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父親生命衰老的同一年，我的生命也開始衰老：在我36歲的那一年，我的生命力降到了最低點。我仍然活著，可是我看不到面前三步以外的地方。那時，即1879年，我辭去巴塞爾大學的教職，整個夏天，像幽靈一樣住在聖慕利茲，而冬天，也是我生命中最黯淡的一段時期，也是像幽靈一樣住在瑙姆堡，那時候是我生命的最低潮。《漂泊者及其影子》一書就是這個時期的作品。

病人尤其不宜憤恨，這對他特別危險。但是，很不幸，這也是他最自然的傾向。那位最淵博的生理學家佛陀，對這個事實了解得最清楚。為了避免把它與基督教那樣最卑劣的東西相混，我們最好稱佛陀的「宗教」為攝生學，其效果是為了克服憤恨，使心靈避開憤恨，那是走向痊癒的第一步。「不能以敵意終止敵意，只能以友誼終止敵意」這是佛陀教訓的第一原則。這不是道德的表現，而是生理學的表現。

我還覺得，最粗魯的言語，最粗魯的書信都要比沉默更溫和誠實。那些保持沉默的人，差不多經常是缺乏內心的精細和雅緻的；沉默是一種令人討厭的東西；把冤屈往肚子咽必然會產生不好的心情，甚至使人倒胃口。所有沉默的人都是消化不良的人。你可以看到，我是不在乎那種被人瞧不起的粗魯的，它是最富有人情味的一種反駁方式，同時，在現代的柔弱中，它是我們最好的美德之一，如果一個人充分粗魯的話，即使錯了，也可能是一種快樂。來到這個世界上受尊敬的人，不可避免做錯事，因為，把罪過而不把懲罰承擔在自己身上，是神性的基本象徵。

這種雙重經驗，這種接近兩個似乎完全不同世界的方法，從我的本性反映出來，我具有一個「他我」「另一個自我」：我具有一個「第二」視覺，甚至我還具有一個第三視覺。我的天性使我具有一種超越地方、民族和有限範圍的眼光；我毫不費力地做一個「優良的歐洲人」。在另一方面，也許我比現代德國人，比帝國時代的德國人更像德國人。

我一再地告訴他，這隻是使人興奮的空氣所帶來的結果：每一個人都有同樣的感覺，一個置身拜羅伊特六千英尺以上的人，不可能沒有這種感覺，但是他不會相信我的話。儘管如此，如果我曾經碰到過許多小小不快甚至非常不快的話，這不是「有意」尤其不是「惡意」造成的；正如我早已表示出來的一樣，毋寧說使我抱怨的反而是善意，那種在我生命中沒有引起一點禍害的善意。

不過，我母親弗朗西斯卡·歐赫娜在任何一方面，都是一個典型的德國人；我的祖母厄德慕絲也是一樣。祖母的整個少年時期，都是在魏瑪度過的，在魏瑪時，她曾與歌德周圍的人有過接觸。當赫爾德去世以後，祖母的兄弟——哥尼斯堡大學神學教授克勞斯，應邀擔任魏瑪宮廷總監。祖母的母親，也就是我的曾祖母，以「慕斯珍」之名經常出現在青年歌德的日記里。她的第二任丈夫就是愛倫堡的尼采總監，大戰那一年，1813年的10月10日，當拿破崙及其總部進入愛倫堡的那一天，她生了一個男孩。她是薩克遜人，可是她非常崇拜拿破崙，我也如此，也許我現在還是非常崇拜拿破崙。

侵略者的力量，取決於他遭遇的抵抗；一切力量的增加表現在尋求不可輕視的對抗者，或者表現在尋求問題之上。因為一個戰鬥性的哲學家甚至總向問題挑戰。他們的事業不是壓服一般的對抗者，而是壓服那些我們必須集中力量、才智和豪氣對抗的人，也就是可以成為我們敵手的那些對抗者。成為敵人的對手，這是一個光榮決鬥的第一條件。當一個人輕視別人的時候，他就不能向他挑戰。當一個人發號施令的時候，當一個人把某些東西看作不如他的時候，他就不應該挑戰。

有這麼一位父親，我引為無上光榮。我甚至覺得，除了生命以外，除了對生命的肯定以外，這件事抵得上所有我能引為光榮的東西。我父親給我最好的東西，莫過於下列事實，那就是我根本無須特殊打算，只要有耐心，就可以自然而然地進入一個擁有更高尚和更優美的世界。在這個世界，我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著，也只有在這個世界，我最深的熱情，才能得以自由地發揮，我幾乎因為這份光榮而付出我的生命，但是這還是一個划得來的交易，一個人即使想稍稍了解一點我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那麼他必須置身於像我自己一樣的境地中，冒險。

我那時經常見到幻象，那些幻象如此真切。第二年冬天，也就是我住在義大利熱那亞的第一個冬天，帶來了那種幾乎與極度貧血和瘦弱離不開的愉快和靈性。我在這個時期的作品是《曙光》。從這本書反映出來的完全的明朗和愉快以及理智的旺盛，不但與我身體上的極度衰弱同步，而且也與過度的痛苦同步。在七十二小時頭痛和劇烈頭昏所引起的痛苦中，我卻具有理智上的極度清醒，然後在冷靜的狀態下，我想出了許多東西，可是在我較為健康的時候，反而不夠細密，不夠冷靜來獲得這些東西。

第四，我只攻擊那些排除一切個人差異的東西，只攻擊那些其中缺乏令人不快經驗的東西。誠然，對我而言，攻擊是善意的證明，同時，在某種環境之下，也是感激的證明。我憑藉它來表示我對一件東西的尊重，我憑藉它使某種東西顯得與眾不同，無論我是否把我的名字與一種制度或人的名字連在一起，無論我對二者是贊成還是反對，對我而言，一切都是一樣的。我向基督教挑戰，我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從基督教範圍里沒有碰到過不幸或困難。最熱心的基督徒們，總是對我表示善意。就個人而言，我是一個最反對基督教的人，我個人決不對長時間的必然結果負責。

因為我希望這一點能為人所理解，所以就在我生命力最低落的那幾年中，我不再是悲觀主義者了：自我恢復的本能不容許一種貧乏和絕望的哲學。好，現在我們要怎樣去認識「自然」中最卓越的人類呢？從下述事實中我們可以認識他們，即這種卓越的人使我們感到興奮；他是從一個堅硬、可愛而芳香的東西中脫穎而出的。

一切東西都會損害他。人們與事物糾纏得太密切了，所有經驗都太深了，於是，記憶是一件煩心的痛苦。疾病本身就是一種憤恨。病者，只有一個主要的治療方法來對付它，我稱它為「俄國的宿命論」，當戰爭變得無法得勝的時候，俄國士兵就使用這種不反抗的宿命論，最後躺進雪地里。不再接受任何東西，完全停止一切反應。這種宿命論的智慧，往往不僅是面對死亡的勇氣，而且在最危險的環境下，也有助於自我保全，這等於減少生命機能中的活動，而這種生命活動的緩慢過程就像是一種蟄伏不出的意志一樣。

他只享受對他有利的東西；當超出對他有利東西的範圍時，他的快樂、他的慾望就停止了。他發現補救損害的方法；他知道怎樣把那些嚴重意外事件變為對他有利的東西；凡是對他無害的東西，都使他更堅強。他本能地從他所看到、聽到和經歷到的一切東西中收集他的資料。

我能夠採取任何手段，即使只有像「人」這種手段才能表現得那樣不協調，除了我生病的時候，我往往能夠從其中誘導出一些值得聽的東西。這些「手段」好幾次沒有告訴我，他們以前從未聽過這種話。也許，把這種感覺表現得可愛的是年輕的海因里希·馮·施坦因，施坦因很年輕就死去了，在慎重地獲得允許之後，他曾一度在西里斯馬利亞做了三天的停留，他在該地向每個人解釋，他因為恩加丁的緣故而沒有來。這個優秀的人，以其普魯士年輕貴族激烈的單純，曾經深陷瓦格納的泥沼中，並陷入都靈思想的泥沼中。在這三天之中，他幾乎為一種自由的暴風所轉變，就像一個突然被抬到頂點而且長了翅膀的人一樣。https://read.99csw.com

我的戰略包含四個原則：

這種憐憫的人可能被導入一個巨大命運，一個令人痛苦的孤立以及與巨大罪行連在一起的特權中而帶來有害的結果。我認為克服憐憫感也是高貴的美德之一。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中，我曾想象出一種情形，他聽到一聲巨大的痛苦呼叫，於是憐憫之感便裹挾著他，使他破壞自己的信念。在這種情形之下，使自己仍然是自己的主人，保持一個使命的高貴性不受那些所謂不自私行動引起的低劣而較短視的動機所影響。這是一個考驗，也許是最後的考驗，這種考驗是一個查拉圖斯特拉式的人所必須遭遇的，這也是他力量的真正證明。

比這個更厲害一點的，就是苦行僧，他們會在墓穴中躺上幾個禮拜，當一個人有所反應時，他很快就會疲憊，於是，他根本就不再反應了：這是一個原則。沒有東西比憤恨情緒能更快地消耗一個人的精力。抑鬱煩悶，容易生病，無力報仇，慾望，渴望報仇，吸收各種毒性。對一個疲乏的人而言，這的確是最有害的反應態度。這包含了一種神經活動急速的疲乏，一種有害分泌物的反常增加，例如膽汁分泌物進入胃中。

第三，我從不攻擊人身，我只把人物當作一個有效的放大鏡，藉此可以使那一般的，但捉摸不定、難以接觸的醜惡看得更清楚。我以這種方式攻擊大衛·施特勞斯，或者說得更正確一點，我以這種方式攻擊德國文化界繼續給予一本老書的歡迎。因而，我當場看破這個文化。我以這種方式攻擊瓦格納，或者說得更正確一點，我以這種方式攻擊我們「文化」的虛偽或雜種本性，這種虛偽或雜種本性把精英與繁多，衰頹與偉大混為一談。

由衰弱而產生的憤恨，損害最大的莫過於衰弱者本身。相反，對一個年富力強的人而言，憤恨是一種多餘的感情；如果他還擁有這種感情的話，這種感情幾乎就是精力充裕的一個證明。有些人知道，我的哲學是用一種熱忱向仇恨和怨恨感情宣戰，甚至攻擊「自由意志」學說的，我與基督教的衝突只是它的一個特例，這些人將了解到，我為什麼想在這方面強調我個人的態度以及我實踐本能的真實明確。在我衰頹期間，我不容許自己有這些感情，它們是有害的九-九-藏-書；但是，一旦當我的生命力恢復到旺盛，意志高揚的時候，我還是不容許自己有這些感情，不過，現在理由不同了，因為它們有損我的尊嚴。

我所說「俄國的宿命論」是以下述的方式在我身上表現出來，就是：多年以來，一旦偶然的機會使那些幾乎不堪忍受的環境、場地、住所、朋友對我有所阻礙時，我始終堅持它們，這比改變它們要好些，這比感覺到改變它們要好些，這比反抗它們要好些。那時候，凡是妨礙這個宿命論的人，凡是企圖勉強喚醒我的人，我都覺得是我的死敵。事實上，每當這樣做的時候，就有死亡的危險。把自己當作宿命的，而不希望自己「有所不同」，在這種環境之下，就是最高的智慧。

假如說我是一個衰頹者，也可以說我是一個與此剛好相反的人，關於這一點，我可以提出一個證明：我總是本能地選取適當的治療方法而不會選取有害的那種。可是，那些衰頹者卻都是選擇那種有害於他們的治療方法。就整個而言，我是健康的，只在某些細微部分，我才是一個衰頹的人。使自己處於絕對孤獨以及脫離生活習慣的能力。不讓自己被縱容、服侍和照顧的自制力，所有這些都表示出在關於最需要的東西方面，我本能上的絕對確定性。我把自己置於自己的掌握之中，我恢復我的健康：像所有生理學家所說的，要達到這個目的，成功的第一個條件是這個人本身是健全的。

一個人要能成為別人的敵人，但要能成為敵人，要先有強健的體質，在任何情況下，這是與一切強健體質連在一起的。它們需要阻力，因此，它們尋求它：侵略感必然屬於力量，正如報復和怨恨必然屬於衰弱一樣。例如，女人是懷恨的：她們的衰弱包含了這個感情，正如包含了她們易於感受別人的不幸一樣。

但是戰鬥是另外一回事，根本上來講，我，就是一個戰士，攻擊是我的本能。

讀者們可以知道，我是把理智當作一種頹廢衰落的徵兆，就像在那最有名的例子中所表示的，在蘇格拉底的例子中所表示的一樣。一直到現在，我還沒有嘗過一切理智上的病礙，甚至發燒以後的半昏迷狀態。如果我想知道這些現象的性質和頻率，我還得訴諸這方面的書本。我的血液循環很慢。沒有一個人能在我身上找出發燒的痕迹。有一位醫生曾經把我當神經病患者醫治了一段時間，最後他說：「不，你的神經毫無毛病；我自己的神經倒有問題。」

第一，我只攻擊那些勝利的東西，如果必要的話，我會等著它們變成這樣時才攻擊它們。

他遵循一個淘汰原則；他揚棄很多東西。無論他所接觸的是書本、人或自然景色，他總有所伴；他尊崇他選擇的東西，他尊崇他承認、信任的東西。他對一切刺|激反應都很慢，而這種緩慢性是長久的謹慎和故意的高傲在他身上所產生的，他考驗那迫近的刺|激；他不會想到去接近它。他不相信「壞運」，也不相信「罪惡」，他能了解自己和別人，他知道怎樣去忘卻，他堅強得足以使任何東西都得對他有利。

另外一方面，我簡直是我父親的翻版，也好像是他英年早逝的生命延續。在我所碰到大大小小愚蠢可笑的情況時，像每個無法碰到敵手，也不能領會「報復」觀念和「平等權利」觀念的人一樣，我拋棄了一切安全或保護手段。同時，自然地，我也拋棄了一切防衛和辯護手段。我報復的方式是這樣的九-九-藏-書：當我碰到愚蠢行為時，我立刻用一種聰明的行為來對付它；用這種方法，也許我們還可以壓倒它。用一個比喻來說：為了避免酸味，我會吞下一瓶果醬……讓任何人冒犯我看看。我會「報復」，他可能知道，不久我會找個機會向「冒犯者」表示我的謝意，特別是為他的冒犯表示謝意，或是找個機會向他索要某些東西，這種要求甚至比給予更為禮貌。

甚至那種把握一般問題的精密技能，那種明察秋毫的感覺，那種見微知著的心理狀態以及我所能做的任何其他事情，都是那時候開始學到的，也是那個時期的特別賜予。因為在那個時期，我身上的任何東西都被精鍊化了，包括觀察力以及一切觀察器官。以我的經驗，從病弱者的立場去看比較健全的概念和價值，反之，從豐富生命的旺盛和自信去看衰頹本能的潛伏活動，是長時期訓練而成的。如果說我在某方面有所長的話，我可以說，我在這方面的確具有特長。現在，我的手是很熟練的，它具有一種顛倒乾坤的本領，也許這就是為什麼只有我才能對一切價值重新估價的最重要理由吧！

可以容我指出我體質上最後一個特點嗎？在我與他人交往時，這個特點為我帶來不少困擾。我有一種完全不可思議的潔凈本能；因此，我能在生理上探索到，能嗅到附近的地方，能嗅到最內在的地方，能嗅到每個人心靈的最深處……這個敏感性具有心理觸角，我可以藉此而覺察並把握任何秘密，我可以第一眼就看出那些隱秘在許多人性深處的污穢，這種看不見的污穢可能是卑劣血統的結果，但在表面上可能蓋上一層後天教育的保護膜。如果我的觀察正確的話，為我的清潔感所不能忍受的人，他們也會覺察到由於我的厭惡而產生的小心謹慎；但這並不會使他們更為芬芳一點。我對自己的一種嚴格清潔態度是我生存的第一個條件；在不清潔的環境中，我會死的。

我的父親生於1813年，死於1849年。在擔任盧岑不遠的洛肯教區的牧師以前，他曾經在阿騰堡住了幾年，在那裡，他負責過四位公主的教育。他的四位學生是漢諾威皇后、康斯坦丁女大公爵、奧登堡女大公爵和薩克斯·阿騰堡的泰萊莎公主。他非常忠於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威廉四世，從威廉四世那裡，他獲得在洛肯的生活費用。1848年事件，使他非常傷感。因為我生於10月15日，也就是威廉四世的生日，因此，很自然地，我就被冠上霍亨索倫王朝腓特烈·威廉這個名字。在這一天出生，有一個很大的好處，就是在我童年時期，我的生日也是舉國歡騰的日子。

因此，我養成了一種習慣，常常喜歡在水中，在任何完全透明清澈的物質中游泳、洗澡和拔刺。這就是為什麼我一點也不耐于社交活動的緣由；我的人情不是表現在同情別人的感受上，而是表現在能忍受那種同情，我的人情是一種不斷的自我控制。

雖然由於全身疲憊，我的消化系統極端脆弱而備受折磨，可是他們卻不能在我身上找到任何局部的衰退，或者胃方面的任何機能毛病，甚至我眼睛上的毛病，時有接近失明的危險，但也只是一種結果而不是原因。因為，我在健康方面的任何改進，在我的視力方面，也會導致相當的增進。對我而言，長時期以後就會複原。但是，說來可悲，這個長時期也包括複發、崩潰與衰頹周期。這樣，你們還要我說我對衰頹問題有經驗嗎？這些問題我是知道得非常清楚的。

不過，我的祖先是波蘭貴族，因為他們，所以在我的血液中，擁有那麼多的種族本能。當我想到在旅行中，甚至波蘭人自己也會時常把我當作波蘭人時，當我想到很少人把我看作德國人時，我就感到我好像是屬於那些只有一點點德國人味道的人。

我的經驗使我有理由懷疑一切所謂「不自私」的https://read.99csw.com傾向以及所有的「親切友愛」。我覺得它們是衰弱的象徵，是經不起激勵的表現，只有在衰頹者當中，這種憐憫才被稱為美德。我之所以責難憐憫者，是因為他們太容易忘記謙遜、尊敬以及如何保持距離的感覺，他們忘記了，這種一時心軟的憐憫是帶有群氓臭味的，他們也忘記了這與不良態度只差一步。

第二，我只攻擊那些我在攻擊時找不到盟友的東西，也就是說，只攻擊那些我必須單獨攻擊的東西，只攻擊那些我在攻擊時只連累自己的東西。我從來沒有公然採取一個不連累我自己的步驟，這是我所謂正當行為方式的標準。

對上升和下落的最初象徵，我比任何人都更敏感。在這方面，我是非常內行的，我知道這兩方面，因為我就具有這兩方面。我的父親36歲過世，他文弱、可親、多病，就像是一個命中注定要短命的人，一個仁慈得使人想起生命而不是生命本身的人。

一個在本質上病態的人根本就不能變為健康的，靠一個人自己努力去變成健康，那更是不可能。另一方面，對一個內在健全的人而言，疾病甚至可以作為生命的有力刺|激品，作為生命旺盛的刺|激品。我就是以這種態度來看待我長時期的疾病：我好像重新發現了生命，包括我的「自我」在內。我在某種方式之下，嘗過一切美好甚至驚奇的東西，可是別人在同樣方式之下，卻無法得到它們，從我的健康和生命意志中，我創造了我的哲學。

我一生的幸福及獨特的性格是命中注定的：用奧妙的方式來說，如果像我的父親，我早已死了，如果像我的母親，我還繼續活著而且漸漸老了。從人生階梯的最高層和最低層去看它的話，這雙重根源是一種衰落，也是一種新生，這一點說明了我與眾不同的那個中間性格和免於對一般人生問題的偏狹看法。

那麼請看！我是與衰頹者剛好相反的人，因為，我剛才所描寫的那個人，不是別人，正是我自己。

避免憤恨並了解憤恨，誰知道我能得到這些重要的東西，該多麼感謝我長期的疾病呢？這個問題確實不簡單，要了解這個問題，一個人必須體驗過他的力量和衰弱。如果我們對疾病和衰弱懷著怨恨，就會削弱我們對疾病和衰弱的複原本能，而這種本能是人身上的一種抵抗和戰鬥本能。他不知道如何避免任何東西，不知道如何完成任何東西，也不知道如何拋棄任何東西。

但是，我需要孤獨，我需要恢復我的本來面目回到我自己，呼吸自由、清新而令人興奮的空氣。我整個《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就是一首對孤獨的讚美歌，就是一首對清潔的讚美歌。幸而它不是一個「pure foolery」，對色彩敏感的人會說它們是金剛鑽。對人類、對賤民的厭惡，總是我最大的危險……你們願意聽查拉圖斯特拉說擺脫厭惡感的那些話嗎？

即使當我認為最值得與人敵對的時候，我也從來不了解引起敵對的方法，關於這一點，我也得感謝我那偉大的父親。不論看起來，我是多麼異端的，我對自己也沒有一點惡感。看看我的一生，你就可以發現，很少人，也許只有一次，對我表示過惡意；也許你可以發現太多善意的表示，即使與那些任何別人都與之有過不愉快關係的人相接觸，我的經驗也毫無例外地告訴我，他們與我處得不錯；我馴服任何粗野的人，我甚至可以使粗魯不馴的人態度良好。在巴塞爾大學教授高年班希臘文的七年中，我從來沒有懲罰學生的機會，在我的班上，即使最懶惰的學生也變得用功起來。我經常準備接受意外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