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熙十一年，免除荊州、雍州人民租稅。

南朝宋武帝（高祖）劉裕是一位好皇帝。他經過兩次北征，鞏固了政權。他有劉穆之輔政，猶如劉邦之有蕭何。

前燕明帝慕容皝較五胡各朝看重農事。他親自巡行郡縣，勸督農桑。由於政事較清明，使四方人士來歸，並以牧牛供給貧家，供給苑中種田，政府收取八成，耕種的佃戶得二成。有牛無地之佃戶，亦在苑中種田，則政府收七成，佃戶得三成。後由記室參軍封裕向慕容皝勸諫道：

明帝遂取消苑囿，以給百姓無田地者。貧者各賜牧牛一頭，若有餘力，可依魏晉之制多取牛與田墾殖之。大體言之，當時北方田租，情況多為持官牛者，官六私四，有私牛者，官私各半。

關於自中州流亡到江左的僑民，政府只宣布可任意「樂輸」，並無規定數量，以示對僑民因逃亡而給予優待。至哀帝時，桓溫下令「土斷」，僑民居住之地便須編戶以便徵收租調，以免當地土人負擔過重。

此後兩晉的戶調製，大體上沿襲自曹魏制度，不過所納田租與絹、綿有所增減而已。西晉戶調製，前節已述及。茲再略述東晉之田租及戶調。

另一篇史評記載在孔季恭、羊玄保及沈縣慶等的傳后評語，大意如下：史臣道，自從義熙十一年司馬休之外逃後秦，劉裕平江陵並取得東晉政權后，一直至元嘉末年，共39載，不用兵車，民不外勞，役寬而政務清簡，人民繁息，餘糧滿倉，夜不閉戶，可謂南北朝之極盛之期。此時地廣野豐，民勤本業，一歲豐收，使數郡忘飢。會稽郡帶海傍湖，良田亦數十萬頃，膏腴上地，畝值一斤黃金，即使長安一帶亦不能比。荊州擁有南楚地區之富，揚州有全吳之沃及魚鹽杞梓之利，絲綿布帛足供全國衣著所需。

宋武帝劉裕、文帝義隆兩朝政績，《宋書》有兩篇史評，頗多稱道。一篇是《良吏傳序》，其大意謂：高祖（宋武帝劉裕）平民出身，已知民事艱難。他在安帝義熙年間入朝作宰相，留心吏職。由於兩次北伐，日耗千金，因此未能寬減賦役，但他仍在這方面作了不少工作。他本人生活極為儉樸。清簡寡慾，不重絲竹之音，輿馬之飾，因而能連年出征。太祖宋文帝劉義隆幼年寬仁，繼位後於元嘉七年，宋軍攻佔虎牢、洛陽等地，大軍出征，軍費出自國庫，並不徵用民眾服役，亦不加重人民負擔，因此國內安寧。執政30年來，每年只徵收正額賦役，而無額外需索。人民安於自己的工作，守宰六年更換一次。雖然做到家給人足非易事，但亦無人死於饑寒。城鄉歌謠舞蹈，到處成群，確是宋世之盛世。

劉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壅滯」。他首先殺了虐民官尚書左僕射王愉及其子荊州刺史王綏，繼殺「有田萬頃，奴婢數千人」的大族刁逵。殺一以儆百，政風大振。並將刁逵財富分給百姓，民心大快。

所謂「雜調」，即包括上述提及的「修城錢」和「送故錢」，此外又有「塘役錢」、「丁稅一千」及「滂役」等。九九藏書

拓跋弘獻文帝時下詔，凡上三品戶須將租糧繳納到京師；中三品戶則可繳納到他州；下三品戶本州即可，由納稅戶負責運送，亦可折交運腳，實際上減低了中下等戶的負擔。

曹操擊敗黃巾得降卒30萬，繼而挾獻帝遷都許昌。遂募民大規模屯田于許昌一帶，得谷100萬斛。其屯田收租之法是，將官田出租給佃戶，如佃戶用官牛耕田，則政府分六成，佃戶分四成；如自持私牛，則政府與佃戶各分五成。佃戶亦可免除徭役。

根據《宋書·王弘傳》所記，文帝並對人民服役年齡作了一次合理的調整。依照舊制，男丁13歲要服半役，16歲則全役。在元嘉初年調整為15至16歲宜為半丁，17歲為全丁。

綜上所述，梁武帝廢除了繁重的雜調，足見體恤民困。即使天監四年大舉北伐，王公以下均得繳納租谷，以助軍資，但並不增加平民的租調，十分難得。故梁武帝時代，較諸宋、齊兩代的賦役，已輕省得多了。但武帝晚年，因年屆古稀，處事已甚糊塗，因此為侯景所害，誠可嘆息。

曹魏並在每一州郡設置田官，如嚴匡為潁川郡典農中郎將，陳登為徐州典農校尉。《三國志·晉書·食貨志》說：「魏武之初，歲有數千萬斛，以充兵戎之用。」

至於東晉的徭役，據《隋書·食貨志》所記，是「男丁每歲役不過二十日」。除了丁男每歲服役不超過20日外，又得為漕運而每「十八人出一運丁役之」。可見當時需要漕運役夫亦甚為殷切。丹陽尹提及當時雜役有60項之多。

南齊以後諸帝，乏善足陳，到了末年，君主荒淫，賦役無度，已無善政可言。

義熙十年，減輕人民勞役，讓人民有休養生息的機會。

文帝晚年欲繼承乃父遺志，于元嘉二十七年倉卒出師北伐，因此覆師喪旅，並使廣陵一萬多戶人家為北魏擄走。徐、豫、青、冀、兗各州之人民慘遭殺戮者無數，宋財政亦瀕臨破產。

天監十六年，免貧戶一年之「三調」（包括田租、戶調及雜調）；無田者給予田地；產子之家可免役；平冤獄；賑濟孤老鰥寡。

屯田不但增加中央政府的收入，亦可協補地方日常開支，據《三國志·魏書》記載，曹操要在鄴城（今河南）建造宮室，命并州刺史梁習從上黨供應木材。梁習便請求「置屯田都尉二人，領客六百夫」，以耕種菽粟，將所得作為準備供應木材的費用。可見屯田亦有助於地方財政。

北魏前期大致承襲西晉的租調製度。北魏對天下戶籍的「九品混通」，亦即西晉的「九品相通」，其每戶徵收戶調是：帛二匹、絮二斤、絲一斤、粟二十石。又另繳帛一匹二丈，交給州庫，以供調外之費。

至孝武帝司馬曜廢「度田收租」而改為「按丁稅米」，由初期的每丁三斛增至五石。而《隋書·食貨志》比《晉書》所記還要多加「祿米」二石，共計每丁七石。所謂「祿米」是為供給郡、縣官的秩祿所需，所以東晉之田租比前朝更重。此中原因由於王公豪族的蔭戶可以免除課役，以及豪強大戶的逃匿田租所致有關。

元嘉十七年下令以前所給揚州與南徐州百姓的田地、口糧、種子，兗州、豫州、青州及徐州連年須繳的租谷，全部減免半數。該地如歉收五成的則全部免租谷，並從寬減收百姓的各種欠項；禁止人民分享山澤之利的地區要解禁；徵用老弱服役的措施要廢除，一切法令要從寬，並要公平。

由於戶籍不實，使少數百姓的賦役加重，地方官吏因收受賄賂而任刁民竄改戶籍。高帝下令「檢籍」是為了「均役」。因此責成各縣令（長）親自審查，改正後報送到州。但由於吏治腐敗，依然「貨賄潛通」，自宋明帝泰始三年至后廢帝元征四年，歷時11年中，更正的戶籍不足四萬，工作遲緩，效果並不理想。

元嘉十二年詔免遭受水災的各郡欠課。

大通元年（公元527年），鼓勵流亡者復業，並可免役五年，家貧者並免收一年之「三調」。孝弟力田者賜爵一級。

義熙十一年下令荊州、雍州、西局、蠻府等地區之吏及軍人，年在12歲以下、60歲以上及孤幼、單丁與家人中需扶養者都遣散為民，窮獨者且由政府長期救濟。

東晉農民除田租外，尚有戶調。規定「丁男調布、絹各二丈，絲三兩、綿八兩、祿絹八尺、祿綿三兩二分」。丁女則照上述減半收取。

北魏拓跋氏統一北方中國后，即放棄傳統的遊牧生活，而推行農業生產作為國家的經濟重點發展。太武帝拓跋燾太延五年（公元439年），景穆太子監國時下了一道命令，大意是：地方主管官員應勤督農桑，並須造報戶籍清冊，其上寫明家別人數及課種土地面積，以憑考核。並規定了牛工和人工的換工辦法和標準，藉以解決貧戶因缺乏耕牛而不能耕種之苦，並免使有牛人家向無牛貧戶苛索租牛的重租。並規定各戶在其耕種田地上寫明標誌，作為是否種足課田面積的考核。此年即拓跋燾統一北方之年，即北魏推動重農政策之開始。

綜合宋武帝劉裕掌政十余年來，整頓賦役，減輕人民負擔，以紓民困，為長江流域經濟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蕭衍未建梁朝時，已是方鎮之統領，頗知民間疾苦，及登位為梁武帝，減省賦役，使民得以休養生息。

劉裕又大力整飭賦役，例如義熙八年下令荊州、江州人民除履行租稅調役外，地方官員不得濫征浮額雜項。以前凡郡守縣令所享有的屯田養魚收益，現一概廢除。以前中央向上述兩州徵收的木材、皮毛一律停徵。

蕭道成篡宋而成立南齊王朝，史稱齊高帝，時為公元479年。高帝躬自儉樸，將宮廷器物的銅飾改為鐵制。但在位四年中，值得稱道的，僅為「檢籍」一事而已。九_九_藏_書由於當時的戶口非常混亂，有的在戶籍註明有爵位，以圖免役；有的竄改年歲；有的有戶存而不見有冊籍；有的在冊籍上注死亡而實在未死者；有人在家而冊籍上註明從役者；有的冊籍上註明稱殘廢而實乃健康者，目的為了逃避賦役，各縣長官因受賄而不核實，亦不更正。

曹操對非屯田的農民，另訂立一套租調製度。規定每畝收田租四升，每戶繳納絹二匹、綿二斤。但不得再攤派其他實物，並令郡國守相監察，勿使豪強逃租而造成弱民的負擔加重。以當時畝收三斛計，每畝納田租四升並加絹綿，田租並不算重。

大同四年（公元538年），對全國部分地區赦免宿債及一年之「三調」。

西晉亡，東晉司馬睿在建康（南京）即位，仍沿用西晉舊制，但疆土只有半壁南方，而移居南方的北方世家豪族又有免賦役的優待，因此國家稅收日少。遂于晉成帝咸和五年（公元330年）實行「度田收租制」。規定畝收十分之一，每畝稅米三升。但此法為豪強所反對，弄致田賦積欠達50餘萬斛。至晉哀帝，田租減為畝收二升。但此處顯然「升」字為「斗」字之誤。因既然說明「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即每畝「三升」為每畝收入的十分之一的話，則每畝共收30升（三斗）而已，實不合邏輯。故以「畝收三斗」較為合理。

劉裕又對以前避重役而自傷殘的人士免除了冶鐵的勞役。永初二年又下令限制地方政府濫徵兵役，使兵戶減少，人民可專心耕種。

天監初年，米價波動甚劇，由元年（公元502年）大旱斗米5000至四年豐收斛米30。此時期梁武帝對賦役處理的要項如下：大致來說，西晉的租調按資產定戶等定稅額。東晉的田租，起初是按畝徵收，后改為按丁徵收；戶調則仍按戶等徵收。本來此法較為公平，但徵收官吏計算資產時過於苛嚴，如尺高桑樹，便計算稅款，屋未建成，便得照新屋房產呈報，因此弄得人民不敢建屋植樹。且地方官吏作弊，富者行賄得益，窮者受害益深，武帝遂改「去人貲，計rｅａｄ•９9ｃｓw.com丁征布」，以解民困。時為天監元年。

宋文帝亦似乃父般重視救濟，對百姓慷慨施賑。如元嘉十二年丹陽、淮南、吳興及義興等地大水，連首都建康亦全城水浸，文帝特從其他州郡撥米數百萬斛以濟上述災區。二十年時有州郡水災，文帝遣使開倉賑恤，撥發糧食和種子；二十五年因多處冰雪經旬，薪米騰貴，文帝命建康及秣陵之營署撥賜柴米。

以上兩則史評均稱道了劉裕、義隆父子兩朝的德政，使政經情況趨於安定繁榮。惜文帝為太子劉劭所殺，孝武帝劉駿繼位，以後繼位者，更一代不如一代。

除了上述的正常租調以外，北魏還有不少額外的賦稅，包括下列各種：

梁武帝定都建康后，廢除齊末雜調謬賦，淫刑濫役。如逋布、口錢、宿債等項，一概豁免，給鰥寡孤獨不能存活者每人谷五斛。

普通六年（公元525年），梁朝收復若干地區，北魏荊州及徐州刺史率部歸，詔令新附民眾可永遠免役。

不過，北魏的田租是按戶徵收（與東晉同），但西晉則是按畝徵收，為兩者不同之處。北魏實際上是把租與調合併為一。此外，北魏另徵收一項附加稅——一匹二丈帛。

東晉以後之戶調是丁男調布絹各二丈、絲三兩、綿八兩、祿絹八尺、祿綿三兩二分，但劉駿竟加至「民戶歲輸布四匹」。將戶調增至四倍，安得不民窮財盡。

綜上所述，東晉丁男租調共計租米七石，布二丈、絹二丈八尺、絲三兩、綿十一兩二分。遂促使不少人故意弄殘身體或削髮為僧以避徭役，鰥寡則不敢妻娶。此外，尚有很多攤派，如「修城錢」、「送故錢」、「商稅」、「過津費」等。清代厘金費只收百分之一而已。中國之有田宅房契稅、交易稅均始自東晉。

文帝並遵行劉裕的賦役政策，元嘉元年即下詔減荊州、湘州租調之半。

魏孝文帝太和十一年，大臣李彪請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之一為屯田，一夫之田歲納租60斛。以畝收一石計，60斛即是六四收租。

至於土著或蠻夷所居之山地或荒僻之處，因無有蓄積糧米，政府便准以馬、牛、羊、翡翠、明珠、犀角、象牙等牲口產物納貢，以裨國用。

後趙石虎討前燕慕容皝時，下令五丁取三，四丁取二。徵士五人出車一乘，牛二頭，米十五斛，絹十匹。調不辦者腰斬。

南朝宋劉裕卒后，由其子劉義符為少帝，但登位兩年即被廢。繼由劉裕三子義隆繼任為文帝，掌政達30年之久。

元嘉中期，水災為患，太祖省費減用，開倉廩以賑之，因此能安然度過。宋孝武帝劉駿末年，積旱成災，雖弊同往困，但救濟工作不及元嘉時期，故災情雖未及元嘉之半，但死亡者卻加倍。

劉裕又寬施了一連串的利民措施。如義熙八年（公元412年）赦免判刑五年以下的囚犯。義熙九年下令禁絕豪強霸佔山澤，人民均可共享山澤湖水之利。永初元年（公元420年）又大赦天下，以前被流徙遠地的人戶可回本鄉，並可免除兩年租調。九*九*藏*書

至武帝蕭賾永明八年，處罰不誠實巧戶戍守邊境（淮水沿岸）十年，但因刑罰過重而怨聲載道，武帝不得已撤回原議，准許謫役邊境者歸回本土。

至於五胡時期兵役，多為胡人部族兵，漢人並不受重視，必需時才用抽丁辦法。

永明十一年廢除「三調」中的「雜調」。據胡三省解釋：三調指「調租」（即田租）、「調布」（即戶調），以上為正項賦稅；另一項為「雜調」。

五胡十六國時代，田租的繳納，仍然是以八二分乃至六四分，即政府得八成或六成，人民得二成或四成。

此處即照顧到貧窮農戶，中貧者可免繳兩年的租調，下貧者則免三年，亦是北魏政府對人民的一種善政。

武帝在位11年中，可說做了一些整飭吏治的事，廢除了多項雜稅，如即位后即免除「修城錢」。

但北魏有時視民情的需要，亦有特別的措施。如太武帝拓跋燾延和三年（公元434年）時，曾經下詔說：「頻年屢征，有事西北。運輸之役，百姓勤勞，廢失農業，遭罹水旱，致使生民貧富不均，未得家給人足，或有寒窮不能自贍者。其令州郡縣隱括貧富，以為三級。其富者租賦如常，中者（中等人家）復二年，下窮者復三年。」

元嘉八年（公元431年），文帝詔令各郡縣地方長官注意勸農，要使做到地無遺利；並每年選出地方上模範農民，以示鼓勵。

皇命減百官俸祿三分之一，並向民間富有者借用資財四分之一，事息歸還，可謂中國最早出現的戰時公債。但宋文帝仍堅持不向人民增加租調，可謂善政。

到北魏時，政治漸上軌道，處理賦役北朝較南朝為有辦法。

大同七年停止各郡縣役使女丁。

宋文帝亦能善承父志，致力農桑，獎勵力田。從義熙到元嘉40多年間，是南朝史上賦役最輕的一段日子。

永明六年時，免除了向州、郡、縣官「送故錢」的陋習。

永初元年，中央政府不再向郡縣徵調造船木材及運船。以後由中央的「都水台」自行負責辦理。中央各部門所需物資，不得向民間勒索，須自備款購買；並豁免前欠之租調及債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