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並不明白，這些巨室留著萬貫家財打算做什麼；但有一種內心活動他們卻表達得明白無誤，即：無論如何，他們不想為拯救明王朝出力。

照例，本該百官按部就班，各自歸位，皇帝出來接受朝拜；現在倒成了皇帝光桿司令先在那裡等候群臣。崇禎面子尚在其次，這實在太不成體統。為避免這局面，臨時決定把本來放在朝拜之後的謁祖提前舉行，那是皇帝自己的事情。不過，謁太廟必須有儀仗車馬，急切卻備不齊，還是放棄，傳諭仍舊先上朝，二次升座。

人心盡失；錢，或者可以買來一點士氣，然而也籌不到。沒有人可以在人心、士氣皆無的情況下打仗，就算去打，也註定要輸。

大太監王之心（東廠提督，受賄大戶）如出一轍。捐餉時只肯出萬兩，后經闖軍用刑，從他家裡掏出了現銀十五萬兩，以及與此價值相當的金銀器玩。

多爾袞信還透露一點，從一開始，清人就希望以中國道統繼承者的姿態，接管權力。這種認識與心態，同四百年前的蒙古人截然不同。這也就是何以蒙元始終不改其「入侵者」形象，而滿清卻能完全融入中國正統歷史與文化的原因所在。此乃題外話，不表。

也是這一天，甲申年元旦，李自成在西安啟用國號「大順」和年號「永昌」。倘若四個月後，他並非曇花一現地從北京消失，是日就將作為永昌元年載入史冊，而「崇禎十七年」則不再被人提及。

崇禎所面對的，正是這種處境。當他向勛戚、宦官、大臣和富人們求援時，全部碰了軟釘子，他們想盡辦法不去幫助這個快要完蛋的政權。搪塞、撒謊、漠然。好像這政權的崩潰符合他們的利益，好像這政權不是曾經讓他們飛黃騰達，反而最深地傷害過他們。

李明睿有備而來，他請皇帝屏退左右，然後單刀直入：「自被提拔以來，微臣一直積極搜集情報，據微臣所知，情勢非常急迫，賊寇很快逼近京畿，現在已是生死存亡關頭，如要緩眼下之急，只有一個辦法——南遷。」崇禎聞言，第一句脫口就是：「此事重，未可易言。」顯得很緊張。接著以手指天，問：「上天未知如何？」這句話表明，懿安皇后的質問使他對此事有很大的道德壓力。李明睿答：「天命幽密難知，此事目今只能請皇上自己做出決斷。」崇禎感覺到他的誠懇，終於承認：「此事我已久欲行，因無人贊襄，故遲至今。」他明確說，李明睿所想「與朕合」，但也談及主要顧慮是「外邊諸臣不從」。這時，他幾乎毫無必要地再次強調：「此事重大，爾且密之，切不可輕泄，泄則罪坐汝。」這一方面與崇禎多疑不能信人的性格有關，但也反映了他內心的懼怕。

相反，支持南遷、當時被扣上怕死誤君大帽子的人，如把李明睿推薦給崇禎的李邦華和大學士范景文，最後關頭卻能捨身殉國，以事實回擊了所謂倡論南遷意在避死貪生的污衊。然而，在政治道德高調面前，傳統上中國人向來沒有反抗的勇氣。高調明明誤國，大家卻都翕然相隨，加入合唱。此番亦然。光時亨的高調讓滿朝緘默，誰都不肯擔怕死rｅａd•９９ｃsw•cｏm誤君的惡名——因為他們在惜自己的名譽，勝於在惜君王社稷的命運。

翌日，崇禎召見閣員，正式表態。一夜之間，漫漫黑暗裡，無人知道他想了什麼，又想了多少，總之，此刻面目全變，說出一番毅然決然的話：

最早是誰先提議的，已不大能搞清。《三垣筆記》說：「上以邊寇交熾，與周輔延儒議南遷，命無泄。」周延儒下獄，在崇禎十六年六月，果有此事，則崇禎與他商量南遷的事就應該在這以前。然而，誰動議的呢？周延儒，還是崇禎本人？另外注意，引起動議的原因是「邊寇」，不是「流寇」。《明史·后妃傳》則記載，崇禎的皇後周氏提過這樣的建議：「嘗以寇急，微言曰：『吾南中尚有一家居。』帝問之，遂不語，蓋意在南遷也。」周皇后老家在蘇州，所以由她想到這個點子，比較自然。從史傳所述語氣看，她說這話的時候，有點旁敲側擊、欲言又止的試探狀，好像是在「道人所未道」。時間不好判斷，「寇急」既可解為「邊寇」，亦可解為「流寇」，所以可能是在崇禎十五年底清兵再次突破長城、大舉進入中原時說的，也可能是李自成殺奔北京而來之後說的。

話分兩頭。雖然通訊不靈，信息遲緩，但李闖殺奔北京而來的事態，還是不斷傳到紫禁城。從二月起，至自殺前最後一天的三月十八日，朱由檢「每日召對各臣」。單這一個來月，他的出勤率，興許就頂得上他的天啟哥哥的一生。幾代皇帝逍遙、荒怠與揮霍所欠下的沉重歷史債務，統統要他一個人來還，而且還根本還不清！

談到迷信，還有更奇特的。某晚，崇禎得夢，夢中神人在他手掌上寫了一個「有」字，他困惑不解，講給百官聽，請他們解釋。百官當然揀好聽的說，「眾皆稱賀」，說這個「有」字代表「賊平之兆」。馬屁聲中，卻忽然有人大放悲聲，眾視之，是內臣王承恩。崇禎驚問何意，王承恩先請皇帝赦其不死之罪，而後開言：「這個『有』字，上半是『大』少一撇，下半是『明』缺一日，分明大不成大，明不成明，神人暗示，我大明江山將失過半。」——這真有其事，或系後來人所編捏，無考。但那王承恩三月十九日陪著崇禎一道弔死煤山，卻是真的。

他曉得自己被捆上了道德的戰車，卻無意脫身，反倒賭氣似的生出「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激越，於是發表了上述談話。自那一刻起，他已抱必死之心。推心置腹地猜想，此前的夜半時分，他會獨自在內心有激烈的思想鬥爭，與他的列祖列宗、他朱家的歷史有過一番對話；他當無可奈何地意識到孤家寡人的絕境，以及由於若干先帝的玩怠失政這個家族對歷史所欠下的沉重債務，那麼，現在已到了還債的時候，而他就是這樣一個還債人。十幾天後，他在自絕時刻的每一個舉動，每一個細節，都揭示了上述心路歷程。

以這點錢，不必說打仗，就算放放煙火，恐怕也不夠。關鍵在於，皇帝與其臣民之間完全失去信任。崇禎到處跟人講國家已經無錢，所有人的理解，都是皇帝哭窮和敲詐。三月十日，最後關頭，崇禎派太監徐高到周皇后之父、國丈周奎家勸捐助餉，先晉其爵為侯，然後才開口要錢，周奎死活不掏錢，徐高悲憤之下質問道：「老皇親如此鄙吝，大事去矣，廣蓄多產何益？」徐高的問號，也是讀這段歷史的所有人的問號。周奎究竟何種心態？簡直不可理喻。唯一可能的原九-九-藏-書因，就是他大概也和別人一樣，認定崇禎自己藏著大把金銀不用，還到處伸手索取。如果他並不懷疑內帑已盡之說，想必應該比較爽快地捐一些錢，讓女婿拿去抵擋農民軍的。否則，朝廷完蛋，他顯然不會有好下場，這筆賬他不至於算不過來。歸根結底，他根本不信崇禎沒錢打仗。

多年守衛國庫的老軍，對趙士錦說：

趙士錦感慨：「國家之貧至此！」

崇禎十六年十二月八日，一個年輕人奉調來京。他叫趙士錦，隆慶、萬曆間名臣趙用賢之孫。他被工部尚書范景文推薦，補工部營繕司員外郎一職，因此趕上了歷史巨變一幕，在此後一百二三十天內，歷經曲折，翌年四月中旬逃脫闖軍控制，輾轉南歸。後來他將這離奇經歷寫成《甲申紀事》及《北歸記》兩篇文字，句句目擊，極為真實，不啻為描述1644年甲申之變的報告文學傑作。後面我們將在很多地方引用他的講述，這裏先自其筆下實際地了解朱由檢最後時日的財政狀況。

然而，不相信皇帝沒錢，只是「信任危機」較為表層的一面；在最深層，不是錢的問題，是社會凝聚力出了大問題。危急時刻，若社會凝聚力還在，再大的難關仍有可能挺過。

擱置的原因，除懿安皇后的反對，想必也是事情尚不急迫；再有，這樣重大複雜的問題，崇禎也並不曉得適合跟誰謀划。

假使崇禎是朱厚照、朱厚熜、朱翊鈞、朱由校式人物，他本可以根本不在意群臣給予什麼道德壓力，本可以裝聾作啞或者打屁股、殺人——總之，一意孤行，不惜採取各種手段來達到自己的目的；然而他不是，他偏偏很愛惜臉面，在道德、人格、情操上自視甚高，以至於有些孤傲。

姑且假設，最早是周皇后啟發了丈夫，崇禎心中留意，悄悄找首輔周延儒商量。商量的時候，崇禎知道事情關係重大，專門叮囑「無泄」。然而還是走漏了風聲。懿安皇后張氏——也就是天啟皇帝的張皇后——得知后，找到妯娌周皇后，對她說：「宗廟陵寢在此，遷安往？」這話的意思就是，列祖列宗都在這裏，能扔下不管么？這個質問很嚴重，相當於「數典忘祖」的指責。崇禎大窘，追查誰走漏消息，查不出來（據說周延儒被誅與此有關），只好暫且擱置。

這就是他對諸臣昨日沉默的讀解，他讀懂了沉默下面的每一個字。眼下，他經自己之口說出來的每句話，都是別人心裏所盤旋的想法，精準之極，分毫不爽。他知道，面無表情的諸臣，人人心中都打定這樣的主意：決不讓這段話涉及的道義責任落在自己身上。

缺德、作孽，這樣的罪愆簡直可以不提，崇禎想還也還不起；眼下，一個最實際的難題，一種燃眉之急，他就無法解決——沒錢。誰都無法相信，泱泱大國之君，幾乎是一個破產的光棍。然而，這是千真萬確的。

趙士錦到任后，先被分派去守阜成門，三月六日接到通知，接管國庫之一、工部所屬的節慎庫，三月十五日——城破前三天——辦理交割。他在《甲申紀事》和《北歸記》重複錄述了清點之後的庫藏。《甲申紀事》：

三天後，大順軍兵分兩路，徑奔北京而來。一路之上，摧枯拉朽，明軍望風而降，除少數幾座城池（例如代州）略有攻防，大順軍基本是以行軍速度向京師推進。據載，三月一日到大同，八日便至宣府；十五日早上通過居庸關、午間就已抵達昌平，比一般的徒步旅行者速度還要快！ｒｅaｄ.99csw.coｍ

事實很快就會做出回答。

這意味，他不難讀懂。

崇禎碰了一鼻子灰。但他猶未死心。過了一個月，二月下旬，軍情益急，崇禎召開御前會議，李明睿、李邦華再提南遷之議。兩人提案有所不同；李明睿仍持前議，即御駕南遷，李邦華似乎已將衛道士們的輿論壓力考慮在內，他建議皇帝守國，而由太子監撫南京。現場諸臣默不作聲，唯少詹事項煜表示可以支持李邦華提案。這時，光時亨再次扮演道德法官角色，他質問道：「奉太子往南，諸臣意欲何為，將欲為唐肅宗靈武故事乎？」這是指安史之亂唐玄宗逃往成都，而太子李亨為宦官所擁，在寧夏靈武稱帝、以玄宗為太上皇的事。言外之意，近乎指責李邦華等謀反。於是，更無人敢吱聲。這種群策群議場合，崇禎只是聽取群臣議論，不能直接表態，然而絕大多數人卻保持沉默、不置一辭。

一個政權，如果長久地虐害它的人民，那麼在這樣的國度中，愛國主義是不存在的。愛國主義並非空洞的道德情懷，而是基於自豪和認同的現實感受。否則，就會像甲申年的明朝這樣，在國家生死存亡之際，最需要愛國主義、同心同德之際，現實卻無情地顯示：根本沒有人愛這個國家，這個國家的沉淪似乎跟任何人都沒有關係，面對它的死亡每個人都無動於衷——不僅僅是那些被損害者，也包括曾經利用不公平和黑暗的現實，撈取過大量好處的人。

十分巧合，李自成兵發西安的那一天，朱由檢也意外地找到了朝中可以談論此事的人。崇禎十七年正月初三，即「大風霾」「文武亂朝班」的第三天，由左都御史李邦華、九江軍府總督呂大器舉薦，朱由檢在德政殿召見新提拔的左中允李明睿，聽取他對時局的意見。

大明王朝最後一年，就這樣開始了。後人評論說：「絕非佳兆。不出百日，上手撞鐘，百官無一至者，兆已見此矣。」

崇禎大徹大悟：他非但不可能從諸臣嘴裏聽到贊成南遷的表示，而且，只要他流露一丁點這種意圖，就將被這些人當做充分表演自己如何忠貞不屈、願為百姓社稷獻身、置個人安危於度外的高尚情操的機會，同時，會用痛哭流涕的苦諫，把他——崇禎皇帝——刻畫成一個拋棄祖宗、人民，自私膽小的逃跑者。

1644年，崇禎坐龍床的第十七個年頭，也是最後一個年頭；以舊曆天干地支排列演算法，歲在甲申，所以又叫甲申年，后遂以此揚名史冊。

趙士錦親眼所見，因此知道國家確確實實一貧如洗。但外界一般都不信甚至不能想象國庫之虛已到這種田地。當時百官以及富紳，都認為崇禎藏著掖著，擁有巨額內帑，卻捨不得拿出來。這也難怪，崇禎祖父萬曆皇帝當年搜刮之狠和慳吝之極的性格，給人印象都過於深刻。元旦那天早朝混亂之後，崇禎接見閣臣，議及局勢，眾臣都敦促皇帝以內帑補充軍餉，崇禎惟有長嘆：「今日內帑難告先生。」然而無人肯信。明亡之後，仍有人批評崇禎小氣，如楊士聰、張岱等。甚至將闖軍逃離北京時攜走的拷比得來的三千七百萬兩金銀，傳為掘之於宮中秘窖。這顯然不可能。崇禎身家性命且將不保，留此金銀何圖？「國家之貧至此」，是城破之前趙士錦以目擊提供的證言。九*九*藏*書

升殿後，卻發現底下空空如也，只有一個「大金吾」（近衛軍官）孤零零立在那裡。其時，鐘鳴已久，照理說，百官聞鍾已該到齊。崇禎問其故，金吾支吾道也許眾人不曾聽見鐘聲。崇禎命再鳴鐘，不停地鳴下去，且吩咐將東西宮門大開，讓鐘聲傳得更遠。久之，百官仍無至者。

從二月中旬起，崇禎下達捐餉令，號召大臣、勛戚、縉紳以及各衙門各地方捐款應急，共赴國難，「以三萬為上等」，但居然沒有任何個人和地方捐款達到此數，最高一筆只二萬，大多數「不過幾百幾十而已」，純屬敷衍。又諭每一大臣從故鄉舉出一位有能力捐款的富人，只有南直隸和浙江各舉一人，「余省未及舉也」。大家多半不覺得皇帝缺錢。

一再催迫下，國丈周奎摳摳搜搜捐了一萬兩，崇禎認為不夠，讓他再加一萬兩，周奎竟然恬不知恥地向女兒求援。周皇后把自己多年積攢的五千兩私房錢，暗暗交給父親，後者卻從中尅扣了二千兩，只拿三千兩當做自己的捐款上交崇禎。旬日之後，闖軍拷比的結果，周奎共獻出家財計銀子五十二萬兩、其他珍寶摺合數十萬兩！

甲申年的元旦——也就是正月初一——在公曆是1644年的2月8日。如果現在，這天舉國上下已經放假，歡度春節，不用上班。當時不同，作為新年第一天，皇帝和百官仍須早朝。崇禎又是一個特別勤奮的皇帝，當此人心惶惶之際，他很想借新年第一天振作精神，有個好的開端，所以起得比平時都早，天未明，就去皇極殿（太和殿）視朝，接受百官朝賀。

這一歷史關頭的實際過程是，清國在得到闖軍已於三月十九日攻破北京的情報后，即由順治皇帝於四月初八日在盛京任命多爾袞為大將軍，南下奪取中原。次日，清軍迅速兵發瀋陽。中途遇吳三桂信使求援，遂折往山海關方向運動，並與吳三桂部隊匯合後於此處擊敗闖軍。這清楚顯示，清兵入關的決策與動作，先於吳三桂請援和獻降，是一單獨行動，且明顯是利用北京被闖軍攻佔、崇禎殉國為機會和借口。

從明代意識形態看，這是典型的道德作秀風。虛偽已成習慣，人們在現實面前拋棄責任，碌碌無為甚至玩忽職守；但是，說空話、說漂亮話、把自己打扮成倫理綱常最忠實的衛士，卻爭先恐後。國家存亡可以不顧，所謂「名節」卻務必保持。光時亨本人並非北方人（南直隸桐城人），他跳出來，與實利無關，純屬作秀。如果這種人最後真像他當初慷慨激昂宣揚的那樣，為國盡忠殉道，也就罷了，事實上農民軍破城，光時亨率先趕去，長跪不起迎降。可悲朱由檢實際上等於被這幫沽名釣譽的偽君子，以倫常、道德（「國君死社稷之義」）所脅迫和綁架，充當他們「高風亮節」的人質。對此，計六奇痛心評曰：

連這群人都毫不惋惜明王朝的滅亡，遑論歷來被盤剝、被壓迫的百姓？此情此景，崇禎不得不在腦中想到一個詞：眾叛親離。

一位美國漢學家分析，反對的背後，是大臣們的私人利益在起作用；主張南遷的多為南方籍官員，反對者則相反，「沒有什麼正式理由說明為什麼北方籍官員不能一同南下，但他們在河北、山東、山西的田產，使其難以離開。」漢學家有時確實不太靠譜。九-九-藏-書

那麼，三十六計，走為上？打不贏就跑，這總是容易想到的。很多對於崇禎弔死煤山感到奇怪的讀者，一定會問：他幹嗎不跑？惹不起，躲得起；偌大個中國，何必非死守一個北京不可？

又候了一會兒，百官終於匆匆趕到，現場十分混亂。當時文武官員，分居北京西城、東城，而上朝站班卻相反，文立於東，武立於西。這天，因為情勢窘急，許多官員趕到后，顧不得繞行，按最短路線歸位。結果，文臣直接穿過武班，武將也從文班鑽出；行經中央空地時，因為是皇帝視線正前方，每個人都佝僂著身子，甚至爬在地上匍匐而過，模樣滑稽可笑……

否。崇禎當然想到過逃跑，而且這件事還成為明朝常見的空耗唾沫的爭論中的最後一次。

朱、李君臣詳盡討論了計劃的細節，包括路線、軍隊調遣、資金等問題。但朱由檢沒有立刻交付廷議，他想等等看，看戰事的進展是否還有轉機。

那天所以鐘聲大作，而百官不聞，據說是天氣極為惡劣，「大風霾，震屋揚沙，咫尺不見」。任何有北京生活經驗的人，都知道當此時，滿耳但聞風吼。

大約半個月後，李明睿遞呈奏疏，正式提請聖駕撤離北京——這是由崇禎授意，還是李自己的行動，不得而知——立刻引起軒然大|波。內閣大學士陳演、魏藻德帶頭反對，他指使兵科給事中光時亨激烈諫阻，全是冠冕堂皇的高調，至有「不殺明睿，不足以安人心」之論。

前面說到，共同覬覦紫禁城龍床的兩大勢力之間，似有某種默契。以當時明朝之虛弱，李闖和滿清，不論誰，擊潰之皆易如反掌。滿清勢力距北京更近，實力也較李闖更強；闖軍輕入，攻佔北京，而清人不先得，誠可怪也。俗史誇大吳三桂的作用（所謂「歷史罪人」），乃至將香艷故事——劉宗敏橫刀奪愛霸佔陳圓圓——敷衍為歷史的決定性因素，雖然煽情，卻實屬笑談。吳三桂降不降清，獻不獻山海關，對清人入主中原，其實是沒有實質意義的；清人攻到長城以里，本非必由山海關不可，崇禎年間，清兵（改國號之前為後金）早已由各關口突破長城不知多少次；沒有吳三桂，不走山海關，清人照樣入得中原，絲毫不成問題。闖軍之能捷足先登，恐怕出於兩點。一是此前一年（1643）八月，皇太極方崩，清國舉哀，暫緩奪取中原計劃；二是對於明廷不亡于清而亡于李闖，清國君臣極可能早有暗謀，樂觀其成，然後以此為借口，「興仁義之師」，「剿賊滅寇」，以「正義之師」姿態入關，盡量增加自己取代明朝統治中國的合法性。這在多爾袞致吳三桂求援信的答書中，可以找到直接證據。書稱：

捐餉令響應者寥寥，崇禎改以實物代替現錢，讓前三門一帶富商豪門輸糧前線部隊，同時給打仗的士兵家屬提供口糧，以為較易推行，但同樣被消極對待，不了了之。

遷都，歷史上屢見不鮮。古有盤庚遷殷、平王遷洛，晚近有宋室南遷；本朝也有成祖遷都於北京的先例。朱由檢何以如此顧慮重重？他的擔心有道理么？

《北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