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了新房，楊絳和錢鍾書頗費思量。他們連猜了幾個人，又覺得不可能。楊絳心想，住辦公室已住了兩年半，到底是誰讓他們搬到這所高級宿舍來的呀？

「房子是否夠住？」

楊絳和錢鍾書一樣，仍在原「學部」后更名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里工作。一九七八年錢鍾書的巨著《管錐編》正式出版，一九八二年他出任社科院副院長。這時候楊絳除了繼續文學研究和翻譯之外，還創作了大量散文、小說，邁上了又一個著譯巔峰。

錢鍾書堅持說：「孫猴兒從來未鑽入牛魔王腹中。」對此，徐永煥請示上級，胡喬木同志調了全國不同版本的《西遊記》查看。結果錢鍾書沒有錯。孫猴兒是變作小蟲，給鐵扇公主吞入肚裏的；鐵扇公主也不能說是「龐然大物」。毛澤東就把原文修改兩句。

文學翻譯還必須重視接受美學。譯文是給別人看的，這就要力求語言通俗易懂，富於形象化。一句「胸上長毛」，使一個「比男人還男人」的壯婦形象躍然紙上。

這段譯文「翻譯度」是最小的，雖然「嚴格」按照原句的順序和語法，在字句的語序上最靠近原句，主句和分句都沒有挪窩，但詞不達意，實在談不通，因而也談不上「信」。

楊絳通過翻譯《堂吉訶德》等（包括文學理論、散文、詩歌），積累了不少經驗。她謙虛地說：「我翻譯的一字一句，往往左改右改、七改八改，總覺得難臻完善，因此累積了一些失敗的經驗。成功的經驗固然難能可貴，失敗的經驗或許更有實用。」在同一篇文章，她表述了她的翻譯觀，她認為，西文冗長，且多複句，一個句子「可以包含主句、分句、形容片語、副詞片語等等。按漢文語法，一個句子里容納不下許多分句和片語。如果必定按原著一句還它一句，就達不到原文的意義；所以斷句是免不了的。可是如果斷句不當，或斷成的一句句排列次序不當，譯文還是達不到原文的意義。怎樣斷句？……原則是突出主句，並襯托出各部門之間的從屬關係。主句沒有固定的位置，可在前，可在後，可在中間，甚至也可切斷。從屬的各分句、名片語都要安放在合適的位置，使這一片語重新組合的斷句，讀起來和原文的那一句是同一個意思，也是同樣的說法。在組合這些斷句的工序里，不能有所遺漏，也不能增添。」楊絳在這裏表明的意思是，譯者要按讀者熟悉的語言習慣，在傳達原作的內容，做到「信」與「達」的統一。從而，她還引出了「翻譯度」的概念：有的譯者「以為離原文愈近愈安全——也就是說，『翻譯度』愈小愈妥；即使譯文不通暢，至少是『信』的。可是表達不出原意的譯文，說不上信。『死譯』、『硬譯』、『直譯』大約都是認為『翻譯度』愈小愈妥的表現。……『翻譯度』愈小，就是說字上貼得愈近，那麼，在意思的表達上就愈來愈遠。原意不達，就是不信。暢達的譯文未必信，詞不達意的譯文必定不信。我相信這也是翻譯的常識了。」這個「翻譯度」，就是指譯者從原文轉化為譯文的過程中，經過努力所達到的「信」與「達」的程度。她舉出《堂吉訶德》里的一句話為例，這句話可以有三種譯文。原句有兩層意思：一是「杜爾西內婭受到你的稱讚就更幸福，更有名」。二是「別人的稱讚都不如您的稱讚」。九_九_藏_書

楊絳和錢鍾書，也於一九七七年上半年結束了「流亡」生涯，遷居至位於三里河南沙溝的國務院宿舍，新居寬敞而明亮。說起這新居，還是錢鍾書的老同學胡喬木關照的結果。楊絳記得，當年的一月間，忽有人找她到學部辦公處去。當時有個辦事人員就交給她一串鑰匙，叫她去看房子，還備有汽車，讓她女兒陪她一起去，並對楊絳說：

文學翻譯不同於商業合同和法律條文的翻譯，後者當然要死扣字義，容不得譯者有任何想像和藝術修飾；而文學翻譯不僅要求傳達原意，還要有文采，更要注重文化解讀以求完美地體現原作者的創作思想。這樣一來，只要不是粗製濫造，不同譯者對某些文字作不同的詮釋，這是正常的，read.99csw.com也應該是允許的，「一千個譯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著名翻譯理論家尤金•奈達曾明確指出：「翻譯中絕對的對等是永遠不可能的。」林語堂先生更以自己豐富的翻譯實踐總結說：「凡文字有聲音之美，有意義之美，有傳神之美，有文氣文體形式之美，譯者或顧其義而忘其神，或得其神而忘其體，決不能把文義、文神、文體及聲音之美完全同時譯出……因此，百分之百忠實，只是一種夢想。」可見，評判一部譯作是否優秀，從作品全局的把握上看其是否較好地傳達了作者在書中想要表達的信息，是否較好地表現了作者特有的藝術特色，理當更為重要。

前面提到，楊絳早在一九五九年就選中西班牙大作家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作為翻譯的新起點，至「文革」開始已完成譯稿的四分之三，「文革」中楊絳這份心愛的譯稿幾經周折，終於「珠還」，這耽擱的數年反倒成了她的「冷卻」期。從五七幹校回來后，她不滿意舊譯，又在原來的基礎上從頭譯起，提高了「翻譯度」，最後經過「點繁」（一點就點去了幾萬字）,「文革」結束前後她抓緊工作，終於將七十多萬字的小說譯竣。一九七八年，漢譯本《堂吉訶德》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它的問世，填補了我國西班牙語文學翻譯的一個空白，立即受到西班牙方面的高度評價，西班牙國王胡安•卡洛斯一世親自向楊絳頒獎。這是我國文學翻譯界少有的殊榮，譯者當之無愧。楊絳翻譯的《堂吉訶德》流利酣暢，她自己說過：「我翻譯的時候，很少逐字逐句地翻，一般都要將幾個甚至整段文句子拆散，然後根據原文的精神，按照漢語的習慣重新加以組織。」當然這樣的譯法非常費力，因此楊絳還說：「我翻譯很慢，平均每天也不過五百字左右。」可謂，字字皆辛苦。

《堂吉訶德》是舉世聞名的傑作，堂吉訶德是在西方文學創作里，與《哈姆雷特》、《浮士德》並稱的傑出典型。楊絳自是十分喜歡這部作品的，譯文從一九七八年問世以來，曾多次重版，每次她都要悉心校訂，日臻完善，累計已發行六七十余萬冊read.99csw.com。該譯著還作為教育部《中學語文教學大綱》指定書目，列入中學生課外文學名著必讀，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江蘇的譯林出版社出版《楊絳譯文集》收入了此書；進入新世紀，在二○○四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八卷本的《楊絳文集》時，也彙集了《堂吉訶德》一書。

「胸上長毛」的譯法究竟是敗筆還是妙筆，表面上是一句西文成語不同譯法之爭，但從中卻涉及如何評判文學翻譯優劣的標準，如何協調詞典的義項與文化解讀之間的不同詮釋，如何看待名家譯作中可能存在的「誤譯」。正是這些譯界多年來爭議的話題，引發了更多的人對這場爭論的關注。

圍繞《堂吉訶德》，楊絳還撰寫了一組論文，總共有九篇，它們是：《堂吉訶德和〈堂吉訶德〉》、《塞萬提斯小傳》、《再談〈堂吉訶德〉》、《〈堂吉訶德〉譯余瑣掇》、《〈堂吉訶德〉校訂本譯者前言》、《孝順的廚子——〈堂吉訶德〉台灣版譯者前言》、《天上一日，人間一年——在塞萬提斯紀念會上的發言》、《塞萬提斯的戲言——為塞萬提斯銅像揭幕而作》、《〈堂吉訶德〉校訂本三版前言》等。

胡喬木這次是偶來夜談，看到錢宅大門口卻堵著一隻床。他後來問錢鍾書他們：

為了做好《堂吉訶德》的翻譯工作，早在六十年代初，楊絳就制定了翻譯的計劃，她說：我是個死心眼兒，每次訂了工作計劃就一定要求落實。我訂計劃的時候精打細算，自以為很「留有餘地。」

楊絳說：「始願不及此。」這就是他們謝胡的話了。

第一種譯法：杜爾西內婭在這個世界上會更幸福更有名，因為曾受到您的稱讚比了世界上最雄辯者所能給她的一切稱讚。

錢鍾書雖然沒有錯，他也夠「狂傲」的。胡喬木同志有一次不點名地批評他「服裝守舊」，因為錢鍾書還穿長袍。當他們夫婦住在辦公室期間，胡喬木曾寄過兩次治哮喘的藥方。錢鍾書承他關懷，但無從道謝。

這段譯文通是通的，譯者把長句斷開了，並從語序上作了調整，「翻譯度」增加些，可是看來好像缺少些什麼，譯文「缺了一塊七巧板」。

文學翻譯一九九藏書向較少得到輿論的關注，可是自楊絳將《堂吉訶德》譯成中文後，國內的一些報紙，圍繞文學翻譯不同觀點，展開了交鋒。事情是從一句西班牙成語的翻譯引起的。

由此看來，楊絳夫婦的生活環境和工作條件，較「文革」之前已有很大改觀。

一九七六年十月，長達十年之久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終於結束了。從此，中國將撥雲見日，迎來改革開放的春天！迎來科學的春天！迎來知識的春天！迎來藝術的春天！將原來套在廣大知識分子身上的禁錮，碾為齏粉。

這段譯文補足了前兩種的缺陷。把複句分斷為單句雖然在語序上與原句不同，但譯文的含義，更加信達。

由此可見，楊絳為翻譯《堂吉訶德》付出的努力有多麼巨大！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的阻礙，她的譯稿可能更早付梓。

十月間，胡喬木造訪。他是來「請教」一個問題。早些時候錢鍾書翻譯毛選時，有一次指出原文有個錯誤。

於是楊絳和女兒同去看了房子。房子就是前面所說的三里河南沙溝寓所。他們的許多年輕朋友得知消息，都挺高興的，幫著搬家，那天正是二月四日立春。

第三種譯法：杜爾西內婭有您的稱讚，就會增添了幸福和名望；別人怎麼樣兒極口讚譽，也抵不過您這幾句話的分量。

這回，他忽然造訪，楊絳猜想房子該是他配給的吧？但是他一句也沒說到房子。他們的新居共四間房，一間是他們夫婦的卧室，一間給他們的女兒錢瑗，一大間是他們的書房，也充客廳，還有一間吃飯。周奶奶睡在吃飯間里。周奶奶就是順姐，他們家住在學部時，她以親戚身份來幫忙，大家稱她周奶奶。她說，不愛睡吃飯間。她看中走廊，晚上把床鋪在走廊里。

楊絳他們首先想到了何其芳，何其芳也是從領導變成朋友的。他帶著夫人牟決鳴同來看他們的新居。他最欣賞洗墩布的小間，也願有這麼一套房子。顯然，房子不是他給分的。這年八月，何其芳同志去世。在他的追悼會上，胡喬木、周揚、夏衍等領導同志都參加了。

「如有人問，你就說『因為你住辦公室』。」

可見楊絳在翻譯《堂吉訶德》時，真正做到「一名之立，旬月踟躕」，無論是在選字，還是在造句、成章方面，都總是斟酌再三，一絲不苟，力求譯文的「信」、「達」、「雅」。

二○○三年八月六日，林一安先生在《中華讀書報》發表《莫把錯譯當經典》一文，批評楊絳在該書中把西班牙九九藏書成語「de peloen pecho」譯為「胸上長毛」是「望文生義的敗筆」；此前他對該譯本還提過別的指責，認為這個譯本還需要「補苴罅漏」。隨後，北京、上海的報刊接連發表三篇文章，對林文的觀點進行反批評。這些文章指出，根據詞典釋義，這句成語的原意本指「不畏危險和艱難的人」；但書中這句話，是桑丘形容堂吉訶德的意中人時所講的。在目前書店中銷售的五種中譯本中，張廣森譯為「有股子男子氣概」，董燕生譯為「有股丈夫氣」，而楊絳、屠孟超、孫家孟三人均譯為「胸上長毛」。對書中此處用這個成語，有人理解，是形容這個女人像男子一樣勇敢；另有人則認為，光說勇敢還概括不了，因為這個女人比男人還更有力，而且說這話時是帶著某種揶揄的語氣。例如，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副所長陳眾議就認為，以「胸上長毛」在此處形容勇力過人的女人，這是楊絳先生「原汁原味地移植了桑丘對堂吉訶德意中人的不屑」，可謂一個妙筆。楊絳自己則這樣解釋：「『胸上長毛』，是男子漢的具體形象，成語，指的是男子漢的氣概，是男子漢的抽象概念，按字面直譯不失原意，而在桑丘嘴裏，會顯得更現成，更自然，也更合適。」

第二種譯法：您對杜爾西內婭的稱讚，蓋過了旁人對她的稱讚，能為她造福揚名。

上述這些文章都是圍繞作品的時代背景、思想內容、藝術特色以及作者介紹和有關史實考訂等而展開。楊絳在文章中還道出了翻譯的甘苦：翻譯是一項苦差使，我曾比之於「一仆二主」。譯者同時得伺候兩個主人。一個主子是原文作品。原文的一句句、一字字都要求依順，不容違拗，也不得敷衍了事。另一個主子是本國譯本的讀者。他們要求看到原作的本來面貌，卻又得依順他們的語文習慣。我作為譯者，對「譯主子」盡責，只是為了對本國讀者盡忠。我對自己譯本的讀者，恰如俗語的稱「孝順的廚子」，主人越吃得多，或者吃的主人越多，我就越發稱心愜意，覺得苦差沒有白當，辛苦一場也是值得。鑒於楊絳在外國文學翻譯領域的傑出貢獻，一九八二年，她被推舉為中國翻譯家協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