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崇禎十年李岩的「叛投」象徵著知識精英拋棄明王朝之後，洪承疇在崇禎十五年的「叛投」則象徵著政治精英也拋棄了明王朝。

兩軍一旦相遇，首先害怕的人，卻是陳新甲派來的兵部觀察員張若麒。此人在慫恿陳新甲決意一戰上，起過關鍵作用。真刀真槍之時，他現出好龍之葉公的原形——雖然漂亮話繼續掛在嘴上，內心的恐懼卻遮掩不住。他說：「我軍屢勝，進軍不難。但糧食補給好像跟不上，而且還要多線作戰。既然如此，暫時退兵，以待再戰，我看也是可以的。」

說起李自成能夠成就一番事業，除了明祚已盡，該當滅亡以外，他自己要感謝的方面也很多，真是天時、地利、人和都站在他這一邊。李岩歸附是這樣一種象徵，也是他事業轉折的一個實際的關鍵點。此外，還不能不提到，滿清在北京東北一帶施加的巨大壓力。這種壓力不僅僅是在心理上給明王朝造成「國勢殆矣」的恐慌感、末日感，它甚至也轉化為最直接最現實的影響。

可以說，客觀上滿清幫了李自成一把。設若洪承疇繼續留在原處，領導征剿工作，李自成的東山再起，應該很難。

一場本不必要的決戰，以明軍主帥被俘、寧遠以北盡失的結局告終。這場戰役之於明、清兩國，跟拿破崙敗於滑鐵盧、納粹德國敗於斯大林格勒這些事件在各自歷史中的意義相仿。在那一刻，明清兩國的命運已被徹底決定。但有一點不同，此前，明朝並非唯有決戰這一條路，它有別的選擇，然而卻自動找上門去，邀請潰亡更早地到來。

此後，民變明顯升級，陝晉兩省起事隊伍，有所謂「三十六營」，二十余萬眾；張獻忠、李自成均於此時露其頭角。

「漢奸」、「民族敗類」是一種，常見而普通。

諸將並無主帥命令，自行退卻，且丟下主帥不管。此之謂兵敗如山倒。

對洪承疇投降的解讀，多種多樣。

李岩「叛投」一事，在當時士林造成的震動，是顛覆性的。計六奇在清初回憶說：「予幼時聞賊信急，咸雲『李公子亂』，而不知有李自成。及自成入京，世猶疑即李公子。」在士紳階層，竟然很長的時間里，將起義領袖傳為「李公子」，不知李自成其人，可見「李岩效應」之強。

他雖然文人出身，卻很能打仗，受命以來，大大小小歷次征討基本不曾失利，名副其實的「常勝將軍」。崇禎十一年，洪承疇在潼關大戰李自成，完敗之，「自成盡亡其卒，獨與劉宗敏、田見秀等十八騎潰圍，竄伏商、洛山中。」八月，洪承疇正式上報：「陝西賊剿降略盡。」九_九_藏_書

試想，如果降者不是洪承疇，是魏忠賢、溫體仁那樣的醜類，皇太極何樂之有？皇太極之樂，恰由於洪承疇是個能臣。如今，連洪承疇這樣的人物，都肯投降大清，明朝還剩下什麼？

敘至此，第二位「叛投者」就出場了。

洪承疇無奈，只得催動一十三萬人馬，在與三百年後「遼瀋戰役」幾乎相同的地點，與清軍決戰。

於是，李岩被捕。宋某這個蠢才大約以為，擒賊擒王，李岩一逮，別人也就嚇住了。結果消息傳開之後，饑民趕來，殺死宋某，劫出李岩，把監獄里的重犯全都放跑，倉庫一搶而空，成了真正的暴動。

對李岩出現在闖軍，人們有理由聯想到當年李善長、劉基、宋濂等一批知識分子出現在朱元璋帳下的往事，正是從那時起，朱元璋脫離了單純的暴動者形象，開始踏上建國之路。

洪承疇的認識是清醒的。他給崇禎的建議是以守為主，所謂「可守而後可戰」。把雙方解讀為均勢，誰都吃不了誰。嚴格說，這已超出事實，以明朝之弱，守並不易。同時，已被圍困四月的錦州守將祖大壽，也派人傳遞消息，城中糧食仍然足可支撐半年，強烈主張與敵相拒，「毋輕戰」。可見前線將帥對局勢的各自研判，頗相一致。

十三萬大軍全部跑光，只剩下洪承疇及其所率一萬人困守松山。即便如此，也堅持了將近七個月。崇禎十五年三月，城破，洪承疇被俘。祖大壽在錦州旋亦投降。

但是，崇禎十年發生的一件與戰局無關的事，卻為結局預寫了註腳。

李岩對大家說：「rｅａｄ.９９ｃsw•cｏm汝等救我，誠為厚意，然事甚大，罪在不赦。不如歸李闖王，可以免禍而致富貴。」顯然只剩這條路了。於是，李岩將家中付之一炬，帶領眾人投李自成而去。

饑民憤怒了。在他們看來，李岩之舉除了證明他是個有良心的人，還證明了一點，即當成千上萬的人將成餓殍之際，另外一些人的莊院里，卻堆著小山一樣、自己根本吃不完的糧食。這個反差確實太大。

本朝先前造反的，都是草民，都是被統治對象，一代又一代，成千上萬，人數再多，在這個方面不曾有變。李岩身份截然不同，他是有功名的人，是老爺，是政權的分享者。這樣一個人，投入造反大軍，成了自己陣營的「叛徒」。這件事，說明統治階層的信念已經動搖，已經從內部發生危機；同時，也使動亂的性質有根本的改變。就此意義論，一個李岩的加入，勝過以前成百上千的參加者；因為，當叛投者出現時，人心向背、歷史趨勢才表現得確鑿無疑。

洪承疇部，已是當時政府軍的精銳王牌。崇禎對民變問題的嚴重性，一直有所輕估，「攘外」與「安內」之間，他的排列順序，前者優先於後者。十二年初，他發表洪承疇為「兵部尚書兼副都御史，總督薊遼軍務」——跟當年袁崇煥一模一樣的任命——移師東北，以為屏障。這個認識，談不上錯誤，雖然更合理的應該是「攘外」與「安內」並重，情形都很嚴峻，但在明軍善戰之師捉襟見肘的現實面前，舍彼就此，亦屬無奈之選。

李岩無言而退，在他看來，「止有分派富戶耳」這句話，分明是沖他來的。看來只好如此，「從我做起」。他願意帶這個頭——「捐米兩百余石」，不是小數——希望別的富戶能夠跟進。

然而，崇禎以及一幫不知兵、不調查研究、好發豪言壯語的文臣，不能接受對「區區」「酋奴」採取守勢。崇禎提出「滅寂雪恥」的口號，兵部尚書陳新甲也錯誤估計形勢，以為戰可勝之。

此人姓洪名承疇，字亨九，福建南安人。明萬曆四十四年進士。累遷陝西布政使參政。陝西亂后，崇禎以承疇能軍，遷延綏巡撫、陝西三邊總督，繼因屢建功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督河南、山、陝、川、湖軍務。

富人就找縣令宋某，說：你該下令制止啊。

在大約十年左右的光景里，鎮壓與反鎮壓之間，事態起伏不定。農民軍曾經摧枯拉朽，也曾經一落千丈。官軍方面，也是剿撫徬徨，首鼠兩端。單以戰局來論，時而你佔上風，時而我居強勢，很難看清哪一方終將獲勝。

然而，願望落空，無人響應。

為什麼說李岩是「叛投者」？九九藏書他是大明兩百余年來，第一個「從賊」的舉人。

關於這兩股勢力之崛起及發展的全過程，在此不可備述。我們只希望，于全部經過之中，找出一二個令人矚目的瞬間，供讀者形象地了解明朝是怎樣徹底敗在他們手下。而歷史非常善解人意，它提供了這樣的瞬間，且以接近戲劇、小說的令人驚訝的高度巧合的方式，加以演繹。

範文程不急於求成，甚至也不提勸降之事，只是與洪承疇漫談，聊他們作為知識分子共同感興趣的「今古事」。閑談中，范睜大眼睛，不放過任何細節。一天，他捕捉到這樣一個細節：房樑上偶然有灰塵落下，落在洪承疇衣上，後者馬上用手輕輕拂去。範文程在將細節報告給皇太極時，評論道：「洪承疇一定會投降的。一個人連身上的衣服都很愛惜，更何況自己的生命呢？」於是皇太極親自去看望洪承疇：

皇太極擊中了要害。

從前面祖大壽的例子可以推知，與清軍決戰不可能取勝應系前線將領的普遍看法。本來就認為不可戰、不當戰，被硬逼前來一戰，結果卻在大戰一觸即發之際，「上面來的人」忽然說泄氣話，改口不戰亦可。軍心立刻渙散。大同總兵王朴，首先率部遁去，瞬間引起連鎖反應，「各帥爭馳，馬步自相蹂踐，弓甲遍野」。

饑民開始包圍富戶，要糧食；「以李公子為例」，讓富人們以李岩為榜樣，向他學習。「不從，則焚掠」，燒和搶。

必須認清對手，正確評估敵我雙方態勢。彼強我弱？我強彼弱？抑或處於均衡？實際情形是，清強明弱。

把明王朝送上絞架的，不是一隻手，是兩隻手：闖軍和滿清。他們不單合力促成此事，而且對成果的分享，也很公平、有趣——李闖攻下北京，先在紫禁城享受權力，不滿四十日，倉皇出走，將金鑾殿讓與滿清，由後者穩居二百六十年。這個結果其實是合理的，默默反映著他們各自對於推翻朱明王明的實際貢獻的大小。

宋某不能禁，假意請李岩來做調解人。李岩重申先前兩個條件，宋某表示接受，饑民說：「我們姑且散去，如無米，再來。」饑民一散，宋某馬上給按察司打報告，稱：「舉人李岩謀為不軌，私散家財，買眾心以圖大舉。」按察司得報即刻批複：「秘拿李岩監禁，不得輕縱。」

卻說開封府杞縣有個舉人，名叫李岩，人因乃父李精白官至督撫、加尚書銜，都恭稱他「李公子」。家富而豪，好施尚義，在左近一帶很有名。ｈtｔps://read.99ｃｓw•ｃoｍ眼下，人民困苦過甚的情形，李岩實在看不下去，遂面見縣令宋某，冀望以李家的影響，稍舒民蹙。他提出兩個要求，一是「暫休徵比」，一是「設法賑給」。宋某的回答是，第一條根本辦不到，「楊閣部飛檄雨下，若不征比，將何以應？」至於第二條，也推得乾乾淨淨，「本縣錢糧匱乏，止有分派富戶耳。」不過，宋某所說其實也是實情，征派是上面的命令，而賑災之事，縣裡窮得丁當響，無力顧及。

謾罵，是一定的，否則洪承疇無法向內心自幼承接的儒家倫理交代。但玩味一下，也許，謾罵或者別的舉動在這裏更多是一種「儀式」；或者說，一種「程式化動作」。

洪承疇不能直接拒絕（「新甲議戰，安敢遷延？」），用後勤供應跟不上為由回復，再次要求：「鞭長莫及，不如稍待」。崇禎倒是被說動了，陳新甲卻堅持前議。他致函洪承疇，指責說：「用師年余，費餉數十萬，而錦圍未解，內地又困，何以謝聖明，而副中朝文武之望乎？」

這是肯定的。宋某貼出告示：「速速解散，各圖生理，不許借名求賑，恃眾要挾。如違，即系亂民，嚴拿究罪。」

被俘后的情形，明人無從記述，現在只能從清人嘴裏了解一些。《清史稿》說：「上（皇太極）欲收承疇為用，命範文程諭降。」而洪承疇的表現是，「謾罵」、不從。

據說，隨後來到闖軍的另外兩個智囊人物牛金星和宋獻策，亦系李岩所引。

第三種解讀，來自皇太極。洪承疇降后，皇太極禮遇甚隆，招致帳下諸將不滿：

據《明史·熹宗本紀》，天啟六年（1626），「八月，陝西流賊起」。越兩年，崇禎元年十一月，事態擴大，白水、安塞、漢南均有起事者，稱「闖王」的高迎祥即在其中。明廷初未予以重視，直到崇禎三年，始以楊鶴（楊嗣昌之父）為三邊總督，專任「平亂」事。行動頗為順利，劉應遇、洪承疇分別奏捷。但適逢去歲皇太極率大軍破關而入、逼圍北京（乙巳之變），各地以兵勤王，京城解圍之後，山西、延綏、甘肅等幾路勤王兵因無餉發生嘩變和潰散，一路囂擾西歸，本來已控制住的民變，藉此反而由衰轉熾。這似乎是明末內亂的一大關鍵，計六奇所謂「流寇始於秦之潰兵」，是當時史著作者的普遍看法。

這可是官方表態，代表法律，不遵，就要治罪了。但饑民哪裡還顧得了這些？他們砸爛告示牌，彙集到縣衙前，大呼：「終歸是要餓死，不如一道去搶。」

洪承疇被俘事，明廷久不知，以為戰死。這從一個側面，顯示整個戰役中朝廷與其軍隊彼此睽隔，洪承疇完全孤懸在外。仗能打成這個樣子，居然還輕言開戰，聞所未聞。

其次，李岩是知識分子。歷來，目不識丁的農民起事，一旦得有知識分子加入，都意味著重大轉折。因為不管怎麼說，在社會的歷史階段本身不曾發生質變時，造反的結局終將重新回到該歷史條件下的主導意識形態或者說「道統」之下，農民起義的成功歸宿仍將是新王朝、新皇帝的誕生。所以農民起義欲成其事，缺少不了掌握著意識形態、能夠幫助他們重建秩序的知識分子。反過來，有知識分子前來投奔，也證明起事者有「王者之氣」。

我們將講述的是，分別出現在闖軍和清軍營前的兩個叛投者的故事。

其時，河南連歲旱飢，而朝廷加賦不止，許多百姓背井離鄉，流浪乞討。

李岩對於李自成，也完全起到這種作用。他對後者提出一系列重大戰略建議，行仁義、管束軍紀、圖大事而不止以劫掠為生。比如他針對明朝廷大肆征比的做法，專門為李自成制訂「不納糧」的宣傳口號，令各地百姓翹首盼望闖王到來，「愚民信之，惟恐自成不至」。這似乎是並不難以想到的對策，然而，李岩到來之前，闖軍確實不曉得以此換取民眾支持。

現在，洪承疇來到東北邊防。他是否還能夠像在三秦大地一樣威風八面，再建奇功？坦率地說，這不取決於他，取決於對手。

另一種，不憑觀念，純粹從事實出發來加以解讀。這些事實是：崇禎三年以來，直到被俘為止，洪承疇始終是岌岌可危的明廷的干城，在士大夫階層普遍喪失信心、普遍虛與委蛇、普遍玩忽職守的現實中，勇挑重任，恪盡職守，實心辦事，乃極少數幾個曾切實為君分憂的人物之一；擔任薊遼總督后，他的見識和戰略主張，合乎實際，真正有利於明國；明知不可戰，而被迫一戰，雖違乎自己的理性判斷，仍毅然往之，大軍潰退之際，他是唯一堅守陣地者，直至糧絕。事實背後還有一個事實：所有站在道德制高點輕言開戰的人，都不對現實承擔任何後果；相反，正是他這個明確意識到開戰沒有任何希望的人，替那些說漂亮話的人承擔了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