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他是怎樣自己「當家做主」的呢？

不知道朱厚照對於父皇的辭世有無傷慟之感，從史料來看，父親的死和自己登上皇位，在他全然是一次徹底的解放，猶如驟然之間烈馬鬆掉了嚼子、小鳥衝出了籠兒。

父子間又說了什麼，無考。

第二天，弘治單獨召見太子本人。

這三條，弘治說得都比較客觀，縱然他不說，別人也都看在眼裡。當然他還抱著一絲幻想，以為這都是兒子「年少」所致，而非稟性使然，因此他懇求深為倚信的劉謝李三大臣：幫兒子一把，使他最終變成個「好人」。

同樣的問題，如果換一位有作為的君主，將有截然不同的思考。但只想墮落，且唯恐墮落得不盡興的朱厚照腦中，唯存一個邏輯：順我者親，逆我者仇。眾鼠輩吃准了這一點，皇上喜歡什麼，他們便給他什麼，而且只要給就一定給得很足！朱厚照想要的，無非聲色犬馬，於是，他們就獻雞犬、戲文、樂舞，導引他出宮遊冶花花世界，讓他醉生夢死。大臣們覺得這些人明明是在害皇帝，正德自己可不贊成。他覺得他們才愛惜他，體貼他，真正對他好。大臣越是咒罵這些人，他就越發認這些人是知己是依靠。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反對。正德朝路線鬥爭的主旋律，便這樣定型了。

有部小說叫《少年天子》，單那名稱就能滿足我們民族對「皇帝」的埋藏極深、說不清道不明的將敬畏與期待混合在一起的心態。但實際上，「少年」與「天子」的搭配，在九成九情形下，意味著災難。試想，一個權由天授、人民唯有默默承受的「天子」已經夠糟糕了，還趕上心智未熟、半大不小、本身在成長之中，慾望騷然而理性闇弱的「少年」，豈非災難？尋常人生，少年時代有如花朵，可這花朵一旦被捧到龍床之上，十有八九不是美和香的，而會變得醜陋，散發出一種少見怪異的惡臭。

公元1505年即弘治十八年五月初六，乾清宮東暖閣。一大早，司禮監太監戴義奉旨宣召內閣重臣劉健、謝遷、李東陽覲見皇帝陛下。弘治已經病了一周，自知不久於人世，此刻他身著便服，強打精神，端坐御榻正中。首輔劉健等來到御榻前叩頭，「上令前者再。既近榻，又曰：『上來。』於是直叩榻下。」弘治這才開口說道：「朕為祖宗守法度，不敢怠荒。凡天下事，先生每（們）多費心。我知道。」話語懇切、溫和，充滿感激慰問之意；一邊說，一邊握住了劉健的手，「若將永訣者」，令人動容。他當眾口授遺詔，由太監做了記錄。然後，弘治對三大臣講了最後一番話：「東宮聰明，但年少好逸樂。先生每（們）勤請他出來讀些書，輔導他做個好人。」多年後，李東陽把當日君臣對話的全過程，盡量回憶起來，記在他的一篇從政筆記中。

十五歲，最是不尷不尬的年齡。說大不大，說小不小。身體已經發育，開始有成人的慾望和部分自我意識，但同時自制力差，又仍如孩童一般貪玩；有強烈的自主願望，卻又因理智和情緒不平衡，往往使得這種自主願望變成對自己的放縱；而且，幾乎每個十五歲的人都莫名其妙地陷在反叛意識之中，與社會、家庭、師長以及一切試圖束縛他們的人為敵。

起初，他整日領著一群年齡一般大小的小太監在宮中「為角觝蹋麹之戲」。角觝，與今之摔跤、相撲相仿。蹋麹又稱「蹴鞠」（麹與鞠通），古代球類遊戲，源於且流行於軍中，「蹋鞠，兵執也，所以講武知有材也。」大約用於訓練士兵身體柔韌性，後來成為有閑階層的一種嗜好，民間乃有專挾此技邀寵于達官貴人者，《水滸》中高俅即賴之得端王（後來的宋徽宗）賞識而發跡；此外，據說國際奧委會已將其認定為足球之起源。正德此人，如果生在當代，送到體校練練摔跤、相撲或者足球，大概是塊料子，將來在奧運會上摘金奪銀、為國爭光抑或成為一代國腳亦未可知，可他偏偏是皇帝！一國元首，丟下偌大國家不聞不問，整天臭汗淋漓地跟人抱來摔去，或沒完沒了在綠茵場上大呼小叫、帶球過人、拔腳怒射……這情形，怎麼想象都教人哭笑不得。九九藏書

有一個人最清楚這一切意味著什麼。

儒家倫理這套系統仍在運轉，試圖發生作用，然而在「少年天子」急欲釋放對「無父狀態」歡欣鼓舞的心態面前，它簡直就是一個笑柄。先帝遺言「東宮聰明，但年少好逸樂。先生每（們）勤請他出來讀些書，輔導他做個好人」。幾位老臣安敢忘懷？根據祖制，明代的天子終生實行制度性學習，學習的內容為儒家經典、「祖宗」的訓誡與箴言以及國家地理等，形式主要有「日講」和「經筵」兩種，前者為日常功課，後者為專題性的較深入的經典講座。弘治所謂「勤請他出來讀些書」，指的就是輔臣應該幫助新君把「日講」和「經筵」堅持下去。我們從《武宗實錄》看到，從朱厚照即位的弘治十八年，到改元后的正德元年、正德二年，圍繞著「聖學」之事，朱厚照與大學士劉健、李東陽等人反覆拉鋸周旋，彼此扯了近二年的皮。一方以先帝囑託為由，鍥而不捨，反覆勸學、奏請復講，一方則想方設法加以拖延推辭。

朱厚照卻不為所動，依舊我行我素。五月，借口天氣「炎熱」，將「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式的學習，也索性中止，下旨「至八月以聞」。等到八月，卻趕上大婚，只好再次推后，遲至九月三日才重開日講。可是十月間，我們又從李東陽所上奏摺里得知：「近日奉旨停免日講，至明年二月以聞。」屈指算來，從五月借口天熱停講，到九月復講，總共講了不過「十一二日」，現在又傳旨停講，而且一直要到明年二月再提此事；也就是說，幾乎整整一年當中，朱厚照的學業都是荒廢的。李東陽在奏章中苦勸：「冬至節尚遠，天未甚寒，停止講讀似乎太早……伏乞收回成命仍舊日講。」但結果是「不納」。翌年即正德二年的二月，三起三落的講學恢復未數日，旋又罷停；三月李東陽上疏，稱：「比奉旨罷日講，伏望特降綸音，仍舊日講。」未見答覆。這也是我們最後一次看見輔臣就學習、讀書一事進本督促和懇求朱厚照，雙方持續二年的勸學與反勸學的拉鋸戰，最後以朱厚照的勝利而告終。

明制，「宮中六局，官有『尚寢』者，司上寢處事。而文書房內官，每記上幸宿所在，及所幸宮嬪年月，以俟稽考。」也就是說，皇帝理論上可以隨意享用後宮每個嬪娥，實際上卻並不能為所欲為；一是要事先通知「尚寢」官，由後者做準備，二是召幸了誰、何時何地，須記錄在案。這種制度，並非出於道德考慮，而是因為皇帝的性行為關係到皇家骨血的確定問題，來龍去脈含糊不得。不過，客觀上這的確是一種限制，令皇帝的私生活毫無秘密可言，同時也給別人——比如太后、皇后之類——的干預留下餘地。正德深感不爽。他要的是，想什麼時候搞一次就什麼時候搞，想搞哪個就搞哪個。堂堂天子，搞個女人居然還要事先申請、事後登記，豈非笑話？於是，他斷然地「悉令除卻省記注，掣去『尚寢』諸所司事」，「遂遍游宮中」，首先在宮中替自己實現了「性解放」——當然，這隻不過是他畢生「性解放革命」的第一步，以後我們會在他漫長的宮外生涯中看見許許多多更大胆的舉動。https://read.99csw.com

就在召見朱厚照的時候，弘治「龍馭上賓」。

權力「毀」人不倦，尤其不受約束的權力。現代民主政治以前，沒有一種能對君主權力有效制衡的法律制度，但並不等於毫無約束。就中國而言，採取的是道德的辦法，即儒家政治倫理。第一個中央集權式的君主專制政權秦帝國出現之後，因為毫無制約，君主自我膨脹、為所欲為，結果短時間嗚呼哀哉。這一點後來的統治者都看在眼裡，所以繼秦而起的漢王朝，一方面接過了秦人中央集權式的君主專制政體，另一方面也為了它自身的利益，而在統治趨於穩固的武帝時代「獨尊儒術」，正式承認儒家倫理為君主專制的政治基礎。概約地講，此一政治基礎有兩個要點，一是君權神授、至高無尚、不容侵犯，一是君主應自覺接受以抽象名義出現的「天」、「道」實即儒家倫理的約束，做「有道明君」。漢武時代所奠定的中國君權的這一政治基礎，為以後歷朝歷代所傳承，幾無例外，機構之建、職官之設、禮儀之訂乃至教育考試的目的與制度，都由此而來。不過，這政治基礎雖然不再是一條腿，而是兩條腿，但它只是一種「共識」而非契約，非常脆弱，不具強制性，尤其對於君主來說。責任感強的君主，或願意學習儒家倫理並虛心接納其約束，倘若碰上稟性陋劣的君主，儒家倫理簡直形如廢紙；因為享受無邊權力的誘惑，確實沒幾個人可以抵擋，權力之「毀」人，能量無可比擬；所以歷來的君主中間，七成以上都是胡作非為、禍國殃民之輩。

想必是被朱厚照折磨得太苦，老首輔這篇奏章忍不住把話說得比較重一些了；他引用孟子一句話「一日暴之，十日寒之」，作為對朱厚照品行的批評；然後又著重反駁了朱厚照用以逃避讀書的幾個借口，比如「兩宮朝謁」和「擇日乘馬」——劉健指出「乘馬等事似與講學兩不相妨」，為何乘馬就不能學習了呢？至於「慈宮問安」，「往來不過頃刻」，益發談不上會影響學習，而且「以頃刻之問安而廢一日之學業，恐非所以慰慈顏承尊意也」。這番話，不光是批駁了，隱約也在揭露正德說謊，並責備他有負父母期望，相當不留情面。

弘治皇帝雙腿一蹬「賓天」而去，他給億萬人民留下了什麼呢？留下一個十五歲的「君父」——古時候，事君如事父，皇帝就是普天百姓的父親；從此，上至耄耋老者下至黃口小兒，中華舉國之民的福祉就全交與這位乳臭未乾的「父親」了。

不錯，士大夫確有「忠君思想」，「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並非虛言。但如把士大夫的「忠君」看作忠於某帝本人，卻完全沒有搞對。士大夫所忠之「君」，乃是合乎其理念之君，並非某位坐在龍床上睡眼惺忪、打著哈欠的人。當一位人君是這副德行的時候，真正的士大夫是絕不馴服的，相反，會拼著性命去糾正他。只要君主的所作所為不合聖人之道，士大夫寧可不要腦袋也要盡其批評之責。明代士風尤其如此，抗爭極其慘烈，因為不屈而死於廷杖之下者綿綿不絕。這就是所謂「文死諫」；但士大夫為諫而死的時候，與其說為昏君盡忠而死，不如說是為自己心目中有關君主的那種理想而死，這才死而無憾，死得心甘情願。士大夫里當然也有小人、懦夫直至巨奸大惡之徒，但若論士大夫的純正之義，則他們之所以在中國古代政治中出現和存在的理由，便是充當維繫國家與百姓之間關係的紐帶。對於老百姓，他們是國家意志的體現者、行使人和君權的九-九-藏-書捍衛者；而對於君主，他們卻站在國家整體利益——亦即儒家倫理所主張的體現出辯證關係的君、民相互依存的共同利益——立場上，效忠君主的同時，不棄批評、糾謬直至抗爭之責。簡而言之，士大夫就是中國古代社會的一隻平衡器，二千多年的帝制中國能夠基本保持大一統、超穩定的生態，這個人群的作用至關重要。

——如果天子是少年。問題就出在這兒。倘只視其為普通孩子，朱厚照上述行為，大多並不如何乖常，雖然年屆十五還喜歡玩騎馬打仗、過家家一類遊戲，或許有點缺心眼兒，但出格與古怪卻談不上。甚至就連他放浪形骸、醉卧花叢的行徑，也不過是古往今來任何一個「問題少年」都可能誤入的歧途，是好是壞，終究屬於他個人的問題。

任何人在十五歲的時候失去父親都非常糟糕，更不必說一個十五歲的皇帝！假如早幾年遇到這種事，母后張氏尚能以天子年幼而對其行使監護權，朝中重臣也可因顧命之名切實約束新君——就像後來萬曆初期李太后與張居正聯手監管十歲的萬曆皇帝一樣。然而，對於正德而言，他剛好在十五歲這一年繼承了皇位；明代宮廷制度，皇帝十五歲即視為成年，標誌是舉行大婚。正德元年八月，正德與中軍都督府同知夏儒之女夏氏行大婚禮，隨即又冊沈氏為賢妃、冊吳氏為德妃。一后兩妃，至此，十五歲男孩兒朱厚照辦完了向「已婚——成熟男人」過渡的象徵性手續，他有資格自己「當家做主」了——無論是作為男人，還是作為皇帝。

搞清楚士大夫階層的這種性質，方能對朱厚照同朝臣間衝突不斷、愈演愈烈的現象看得比較透徹，進而弄懂他為什麼明明知道太監、近倖之流像蛀蟲一樣幾乎把國家整垮，卻仍然那樣倚信這一類人。

毫無疑問，他是在難釋憂慮之中合上雙眼的。

朱厚照不僅面臨著這樣的局面，更糟糕的是，他同時還被賦予巨大無邊的權力，成為「天下老子第一」的皇帝；這對於他原本極富破壞性的人格，不啻是如虎添翼，令所有人束手無策。

很簡單：對朱厚照來說，士大夫是一股異己勢力，是處處為難他、制約他，不讓他從心所欲、快活度日的搗蛋分子。而宦官親隨等輩，才是可任意驅策的地地道道的家奴。這些人從不會對他說半個「不」字。非但如此，凡自己想做之事、想滿足之慾望，這些人無不百般奉承，竭盡全力幫他實現；此外還有一條，或許更重要，那即是，他必須集結和培植屬於自己的力量，張大此輩權勢，來與朝臣抗衡。至於這些人品質有多壞，在外面又是怎樣為非作歹，朱厚照毫不關心——他就關心一點：誰是我的人？

弘治十八年十月，劉健在奏章中說：先帝去世以來，進講一直沒有恢復；原來考慮到「梓宮在殯，聖孝方殷」，便將此事擱置下來；眼下，喪事全部料理完畢，天氣即要轉寒，再拖下去，進講就要等到明年才能恢復（按規定，嚴寒季節或盛暑之時，皇帝學習可以暫停），因此，無論如何請求於十一月初三重開日講。朱厚照勉強同意。但復講之後，三天打魚兩天晒網，維持不過月餘光景，至十二月十四日，即「以天寒暫免」。這一免，就免到了翌年二月。正德元年二月，舉行了朱厚照當皇帝后的第一次經筵，由李東陽、謝遷分別講授《大學》首章和《尚書·九九藏書堯典》首章。但是到三月份，我們卻又看到劉健的這樣一個奏章，說今年二月二日肇開經筵，「然自開講以來，不時傳旨暫免」，統計下來，一個多月里「進講之數才得九日而已」。

弘治兩眼一閉，做了「大行皇帝」。太子朱厚照即位，「以明年為正德元年，大赦天下，除弘治十六年以前逋賦。」權力的交接很平靜，很順利，也很老套；自古以來，中國這方面制度穩定而成熟，一切按部就班，極少出亂子——不論繼承皇位的是何等樣人。朱厚照——從此以後我們得叫他正德皇帝——就這樣平靜而又順利、看上去毫無新意地登上了皇位；當時，大明子民誰也不知道，他們迎來的將是有史以來最古怪最搞笑的一位皇帝。

雖然歷來威嚴肅穆的皇宮已被糟踏得不成樣子，但這跟後面的事情相比，也還算不了什麼。漸漸地，正德覺得光在宮中折騰已不過癮，他開始四處微服遊盪，「隨所駐輒飲宿不返」，據說回到宮中呆的天數，一個月也不過四五日。他在外面到底幹啥？說起來那可就絕了。除去普通荒淫帝王都可想象到的「彈射釣獵」一類內容，正德確實玩出了個性。他曾讓人把一條商業街封鎖起來，命內侍從宮中搬來成堆的衣物，攤在每家店鋪前面，自己則扮成小販，「身衣估人衣」，頭戴商人的「瓜拉帽」，手裡拿著賬簿和算盤，「自寶和至寶延凡六店，歷與貿易」，跟太監扮成的店家討價還價，彼此還一定要假戲真做，你來我往，「喧詢不相下」，然後讓一個事先安排好的人，以市場管理員（「市正」）的身份出面調解。過罷購物和討價還價的癮，他會在一群人的簇擁下，闖至由太監掌管的皇家酒鋪，那裡「箏築琵琶嘈嘈然，坐當壚婦于其中」，典型的「娛樂場所」格局，一干人等旋風般地在其間周遊，「雜出牽衣，蠭簇而入」，「濩茶之頃，周曆數家」。發展下去，「凡市戲、跳猿、騗馬、鬥雞、逐犬」一類遊樂場，正德無所不至；他還把宮女從宮中弄出來，置之於這些場所，充當「小姐」（「扮演侑酒」），「醉即宿其處，如是累日」。

整個過程當中，朱厚照把他對讀書、對聖賢之道的反感，表達得淋漓盡致；為了躲避讀書、躲避責任、躲避聖賢之道，他說謊、搪塞、耍賴、裝聾作啞、出爾反爾，使出渾身解數與朝臣們玩「貓捉老鼠」的遊戲。劉健、謝遷、李東陽等人雖有弘治遺命在身，名義上又是朱厚照的老師，但這些身份的「合法性」，在一個無知然而身為天子的少年面前，被證明沒有任何意義。這場勸學與反勸學鬥爭的實質，實際上是承認或者拒絕「為君之道」，絕不止是讀不讀書的問題。從一開始，朱厚照就借這件事，明白表明他斷然不肯就範于儒家倫理所規定的「君主」理念。反過來說，劉健等人漸漸也覺察到危機遠比日講、經筵不能恢復或屢被中斷嚴重得多，正德元年六月，劉、謝、李三老聯名上疏，用二句話來概括朱厚照登基后的表現：「視朝太遲，免朝太多；奏事漸晚，遊戲漸廣。」透露出他們的不滿已從讀書方面發展到對朱厚照的君德產生質疑。

他預感到什麼了嗎？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正德迫不及待廢止起居注、罷停「尚寢」的職能，此舉雖公然違反祖制，卻也不難理解。與此相比，他登基當了皇帝——或者說終於「獲得自由」——之後，所縱容自己盡興去做的另外一些事，卻委實令人稱奇。

這就是所謂「託孤」吧？到了這種節骨眼兒上，素來的隱諱都不必了。弘治於是亮齣兒子在他心目中的真實形象：他無疑是愛他的，一語「聰明」，將這喜愛表露無遺；然而，除去父之於子的天然親愛，從對祖宗江山的責任感，弘治不能不說出他對朱厚照的憂慮：一、好逸樂；二、厭于讀書；三、恐怕不是一個做好人的坯子。

但是，以往在粗疏和大而化之的階級批判的誤導下，中國人對自己歷史上的專制統治機器有許多概念化的錯誤認識，尤其不知道、不了解帝權與文官系統之間的真實關係，以為後者對於帝王一味效忠服從，沆瀣一氣。其實，嚴格地講，文官系統或曰士大夫集團並非唯皇帝馬首是瞻，它有自己的理念、準則和職業操守，那便是儒家倫理。儒家倫理裏面的「道」是高於一切的，包括作為具體個人的君王。創始人孔子已經注意區分「國家」與「君主」的概念，將國家置於君主之上，認為君主的正義性（合法性）來自於「國有道」，來自於國民的擁護，所以說：「國有道則民昌，此國家之所以大遂也。」「君以民存，亦以民亡。」「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政矣。」亞聖孟子進一步發揮孔子的思想，毫不含糊地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亦即，在百姓、國家、君主三大要素里，君主是最次要的。不寧唯是，孟子還徹底認定一旦君權失道，其被推翻是合理合法的：「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君主制時代，這樣的思想不可謂不激進。據說在同是儒教國家的古代日本，正因為如此強烈質疑君權，孟子其人其說一直是被打壓的。九_九_藏_書

他把平生之中最後兩天都用來做同一件事：安排兒子的未來。

秦始皇之後，中國大部分時間都維持著大一統格局，其基本緣由之一，在於漢代以來國家治理一直建立在皇權＋文官統治這樣一個基礎之上。反觀中世紀至現代民主政體之前的歐洲，以教會、世俗君主和貴族武士的三足鼎立為基本權力結構，不能實行真正的中央集權，所以時常處於四分五裂之中。中國的大一統，至關重要的是文官系統的環節，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士大夫階層。它的基本功能在於作為一個中介，承擔君權與民間社會之間的通訊，范仲淹之名句「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再好不過地演繹了這個階層的特性。

倘僅如此，算不了什麼。從大臣們的進諫中我們得知，登基以來，正德「奢靡玩戲，濫賞妄費」，喜好「彈射釣獵，殺生害物」。將「鷹犬狐兔」等形形色|色動物圈養于宮內，紫禁城幾乎變成一座動物園；又將太監組織成軍隊，披甲戴胄，執弓挾矢，以宮禁為操演場，真刀真槍地玩「騎馬打仗」。

然而，他不僅僅是一個普通孩子，他是皇帝、天子，是一身系天下、系萬民的九五之尊。事情荒唐就荒唐在制度把這樣一個孩子放到這樣一個位置上。從正面講，為君者必須恪守君道，儒家倫理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說做君王的要守君王的本分與義務，做臣子的要守臣子的本分與義務，做父親的要守父親的本分與義務，做兒子的要守兒子的本分與義務，大家都不失名分，社會才有君臣之義，家庭才有父子之倫，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那樣，天下必然大亂，家國只能不保。從負面講，既然君主極權體制賦與皇帝至高無上的權力，其個人品質就完全成為國家安危、百姓禍福的唯一決定性因素。趕上有進取心的君主，則國家幸甚；哪怕次一等，只要為君者不太犯渾，雖然庸庸碌碌、無所作為——比如弘治皇帝——黎民也算有造化；一旦這麼巨大的權力與某個下流坯捆綁在一起，結果只能是災難性的。

縱觀朱厚照一生，不得不說這個人生來有些病態的性情，人格發育明顯有偏差，但他恰恰在最需要引導的年紀失去父親，自己卻當了皇帝。從心理學可知，對孩子特別是男孩來說，「無父狀態」極為致命，那意味著準則、模範、禁忌、秩序乃至理想的一系列缺失。生而不知有父或未成年而遭遇「父親」符號的空缺，要麼會使人的成長失去方向，要麼會置人于權威瞬間瓦解、底線突然潰散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