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不聊生，遂嘯聚山林。內亂既生，若在平時，徵調精銳之師專意對付，或可控制局面，然而偏偏邊境不靖，具一定戰鬥力的邊兵無法抽用，只能以內地戍兵進剿，這些兵卒不僅毫無戰鬥力，本身軍紀廢弛，不但不能平定地方，轉過來囂擾虐害良民，文震孟一封奏疏反映：「今調官兵剿賊，本以為衛民也。乃官兵不能剿賊，反以殃民，以致民間有『賊兵如梳，官兵如櫛』之謠。」以「平亂」始，以禍亂終，「亂」不能平，遂由星星之火而漸趨燎原。

四大危機不獨齊而並至，而且相互糾纏、彼此生髮，緊九*九*藏*書密相扣、惡性循環，任何一種情形的惡化，都造成其他危機的加深加重，根本是無人能解的僵局，只能以「死機」了事。

動亂雖起，從歷史上看，中國的百姓假設未被拋至饑饉之中，猶或惜命畏法，不致率爾鋌然走險。偏偏天公不作美，災害大作。秦、豫屢歲大飢，齊、楚連年蝗旱，和沉重的加派一道，逼得人民全無活路，只有追隨造反——打家劫舍，猶勝等死——所以闖軍所到之處，爭先以迎。所謂「賊勢益張，大亂由是成矣」。局部社會動蕩，於是演進為九*九*藏*書天下大亂，「流寇」遂由一部分敢為天下先的「豪傑」之所為，一變而成普通小民競相加入的社會洪流。

暫將崇禎明瞀與否撇開不論，或姑且假設他是一個好皇帝，明朝立國以來前所不見的有道明君，也一樣無補於事。大明王朝到了崇禎時代，處境確非山窮水盡、四面楚歌不足以形容。國祚已竭之象，彰顯無遺。

以大要論，必敗徵候計有四者：一曰外有強敵，二曰內有大亂，三曰天災流行，四曰國無棟樑。

當此天人交困、內外並擾之際，國不得人，是又一深深悲哀。面臨虎狼之秦，趙國有幸出來一個藺相如，暫渡難關。劉備走投無路，此時說動諸葛亮出山，情勢立刻改觀。苻堅驅百萬雄兵而來，晉人自己都感覺不能當其一擊，但只因謝安在，運籌帷幄，竟然在最不可能的情形下擊敗前秦大軍。澶淵之盟時，遼強宋弱，遼軍勢若破竹，直抵黃河北岸的澶淵，距東京不過二百里，志在必得；宋國舉朝惶惶，紛論南遷，全賴寇準審時度勢，智性應對，遂以澶淵之盟換來百年和平……這些都是危難之際，國得其人，而挽狂瀾于既倒的例子。我們看崇禎時期，前後兩位主事者溫體仁和楊嗣昌，一個鄙劣奸惡、唯知忌人有功不說，自己除了玩弄權術一無所長；另一個雖不特別小人，卻是一個典型夸夸其談的馬謖式人物，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史惇《慟余雜記》曆數列位大帥：「內閣督師，只孫愷陽（承宗）少見方略耳。命劉宇亮，而宇亮以賞罰不中敗矣。命楊嗣昌，而嗣昌以襄藩失守敗矣。命周延儒，而延儒以受將帥賂又敗矣。至命吳甡，而憚不即行。命李建泰，而未出近畿兵即潰散。」全不中用。本已搖搖欲墜的時局，託付他們掌握，真可謂「破屋更遭連夜雨,漏船又遇打頭風」。說到這一點，崇禎用人錯誤，難辭其咎；假設袁崇煥不被殺，又假設洪承疇以守為主的戰略構想被尊重，遼事並非不可能出現另一種局面。九-九-藏-書九九藏書

內憂外患，天不佑彼，而人事上又一錯再錯。試問這樣的政權，何得不亡？

遼東失陷以來，邊事日急，邊事急，不得不增戍；戍增，則餉益多，而加派隨之沉重，導致民不聊生。文震孟《皇陵震動疏》把這種滾雪球效應，講得比較清楚：「邊事既壞，修舉無謀，兵不精而自增，餉隨兵而日益，餉益則賦重，賦重則刑繁……守牧惕功令之嚴、畏參罰之峻，不得不舉鳩形鵠面、無食無衣之赤子而笞之禁之，使愁苦之氣，上薄于天。」崇禎自己也承認，登基七年以來，社會現實基本是「國帑匱絀而徵調未已，閭閻凋敝而加派難停」。九-九-藏-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