概就是類似的訊息錯亂病症吧，我們的身體誤以為有異物入侵或高估了入侵的程度和敵意，遂展開一連串節節敗退的防禦作戰，流鼻水流出它，打噴嚏噴出它，咳嗽咳出它，體內白血球大規模集結且像趕工生產畸形成長的軍火工業，最後氣管也腫脹起來進行隔絕不放危險的空氣進來。今年春天大沙塵暴從中國北方沙漠襲來，朱天心便因此急診住院，躺了好幾天才把這個連呼吸都打算禁絕的神經身體安撫下來，險險成了一隻人形鱟魚。

當然，每個人每種特殊處境下要求的東西可能不一樣，在那個赤壁之夜（如果真的是那一晚的話），有人看到的可能是流走的大江遠逝的清風裡那一輪確確實實懸在眼前以至於比什麼都更像是幻覺的明月（農曆十五，滿月），有人則一心記掛著馬上開打的戰爭無暇他顧。但橫槊賦詩，如果那個晚上此種情境，曹操乘著酒興慷慨高歌的比方是「財源廣進達三江，生意興隆通四海」，吉利是真的很吉利，但我想，我們會寧可選擇不祥是吧，我也不以為這樣就能夠改變這一場戰爭的成敗，會嗎？

然而，我以為劉馥比我們有理由「犯錯」，關鍵在於他面對著隨時展開且已完全沒迴轉餘地的赤壁之戰，我們並沒有——這是人極特殊的生命處境。所謂的特殊，指的是死亡如此巨大如此逼近，遮擋住所有東西所有其他的可能生命視角，偌大世界只剩人孑然一身和它對峙，這一刻你什麼東西都得先擺下，過這一關再說；更為嚴酷的是，你還非得擺下不可，你最珍視的東西，從具體的寶物，到不具物理重量但可能更不可承受的德行、信念乃至於情感，攜帶在身上可能只徒增危險，甚至給自己更多處致命的弱點。所以曹操當年被來自新疆的馬家騎兵衝殺，鬍子也割了，衣袍也截短了，犧牲了左護法典韋並賴右護法許褚力戰，這才逃得一命；所以人淹沒在無邊戰火之中，會寧可自己沒有親人沒有妻兒，沒有這些損失不起黏黏扯扯的東西，死亡如同歸去如同休息如同大眠一場，會比較好應付。

縮短亂世時間的方法因此有二——一是別恫嚇別誇大，別聽江湖術士之言，千萬不要在正常時日延續乃至於製造亂世幻象；另一個比較難因此僅僅是一種期盼，但我們的確知道有人造次顛沛乃至於死亡高懸頭頂時仍不改其志其行，戰火有間歇，轟炸機投擲完炸彈會返航重新加油裝填（格林的二戰倫敦大轟炸經驗是大約有六小時空當時光），你還是有機會掌握死亡的行跡、規律和死角，不被它完全掌控。當年一批東歐的年輕知識分子提出一個我以為非常非常動人的主張，他們決定不等戰亂結束，不等專制統治瓦解，不等死亡遠揚，他們決定當下就過正常的生活，像個正常的人那樣思考、著述、研究、交談、演講聚會等等。用托爾斯泰的話來說是，「他想嚇我，可是我並不怕。」用納博科夫的話來說是，「仁慈，自豪，無畏無懼。」他以為這就是人類最好的行為。

為什麼非六十四種不可呢？當然不一定也理應不止，用博爾赫斯講但丁《神曲》的話來說是「它的格式韻律限制了自己」，不得不捨棄更多整理不起來的生命碎片。

我們曉得，納博科夫當然是流亡者，終其一生再沒踏回俄國一次；孔子也是一生憂患不絕，數度瀕臨殺身，偶爾也心生乘槎歸去、放鬆開自己的感嘆。但這種亂世的寬容，他們只用於真正受苦的他者，不拿這個來豁免自己裝飾自己；他們也不用死亡來嚇唬自己，因此從容不迫立地皆真，該做的事不被打斷依自身的節奏進行，而且不知老之將至可以使用一整個人生。我們很不幸的一再看到這樣的事實，經歷過亂世的人通常會終其一生被那樣可怖且不公平的經歷「攫住」，即便歷史的暴風雨已停歇，即便他已遠離於千里之外，以至於他只剩一種「餘生」，一件事，一個使命，一個目標，一個敵人和一個未竟之志，不管日後他還活了多久，像逃離死亡牢獄只剩復讎的基督山伯爵愛德蒙·鄧蒂斯。離開俄國還活了六十年的納博科夫，一直「暫住在小旅館、小木屋、帶傢具的公寓和租給教授們的房子里」，有一種永遠身在異地、隨時拔根走人的不安定感，納博科夫自己的回答是：「我想，主要原因（背景原因）是：沒有童年生活的那種環境，任何地方都不令我滿意……我有幾次對自己說：『這是個好地方，可以永久安家了。』可是，我腦子裡會立刻響起雪崩的巨鳴聲：雪崩捲走了成百處遙遠的所在。」但他僅止於肯讓自己成為一個離鄉者，拒絕讓自己成為一個流https://read.99csw.com亡作家，不管這在當下怎麼符合彼時美國和西歐的冷戰需要、怎麼方便、怎麼為自己作品帶來加值的光環云云。納博科夫能寫進西歐，寫進美國，寫出《洛麗塔》這樣離他生命經歷不可思議遙遠、連他自己都驚訝並因此沾沾自得的小說，保有一整個完整的文學世界，日後就連米蘭·昆德拉都還無法這樣，這惟有拒絕寬容自己才成其可能。

有些事是不能開玩笑的，而且可能的話還不該玩機運，人們在最威脅自己存活之事上頭，得尋求、發展出更可靠的預測、掌控方法和知識，一個個專業從糊成一團的吉凶之術分割獨立出去，於是，不止籠統，還不斷陷縮，並且空洞化。

吉凶利鈍其實是個非常粗陋非常籠統的概念，但真要追究起來，在專業不足、配備不足、人只能模糊一團跟整個偌大世界周旋的初民社會，它還有著較具體較迫切的生活內容可言。比方氣候問題，當時人們從身體的保衛、糧食的獲取到行動的可能，皆嚴重受到天氣不時的限制和威脅，不像我們今天有堪稱精確的氣象預測，而且還能局部調控讓自己珍稀寶物般一天二十四小時活在恆溫恆濕的狀態；比方說狩獵，當時的確是英武而且頗危險的行動，人和動物處在一種較接近公平決鬥的狀態，但如今像海明威那樣，那哪裡叫做狩獵，別丟人了，那根本只是去冷血屠殺動物而已不是嗎？此外我們看航海，不管是希臘尤利西斯或中亞辛巴達，都把航程描述成九死一生，各種致命的危險已不是機遇而是衝著你來的特定敵意，包括神祇，包括各種千奇百怪的妖物怪獸，但這兩位無畏英雄跑了哪些地方呢？攤開地圖一目了然，就是地中海東側那一小塊藍色內海，地形是有點破碎沒錯，但程度只介於內陸湖泊和真正的浩浩大洋之間，至於那些可怕的妖物怪獸，其真實面目大約就是馬賽魚湯所使用的食材。

劉馥這樣神秘的、密碼的、天機訊息的閱讀法，正如卡爾·薩根在《魔鬼出沒的世界》一書指出的那樣，從未自人類歷史消冥。才沒多久之前，我們不還如此蔚為小小熱潮的讀聖經及其他古代典籍嗎？斜著讀，倒著讀，跳著讀，亂七八糟任意挑自己要的讀，惟一不做的，就是一字一句正常完整的讀。我不曉得虔信上帝的人怎麼看待此事，但會用這種方式傳遞神諭的上帝還真滿奇特的，而且不免有點可鄙，有點像那種欲彰彌蓋、「我跟你講你不要告訴別人」的傳八卦三姑六婆對不對？如此攸關人類動輒數十數百萬人生死的重大訊息，他要不就嚴正的直說，要不就嚴正的不說，就這兩種，除非上帝認為惟一該鼓勵的、該得到拯救的，就是那些什麼事也不做、成天解報紙字謎的人。如此，一整部複雜難言、記載著一個民族幾千年歷史和想像的《舊約》消失了，美麗而且滿滿人類學線索的《雅歌》消失了，「山中寶訓」消失了，精彩思辯的《羅馬書》也消失了，剩什麼呢？剩幾則把自己驚嚇個半死的末世訊息，更糟糕的是全是事後訊息，總要等到發生完大地震大爆炸大屠殺之後才恍然大悟，這種「事後預言」半點用也沒有，連警示、預防、勸誡的惟一功能都不具備，事實上它往往還取消掉人事後的反省，把災難包裹起來全丟給宿命。反省絕對是災難的最富意義禮物或說補償，極可能還是我們惟一能取回代價的東西，把我們的思維逼上某些不尋常不可能的角度和深度，歷史學、文學及其他，人類很大一部分的思維成果的確是被迫在事後廢墟堆上耐心工作並緩緩學得的。

死亡真的非常有魅力，一種絕無替代物的壟斷性魅力。再說一次，不因為「有用」，不因為深刻（還沒開始何來深刻），而是純粹的不可能，全然的黑暗，徹徹底底的單向從沒有回返的人（除了傳說故事里、詩歌文學里如奧德賽、但丁那樣的人，這曝露了我們的渴望）。因此，我們退而求次，轉頭向那些堪堪觸碰過死亡的人，那些九死一生的人，那些也許不意瞥見過死亡小小一角的人，我們滿心謙卑的聆聽他們的故事和見聞，並依比例折算死亡魅力賦予他們榮光。作為人類學者的列維·斯特勞斯最方便察知此事，他說這在初民社會中是普遍的，所有歷劫歸來、通過生死試煉、帶著傷疤迴轉部落的人，都被視為得到某種超凡的知識、智能和力量，乃至於某種「身份」，成為部落社群中的權威，列維·斯特勞斯不無譏誚的接著指出，如今在巴黎的文化沙龍里，那些從南極回來的人、從珠穆朗瑪峰下來的人、乃至於只是某種冒險家旅行人，同樣能演講、出書、開攝影展、瞬間吸引所有的大眾傳媒前來，殊無二致。是的，死亡仍是未開發的渾然狀態，至今從西歐到大洋洲非洲眾生依然平等，也許愈現代化的地方還愈萎頓愈不如人，因為社會相對的安全，人們相對的謹慎且理性，喪失了必要的魯莽和迷執。也因此，亂世之學尤其是死亡之學遂成為人類最不容易過時的「學問」，技藝會發明更新，文學會遷徙深化，知識會清理堆棧，亂世之學死亡之學無法進展所以永恆如新，永遠魅力不褪的立於燈火闌珊之處。

正常時候，一首詩只有好壞，沒有吉凶問題；正常時候，你有非做不可的事，也不會不必去問是吉是凶；正常時候，你還有絕不可以做的事，就算有人告訴你引誘你這有巨大利益可攫你也不幹；正常時候，我們甚至有點瞧不起會因此改變自己行為的人，稱之為自私或者勢利乃至於短視（意思是他可能更笨而不是更聰明）——這完全不是高調而且實踐起來也不困難，僅僅是我們每天每時的基本生活事實而已。事實上，所謂吉凶利鈍並非新角度新觀念新配備，它時間久遠到不可考，也曾以各種工具各式可能途徑且動用過最龐大資源（它通常由掌權者壟斷，如殷商甲骨，當時一枚運送幾百里的大龜甲有多難得多昂貴，花這麼多錢怎麼可以不準？）充分開發過，而且還不只是某一群人某一個部落某一個國家，是普世皆然；也就是說，我們其實是從那個世界走出來或說掙脫出來的，它在我們現代生活里之所以有點灰撲撲又有點不光採的僻居一小角，不再如昔日主導人們所作所為，其實是歷史結論，是人們數不清多少次硬碰硬試用的結果。孟子嚴正的作過義與和之辨，要求我們秉持信念捨棄利益，不是講得不對而是真的有困難，依我們對人性極有限的信心和極充分的同情，我們很難相信信念會長期而且穩定的獲勝，歷史經驗顯示，時間一久，佔上風的總是實利。因此，有著實際利益承諾的吉凶探問占卜之術之所以衰落，只能歸咎於它自身的「失敗」，人們逐步發現了它的不可靠、局限和不適宜，愈來愈無法有效掌握、揭示、解釋人類日趨複雜、有多重目的意義和渴望的行為並作出建言。

直線其實是曲線的隱喻，或直接說就是曲線的「速記」，本來為的就是努力保存著曲線的軌跡、形態和意思，更為著我們得以在總是有限的時間和思維容量里儘可能不遺漏的畫成、並同時呈現更多條曲線；簡化是高度精確的思維作業，為的是掌握繁富豐饒。而且，所謂事物的核心是一種認識概念，取決於我們一次又一次不同的疑問，絕不等同於固定的物理性中心，蘋果核並不必然比果肉更深奧更高貴更美麗，除非你的疑問恰恰好是生物的傳種繁衍；我們所住的地球最深處也不存在足以解釋我們繽紛生命的奧秘，事實上那裡除了高熱的、磁化的、沉重無聊的鐵漿模樣東西一無所有，只有極少數地質學者、物理學者不得不感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