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寫這些話時，黃宗羲腦海里就曾想到過朱允炆的悲劇。

撇開朱允炆這人具有一般帝王身上某些不多見的積極面不論，他的被推翻，也反映極權制度已發展到令人悲絕的地步。如前所述，「靖難事件」可以說是朱元璋一手造成，是其咎由自取；而進一步看，則是中國古代帝權這種國家權力形式，到朱元璋手中完完全全發展成「家天下」之後，所必然要有的惡果。

為給自己篡國奪權找理由，《奉天靖難記》全然不惜一派胡言，任意編造。如這一段：

撇開朱棣歪曲、利用朱元璋囑託不論，「靖難之役」的禍根卻的確是朱元璋一手種下的。朱元璋打造帝權的辦法，猶如中國古代用「內外城」建造皇城的思路；比如北京，單有一座宮牆將皇宮圍護起來，猶覺不安全，還要在整個城市周遭再高高築一道城牆作為屏障，古時候管這道牆叫「郛郭」。如果說，朱元璋對朝中軍政權力的調整相當於築內城，則他的建藩措施就是意在收到加築外城之效。他想象，在這樣「內外城」雙重保障之下，朱家皇權應該是固若金湯、無人可撼了。可是他偏偏忽視一點，堅固的城牆固然可以成為安全保障，然而在某些時候它未必不會變成對自己的禁錮和圍困，變成插翅難逃的深淵。那城牆，愈造得高大、牢不可破，這種相反的恐懼感亦愈甚。

一、詔「興州、營州、開平諸衛軍，全家在伍者免一人。天下衛軍，單丁者放為民」。按：明代兵制，一旦在軍，全家世代為兵，可謂變相徒役；建文此舉，不僅僅是裁軍、解放生產力，也明證他無意于窮兵黷武。

又一處說：

當朱允炆削藩之舉搞到自己頭上，他朱棣不是一臉冤屈，大呼「朝無正臣、內有奸惡」，擺出「義與姦邪不共戴天」、誓還自己清白的姿態，起兵「靖難」的么？那麼，他又怎麼解釋在這個地方鼓吹自己天生一副真命天子之相？一面怨別人誣陷他、罵別人是「奸惡」，並以此為借口發動軍事叛變，一面又讚美自己骨子裡就該當皇帝、皇帝寶座早就該是他的，豈非自唾其面？

朱棣大開殺戒前，何嘗不欲以懷柔之術攬歸人心？卻一再碰釘子。從方孝孺、黃子澄、齊泰這三位近臣，到鐵鉉、陳彥回、姚善、鄭恕等，凡是當初堅定反對朱棣的，被執逮后，雖經勸誘，竟無一人肯降。如兵部尚書鐵鉉，「太宗踐祚，用計擒至，正言不屈。令其一顧，終不可得，去其耳鼻，亦不顧，乃碎分其體。至死，罵方已。」甚至朱棣剛剛兵臨南京城下，戶科給事中龔泰就當眾從城上跳下自盡以為抗議，「燕王聞泰死，大怒，命剉其屍。」朱棣破城后，官員投水、自刎、自經、自焚的消息，從各處紛至沓來，舉家死難者也不少見。其餘，或棄官，或消失，「變易姓名、隱跡山谷者，不可勝紀。」這樣的故事，雖經朱棣全力掩埋，但有名有姓流傳下來的，至今仍存數十件，但當時實際所發生的，實遠不止此數。

他這樣以「真命天子」自居，朱允炆削與不削，結果有何不同？或許不主動削藩，朱允炆可在皇位略微多呆三五年，等朱棣覺著時機成熟時將他推翻？

成就的「成」，成功的「成」。

此節文字，堪稱集厚黑、厚顏之大成。它極盡顛倒黑白之能事，不單信口開河，置基本事實于不顧，把眾所周知品行端正、性情柔和的太子朱標描繪成魔鬼樣人物，不單拚命往自己臉上貼金，毫不害臊地自吹自擂；尤可恥者，是公然編造朱元璋「屬意」於己、早已暗中決定將來應該由皇四子繼位，還把這說成朱元璋和馬皇后的一致意見。

等待、忍耐不能救朱允炆，削藩，雖無勝算，卻總有一點機會。

在最後的小插曲之後，當日，建文四年六月十七日，朱棣在南京即皇帝位，明年改元為「永樂」——永樂皇帝誕生了。

所以，朱允炆當政雖只四載，但歷來評價很好。正史稱他諸多措施，「皆惠民之大者」，「天下莫不頌德焉」。民間和知識分子更不吝讚美，如：「四載寬政解嚴霜」；「父老嘗言，建文四年之中……治化幾等於『三代』」，「家給人足，外戶不闔，有得遺鈔于地置屋檐而去者。」「聞之故老言，洪武紀年之末庚辰前後，人間道不拾遺。有見遺鈔於途，拾起一視，恐污踐，更置階圮高潔地，直不取也。」所謂「洪武紀年之末庚辰前後」，即指建文年間，因朱棣篡位后，革除了建文年號，將建文這四年併入洪武年號，故有此說。直到近代，史學工作者仍于調訪中發現，「大理民家仍有以惠帝為鼻祖者」。

儘管從史料來看，朱允炆在歷來君主中，身上負面的東西不太多，但說到底，明朝帝座上坐著的究竟是誰，這件事本身並非我們所關心的。朱允炆坐得，朱棣坐坐又何妨？誰坐那個位子，都是朱家的皇帝，都無改乎那權力的本質，旁人犯不著擁護一個，反對另一個。

朱元璋未死以前，即露出端倪。別的不說，我現就援引朱棣的御用文人撰寫的《奉天靖難記》為證。在這本替朱棣塗脂抹粉的書里，為了詬污朱標、朱允炆父子，作者講述所謂朱元璋在世時朱標與晉王朱棡勾結陷害朱棣的一段事，說有「異謀」的實際上是朱棡，而朱標卻包庇後者，嫁禍於朱棣。關於朱棡圖謀不軌，它寫道：

然而，朱允炆「正義」來「正義」去，管什麼用？他不光讓「不正義」的朱棣戰勝了，而且是輕而易舉地戰勝的，全無還手之力，根本不堪一擊。這原因實在很簡單：朱允炆空有「正義」，卻沒有富於戰鬥力的軍隊；空有「仁政」，卻沒有狠鷙毒辣的政治意志和手腕；空有方孝孺那樣的正派儒臣，卻沒有姚廣孝那樣的陰謀家，以及以宦官為代表的為著私利而叛賣而投機的一大群形形色|色小人。

這時，發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路旁迎迓的人群中，站出一人來，攔住隊伍請求面見燕王。此人姓楊名子榮，當時官居翰林編修。他被帶到朱棣馬前，只問了一句：「殿下先謁陵乎？先即位乎？」這一問不要緊，朱棣倒出了一身冷汗，意識到自己演了幾天謙抑辭謝的戲，險些在最後時刻露出馬腳——由於踐祚心切，竟然把應該首先前往太祖寢陵告祭之事忘在腦後，一旦這麼不告不請，直通通地奔皇位而去，先前作秀豈不全成笑柄？然而朱棣原是做假做慣了的人，此時一經楊子榮提醒，心內吃驚，臉上並不動聲色，反而順水推舟道：「此去正為謁陵。」當即撥轉馬頭，往朱元璋墓地孝九*九*藏*書陵而去。楊子榮因關鍵時刻立此一功，而受重用，引入內閣充當宰輔，並由朱棣親自為之更名為「楊榮」，與楊士奇、楊溥一道併為永樂、洪煕年間有名的「三楊」。

朱元璋留給長孫朱允炆的政治遺產當中，最令後者不堪其重的，就是有一座過於強大的「郛郭」——他的諸位擁有重兵、不可一世的親王叔父們。朱元璋兩腿一蹬，滿意放心地死去，可朱允炆卻從此生活在焦慮之中。倘仍用「內外城」打比方，當時的情形是，外城過於高大強壯，內城卻顯得卑阜弱抑，似乎隨時可被前者所壓垮。這一點，朱元璋在世時顯不出來，紫禁城端坐著一位威儀照人的開國皇帝，他就像一根定海神針，有他在，一切風平浪靜，世界匍匐在他的腳下。然而眼下紫禁城已經易主，新皇帝年僅二十二歲，所有的親王都比他長一輩，而且各自在封國都積累了豐富的政治經驗，其中燕王、寧王這幾個重要的藩王，更在長期邊防生涯中受到軍事鍛煉，能征慣戰；相比之下，朱允炆雖然洪武後期由朱元璋安排，接手處理一些政務，但僅限於審閱奏章等案頭工作，或就修改法律提出建議等這樣一些很狹小的範圍，對複雜而實際的政治他並無體驗，朱元璋也從來沒有委派他出外帶兵打仗，在實踐中培養他的領袖氣質、自信心、才幹和威望。同時，多年正統的儒式教育，把朱允炆造就成一個仁柔、文雅、理想主義、書生意氣的人，這樣一個君主，在他的人民看來是可愛可敬的，但在野心家眼裡，卻正好是良善可欺之輩。

這段記述，本意是醜化對手，但無形中恰好說明朱允炆繼位后的削藩之舉，理所應當。

「三推讓」遊戲一結束，六月十七日，朱棣就迫不及待地以新君身份進城了。他起了個大早，雖然幾乎一夜未眠，卻毫無倦容，亢奮不已。一切皆布置停當，他將率眾將士，在文武百官的夾道拜迎下，正式入城，登上那個已屬於他的帝座。指令發出后，征服者的隊伍浩浩蕩蕩向城門進發。

「靖難之役」的結果，又一次把「正義必將戰勝邪惡」這句口號變成鬼話。正義，誠然有戰勝邪惡的時候；然若加上「必將」二字，把它變成屢試不爽的規律，卻是不折不扣的鬼話。朱允炆與朱棣這對叔侄，同為帝王家人，同是專制體制的代言人，本來不必以他們來區分什麼正邪。但僅就這兩個人之間比較而言，朱允炆確比朱棣多一些「正義」，朱棣則比朱允炆多一些「邪惡」。

對朱允炆削藩，歷史家多以為不明智，就連我素仰的孟森先生也略有微詞。《明清史講義》這樣講：

然而事實並不如此。

建文元年（1399）七月初四，朱棣起兵，至建文四年六月十三日攻入南京，時僅四年。這四年，燕軍如何節節勝利，王師如何節節敗退，都是老套子，不說也罷。唯有一件，所謂「戰爭中勝利者總是正義一方」，所謂「順民心者得天下」，在朱棣、朱允炆叔侄間，似乎這一回給出的是別樣結論。朱棣篡位后，極力封殺言述，致後人難窺當時真實景況。不過民間口口相傳，終於還是留下了蛛絲馬跡。一直到1628年的晚明，顧起元在其《客座贅語》里，仍記述了故鄉「父老」間一種代代相傳的深刻記憶：

二、賜明年全國田租減半，釋放所有充軍者及囚徒還歸鄉里。史家評為「不易得之仁政」。九九藏書

1399年，對西方人來說是新世紀來臨之前的一年。而在東方，在古老的中華帝國，這一年，當今皇帝的親叔父，那個強悍的燕王朱棣，以「靖難」為名從北平發動戰爭，似乎也試圖宣告他將迎來一個新的世紀。

就此論，朱棣攆走朱允炆、奪了金鑾殿，本無所謂對與錯，只要這種改變對國家、人民和歷史不帶來損害，就沒有討論的必要。

這機會一開始不單出現過，而且顯得很大。倘若燕世子朱高熾及其兩個弟弟高煦、高燧不被縱還北平，倘若朝廷布控更嚴密些，任用於北平的文武官員處事更果、能力更強，倘若事先早做周密準備，而能在朱棣起事之初立將其撲滅……歷史都可能改寫。總之，削藩非不可為之事。是沒做好。朱允炆沒有政治經驗，稟性里又欠缺狠辣元素，更兼所信賴的大臣俱書生之輩，並無一個能撐得局面，而當朱棣叛幟既樹，朝廷派去討剿的將領又極低能（本事大的將領早在朱元璋生前被一一除掉）。顯而易見，凡實際而重要的方面，朱允炆比之朱棣皆落下風。

「諸臣或死或遁，幾空朝署」一語，可由《建文皇帝遺迹》《革除逸史》《革除遺事》《致身錄》《姜氏秘史》所述得到佐證。南京未破之前，在抗擊、抵禦燕軍的四年中死難的守臣便已不少，尤可矚目的是，朱棣既下南京、建文下落不明以後，不降、不合作直至慨然赴死的例子比比皆是。

明朝一亡，黃宗羲即寫下中國思想史上的不朽之作《原君》。非有明代的近三百年歷史，出不了這種文章。漢唐不能出現，甚至宋人也還寫不出，必經明朝歷史之後，才能達成像黃宗羲這樣痛切的認識。文章所探討的，是權力這事物如何從遠古的「天下為公」，異化到當下的「家天下」。它掊擊君權的理念：

從1402年至1628年，時間已流逝二百余年，上述傳說仍舊不泯，仍舊為「父老」（代指民間）津津樂道，足見1402年的改朝換代，絕非「戰爭中勝利者總是正義一方」，絕非「順民心者得天下」。也難怪顧起元在引述「父老」所傳之後，發了這樣的慨嘆：「蓋自古不幸失國之君，未有得臣民之心若此者矣！」

有這樣一位梟雄叔父，朱允炆削藩，他是削亦反、不削亦反。但凡讀讀《奉天靖難記》，便不會懷疑朱允炆被推翻的一天遲早到來：

一邊是缺乏經驗、文質彬彬、年輕望淺的「侄兒皇帝」，一邊是歷練已久、強悍不馴、兵強馬壯的叔父們。這情形，想不出事兒都難。

四、寬刑律，改革洪武時期「重典治國」之弊，朱允炆認為大明律「較前代律往往加重」，「齊民以刑不若以禮」，強調今後國家的政策是「務崇禮教，赦疑獄，嘉與萬方，共享和平之福」。時人記曰：「（新政實行后）罪至死者，多全活之。於是刑部、都察院論囚，視往歲減三之二。」

又有「豈天地之大，于兆人萬姓之中，獨私一人一姓乎！」等語，直指君主極權「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公」，以普天民眾為仇讐，置自己為「獨夫」。而斷言，獨佔、獨吞、獨霸，結果極度危險。「一人智力，不能勝天下欲得之者之眾」，「遠者數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潰在其子孫矣」。

雖然「天子」這醜陋的事物在中國已經存在了許多許多年，雖然社會權力一直越來越遠離「公」的範疇而向「私」的範疇集中，但是，權力變成徹頭徹尾「大私無公」的東西，確確實實是在朱元璋手中完成的。他完全視權力為自家私有之物，不容他人稍稍分享。為著這極端自私的權力觀，他盡戮功臣、裁撤中書省、使軍隊與將領相脫離、用諸王子為藩鎮……這些措施，固可以讓他所視為一己之私的權力杜絕被社會或他人分享，然而恰恰也造就了朱棣那樣的野心家，以及自家骨肉相殘的局面。

五、精簡機構，裁汰冗員，減州並縣，四年中撤州九個、撤縣三十九個、撤各種稅收機構（巡檢司、稅課局等）四百余個，力度之大史所罕見，抑制或緩解了「民殘于多牧，祿糜于冗員」的政治腐敗，足證建文確有意于減輕人民負擔。

朱棣之叛，遲早而已。遠在朱元璋在世時，他的種種跡象即已不掩，即使他篡位后不遺餘力銷毀、焚埋各種證據，我們仍可從倖存下來的稗史里看到不少這類記述。如，朱允炆被朱元璋正式宣布為皇位繼承人後，朱棣有次見到朱允炆，竟然手撫其背戲謔道：「不意兒乃有今日！」

以上朱棣所做類似事，所說類似話，以及所開動的對自己的類似宣傳，我們不免覺得熟識，似曾相見。確實，這種事情不但古代中國有，當今世界上也多的是。

帝制的明代形態，設計于朱元璋，而發展、完善於朱棣。朱元璋廟號「太祖」，朱棣起初廟號「太宗」，後來嘉靖皇帝改為「成祖」，大有道理。到了嘉靖時可能才真正看清楚，明朝的制度和統治，朱元璋是創始者但非完成者，它真正竣工，是在朱棣手上。所以，嘉靖皇帝認為朱棣不僅與朱元璋併為二祖，而且應該用一個「成」字，專門揭示他的貢獻。

天啟年間，徐㶿興偶然發現當年史仲彬所著《致身錄》（約寫于永樂初年），讀後寫下這樣幾句話：「顧文皇諱禁森嚴，當時隱秘不傳之事何限？即吾郡葉給事福，守金川門，首犯燕鋒，死之。林御史英，聞國祚已移，遂自經死，而妻宋氏亦自經死——吾郡傳之，而革除諸史所不及載，始知遜國之時，就死地者如鶩，而名湮沒不稱者多矣。」

六月十三日南京城破，朱允炆下落不明，但大局為朱棣所控已無疑矣。此後數日，開始上演安排好的勸進好戲。城破翌日也即六月十四日，諸王及朝中文武官員紛紛以個人名義上表，請求朱棣即位；六月十五日，仍是上表勸進日，但採取行動的人，齊刷刷地換成朱棣手下隨征的北平諸將；六月十六日更有趣，前兩天分別上表的兩撥人，攜起手來，將勸進變作同心協力的大合唱。九*九*藏*書

「靖難」的意思，通俗易解講即是「平定亂事」。朱元璋死前，不是曾致信朱棣，「攘外安內，非汝而誰」么？這句話正好派上用場。泥腿子皇帝朱元璋終歸還是在語言問題上吃了虧，他沒有想到，同樣一句話，他自己說的是一種意思，經別人解釋就會是另一種意思。他還犯有一個錯誤，即他以為，對從他這位成功偉大父親嘴裏說出來的話，兒子們必將奉為神意、頂禮膜拜，不敢半點違拗，更不用說妄加曲解。但事實給了他一記大嘴巴——他充分信任、委以重託的皇四子朱棣，這個因為幾個長兄皆已亡故、現居宗族之長的朱家老大，帶頭隨心所欲對待「祖訓」，將其玩于股掌之間。「攘外安內」，明明是讓他盡忠扶保侄子朱允炆，現在，卻變成了起兵造反的依據。

孟先生雖未直斥朱允炆，但借批評其師方孝孺，間接批評了建文削藩決策。意謂：古有前鑒，漢初削藩，削出「七王之叛」；後來武帝變換方法，不用武力，通過策術陰去藩王勢力，反而「不削自削」。

可實際上，漢代若非景帝削藩在前、重創諸藩，武帝時代主父偃的推恩之策能否收效，本就可疑。況且，漢、明之初的態勢，看似相類，細察卻很難等量齊觀。漢初諸藩勢力遠不能與明初相比，內中更無危險強大且野心勃勃如朱棣者。

朱允炆甫即位，就推出一系列新政，舉其特出者：

我們當然不去為朱允炆被親叔父所推翻而嘆息，但不能不為這樣一種極端自私的權力觀，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制度而扼腕。朱棣篡權這件事之所以罪惡，實質不在於叔父幹掉侄子、自己去當皇帝，而在於它宣示了極權制度必將鼓勵、煽動人性中最壞的那些東西，諸如貪婪、殘暴、迫害、奴役和獨裁。

當然不僅僅是一路以摧枯拉朽之勢直搗南京，將侄子朱允炆趕下龍床。毋寧說，當他終於一屁股坐在寶座上時，一切不過剛剛開始。

三、取消朱元璋為報復江浙人民支持張士誠而制定的對兩地加倍徵收田賦，以及禁止隸籍兩地者在戶部任職的政策，使其田賦水平與全國相平均，江南人民得以喘息（朱棣上台後，又恢復了洪武舊政）。

成就是什麼？成功在何處？

這就是所謂「三推讓」。被勸的一方堅持推辭，勸的一方則要堅持勸，非湊足三個回合，前者方才依允，以示他是出於萬般無奈而被迫接受了大家的擁戴。儘管這早已是程式化的遊戲，朱棣的玩法卻仍然過於虛偽，令人作嘔。

此時，距朱元璋「龍馭上賓」不過一年零二個月。

朱允炆的悲劇，是制度的悲劇。他所繼承的權力，既過於誘人，又非他這種性情的人所能掌控。朱允炆與祖父朱元璋交給他的權力之間，天然存在一種矛盾——一個缺乏「獨夫」素質的人，被安排到了「獨夫」的位子上。這非但可悲，且亦荒唐。於是，另一個人殺了出來——他遲早會殺出來——這就是朱棣。那「獨夫」式極權，令他垂涎三尺，其實也是專為他這種人而打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