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的人沒怎麼見過紅頭綠臉的洋人，多年受「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來」的教育，不免要找真人來驗證驗證。有一回，來了一隊美國的黑人老太太，個個穿得鮮艷奪目。我幫她們選好了幾樣東西，就便打聽她們的來路，原來都是密西西比州農場的工人。正好前些日子我看過電影《飄》，雖是幾十年前的好萊塢舊貨，卻也只能在內部放映。看過之後對美國南方的黑奴頗有印象，不想眼前卻見到活生生的實例。其中一位黑人大娘告訴我，她們都到了退休年齡，這回是農場主花錢請她們最後到中國來玩一趟。我不免暗暗吃驚，竟有這樣的農場主。她還說，她們的老闆就在外面，一定拉我去見上一面。見面之後，發現無非尋常之輩，與過去課文里讀過的《半夜雞叫》周扒皮相去甚遠。送走大隊人馬之後，說與眾人聽，大家也著實感慨一番。這樣的西洋景兒後來見多了，也就見怪不怪。

那天中午下了早班，我先回家吃過飯，趁機睡個午覺，養精蓄銳以便下午打起精神來遊園登高。約莫四點鐘我起了身，出門的時候突然看見我所住的出版社留守處辦公室里的人都哭喪著臉，見我喜氣洋洋地哼著小曲就沖我使眼色。我看眾人神色不對，忙收了笑。留守處的老高平素對我總也沒有個好臉色，這回卻把我往屋裡拽，臉上一把鼻涕一把淚的。我見桌子上放著一台半導體收音機，豎起耳朵一聽，放的是哀樂。這些日子朋友間多日傳說的謠言我聽了好幾回，此時不知是不是那件事。耐不住性子多等，就跟老高說，你給個痛快話，這回到底是誰哇？老高欲言又止的，半天才說：「毛主席完了。」滿屋子的人聽罷都嗚咽了起來，各自想著自己的心事。

這排平房的另外三間沒人用，正好為警衛隊新設崗哨派上用場。但是這三間原先一直荒在那裡，與珍寶館售票處的那兩間也沒有隔斷，於是需要打上一堵牆。我和小劉、小賈到警衛隊的頭一份任務就是為錫慶門外的平房打隔斷牆。

去故宮報到那天，先進了神武門，門內靠左手一側是一幢坐東朝西的大廂房，叫東大房，這就是故宮警衛隊的隊部。神武門裡的另一側，是與之相對的一幢一模一樣的廂房，坐西朝東，叫西大房。那裡是警衛隊的上級領導警保處的辦公室，裏面坐著處長、副處長。後來才知道，東大房和西大房原先都是宮裡的「敬事房」，是懲戒太監、打屁板的地方。

開場儀式結束后，田隊長補充說，根據上級的決定，除了故宮四座大門的定崗和夜巡隊之外，準備在外東路的錫慶門，也就是繪畫館和珍寶館的入口處牆外再增設一處崗哨，為的是加強對珍寶館的守護，只等錫慶門外的住房改建完成就開始建崗。田隊長指定我為錫慶門新設的內崗小組成員，而小劉分在東華門，小賈分在神武門。

走之前，田隊長對我說：「離開學還有三兩個月，你先別忙著走。眼下故宮要辦個『外賓服務部』，缺個會說外國話的，你先去幫兩天忙。我跟院里打了保票，到時候一準放你走。」

這兩年我在警衛隊，看得出田隊長是個對下屬有擔當的漢子，值得我信賴。我在雲南農場的時候，六連馬連長是個剛剛從越南前線撤下來的複員軍人，解放軍里的正牌連長，從死人堆里爬出來過，見過大世面。他常常帶著過來人的口氣告訴我們：「只要戰場上槍一響，豬肉罐頭打開來就是敞開吃，白干兒隨便喝。這時候不給足了，有誰玩命去？！」田隊長和馬連長一樣，都是明白人。其實，凡事都是人心換人心，我當即滿口應承。

我把這些事都跟白大姐說了，她體諒我，說是這年頭讀書像是犯罪，不過也別怕，咱們這兒，什麼事說變也都能變。精挑細選是我們的追求，她還答應我說，過些日子給我介紹個有學問的老先生，並且講了一大堆老先生的舊事，其中我最樂意聽的就是他在文化部幹校的作為。說是大會上別人批判他，正說到興頭上，他忽然不緊不慢地冒出一句：「完了沒有？」

我是一九七六年七月十八號到故宮警衛隊上的頭一天班。如今已過去三十多年，而我之所以對這一天記得如此清楚，實在是生活里發生了一件大事，這就是當年七月二十八號那場慘絕人寰的唐山大地震。我從上班的第二天起就在錫慶門外的那溜排房幹了整整十天壘牆的活兒，直到地震發生。這是我順著地震的日子倒推回去算出來的。

這樣的話在眼下像是笑話，可當初大夥對王先生這樣處境的人，真是避之唯恐不及，難得能有白大姐這樣竟敢衷心讚美學問的人。所以我也就對白大姐另眼相看，知道她是個有見識、有擔當的角色。

隔斷牆壘完之後，總還要在外表上抹上砂漿、石灰，再噴上大白才像個樣子。另外房頂是紙頂棚，年久失修，已經全部塌了下來，要重新糊過才能住人。糊頂棚可是個手藝活兒，過去沒幹過的還真不知道從何下手，我們只好請故宮古建隊的師傅來傳授指點。這些師傅個個都是好把式，解放前大多是杠房的出身，除了抬棺送葬這些大活兒之外，還有一項絕活就是裱糊的手藝。平素給人糊牆糊頂棚，到了有人家出殯，他們還管糊紙人紙馬、糊搖錢樹、糊聚寶盆。我們一經高人指點，頂棚也就糊得八九不離十了。

老王也能吃，飯量奇大。有次為了和我打賭，他在食堂當著大家的面一口氣吃下去七個窩頭，嚇壞了我。他說其實還能再吃，我趕緊勸住，只好輸給他五斤糧票。他將我遞上來的糧票舉給大家看過，小心在懷裡收好，說是二天要換成全國糧票寄回老家去，今年家裡又是一個飢荒年，正好派上用場。老王話多，而且嘴上沒遮攔。他家在農村，領導顧不到他，「家裡的」也九*九*藏*書就多年調不進京城。他每次走夜巡到了錫慶門，歇過腳來，口中必是那句「光棍苦，光棍苦，褲子破了沒人補」。我聽了便說，你有老婆，有孩子，算什麼光棍呢？他聽了，不以為然地凄然一笑，對我說：你還小，沒娶過媳婦兒，你不懂，這活光棍可比真光棍還苦吶。

開辦這麼一間小賣部如今看來算不了什麼，可當年還真是件大事。執掌全院大權的彭院長經常來這裏，一坐就是幾個鐘頭，興趣盎然地看著洋人買貨，還用他早年參加革命之前當綢布店小夥計時候的經歷加以對比。管賬的張太太是袁世凱的侄孫女，見過大陣仗，看在眼裡就有些不以為然，私下對我說，偌大的故宮有多少事要辦，怎麼一個院長老待在這小賣部里沒結沒完。我就回說，您當著這是賣貨哪？不介，咱們是辦「洋務」呢！按後來形勢的變化，這就是「改革開放」。

錫慶門外牆這排坐東朝西的平房一共五間，珍寶館的售票處佔去了盡北頭的兩間，其中外屋一間售票，裡屋一間有個蜂窩煤的火爐，供售票的兩位大姐燒開水沏茶用。那個年月，別的福利談不上，茶水卻是一定要有的喝才成。當然，茶葉自備。

可巡查組的小毛跟我說起，還有一處你准沒去過，就是御花園裡的堆秀山。平常那裡都是鎖了門，只有下午閉館，清理御花園遊人的時候才會開鎖上山。而且說站在山頂望著襯著紅牆綠樹的西落殘陽，那番景緻別處是絕對看不到的，據他說，那裡原先就是宮中皇上家登高的好地方。我聽了當然央告他帶我一行，給個開眼的機會。小毛平素和我要好，他又掌管著鑰匙，那天正好是陽曆九月九號，他說權當今天就是重陽節吧，滿口答應帶我到堆秀山登高。沒有想到的是，毛澤東正好趕在那天過世，消息傳來的時機又太不湊巧，讓我很是對不起朋友，至今心裏還有份歉疚。

事到如今，我還能將這個口訣記得一字不差，就是因為那兩年不規律的睡眠讓我落下了毛病，特別是「十二到三」和「三到六」的煎熬讓我至今經常半夜驚醒，好像又回到了在「大內」巡查時「叫起兒」的生活。也是自己有過這種經歷的緣故吧，現在每次乘飛機到世界各地去，看見空姐硬打精神、強作歡顏的表情，便使我想到她們要日日忍受時差的折磨，不免油然生出一份同情心。

七十年代一共十年。十年裡的頭一段我在雲南農場刨地，后一段我到研究所讀書，中間一段我在故宮看大門，過的是值夜、巡查、站崗的日子。

前些日子，我讀新聞，看到美國人的「星巴克」咖啡店開到了故宮裡頭。後來有些人看了不開心，還翻了老臉，說故宮是咱們中國人自己老祖宗的地方，讓洋人到裡頭做買賣是「挑戰中國傳統文化的底線」云云。

這樣整整幹了十天，到了七月二十八號這天晚上，一場大地震把所有的正常社會生活全都打亂。錫慶門警衛隊的駐地倒是趕在地震前改建好了，好在故宮畢竟地基結實，地震過後幾乎毫髮無損，此後兩年多的警衛生活我都是在這裏度過的。

想起了暢安先生當年的豪氣，順帶著也就想起了我當年的稚氣。

老王說，先只要記住夜裡的排班就行，白班隨著夜班的鐘點算。這夜班有個警衛隊傳下來的順口溜是這麼說的：「六到九，睡一宿；九到十二，睡一半兒；十二到三，脫了穿；三到六，忒難受。」不等我接他的話茬兒，老王就解釋開了：六點到九點這一班最舒服，九點下了崗可以睡一整夜囫圇覺，所以叫「睡一宿」；九點到十二點這一班就差點兒了，得熬到半夜十二點才能睡，所以叫「睡一半兒」；十二點到三點這班，你不能熬到半夜十二點去接班，總得先脫衣服上床睡一會兒吧，可半夜十二點要起來接班，所以還得再穿衣服，就叫「脫了穿」。這都還湊合，頂不濟的是三點到六點這一班，人最要緊的就是靠後半夜這幾個鐘頭的覺，所以說是「忒難受」。

我忙問就裡。他說：「我白天到外面逛大街，到了咱們約好的時間之前就進了御花園，打開鐵門，上了堆秀山。我看山上風景真美，心情大好，張口唱起楊子榮的那段『心中自有朝陽』。誰知道咱們警衛隊的幾個弟兄衝上來，一把把我按倒，拖下山去。起先我還以為他們是跟我鬧著玩，我唱得更凶了，他們就捂我的嘴，弄得滿臉是土，到了隊部才跟我小聲說了實話。你這個人真不夠意思，知道了消息也不說告訴我一聲，讓我差點犯了錯誤。」說得滿屋子人都哈哈笑起來，連聲說：「好險！好險！這事可不是鬧著玩兒的！」

帶領我們幹活的是一小隊的副隊長，姓魏，河北深縣人，是田隊長從故宮窯廠帶來的心腹，跟胖子老王一樣，家屬一直在農村。魏小隊長的名字如今忘記了，只記得我在神武門值班的時候，收到過一封寄自河北深縣的郵件，收信人是：「北京故宮，警衛隊，魏難看同志收」。我和幾個同事都不知道警衛隊有「魏難看」這麼個人，正在躊躇，魏小隊長走了過來，問大家扎堆兒在幹什麼。等我們告訴他原委，他一把扯過信來，揣進衣服兜里兀自走了。後來才知道，魏小隊長在老家沒人叫他大號，只知道小名叫「寒磣」，可代寫書信的先生不會寫「寒磣」兩個字，就按照「寒磣」的文明說法，將收信人寫成「魏難看」。

沒有想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我們說笑之時，有人從門外路過，報告給上級說，錫慶門的警衛隊在國喪期間大聲說笑。第二天田隊長把我們都喊了去，我一聽，知道這事兒不能吃眼前虧，趕緊答應給田隊長的壁報小黑板寫篇「一千條，一萬條，突出政治是第一條」的批判稿才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後來知道，我們的制服是到城南天橋勞動保護用品商店買來的，灰色滌卡，上下四個兜，沒有一點與眾九-九-藏-書不同之處。儘管如此，我還是和警衛隊的同僚們一樣，終日穿著警衛隊發放的制服，穿這件，洗那件；穿那件，洗這件，而且五冬六夏總穿著隊里發的皮靴。其實憑良心說，那時布票緊張，能穿上沒有補丁的衣服就算不錯，更別說有白給的制服穿了。如果有制服，無論是警察還是軍官，也無論是開車送貨的司機還是紡紗織布的女工，誰都是白天黑夜地穿著發來的衣服，好省下布票給家裡人用。記得一九八七年我陪哈佛大學來訪的藍貝格教授夫婦在飯館里吃飯，看見對面桌子旁邊坐著一位身穿大紅制服，袖口滾邊，胸口上還有綉字的青年人，藍太太就問我：「這位是個將軍吧？」我回頭打量了一番，告訴藍太太：「我看不像。我們這兒將軍都要按資排輩，等熬到了，也就該拄拐棍了。」我見藍太太還是一臉狐疑，就冒昧地回頭問年輕人。那人聽了哈哈大笑，他的同伴也都笑彎了腰說：「這制服是火車司機的。」

故宮博物院當局決定在錫慶門外增設一處崗哨，當然是為了珍寶館的緣故。其實略微懂行的人都明白，故宮裡頭價值連城的寶貝絕不僅限於珍寶館的東西，可故宮自開放以來幾次的盜案全是瞄準珍寶館。據說，一九五八年有個盜賊趁著午門前「大躍進」會戰的混亂溜進故宮，從珍寶館偷走冊封皇后的金冊。可他得手之後的銷贓手段卻是將金冊剪斷，當作普通的黃金去換錢。結果讓人抓住，槍斃了事。

有了正式的戶籍，接著就要謀職。那時我的學歷勉強算是初中三年。因為「文化大革命」爆發，連畢業考試都沒有來得及，後來好不容易得了一張抬頭上印有毛主席語錄「知識青年要和工農群眾相結合」的畢業證書。這張印製粗糙的初中文憑我精心保留至今，為的是要時時記住那個年月。

且說當時到故宮應卯上了班，之後我才知道，在故宮看大門算是「警衛」，也就是准警察，說起來還有個「警級」。朋友們知道了都暗暗稱奇，說你一個在「文化大革命」裡頭讓人家審查來審查去的人，這回怎麼能進了審查別人的隊伍？我學著石揮在《我這一輩子》里演的那個老巡警的話說：「我這個警衛就是個『看宅門兒的，頭一樣，先省鞋』。不過這回看的是一個頂大的宅門，給皇上看家護院。」

地震過後，他的芳嘉園住家的房子也震壞了，一時找不到人修。他怕堆在屋裡的古董傢具被雨水淋壞，就叫我幫他騰挪地方，避過房頂漏雨的窟窿。我們一邊搬，他就一邊跟我說每件傢具的來歷。可惜那個時候我對此道完全不通，多少年後在上海博物館堂皇的展廳里看見原先堆放在芳嘉園陋室里的這些物件，才知道當初我過手的竟都是稀世的寶貝。

我連聲給小毛賠不是，還沒容得我解釋，正好胖子老王為了吃窩頭打賭，又贏了群工部一個不知深淺的小青年五斤糧票，走夜巡到了錫慶門。他一臉的興奮，樂得嘴都合不上，指著我說：下回還要找像你這種傻瓜賭，今年的救濟糧也不用再買了，就靠諸位幫忙。眾人已把下午小毛的有驚無險忘得乾乾淨淨，說笑了好一會兒，胖子老王和小毛這才意猶未盡地離開錫慶門，沿著東筒子夾道回神武門去。

聽了這口訣，我茅塞頓開，連忙謝了老王，暗暗將這口訣背誦了數遍。後來我暗忖，莫非原先皇宮裡的侍衛也是這般執勤，這口訣難道是從他們那裡傳下來的不成？

說話我來故宮就有了一個多月，人臉混熟了，規矩懂了不少，心也就活泛多了，總是打聽故宮裡頭還有什麼犄角旮旯沒有到過。魏小隊長一聽就說，你才來了幾天，年紀輕輕的要在這兒待一輩子，還怕今後沒有你的機會？平心而論，這些天像建福宮的火場、慈寧宮的後院好歹都看過，拿著故宮的地圖一對，除了乾隆花園還在等機會之外，確實也算是到了不少地方。

後來暢安先生的學問漸漸受到重視，我對他說，您就像也是一件「出土文物」。沒有想到，暢安先生竟和他一生鍾愛的古代家具有著相同的命運。

日子過得飛快，我離開的時候，「外賓服務部」又多了養性齋和絳雪軒兩間門臉兒。負責人老趙送給我一匹故宮修復廠自行仿製的三彩馬，作為「協辦洋務」的紀念。這件唐三彩至今我仍保存在京城的家中。

田隊長對警衛隊確實有份自豪感，告訴我們，警衛隊員還要發放統一的制服。他扯了扯自己身上的外衣道：「我這件就是。」我們連忙湊近細瞧，可無論如何也看不出與普通的外衣有何不同。他看我們一臉的惶惑就說：「當然，這和平常的便服沒有什麼不同，但它確實就是『警服』。」我們聽了也知趣，沒有繼續深問。大約田隊長覺出我們的喝彩不夠熱烈，就又補充說：「除了一年一套的單外衣，我們還兩年發放一次棉襖、棉褲、棉帽、棉大衣」他說到這裏特意頓了一下，見我們還沒反應，就更加重語氣地大聲說：「外加一雙皮靴。」田隊長沒有再說下去，可我們看著他一臉的期待，立刻明白了，初來乍到，此刻一定要給田隊長捧捧場才行，於是三人齊聲嘖嘖地說：「真不錯，真不錯。」話到嘴邊，臉上也就跟著泛起笑容。我偷眼看去，田隊長這時終於顯出釋然的微笑。

那天傍晚，我正在北門值班，從西筒子那邊開過一輛加長的大卡車，車上載著兩根大木樑，要從神武門出去。可是車身太長，門洞又窄，城門和御花園之間的距離也小，司機將車身轉來轉去總不成功，急得滿頭大汗。我們警衛隊幾個人也不懂，前後幫著張羅，其實是幫了倒忙，車身橫在那裡，進退不得。於是我們就請卡車司機進避風崗樓里先歇歇汗再說。司機坐定一聊，我們才知道，這兩根楠木柱子是故宮貢獻給毛主席紀念堂的。聽了這話，我趕緊跑到外面再去瞧一眼兩根木柱，親手摸摸，算是見https://read.99csw.com識了一回。

聽了這話，我就後悔當初沒有再好好打量一番運出神武門的那兩根楠木柱子。

但自我從王世襄先生手裡得了「行走」的封號，就再也不提「看宅門兒」之說了，見人徑以「錫慶門行走」自許。沒有想到的是，如今幾十年過去，我早已離開故宮，也遠離了故土，可在朋友之間，「錫慶門行走」的封號卻仍然和我如影隨形。

白大姐跟我說到這兒，伸出大拇哥，道：「人家真是這個！」

真正開始錫慶門的站崗巡查之後，小隊長給我宣講了警衛隊特殊的作息規律：每個崗位都由四個人輪番完成：頭一個人頭一個崗是晚上六點到九點，然後上床睡覺；第二個人接崗，從九點到午夜十二點。第三個人從十二點到後半夜三點；第四個人從後半夜三點到第二天凌晨六點。之後是頭一個人起床，從白天早上六點到九點，第二個接班，以此類推。然後頭一個人輪完第一天的六小時之後，要接著開始晚上九點到十二點一班，然後再接第二天早上的九點到十二點一班。到這四個輪迴都轉完了，就歇一天。不過，在上班這四天，每天晚上都要住在故宮裡頭，沒有值班的時候也要「備班」，以應付突然發生的緊急情況，只有歇班的那天可以回家過夜。

警衛隊的制服當然沒有火車司機的那樣體面。後來我知道，這些警衛隊的行頭還是通過走夜巡的胖子老王憑關係才買來的。雖說是從天橋勞動保護用品商店買的，但是由你買還是派他買，據說很不一樣。老王說過，布面看著都是的確良咔嘰，但此種雙層滌卡面料最結實，一年之後再發新制服時，這身還像新的一樣，可以脫下來給兒子穿，兒子穿不下了還可以收起來，以後給孫子穿，說得上是傳代的玩意兒。老王是田隊長原先從故宮窯廠帶來的，河北南窪一帶的人，為人很四海，在京城混了這十多年，也見過些世面，在社會的三教九流里認識不少人，所以警衛隊購置服裝的事每年全是由他經辦，而他每回也都辦得妥帖體面，不是皮靴的豬皮毛眼打磨得精細，看著簡直像是牛皮；就是長大衣里絮的都是當年的好棉花，穿著感覺跟鴨絨差不多。每次老王辦貨回來，都會將其中的奧妙一一指點給大家知道。我們當然只有點頭稱是、自愧不如。

半年之後，拗不過朋友們的慫恿，決定打起精神放手一搏，參加了一場研究生考試。發了榜，居然就讓研究所錄取了。

毛澤東過世不久，政局大變，大家也敢多說些話了。錫慶門賣珍寶館門票的白大姐就是個敢說話的人，因為和我們共用一個火爐燒水沏茶，慢慢就熟了。她看見我喜歡看書也不怪我，反倒時時暗中鼓勵。

我一聽，知道是應驗了，趕緊退了出來，心想肯定要舉行國葬，停止娛樂。今天下午故宮沒準要提早關門，這種時候哪裡還有什麼興緻去堆秀山上登高。我想小毛肯定也會這樣想，所以我沒有提前回故宮，而是回到我的小屋，到了晚上值夜班的時候才進故宮回錫慶門。

至於待遇，田隊長說警衛隊的人員雖然還算不上是警察，但一切按公安系統規定行事。現在我們的工資是二十六塊，轉正後就算是公安十二級，也就是最低的一級，工資每月四十一塊五。至於以後什麼時候擢升，那就要看各人的道行和運氣了。對這一點我倒是心安理得，當時全國上下，一般民眾誰都沒有加過工資，差一級就是一個月多五六塊錢的事兒。再說，買什麼東西都要憑票，吃肉有肉票，穿衣有布票，抽煙有煙票。有錢沒票，錢也是等同廢紙。我早就聽說，大學生畢業是五十六塊，學徒工剛去是十八塊，三年出師三十二塊。這樣比起來，我們當警衛的還真是多快好省。所以聽到這裏我就連忙接過田隊長的話頭道：「確實公平合理，我們很知足。」田隊長一聽這句話立刻就眉開眼笑了說：「看來到農村插過隊的年輕人就是不一樣，懂得輕重，知道好歹。」

記得當初，王世襄（暢安）先生看見我站崗巡查有模有樣的架式，就戲賞了我一頂「錫慶門行走」的「頂戴花翎」。我聽了趕緊對先生拱手道：「受之有愧，卻之不恭。」嘴上雖這麼說，心裏其實還是很受用。「文化大革命」這麼些年，倒霉的事情一籮筐，得到這份差事還真的不容易。只是三十多年過去，和紫禁城又是相隔萬里，時空距離都已久遠，想得起來的舊憶像是斷了線的珠子，串起來可就難了。兩年多故宮「行走」的日子如今也就還剩下那麼三五件事算是有個印象，不妨就一折一折記在這裏。

那個年月，唯恐大家知道的事情太多，各家各戶的圖書早就掃除一空。圖書館雖然開放，但很少有書出借，尤其是歷史、地理、文學等敏感門類，要借簡直難上加難，借口無非是「借閱圖書須與從事專業對口」。我在北圖就見過一位和我一般年紀的年輕人，填寫的借書條屢屢被打回票，他忍無可忍，對借閱處的工作人員大聲喊：「我是個掏茅房的，您說我該借什麼書看？」掏茅房的，在北京話里就是廁所清潔工的俗稱。沒有想到，人家圖書館的工作人員很有政策水平，聽了這話一點不生氣，慢條斯理地笑著答道：「那您可以借閱一些保護環境衛生方面的圖書呀。」

既然在錫慶門設崗，就要有值夜班的警衛睡覺和執勤的屋子。到過故宮的人都知道，去珍寶館參觀要先在錫慶門外的「珍寶館售票處」買票，然後進皇極門。可進到裏面最先看見的並非珍寶館，而是設在皇極殿和寧壽宮裡的繪畫館。要穿過繪畫館，到了後身的養性殿和樂壽堂那組院落才是珍寶館的所在。自錫慶門以里，每天晚上閉館之後都要封門，大鎖上要貼封條，封條上要蓋大印。除非十二分的理由，譬如發現有賊人入內盜寶，即便是警衛隊也不可擅自入內，因此警衛隊的崗哨就設在錫慶門的紅牆read.99csw.com之外。

以此背景，我對前途並無奢望。區政府安排返城知青的工作人員問我的打算，我也直說，只要工作清閑，得空能讓人看看閑書就成。興許人家是看我年輕力壯，好意分配我到東郊通縣的一家無線電工廠，接著又分配沙灘大街路北的液化石油氣站。我對前者說離家太遠，耽誤不起那個工夫；對後者則說搬煤氣罐要的是一把力氣，實在干不動。人家看我果真是不思進取，就說現在有個看大門的差事，一天干六個鐘頭，四天休息一天，這總歸可以了吧。起先我以為是跟我開玩笑，後來覺出人家不是說誑，這還是個正經差事，趕忙再細一打聽，居然就在離家百步之遙的故宮博物院，我喜出望外，趕緊拱手謝過，滿口答應下來。

魏小隊長對老家深縣的水蜜桃極為自豪，說是等蜜桃熟透了，用個喝汽水的吸管插|進去，一嘬就是一口甜甜的蜜桃水。於是我就問他嘗過沒有，他很不以為然地撇撇嘴對我說：「我怎麼會吃過？！桃子還沒有熟，上邊就派人下來，一棵樹一棵樹，一個桃子一個桃子地登了記，等桃子熟透了，摘下來統統包好，送到大會堂給領導人吃。我要是吃了，那豈不就會犯政治錯誤。」他說罷撇撇嘴，點點頭，嘴裏似乎充滿了口水，臉上也帶著得意的微笑，大概是既得意於家鄉的水蜜桃，也得意于自己的政治覺悟。

前幾日，一位素未謀面的朋友不知從哪裡知道我和王世襄先生當初的過從，來信告知先生病重，住進了協和醫院。這讓我想起前些年到暢安先生的新居看他，順口誇了朱家先生雖是坐八望九的歲數，居然還能騎車。暢安先生聽了不服氣說：「我跟他是同年，現在他是在故宮裡頭騎，可我敢在故宮外頭騎。」

那年我二十六歲，古人說「三十而立」，我總算搶在「而立」之前有了份生計。我隱隱預感，從今往後生活真要有個大變化了，只是我絕沒有想到，命運的轉變會來得那樣快、那樣急：進宮十天，唐山大地震；再過月余，毛澤東過世，「四人幫」倒台；兩年之後，我離開了故宮，改頭換面重新做了學生。

那幾個月風聲日緊，大家都知道眼下是多事之秋，我也處處賠著小心，從不招惹是非，有天在神武門居然還開了回眼。

我從老王那裡知道了許多鄉下人的疾苦。雖然我也到過農村，比如山西雁北，算得上是相當貧困的鄉下，但終不如他說給我聽的那樣切膚、那樣實在。有這樣既懂得生活的甘苦，又有精明頭腦的老王每年給隊里辦制服，眾人能不放心嗎？

和暢安先生熟了，也知道那些年他受了不少的委屈，同樣遭際的人那個時候並不少見，但他和旁人不一樣的地方是精氣神絕對不倒。無論是和他一起到西山逮蟈蟈，大清早到朝陽菜市場排隊領票買活雞，還是看他揮汗如雨地整理《髹飾錄》，或者帶我騎車去南城找傅大佑先生學玉器鑒定，他都有著一份從容洒脫的態度，做人其實這是最要緊的，比什麼都要緊。

這個作息安排還確實有點特別，剛一聽真記不住，我心裏打鼓，怕一時算不過來會誤了差事。這份擔心我大約都露在了臉上，胖子老王和我熟，看見了就對我說，你甭擔心，告訴你一個法子，管保不會弄錯。我聽了喜出望外，央求他快快告訴我。

壘牆的活計，我在雲南農場就干過。那裡的茅草房是用竹笆支起結構，然後用從麻瘋病村買來的茅草排蓋頂。外牆要是體面點的，就是用土坯壘牆。好在故宮裡頭丟棄的廢磚有的是，而且都是皇家等級的用料，質量一流，我們也就免去了打土坯一節。加上這排平房頗低，牆不用壘高，垂直吊線也容易找齊。我們三個人當時正年輕，又在農村摸爬滾打了幾年，這點活計還真不在話下。連從農村出來的，又在故宮窯廠干過苦力的魏小隊長看在眼裡也暗暗稱奇。這還是後來過了快兩年，到我報考研究所的時候，找田隊長批准簽字，田隊長才無意中提起這話，說是當初魏小隊長為了錫慶門壘的這堵隔斷牆，在他面前著實誇獎了我們三個人一番。大概是這個緣故，田隊長從那時起就認為我已經和工農群眾緊密地相結合了，所以那次我申請上學，他答應得也十分痛快。

我是一九六九年的年底和幾個朋友到雲南西雙版納的橡膠農場插隊，一直干到一九七二年的四月。後來回到京城，理由卻並非是「病退」或者「困退」，也就是病痛纏身，或者家庭困窘，這在當年是「知識青年」返城兩個必備條件之一。據說為了「滿足」這兩個條件，當年各地知青辦公室的辦事員不知從中得了多少好處，一時竟成了令人垂涎三尺的肥差。

「你這是什麼意思？」發言的人不樂意了。「沒別的意思。我是說我那盆糖拌西紅柿的冰大概全化完了。」他說。

第二天我便找「外賓服務部」的負責人老趙報到。老趙對我說，我的任務就是在門口招呼客人。有洋人需要解釋的，我就上前翻譯兩句。沒事就幫助照看著櫃檯外面，收款進貨全不用**心。任務交代完畢，大家也互相認識了，這就張羅著開張。

七、協辦「洋務」

而在七十年代，滿街上看不到一家「華倫天奴」，也沒有一家「路易維登」，大家都緊著打聽外洋的消息，忙著搶購外洋的稀罕貨，難怪也就沒人留神「中國傳統文化的底線」究竟在哪兒了。

因為辦的是「洋務」，所以要收「洋錢」，但又不是收真正的「洋錢」。當年洋人來中國，所有「洋錢」都要換成外匯券才能花銷，我們「外賓服務部」就只收外匯券。其實外匯券也是人民幣，但又不完全是人民幣。因為拿外匯券可以買到不少人民幣買不到的東西，譬如說家裡生小孩reaｄ.９９cｓw.cｏm，牛奶不夠，到友誼商店用外匯券就能買到市面上見不著的奶粉。再譬如買菜油要憑票，一人一月只有半斤。可是用外匯券就可以買到花生油。在那個物資匱乏的年代，外匯券雖然不抵走後門來得神通廣大，但到底也算是一條救急的路子。我就曾經因不慎丟掉嬰兒的購奶證而大傷腦筋，後來還是鄰居江媽媽慷慨解囊，用她兒子在德國留學寄回的馬克換成外匯券幫我解了燃眉之急。說到外匯券，當年那是一景，我的一位朋友由此還做過一大篇論文，詳盡論述外匯券的利弊得失，而今也儼然是經濟學家了。

自從毛澤東過世，「四人幫」下了大獄，日子就一天天不一樣起來。原來想都不敢想的事居然接二連三地到眼前來了。

白大姐有言在先：「我得告訴你，王先生現在還沒落實政策。可你別瞧，人家是大專家，大伙兒不是都說，臭豆腐，聞著臭，吃著香嗎？」

一同到警衛隊報到的連我共是三個人，一個姓劉，另一個姓賈。互通了姓名之後，再細一打聽，他們兩位也都是插隊轉回京城裡來的「知識青年」。警衛隊的田隊長、劉副隊長、文書老王和兩個小隊的隊長與我們一一見過。開場白說的是故宮警衛隊的工作多麼重要，審查多麼嚴格，又是如何千挑萬選才決定錄用我們三人。當著領導，我當然知趣，跟著小劉和小賈忙不迭地說，真是感激組織上的信任和照顧。

我是以探親為由從農場脫身的，因而也就免去了上下打點、疏通關節的尷尬。一路上走走停停，當年六月回到北京，借住在景山東街的教育出版社大院里。出版社是已被撤銷的單位，大院里的空房甚多，留守處的老高也樂得做個順水人情，爽快地借給我一間小屋暫住。誰知後來「造反」回京的人越來越多，且大都在京城裡沒有去處，不得不在大院里尋找棲身之所，搞得老高不勝其煩，他也就漸漸對我們有了「請神容易送神難」的怨言。不過我並不為之所動，一直堅守到一九七六年將戶籍轉回到北京。

許多年以後，我從德國讀書歸來，王世襄先生介紹我參加了「九三學社」。在第一次的社員聚會上，我碰見故宮的宮廷掌故專家朱家溍先生，說起當年錫慶門的舊事，朱先生說你們警衛隊的那排房原先就是清宮裡頭護軍「伊里窩」住的地方。我趁這機會趕緊問朱先生：這「六到九，睡一宿；九到十二，睡一半兒……」的口訣會不會是當初清宮裡傳下來的規矩？朱先生起先還不懂我的意思，後來聽明白了就笑著說：「先前也聽你們警衛隊的人私下說過，但這不會是早年間的口訣。」我自己再仔細想想，也覺得不會是帝制時代的古謠，皇上老子怎麼會讓奴才這麼輕鬆就拿了俸銀？

其實當初所謂的「外賓服務部」，無非是一小賣部，賣些當年國人並無興趣的珠寶翠鑽、文房四寶，還有就是故宮修復廠仿製的瓦當、青銅器古董、玉器。其中有兩樣東西我倒是瞧著好，一是仿製的三彩，無論造型還是色調都比外邊做得地道；二是用廢棄的金磚鑿制的硯台。故宮大殿里墁地的金磚泥料細膩，燒制講究，都是當年費時費力精製而成。用金磚做的磚硯，外面套上一具隨形的硬木硯盒，還真有幾分澄泥硯的味道。另外修復廠仿製的古畫當然也好，像展子虔的《游春圖》和顧閎中的《夜宴圖》，還有鄭板橋的竹子和宋人的山水，那都是幾可亂真的功夫，但價錢嚇人，掛在那兒也很少有人問津。

到了紀念堂建成開放，我們故宮的人又是優先瞻仰。我進了紀念堂大門，四處找尋那兩根楠木柱子，但總也看不出來。有一次古建專家單士元先生路過北門，我跟他打聽楠木柱子的來歷。單先生說，如今只有后三宮還是明代的好木料，太和、中和、保和三殿別瞧漆畫得好看，其實都已經是松木了。那些楠木柱子都是當初從前三殿拆下來的，以備日後修繕之用。這樣的木料毀一根就少一根，再也不會有了。

後來白大姐讓我們見了面，才知道她說的原來是王世襄先生。我輩分差著一大截，都是叫他暢安先生。見面那天正當唐山地震剛過，圖書室的后牆塌了，他正系著圍裙，戴著套袖，矇著口罩，用運水泥的手推車往乾清門裡運外文書。

先是轉正長了級，一個月四十一塊五，接著政府又號召年輕人考學校。起先我還捨不得故宮這塊風水寶地，也捨不得警衛隊這份閑差。田隊長愛護下屬，見我成天抱著書本瞧，沒等我提，他就主動跟我說：「人都是想攀個高枝兒，這回你要是想報考大學，我並不攔你。」他這樣一說，我反倒顯著像是個見利忘義的小人了。那時候也搭著我年輕氣盛，不知天高地厚，想著這麼多年也沒上學，還不就是那麼回事。於是我對田隊長順水推舟道：「不瞞您說，我並不想上大學，您甭勸我。」田隊長聽了這才作罷不提。

最早的地方是御花園靠西北角上的一幢小房子，三間門臉兒，門上還掛著竹帘子，一來是為了擋蒼蠅蚊子，二來外邊的人不細瞅，也看不大出裏面的動靜。我的任務是在門口招呼客人，除了在門前豎了個指示牌之外，還抽空練了幾回掀門帘的動作，為的是到時候別讓帘子擋了生意。我平素最不愛招呼人，這回為了在這最後的故宮差事上好好表現一下，也不得不跟人「哈羅」幾句，也算把從「靈格風」上學的幾個句子練習一番。

後來這兩根楠木柱到底還是運出了故宮，故宮為此還得著一張毛主席紀念堂的獎狀，算是有特殊貢獻單位。為了這個，人家特許我們故宮參加紀念堂建築的義務勞動。我去了一回，是前半夜在紀念堂里綁鋼筋，兩條鋼筋之間密得都伸不進一個拳頭去。那天晚上我就沒上夜班，不但免了一回「脫了穿」，也免了一回「忒難受」。

沒有想到，一回到錫慶門就碰到小毛在那裡等我。他看見我，佯裝十分生氣的樣子大吼：「你乾的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