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據有關結核病的神話，大概存在著某種熱情似火的情感，它引發了結核病的發作，又在結核病的發作中發泄自己。但這些激|情必定是受挫的激|情，這些希望必定是被毀的希望。此外，這種激|情，儘管通常表現為愛情，但也可能是一種政治的或道德的激|情。在屠格涅夫的小說《前夜》的結尾部分，主人公英薩羅夫，那個流亡的保加利亞革命者，意識到他不能重返保加利亞。在威尼斯一家旅店裡，他因思念和沮喪而變得病懨懨的，染上了結核病，隨後就客死他鄉了。

有關結核病的神話與有關癌症的神話之間，最驚人的相似之處是，它們都被或曾被理解為熱情病。結核病的發燒是身體內部燃燒的標誌：結核病人是一個被熱情「消耗」的人，熱情銷蝕了他的身體。遠在浪漫派運動出現前，由結核病生髮出來的那些描繪愛情的隱喻——「病態」之愛的意象，「耗人」的熱情的意象——就已經被使用。從浪漫派開始，該意象被倒轉過來了，結核病被想象成愛情病的一種變體。與范尼·布勞恩徹底分手后，濟慈ｒeaｄ.９９ｃsｗ•com在一八二〇年十一月一日寄自那不勒斯的一封傷心欲絕的信中寫道：「即使萬一我有望［從結核病］康復，這種激|情也會致我于死地。」正如《魔山》中的一個人物解釋的那樣：「疾病的癥狀不是別的，而是愛的力量變相的顯現；所有的疾病都只不過是變相的愛。」

結核病人可能被描繪得富於激|情，然而，更典型的描繪是，他們在活力、生命力方面有所欠缺（正如這一幻象的當代升級版本所表現的那樣，易患癌症的人是那些情慾欠缺的人，或那些肝火不旺的人）。龔古爾兄弟這一對著名的不為感情所動的觀察家正是這樣解釋他們的朋友莫格（《波希米亞生活場景》的作者）所患的結核病的：他死於「缺乏活力，那種使他能夠承受疾病磨難的活力」。正如格莉塔·康羅伊向她的「健壯、魁梧」、陽剛、突然產生醋意的丈夫描繪邁克爾·富里時，說他「很文質彬彬」。結核病被頌揚成那些天生的不幸者的疾病，是那些敏感、消極、對生活缺乏熱望以致不能生存下去的人們的疾病（拉菲爾前派藝術中那些心懷憧憬但神慵氣倦的美女形象所暗示的東西，在愛德華·蒙克所描繪的那些消瘦、兩眼無神、患結核病的女孩子形象中變得清晰起來）。對結核病導致的死亡的通常描繪，側重於情感的完美升華，而患結核病的交際花這一形象的反覆出現，九-九-藏-書暗示著結核病也被認為是一種能使患者變得性感起來的病。

托爾斯泰的短篇小說《伊凡·伊里奇之死》經常被引述為癌症與性格消沉之間關係的個案史。但格羅德克把這一理論運用到結核病，把結核病定義為

正如當今有關癌症的描述所做的那樣，十九世紀關於結核病的典型描述全都把消沉作為這種疾病的病因。這些描述也顯示出，隨著這種疾病加重，一個人如何變得消沉——咪|咪和卡米爾因否棄自己的愛，被消沉擊倒了，死去了。羅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在一八七四年寫的自傳性隨筆《註定的南方》中描繪了結核病人「從生命的熱情中恬退隱忍出來」的那些階段，而據其他人的小說作品中長篇累牘的描繪，明顯的消沉正是結核病人迅速衰竭的典型癥候。在《湯姆叔叔的小屋》中，小愛娃死得異乎尋常地平靜，她在死前幾個星期對自己的父親說：「我的力量在一天天喪失，我知道我要走了。」在《鴿翼》中，我們得知米莉·希爾死時的情形，「她把臉轉向牆那一邊」。結核病被再現成一種典型的順從的死。它常常是一種自殺。在喬伊斯的小說《死者》中，在格莉塔·康羅伊動身前往修道院的前夜，邁克爾·富里淋著雨，站在她的花園裡；她懇求他回家去；「他說他不想活了」，一周后，他就死了。

正如當初結核病被認為是源自太多的熱情，折磨九九藏書著那些不計後果、耽於情感的人，現在，很多人相信，癌症是一種激|情匱乏的病，折磨著那些性壓抑的、克制的、無衝動的、無力發泄火氣的人。這些看起來似乎彼此對立的診斷，實際上是同一種觀點的大同小異的翻版（在我看來，它們都同樣為人們所深信不疑）。這是因為，對疾病的這兩種心理上的描述全都強調活力的不足或障礙。正如結核病被頌揚成一種熱情病，它同樣被看作是一種壓抑病。紀德的《背德者》中那個情操高尚的男主人公之所以感染結核病（與紀德自稱的本人經歷相似），是因為他壓抑了他真正的自然的性；當米歇爾接受了「活力」時，他便康復了。根據這一故事情節，米歇爾在今天大概就得患癌症了。

當今把癌症與受壓抑的激|情聯繫在一起的那種幻象，大多來自威爾海姆·賴希，他把癌症定義為「伴隨情緒消沉而來的疾病——這既指生物能的萎縮，又指對希望的放棄」。賴希以read.99csw.com弗洛伊德的癌症來闡明他的這種很有影響的理論，據他看來，生性熱情卻「婚姻不幸」的弗洛伊德患上癌症是始於他漸漸變得情緒消沉的時候：

正如癌症在今天被想象成壓抑帶來的報應，結核病也曾經被解釋成失意帶來的惡果。今天有些人相信所謂自由的性生活是預防癌症的良藥，這就像從前，人們基於幾乎相同的推理，常常給結核病人開出性生活的藥方。在《鴿翼》中，米莉·希爾的醫生建議她戀愛，作為治療她的結核病的一種方法；而當她發現她的三心二意的追求者默頓·鄧歇爾與她的朋友凱特·克羅伊私訂終身時，她就一命嗚呼了。濟慈在一八二〇年十一月的一封信中痛苦地寫道：「我本該在生病前就擁有她，我親愛的布勞恩，我本該保持健康。」

像所有真正成功的隱喻一樣，結核病的隱喻非常豐富，足以運用到兩種彼此衝突的情景中。一方面，它描繪某個人（如一個孩子）的死，說他死得太「美好」了，全無性的色彩：這是對那種天使般一塵不染的心理學的肯定。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種描繪性方面情感的方式——為放蕩開脫責任，把它歸咎為一種客觀的、生理的頹廢或渙散狀態。結核病既帶來「精神麻痹」（羅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語），又帶來更高尚情感的充盈，既是一種描繪感官享受、張揚情慾的方式，同時又是一種描繪壓抑、宣揚升華的方式。尤其是，九-九-藏-書它肯定了下列做法的重要性，即意識上更敏感，心理上更複雜。健康反倒變得平庸，甚至粗俗了。

依據有關癌症的神話，通常是對情感的持續不斷的壓抑才導致了癌症。在這種幻象較早的、比較樂觀的形式中，那種遭壓抑的情感是性方面的情感；現在，出現了一種令人注目的轉換，對狂暴情感的壓抑被想象成癌症的誘因。使英薩羅夫命歸黃泉的那種受挫的激|情是理想主義。而那種人們認為若不排解掉就勢必使他們患上癌症的激|情，卻是肝火。當今不再可能出現英薩羅夫這類人了。取而代之的是諸如諾爾曼·梅勒之流的談癌色變的人，他最近自辯道，要是他不捅上妻子一刀（和發泄「滿腔的怒火」），那他自己興許已經患上了癌症，「興許在數年裡就一命嗚呼了」。這種幻象與當初附著于結核病的那種幻象屬同一版本，只是更噁心一點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