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應該說明，關注公平的普遍規律存在一個有趣的例外。經濟學家及其學生研究的是經濟學，他們受到的教育是人們都按自己的私利行事。於是，當他們參加最後通牒遊戲時，有經濟頭腦的發送人最正確的做法是提議按照19∶1來分配，並且因為經濟學教育他們堅信理性行為才是正確的，因而有經濟頭腦的接收人就會接受這樣的提議。不過，當經濟學家與沒有經濟頭腦的接收人結對遊戲時，對方拒絕了他們的提議，這就會使他們大失所望。鑒於這些區別，我可以猜測，在最後通牒遊戲中，你能夠決定與完全理性的經濟學家該怎麼玩，而與非經濟學家的普通人類又該怎麼玩。

我們從上述內容中學到了些什麼？事實表明，情緒很容易影響決策，即使情緒與決策本身毫不相干。我們還學習到情緒的影響比它本身持續的時間長得多，並且會長期影響我們的決定。

最實際的教訓是：如果我們處在情緒控制下什麼都不做，就不會產生短期或長遠的危害。但是，如果我們對情緒的反應是莽撞地做出決定，那麼我們不僅會為隨之而來的後果感到懊悔，還會創造出一種長久的決策模式，它將持續地誤導我們。最後，我們學習到自我羊群效應的傾向不僅發生在我們進行同樣的決策時，在做類似決策時也會發生作用。

如果你是夫妻中的一員，你認為划船的過程中會發生些什麼？只要船不聽話，你們是否就會互相埋怨（「你難道就沒看見那塊礁石」），你們是否會一直吵得不可開交，棄船跳水，游到岸上，整整一個鐘頭誰也不理誰？或者，你們碰到了礁石，會不會一起找原因，弄清誰應該注意什麼，同心協力繼續前進？

我和愛德華多把這一概念稱作「情緒層疊」。我對你的情況不了解，不過，我一想到情緒已經過去很久，而決定還在它的綁架之中，這個念頭就會讓我感到相當驚恐。能認識到我們在情緒影響之下做出的很多決定是欠考慮的，是一回事；而完全意識到這些情緒的作用會繼續長期地影響我們，則是另一回事。

我和愛德華多決定把實驗向前推進一步，把參与者的角色調換過來，讓他們也可以成為發送人。實驗步驟是這樣的：首先，我們給參与者分別播放兩段影片片段，把他們導入預期的情緒。然後，我們讓他們在遊戲中擔任接收人（在這一遊戲中，他們將在影片片段情緒的影響下做出決定），接受或者拒絕不公平提議。下面讓實驗中斷一下，讓他們的情緒平靜下來。最後是實驗的最重要部分——讓他們再進行一次最後通牒遊戲，但這一次，他們充當的是發送人而不是接收人。作為發送人，他們有權向遊戲另一方（接收人）做出任何一種分配建議，由對方決定是否接受，這樣他們就能按照建議的比例分到錢，或者決定拒絕，一無所獲。

之後，我是怎麼做的？因為怒火中燒，我徑直走到這位金融學教授的面前，當著全班學生的面對他說：「保羅，你把自己給學生補課的時間安排到我的上課時間里，我非常不高興。」

因為我們對不公平對待的反應是本能的、可預測的，在非理性的現實世界里，發送人能夠預料到接收人對這類分配提議（例如，如果你向我提議進行19∶1的分割……）的感受。說到底，我們過去都曾經遭受過不公平的對待，可以想象，假如有人提議按照19∶1的比例分配，我們會覺得受了侮辱，罵道：「滾一邊去，你這個渾蛋！」人們在面對不公平的分配提議時會有怎樣的感受和反應，大家都有所了解，這就是為什麼在最後通牒遊戲中，多數人會提議按照12∶8的比例分配，而這樣的提議也幾乎被對方全部接受的原因。

最後的一條教訓是：不管是划船時還是在現實生活中，先冷靜下來，再決定採取何種行動對我們才是有利的。否則，我們的決定將來一定會碰壁。最後，如果你有意和我一樣計劃給別人補課，一定要記住我當時是怎樣做出反應的。我並不是說我以後還會這樣做，不過，人一旦被情緒控制，誰能說得准呢？

「我正在講課。」他怒氣沖沖地說。

我們假設你是「憤怒」條件那組參与者中的一個。實驗開始，先給你看了電影《情系屋檐下》的一個片段，其中凱文·克萊恩扮演的建築師為公司服務20年後，被渾蛋老闆解僱，他無法壓制心中的怒火，抓起棒球拍，把他曾為公司建造那些房子的漂亮模型砸了個稀巴爛。你情不自禁地為他感到不平。

我們的實驗表明，情緒能夠影響我們把潛在決定轉變為實施決定（這已經不新鮮了），而且不相干的情緒也會影響決定。但我和愛德華多真正要測定的是情緒消退之後，它是否還能繼續發揮影響。我們想弄明白處在高興或憤怒狀態下的參与者，在情緒「影響下」的決定是否會成為長期習慣的基礎。下面才是我們實驗的最重要部分。

我當然感到氣憤。我沒見過保羅，我只知道他是一位非常有名的教授，還當過學院的院長。因為我的學術職稱太低，沒有任何抗爭的餘地，一下子不知如何是好。我想盡量幫助學生們，於是，決定同意他們中途離開我的課堂去上金融課，我可以用第二天上午的時間把其餘的部分補講給他們。

這就是說，在確立長期關係之前，你們應該首先尋找一種環境，那裡沒有現成的社交規則，得靠九九藏書你們來探索你們在其中的共同行為（例如，我認為男女雙方在決定結婚之前應該先規劃他們的婚禮）。還有，應該密切注意那些可能導致關係惡化的行為方式。一旦觀察到早期的警示跡象，我們就應該立即採取行動，繞開不理想的路徑。

假想你在遊戲中是接收人，收到了一個16∶4的不公平分配提議。與其他遊戲一樣，你可以接受提議得到4美元；或者拒絕接受，然後一分錢也拿不到。不過，除了這兩種選擇外，你還可以從下面兩種解決方式中選擇一種：

例如，我們把最後通牒遊戲的實驗變得更加複雜，就會發現男性和女性在對待不公平分配提議反應的方式上，存在一個有趣的差別。

我停了一下。他似乎還想弄清楚我到底是何方神聖。

我們的邏輯是這樣的：設想發生了讓你高興的事，因此你辦起事來也想大方一點兒——比如，你喜歡的球隊得了世界冠軍，那天晚上你要去岳母家吃飯，在這種情緒的影響下，你會心血來潮地給岳母買束鮮花。過了一個月，球賽引發的興奮已經消退，錢包也癟了下來。又該去岳母家了，你想到好女婿應該怎樣做，在腦子裡掂量了一下，記起了上一次買花的偉大創舉，於是又買了花。打那以後，你開始不斷地重複這一禮節，直到最終形成習慣（總的來說，這是個不錯的習慣）。即使最初導致你這一舉動的原因（贏球的興奮）不復存在，但你仍然會把過去的行為當作下一個行為的參照——好女婿應該怎樣做（給岳母買花）。這樣一來，你最初的情緒效應對後來一連串的決策都產生了影響。

現在，我們簡短地考慮一下角色轉換是如何讓我們更好地了解這兩種自我羊群效應的，單純方式和複合方式，哪一種在實驗中發揮的作用更大。假想你由接收人轉變為發送人。你可能看過凱文·克萊恩扮演的可憐角色被老闆視如草芥，然後一怒之下用棒球拍把建築模型砸爛，這會促使你拒絕不公平的提議。另一種情況，你可能因為被《六人行》片段逗得暗自發笑，因此就接受了不公平的提議。不論是哪一種情況，時間已經過去，你原先因影片片段引發的生氣或高興的情緒都已經察覺不到了。但是，你的角色也變了，成了發送人（下面的情況既複雜又微妙，你要做好準備）。

那天晚上你回到家，發現妻子實際上很通情達理。她沒有埋怨你，反正孩子們的課外活動已經太多了。你原來的擔心煙消雲散。

我甚至儘力說明這件事的好處，我對院長說，「你是位經濟學家，是否可以這樣看，名聲很重要，我現在就有了一種名聲，別人故意踩我的腳趾而我會反擊，以後就不大可能再有類似的事了。也就是說，你將來就不用再費力處理這一類的問題了，這是好事，對不對？」不過，從他的表情我看得出他並不認同我的想法。他只是要我找保羅面談（同樣，與保羅的談話也沒有令雙方滿意，不過保羅指出我在處理人際關係方面有問題，建議我學習一下禮儀規則）。

單純形式： 自我羊群效應來自與過去行為有關的具體的記憶，可以不假思索地予以重複（「上一次艾瑞里夫婦請我吃飯，我帶了瓶酒去，這次我還帶瓶酒」）。這種依據過去經驗做決定的決策方式是非常單純的，照葫蘆畫瓢，但是，僅僅適用於和從前完全相同的場合和條件。

我們商定后的第一個星期，按照我們說好的，這7個學生中途離開我的課堂，第二天他們到我的辦公室來，我把落下的課程內容再講一遍。課程中斷和額外的工作確實使我感到不快，但我知道錯不在學生，我也清楚，這隻是暫時的安排。第三個星期，7個學生仍然中途離開去參加金融學補課，我也讓其他學生暫時休息一會兒。我記得在我去洗手間的路上，因為課程被打斷而感到窩火，另一間教室的門開著，我看到那幾個被迫離開的學生坐在教室裏面，還看到了那個金融學教授，他的手正在空中比劃著闡述某個問題。

在描述我們這個版本的最後通牒遊戲之前，我們先停一下，考慮一下如果兩個選手都做了完全理性的決策會有什麼結果。假設實驗主持人給了發送人20美元，而你是接收人。為了更有力地證明，我們假設發送人把錢進行19∶1的分割，因此他會得到19美元，你僅得到1美元。既然你是位完全理性的人士，就可能這樣想：「這有什麼關係？1美元就1美元，既然我不知道對手是什麼人，也不可能再碰見他，我為什麼要跟自己過不去？我完全可以接受他的分配，白賺1美元。」根據理性經濟學的原則，你應該這樣做。

不過，我們真的能夠徹底改掉頭腦發熱時的那些行為嗎？

為了測試「情緒層疊」這一概念，我和愛德華多要做三件大事。第一，我們必須把人們激怒或者讓他們高興。這個暫時的感情包袱將給我們實驗的第二部分搭台，我們會讓參与者在情緒影響下進行決策。然後等待他們的情緒逐步消失，再讓參与者做出更多的決定，並且測定先前的情緒是否會對後來的選擇造成影響。

與此不同，如果你當時看的是《六人行》片段，由此你接受了對方不公平的提議（同樣，當你把原因歸結為提議本身，而不是影片片段）。作為發送人，你可能會這樣想：「我接受7.5美元的分配提議，是因為我覺得它還可以，現在對方應該和我一樣，我這樣分配，他也會接受，因此我還是照7.5∶2.5的比例來分。」這就是複合形式自我羊群效應機制的一個例子。回憶你的行為，把它歸納到更廣義的原則上，ｒeaｄ.99csｗ.ｃｏｍ然後順著同一條道走下去。你甚至還會以為對方會和你同樣行事。

（2）你可以接受3∶0的解決方案，就是你拿到3美元，對方受到懲罰，一分也拿不到——讓對方感受一下「貪心不足蛇吞象」的後果。

可以這樣假設，「憤怒」一組的參与者把負面情緒放錯位置，他們可能是這樣想的：「我現在感覺很鬱悶，可能都是這個倒霉的分配提議造成的，所以我不會接受它。」同樣，「高興」一組的參与者也把正面情緒放錯位置，他們大概會這樣想：「我心情不錯，可能是由於人家要和我分錢，我平白無故地撈到外快，何樂不為呢？」這樣兩組參与者各自沿著自己（不相干）的情緒，做出了決定。

總的來看，這些結果顯示，女性從一開始就更可能拒絕不公平的分配提議，但她們的動機比較正面。女性選擇3∶3方案的比選擇3∶0方案的人數多，說明女性在生氣的狀態下仍然非常看重平等與公正的重要性。從上面的例子，我們可以推導出，她們大致是想對對方說：「雙方都拿到同樣多的錢，難道不是更好嗎？」相比之下，盛怒之下的男性選擇3∶0方案的比選擇3∶3的人數多——他們想說的大概是「去你的」。

我一離開教室，馬上就意識到自己剛才好像不應該這樣做，但我的感覺好多了。

我們在實驗中力圖尋找性別方面的不同，但幾乎沒有發現。

既然完全避免有關和無關的情緒影響是不可能的，我們是否有辦法避免夫妻關係的惡化呢？最簡單的一條忠告是，選擇一位不會造成這樣螺旋下降的伴侶。當然，你可以尋求數以百計的選配方法，從星象學到統計學，但是我認為你只需要一條河、一隻獨木舟、兩隻槳。

在我們特別設計的遊戲中，有大約200名參与者被告知，發送人是另一部分參与者，事實上，所有的分配比例都是7.5∶2.5，這一不公平的分配比例是我和愛德華多決定的（我們這樣做是想讓所有的分配建議都一樣，都不公平）。想想看，如果某個匿名參与者提議和你這樣分配，你是接受，還是放棄這2.5美元，讓對方損失7.5美元？在回答之前，先考慮一種可能，如果我在你的頭腦里預先注入了某種心理學家所說的「偶然情緒」，你對這一分配提議的反應是否會改變。

一點兒不錯，第二天我就接到迪克的電話，接著又面談了一次。「保羅非常惱怒。」院長對我說，「他認為竟然有人敢走進他的課堂，當著全班學生的面質問他，他受到了侮辱。他要求你道歉。」

不管怎樣，情緒是轉瞬即逝的。交通擁堵使人心煩，禮物讓人高興，腳趾被人踩了我們會破口大罵，但無論是心煩、高興還是惱火，都不會持續太久。我們會心血來潮意氣用事，也會對自己的行為後悔不已。假如我們由著性子給老闆發出一封措辭激烈的郵件，對心愛的人說了些絕情的渾話，或者買下了超出經濟能力的東西，衝動的勁頭一過，我們就會為自己的做法感到懊悔（常言道，「睡完一覺再說」「從一數到十」「先冷靜一會兒后再做決定」）。當我們的情緒，特別是憤怒佔了上風時，等我們「清醒過來」，就會敲打著自己的前額問：「我剛才是怎麼想的？」當我們清醒、後悔，並且反思的時候，便會經常自我安慰，覺得至少我們下次不會再這樣做了。

當然，行為經濟學的很多研究表明人們確實具有公平和正義感。人們對不公正的對待感到憤怒，結果會自己掏錢懲罰對方背信棄義的行為（參見本書第五章）。根據這些實驗結果，對那些在最後通牒遊戲中接到不公平分配提議的人進行觀察，他們的大腦成像顯示，前腦島區被激活，而人腦的這一區位與負面感情體驗有關。不僅如此，那些易於拒絕不公平分配的人，前腦島區的活動也更為強烈。

我認為愛情關係最充分地展示出情緒層疊的危險（儘管教訓普遍適用於各種關係）。夫妻二人試圖解決問題——不論是討論（或者爭吵）金錢、孩子問題，還是晚飯吃什麼，他們不僅是在討論問題本身，他們還同時在形成一套行為功能，這套行為功能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步決定他們互動的方式。

這當然不是說人們在決策問題上不存在性別差異。我猜測最基本類型的決策（在我研究過的有關決策的案例中），性別的影響不大。不過，我確實認為，當我們研究的決策類型越來越複雜時，就會觀察到性別的差異。

總體來看，情緒似乎會消失得無影無蹤。例如，你在上班路上發現有個人開車強行闖進你的車道，你很生氣，不過還是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沒再理他。不一會兒，你的注意力又回到了路上、收音機中的歌聲，以及你那天晚上要去的飯店。在這種情況下，你有自己的一套決策方式（即下圖中的「決策」），一時的怒氣對你此後的其他決策沒有影響。下圖中情緒兩邊的「決策」表示情緒稍縱即逝的狀態，以及你的決策方向的穩定性：

但是你還沒認識到，你在有關會議上不要浪費時間的決定為你將來的行為開了先例。既然你屬於自我羊群效應影響的動物（就像我們大家一樣），你就會把過去的決定當作嚮導。於是，以後的員工例會，你將不再聊天，停止使用輕鬆愉快的開場白，開門見山、冷冰冰地直奔工作主題。報名過期帶給你的不快已經過去很久了，但是，你的決定對於你在會議上的語調和會場氣氛的影響，以及身為一個職業經理人的行為，卻會產生長時間影響。

我們暫時向後退一步，考慮一下自我羊群效應的兩種基本運作方式：

我講述這樣一個學術上固執己九-九-藏-書見的故事的出發點就是要承認，我本人在頭腦發熱時也會失態（不管你相信與否，我個人在這方面有很多例證）。更重要的是，故事顯示了情緒運作的一個重要方面。當然，事後我發現，課程時間衝突時最好先給保羅打個電話商量一下，但是我沒有。為什麼？部分是由於我確實不知道怎麼處理這種情況，同時也是因為我當時並沒有很在意。除了學生們中途離開和第二天上午到我的辦公室補課，我把精力都用在工作上，甚至記不得保羅，也沒再去想上課時間衝突這件事。但是，當我眼看著學生們離開我的課堂，想到第二天還要額外再補課；接著，我看到學生們坐在保羅的課堂里，所有的一切釀成了一場風暴。我完全被情緒左右，做了不該做的事（我還得承認我太固執，經常不肯道歉）。

但是一到了河面上，情況就大不相同了。沒有現成的規則，河水流速及流向無法預測，獨木舟一會兒漂流，一會兒打轉，很難預見和控制（生活也是一樣，充滿著意外的壓力和障礙）。前後之間沒有明確的勞動分工（如果你想使用專用術語，那就是船首與船尾）。在這種環境下，倒是有充足的機會建立和觀察新鮮的行為模式。

看完這段電影片斷，實驗主持人讓你把自己親身經歷中類似影片中的事情寫成一篇短文。你可能記起了十幾歲時在便利店打工，收銀台里少了錢，老闆不分青紅皂白硬說是你偷的；或者與你的同事合謀把你的項目成果竊為己有。寫完了短文（過去不幸的回憶讓你咬牙切齒的效果已經達到），你走進另一個房間，有個研究生給你講解了最後通牒遊戲的規則。你坐下來等待一個匿名人發給你如何分配10美元的提議。幾分鐘后，你收到了7.5∶2.5的分配比例，你必須做出選擇：到底是收下這2.5美元，還是拒絕接受，一分也拿不到？為了報復那個貪婪的發送人，最終也懲罰了自己，你感到了多大程度上的滿足？

不過，我和愛德華多·安德雷德（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教授）卻想弄清楚，當引起這些情緒的經歷，諸如腳趾被踩、無禮的開車人、處事不公的教授，或者其他惱人事件已經過去了很長時間以後，情緒的效應是否會影響人們未來的決策。

幾分鐘以後，仍然被煩躁所籠罩的你來到會議室，看到人們都興高采烈地閑聊著。平常的你不會在意，實際上，你認為大家相互聊天會活躍辦公室氣氛。不過，今天可不比平常，你處在煩惱情緒的影響之下，你做出了一個決定。你沒有像往常一樣使用幾句輕鬆的開場白，而是板著臉說：「我想強調的是提高效率的重要性，時間就是金錢。」你給大家講了一分鐘效率的重要性，大家臉上的笑容消失了。然後，會議轉入別的議題。

為什麼會這樣？如同我們從別人那裡得到啟發，知道應該吃什麼、穿什麼一樣，我們也從後視鏡里觀察自己。歸根結底，如果說我們可能跟隨不大熟悉的人（我們把這種行為稱作「羊群效應」），那麼對於我們無比敬重的人——我們本身，又會如何跟隨呢？如果我們看到自己曾經做過的某個決定，我們就會理所當然地認為這個決定有道理（誰能說不呢），於是照此辦理。我們把這一過程叫作自我羊群效應，因為它與跟隨別人在形式上相似，只不過我們跟隨的是自己過去的行為。

在理想的世界里，人們應該會記住，在情緒影響下所做的決定就像傻瓜一樣，因此，應該認識到沒有必要繼續那樣做。不過現實是，人類對自己過去的感情狀態總是記不住（你還記得上個星期三下午3點30分時的心情嗎），但是，我們卻能記住自己做過的決定。由此，我們便會把同樣的決定一直重複下去。從本質上看，一旦感情用事，我們就會做出短期決定，而這些決定之後又會改變我們很多的長期決定：

另一種情況，假想你被分在「高興」條件那一組。這些參与者比較幸運，他們開始觀看的是電視情景喜劇《六人行》的片段。在這5分鐘的片段中，6個朋友聚在一起，每個人都決心在新的一年裡做成一件事，但可笑的是他們根本做不到（例如錢德勒·賓決心不再拿朋友開玩笑，但他一聽說羅斯在和一個叫伊麗莎白·霍恩斯瓦格的女人約會時，就立刻憋不住了）。看完短片，你也寫了一篇類似個人經歷的短文，這倒不難，你的朋友中也同樣有年年下決心，但永遠做不到的人。接著，你來到另一個房間，聽人講解遊戲規則，一兩分鐘以後，對方的提議出現了：「接收人分配2.5美元，發送人分配7.5美元。」你是否接受？

要記住，影片片段對情緒的影響相當有限，而且是人為製造的。觀看電影里憤怒的建築師，根本無法與現實中和配偶或孩子爭吵，或者老闆的斥責，還有因超速被警察攔下這些事情相提並論。因此，我們感到惱火或者厭煩（或者高興）時做出的日常決策，對我們未來的決策可能會產生更大的影響力。

學期中間一般不會發生課程時間重疊的現象，不過這幾個學生同時還選學了一門金融學。教這門課的教授，我姑且稱他為保羅，臨時取消了幾次正常課時，另外安排了補課時間。不巧的是，補課時間與我後半部分的課程時間重疊。學生們告訴我，他們禮貌地提醒過保羅時間上的衝突，但是他不屑置辯地讓學生們自己決定輕重緩急。據說他還放出話來，很明顯，金融學比那門故弄玄虛的行九*九*藏*書為學重要得多。

「我就想說這麼多。」我接著說，「我已經把我的感受告訴你了，我希望這件事到此為止。」我彬彬有禮地說完了最後一句，轉過身，走出了那間教室。

那天夜裡，我接到德拉贊·普雷勒克的電話，他是我們系的學術負責人，我到麻省理工學院任教主要就是因為他。德拉贊告訴我，學院的院長迪克·施馬蘭西給他打過電話，講了白天的事情。院長問他有沒有可能讓我在全院師生面前公開道歉。「我告訴他不大可能。」德拉贊對我說，「不過你要有思想準備，院長會親自打電話找你。」突然，童年時被叫到校長辦公室的記憶一下子湧上心頭，當年的情景歷歷在目。

「我知道。」我反駁說，「不過我想讓你知道，把你的補課時間安排到我的正常課程時間，這是不應該的。」

我每次去划獨木舟，總會看到夫妻或情人因為無意中把船弄得直打轉或撞到石頭上而爭論不休的情景。獨木舟看似容易，真正划起來卻不簡單，因此很容易把夫妻帶到戰爭的邊緣。我和一些夫妻一起喝酒或者去他們家吃飯時，很少遇到他們發生爭論，這不完全是因為人們盡量要做到舉止得體。（說到底，難道兩口子在划船時就不想舉止得體嗎？）我認為，這與人們有關平日正常活動的既成行為模式有關（當著生人在飯桌上激烈爭論，在大多數家庭中都是絕對禁止的）。

如果說我們在早先的實驗中發揮作用的是單純形式的自我羊群效應，那麼你早先作為接收人時的原有情緒，在當前方式的實驗中就不會對你作為發送人的決策產生影響。為什麼？你作為發送人，無法單純依賴「照葫蘆畫瓢」的決策方式行事。說到底，你過去從來沒有當過發送人，因此你在面對完全不同的新情況時，要做的也是與從前完全不同的決定。

我把事情的原委和經過向院長做了陳述，並且承認我可能不應該一怒之下走進保羅的課堂責備他。同時，我提議保羅也應該向我道歉，因為追根溯源，是他先三次打斷了我的正常教學。很快，院長就明白了我的意思，我不會說「對不起」。

我們讓參与者在經濟學家稱作「最後通牒遊戲」的實驗環境中做出這些決定。遊戲由兩個選手進行——發送人和接收人。在大多數情況下，兩個選手分開坐，並且不知道對方的身份。遊戲開始，實驗主持人發給發送人一些錢——比如說，20美元。然後，由發送人來決定如何在他和接收人之間分配這些錢。他怎麼分都可以：發送人可以平均分配這些錢，每人各得10美元；或者自己多留一些，比如自己留12美元，給對方8美元。如果他想大方一些，可以自己留8美元，給對方12美元；如果他想自私一些，可以進行不公平分配，自己留下18美元，甚至19美元，只給對方2美元或者1美元。發送人宣布完分配決定，接收人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絕。如果接收人接受，則兩個人分別得到剛才約定的金額；但是如果接收人拒絕，那麼發送人必須把錢交回給實驗主持人，兩個選手什麼都得不到。

下面的這個故事是我本人的，我在怒氣中失去了控制。我到麻省理工學院的第二年，自己不過是個小小的助理教授，負責給一個研究生班教授決策課程。這門課是制度設計與管理課的一部分，是管理學院和工程學院共同設置的雙學位課程。學生們都很好學（出於各種原因），我也很樂意教他們。但是有一天，大約是學期的中間，有7個學生來找我，原因是課程安排發生了衝突。

複合形式： 考慮自我羊群效應的另一種方式是把過去的行為作為下一個行動的嚮導，並據此加以推廣。在這種方式的自我羊群效應中，當我們採取某種行動時，便會記起過去的決定。不過，這時我們不是自動重複上一次的做法，而是把它進行廣義詮釋；它成為我們總體特質和偏好的坐標，並據此採取行動（「我在大街上拿錢給了乞丐，我很有愛心，所以我要去施粥棚當義工」）。在這種自我羊群效應中，我們參照過去的行為提醒自己總體上是什麼樣的人，然後按照同一方式去做。

如果你把情緒影響作為一個總體來觀察，我們對那些不公平分配的人實施反擊就是完全有道理的。但是，我們的實驗表明，報復的反應並不僅僅來自不公平的分配提議。它還與觀看短片所引發的情緒餘波有關。對於電影的反應完全是另一種經歷，它與最後通牒遊戲根本無關。但是，這些無關的情緒濺灑到了另外的領域，卻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1）你可以選擇3∶3的分配方案，就是說你們得到的比原來都少，但是發送人的損失更多（原來的分配比例是16∶4，你放棄了1美元，而對方損失了13美元）。而且，你接受了3∶3的解決辦法，還可以教訓對方應該公平處事。

不過，我們必須等待，也就是說，我們要等到影片片段引發的情緒消退後（我們進行檢測以確認情緒消失），再向他們進一步提出不公平提議。現在，已經平靜下來不為情緒影響的參与者會如何反應？儘管影片片段造成的情緒，事實上已經過去了很長時間，我們觀察到決定的模式與原來情緒剛剛激發左右他們身心時的仍然相同。一開始被凱文·克萊恩的不幸遭遇激怒的人更容易拒絕對方的提議，他們繼續做出同樣的決定，儘管憤怒的情緒已經不復存在。同樣，那些被《六人行》片段中可笑的劇情逗樂的參与者，在這種正面情緒下更容易接受對方的提議，而當這些正面情緒淡去后，他們還是會繼續做出同樣的決定。很明顯，這些參与者還在求助於那九*九*藏*書天早些時候有關遊戲的記憶（那時，他們的反應部分受到與遊戲無關的情緒影響），並且還是做出了同樣的決定，儘管他們已經從原來的情緒狀態中走出來很久了。

實驗的結果告訴我，情緒對於決策具體影響的背後，複合形式的自我羊群效應在我們生活中起的作用可能更大。如果只是單純形式的自我羊群效應在發生作用，那麼它的影響就會僅限於我們重複做出的那一類決策。但是，複合形式自我羊群效應的影響表明，我們在短暫情緒基礎上做出的決定能夠影響到相關選擇，以及其他的領域。也就是說，如果我們面對的是新的環境，那麼做出的決策有可能就會產生自我羊群效應，就需要特別謹慎，盡量做出最好的選擇。我們立即做出的決定不僅會影響當時發生的事情，還會對未來產生深遠影響，關係一系列的有關決策。

某一個星期一的上午，你到達辦公室的時間比預定的員工例會早了一個小時，於是，你開始翻閱桌子上那一大堆等著處理的信件。你打開一封信，發現本該為孩子報的舞蹈班期限已經過了。你暗自懊惱，更糟糕的是，你的妻子會抱怨你忘事（而且很長時間以來，只要你們一發生爭吵，她一定會再次提及這件事），這一切使你的情緒更壞。

她幾乎忍受不住了，不自覺就提高了聲音。「你看，我剛開了一天會。你還記得上個星期我給你開的購物清單嗎？你忘了買衛生紙，乳酪也買錯了。你讓我用切達乾酪怎麼做帕爾瑪茄子？為什麼你就不能出去買晚飯呢？」事態急轉直下。夫妻二人越吵越厲害，直到睡覺時，兩人的心情也沒有好轉。後來，妻子容易發火的脾氣就演變成經常的行為模式（「看，你要是早5秒鐘提醒我換道，我也不至於錯過這個轉彎路口」），這種狀況周而復始，不斷循環下去。

實驗的結果更傾向於複合形式的自我羊群效應。最初的情緒會長時間地發生影響，即使角色調換了也是如此。「憤怒」一組的發送人往往會較多地發出更公平的分配建議，而「高興」一組的發送人發出的提議則以不公平分配居多。

突然，我的心裏升起一股無名火。就是這個人，根本沒有尊重我和我的學生的時間，由於他的目空一切，我不得不多花時間來給學生們補課，而且這些課程根本就不是我取消的。

他好像一下子愣住了。很顯然，他根本不知道我是誰，以及我說的是什麼。

舉個例子，妻子在辦公室里一整天過得都很不痛快，晚上回到家后她的情緒糟透了。家裡亂七八糟，她和丈夫都感到飢腸轆轆。她一進家門，坐在電視機旁邊的丈夫就迎面問道：「你回家的路上就不知道順便買點兒晚飯帶回來嗎？」

我們在性別差異方面又有什麼發現呢？總的來說，男人無論在憤怒，還是高興的狀態下接受不公平分配提議的比率都比女人高50%。我們在觀察替代解決方案（3∶3或3∶0的兩種分配比例）的情況時，事情就變得更有意思了。參与者在高興的狀態下，情況沒有變化；女性接受3∶3方案的概率略高，在選擇3∶0報復方案的人中，沒有性別差異。但是，在那些觀看過《情系屋檐下》並寫過自己生活中類似經歷的參与者中，情況就發生了很多變化。處於憤怒狀態下，女性傾向於選擇3∶3方案，而多數男性則傾向於選擇3∶0的報復方案。

另一方面，如果起作用的是複合形式的自我羊群效應，你處在憤怒狀態下，你就可能會這樣想：「我原來是接收人，當時很生氣，我拒絕7.5∶2.5的分配提議是因為它不公平。」（換句話說，你錯誤地把拒絕提議的原因歸結為它本身的不公平，而不是因為你當時處在憤怒情緒下。）「現在輪到我當發送人，」你會繼續想，「對方可能和我一樣，也可能拒絕接受不公平的提議，那麼我給他發送一個比較公平的分配提議——如果我處在他的地位也能接受的。」

我們來看一下被情緒吞噬的決定，怎樣成為自我羊群效應的原始因素。假如你為一家諮詢公司工作，你的任務之一是組織召開每周的員工例會。每個星期一上午，你要求每個項目負責人具體報告與前一周相比，上周的進展狀況、本周的目標等。各個項目負責人彙報完畢，你根據他們的情況找出協調辦法。因為每周的例會是全公司人員見面的唯一機會，它也經常成為大家相互交流和輕鬆幽默（或者是諮詢從業者們認為的幽默）的場合。

這兩組參与者對我們提出的分配建議的反應是怎樣的？你可能猜得到，很多人拒絕接受不公平的分配辦法，儘管他們自己也沒有拿到應得的錢。但是，與我們實驗的目標相符，我們發現，被《情系屋檐下》片段激怒的參与者拒絕不公平分配的人數比看過《六人行》的要多。

為什麼要這樣調換角色？因為我們希望能從中更多地了解有關自我羊群效應與我們長期決策的奇妙作用。

當各種情緒，即使與討論內容毫不相干，也會不可避免地摻雜進討論過程，這足以改變溝通模式——不僅在短期內，即我們當時的感受，而且從長期來說也是如此。正如我們現在已經了解的，這些模式一旦形成，就難以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