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可能會不無道理地提出，對結核病的浪漫化只不過是這種疾病的文學轉化而已，而在該疾病四處肆虐的時代，它很可能被認為是討厭的——誠如今日之癌症。當然，十九世紀的人誰都知道結核病人呼出的氣息有臭味（龔古爾兄弟描述他們探望奄奄一息的莫格時，注意到「床上的腐肉發出的氣味」）。不過，所有的證據都顯示，對結核病的崇拜，並不僅僅是浪漫主義詩人和歌劇作者的發明，而是一種廣為流傳的態度，事實上，（年紀輕輕就）死於結核病的人被認為是具有浪漫氣質的人。有人或許會提出，這種可怕疾病的現實情形與那些重要的新思想不相稱，尤其是關於個性的新思想。然而，有關個性病的觀點，是與結核病一道被提出來的，一起被提出的還有這種觀點，即只有當人遭遇到死亡時，才會變得更敏感，此外，從圍繞在結核病周圍的那些意象中，人們還可以看到有關個性的現代觀點的浮現，這種現代個性觀點在二十世紀獲得了一種更有侵犯性、而不是自戀性的形式。生病是使人變得「有趣」的一種方式——這正是「浪漫」一詞最初的定義（史萊格爾在一七九八年《論希臘詩歌》一文中，把「趣味性」當作現代——即浪漫——詩歌的理想）。諾瓦利斯在一七九九年到一八〇〇年間所寫的那些片斷中，有一則雲：「健康的理想，只是在科學上才令人感興趣而已。」真正有趣的是疾病，「它是個性化的一個方面」。尼採在《權力意志》及其他一些著作中賦予這種觀點——病人如何如何有趣——以最大胆也最曖昧的表述，儘管他幾乎沒有提到某種具體的疾病，但他關於個體羸弱和文化衰竭或頹廢的那些著名論斷，還是融入了眾多有關結核病的陳詞濫調，並擴充了這些陳詞濫調。

雪萊一八二〇年七月二十七日致濟慈的信，是一個結核病人對另一個結核病人的安慰，信中稱他獲悉「你還是帶著那副肺癆病人的病容」。這還不僅僅是詞語轉換。肺癆被理解為一種外顯的風度，而這種外表成了十九世紀禮儀的標誌。胃口好成了粗魯的表現；而看上去病懨懨則成了榮耀。「肖邦患結核病之時，正逢健康不再時髦之際。」卡米爾·聖桑一九一三年寫道，「蒼白和消瘦則時興起來……貝爾吉奧約索公主殿下沿林陰|道散步……臉色像死人一樣慘白。」聖桑把藝術家肖邦與那個時代最出名的「奪魂婦人」（femme fatale）聯繫起來考慮，是有道理的，正是這位公主的諸多努力，才使癆病相流行開來。結核病影響下的關於身體的觀念，賦予貴族的外貌一種新的模式——恰逢貴族已不再是一種力量，而主要以一種形象開始出現之時（「富無盡頭。瘦無止境。」溫莎公爵夫人曾如是說）。的確，把結核病浪漫化，是把自我提升到形象高度的那種頗有現代特色的做法的第一個廣為流傳的範例。一旦癆病相被認為是優越、教養的標誌，那它勢必就被認為有吸引力。「我咳個不停！」二十四歲就香消玉殞的馬利亞·巴什克采夫在一八八七年發表的一度廣為傳誦的遺作《日記》中寫道，「但奇妙的是，它不僅沒有使我變得難看，反倒給我增添了一種相稱的柔美氣質。」曾經作為貴族「奪魂婦人」和有抱負的年輕藝術家的時尚的東西，最終變成了普通人的時髦。十八世紀後期和十九世紀早期所形成的那些與結核病浪漫化息息相關的隱喻，在二十世紀婦女的那種時髦（對瘦的崇拜）中，找到了得以棲身的最後堡壘。

正是通過把眾多或許是倒錯的慾念加以合理化，並把它們轉化為文化方面的虔信，有關結核病的那種神話才能在將近兩百多年的時間裏面對無可辯駁的人類體驗和日積月累的醫學知識而留存下來。儘管在十九世紀下半葉一度出現了對結核病羅曼蒂克崇拜的某種程度的反擊，但到這個世紀結束，甚至一直到我們這個世紀，結核病仍保住了其羅曼蒂克的特徵——作為一種優越品性的標誌，作為一種適宜的柔弱的標誌。它仍是奧尼爾《長夜漫漫路迢迢》中敏感的青年藝術家們的疾病。像《魔山》一樣，一九二四年卡夫卡去世當年發表的書信集彙集了他對結核病的意義的思考。《魔山》中的冷嘲熱諷大多是衝著漢斯·卡斯托普去的，他是一個古板的市民，卻染上了作為藝術家專利的那種疾病——這是因為，曼的這部小說是他後來、當他對有關結核病的神話有了自我意識后創作的，是對這種神話的評說。即便如此，該小說仍反映出了這種神話：那位市民的確是因患上了結核病才變得優雅起來的。死於結核病，那時仍然是神秘的，而且（常常）被認為是富於啟示性的，直到西歐和北美實際上再不會有人死於結核病前，人們一直持這種看法。儘管因衛生條件改善，一九〇〇年後結核病的患病率開始急劇下降，但結核病患者的死亡率卻依然居高不下；直到一九四四年發現鏈黴素和一九五二年採用異煙肼從而最終找到了恰當的治療方法后，神話的力量才被解除。

與結核病相關的那些幻象，和與精神錯亂相關的那些幻象，具有很多相似之處。兩種疾病都要求隔離。患者被送到「療養院」（這是一個通用詞，對結核病人來說，意味著診所，同時，它又是對瘋人院的最常用的委婉說法）。一旦被隔離，病人就進入了一個有著特殊規則的雙重世界。像結核病一樣，精神錯亂也是一种放逐。「心理旅程」這個隱喻，是與結核病相關的那種有關旅行的羅曼蒂克觀念的延伸。為了治好病，病人不得不從他或她的日常生活中被隔離出來。並非偶然的是，對一種被認為于治療有益處的極端心理體驗——無論這種體驗是因藥物而起，還是因心理幻覺所致——最常使用的隱喻是「旅行」。

這些對話暗示，有關結核病的幻象是一個已為人們接受的概念，因為哈德卡索太太身上不過彙集了她所嚮往的倫敦時髦世界的那些陳詞濫調，而這個時髦世界正是哥爾德斯密斯劇作的擁護者。哥爾德斯密斯認定有關結核病的神話已經廣為傳播——結核病似乎是一種反痛風病。對勢利者、暴發戶和往上爬的人來說，結核病是文雅、精緻和敏感的標誌。十八世紀發生的新的社會流動和地理流動，使財富和地位不再是與生俱來的東西，而是必須有待確認的東西。確認的方式，是憑藉有關服裝的新觀念（「時髦」）和對待疾病的新態度。服裝（身體的外部裝飾）和疾病（身體的一種內在裝飾）雙雙變成比喻，來喻示對待自我的新態度。https://read.99csw.com九-九-藏-書

悲傷使人變得「有趣」。優雅和敏感的標誌是悲傷。這就是說，是無力。在司湯達《阿爾芒斯》中，那位焦慮不安的母親從醫生那兒確切地知道了奧克塔夫患的根本不是結核病，而是「他那種年齡和身份的年輕人常有的不滿現狀、憤世嫉俗的憂鬱」。悲傷和結核病成了同義詞。瑞士作家、結核病患者亨利·阿米爾一八五二年在其《秘密日記》中寫道：

然而，有關結核病的神話還不僅僅是提供了關於創造性的一種描述。它還提供了一種不再局限於藝術家小群體的重要的波希米亞生活方式。結核病患者成了一個出走者，一個沒完沒了地尋找那些有益於健康的地方的流浪者。從十九世紀初開始，結核病成了自我放逐和過一種旅行生活的新理由（在此之前，無論是旅行，還是隔離於療養院，都還沒有被當作治療結核病的一種方法）。有一些特別的地方，被認為有益於結核病人的康復：在十九世紀初，是義大利，隨後是地中海或南太平洋上的那些島嶼；在二十世紀，則是高山和沙漠——所有這些風景名勝之地，依次被浪漫化了。濟慈的醫生建議他去羅馬；肖邦則在西地中海的那些島嶼上試試運氣；羅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選擇了太平洋作為流落之地；D·H·勞倫斯則轉遍了半個地球。浪漫派把疾病當作自己悠哉游哉的生活和逃避資產階級義務的託辭，為的是只為自己的藝術活著。這是從世界抽身引退，不去承擔作決定的責任——這便是《魔山》的故事情節。年輕的漢斯·卡斯托普通過考試后，在赴漢堡一家造船公司任職前，去達沃斯療養院看望患結核病的表哥，在那裡盤桓了三個星期。在他「下山」的當口，醫生診斷出他的肺部出現了一片陰影。他於是在山上繼續呆下去，一呆便是七年。

浪漫主義對待死亡的那種態度，斷言疾病能使人變得有個性，變得更有趣。「我看上去病了，」拜倫說，望著鏡中的自己，「我寧願死於癆病。」「為何這麼說？」他的一位朋友於一八一〇年十月間到雅典拜訪他時問道。拜倫答曰：「因為女士們全都會說：『看看可憐的拜倫吧，他彌留之際顯得多有趣啊。』」也許浪漫派帶給感受力的主要禮物不是殘酷的美學以及疾病之美（如馬里奧·普拉茨在他著名的著作中暗示的那樣），甚至不是對不受約束的個人自由的需求，而是那種關於「有趣」的虛無而感傷的觀點。read.99csw.com

如果讀者仍覺得難以想象，說這樣一種令人恐懼的疾病的現實怎麼會如此荒謬地被歪曲，那不妨考慮一下出現在我們這個時代的與之不相上下的一種扭曲行為，那種感到有壓力、需要去表現自我的羅曼蒂克姿態導致的扭曲行為。被扭曲的對象，當然不是癌症——這是一種沒有人想去加以美化的疾病（儘管作為一個隱喻，它也起到了十九世紀結核病曾起到過的一些作用）。在二十世紀，被當作高超感受力的標誌、能夠顯示「超凡脫俗的」情感和「憤世嫉俗的」不滿情緒的那種討厭的、折磨人的疾病，是精神錯亂。

以「浪漫的情感爆發」為人所知的眾多文學態度與色情態度都源自結核病及其隱喻變體。在對結核病初始癥狀的風格化的描繪中，情感爆發變得浪漫（例如虛弱被轉換成柔美），而實際的情感爆發則被壓抑。柔弱的、氣息很淺的年輕女子與蒼白的、佝僂著身軀的年輕男子爭先恐後，惟恐沒染上這種（那時）幾乎無葯可治的、使人喪失行動能力的、非常可怕的疾病。「我年輕的時候，」泰奧菲爾·戈蒂埃寫道，「作為一個抒情詩人，我難以接受任何體重超過九十九磅的人。」（請注意戈蒂埃說的是抒情詩人，他顯然認可這一事實，即小說家非得用更粗糙、更笨重的材料構成不可。）漸漸地，作為楚楚動人的柔弱和非同尋常的敏感的象徵，癆病相越來越成為女性的理想外貌——而十九世紀中、後期的大男子們卻變得體態肥胖，他們建立了工業帝國，創作了成百上千的小說，發動戰爭，劫掠于各大洲。

在二十世紀，以前附著于結核病的那一大堆隱喻和態度分裂開來了，被分派給了兩種疾病。結核病的一些特點被賦予了精神錯亂：精神錯亂患者被看作是一個情感大起大落的人，狂熱而不計後果，是一個太過敏感以致不能承受這個粗俗而平凡的世界的充滿恐懼的人。結核病的另一些特點則被賦予了癌症——這裏所說的是「肝火」，它可不那麼容易被羅曼蒂克化。不是結核病，而是精神錯亂，成了當今我們有關自我超越的那種世俗神話的表達。對疾病的羅曼蒂克看法是：它激活了意識；以前是結核病充當著這一角色；現在輪到精神錯亂了，據認為，它能把人的意識帶入一種陣發性的悟徹狀態中。把瘋狂浪漫化，這以最激烈的方式反映出當代對非理性的或粗野的（所謂率性而為的）行為（發泄）的膜拜，對激|情的膜拜；而對激|情的壓抑，當初被認為是結核病的誘因，現在又被認為是癌症的誘因了。

似乎在十九世紀中葉，結核病就與羅曼蒂克聯繫在一起了。在奧利弗·哥爾德斯密斯嘲弄外省生活的諷刺劇《委屈求全》（一七七三）的第一幕第一場里，哈德卡索先生溫和地責備哈德卡索太太過於寵愛湯尼·倫普金，即她與前夫所生的那個土裡土氣的兒子：

然而，只有生性敏感的人才能感受到這種悲傷，或者，言下之意是，只有生性敏感的人才能感染上結核病。在關於憂鬱的古代思想的漫長歷史中，有關結核病的神話構成了其中最重要的一章——根據四體液說，結核病是藝術家的病。憂鬱人物——或結核病患者——是卓然而立的人物：他敏感，有創造力，形單影隻。儘管結核病可能使濟慈和雪萊飽受折磨，但雪萊安慰濟慈說，「癆病是一種偏愛像你一樣妙筆生花的人的病……」把結核病與創造性聯繫起來的這種陳見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致十九世紀末的一位批評家把文學藝術在當時的衰落歸因於結核病的逐漸消失。