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毫不猶豫地說，那些自稱廢奴主義者的人們應該立即切實有效地撤回自己對馬薩諸塞州政府的人力財力支持，不必苦苦等待，盼著有一天比別人多出一票，通過占多數的方式勝過對方。相信有上帝與他們同在就已足夠，無須再等待那制勝一票。而且，任何人，只要比鄰人更正義，本身就已經比他們多出一票了。

有人會這麼想，政府唯一沒有想到的一種犯罪就是蓄意剝奪政府的權威並且造成既定事實，否則，為什麼政府沒對這種犯罪有明確適當與之相稱的懲處措施呢？一個沒有資產的人，如果有一次拒絕為國家掙九先令，他會被捕入獄，具體關押時間據我所知沒有任何一部法律有過界定，任由將他送進大牢的人自行決定，隨意處理，但是如果他從國家偷盜九先令，連續偷上九十次，他很快又可以在外面逍遙自在了。

實話實說，反對馬薩諸塞改革的不是南方的十萬政客，而是本州的十萬商人、農場主，這些人感興趣的，與其說是人道，還不如說是商業和農業，他們並沒有準備要不惜一切代價，為奴隸、為墨西哥伸張正義。我並不是在和遠在天邊的敵人爭執，而是和那些與遠在天邊的敵人勾結的近在眼前的對手力爭，沒有眼前這群對他們言聽計從的幫凶，那些敵人不足為患。我們慣常說，公眾尚未準備就緒，但是改進是個漫長的過程，因為少數人並不比多數人英明多少，勝強幾分。眾人是否如你般優秀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世上，在某個地方應該有絕對的真善美，因為這種真善美如同酵母，可以潛移默化地影響他人。反對奴隸制，反對戰爭的人數以千計，但是他們實際上卻沒有採取行動來終結奴隸制，結束戰爭。這些人以華盛頓和富蘭克林的子孫自居，卻坐在那裡雙手插兜，說他們不知該幹些什麼，所以就什麼都沒幹；這些人甚至在自由的問題上拖延，倒是對自由貿易問題熱衷，飯後靜靜地讀著市價表和來自墨西哥的最新消息，沒準兒還趴上邊就睡著了。今天，誠信之人愛國之士價值幾何？他們躊躇，他們遺憾，有時候他們上書請願，但是他們沒有認真有效地做任何事情。他們態度友好，耐心等待，等待他人來驅除邪惡，等待他們不再遺憾的日子。充其量，他們就是在正義從他們身邊經過時，施捨一張廉價的選票，給一份無力的支持，送一份成功的祝福而已。有九百九十九個支持美德的人才有一個具有美德的人。但是，和一種物品的真正擁有者打交道比和它的臨時監護人打交道容易許多。

因此，州政府從未有意識地面對人的感覺，無論是智力的或是道德的，而只是針對人的身體和他的感官。州政府並未在智慧或者是誠信上勝人一籌，不過是物質上更強大罷了。我來到這世間不是受人威逼，遭人驅使的。我要用自己的方式呼吸，讓她們瞧瞧誰最強。人多有什麼用？只有遵循更高法則的人才可能讓我聽命，可以促使我變得和他們相像。我沒聽說過人多就可以迫使別人按照這樣或者那樣的方式過活。那算是怎樣的生活？如果我遇到政府跟我說，「要錢還是要命？」我為什麼要著急把錢給她呢？政府可能處境窘迫，正不知何去何從：我不能出手相助。她必須自己想辦法，像我自己動腦筋一樣。為此哭哭啼啼的，不值得。我沒有責任保證社會這部機器的成功運行。我又不是工程師的兒子。我以為，當橡子和栗子同時落下時，它們不會彼此謙謙禮讓，而是各自遵循自己的法則，盡其所能，發芽、生長、繁茂，直到一株或許會把另一株遮蓋，並且將其生命終結。植物若不能順其本性生長，就會死掉，人也是如此。

人怎能滿足於僅僅持一種觀點，自娛自樂？如果本就以為自己受了委屈，那這個觀點本身有什麼好樂的呢？如果你僅有的一美元被鄰居騙走了，你不會說知道自己被騙了就算了，也不會說你被騙了就罷了，甚至說求他把欠你的還給你就行了。不，你會立即行動，採取有效措施確保全數拿回騙走的錢，而且還要確保你永遠不會再次被騙。按原則行事，感正義之事，行正義之舉，如此，則事物關係皆可改變；這從本質上講就是革命性的，與過往之事全然不能相容。行動將各州與教會區分開來，折射出家庭與家庭的不同，也永遠地在個人身上分出神與魔來。

他靠著一扇窗，我佔了另外一扇。我明白如果一個人在那兒待的時間長了，可以做的，主要就是倚窗而望了。很快地，我看完了牢房裡留下的所有痕迹，仔細觀察了先前犯人越獄的地方，察看了柵欄被鋸斷的地方，也聽了這間囚室里住過的各色人等的故事；因為我發現即便是在這裏也有從未流傳到高牆之外的歷史與閑談。或許，這是鎮上唯一有人賦詩的地方，這些詩後來被印刷出來供人們傳閱，只是從未出版。室友為我展示了一長串年輕人的名單，這些年輕人密謀越獄卻計劃敗露，於是通過吟唱這些詩以求宣洩報復。

如若不公正是政府這部機器的必要摩擦的一部分，那就隨它去吧，隨它去吧：興許磨磨就光滑了呢——當然了，機器本身也會有磨壞的那一天。如果不公正有自己專屬的彈簧、滑輪、繩子、曲柄，那麼或許你可以考慮一下補救是否不會比錯誤本身更糟。但是如果不公正所具有的屬性本身要求你成為不公正的幫凶，對別人作惡，那麼我想說，請衝破法律的牢籠，讓你的生命化作反向摩擦力，阻止這部機器運行。我要做的，是必須確保我不會為自己不恥之錯誤推波助瀾。

當我走出監獄的時候——因為有人干預，把稅交了——我沒有感覺到大伙兒有什麼大的變化，沒發生所謂進去時候還是一個朝氣蓬勃的青年，出來的時候就已經是一位鬢髮灰白的老者一類的事情。但是，確實有一個變化映入我的眼帘，在這些場景上演——城鎮、州、國家，比任何地域都更為寬廣，只有時間可以影響。我比先前更清楚地看到了我所生活的這個州的真面目。我看清了我生活圈子裡的我周圍的這些人在多大程度上值得我信任，可以被我視為好鄰居好朋友。他們的友誼只能是錦上添花，對推行正義之舉並無多大興趣，因為他們的偏見，因為他們的迷信，他們和我明顯不屬於同一個種族。正如中國人和馬來人，他們不會為了人類去以身犯險，或者是為了錢財挺身而出，作出犧牲，畢竟他們也不是那麼高貴，小偷如何對待他們，他們就怎樣還治小偷，並且希望通過某種外在的儀式或者一些祝禱，通過時不時地在一條沒用的路上走特定的直線，以此來拯救自己的靈魂。或許這樣看待我的鄰人有些殘酷，因為我相信他們中有很多人還沒有意識到就在他們村裡還有監獄這麼一個機構。

躺在囚室中的一夜就像旅行到了一個遙遠的國度，我從未料想可以看到那樣的風景。之前，我似乎未曾聽到過鎮上的鐘聲敲響，也沒聽到過夜晚村子里的各種聲息，因為我們睡覺沒關鐵柵欄裏面的窗戶。我的故鄉彷彿沐浴在中世紀的光線中，我們的康科德河成了萊茵小溪，騎士城堡的影像在我面前閃過，我甚至聽到街道上傳來了舊時歐洲市民的聲音。不由自主地，附近村裡小酒館的廚房的一言一行盡收眼底，盡入耳中——九*九*藏*書這於我而言是一種前所未有彌足珍貴的體驗。這不啻為一幅家鄉小鎮的近距離風情畫，我真切地感受到身處其間了。之前鎮上有很多機構我都未曾見過，監獄算是其中獨特的之一了，因為這是郡縣政府所在的小鎮。我開始明白這裏的居民究竟是怎麼回事了。

這就是我眼下的立場。但是，這種情形下，人還是小心提防為上，否則他的行為會因為執拗，因為對他人意見的不應有的尊重而遭遇冷眼。讓他確保自己做的是他自己的應該做的事情，是當時應該做的事情。

為同胞奉獻全部的，同胞視之為無用自私之人；為同胞獻出部分的，同胞奉為恩人，稱頌其樂善好施。

所有人都認同革命的權力。這便是說，當政府的殘暴統治、昏庸無能發展到無法忍受的程度時，人民有權拒絕效忠政府，有權反抗政府，但是幾乎所有人都認為當前的形勢並非如此，他們認為1775年的革命正逢其時。如果有人跟我說因為政府對抵港的外國商品徵稅，所以這個政府就是一個糟糕的政府，很有可能我會以為不該無事生非，因為我不用那些外國商品就行了。所有的機器都有摩擦，或許它帶來的好處足以抵消其害處。無論如何，因為這種摩擦而挑起紛爭就大錯特錯了。但是當摩擦成了機器的主要作用，壓迫搶劫成了有組織的活動時，我認為，這樣的機器我們不再需要了。換句話說，一個努力成為自由的庇護所的國家自己卻有六分之一的人口依然是奴隸，整個國家遭到外軍不公平的蹂躪、佔領，被置於軍法控制之下，我認為誠實的人奮起反抗、革命也就為時不遠了。這一次，眼前的事實讓這一義務更加迫切，因為被蹂躪的不是我們自己的國家，而我們的軍隊卻是那支侵略軍。

我就想把獄友抽干榨盡，讓他盡量多講講，唯恐再見不到了，但是他終於告訴我哪張床是我的，並讓我把燈吹了。

不公正的法律的確存在，我們應該如何選擇？是安於現狀，遵紀守法，還是說努力去修正法律，並且在我們成功修正之前姑且遵守它們？抑或是迅即打破法律的桎梏？一般說來，處於此類政府統治之下，人們的想法是：他們應該等待，終有一天，他們可以說服多數派來改變這些法律。他們認為，如果他們起來反抗，得來的報償可能比先前的罪惡更兇猛。但是，倘若得來的報償真的比先前的罪惡更兇猛，那就是政府自身的過錯了。政府讓情形變得更糟。為什麼政府沒能對改革有適當的預期並且適時地推行改革呢？為什麼政府不珍視英明的少數派呢？為什麼政府一定要等到受了傷，才哭喊反抗呢？為什麼政府不鼓勵人民及時制止它的過錯，沒了這些錯誤，政府豈不是可以做得更好？為什麼政府非得把基督釘上十字架，非得把哥白尼和路德逐出教會，非得把華盛頓和富蘭克林稱作叛逆者呢？

有立法天賦的人在美國尚未出現，這樣的人在世界史上亦屬鳳毛麟角。歷史上，演說家、政客、能言善辯之士，數以千計，但能解決當下困擾我們的諸多問題的人還金口未開。我們因為雄辯本身而喜歡雄辯，而非因其可能講出什麼真理，或者激發出什麼英雄氣概來。我們的議員尚未認清自由貿易、自由、團結、正直對於一個國家的相對價值。他們處理相對普通的諸如稅收與金融、商業、製造業和農業等問題，毫無天才稟賦可言。如果我們僅以國會裡議員的冗言贅語中所見的才智作為指引我們的嚮導，而不用人民合宜的經驗和有效的投訴來對其加以修正，美國將無法在諸國林立的世界中長期保持自己的位置。儘管我或許沒權利說這話，但是《新約》已經寫下1800年了，而智慧與實幹才能兼備，能將《新約》對立法這門科學的啟發加以運用的議員，卻依然無處可尋。

自然，一個人沒有義務要致力於消除錯誤，哪怕是嚴重的錯誤；他可能還有其他的事需要勞神費心，這也可以理解。但是他至少有責任退出錯誤，如果他沒有過多的思考，至少不要助紂為虐。如果我自己從事其他事業或者專註其他問題，我至少要首先確保我不是騎在別人的肩膀上追求我的夢想。我首先得從別人的肩上下來，這樣別人也可以專註自己關心的問題了。看看吧，如此嚴重的不協調居然可以忍受。曾聽聞同鎮人如是說：「我倒情願他們下命令讓我去鎮壓奴隸暴動，或者是開赴墨西哥——你看我去不去。」但是，正是這些人，要麼就是直接通過自己對政府效忠，要麼就是間接通過付錢的方式，讓政府有可能找到人代替他們去衝鋒陷陣。拒絕為非正義的戰爭效命的士兵得到了掌聲，而鼓掌的，卻是那些不拒絕為發起這場戰爭的非正義的政府提供支持的人；鼓掌的，恰恰是行為和權威都被士兵本人藐視，為士兵所不恥的人。似乎政府一邊犯罪一邊找人來鞭撻自己倒成了正當的，而暫停犯罪倒是不可接受的了。因此，以秩序和公眾政府之名，我們最終都不得已向我們自己的卑劣行徑致敬，並對其予以支持。初次犯錯尚會臉紅羞愧，再犯則已無動於衷。從開始的不道德行為，可以說，發展到後來失去是非判斷的能力，是非判斷能力於我們創造的生活而言不是那麼不必要吧？

我不希望同任何人或者任何國家爭吵。我不希望對事情做過分瑣細的分析，作細緻的區分，或者標榜自己勝過鄰人。甚至可以說，我在找尋一個遵守本國法律的借口。我太願意遵守法律了。實際上，我有理由懷疑自己在這方面有問題。每年，稅務官過來的時候，我都禁不住要回顧聯邦政府及州政府的行為和立場，回想一下民眾的精神，以期找到一個守法的借口。

以前，我們村有個習慣，如果有個窮困潦倒、負債纍纍的出獄，他的熟人應該招呼他，透過手指縫來看著他，手指交叉以代表監獄的窗戶，「你好嗎？」我的鄰人們沒有這樣招呼我，而是先看看我，再彼此看看，似乎我剛出了趟遠門回來。我被捕入獄時，正要去鞋匠那兒取回我拿去修的一隻鞋。第二天早上我被釋放，我接著去取鞋，穿上修好的鞋子，我加入了一支摘越橘的隊伍，這群人迫不及待地要我給他們引路。半個小時后——因為很快備了馬——我們已經在兩英裡外，到了我們最高峰之一的一片越橘地里了，然後，州政府再也尋不見了。

最廣泛最盛行的錯誤需要最漠然的美德方能維繫。愛國主義美德常常容易受到些許批評，大梵谷尚的東西都容易招來這樣的批評。有的人，儘管不滿政府的作用，不滿政府推行的措施，卻一味地效忠政府，支持政府，這些人可謂政府的最得力擁躉，所以通常也是改革的最嚴重障礙。一些人上書請願，建議解散聯邦，無視總統的徵用令。為什麼他們自己不解散聯邦呢——解散他們自己和州之間的聯盟——拒絕向國庫上繳他們的份額？他們與州之間的關係，州與聯盟之間的關係，有何不同嗎？阻礙各州反對聯盟的原因，與阻礙他們反對各州的原因，又有何不同呢？

我相信，不久之後，州政府就可以讓我不必為凡此種種的事情勞神費力了，到那時，我便和我的同胞一般，難言愛國了。從較低的角度看，憲法儘管缺陷種種，但終歸瑕不掩瑜。法律和法庭也是非常值得尊重的；即便是州政府和現任美國政府，在很多方面講，也非常讓人欽佩，也曾做過讓人感激之事，儘管這樣的事做得不多，但是對此類政績頌揚的人已不少。從稍高一些的角度看，它們就是我之前描述的那樣；從更高，甚九-九-藏-書至最高的角度來看，誰能說它們是些什麼，或者它們根本就不值得人們去看去想？

但是，政府於我沒什麼干係，我也會盡量少去想她。我原本就很少生活在政府的統治下，甚至這個世界也與我沒有什麼關係。如果一個人有自由的思想，自由的好惡，自由的想象空間，那些並不是長時間出現在他眼前的東西，昏庸的統治者或者改革者就不可能打擾他，不可能對他造成嚴重的影響。

有人不了解真理有更純的源頭，不能往更高處追溯真理之源，於是便守在，不失明智地守在聖經和憲法的近旁，帶著敬畏與謙卑，從中汲取真理。但是還有人看到真理從某處流淌到這湖中或是那池裡，他們則再次準備行動，向著泉源繼續他們的朝聖之旅。

我從來沒有拒絕交公路稅，因為我很想做個好鄰居，一如我很想做個壞臣民。說到支持學校，我現在就在為教育我的同胞們盡自己的綿薄之力。我拒絕交稅，不是針對繳稅單上的某一項。我只是希望拒絕對州政府效忠，切實有效地收回對她的支持，離她遠遠的。我並不在意要搞清楚我的錢都用到哪兒去了，如果我有辦法追蹤的話，除非這錢為人買了滑膛槍來射殺另一人——那錢是無辜的——但是我對自己的忠誠會產生怎樣的效果卻很感興趣。實際上，我用自己的方式無聲地向州政府宣戰，儘管我還在可能的情況下利用這個政府，讓她為我服務，正如這些情形下慣常的做法一樣。

至於說採納州政府所給出的補救錯誤的措施，這樣的措施我聞所未聞。即便有，也耗時費日，等不到措施見效，人都已經消逝了。我還有其他事情要做。我來到這世間，主要不是讓這世界成為生活的樂土，而是要在世間生活，不管這世界是樂園還是苦海。一個人不需要把所有事情都做了，他只需要做一些事，因為他不需要做所有事情，所以他不必非得做點錯事不可。我不必向州長或者議員請願，正如州長和議員不必向我請願一樣。倘若他們根本不願聽我說些什麼，我雖言辭懇切，他們卻不為所動，我又該如何？但是，在現實情形中，州政府沒有提供補救措施：本州的憲法本來就是一個錯誤。這種說法可能聽來刺耳、固執、毫無調和的餘地，但是如此說已經是仁至義盡了。所有的改善都是這樣，正如出生與死亡都會讓身體抽搐。

早上，我們的早餐從門上的一個洞口遞了進來，用小的長方形烤餅盤盛了，盤子大小剛好，裏面裝了一品脫巧克力，還有黑麵包，還有把鐵勺。等他們回來收餐具時，我太沒經驗了，差點把剩下的麵包也一併還了去，所幸麵包被獄友抓了回來，獄友提醒我應該把麵包留下當午餐或者晚餐。沒過多久，這傢伙被派到近旁的地里去晒乾草了，那地方他每天去，中午才回來，所以他跟我告了別，說興許再見不到我了。

有句格言，我真心嘆服，「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我希望這句格言可以更快、更系統地貫徹施行。如能落到實處，這句話最終將意味著，並且我也相信這一點——「不管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倘若人們準備充分，他們將擁有的就是這樣的政府。政府至多不過是權宜之計，但是多數政府常常不得計，有時候所有政府都不得計。人們對常備軍的反對意見不少，反對力度不小，這些意見應該佔據上風，而反對的矛頭可能最終會指向常設政府。常備軍不過是常設政府的一隻臂膀。政府本身不過是人們選擇用來執行自身意願的一種模式，在人們的意願通過政府體現出來之前，這種模式也同樣可能遭濫用，走向墮落。看看眼前的墨西哥戰爭，這就是一些人把常設政府作為他們的工具搞出來的傑作，因為從一開始，人們就不會贊成採取這樣的措施。

畢竟，之所以權力一旦掌握在人民手中，就遵從多數人的意願來進行統治，而且之後很長時間也繼續如此，其實際原因不是說多數人最有可能是正確的，或者說這樣對少數派最公平，而是因為多數派在物質方面最為強大。但是，如果一個政府當中，多數派在所有問題上都說了算，這樣的政府可能有欠公允，即使是常人認知的公允也做不到。可否有一個這樣的政府，是非正誤不是由多數派來認定，而由良知來判斷？——在這樣的政府當中，多數派可否只對一些需要做權宜之計的問題進行考量？公民難道從來必須放棄自己的良知，轉而遵從議員的意志，難道他們自己的良知一刻都守不住？果真如此，為何每個人都要有良知呢？我以為，我們首先應該是人，然後才是臣民。與其說要養成習慣尊崇法律，倒不如說要尊崇正義。我有權承擔的唯一義務就是隨時做我認為正確的事情。有句話說得好，一個公司是沒有良知可言的，但是一家由有良知的人組成的公司是一家有良知的公司。法律從未讓人們變得更正義。事實上，正是因為對法律心懷敬意，即便是好心人，也每天都在變成非正義的爪牙。如果對法律抱有不應有的尊重，一個常見的、自然的結果就是：你可以看到一隊士兵、上校、上尉、下士、一等兵和軍火搬運工，違背自身的意願，唉，違背自己的常識和良知，排著讓人欽佩的整齊隊伍，井然有序地行進，翻山越谷，奔赴戰場，因為違心，行進變得異常艱險，讓人心悸。他們明知道自己參与的是可惡的勾當，他們所有人都嚮往和平，現在，他們算什麼？還算人嗎？抑或說是為某個當權的不道德的統治者效命的小型移動堡壘、彈藥庫？到海軍船塢去參觀參觀，看看海軍陸戰隊員，那就是美國政府可以培養出的人才，那就是它用妖術可以把人變成的模樣——只剩下喪失人性的身影和行屍走肉的人形，全然成了一具擺在那兒站崗執勤的活屍。有人可能會說，這是個已經帶著殉葬品掩埋在武器中的人，儘管事實上，可能：

我聽說在巴爾的摩還是什麼地方要召開一次大會，選舉總統候選人，與會的主要是些編輯，還有些本身搞政治的政客。但是我認為，對於任何獨立睿智、值得尊敬的人來說，這個大會作出怎樣的決定與他們何干呢？然而，我們為什麼不把這種智慧這種誠實加以利用呢？為什麼我們不能指望獨立的投票呢？難道說沒有參加這種大會的人在我們國家還不多嗎？但是不：我發現所謂值得尊敬的人很快就偏離了自己的位置，對自己的祖國絕望了，其實，他的祖國有更多的理由對他絕望。大會從眾多候選人中選出的一位，他即刻接受，把當選者作為唯一可能的總統候選人，如此一來，恰恰證明他可以被蠱惑民心的政客利用來達到自己的目的。他的投票和任何一位無原則的外國人或者雇來投票的本國人的票一樣毫無價值，儘管後者被金錢所收買。人之所以是人，我的鄰人說過，是因為他背上長了根你無法伸手進去拿捏的骨頭！我們的統計數據出錯了：反饋回來的人口數字太大了。在我國，一千平方英里有多少人？一個都難得見到。難道美國沒有提供任何政策鼓勵人在此定居？美國人已然退化成了一個怪人——集群器官出了名的發達，卻明顯缺少睿智，缺乏樂觀的自力更生精神。他來到這世上，首先主要關心的就是救濟院得到修理完善。時日未到，他已然合法地穿上頗有男子氣的服裝，為救濟院籌款以修繕可能會壞的窗戶，接濟可能過來的孤兒。簡而言之，他敢於完全依靠互助保險公司的幫助來生活，而這家公司已然許給他一個體面的葬禮。

與我最自由的鄰居交談，我的感覺是，無論read.99csw.com他們對問題的重要性與嚴重性如何評價，無論他們如何在意公眾的安寧，總而言之，他們無法離開現政府的保護，害怕抵抗現政府會對他們的財產和家庭帶來嚴重後果。就我個人而言，我不覺得自己依賴州政府的保護。但是，如果當州政府將徵稅單擺在我的面前，而我又拒不承認其權威，州政府會很快奪走我的全部財產並將其揮霍，還會沒完沒了地騷擾我和我的子女。這太難受了。這種情形下一個人根本無法本著誠實的精神生活，同時又在物質方面過得舒適安逸。積累財富再不值得做了，因為財富定會得而復失。你必須得找個地方，花錢租也好，擅自佔用也罷，多少種點糧食，爾後快些吃光。你生活中得量入為出，自力更生，團起身子，準備好隨時出發，不能務物纏身。甚至在土耳其，一個人也照樣可以致富，只要他在方方面面都做土耳其政府的順民。孔子曾經說過：「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不。只要我還不指望在某個遙遠的南方港口，我的自由遭遇危險時，能得到馬薩諸塞州的保護；只要我還不指望單靠和平的勞作，攢起大筆家財，我便能夠拒絕對馬薩諸塞州效忠，拒絕她對我的財產和生命行使權力。無論從何種意義上講，儘管不服從政府會給我招來責罰，但我付出的代價還是小過服從政府給我造成的損失。我頓覺若是服從了她，自己便虧了很多。

佩利，在很多人看來是道德問題上的普遍權威，在《公民順從政府的義務》一文中，將所有的民事義務都分解為權宜之計。並且，他繼續說道：「只要是整個社會的利益要求的，只要現有政府無法在不引起公眾不便的情況下進行抵制或者改變，那麼，聽命于眼前的政府乃是上帝的旨意——情形不再了。如果承認這個原則，衡量每一次抵抗是否正義的標準就變得異常簡單，不過是一方面對危險和委屈進行量化計算，而另外一方面則算矯正錯誤的可能性和需要付出的代價。」在這個問題上，他認為，每個人都應該自行判斷。但是佩利看來似乎沒有考慮過有方便原則不適用的情形，在這樣的情形中，無論是一個民族還是一個個人，不管付出怎樣的代價，都必須讓正義得到伸張。如果我用非正義的手段奪去了溺水之人的救命木板，那我就必須把木板還給他，即使這樣做我自己會淹死。這個，在佩利看來，會是極大的不便。但是在這種情況下，原本要救自己性命的人就會失掉性命。我們這個民族應該不再蓄奴，不再和墨西哥開戰，縱然這樣做他們付出的代價是他們作為一個民族的存在。

在實際的做法當中，各國皆贊同佩利的觀點，但是有沒有人真覺得馬薩諸塞在當前的危機中的所為完全就是正義之舉呢？

在一個非正義關押民眾的政府統治之下，正義之士的棲身之所也就成了監獄。今日的適宜之地，馬薩諸塞為本州更自由更少沮喪的精神提供的唯一居所，就是在她的監獄，精神之火在此被州政府用自己的法案澆滅封鎖，一如他們用自己的原則已經把自己撲滅了一樣。正是在監獄里，逃亡的奴隸、假釋的墨西哥囚犯、為自己的種族鳴冤叫屈的印第安人可以在監獄里找到這些自由的靈魂；那片與世隔絕卻更自由更光榮的土地，那個州政府處置異己分子，反對分子的地方——那兒，是蓄奴州中自由人可以有尊嚴地生活的唯一場所。但是如果有人認為他們的影響就在那兒消失，他們的聲音就不再折磨州政府的耳朵，他們被關在高牆內就不再為患，那麼這些人是不了解真理比謬誤強大多少，也不知道一旦人們有了對不公正的些許親身體驗，他們對抗起不公正來可以有多麼能言善辯，切實有效。投上你完完整整的一票，不僅僅是投下一張紙，還要投入你的全部影響力。少數派對多數派唯命是從的時候，少數派可謂軟弱無力，甚至連少數派都算不上。但是如果傾盡全身重量來阻擋多數派，少數派就變得無法抗拒了。是把所有正義之士投入大牢，還是放棄戰爭廢除奴隸制，二者之間，州政府會毫不猶豫地作出選擇。如果今年有一千人不納稅，那就不會是一種暴力血腥的措施，而倘若交了稅，州政府就可能濫用暴力，讓無辜民眾流血了。實際上，這就是和平革命的定義了——如果真可能有這種革命的話。如果稅務官，或者是任何其他公職人員問我，就像有一位問過的那樣：「可我該做些什麼呢？」我的回答是：「如果你真的想做點什麼的話，那就退位讓賢吧。」臣民拒絕效忠，官員辭了官職，那時，革命就大功告成了。不過，我們甚至該假設，血總是會流的。難道良心受傷就不流血？順著傷口流出的，是人的真正氣概，是人不朽的精神，血盡人亡的一刻，成就了永恆。眼下，我看到這種血在流。

數年前，州政府以教會之名與我會面，命我交一筆錢去資助一位牧師，那位牧師的佈道活動我父親參加過，但是我自己從未參与。「要麼交錢，」州政府說，「要麼坐牢。」我拒絕交錢。但，不幸的是，另外一個人覺得還是交的好。我不明白為什麼老師就應該交稅資助牧師，而不是牧師交稅資助老師。因為我不是州立學校的老師，我自己靠學生自願繳費來養活自己。我不明白為何學校不應該送上自己的徵稅單，並且，一如教會一樣，徵稅要求得到州政府的支持。但是，在行政委員的要求下，我委屈自己以書面形式作出了以下聲明：「根據本文件，特此宣布，本人亨利·梭羅，不希望被任何自己未加入之社團視為成員。」我把文件給了鎮上的辦事員，他收下了。州政府由此知悉我不希望被視作那座教堂的成員，之後再沒有向我提出類似的要求，儘管聲稱那次必須堅持原先作出的認定。要是我知道能將哪些社團一一羅列，我會詳詳細細地簽字退出我從未簽字加入的所有社團。但是，我竟不知到哪兒可以尋見一個完整的清單。

所有投票，都和西洋跳棋或者西洋雙陸棋一樣，是一種遊戲，不過略帶一絲道德色彩，玩的是是與非，玩的就是道德問題，自然也就伴有賭博的成分。投票人的性格並沒有被押進去。或許，我認為對的，我投上我的一票，但是我並不是特別關心正確的一定要獲勝，我願意讓多數人來決定。因此，投票的責任從來就以不引起不便為限度，即使是為正義投上一票也于正義無補，不過是微微地向眾人表明你希望正義獲勝的心意而已。智者不會將正義由機會來掌控，也不希望倚仗多數人來讓正義佔得上風，眾人的行為乏善可陳。如果多數人最終投票支持廢除奴隸制，那要麼是因為他們對奴隸制已經漠不關心，要麼是因為需要他們投票廢除的奴隸制已經所剩無幾了。那時候唯有他們才是奴隸。只有通過自己的投票來維護自己的自由的人，才能投下加速廢奴進程的一票。

政府的權威，即使是我願意服從的那種政府——因為我會很高興遵從知識比我淵博，行事比我幹練的人，很多時候我甚至願意聽從那些知識難稱淵博，幹事亦不幹練的人——依然難說純粹：若要嚴格意義上的正義，政府必須得到被統治者的認可，得到他們的同意，政府對我個人及財產享有的純粹權力僅限於我所容許的範圍。從絕對君主制到有限君主制，從有限君主制到民主，這種進步是逐步走向對個人的尊重。甚至連中國哲學家都足夠英明，知道視個人為帝國之基。難道我們所了解的民主就是政府可以做的最後一次改進嗎？難道沒有可能進一步認可人的權利並且對其加以組織運用？只有當一個州ｒeａd.99cｓｗ.ｃｏm認識到個人享有更高更獨立的權利，認識到州政府的所有權力和權威都源出於此，並且以此為據來對待個人的時候，這個州才會真正自由開明。想象著最終會有一個州能夠對所有人公正，以鄰人之禮善待個人，我欣喜不已，即便有人故意疏遠州政府，不參与其間，但是只要盡到了他們對鄰人和同胞的所有責任義務，州政府也不會認為這有礙本州的安寧。一個州如果能結出這樣的果子，並且能夠容許果熟之時即刻蒂落，這無疑將為一個更完美更輝煌的州準備好條件，這樣的州我想象出來了，卻哪兒都不曾見到。

面對今日之美國政府，如何行事方為俊傑？答曰，與政府關聯而不致蒙羞者無。一個政治機構，既已為奴隸之政府，我便一刻也無法將其視為我的政府。

監獄中的那一夜夠新奇有趣的。我進去的時候，身著長袖襯衫的囚徒們在門道里愜意地聊著天，享受著傍晚的空氣。可是看守說道：「來，小夥子們，該上鎖了哈。」話音落，囚犯們散去，腳步聲聲，我聽見他們回到空空的囚室。看守把我的室友介紹給我，說這是個「一流的傢伙，一個聰明人」。門鎖上了，室友指給我帽子該掛在哪兒，告訴我他如何打理獄中的日常生活。房間每月粉刷一次，至少說我住的這個囚室是全鎮刷得最白，陳設最為簡單，可能也是最整潔的公寓。這位獄友自然想知道我從何處來，是犯了什麼事兒被送到這兒來的。跟他講了我的情況之後，輪到我問他怎麼被關在這兒的，當然，想來他也應該是個誠實的人才對。按照目前的情況，我相信他是個老實人。「哎，怎麼說呢？」他說，「他們指控我焚毀糧倉，但是我沒做過啊！」根據我的推斷，他可能醉酒後宿在一座糧倉，在那兒抽了煙斗，結果，糧倉燒著了。這傢伙腦子出了名的好使，待在此處候審已經有大概三個月了，沒準兒還得等上三個月。不過，他很喜歡這兒的生活，對這裏的一切都相當習慣而且心滿意足，因為他在這裏食宿免費，因為他覺得別人待他挺好。

眾人就這樣以自己的血肉之軀，為國效力，主要不是作為人，而是作為機器。他們成了常備軍、民兵、監獄看守、警察、地方民團等等。大多數情況下，不涉及對任何判斷力和道德感的自由運用；非但如此，他們把自己置於和木頭、泥土、岩石同等的位置；或者我們可以製造些木頭人，也完全堪當此任。如此之人，與稻草人相若，和一堆泥土無異，豈能有人尊重。他們的價值，不過與犬馬相當。但是這樣的人通常被視為好公民。其他人——像大多數議員、政客、律師、部長、官員——為國效力主要用的是頭腦，因為他們中很少有人從道德的角度條分縷析，所以可能會在不經意之間把魔鬼當成上帝來侍奉。極少數——像英雄、愛國人士、烈士、廣義上的改革者，還有真正的人——也將良知獻予國家，所以在大多數時候必然會反對政府。他們通常被政府視為仇敵。智者只為有用之人，豈能甘心為「黏土」，來「把漏風的孔洞封堵」，至少會把這樣的任務交由自身化作的塵土來完成：

倘若有人出於對州政府的同情，把要我交的稅交了，他們所做的無非是自己已經做過的事情，或者說他們在縱容不公，比之州政府要求的有過之而無不及。如果他們交稅是出於對被徵稅者的錯誤關心，是為了保住他的財產，或者為了讓他免受牢獄之苦，那是因為他們未曾明智地思考過他們在多大程度上容許自己的私人情感干擾公共利益。

我知道多數人和我想法不同，但是，那些因為職業的緣故而致力於諸如此類的課題的研究者，罕有能合我意的。政治家、議員，這些人完全在統治機構內部，卻從未把政府看個清楚明白。他們談論著要推動社會前進，但是沒了這個就失去了支點。他們可能有些經驗，具備一定的區分能力，而且無疑發明了些奇妙甚至是有用的系統，因為這些，我們向他們致以誠摯的感謝。但是他們所有的才智和有用性都局限在某些領域，囿於特定範圍。他們慣於遺忘：管理這個世界靠的不是政策，不是權宜之計。韋伯斯特從未對政府進行探究，所以在這個問題上的言論不具有權威性。他的話語對那些不考慮對現行政府進行根本性變革的議員來說，堪稱真知灼見，但是對於思考者來說，在那些為一切時代立法的人們看來，韋伯斯特甚至根本沒有瞥這個題目一眼。我知道一些心境平和才智超群的人，他們對這個主題的思考很快就會揭示出韋伯斯特思考範圍的局限，暴露出他研究熱情的不足。但是，與大多數改革者的廉價聲明和一般政客們更廉價的智慧與辯詞相比，韋伯斯特的話幾乎是唯一言之有理、有些價值的了。感謝上天把他賜給我們。相對說來，韋伯斯特一直很強大、頗具創意，而且最重要的是注重實際。然而，他所具備的算不得智慧，不過是行事謹慎而已。律師的真理算不得真理，不過是始終如一，或者是對權宜之計的如一堅持而已。真理總是與自身和諧統一，所關心的主要不是揭示相對於錯誤而言的正義。真該把韋伯斯特叫作——其實已經有人叫他——憲法的捍衛者，他名副其實。他出手從來都是捍衛憲法，沒有對憲法進行任何批評。他算不得什麼領袖，不過是個追隨者罷了。他的領袖是1787年的那些人。「我從未作出努力，」他說，「也從未建議過要作出努力；我從來沒有支持過別人努力，或者有過支持別人努力的念頭，要去打破讓各州結成聯邦的最初的安排。」考慮到憲法允許奴隸制，他說：「因為允許奴隸制是最初協議的一部分——讓它繼續存在下去吧。」儘管才思敏捷，能力出眾，他還是不能從單純的政治關聯中析出事實本身，並且將這一事實看作唯有智者才能解決的問題——比如說，在今天的美國，一個人應該對奴隸製做些什麼——斗膽包天也好，迫於無奈也罷，總之他給出如下這般絕望的回答，還聲稱這是以個人名義獨立發表的言論——從這話中我們可以感受到什麼讓人耳目一新、超凡脫俗的社會責任呢？「蓄奴各州政府規範奴隸制的方式是出於各州自己的考慮，對他們自己的選民負責，對適宜、人性、公正負責，對上帝負責。出於人道主義或者其他考慮在其他地方建立的組織，與蓄奴州的奴隸制沒有任何關係。」我從未鼓勵過這些組織，也永遠不會鼓勵它們。

美國的這個政府——除了是個傳統之外還是什麼呢？儘管這個傳統歷史還不長，還在努力想把自己完整地傳給後世子孫，但其完整性卻無時無刻不在消減。這個政府就生命力、影響力而言甚至不及一個活人，因為只消一個人就足以讓政府順從他個人的意願。對於人們自身而言，政府像把木槍。但是即便如此，人們照樣需要政府，因為人們必須得有這樣或者是那樣的複雜機械設備，聽著設備發出的雜訊，才能夠滿足他們對於政府的想法。如此，政府讓我們看到人們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在多大程度上逆來順受，甚至可以把某種意願強加在自己身上。這事幹得漂亮，我們所有人只能瞪眼瞧著了。但是，這個政府從未主動推進過任何事業的發展，而只是通過敏捷的躲閃，才不致成為發展過程中的障礙。維護國家自由的不是這個政府，平定西部的不是這個政府，教育民眾的也不是這個政府。所有已取得的成就，靠的都是美利堅民族與生俱來的性格。如果不是因為政府時時作梗，所取得的成就或許會更加輝煌。因為政府不過是權宜之計，所以人們也樂意彼此互不干涉；並且，如前所述，政府最合宜的時九_九_藏_書候，也就是被統治者最不受政府干預的時候。貿易和商業，如果不是天然橡膠製成的，就永遠無法越過議員們不斷設置的障礙；如果不是部分考慮他們的初衷，而完全以其行為帶來的後果來對之加以評判，這幫人應該和那些在火車道上設置障礙的搗蛋鬼歸為一類，並受到相應的處罰。

但是，和那些自稱無政府主義者的人不同，我，作為一個公民，實事求是地說，並不要求馬上廢除政府，而是呼籲即刻有一個更好的政府。每個人都說一說什麼樣的政府可以贏得他的尊敬，這將是向著擁有這樣的政府邁出的堅實一步。

我與美國政府，或者說美國政府的代表，州政府直接面對面接觸，一年唯有一次，是和州政府委派的稅務人員打交道——以我的身份地位這必是我和政府接觸的唯一方式了——然後，它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它認可我的存在；在當前的情勢下，表達你對政府難有滿意愛戴可言的最簡單、最有效——也是最不可或缺的方式就是即刻拒絕交稅。我需要對付的也就是我赤手空拳的鄰人，那位稅務官——畢竟，我是在與人爭，而不是與羊皮紙斗——他自願做了政府的走卒。如果不是被逼考慮應該把我，這個他本人尊重的鄰居看作睦鄰、良民，還是說當成瘋子，看成威脅和平的人，他怎麼會了解自己是政府的公人，而且也是作為政府的公人在行事呢？我倒想看看他是否可以不用與他所做之事相宜的更粗魯的言語或者更衝動的想法，就能夠跨過鄰里關係這道坎兒。如果我可以點出來一千個，或者一百個或者十個——只要有十個誠實守信之人——唉，如果說在這馬薩諸塞州，有一個誠實守信的人放棄蓄奴，退出這場合謀，儘管他可能為此被關進縣裡的監獄，但是那將意味著美國對奴隸制的廢除。因為開頭看似如何微小並不打緊：事情一旦做好，就會一發而不可收。但是我們更喜歡談論廢奴，以為那便是我們的使命。改革派擁有幾十家報紙為其效力，但是沒有一個真正可用之人。如果我尊敬的鄰居，那位將主要致力於在議會大廳中解決人權問題的本州大使先生，不被人威脅送入卡羅萊納的監獄，而是可以坐下來與馬薩諸塞的囚犯攀談（馬薩諸塞如此渴望把奴隸制的罪名加在自己的姐妹州身上——儘管她眼前只能找出一個不受歡迎的法案，藉此來作為與她相爭的理由），議會就不會完全放棄接下來的這個冬天的話題。

這就是「我的監獄生活」的全部。

我有時在思考，為什麼會這樣呢，這些人一片好心啊，他們不過是無知罷了，如果知道怎麼辦，他們可以做得更好。鄰居明明不想如此待你，你為何要折磨他們，讓他們一定要這樣對你呢？但是，我又想了想，這絕不是我應該如他們行事的原因，我絕不能因此而讓他人承受另外一種更大的痛苦。我有時又對自己說如果有幾百萬人，不帶惡意，不帶任何個人情感，向你要區區幾先令，而且根據他們的情況，不可能收回或者改變他們當前的要求，而在你那方面，沒可能再找幾百萬人向他們索要，那為什麼還要讓你遭遇這種強大的暴力呢？你對抗寒冷飢餓、狂風惡浪都沒有那般執著，卻忍氣吞聲，接受千百項所謂的必須。你別把腦袋伸進火里。我沒把州政府完全看作是暴力，而是看作還有部分的人力，我以為我和那幾百萬人有關，正如我和之前的好幾百萬人有關聯一樣，不只是蠻暴之力或者是一些毫無生命的東西。我以為索要是可行的，首先也是立即要做的，要因循的路徑，就是從他們到他們的造物主，其次，是從他們到他們自身。但是如果我故意把自己的腦袋置於火中，就沒辦法向火呼籲或者向造物主索要了，我只能怪自己。如果我可以說服自己我應該對人們現有狀態滿意，並且據此來對他們，而不是在某些方面，根據我對他們的要求以及我對他們與我自身的期待來對待他們，那麼，跟伊斯蘭教徒和宿命論者一樣，我會努力讓自己安於現狀，並且寬慰自己這是上帝的旨意。最重要的是，對抗這種力量與對抗純粹的武力或者自然力是有區別的，這種力量，我與之對抗還能有些作用，但是我不敢指望像俄耳甫斯一樣，改變岩石、樹木、野獸的本性。

我認真思考過的，是對犯罪人員的監禁，而不是沒收他的財物——儘管二者殊途同歸，都是為了同一目的——因為那些維護純粹權力故而也是對一個腐敗的州政府最危險的人物，通常很少花時間來積累物質財富。對於這些人，州政府提供的服務相對較少，稍微收點稅，人們都慣常認為太高，尤其是對於那些不得不靠雙手通過特殊勞動來掙錢交稅的人來說。如果有人生活中完全無須用錢，那麼州政府本身也會猶豫是否該征他的稅。但是有錢人——我無意作招人反感的比較——常常都把自己賣給了讓他有錢的機構。可以斷言，金錢越多，德行越少，因為金錢居於這個人和他的東西之間，為有錢人獲取這些東西，獲取金錢當然沒有什麼德行可言。它平息了很多沒錢則必須回答的問題，而金錢帶來的新問題只有一個，這個問題棘手又多餘——錢怎麼花。由此一來，他腳下的道德根基便被鏟空了。隨著「財富」的增加，生活的機會相應減少。一個人有錢了，可以為他的文化所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努力完成自己貧窮的時候懷有的夢想。基督根據效忠希律一世的人的情況來回答他們。「把貢金呈上來。」他說。有人從口袋裡掏出一個便士——如果你用的錢上有愷撒像，而且是愷撒讓這錢存在，讓這錢有價值，即是說，如果你是這個國家的人，滿心歡喜地享用著愷撒的政府帶來的好處，那麼當他要求的時候，你就應該把屬於他的一些還給他。「把該愷撒的給愷撒，該上帝的給上帝。」聽了上帝的教誨，這些人並沒有比先前更明白什麼東西是誰的，因為他們根本不想搞清楚。

我已經六年沒交人頭稅了。由於這個原因，我在監獄里被關了一個晚上。站在獄中，想想監獄兩三英尺厚的結實的石牆，一英尺厚的鋼木結構門，透光的鐵柵欄，我不禁驚嘆于監獄的愚蠢。他們當我只是血肉骨頭堆砌而成，以為可以把我鎖住。我相信最終政府可能得出這樣的結論，關進監獄就是我之於政府可以發揮的最大效用，政府從未想過要通過某種方式利用我的才智。我明白，如果說我和同鎮人之間有一堵石牆，那麼同鎮的人們要和我一般自由，則還有一堵更難攀爬或者更難衝破的牆。我一刻都沒感覺自己受到了束縛，這一堵堵的牆實在是對石頭和砂漿的巨大浪費。我感覺似乎所有同鎮人中就我上了稅。他們顯然不知道該如何待我，一個個做事像沒教養的傢伙。每一次威脅，每一次恭維，都錯誤連連，因為他們以為我最大的期望就是站在石牆的另一邊。我沉思的時候，他們勤勉地鎖上了大門，殊不知我的沉思已然隨他們自由地溜了出去，而這些沉思才是真正危險的。看到他們這樣做，我不禁笑了。因為追趕不上我的冥思，他們決意懲罰我的身體；正如孩子們一樣，如果沒辦法威脅到他們想要針對的人，就去虐待他的狗。我明白了，州政府呆傻愚笨，膽小如一個富有家財卻形單影隻的婦人，不分敵友，我對政府僅有的一點點尊重也沒有了，對她，我只有可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