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我比別人知道得多？換句話說，為什麼我這麼聰明？我從來沒有思考過那些不是真正問題的問題。我從來沒有浪費過我的力量。例如，我沒有經歷過任何宗教方面現實的困擾。我一點也不知道所謂「有罪」的那種感覺。

海涅使我獲得抒情詩人的最高概念。在所有時代中，我都沒有找到像他那種悅耳熱情的音樂。他具有一種神奇的狂野魔力，沒有這種魔力，我簡直不能想象美是什麼東西。當我判斷某些人，某些種族的價值時，我是根據他們的需要，想象出薩提爾這個半人半獸|性質的神。他是多麼巧妙地對付德國人！總有一天，人們會宣稱海涅和我是德語世界里最偉大的藝術家；我們遠遠超越純粹德國人用這種語言所能成就的一切。

我生命中真正的不幸，我生命中多餘而愚鈍的因素，是對生理狀況的無知，那種讓人討厭的「理想主義」，從這個「理想主義」中產生不出好的東西來，它不能帶來任何解決與報償。它所帶來的結果，解釋了一切錯誤，解釋了很多迷失的本性，也解釋了那些使我離開畢生事業的「謙卑專門化」，例如解釋為什麼我成了一位語言學家，為什麼沒有一個醫生或其他什麼東西可以使我有所了解呢？

此外，古人在正餐后全然食肉的習慣，不但古代德國人如此，現代德國人也是如此，現在你可以了解德國人智能的來源所在，一種有病的腸道。德國人的智能是消化不良的；它不能消化任何東西。但是，即使是英國飲食，雖與德國和法國飲食不同，我覺得它是一種「回歸自然」，回歸野蠻狀態，然而這種飲食基本上與我的本性不適合。

另一種自慮謹慎和自衛方式，是儘可能少地做反應，使自己脫離那種迫使一個人停止他的「自由」和創造力，而只變為一束反應的環境和處境。這種自慮謹慎和自衛方式的一個好典型，就是與書本接觸。除了埋首於一大堆書籍中之外，實際上無所作為的學者，平庸的語言學家，一天可以打發兩百本書，最後完全失去了為自己而思想的能力。如果沒有書本在他的手上，他就根本不能思想。當他思想的時候，他是對一個刺|激發生反應（一個他所讀到的思想發出反應），最後，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反應。

學者把他所有的能力都放在肯定、否定或批判早被想出來的東西上，他自己不再思想了，他本身的自衛本能消滅了，否則他會對書本有所排斥。因此，學者是一個衰頹者。在我三十歲的時候，我發現我具有天賦的，秉性良好的以及自由的那種本質，早已「讀得粉碎」了，只有火柴在它們能夠除去任何火花，或「思想」之前，才需要划亮。當一個人的力量正在充沛而方興未艾的時候，曙光時讀書，簡直是罪惡！

所以，我惶恐地想到一個可怕的事實，就是我一生直到最近十年、最危險的十年，總是在那些不適合我的地方度過。我早就應該離開那些地方的。像倫堡、普福塔、修林吉亞、萊比錫、巴塞爾、威尼斯，這些地方都不適合我的體質。如果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時期，沒有留下一點令人愉快的回憶，而以所謂「道德上」的原因，例如，用缺乏充分的友誼，來解釋這一點的話，那是愚蠢的看法：因為直到今日我還是像過去一樣缺乏這種友誼，可是並沒有給我不愉快的感覺。

在所有這些事物中，選擇食物、地點、氣候和娛樂，自我保存的本能最佔優勢，這種自我保存的本能以自衛本能的方式明顯地表露出來。限制一個人聽覺和視覺範圍，把一個人自己孤立於許多事物以外，這是初步的自慮謹慎，這是表示一個人並不是偶然的東西，而是必然的東西的初步證明，表示這種自衛本能的一個慣用字是「鑒識力」。不但當「是」這個字表示出「不偏頗」的地方，我們不要說「不」字，而且要儘可能不說「不」字。

也許我的天性不喜歡多讀書，書房會使我生病。我的天性也不喜愛很多東西或很多不同種類的東西。懷疑，甚至敵視新書，比「容忍」「心地寬大」及其他各種「友愛」更接近我的本性。因此，我一再重讀少數幾個法國作家的著作：我只相信法國文化，認為歐洲其他自稱為文化的東西，只是純粹的誤解。更不必說德國的東西了。在德國，我所遇到的少數較高文化的事例，都源於法國，尤其是瓦格納夫人，這位夫人在風格品評方面，是最傑出的一個人。

變得更為健康，這對像瓦格納那樣的本性而言，是往後退了一步。為了要成熟得可以接受這個作品，我認為活在適當時間以及活在德國人當中，是最大的幸運：心理學家的好奇心，非常強烈地在我心中活動著。對一個從來沒有不健康以致足以應付這種「地獄靡靡」之輩而言，世間一定是一個恐怖的東西。在這裏，一個人可能甚至必然地用上一種神秘的公式。我想，我對瓦格納所能創造的令人驚嘆的事物，比任何一個人都知道得更清楚，我對那些只有瓦格納才能達到的奇妙狂喜，比任何一個人了解得更清楚。同時，現在我的力量足以使那些最可疑危險的東西轉變為有利於我的東西，因而我變得更為有力，所以，我把瓦格納看作我生命中最大的恩人。

從這個角度看去，我的一生簡直就像驚濤駭浪。為了重新評估各種價值，也許需要比一般人具有更多的才能：尤其需要那些現在還不一定互相矛盾和破壞的對立才能。各種能力中的等級次序；距離感；不產生敵對的分隔技術；不混雜任何東西；不調和任何東西；種類繁多但不混亂，所有這些都是我本能的最初情形，是我本能的長時期秘密作用和技巧。

我認為瓦格納以前的作品都不值得我重視，它們都是太普遍了九-九-藏-書，太「德國式」了。但是，一直到今天，我還在尋找一件在可怕的魔力方面，在可怕但可愛的無限潛能方面能與《特里斯坦》相匹敵的作品。在一切藝術當中，我都沒有找到。與《特里斯坦》的第一個音符比起來，所有達·芬奇的傑作，都失去了可愛之處。這篇作品毫無疑問是瓦格納的登峰造極之作：《紐倫堡的名歌手》和《尼伯龍根的指環》這兩篇作品，對他而言，只能說是消遣之作。

我們對培根，所知的不夠多，他是第一個實在主義者。因此，我們無法確知他所做的任何事，他所希望的任何東西，以及他自己經歷的任何東西。批評家下地獄去吧，假定我不是以我自己的名字命名我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例如以瓦格納的名字。那麼，兩千年來的見聞覺知不足以看出《人性的，太人性的》一書的作者，就是《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的幻影。

對我而言，一些令人愉快的、聰明的、智慧的書，就是我藉以複原的東西，應該是一本德國書嗎？我必須回到六個月之前，以我手頭上的一本書，來了解自己。它是一本什麼樣的書呢？它出自維克多·布羅查德一項傑出的研究。讀這本書時，我從前的一項研究對我有很大的幫助。這些懷疑主義者，那兩面的，不，多面的人，即哲學家中唯一可貴的人，在其他情況下，我差不多總是閱讀少數幾本同樣性質的書，非常適合我需要的幾本書以自娛。

我太好問、經常懷疑、過分傲慢，以致不可能對完全顯明地解決事物疑難感到滿意。上帝就是這麼一種完全顯明的解決意圖：在我們思想家看來，這是一種一點都不高明的解決方式。從根本上說，上帝不是別的，只是對我們的一種粗劣命令：你不應該有思想。我對另外一個問題很感興趣，「人類的拯救」對這個問題的依賴遠比對任何一項神學奇迹的依賴更明顯——營養問題。

司湯達是很了不起的，他具有一種能夠預知人們心理的眼光。他對事實的把握，使人想起那些最善於把握事實的人。最後，但不是不重要的，他是誠實的無神論者，一個在法國歷史上少有而難得發現的典型無神論者，梅里美引為最大的光榮……也許，我會嫉妒司湯達？

我承認，一直到我長到很大的時候，我的食物，用道德名詞來說，都是很壞的。廚師和其他基督徒同道人讚揚它是「無關個人的」「無我的」「利他的」。例如，萊比錫的烹調和我最初對叔本華的研究（1865），使我揚棄我的「生活意志」。如果要成為營養不良者，並弄壞一個人健全的胃，我覺得上述的烹調就可以達到這個目的。據說1866年，這部分有一些變化。至於德國的一般烹調，其中有：十六世紀威尼斯食譜上的餐前湯；把味道煮掉的肉；與脂肪和麵粉一起煮的蔬菜；面點變質為堅硬的面塊兒！

我不認為這些所謂「第一等」人是真正的人類，對我而言，他們是人類的渣滓，他們是疾病和怨恨本能的產物：他們都是些怪物，他們徹底腐化，根本無藥可救，仇視生命。我是與他們完全相反的。對任何健全本能的跡象非常敏感，是我的特權。在我的身上，沒有一點病象，即使我時常患著嚴重的疾病，但是我從來沒有變成病態的：在我的本性中，你找不到一點狂熱的痕迹。

在我生命中的任何一個時刻，沒有人能夠指出我曾採取過傲慢或悲傷的態度。悲傷態度不屬於偉大：一個需要採取一種態度的人是虛假的。小心所有裝模作樣的人，當生活需要我付出最大的努力時，我覺得它是最容易的。凡是在這個秋天的七十天中，能看到我的人，在我身上都看不到一點緊張的痕迹，相反，只有旺盛的生命力和愉快，因為在這七十天中，我懷著一種對後世的責任感，毫無間斷，完成了很多偉大的工作。

里敕爾，我是帶著非常崇敬的心情提及這個名字的，他是我曾經認識過的人當中，唯一具有天才的學者。他擁有我們修林吉亞人所特有的，甚至讓德國人都同情的那種引人注意的癖性，甚至達到那種我們喜用迂迴方式所達到的真理。人們不要把這些話誤解為具有任何反對之意，像我修林吉亞同鄉，那有智慧的蘭克一樣……

瓦格納也是一位很優秀的革命人物，他擺脫了那些德國人，除了巴黎以外，歐洲其他地方，是沒有藝術家生存餘地的。那種作為瓦格納藝術條件的所有五官的聰敏，對差異性的敏感，對心理病態的敏感，這些都只能在巴黎才可以發現。別的地方，都沒有這種對形式問題的愛好，對周圍狀況的重視，而這種重視是突出的巴黎式的重視。

由於我的本性與一切條頓式的東西不兼容，以致只要有德國人出現的地方，就會阻礙延遲我的消化，所以，我與瓦格納的最初接觸，也是我生命史上能夠自由呼吸的時刻。我受他的影響，我尊敬他，我把他當作一個與德國人不同的人，我把他當作一個與「德國式美德」相反、並反抗「德國式美德」的人。我們這些呼吸五十年代潮濕空氣的兒女，對「德國的」這個觀念，必然都是悲觀主義者。我們不得不成為革命的人，我們不能贊同一個虛偽者當道的環境。這個虛偽者今天是否以不同的方式行動，是否披上猩紅的服裝或穿上驃騎兵的制服，我覺得這是無關重要的。

因為這種「文化」自始至終都要我們忽視現實事物，九*九*藏*書慫恿我們一門心思去追逐那些值得懷疑的理想目標，還美其名曰「古典文化」。這種做法，無非是想表明只要努力把「古典的」和「德國的」結合在一個概念，結合在古典文化之下，就創造了全新的東西！只要刻畫一個「受過正統溫軟式教育」的萊比錫公民，你就感到這是可笑的！

關於我對音樂所真正需要的，我要對我讀者中最特殊的讀者說一句簡單的話。像一個十月的下午一樣，它令人愉快，但也深奧，它將獨一無二，放任，溫和，同時也像一個淘氣優雅的嬌美可愛的女人。我永遠不會承認，德國人會懂得音樂是什麼。那些被稱為德國人的最偉大音樂家，都是外國人，斯拉夫人、義大利人、荷蘭人或猶太人。或者說：像海因里希·舒茨、巴赫及韓德爾這些人，他們都是屬於堅強一類的德國人，這種人現在已經沒有了，只要把肖邦的才能給我，我自己身上就有足夠的波蘭氣質，以產生其他各種音樂。

營養問題與氣候和地點問題密切相關。沒有人能夠隨地生活：凡是一個需要完成偉大事業而這偉大事業又需要他全部精力的人，在這方面，沒有多少選擇餘地。氣候對遲緩或加速身體機能活動的影響很大，以致在地點和氣候選擇方面的任何差錯，不但使人不能完成他的職責，而且還可能完全阻止從事他的職責，因而永遠不能面對它。於是在他的身上，就永遠沒有足夠的動物元氣，可以使他獲得歡欣的自由，以致可以對自己說：只有我才能做這個。

我曾經說過一句最好的關於無神論的笑話，這句笑話是所有人類未曾說過的，可是司湯達的話，使我的笑話遜色了，他說：「上帝唯一的理由是他不存在。」我自己曾經在某處說過，向來對生命的最大敵人是什麼？是上帝。

雖然我不讀帕斯卡的著作，但實際上，我是喜愛帕斯卡的，他是最能發人深省的基督教的犧牲品，他慢慢地扼殺自己，依照一種最可怕的非人的殘忍方式，首先在肉體方面扼殺自己，然後在精神方面扼殺自己。即使我的內心具有某些蒙田式的怨恨，誰知道呢？也許在我的肉體中也有。即使我的藝術欣賞力並非沒有困難地維護像莫里哀、高乃依、萊辛這些人以對抗像莎士比亞那樣狂放的天才。但是，所有這些並沒有使我不把現代法國人也看作可愛的友伴。

有人注意到下述事實嗎？

人們一定會把我與拜倫的曼弗雷德密切地關聯在一起。在我自己的心靈里，我曾發現他所有最內在的東西。我十三歲的時候，就已成熟得可以閱讀這本書了。文字誤我，我只是偶爾輕視那些膽敢在曼弗雷德之前提到《浮土德》的人。德國人不能獲得一種偉大的概念。試看舒曼就知道了：由於對這位撒克遜人表示憤怒，我作了一篇相反的曼弗雷德序曲，普羅說他從來沒有見過與這個序曲相類似的東西：這完全是褻瀆音樂女神。我要為對莎士比亞的看法找尋最高的公式時，我始終發現下述一點，就是他想象出西澤這個典型。

我們的神經不要緊張，即使感受孤獨之苦也是一種妨礙，我經常苦惱的唯一東西是「繁雜」，也就是我心靈的變化無窮。在我柔弱的七歲時，我早已知道，人類的任何言語都不會影響我。因此，曾經有人看見我怏怏不樂嗎？今天，我還是具有對一切人都同樣殷勤，甚至充滿了對最卑下者的顧慮：儘管如此，卻沒有一點傲慢或輕視的意味。

換句話說，天才都是有賴於快速的機能活動，都有賴於一種持續不斷為自己獲得大量精力的可能。我知道一個例子，有一個具有偉大而獨立心智的人，只是由於不適宜的氣候，使他變成一個狹隘的專家和畸形人。如果不是疾病迫使我訴諸理性並切實思考理性，我自己也很可能得到同樣的結果。現在，長久的實地經驗告訴我，如何從自我觀察中去認識氣候和氣象的影響力，就好像藉助精確可靠的儀器去認識一樣，因此，即便是從都靈到米蘭這一段短短的旅程，我也可以用這種心理上的自我觀察推測出空氣濕度的變化。

某些失敗過的東西，正因為它已經失敗，所以更應該加以尊敬，這更能符合我的道德觀。「上帝」「靈魂不朽」「拯救」「來世」，這些都只是觀念，我一點也不注意這些觀念，也從來沒有對這些觀念浪費過我的時間，甚至當我還是一個小孩子的時候。雖然對於這方面，也許我從來就不夠被稱為一個小孩，我根本不知道作為一種結果的無神論，更不知道作為一種事物的無神論；對我而言，這是本能。

一個人必須擺脫一切使他重複說「不」的東西。理由如下：一切抵抗力的消耗，不管有多麼稀少，只要變為規則，形成習慣，總是含有大量、絕對過多的損失。我們體能的最大消耗，是由一點一滴少量消耗累積而成。保持自己不動，跟許多東西保持距離，是一種體能消耗，而且是一個純粹趨向消極目的的體能消耗。在這一點上不要欺騙自己！不斷需要保護自己的人，可能大大地削弱體能以致不能再保護自己了。

我們兩人都遭受過，甚至透過彼此的手而遭受過比這個世紀大多數人所能忍受的更大苦悶，這個事實乃是把我們兩人結合在一起的聯繫物：而這個聯繫物將永遠把我們兩人的名字連在一起。因為，正如瓦格納只是德國人當中的一個誤解一樣，我也是如此，並且將永遠如此。我親愛的同胞們，你九_九_藏_書們必須先具有兩世紀的心理和藝術的熏陶……但是，你們永遠不能將時鐘的針撥回來。

甚至當我還是小孩子時，我就在這方面表現出虛張聲勢的勇氣。要在一個晚上撰作並抄寫一篇長長的拉丁論文，奢望與我所模仿的對象塞勒斯特較量一下誰的文筆更嚴謹、更簡潔，甚至會撒一點強烈酒精的香汁在作業上。當我在普福塔高等學校就讀時，這種做法完全不適合我的生理狀況，或許也不適合塞勒斯特的生理狀況，即使它可能非常適合高貴的人。後來，到了中年時期，我變得更不能喝酒：在經驗上說，作為一個反素食主義一樣，我不能以充分的熱情來勸告一切比較靈性的人絕對戒酒。水，可以滿足同一個目的，從我的道德中，獲得更多的忠告。

基於三個理由，我要把瓦格納的「齊格菲」除外，也許，也把李斯特的某些作品除外，在管弦曲的壯麗音符方面，他勝過所有其他音樂家，最後，我要把從阿爾卑斯山那邊產生的所有作品除外，也就是阿爾卑斯山的這一邊。我不知道如何除去羅西尼，我更不知道如何除去我在音樂方面的南方對手，我的威尼斯好手賈斯第。而當我說阿爾卑斯山那一邊的時候，我真正所指的只是威尼斯。要想為音樂再說些話，我必然會回到威尼斯。我不知道如何區別眼淚與音樂。如果沒有一種恐懼的戰慄，我不知如何想到喜悅或南方。

現在，我再不能不對下述問題，做直接回答，即一個人如何成為他現在的情形。這裏，我接觸到自我保存技術的最重要的關鍵所在了——自利。如果我們假定，一個人的畢生事業，一個人畢生事業的決定與命運，多少有幾分超越一般標準，那麼，就沒有東西比面對一個人的自我和這個畢生事業更為危險的東西，一個人成為他現在的情形這個事實，須先假定他對他現在的情形沒有一點懷疑。

當我住在巴塞爾的時候，我整個心智和習慣，包括我每天的時間表：對我而言，可以說是我非凡力量的一種毫無意義的浪費，對於我所消耗的力量，沒有任何報償，甚至沒有想到它的耗盡和替換的問題。過去我缺乏那種由必要的本能所產生的保護作用，我缺乏那種敏銳的自負：我把所有的人都看成與我同等的人，我是「無私的」，我忘記了我與別人之間的距離。總之，我是處在一種決不能寬恕自己的境況中。過去當我幾乎到達終點，只是因為我幾乎達到它時，我開始反省我一生中的根本荒謬，「理想主義」，疾病開始使我接近理性。

漢姆雷特被了解嗎？驅使一個人瘋狂的不是疑惑而是確定。但是要覺察到這點，一個人必須是深奧的，必須是一位哲學家，我們都懼怕真理。說實話，我直覺地感到，培根是這種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寫作的創始者和自苦者。對那些美國傻子和笨蛋的饒舌，我關心些什麼呢？但是，在想象方面希求最偉大的實在主義力量，不能與行為方面希求最偉大實在主義的力量相比，不能與恐怖的東西，不能與罪惡相比。實際上，它要先假定後者的存在。

我一生都在氣惱那些在血管中具有卑劣血液的人。我認為人類所具有的偉大是對命運的愛：一個人無論在未來、過去或永遠都不應該希望改變任何東西。他不但必須忍受必然性，並且，他沒有任何理由去隱瞞它！在面對必然性時，所有的理想主義都是虛假的，但他必須去愛它。

一個人不能想出這些東西，他要麼就是這東西，要麼就不是這東西。偉大的詩人只從他自己的經驗中發掘，這種情形達到了某種程度，以致後來他不能再忍受他自己的作品。在看一看我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之後，我在房間里來回地走了半個小時，不能控制一陣無法忍受的情緒，唏噓不已。現在我不知道有比閱讀莎士比亞作品更為令人傷心的：他是多麼需要扮演小丑，他一定好難受。

在歷史上，我不能想象任何一個世紀，能夠像今天的巴黎一樣，可以找到這麼多讓你很想知道、也很精明地洞悉人類心理的天才在一起。我可以隨便舉出一些名字出來，他們實在太多，例如布爾熱、洛蒂、吉普、美雅克、法朗士、勒美特爾：或者選出一個最出色的人，一個真正的拉丁人、我特別喜歡的莫泊桑。

從這個觀點來看，縱使一個人生命中的差錯，縱使暫時的偏差和失誤，縱使浪費在那些遠離中心目標的工作上的猶豫、懦怯和熱誠，也都有其獨一無二的意義和價值。在這些東西裏面，可能有產生偉大智慧、最高智慧的機九_九_藏_書會，在那些所謂「反求諸己」，走向毀滅的環境中，自我忘卻、誤解、蔑視、自我的狹隘化和平庸化等，就等於理性的本身。用道德上的名詞來說：愛一個人的鄰居以及為他人和其他東西而活，可能是保持自我中心主義的一種手段。

同樣，我沒有一種測試良心悔恨的標準；我覺得良心的悔恨不是什麼值得重視的東西；我不喜歡把我的行動置於危難之中；我喜歡從具有價值的問題中完全除去壞的結果。因為在邪惡結果之前，太容易失去觀察一個行動的適當立場。我覺得良心的悔恨是一種「邪惡之眼」。

在我們自己人當中，我對這一代的人甚至比對那些大師更傾心，因為這些大師都被德國哲學腐化了。例如，泰納被黑格爾哲學腐化了，泰納對偉大人物和偉大時代的誤解，就是由於黑格爾哲學造成的。只要德國所到之處，他就腐蝕了文化。戰爭第一次「拯救了」法國精神，司湯達是我生命中一件令人愉快的意外事件。因為，在我生命中每一個重大的事件，都是意外的，而不是有意安排的。

這是特殊情形，在這種情形中，與我向來的習慣和信念相反，我是站在「無我」傾向一邊的，因為，在這裏，這些傾向是有助於自利和自製的。整個意識的表面，必須除去任何重大的強制性。甚至要當心每一個顯著的詞句，要當心每一個顯著的行動：它們都導向一個危險的可能性，那就是說本能也許會太快地「了解自己」。同時，因為構成「觀念」註定要勝過其他東西，所以在內心不斷增長，它開始發生支配作用，它慢慢地使你從謬誤中迴轉過來，它促成一個人的各種性質和能力，而這些性質和能力有一天將成為你整個事業中不可缺少的東西，在主要事業，「目的」「志向」和「意義」方面，透露一點消息以前，它會慢慢地培養一切有用的能力。

他們都是表現的盲目崇信者，他們都是徹頭徹尾的匠人。誰是第一個有才智的瓦格納追隨者？是波特萊爾，這個人也是第一個了解德拉克洛瓦的人，那位典型的頹廢者，這一代的藝術家都在他身上發現了他們自己的影子：也許他是他們當中最後的一個人……為什麼我從來沒有寬恕過瓦格納？因為他降格跟從德國人，因為他變成了一個德國的帝國主義者，德國所及之處，他就腐化了文化。

最好的烹調，是皮得蒙的烹調。我不會喝酒：一天只要喝上一杯葡萄酒或啤酒，我的生活就變得亂七八槽。住在慕尼黑的人，正與我相反。雖然我到很晚的時候才了解這一點，但是，小孩子的時候，我就已經體驗到它了。當我還是小孩子時，我就相信，飲酒和吸煙最初還只是年輕人的浪費，最後簡直就是壞習慣了。部分原因在於倫堡地方的酒，讓我有這種苛刻的看法——相信酒使人興奮，我應該早就是一個基督徒！換言之，我應該早就相信我所認為荒謬的東西。很奇怪，少量清淡的酒使我沮喪，而大量的酒卻使我的行動幾乎像離岸的水手一樣。

當我考慮所有事物之後，我發現如果沒有瓦格納的音樂，那麼在我的少年時期之後，就決不能繼續活下去，因為我似乎註定不適於生活在德國社會中。如果一個人想要擺脫一種無法忍受的抑鬱感，他可能要吸食大麻。那麼，過去我沉溺於瓦格納音樂中。瓦格納是一種與一切德國人的東西相反的毒藥，他是一種毒藥，這一點我無法否認。自從《特里斯坦》被改寫得適於鋼琴演奏時，我就是一個瓦格納的崇拜者。

在我之前，沒有人曾經做過這麼多工作，在我之後，也不會有人做這麼多工作。我從來沒有比現在這樣更能享受過我的飲食，也從來沒有比現在睡得更好。我不知道除了以遊戲方式處理偉大事業以外，還有什麼更好的方式：就作為一個偉大的象徵而言，這是一個必要的先決條件。最少的束縛，鬱悶的樣子，語氣方面任何冷酷的聲音，所有這些東西都不適於一個人，更不適於他的工作！

人們會問我，為什麼我竟會敘述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或者根據通常的標準來說，為什麼我竟會敘述這些不重要的細節。尤其是，如果我命定要承擔偉大事業，那麼，這樣做，我像在損害自己。我的回答是，這些微不足道的細節，飲食、地點、氣候、娛樂，所有自愛的辯解，比人們向來認為根本的一切東西，更為重要。就在這一點上，我們必須重新開始學習。其實，人們此前熱心重視的東西，甚至都不是實際的東西。它們只是幻想，它們都來自不健全本能的謊言，它們都來自有害本能的謊言。所有關於「上帝」「靈魂」「美德」「罪惡」「來世」「真理」「永恆生命」等概念。

為了一般目的起見，我們可以這樣說：為了獲得最大力量，為了獲得珍美的東西，為了達到擺脫道德教條的美德，你必須怎樣小心地培養你自己？這裏，我個人的經驗可能是最壞的經驗：我感到驚奇，居然要那麼漫長的時間才認識到這個問題，並從經驗中獲得理解。只有我們全無價值的德國文化，它的「理想主義」，才可能在某種程度之內解釋為什麼在這方面，我是如此笨拙以至於我的無知幾近神聖。

內臟上稍稍一點麻痹，一旦恢復正常以後，就足以把一個天才變成平庸人物，變成「德國式」人物：只有德國的氣候，最能使最強壯健全的內臟變得衰弱。精神步伐的輕快或緩慢，密切地依賴著身體機能活動的速度：的確，精神本身只是這些身體機能活動的一種形式。我們可以舉出好些大智者曾經住過或現在正居住的地方。在這些地方，機智、聰明是構成快樂的一部分；在這些地方，天才必然是舒適愜意的；所有這些地方，通常都氣候乾燥。巴黎、普羅旺斯、佛羅倫薩、耶路撒冷、雅典等，這些地方證明一個事實：天才都依賴乾燥的氣候和晴朗的天空。read.99csw.com

假定我要走出我的房子，並且，離開這安靜而高貴的都靈而找一個德國鄉鎮，我的本能將要集中力量以對抗從這個世界而來，對它加以侵襲的一切東西。假定我發現一個德國城市，它是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在其中生長的一種罪惡組織，但是，在那裡，任何一件事，無論是好還是壞，都是外來的，如此一來，我就不需要變成一隻刺蝟嗎？但是，要擁有刺就等於消耗力量，這是一種雙重的耗費，因為，如果我們願意的話，我們能夠除去它們而張開我們的雙手。

營養的選擇，氣候和地點的選擇：在任何理由下都不能有錯的第三件事，是關於複原或消遣方法。對我而言，一般閱讀是我用以複原的一個方法：它是構成使我逃避自己的東西的一部分，是使我漫遊于新奇科學和新奇心靈世界的東西的一部分，它是我現在不再關心的東西的一部分。當我埋首工作時，在我的四周是看不到書本的：我小心地不讓任何人在我面前說話甚至思考。因為，那樣就等於在閱讀。

它的保衛性表現得非常強烈，以致在任何時候對我內心所成長的東西，我都沒有獲得任何暗示，直到我所有的能力突然間都達到成熟階段，在某一天完全爆發出來為止。我想不起我曾經耗費心力的任何事例，在我的生命中，沒有任何鬥爭的跡象：我是一個與英雄氣質相反的人。像「忌欲」某些東西，「追求」某些東西，心中存有「目的」或「慾望」，在我的經驗中，我毫不知道這些東西。在這個時候，我展望我的未來，就像在平靜的海上一樣：沒有任何期望擾亂它的寧靜。

我一點也不期望任何東西會與它現在的狀況有所不同：我不希望自己有所不同……我總是一樣。我從來沒有任何慾望。我是這樣的一個人，在他活了四十四歲以後，竟然能夠說，他從來沒有為榮譽、女人或金錢煩心過。我並不需要這些東西。就是在這種情形之下，有一天，我成為一個大學教授，這種念頭過去從來沒有進入我的腦海中，因為那時我還不到二十四歲。兩年以前，有一天，在同樣情形下，我變成了一個語言學家，我之所以成為語言學家，是因為我的老師里敕爾要我把我的頭一本語言學著作在他主辦的雜誌上發表。

人們奢望在這些概念中尋求人性的偉大，尋求人性的「神性」，所有政治問題、所有社會秩序問題、所有教育問題，都徹頭徹尾地變虛假了，因為最有害的人們被視為最偉大的人們，也因為人們被要求去輕視這些「細節」，去輕視這些生活的基本需求。現在，如果我把我自己與那些向來被視為人類中第一等的人比較一下，其間的區別就很明顯了。

一餐吃得很多要比吃得不夠更容易消化一點，消化良好的第一個條件是要整個胃部都發揮作用。因此，一個人應該知道他的胃有多大。在餐與餐之間，不要喝咖啡，因為咖啡使一個人沮喪，悶悶不樂。茶也只有在早晨才可以喝，少量，但要非常濃。如果太淡了，可能對身體很有害，會使你整天抑鬱不快。這裏，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標準，不過可能的變化範圍總是不太大，如果氣候使人感到疲乏，那麼早上也不要喝茶：最好在一小時以前，去喝一杯濃且去油脂的可可。不要老是坐著不動；不要相信任何不是產生於戶外空曠之地的思想，不要相信任何不是隨著身體自由活動而來的思想，也不要相信任何不能鼓舞你筋骨活動的思想。一切偏執都可能是起於內臟。像我早已在別的地方所說過的一樣，常常坐著不動的生活，是真正違反聖靈的一種罪惡。

說到我生命力的複原，我必須對供給我最大和最旺盛刺|激的人，表示幾句感謝的話。這是指我與瓦格納的密切關係。我很輕易地忽視我與其他人的關係；但是，如果我生命中失去那些在德雷斯登的日子，那將是無比的犧牲，那些充滿信心、愉快、光輝和奧妙時刻的日子。我不知道別人曾把瓦格納看成什麼人：但是，沒有烏雲遮蓋過我們的天空。這點再把我帶回到法國，我與瓦格納的崇拜者沒有發生什麼爭論，這些瓦格納的崇拜者由於相信他像他們自己一樣而去讚揚瓦格納：對這些人，我只表示我的輕蔑。

當飽滿狀態表示心靈尤其是整個有機體不適於這種深刻緊張時，偶然事件和各種外來刺|激作用得太過有力、透入得太過深切。一個人必須儘可能遠離偶然事件和外來刺|激。自我壁壘是精神飽滿最初的一種謹慎本能。要我容許一種陌生的思想秘密地爬過牆頭嗎？因為那正是閱讀所指的意義，隨著工作和創作時期而來的就是複原時期。

在德國，一個人根本沒有巴黎藝術家心靈中那種偉大的野心。德國人是溫順的。瓦格納以往一點也不溫順。但是，關於瓦格納所帶來東西的問題（見《善惡的彼岸》中第269號警句）以及與瓦格納關係最密切的人，我早已說得夠多了。他是一個法國後期浪漫主義人物，像德拉克洛瓦和貝遼士一樣，那些趾高氣揚而志向遠大的藝術家，都是病弱而無可救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